你们对我的热烈欢迎，让我难以用言辞来表达无限谢意。这给了我很大勇气来承担这次领受的重大使命。尤其是要感谢德川公爵阁下[24]和其他政府要员出席此会，你们的殷勤好意为这里增色添香。你们还欢迎了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代表她们致以谢忱。日本人慷慨好客，久负盛名，我们初到贵国不过数日已明白名不虚传。有时我们的语言，准确地说各种语言的言辞，似乎都有词不达意之嫌。在这种场合，我们就得依靠一种如X光那样的语言，其在口头语言之下振动，却比任何话语都更能传神。你们对我的欢迎，使我更有理由希望，当我们彼此深入了解时，将会感到这一种听不见的、只可心照不宣的语言将是一位高明的译员，你我的口谈或笔述，他都能补其不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时局。若说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困扰着我们，那是愚蠢的。必须承认问题是存在的，并且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复杂的国际问题，有许多问题还亟须在今后几个月内解决。在日本、在美国、在其他各国，若不是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在用全部时间和精力去解决世界上的难题，那么目力所及的前景必然会令人灰心。人们正在逐渐学会彼此合作，共同协商，在会议上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交换智慧和知识而共同获益。我深信，朝这个方向做下去，最终将获得成果。这些问题，今晚我无法一一细谈；还没有在你们的国土上扎下根来就大谈这些问题，也未免太冒失。但是我希望你们相信，全美国都在深切地、普遍地关心着日本。我要请你们相信，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像远东问题那样受到全体美国人民的密切关注。
这种关切不限于在华盛顿或纽约或加利福尼亚，而是普遍的。我和总统、国务卿、福布斯先生和卡斯尔先生等好友，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谈论过。此后，我又横贯大陆，在每一个地方，在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想要了解日本，了解它的思想、目标和根本意向。我相信日本人民一定也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真正认识美国，真正了解它的思想、目标和意向。在我看来，我在这里主要就是发挥一个译员的作用，我希望能为两国做一种通译工作，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不断增进双方的互信。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将是向我的国家解释你们的国家。多年来，你们日本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我国，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也需要去了解你们的风俗习惯、历史和取得惊人发展的文化方面的许多东西。你们也能使用我们的语言这一事实，只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据。
说到美国人民，如果有人问我，在今天的世界事务中，他们最感兴趣、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在过去十五年中，他们花过不少心思、做过很多讨论——我就会毫不迟疑地答道，那就是各国如何努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机构。关心这个问题的，不限于所谓的知识界，即教会、大学、各种男女协会等旨在培养和形成舆论的组织，尽管它们的影响很大。上自最高官员，下至底层劳动者，皆包括在内。这种关心是普遍性的、根本性的。对1914～1918年那些黑暗日子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已渐趋淡漠，但那几年的经验，已在美国人民心中，在同样有此惨痛经验的各国人民心中，培育出一种志向：一定要在精神上和实际上建立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不可摧的国际和平机构。
至于世界局势，其严重性是不能否认的。所有国家，包括我刚离开的土耳其，包括美国，都正在经受经济萧条的重压和严峻挑战。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就往往会像一个人那样可能做出与平时截然不同的反应。这就使局势更加易变难测，此点是必须考虑到的。但我不是个喜爱危言耸听的人。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人也太多了。由于天性，又由于有信念，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人类的能力和智慧能够战胜、克服这些让全世界不安定的困难，对此日本和我国都肩负重任。
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尤其需要镇静、从容、达观，尤其是东方式的美德。这就得花时间。任何国家都休想在一夜之间重建繁荣。我们或多或少是在一条船上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已是彼此依靠，一国有事，邻国马上就会深受影响。我们毕竟好像被囚禁在这个浮游于太空之中的小小星球上，满天的恒星都比这个小地球大得多。我们不能离开它，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学会好好相处。
