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谨上
满洲与李顿报告书
东京 1932年10月8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前函寄出后，在日本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承认“满洲国”；二是李顿报告书的发表。日本政府如此急于承认“满洲国”，有两层用意：在国联可能按照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之前，先在国联和美国面前造成既成事实；给陆军一点甜头，以防他们颠覆斋藤的现内阁，乃至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最后的结果是，日本稳定了国内局势。采取相关措施后，日本国内确实安静不少。
承认“满洲国”之时，美国竟毫无反应，全世界的反应也相当微弱，日本人显然感到意外。尽管日本会感到宽慰，但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在宽慰之中还带有几分失望，因为从现在全国的情绪看，日本人实际上最不希望的是各国对他们不加理睬。他们喜爱的是有戏剧性的反应。
目前对李顿报告书的反应全在意料之中。各界群起谴责调查结果，故作义愤填膺之态，但除粗暴否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外，未见有任何严肃认真的反驳。不过，思想比较稳健而明智之人并没有跟大众一起叫嚣，式部官长林男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最近和一些朋友谈论时曾说，他认为报告书是一份值得钦佩的、通情达理的文件，尤其是第六章。这部分指出满洲政权是日本军人建立的，在满洲的冒险行动将把国家引到何处？日本有很多人忧心忡忡，但是报刊都不敢登载他们的意见。军部仍完全把持着报刊。
最近有两个人的谈话颇能说明当前日本人的心理状态。秩父宫最近宴请弗雷德里克·穆尔（Frederick Moore）。穆尔刚从美国来，将充当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的日本代表团的顾问。秩父宫想了解美国当前的舆论情况，竟询问穆尔逾一小时之久。最后，秩父宫直截了当地问：据说美国正为对付日本而积极备战，不知是不是实情？这个问题竟出自天皇的兄弟之口，日本此刻的紧张不安可见一斑。另外是一个日本友好人士跟我讲的话。我觉得他对时局的评论颇为中肯，因此摘其大意附上。他的话的核心就是这么一句：军人之所以在满洲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感到不“为国家的利益”做点事情，就可能会失去已有的一切权势。所以不管今后事态如何发展，都得考虑“保全面子”这个重要因素，这是东方国家最看重的。我认为，在整个局势中，最危险的因素就在这里。偏执狂妄的军阀，一旦发现其计划受阻，以致可能失败，不论阻力来自何方，国内或国外，他们都会继续蛮干，宁陷国家于大难，也绝不会向比较明智的稳健派投降或承认其失败。
报纸上的反美宣传正趋平静，虽然军部也许不会让它完全停息。最近报纸上已经登了几篇较为友善的文章。《报知新闻》举办的飞行大赛有飞机失事，总统发电慰问。此举也会有良好的效果。前几天，有位美国新闻界名人告诉我，他曾和白鸟谈到日本人是多么荒唐，竟担心美国正在准备和日本打仗。结果，白鸟答道：“当然是荒唐的。您看，如果我们认为真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我们会如此大胆地去攻击史汀生先生吗？”
新来的一个姓鲍的“满洲国”使节，逢人便粗暴地声称，“满洲国”打算尽早摆脱日本的监护，长春的华人部长大多数是日本人雇用的，但他本人“相当独立自主”，等等。这话是否真实，我深表怀疑。他还发表政见，称亨利·溥仪[53]不久就会成为包括满洲在内的“华北国”的皇帝，建都北平。有些外交界同僚和外国记者似乎还很把他的话当回事，林德利和我却没有把它当真。形同稚童的小鲍，大概还要继续说大话。
至于我们自己今后的政策，我现在更觉得，高明的办法是一方面坚持我们的立场，维护《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尽量不要采取可能刺激舆论的措施，以免助长日本军人的气焰。您最近在费城的演说中对日本有好评，连白鸟也不得不终于承认如此友好的姿态是充满善意的。加上总统对飞行失事的慰问，这些都能助这里的稳健派一臂之力。想必您也有这种感觉。依我之见，国联若按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最好能够吸收一些友好的和建设性的建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越这样做，反倒越对我们利大于弊。要使各项和平条约在远东最终得到履行，唯一的希望在于支持日本国内的稳健派。
关于这方面，有位参谋本部的军官跟我们陆军武官讲的话值得关注。这位军官说：“如今我们是在加班加点地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因为我们得管两个各不相干的部门：陆军省和外务省。”
格鲁谨上
日本友人论日本陆军对俄国的恐惧
有位日本朋友说，军人在满洲开始冒险之初，日本人民对此事是抱怀疑态度的。后来，直到国联和美国开始谴责日本人的行为时，人民才团结起来充当军人的后盾，就像全家站出来维护一个受外人攻击的家人那样。他们不会在当前这个时候承认军人是错误的，然而也正由于像一个家庭，他们终究会承认，也许那个被攻击的家人确实没有道理。现在对日本采取任何激烈行动，都只会加强这种家族情感，使军人继续当权；倘若大家都少安毋躁，就会出现一种对军人的反感，币原外交也许还能恢复。国家也和人一样，都不喜欢被人厌恶。
军人正在力图保持其权力，同时也正在力图使人民处于激愤状态中。他们总是想向人民显示：军人为国家之所必需。这是他们发动满洲事变的原因之一。日本认为国家总得在经济上有个出路。而军人也感到，若不为国家的利益做点事情，他们就会丧失一切权势。如果实现裁军，将来军人就会一钱不值，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保全其地位。
日本人特别容易激动。他们就像是孩子，打了别的孩子以后，现正惊慌失措，东张西望，就怕有人来惩罚他们。这种紧张状态要到国联开会讨论满洲事件以后才会缓和下来。
日本陆军的作战计划确实是针对俄国的。然而，不是现在就要付诸实施，而是有朝一日再兵戎相见。日本很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一定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赶出亚洲。
