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还来了一伙年轻人。实际上，他们几乎都是我们的朋友。大家一起吃午饭、吃晚饭、喝茶，费尔班克斯玩尽各种戏法，分享各种传说、逸闻、旧事，逗得他们一直很开心。他特别喜欢埃尔西，让她快活极了。周一午饭后，我们一起去拜访德川侯爵夫妇，他们曾邀我们午餐，而我们因打高尔夫球未能前往。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在船上见过费尔班克斯，此后很想与他再见一面。
毋庸置疑，即便是在恬静的轻井泽，也无法完全避免因出名而惹来的麻烦：费尔班克斯总被人认出来。从早晨7点给莫斯小学的两个学生签名开始，大部分时间不得不花在签名上，他倒总是愉快地有求必应；他的现身当然也轰动了整个高尔夫球俱乐部，他们事前已备好最好的球童，开球时还有一大群观众。我把每个人都介绍给他，他总是和颜悦色、热情招呼。他每天都拍电报给玛丽，玛丽在一两个月内就要来东京和他相聚。他在那里租了房子，打算小住一段时间，因为他想了解日本人并多打一阵高尔夫球。有人请他签名，签完后还要他再写一点，他便在后面加上“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的丈夫”。他最近在南洋刚拍完一部片子，答应在我们使馆首映。
告别后，他来电话说：“周末愉快极了，无时不欢，非常感谢。”我相信这是真心的。当然，他让我们大家都欢度了假日。现在，关于制片、好莱坞和电影界，我们比过往要知道得多一些。他的电影——凡是我们想知道的——他都详细讲解，例如电影《八十分钟环绕地球一周》（Around the World in 80 Minutes）里的印度把戏是如何拍摄的，等等，他和盘托出却又绝不夸大。一根绳子抛在空中，印度小孩竟能爬上绳去，这般惊险绝技的拍摄方法其实很简单，倒转镜头拍摄就可以了，绳子是朝下吊着的，而不是朝上。
9月12日，周一，报上登出了华盛顿电讯，报道我上周六就花旗银行事件向内田伯爵提出申诉一事，并引用了我发回国内的电报全文。新闻登得可真快。我想一定是如我所期，电报已及时送达，赶上了国务院的周六记者招待会。我知道，美国报纸定会把这次事件当作相当惊人的新闻，因而会向国务院提出一大堆问题。在电报里，我创造了“摄影谍报”这个词，报纸当然也采用了。不管它叫什么，都是强加给银行的罪名，不外乎这个意思。电报在《日本广告报》上登出后的第二天，《时事新报》就抛出一篇社论说这是小题大做，美国大使竟然诉诸内田伯爵，致使此事变成外交事件，令人遗憾，还说美国大使太过轻率，着实不幸。起初，白鸟告诉记者：内田伯爵答应调查，只是按外交惯例对一个大使的申诉给予礼节性的回答而已，并不是真要做什么调查。但两天后，他显然又奉命改口说，内田伯爵即将答复我的申诉，会宣布“日本政府并不认为美国银行的行为不正当，也不认为有不良动机。预料内田伯爵将会通知美国大使，他不反对向美国报界披露这个消息，但是他未必会向日本报界发表任何声明”。我想，肯定是有人劝告过外务省，要求它稍微留意一下美国公众的反应。至于日本报纸，我相信外务省是控制不了的，当然外务省本也没有打算这样做。操纵新闻界的是军部，这次反美国银行的风波十之八九就是军部一手策划的。他们认为这又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
日本在婚姻和政治方面的正统观念
1932年9月20日
以下是一位使馆职员写来的备忘录：
日本关于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法律和习惯，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宽松。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州，只有父母结婚之后，私生子才能有合法地位。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还有相关的限制条件，譬如在孩子出生时父母双方均有能结婚的合法身份。在日本，非婚生的子女在出生时就已是母方家族的成员，而只要父方予以承认（不论父亲是否已婚），这孩子便能成为父家的“庶子”，即合法的孩子，使用父方的姓。他既可以继任家主之位，也能继承家产。于是，他就可以成为正常的社会一员，并不会因出身而背上任何污名。父亲办理承认子女的手续也很简便，只要告知当地户籍官，这孩子为他亲生的就行了。换言之，就是在主管官员面前认下这个孩子而已。
如此轻易就能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惯例，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日本人看来，类似的惯例无法适用于国际事务自然是毫无道理的。“满洲国”就像是一个私生子，虽然怀胎时并不光彩，生下来更丢脸，但只要通过父亲的承认这个简单手续，就可以把它变成国际大家庭里正常、体面的一员了。
生活的情趣藏于琐事之中，所以我觉得记日记是莫大的幸福。书信所描绘的，最多不过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作。即使如大部分通信员那样连续讲一个故事，也不会总是前后紧密相连而一丝不断。而私人生活，特别是亲近者的生活，却能提供最有趣的故事。我岳父托马斯·萨金特·佩里的书信自成一格，近乎日记，也让我念念不忘。我女儿利拉和安妮塔的信件也如实反映情况。写日记，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这是人之常情。近三十年来，即便我自己在写作上有不慎之处，但在回顾时从来不会为之烦恼。