美国之所以真诚地关心日本并切望它能顺利渡过这个萧条时期，原因很多，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单拿我们的贸易关系来说吧。美国一国就承销日本出口商品的40%，并向日本提供30%的进口货物。这些数字，值得深思。
就我本人的同情心和善意来说，我希望不久后就能把这些心意具体化，化为对我们两国都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工作。要不然，仅表示好感，有何意义？要完成有建设性的工作，只有直话直说才行，这样才能对彼此的观点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到底什么叫友谊？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当然不是建立在空话上，当然不是建立在哗众取宠而不开诚布公的基础上。只有说真心话的朋友才算得上是朋友，在任何一个阶层中都是这个道理。他的话有时中听，有时则不中听。但听的人也就晓得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现今，不坦率乃是一种缺点，不是优点。时下爱讲假话的人，信誉扫地；爱表示真怀好意的人，也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好意。而我也只懂这种外交，只懂这种友谊。
两周前我抵达日本时，承蒙各报记者到船上来迎接我，问了我许多问题。我尽力作答，但恐怕还是有误会，因为有许多奇怪的话竟被认为出自我口，说我自称对当前的日本毫无了解，便是其中之一。不错，我的确有好多东西要学，我此来确实是虚心坦率而不抱成见，确实是想竭诚研究日本及其各种问题。但是，说我对当代日本毫无所知，恐怕就不准确了。恰恰相反，我读过、想过、谈过不少关于日本的东西，不仅和我国政府高级官员谈过，而且和许多了解日本的我国、外国的杰出人物谈过，我还和许多我重视其意见、相信其材料的日本政府驻外代表谈过。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就不可能完全无知。我热切希望，只要有幸和你们在一起，就能不断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希望，如有不当之处，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研究来予以改正。
我和日本还有别的联系。多年前我访问过日本，下榻在东京的一家日本旅社，千方百计地力求融入贵国的生活，目的就是要尽量学习。然而。自那时以来，变化多么大啊！宽阔的街道，高大的现代建筑物，瑰丽的公园和花园。这个城市进步得如此之快，弄得我这个旧时的游客几乎不可能追上它了。此外，我与妻子的结识也得感谢日本。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三年。回美国后，有一次我见到她穿着一套颜色鲜艳的和服，扎着腰带，妆饰齐全，站在她家的壁炉边。我确信，正是当时这个情景令我倾倒，促使我向她求婚。另外请允许我再说一点，我们还藏有一些名人的亲笔签名，例如巴黎和会上西园寺公爵[25]、牧野公爵及其他参加那次历史性会议的日本代表亲手惠赐的，这些是我们最珍贵并以为自豪的宝物。有了上述的一般背景，今后无论要画什么画，就已经有了一张有用的、好下笔的画布。
在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时，必须有耐心，一百个耐心，还必须信任领导层的官员。我觉得我的地位负有重大的责任。要在实际上起作用，不仅需要日本政府，而且需要侨居这里的同胞们在认为适当时相信我，信任我。我希望他们和日本朋友们都有一样的感觉，我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欢迎他们经常同我合作，随时随地提出建议和意见。我衷心希望，此次出使贵国，能获得富有实效的、使我们两大民族都长久受益的成果。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卡斯尔先生，自与他在哈佛大学同窗以来，我和他一直交往甚密。他是贵国的挚友和倾慕者。我现在提到他，是因为最近我偶然看见他在东京美国新使馆奠基时发表的一篇演说稿，其中有几段话我认为我们应该永记不忘。我想用那些话来作为我使日期间的座右铭，因为这些话恰好表达了我对我们使馆的要求。在今天这个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盛会上，最好的莫过于把这些话重述一遍：
我们希望这些新建筑物能给改建后的东京增添一道新景。但是，一个使馆，倘若徒有其表，不论外表如何美观，它也是失败的。如果它只是用于防风挡雨，使大量的文件不受损坏，或只供日常办公人员居住，那它也是失败的。它必须是为美日两国服务，成为这种服务精神的寓所。它必须是友好关系的中心。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必须献身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目的……我希望这块不怕风吹雨打的基石，能成为我们两国间友好精神的具体象征，象征这种友谊永远经得住诽谤者和挑拨者的打击。在这种持久的谅解和友谊中，珍藏着我们对未来幸福与和平的信心。
想要培育出这种谅解和信心，就要多仰仗这个热心公益的协会的合作。与此同时，我保证会全力以赴。
“日本的局势非常严峻”
1932年6月29日
下面是一位日本人向我的一位部下所讲的话，他来自警视厅。平常这位来客多半只是谈天气，这次的内容却值得玩味：
日本的局势非常严峻。表面上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民间积累了很大的不满情绪。只要有几个人聚在一起，神经就会被挑动起来，谋求解决问题，寻找出路。我们正不断获悉，各式各样的人群都在蠢蠢欲动。我们搜查他们，抄走他们的文件，抓了一些人，想这样压住事端，不让任何事件爆发。但是，什么时候会爆发重大事变，那就很难说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陆军青年士官们已不受掌控；对于该何去何从，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全国充斥着不满于政治现状者。
至于内阁，斋藤子爵是个正派人，阁员中也有几位正试图为国效力。然而，大多数依旧是那些老政客，还只是在为个人及其党派利益忙碌而已。看看有关县知事的风潮吧。安达这个人，要他为国家做任何一点好事都是不可能的。[26]他正是一个专搞他自己的政治阴谋的老政客。
许多人一直想组织起来，想物色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来组建一个以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党，但这种人是很难找到的；据我所知，这个规划并无多大进展。
是的，我认为很可能还会有刺杀事件。在目前的氛围下要防止这类事件是很难的。
政客们削减了所有官吏的薪俸，说是为政府省钱，同时却任命各类政治上的同伙去当官。而这些官职又是完全不需要设立的，例如各部的政务次官，这些次官都无事可做。这类事情民众都知道，非常气愤。
光荣的7月4日
7月4日 独立纪念日
今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因为我得去参加上午9点在东方文化学院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做简短讲话。斋藤和另外两个阁员原定要来参加，但都没现身。
12点15分赴东京俱乐部，美国大使照例要在那里向到会成员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到会者有英国大使林德利、加拿大公使马勒（Marler）、波斯公使、林男爵、石井子爵，还有很多日本人和外国人］。12点30分在美国俱乐部，再祝一次酒。两处庆典都是在酒吧间举行的，这是久已奉行的惯例，我不便干涉。
下午4点半至7点，艾丽斯和我在家招待各方来宾。尽管很多人已表示过一定要来，但我们还是登报邀请了所有美国人，又电话通知各个使馆和外务省，表示欢迎所有人。我穿上礼服，叫陆海军武官也穿上军装。这里的各国使节在自己国家的国庆日通常是不把外国人请到使馆来的，但我和艾丽斯认为，我们既然有一座又新又大的使馆，何不开个先例，把庆祝会变成一种招待会。各使团和外务省的几乎所有人员和许多美国人都来了，从斋藤子爵本人算起，共约三百五十位。艾丽斯把大使馆布置得很漂亮，天气正好晴朗，客人们可以在凉台和草坪上随意走动。大餐厅里可以自取冷菜、香槟酒以及各类饮料，舞厅里可以跳舞，音乐却不甚如意，因为日本乐队的那个指挥兼钢琴家没有来。尽管四个队员还是很卖力，但他们觉得惭愧，坚决不肯收费。虽然美中不足，今天下午的招待会仍然很成功，差不多每个人都留到散会，而且看来都很快活。
后来我们在平台上吃冷餐，在这儿可以俯视游泳池和馆舍。艾丽斯早先特别定做了一些日式灯笼，上面用日语写着大使馆的名字，并画有黄色的大帆船（我明白这是为了照顾我对船的爱好而设计的）。平台上放着藤椅、草席和许多枕垫，大树罩在头顶，照明唯有灯笼和月光，真是一个吃晚餐的好地方。留下来共进晚餐的有弗兰克·麦科伊（Frank McCoy）将军和夫人，连同他的属员布莱克斯利（Blakeslee）博士和比德尔（Biddle）中尉（麦科伊是今晨随国际联盟调查团来的，上午来探望我），还有德·沃尔特（de Vaults）夫妇、约翰逊海军上校、麦基尔罗伊陆军上校、内维尔夫妇、米尔德里德·托伊斯勒（Mildred Teusler）和她的已婚姐妹芬斯顿（Funsten）夫人、杜森伯里（Dusenbury）中尉、华盛顿、小帕森斯，以及一伙年轻人，他们后来又带埃尔西去横滨参加纪念7月4日的舞会，她在那里玩得很愉快。
我刚才忘记说了，参加我们招待会的还有国联调查团的全体成员，除李顿（Lytton）勋爵因病未到外，克劳德尔（Claudel）将军、阿尔德罗万迪（Aldrovandi）、施内（Schnee）博士等都来了。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的儿子小阿斯特现在是李顿勋爵的随员，他为他的上司不能来转致歉意，对我派麦基尔罗伊上校去车站迎接调查团、表示愿意协助该团工作而感谢。李顿确实病得很重，得了肠炎，发烧到105华氏度，林德利非常着急。我告诉麦科伊，我们本来很想留他们夫妇住在大使馆，但日本人对此会有什么想法恐难意料。这样做很有点像在贿赂陪审团。麦科伊说，他一向总是避免和我国使馆或领事馆的人员待在一起，因此即使我们挽留他也不能接受，他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曾谢绝福布斯的邀请。
我们就是这样庆祝光荣的独立纪念日的，恰到好处。
满洲将成为“满洲国”
1932年7月5日
弗莱彻是美国记者中唯一接受了我的邀约并常来的一位，每天或隔天来一次。他告诉我他今晨发表的论国联调查团某些观点的文章的材料来源，这篇文章已引起一片抗议声。他又说，曾电告《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日本承认“满洲国”，林德利已向外务省表示反对，外务次官有田答称，即便要承认，最早也得在国联调查团向日内瓦提出报告之后。这个消息后来也在日本报界引起一阵对有田的猛烈抨击，有田为摆脱困境，只好说他不过是发表个人意见而已。