还是回到政治问题上。日本媒体预言或毋宁说期待国际联盟不久就会瓦解，理由如下：
（1）美国和苏俄都没有加入国联，今后美国也不见得会加入。因此英国和法国都赞成解散国联，另成立一个有美国参与的国际机构。
（2）英国对国联的支持已无多少热情。拉姆齐·麦克唐纳[35]认为，国际问题应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
（3）国联在远东问题上进行的活动毫无价值。如果国联强迫日本服从盟约，日本就会退出。
（4）如果法国想通过国联向德国施加压力，德国就会退出。意大利因同情德国，也将一同退出，匈牙利、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则紧随其后。
（5）处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查科问题[36]时，国联已显无能为力。
（6）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Eirc Drummond）[37]的即将辞职和经费问题也都是促使国联解体的原因。
议论有趣，值得深思。是否真有人在考虑解散国联，我无从知晓。但自盟约通过以来，洪水已一再溢出这个堤坝。它的弱点和不利条件已为现实所证明。正因为如此，现在才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对国联进行一番美国乃至苏俄都能认同的全面革新则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这对有关各方都会有较大的裨益。国联作为国际政治领域中一间巨大的“股票交易所”，实为世界所需，我国本就必须与其合作，而且事实上也在合作。不过，自有《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后，《国际联盟盟约》的某些条款在理论上已经过时了。那么就应该保留现有机构，进而整顿整个组织，再根据《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重订盟约，使美国有参加的可能。利用这十三年来的实际经验，在新的基础上再从头做起，又有何不可呢？
德国使馆馆员论日本
1932年9月27日
今天，有一位德国大使馆馆员来谈了一会儿。最近几天的新闻报道日苏已达成谅解，他却对此表示怀疑。可小矶[38]（武藤将军的参谋长）动身赴满洲前，又确实找苏联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Troyanovsky）进行过非正式的会谈。特罗扬诺夫斯基表示，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不过，他感到满意的是，苏联在短期内不会受到日本的进攻。日本现内阁不想找俄国的麻烦，小矶将约束陆军。因此，只要现内阁不倒台，大概就会太平无事。但估计现内阁的寿命难以延续到明年1月后，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我问，俄国人是否认为现在进行的军事准备是针对他们的？
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位德国人因为要向他的政府写一份报告，所以一直在研究此事。他不认为军事准备会有这样大的规模。照他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若槻礼次郎[39]内阁（1931年12月倒台），特别是若槻和井上藏相曾想维持金本位。若要维持金本位，就必须尽量削减政府开支。陆军原是完全不受任何裁军建议羁束的，但为了省钱，若槻和井上曾打算裁减陆军。陆军因此不得不有所行动，否则就会丧失他们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势力。若槻内阁希望联合资本家们一起治国，而不是联合官僚或军部。因此陆军就发动了满洲事变，刺杀了井上准之助[40]和团琢磨[41]。国内一掀起战争热潮，陆军就趁势拼命要钱，以便获得最新式的装备。拨给驻扎满洲的五个师团的经费，名为驻军军费，其实根本用不完。他们正在用这笔经费买装备。同时，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们还在叫嚷要警惕未来的危险，如将与美国打仗之类。
一个日本男生的来信
1932年9月20日
下面这封信来自一位日本男生，值得一记：
我亲爱的先生，
您好吗？
虽然我只是一个十八岁的男生，但我非常喜欢飞机，喜欢各种各样的飞机。只有飞机的照片才能让我高兴。日本没有漂亮的飞机照片，而且非常贵。我非常想要一张好飞机的漂亮照片。
请不要笑我。请不要嘲笑我的请求。
如果您手上有飞机照片的话，请给我一两张吧。哪怕是借给我也好啊。
如果您能给我的话，我该有多么幸福和高兴啊。如果您没有的话，请教我怎么写信给你们国家有名的飞机公司吧。
先生，请答应我的请求吧。求求您了。
再见，先生。
年轻的男孩
“要么忍着，要么打”
1932年10月7日