弗莱彻还顺便告诉我现正在东京访问的“满洲国交通部”部长丁鉴修[27]昨天接见记者时的情景。他一进屋，就立刻有大约七个日本官员把他围起来，记者们觉得非常好笑。一位记者问道：“您赞成‘满洲国’完全独立吗？”这位中国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刚说完，便有个日本官员凑到他耳边来耳语，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这将由满洲人民自己做出决定。”另外一个记者问到日本给予承认的问题，丁鉴修也回答了。那个日本官员又站起来在他耳边嘀咕，于是他又补充说：“我们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承认。”弗莱彻说，这实在太滑稽了，记者们再也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932年7月6日
去拜访了马特尔，因为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否也对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提过抗议。他告诉我，还没有接到叫他这样做的训令。不过，昨天和有田谈话时，他曾力劝日本政府不要操之过急，理由是这样行事会使整个局势复杂化。马特尔认为，有田等人表示决心早日承认的公开声明，纯粹是说给国内人听的，日本政府不会急于行动。
内田今天正式就任外务大臣，并接见了日本的新闻记者。他说，日本的外交政策依旧不变，日本虽将要求得到它应得的权利，但也不想采取不必要的、损及其他强国利益的行动；其他强国的误解，终究是可以消除的，但日本方面如有任何失策，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严重的后果”一语，是译载在《日本时报》上的，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便叫狄考福去找白鸟，问他内田的话这样翻译是否准确。白鸟答道，英译的语气比原话重了一些，但我们所领会的意思基本上是正确的。
“开了好头”
1932年7月9日
今年夏天，要想碰上许多可以探听消息的交际场合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很多人走了，应酬接待也几乎没有了，无法获得与消息灵通的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初期的良好基础，看来已经奠定，问题在于怎样好好地利用它。前几天有个外国的外交官告诉我，他的日本牙医曾对他说，美国新大使“开了好头”，牧野伯爵也曾对李顿调查团的美国代表弗兰克·麦科伊将军说，我们在这里将会有巨大影响力，可以做很多工作。问题是：怎样做工作呢？
日本政府完全清楚美国的观点，在公众舆论极难把握的现状下，反复强调这种观点，我相信只会得不偿失。任何传闻，只要意味着美国大使正企图阻止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就会导致舆论一片哗然，这又反倒会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其初衷而提早承认，报刊现在都充斥着代表军部的观点。刚开过一个群众大会，有高级将校参加，其中还有一两个陆军中将，该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立即承认“满洲国”。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牧野伯爵，询问我可否去看他，向他表示敬意。我希望能跟他进行一次很坦率的交谈，他也许能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我希望按照最近史汀生先生和新渡户谈话的精神来与他详细讨论时局，希望他能把我们所谈的内容上奏天皇；我要间接地弄清楚，牧野对麦科伊讲话的意思，究竟只是他认为我们可以在向华盛顿解释日本的观点方面多做工作呢，还是他认为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向东京阐明美国的观点，进而影响当前的局势。这两种意思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正找不到开展有益工作的途径，深望在这次和牧野的谈话中可以得到启发。从上面记的这些可以推知，日记既有记事之用，亦有厘清思路之效。
牧野伯爵说已经是年青一代在管事了
1932年7月13日
上午11点，如约拜访牧野伯爵，他穿着和服在他的和式房间里接见了我，与我亲切长谈。我引用了条约并按照史汀生先生最近和新渡户博士谈话的精神，详述了美国对满洲问题态度的根据何在，并表示我恳切希望日本在经过深思熟虑前不要轻率地承认“满洲国”。他以极谦和的态度听我陈述，然后说现在已经是年青一代在管事了。他追溯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如今左右国策的元老多已亡故，年青的一代又还没有培养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目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年青的政治家早晚是会培养出来的。他说，对于前途，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的这种新旧交替论，跟我在伦敦听见松平大使讲的很相似。