常听人说，日本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在暗中坚持活动，早晚会听到他们的动静。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具体证据。尽管不顾军部的反对，日本政府已决定让驻美大使出渊胜次[42]返任，这或许是个好迹象；不过，我又觉得，这恐怕是天皇干预的结果。无论如何，有的明智之士已经看到，若在这个时刻派一个耀武扬威的人去华盛顿，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样的，美国要是派这样的人到此地来，也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去年5月我在华盛顿见到陆军部部长赫尔利（Hurley）时，他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这样的局面：“要么忍着，要么打。”
下午弗莱彻来访，讨论了他即将寄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随后是某某人来，谈了一小时。他说，他一直不断在做演讲。有一次是向三百位军官讲，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曾在牧野伯爵等人在场时和天皇谈了两小时十分钟，天皇对他讲的一切都深感兴趣，这使他受宠若惊。他说，天皇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亟欲制止反美宣传和沙文主义的好战言论。此人还要我注意两点：第一，只要少帅张学良按兵不动，那么日军就不会直捣北平，这完全以张学良的动向为准；第二，他希望美国的大西洋舰队在太平洋演习后，能在冬天返回大西洋，因为它留在西岸就给日本许多排外好战言论和陆海军备战活动提供了口实。他再三强调，日本国内的政局目前算是控制住了，军人中比较严重的沙文主义观点正被迫缓和下来。最后一点是否属实，我仍怀疑。
此人做了我无法做的事，正如我函告史汀生先生的那样，如今是这么一个时候：身为美国大使，公开演讲时不谈政治问题，倒是上策。我可以在私人谈话中阐述美国的观点，但在公开演讲时则不然。另外，实际上所有讲话都会被传给报纸，连保证保密的也照传不误。只要试图说明美国的观点，就会引起公开的争论，沙文主义者唯恐我的话会在日本大众心中留下一点好印象。此后，如果美国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而采取行动，那时再公开发表演说，可能较合时宜。国务院最近发了一份文件，就裁军、德国要求军备平等和条约的神圣性等问题，进行了极为清楚的、系统的阐述，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态度和政策，供我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们参考，鉴于这种说明也能间接适用于现在的局势，所以也给了我一份。文中一部分，连同国务卿历次讲话的一些部分，在今后发表演说时，皆可以引作依据。不过，这要等情况发展到需要的时候才可以。
此人告诉我，因为我面对攻击时能忍耐，公众的同情其实在我这一边。他还提醒我，如果我不采用别的策略而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运用我的影响力，我的影响力将会变得更大许多。
因为谈到这里需要一点轻松的调料，我便引了一个记者名片上的两句话。这张名片是前几天送到办公室并转给我的，他要求予以接见：
请告诉我，您对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有什么看法？美国人民的观点和史汀生先生是一致的吗？
他理当受到接见却没有获得接见，因为与记者会面的危险不亚于发表演说。
记在日本赴宴的经历
1932年10月10日
去德川公爵家赴宴，客人中有出渊夫妇、有田夫妇、武田、麦基尔罗伊夫妇等。德川家的媳妇（亦出自德川家族）是女主人。在我看来，料理、鲜花、陈设、餐具几近十全十美，只是电灯没有加灯罩，强光刺目，把整个屋内的景色都给糟蹋了。以客厅里的灯光强弱来衡量主人是否殷勤好客，此种想法连一些文明国家也仍然摆脱不了，真是奇怪。这种强光既伤视力，又刺激感官，而且把在座女士们的一切优美之处都照掉了。和往常一样，在酒席上聊天对我来说是件苦差事，因为日本女人除极少数外，总是不肯轻松谈话，说一句，下面的又听不见了，甚至发表意见时也如同在窃窃私语，我只能把耳朵凑到她们的盘子上去听。况且，听得如此辛苦，也很不利于消化。我总想对讲话不肯大声一点的人说“如果说干什么都得费一点劲的话，那么提高嗓音总比竖起耳朵省力得多”，但这话我始终没有讲出口。艾丽斯常占优势，因为每次她都是坐在两个男人之间，我的左右则都是女人。不管怎样，得与德高望重的德川公爵共餐并追忆他家一度统治日本的历史，也算是一件乐事。
另一个日本发声了
1932年10月18日
下午，某君如约前来。他说因有幸接受宴请，特来致谢。不过，通常只需留下名片就行了，他显然是有话要说才来的。他谈了许多，大意是日本稳健派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影响力也相当广泛。只是因他们的观点未能在报刊或演讲中发表，所以一般人低估了他们。话讲得最多、在报上写得最多的人，不一定就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到了适当的时候，那些思想上的温和派就不会再如此默默无闻了。
这是他们常在我面前念叨的内容，但我当然要看到一点真凭实据才行。况且我想要知道，即使这个所谓的稳健派运动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它又要怎样去影响实际政策呢。现在，日本既然已经正式承认了“满洲国”，那就很难相信今后会有哪届日本政府能够否认这一决定，又或是承认中国在满洲拥有哪怕是名义上的主权。显而易见，这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至于我，对某君说得很坦率，并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告诉了他。听说他将会在日本得势，这让我很高兴。因为他绝不是那种沙文主义的好斗之徒。
在内田府邸的宴会上，客人中有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43]的夫人、出渊夫妇、牧野伯爵、桦山伯爵、德川公爵、有田夫妇、麦基尔罗伊夫妇等。进餐前后，我都和牧野伯爵长谈，他的话和今天下午某君所谈的非常合拍，都是强调目前确有一股稳健思潮的“暗流”，继而又谈到《凡尔赛和约》导致的后果。后来我和某人坐在一起，他谈的也和牧野伯爵如出一辙。他们都想使我理解这个意思。
大概只有两件事尚可视为军人气焰有稍被遏制的迹象：一是明知军部会反对，出渊仍将返回华盛顿继续担任大使；二是今晨《时事新报》刊出一篇文章，称朝鲜总督宇垣将军或将接替斋藤。因为人们觉得作为荒木的上级，宇垣是陆军中唯一能驾驭荒木的人。此文竟被允许发表，这一点已值得琢磨，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怎么相信这类预测。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逐渐削弱军阀的势力，那就是国家预算中用于满洲战事的庞大开支：这一点确是必须考虑到的。满洲所谓的“匪患”，看样子是有增无减，虽听说已攻占了一些“土匪”的据点，却没有听到大量“土匪”失去战斗力的消息。其间又有报告称“满洲国”部队中存有不满情绪。还有更值得担心的，那就是不晓得苏俄究竟会做什么。由于“土匪”的破坏，满洲的大部分铁路或多或少地陷于瘫痪状态，此间忧虑又因此加深。如果交通线遭到破坏，那么面对假想中的俄国威胁，日本军方就无法处之泰然。这里还包含着另一层危险：日本人终将感到有必要占领北平和整个华北。在国际联盟按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以前，他们大概还不会攻占热河，但张学良总是疲于应付，那个地区正在酝酿着什么事。麦基尔罗伊对此很是不安，但现在他也不能冒下判断。事情总这么模糊不清，令人惆怅。
与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共餐
1932年10月24日
艾丽斯陪同伍德罗·威尔逊夫人驱车出游，在明治神宫外苑散步，她们都谈意颇盛。威尔逊夫人谈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她说，在日本经常微笑非常有用。此话不假，艾丽斯就交了许多“微笑”朋友，从我们门口的警察到她训练警犬基姆时路上遇见的母亲们和孩子们都是她的“微笑”朋友。
与伍德罗·威尔逊夫人、桦山伯爵等在当地美国人创办的圣路加医院[44]院长托伊斯勒博士（Dr.Teusler）家用晚餐。威尔逊夫人在我邻座，跟我讲到1916年威尔逊总统是怎样听到他再次当选的消息。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据说威尔逊总统觉得不宜在白宫指挥竞选，便在新泽西城阿士布里公园附近租了一所房子，然而整个夏季他都在忙，离不开华盛顿，直到大选（当然照例是在星期二举行）前几天才迁到那里。当时还没有无线电广播，本来可以叫电报公司在屋里装一条专线，可是威尔逊总统又不想要这种“特权”。于是，他们便决定由总统的秘书图马尔蒂（Tumulty）从设在阿士布里公园的办公室用电话报告选举的结果。
星期二晚上的唯一一次电话是玛格丽特·威尔逊（Margret Wilson）[45]的一个朋友从纽约打来表示慰问的，因为《纽约时报》大厦刚才闪烁的信号灯是红色而不是白色的，说明休斯已经获胜。玛格丽特·威尔逊回答说，除非进一步得到证实，她不承认这是最终结果，但总统认为已经无望了。威尔逊说，他感到高兴，可以不再为国事操心（威尔逊夫人说，若当时他真的离任了，现在也许会在这里）。讲完，他喝了一杯牛奶便睡觉去了，其余的人仍旧坐着，谈到深夜。到了星期三也没有消息，只是万斯·麦考密克（Vance McCormick）在凌晨4点来电话说，他表示在西部的选举结果揭晓以前也不会认输。
星期四晚上，已是大选后两天了，依然没有消息。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便动身前往威廉斯堡去参加塞尔家（Sayre）一个小孩的命名礼。行至威霍金小镇换乘火车时，就是在这个车站里，有个陌生的妇人来向威尔逊夫人献花，向她表示祝贺，因为她的丈夫赢得了选举。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胜利的消息，但还是难以置信，之前以为已经失败了。至少二十四小时以前，华盛顿已得到了消息，但谁也没去通知他们，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们理所当然是知道的。我问，那些时候图马尔蒂干什么去了。威尔逊夫人说，她猜想他已完全被胜利的报告冲昏了头脑。就这样，总统本人——这位最关心此事的人——就成了国内最后得知自己已经再次当选的人之一。