后来我们讨论到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大学在美国国民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告诉他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是怎样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他描述了他自己在赴巴黎和会途中访问美国时的情况，那次距他上次访问恰恰相隔半个世纪。谈话中牧野伯爵提到我在美日协会演讲中的几段话，大加赞赏，说演讲稿已被译成日文，呈天皇御览。他谈到比尔·卡斯尔及其在此期间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最后我说，只要牧野伯爵认为有什么具体办法可以帮助我发挥作用，就希望他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向我提出，不必拘礼，因为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每个民族都会有大人物出现。这次会谈无疑是我到这里后最愉快的一次，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牧野伯爵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真是一个大人物。他是天皇近臣，可惜如今军人当道，他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几乎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谈到日本人对艾丽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把她当作佩里家族的一员。他跟弗兰克·麦科伊也谈到过这点，讲得更多一些。这次和牧野谈话到底有什么收获呢？的确，我并没有听到多少具体的东西，他当然不能向美国大使明确表露他对日本国策的态度。不过，我多少可以体会他的言外之意，我相信他将会成为一个同情我们的、可能还会提供帮助的朋友。
还有另一件完全不相关的小事：独立纪念日招待会以后，我忽然发现我们餐桌上所有的糖果都带有“莫斯科，苏联制造”的标记，不禁大吃一惊。听说苏联人正在远东倾销这种糖果，售价比粗糖还低，味道居然还不错。
“危险思想”——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专利品
1932年7月15日
有两百名被认定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正在东京各处的法庭上受审。这批人是自去年4月以来，警察在历次突然搜查中逮捕的。报上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报道某处又有激进分子被捕的消息。但不必多说，没有哪一次抓的是军国主义极端分子或其他反动分子。通常是相当无辜的学生和职员遭殃。反法西斯运动看来规模并不大，其实基本上已被扑灭，但是官方搜捕之后，又继之以大肆宣传，其目的无非是要震慑其他持有同样信仰的派别，并为军国主义极端分子打掩护。
折中还是诡辩？
1932年7月16日
弗莱彻告诉我，在今晨记者招待会上，白鸟对记者们说，为配合国联调查团的观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满洲国”证明自己已具备被称为国家的资格之前，是否可以先承认它为一个“政权”而推迟承认其为“国家”。至于这种主张里有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其对满洲的主权的意思，还不清楚。但不管是什么意思，日本政府总算是头一次暗示有可能采取折中方案。这话要么含有维护中国主权之意，要么就是十足的诡辩。
日本为什么在“满洲国”问题上闪烁其词
1932年7月18日
今晨弗莱舍告诉我，白鸟再次跟外国记者谈到“满洲国”，说法和周六时一样。他明确表示，出于尊重国联调查团的劝告，完全承认一事可能要搁置一段时间。白鸟的话可以做各种解释，特别是因为其中牵涉到中国是否继续对满洲拥有主权的问题，所以我便叫内维尔去和有田非正式地谈谈。此去一定要说明，他并非听奉任何指令，只是想了解白鸟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是由我去找内田，请他做正式的解释，就可能会对局势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我无论如何要避免的。
内维尔跟有田谈了将近一小时，主动和他拉家常，讲了许多实话，他跟有田很熟，所以能这样做。有田说，白鸟想必是“疯了”，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的意向从未有任何变化；并说一旦给予承认，就会承认它拥有完全的主权。
我给国务卿写了一封长电，汇报白鸟和有田两人的话，并陈述我们的看法，认为前者的话很可能带有释放“风向气球”的性质，目的是要试探外国的反应。因此不能设想他竟没有先和上司通过气，就敢发表这样的谈话，而且仅隔两天又基本上重复说了一遍。有田还对内维尔说，他认为内田不久就会约我去讨论整个局势。关于时局，众说纷纭，互相矛盾的各种声明、新闻报道、街谈巷议犹如洪水泛滥，搅得人心烦意乱。而我总得要随时向华盛顿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把要说的话都电告了国务卿，我感到舒服得多了。我想，恐怕日本人自己也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白鸟谈话的态度是仔细研究过的，目的是要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等事到临头再说。
1932年7月20日