日本的寺院
1932年10月27日
今天又是在日光[46]旅行的美好一天。早上，和莉莲·米勒（Lilian Miller）出去瞻仰庙宇。寺社很多，神道教、佛教的都有，有的是为纪念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家康及其孙家光而修建的。[47]建筑设计和细节装饰之富丽堂皇，漆器和木雕之绚丽多彩，无法用笔墨来描写。米勒小姐说，以前林德伯格（Lindbergh）[48]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言不发，直到全部看完以后，他才说了这么一句：“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保存在玻璃柜子里。”这样的评价大概比较恰当。我特别感兴趣的当然是那世界知名的表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的“三不猴”，还有就是那涂着金色和红色的神桥。此外，这些寺社（我看总共有六十座左右）都深藏在一大片巨杉林中，此种景色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有些杉树按年轮计已有千年之久。这些树属红杉类，有加利福尼亚红杉的“小兄弟”之称。它们高高伫立，犹如寺庙的忠诚卫士，排列在长长的长满青苔的石级两旁，筛下点点阳光，洒在金、红、绿三色交辉的殿宇上。这种奇观，令人终生难忘。
参观日本丝厂
1932年11月2日
今晨艾丽斯、埃尔西和我在商务参赞巴茨夫妇的陪同下，赴大宫参观片仓缫丝厂，车程大概是一小时一刻钟。这次参观是早已安排好的，他们郑重其事，大宫的市长和警察署署长、公司的副总经理今井老先生等高级职员俱隆重出迎。我们参观了整个生产过程，从蚕茧加工、热水泡茧、抽丝、绞丝，直到将丝扎成捆以备装运。全日本生产的92%的生丝都销往美国。最有趣的工序是抽丝，机器排成长龙，数以百计的日本姑娘同时看管着二十台各不相连的机器，五个茧上的丝通过一个洞眼扭成一股线，那丝细极了，几非肉眼（至少是未经训练的肉眼）所能见的。
当茧抽完了或丝断了，姑娘们就得把手伸进150华氏度的热水里去换茧或接丝，那纤纤十指上的皮都破了，可是她们的动作很快，外行的参观者无论怎样也看不清她们在做什么。车间有扩音器，不断为姑娘们播放音乐，希望使艰苦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我们在场时，扩音器突然响起美国国歌，以表敬意。我们当然就地肃立，但令人苦恼的是他们放的大概是一张完整的唱片，那崇高的曲调吹奏了三次，没有奏完我们就不能动。
罗斯福当选
1932年11月9日
我自己对大选结果是持“观望”态度，因为我不大了解富兰克林·罗斯福究竟有多大的潜力。有些人一当上总统就备受推崇，至少富兰克林就有这种背景。虽然我不知道他对外交事务是否熟悉，但他有一个好班子，可以从中挑选他的国务卿。至于我辈命运将受到什么影响当然心中无数，得到3月4日以后才见分晓。在此以前，大概也不会知道什么，尽管报上将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想和预言。有个驻纽约的日本记者电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戴维·威廉姆斯博士（David Williams）很有可能被任命为驻日大使，但那只是猜测。我自然是很想把这个工作做到底，但我不能在蛋孵出来之前先数有几只鸡。
日本报界对大选结果一致感到庆幸。因为，首先他们预料今后定会有对日本较为有利的关税政策。其次，大选结果意味着史汀生先生从此就会消失，他们还都认为，日本之所以因满洲问题而与世界发生那么多纠葛，大部分应由史汀生个人负责。值得注意的是，连使馆里的日籍仆人，例如小帕森斯的女仆和约翰逊的司机，听到这个消息也都欢天喜地，两个人都说：“史汀生要下台了。”他们之中几乎没人认识到，在对待各项和平条约的态度上，美国人民整体来说都是坚决支持政府的，毫无同情日本的倾向。
日式晚宴
1932年11月25日 京都
今晚又有一件大好事。在日本，似乎总会碰到许多使人心生快意的事，因为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漂亮的大泽府邸饮宴，全是日式风味。大泽是个商人，是通用汽车公司在京都的代理人、京都商会会长，却出身于古老的武士家族；他那个出来招待客人的儿子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儿媳很漂亮。同席的还有他的妻子、女儿、另一个儿子，加上我们一行和泷野先生。我不知自己能否恰当描述这次宴会——这很难，因为整场宴会优美雅致，必须身历其境才能领会。
进屋时先把鞋脱在门口，他们全家出迎，除儿子外均穿日式服装，年轻妇女则身着华美和服。寒暄后，男主人领客人到茶室，茶室内沿墙壁设有坐垫，就座时或坐或跪。房间是用普通方格隔板装成，下铺洁净的草席，为保持简单朴素，室内没有一件家具。按照习惯，这样的茶室里只陈设一件艺术品，或挂卷轴，或置花卉，期望客人通过欣赏它静下心来开始享受茶道的仪式。室隅有热水瓮嵌入地中，下烧木炭（木炭自然是看不见的），当家的女儿来到门口，俯身下拜，然后在她兄嫂的帮助下将木盘、轻便木勺、放勺子的茶匣、钵、茶筅等物一一取来，她腰带上还别着一条猩红手绢。一切安排就绪后，她的兄嫂拿来第一个茶碗，这是一个小巧的瓷碗。以上各物全放在那洁净的草席上，各有特定的位置。