拿起晨报，看见内维尔前天拜访有田的事上了头条，其内容是：现在英美两国俱已插手“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唯内维尔此举是否奉华盛顿之命尚不得而知。这自然是那个无法无天的白鸟干的，稍过一会儿，弗莱舍就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内维尔非常小心地对有田说过，他只是要求弄清某些新闻报道是否属实，并非奉命而来，也不是来提什么抗议的，这当然是大使才能做的事。我不明白外务省想从这种大规模宣传方式中捞到什么。内维尔去谈，只不过是意味着我不能非正式地跑去商谈事情，因为我每一次到外务省，在那里讲什么话，都一定会被捅到报纸上，一定会引起夸张的宣传。若是日本大使出渊去一次国务院，的确也会有记者来找他，向他提问，但是至少国务院本身不会透露谈话的性质，除非有什么正当理由，即使透露，他们也会留心不要传错。在东京却不是这样。
上午9点一到办公室，就看到国务卿发来的论及“满洲国”承认问题的密电，深感欣闻。我认为他是在严格遵循正确的政策。他说他已经看了我的报告，是带着关切和“焦虑”的心情看的。“焦虑”（solicitude）一词在韦氏字典上的解释是“怀着恐惧和担忧”。
今天早晨，中国新公使蒋作宾将军[28]正式前来拜访。他来访时穿着一件黑色的便礼服，却戴着一顶大礼帽。这就让我在服装（服装是外交极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上感到为难。如果我回访他时，按常规穿燕尾服戴大礼帽，就会超过他来访时的礼宾规格。如果我穿便礼服戴常礼帽，显然又会损害中美间的良好关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像这位公使那样严重违反服装上的外交惯例。这是一个我在今后几天得反复考虑的问题。因为外交就是由这类小事构成的。
意大利大使、即将在本周内回国短期休假的加拿大公使马勒夫妇、外务次官有田夫妇来吃午饭。饭后我告诉有田，看到内维尔同他的非正式会谈竟发表在报上，不胜惊讶。因为内维尔已经很小心了，曾强调他此行并非奉命而来，也不是正式陈述意见，不过是要求弄清报上的某些传说而已。我还说，有田告诉内维尔，内田大概会在这几天内请我去详论大局，我已经知道了。有田答道，英意两国大使曾要求在本周内会见内田，他认为如果我也请求会晤就更好了。我说，此刻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请求会晤、打扰内田伯爵，虽然以后或许会有这种愿望。此事就到此暂时搁下。
新闻媒体的外交功用
1932年7月22日
又是一个大热天，早上8点早餐室的气温就达到86华氏度。
给国务院发了一封电报，报告热河的军事形势；又呈国务卿一封密电，报告我不要求会见内田一事。我告诉他，以后要和外务省保持密切联系，时常非正式地讨论问题，将会十分困难，因为这类谈话总是会传给报纸，几乎没有例外，而且往往传闻失实，还会在本地报纸上惹出一些令人反感的、有时甚至是煽动性的评论。如国务院所知道的那样，白鸟此人似乎自行其是，不受上司约束，又好像专爱哗众取宠且以此为乐。不过我还是说，我希望能尽早解决这个问题。白鸟的确是个谜；币原[29]曾想赶走他却没成功，因为他显然有军部的支持，看来他和军人是沆瀣一气的。他还是石井子爵之侄，又与枢密院议长、反动团体“国本社”的头子平沼[30]相熟：凭这些关系，他在外务省的地位当然就很稳固了。此外，他还和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31]非常亲密，后者又是陆军将领谷将军的兄弟，因而两人都和军部有密切关系。
弗莱彻前来辞行，他要去轻井泽度假两周。他是我和新闻界的经常联系人。他走了，我会惦念他的，但他已答应由他的同事唐·布朗（Don Brown）暂代，我仍可时常得悉白鸟在每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妙论。
另一些记者显然仍旧是老一套想法，以为美国大使馆绝不知道什么消息，也绝不会给记者透露什么消息，因此也就不肯费事打听一下此种情况是否已有改变。弗莱彻却从中得益，因为我常常告诉他一些他自己无从知道的新消息。除非这些关系是彼此有用的，否则你不能跟新闻界建立有益的关系。
以球会友
1932年8月4日
美国影片进口商沃纳建议，在公映前在大使馆提前放映一些博比·琼斯（Bobbie Jones）[32]打高尔夫球的新影片，我想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还可以借此和日本高尔夫球界联谊。通过东京附近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发出了招待券，来了约八十位日本高尔夫爱好者，还有几个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放映会搞得不错：放映机和留声机都摆在大舞厅帐幔的后面，尽量不露出来。博比·琼斯讲解他的球艺时，声音很清晰，就像他本人在这个厅里讲一样。可惜十二部成套的影片中，只有四部运到了日本，演示如何使用推杆、铁头杆、短铁头杆和短球杆，但仅此已足以引人入胜。之后，在吃精美的冷餐时，我注意到不少日本人仍在练习握杆和挥杆的空挥动作。每部高尔夫球片子之间加映的通常是一部朴素的音乐动画片，但日本人好像都还挺喜欢的。他们对这次聚会表示非常感谢。
史汀生国务卿“卑劣的、挑衅的”的演说
1932年8月15日
下一个让日本报纸大吵大闹的事件是反对史汀生先生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这使我在轻井泽才休息了几天（8月10～13日）就不得不赶回东京。内维尔也回来了。演说应该是在8月7日发表的，日记写到此处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演说稿的原文，所以还不知道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不过，从搜集到的最新新闻电讯来看，国务卿只是泛泛地谈到在远东局势中运用《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并没有直接指出日本就是侵略者。强悍的白鸟先生却不管史汀生是怎么讲的，竟对日本报界说，史汀生先生如此攻击日本，全日本皆为之愤慨。报纸同样大放厥词，诬之为“恶意宣传”“极不得体”“出言不慎”“卑劣的、挑衅的”等。有两天日本报纸满篇都是这类言论，这类论调对日美友好关系毫无益处。事件收场后，我才终于看到演说全文，其中并没有什么值得日本生气的东西。日本口口声声说它在满洲的行动是自卫，外务省对这篇演说的公开回应，却正好表明它做贼心虚。这是在他们意料之外的。
日本支持战争、反对国联的宣传
1932年9月1日
国际联盟调查团于1932年7月访问东京时，日本报刊秉承官方旨意发表了一批论调类似的文章，重申日本奉行其“既定方针”的决心。这既是写给调查团看的，同时也是怂恿国民在必要时要对抗国联。如前所述，国务卿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刚发表，外务省发言人白鸟先生便在8月9日向报界做了一通莫名其妙的、不正确的、挑衅性的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也是要煽动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
当前，日本全国人民（甚至小学生）又在官方鼓动下捐款，为陆军捐献“爱国”飞机、坦克、汽车、装甲车和防空设备。这既是为了筹措军费，同时也是在激励战备狂热。
只有武力才能遏制日本
1932年9月3日
召开了一次有陆海军武官参加的馆员会议，向他们读了打算呈史汀生先生的电报，这是经过重新考虑后改拟的。大家都同意。我不想感情用事，但我确实还要不断地公开表明一个意见：除非受到更为强大的力量制止，日本政府打算继续执行在满洲的计划。电报写道：如果不为强大的力量所阻，日本政府会坚决执行它的满洲计划；此外，现在操纵日本政府的人物还自以为他们的事业是正当的，这就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以上两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请国务卿务必注意。日本国内自由派政治家无足轻重，甚至说一点分量也没有。军事准备正在稳步进行。他们料到，国际联盟肯定会发表对他们不利的报告书，但他们还是把美国看作最大的绊脚石；至于同苏俄的摩擦，现在已无人谈起了。
我说，日本人是聪明的，很难想象他们会真心相信满洲自决这么一个显属捏造的前提，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整场行动，即便不算自卫，也关系到国家最高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们准备在必要时不惜一战。所有上述意见，均已得到越来越有力的证实，特别是在最近这几个星期中。仔细观察时局，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如今日本人的这种顽固态度。由于国外的道义压力和国内的财政压力，日本的政策或许终有一天会被迫改变，但我们依旧不能不正视目前我们两国间在政策上和原则上存在公开对立的这样一个事实。
电报发出了，情况也如实记载下来了，我很高兴。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对这些事实有明确的认知。
住在这个国家，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作为个人，每个都是友善的，私交是最好的；但作为集体，他们总是对我的祖国怀有很深的猜忌和仇恨。这种敌意看来根本不是针对个别美国人的。史汀生先生是个例外，日本人的敌意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显而易见，从报刊上常会得出这种印象：日本人在怀疑史汀生先生的对日态度是否真的代表美国公众的普遍态度。在不少日本人看来，他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提出的数次抗议照会，都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们直言不讳，一旦史汀生先生离开国务院，那么情况就会随之改变。但对美国人来说，任谁在读起日本报刊时都会感到不舒服。这些报刊向来对美国破口大骂，而有关满洲问题的社论和文章则不过都以荒诞的思想为立足点。它们的大致论点不外乎：日本并没有违反《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而这都是建立在两个虚假的前提之上，一是所谓“自卫”，二是所谓“自决”。所谓“自卫”，其法律论据是荒谬的。但日本人一边提出所谓的“满洲自决论”，一边心安理得地宣称：满洲的两千七百万中国人已经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脱离了母国，这些中国人已经自己建立了那个“闹剧式”的“满洲国”。此时此刻，日本人表现得如此幼稚。这简直是对他人智商的侮辱。然而，这种论据还是日本人经常作为一个公认的、不容争论的前提拿到台面上说的，日本报刊也就凭这些捏造的根据，一刻不停地为日本的立场辩护。
他们想法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的全部论点就如纸牌屋般摇摇欲坠。我不相信李顿调查团会无法驳倒日本全部论点所依据的这两个虚假前提，当然我也能料想到为了取悦法国人，调查团应该会把话说得比较婉转。有谣传说，日本媒体称克劳德尔将军已接到训令，要尽量为调查报告书降调。
9月3日的《日本广告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藤田进一郎的长文。文中，作者将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美国在巴拿马的行动相提并论。这的确是日本报刊社论作者最爱的题目。其实，我很高兴看到弗莱彻把两篇文章并置一处，一篇是这位日本人写的，一篇是他写的社论。弗莱彻列举了巴拿马建国的全部事实，在结尾写道：