茶道仪式开始。先在每个客人面前摆上一种豆面和大麦糖做的名叫“馒头”的甜品和取食的小箸，女儿跪着用勺子把地下瓮里的开水舀入碗中；打开猩红手绢，再按一定动作折三四下，洗了茶碗，装上抹茶，舀上开水，用茶筅刷三次，每刷完一次后在碗边轻点一下。于是第一碗茶做好了；嫂嫂扭身起立，走向主宾，下拜，把茶碗放在他面前。主宾深深鞠躬表示领谢；捧着茶碗奉右边邻客，邻客婉拒，又奉左边邻客，后者也婉拒；主宾这才俯首饮下，注意要用左手捧着茶碗，右手护着，又要注意须将茶碗旋转半圈，不要从送来时的那边喝下。饮后将茶碗置于面前席上，倾身观赏，向主人品评茶碗之美。每个客人都这样一一敬到，一丝不苟。这是我首次参加茶道仪式，只觉其雅致宜人，印象深刻，已近乎庄严的国礼。
仪式结束，转赴邻室，又在垫子上或跪或坐，围成方形，身穿优雅和服、头梳古典发式的侍女捧着常用的漆饰餐几而入，在每个客人面前拜置一张。先上热米酒，干两三小杯，再斟满，然后吃第一轮菜：鲜美的炖鱼汤、炸鱼、鲜虾沙拉，还有一两味别的菜，吃时自然是用筷子。大部分我都吃光了，这有点不妙，因为后面还有照烧鸡。
原先的餐几撤去，换上两张大矮圆桌，各放炭炉一个，每客一个小碟，碟上盛着一个生鸡蛋，另外就是一碗碗生牛肉片、洋葱，以及烹制这道最可口的料理所需的备种配料。不用说，我们早在宴席结束前就吃撑了。最后是水果和接连两杯茶。但最吸引人的还是屋子本身，结构匀称、摆设清雅，席间我几乎无时不在欣赏。那是一大间四四方方的内室，墙壁是平常朴素的方格隔板，一侧有开阔的檐廊，廊窗宽敞，可览室外的日式庭园。室内铺的草席纤尘不染，陈设只有三样：一是挂轴，画上是一株盛开的樱花；二是插花（瓮中插三朵蔷薇和一大枝樱花）；三是带有漆座的瓷狮，放在漆匣之上。这就是全部陈设，但在日本人看来，这屋子已经布置得再完美不过了。我们在告别时，步履蹒跚，活像是过冬的熊一样，但这是一个难忘之夜。
大使的消遣
1932年12月29日
在使馆玩了一场精彩的扑克牌，狠狠地教训了白鸟一下，颇觉痛快。人品如牌品。这次我请人来玩牌，并不是单纯为了娱乐。下午5点开始打牌，7点半吃晚饭，饭菜极佳，饭后一直打到10点。参加者有挪威公使奥贝特、白鸟、金子[49]、大桥[50]、勒·加莱（Le Gallais）[51]、艾丽斯和我。白鸟是最大的输家，我是最大的赢家。对我而言，这恐怕不大符合外交礼节，但打牌就是打牌。我得让他最终明白，论虚张声势的本领，我和他不相上下，但我通常有胜利的把握。
苏俄：给外交礼节添了一个脚注
在土耳其时，我始终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承认苏联大使为外交团团长，而应以年资排名第二的德国大使作为尚未承认苏俄的国家使节们的代理团长。但在土耳其时从未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以至于我非得记下这种态度不可。可如今在巴索姆皮埃尔离职期间，特罗扬诺夫斯基暂代使节团的团长之职。他将在1月5日的国宴上向天皇致辞，特发出通告，请求各国使节为他的致辞讲稿背书。这就让我突然遇到了是否应该在通告上签名的问题。荷兰公使仿照已故的伦杰斯男爵（Rengers）在土耳其的态度，拒绝签名。同样，我、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及其他一些同僚也拒绝了，但是我请福雷奇（Voretzsch）[52]转告特罗扬诺夫斯基，这纯粹是技术问题，并非有意违反国际礼节。特罗扬诺夫斯基答称，他认为承认他本人为团长，并不等于承认他的国家，他希望下次见面时和我谈谈这个问题。因此，为慎重起见，我特去电请示国务院，相信它定会赞成我的想法。
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内维尔和全体馆员的意料，国务院回答道：不反对我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保持外交团团长和团员之间所常有的社交上和礼节上的一切往来。因此他若来访，我应当接待他，还可以交换柬帖，只需写明“致外交团团长”即可，以后凡交换柬帖，我就用私人的名帖。实际上，只要不是把他当作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而和他正式打交道，任何事我都可以做了。
反正事情还没有搞砸。我迅即拜访荷兰公使帕布斯特（Pabst）将军，告诉他我已改变决定。对此，他颇能体谅，又去请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Sto?cesco）来，以便我告知此事。接着，我才叫内维尔去请苏联大使馆再把通告送来，及时签了名。
日本人为什么不善于打扑克牌
1933年1月24日
下午5点半，到一个日本朋友家打牌，留下来吃饭，又继续打到10点。我是唯一的外国人，跟六个日本人玩。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虽有我在场，轻松的气氛却似未见减少，因为他们之间讲日语或英语都各听其便。白鸟说，日本人不是玩扑克的高手，因为他们太诚实了，但是有好几次我观察到，他们的行为和这种声誉并不相符。不管怎样，我总归是赢了。
外交界的座谈
1933年2月14日
昨天和今天，接连同德国大使、荷兰公使、意大利和法国代办谈话，德国大使是我去找他的，后三位则是主动来问我对大局有何看法。福雷奇认为，自从中日争端开始以来，局势没有比眼下更危险的了。意大利代办韦尔硕特（Weillschott）还更激动，断言两年内肯定会爆发世界大战。他和德国人福雷奇预言，《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规定的国际制裁终将实施，日本将会退出国联。帕布斯特和我则在整个谈话中持完全一致的意见。