上述内容均为事实。美国在巴拿马推行的政策和日本在满洲推行的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谁也不会否认。然而，两者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时间的要素。日本作者们通常忽略了。美国干涉巴拿马是在三十年前。当时美国派军舰支持巴拿马1903年的革命并助其建立了政府，因此该政府才将运河权利让渡给美国，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国际条约义务限制美国政府不能这样做。
《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都是在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问世的。在此之前，各国都只能靠强力政治来决定国运，以战争为推行国策的手段。今天则不然，世界各国人民都坚信应有一种新的秩序，上述条约就是这种新秩序的象征。
在《日本广告报》上发表的言论只能到这个程度，否则它就会被没收。对于向来小心翼翼的弗莱彻来说，如此行事已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了。
以上的评论，一般人并不会特别感兴趣。但我认为写日记时或多或少理应把当时的想法写出来。历史是一系列连续展开的活动图景。如果能在数年后给过往的某一个场面增添一点色彩和气氛，同样不无价值。
花旗银行事件
1932年9月10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花旗银行事件。如果说这事还不算严重的话，那就是在自欺欺人了。该银行的纽约总行曾要求远东各地的支行，如中国、马尼拉、新加坡等支行将其所在城市商业区的照片寄去，以便了解这些城市现代建筑的进展情况。日本也不例外。结果在大阪，日本宪兵突然叫停了当地支行的拍摄活动。此后不久，不仅大阪的报纸，甚至日本全国的报纸都登出醒目的标题和大幅的图片，指控该银行进行拍摄（其实都是严格遵守日本相关法律进行的）的真实目的是给美国政府提供市镇详图，以备战时轰炸这些地区。单从表面来看，整个事件是荒唐的，因为这些地点的照片是在商店公开出售的。而横滨的日本商会为了做广告，最近还在美国散发过附有同类照片的小册子。银行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但是，整件事就如流感一般，迅速蔓延，至少已有一名该行的日籍职员辞职。银行又接到日本国内爱国团体的恐吓信乃至登门造访，要求日籍职员全体辞职。如此下去，即便银行人员和财产不受损失，其商誉与日常经营也必然受到影响。
白鸟照例在新闻记者面前肆意夸大其词。由于制造这起事件者显然是日本宪兵队，而宪兵是归陆军省管的，所以昨天我便叫麦基尔罗伊上校去找陆军省的某些高级军官，要求发表一篇宣布银行无罪的正式声明。但那些军官大概只觉得这事好笑，不肯认真对待。此外，银行的柯蒂斯昨天也找有田谈过了。有田似乎表示了同情，但当前者要求发表正式声明时，有田沉默了大约三分钟，最后竟说：“啊，我们如何能完美地证明银行此举并无可疑之处呢？”不过，报纸的言论目前暂时停息，柯蒂斯认为我在这方面已无须再有什么行动。不过，今天他来电话说大阪报纸又闹起来了，刊登了极具煽动性的标题。电台公然广播，爱国团体也在捣乱。于是，我决定往访内田伯爵，就此事直接向他提出申诉。
会谈第2号 1932年9月10日
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伯爵
纽约花旗银行事件
下午3点，如约拜访内田伯爵。他笑着说，久违了。我答道：自他就职以来，就想尽量少打扰他。
关于纽约花旗银行总行指令大阪支行在大阪商业区拍照一事，我向他做了详细的申述。
我告诉内田伯爵，尽管并无法律、规章规定不许拍照，大阪宪兵队却仍要求银行停止拍摄，此后，日本全国报纸几乎都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报道此事，指控银行所拍照片是要送给美国政府，并供拟制战时轰炸计划之用。我详述了这次报纸煽动滋事，已给该银行的声誉和经营造成了损害，同时要求：第一，开始正式调查；第二，为使已造成的损害得以部分补救，在接到调查报告后，立刻向新闻界发表正式声明，宣布银行无罪；第三，采取措施叫停报纸上的宣传。
内田伯爵认真听完我的陈述，讲道：在日本，政府难以干涉新闻界的事，但由于柯蒂斯先生访问过有田先生，调查已在进行。一旦接到报告，他便会按照我的请求对此事给予充分考虑。
邀请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来度周末
1932年9月11日
此后到轻井泽消遣了几天，算是今夏的最后一次。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33]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他非常风趣，是天生的演员，却又出人意外地谦恭有礼。他一到东京，我就写信邀他来轻井泽（我们多年前在华盛顿见过）。不过，我也说明这里并没有多热闹。他本另有约会，要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障碍赛马英雄男爵西中尉[34]共度周末。因着急来我们这里，他就把别的约会推迟了。周日我们先在冰水池里游泳，后又冒大雨打了三十六洞高尔夫，费尔班克斯连击四十三次。他是个高尔夫球高手，在英国常参加比赛。周一下午在他回东京之前我们又打了一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