当他们问我有什么看法时，我先慎重讲明，自己要谈的都纯属个人见解。这是因为：第一，美国既非国联成员国，对于国联的行动步骤，我们难以置喙；第二，继任的美国政府尚未上任，除引述罗斯福关于尊重条约的公开声明外，我不能正式代表继任的美国政府发言，而现政府的态度已反复申述得十分清楚，无须补充。
讲完这个开场白以后，我总是乐于坦诚相告。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我看不出国联或者别的什么国家会按第十六条实行积极的制裁（在“满洲国”问题上）。小国因无利害关系，考虑问题偏于以国联的威信为重，可是我不相信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大国会轻易容许事态发展到那种地步。因此我认为国联的行为不会超过道义制裁。
日本人最爱与压倒的优势进行所谓“英雄式的斗争”，强制性的措施只会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一致，甚至比现在更厉害，况且即使各国愿意采取行动，究竟能否把他们赶出满洲，都还是值得怀疑的。我还认为，日本未必会退出国联。军部和沙文主义者现在就要退出，但自由主义者竭力反对。币原今天已谒见了西园寺公爵（最后一个元老）。韦尔硕特想说服我相信，币原是去保证支持政府可能采取的一切步骤，但某君曾明确告诉我，正如我所料的那样，币原是去劝说日本不要离开国联。还有一些人也正在为此努力。
当然，由于军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谁也弄不清，也许到头来我还是错的。但退出国联，首先必须得到内阁、枢密院和天皇的同意，而据我所知，斋藤、高桥、牧野等名流都在反对，因为若要走出这一步，至少也要估计一下代价。我的同僚们虽各有所见，但都同意这么一点：强制措施将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的危险。
日本的交通法规
1933年2月15日
今天没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不过听说东京警视厅贴了一张英文的交通法规，倒是给我解闷了：
（1）遇到警察向你举手示意，立即停下。
（2）不要视而不见，又或有其他不尊重警察的行为。
（3）当发现行人迈腿横过马路时，按一边的小喇叭就好。先礼后兵，如果他还是挡着你的路，那就冲他喊：“喂！喂！”
（4）小心路上的马，它们不会因为你在通行而害怕避让。当你经过马匹时，不要突然加速，要小心地驶过。
（5）给路上的狗保留足够的活动空间。
（6）平稳地驶过泥泞处，就好像那里藏着不容惊动的怪物。
（7）避免碾压到狗。
（8）转弯时踩好制动器，以免翻车。
呈国务卿史汀生函件
李顿调查团关于满洲问题的结论
东京 1932年7月16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如果把我们在此地了解到的情况做成一份简短的摘要会对您长期有用的话，我乐意在有事报告时每两周寄出这类摘要。
最近两周的大事当然是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来访，此事刚刚才结束……简单来说，调查团成员一致认为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根据两个假设：第一，自卫论；第二，满洲自决论。两个论点都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调查团已清楚地证明：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铁路被炸以及随后的每个事件都是日本人自己一手密谋策划和执行的。他们认为建立这个傀儡国家，非但不可能让远东安宁，还会种下深仇大恨，导致日中、日苏之间终将难免一战，会产生一个远比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更为严重的要求收复失地运动。他们认为，日本人或许能给满洲提供一个比中国人统治时效率更高的政府，但这个事实丝毫削弱不了中国收复失地的决心。他们认为，日本的行动直接违反《九国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文，在行动之前，本应与其他缔约国进行磋商。他们建议，仍应进行这种商讨而推迟承认现在的满洲政权。在调查团看来，哪怕他们没有和中国人谈过，就算他们只与日本人进行会谈，判决仍将对日本不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有上述各点，除了最后这一句外，我都已在与内田伯爵的两次会晤中向他清楚说明。内田伯爵方面则毫不含糊地表示：日本已决心承认“满洲国”，他不会考虑任何反对意见，也不能就此事进行任何讨论。
调查团呈国联的报告书是否将明确地反映上述各点，又将用什么语气，我当然无从知晓，但调查团的五个成员对调查结果都有一致的判断，这看来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目前正在满洲掌权的日本人，我知道所有调查团成员都认为这些官员实际上都直接听命于日本政府。如有什么不同的迹象，也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不过，也有一些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并不这么看，而是觉得那些日本官员表现得“自命不凡”，并不愿听从东京的指挥。
调查团向内田伯爵陈述的那些调查结果和意见是否会对日本政府产生任何影响，又是否会使其态度有所改变，都很难预料。我猜大概不会。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恐怕要不了多久日本政府就会承认“满洲国”，但若日本真走出这一步，那就意味他们明明知道西方的意见却故意对着干。
我在7月7日电报中说过，放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暂且不论，而仅从实际效果来看，我认为美囯若在现在抗议日本承认“满洲国”是不明智的。日本的报刊现在大都代表军部的观点，一定会抓住美国的抗议大做文章，无限夸大。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是做得出来的，接着很可能会引发一阵喧嚣，军部就会以此为借口，不顾政府中较稳重者的意愿，提前采取行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我的部属们也一致同意。若从法律的观点或从世界舆论及历史的观点来判断抗议是否明智，我当然还不够格。关于这方面，有一位知名的贵族已发过议论。最近，他和我的一个馆员谈到军部时说：“我希望他们尽早改变主意，不要非弄到亡国不可。”
格鲁谨上
日本如何仿效德国
东京 1932年8月13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您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演说发表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此间意味显而易见：日本人若不是心虚，就是在小题大做。因为我们现在了解到，演说只不过是在理论上讨论一种假设的情况，而日本人却视之为某种特定罪行的指控。令人遗憾的是，我无法缓和这篇演说在此地产生的影响，因为我还没有接到演说的原文或原文的内容摘要，原文得由上海寄来，等到寄达时，此事恐怕已收场了。无论事件如何发展，反正外务省已经拿这篇演说做了文章，故意煽风点火，使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熄而复燃。之所以称其“故意”，是因为日本报界的激烈反应并非根据来自美国的新闻专电，而是根据外务省对出渊大使的来电所做的煽动性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提前发给日本报界，第二天才发给外国记者的。
这种情况，使我清楚地回想起1914年德国政府的做法，那时他们就是用诽谤外国来煽动国民的战争心理。以后每当要进行新的冒险时，例如要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袭击交战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时，他们就会重施这种伎俩。在日本，蓄意煽动公众的仇外情绪，特别是仇美情绪，无疑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让军人们可以不顾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对而在满洲任意妄为。
我认为这其实是日本人虚弱的一种表现，而非强大的标志。日本国内的经济财政形势严峻，也许还会走到绝境。农民困苦不堪，许多工业机构陷入萧条，失业人数不断增多。日元正在贬值，物价却未相应地上升，日本无法从国外获得资本；最近听说（虽无法保证可靠）日本政府曾相继向英、法、荷寻求借款，都没有借成。
内债也日益难以为继。当前形势还不是那么险恶，然而一旦“日本银行”吸收国内公债的能力枯竭，恐怕就很危险了。
与此同时，上百万日元又正被浪费在满洲的军事冒险上，由此到底能获得多大经济利益，其实令人起疑。忍受严重剥削的人民一旦明白这些费用全部花在哪儿了，那么后果如何就难以设想了。我相信，除了不肯面对现实、头脑发热的军阀外，在日本政府和愿深思熟虑的人中，都有人渐感不安。看来主要就是这些军人，以白鸟之流为喉舌，认为要掩盖上述那些事实，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宣传，指责外国尤其是美国要阻止日本致力于所谓自卫，借此在民众中煽动爱国的、民族主义的狂热。
这类民族主义情绪向来是危险的。1914年，在精心营造的民族主义战争心理的支持下，德国的军事机构成了脱缰野马，挣脱了一切束缚力量。日本的军事机构与此并无二致。它本来就是为战争而建立的，现在又自以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势必也会欢迎战争。它迄今还没有被打败过，拥有无限的自信心。我从不危言耸听，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时刻当心，看到未来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历史事实将证明，闭目塞听就是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