日本政局的片刻平静
1932年12月3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目前政局十分平静，只有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例外。那就是包括荒木将军在内的当政人士看来已感到日本的政治刺杀事件太多，决定加以制止，方法就是打击整个阴谋活动的主脑人物，即黑龙会的老人头山满。他的住宅最近被警察查抄，儿子被捕。头山向来是个不受侵犯的人物，但最近谣传有刺杀斋藤、牧野、一木、高桥的计划，仿照以前对四个优秀人物（滨口、犬养、井上、团）的政治谋杀。这就使政府下了决心，认为采取严厉措施以终止刺杀的时候到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军部在内，一直都认为头山是一个所谓超级爱国的人物，而政府竟敢向他出手。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政府的信心和权威在增长。这并不是说斋藤内阁的寿命一定会延续到下届国会以后，因为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确实意味着那些对以往恐怖政治应负直接或间接责任的莽撞的沙文主义军人和所谓的爱国社团不再是那么不可动摇的了，人们希望它被较有裨益的开明政治取代。
报纸上的反美宣传现在实际上已告停息。我想这也许和某某人有点关系，还很可能是天皇亲自下令制止的。值得注意的是，陆军省的新闻局最近完全换了人。有个新换来的军官是从驻墨西哥的日本公使馆调来的。当我们的陆军武官向他含笑致意、希望他能制止反美宣传时，他答道这正是他要做的。荒木将军最近遇见我们的陆军武官时态度亲切。出人意料的是，这跟他对我的态度一样。白鸟已经失势：他在陆军中的密友已被调走，他的政治盟友、政友会[54]的策士森恪也生病了，暂时销声匿迹。在记者招待会上，白鸟已比以前低调得多。日本反美情绪现在何以沉寂下来，我在11月28日电中还举了一些别的原因。当然，这种情绪始终存在，一旦有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很快就会煽而复燃。
关于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我和许多外交界同僚、外国记者、熟悉日本的美侨都谈过，发现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日本绝对不可能变更或修改对“满洲国”的承认。另外我又觉得，日本很可能还留有一手，准备在最后时刻拿出来。
我这样推测有三个理由。第一，尽管日本现在说话肆无忌惮，行事却未必会那样轻率，甘冒全世界的道义谴责。看来他们可能有某种计划，想用来防止国联通过谴责的决议。第二，日本正在日内瓦为自己的立场辩解。如果一个国家确信自己有理，且如它所自称的那样，那又何必辩解呢？第三，越来越明显的是，日元汇率最近猛跌，国家的海外信用随之进一步降低，其主要原因都应追溯到人们对日本同全世界的政治关系缺乏信心。这种心情不平复，就始终存在货币崩溃引起财政和社会混乱的危险，也不能指望外国金融市场会给予援助。
在我看来，日本人正在设法缓和李顿报告书反对日本行动所激起的情绪，在别人以实际行动反对他们之前，先设法掩饰自己的行为，到最后则可能主动提出一些建议，企图在今后几年使问题能最终得到解决。不过，无论是什么建议，我绝不相信日本会有放弃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的盘算。关于这些建议（如果有的话）的内容，我的属员和我最近一周来都在尽力打听，想略知一二，但一无所获。国联大会上的讨论很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一旦查知日本的意图，我会立即电告。
我在11月28日的电报中曾建议，处理中日争端时必须克制，因为强制胁迫肯定只会使日本民族更加牢固地团结起来反对国联和美国。我相信无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压力，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起来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比较稳健的势力，这些稳健势力正在暗中致力于恢复日本过去在国际会议中的重要地位。不过，我觉得施加道义上的压力就不会造成这种危险，说不定还会加深军部和稳健派之间现正开始显露的裂痕。全世界舆论的压力，加上平定满洲的困难和过重的军费负担，最后也许能使日本改变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管怎么说，既然以物质压力来威胁就几乎一定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那么施加道义压力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因此，时间的因素很重要，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而不能一蹴而就。
我在大阪的演说似乎还有点效果。其主要目的是想纠正这里的普遍看法，即以为您那样积极维护各项和平条约的态度并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我对此明确提出相反的意见：
“至于美国人民，他们全心全意支持（和平）运动、支持那些为缔造和平局面而努力的人。在和平局面下，各文明国家之间将不再有战争，就像现今各文明国家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度那样。这种和平运动，代表着全体美国人民根本的、统一的、一致的愿望。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鲜明的、绝不含糊的。我们已经反复阐明了我们的立场。”
另外，演说的语气、内容又都极为友好，希望有如用药一般，既给人服下，又不致引起疼痛。昨晚外务大臣私下向我表示赞赏这篇演说。
借此机会，我想向您表示：您给诺曼·戴维斯和休·威尔逊的指示，是非常合适的。
格鲁谨上
史汀生国务卿的复信
1933年1月21日
昨天深夜收到的两周邮袋中有一封史汀生先生亲笔书写的令人欣慰的函件，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您对形势的描述与我们所见略同，我们的行动方针一向和您所建议的大体一致。
我注意到关于美国人民的情感和我维护各项和平条约的立场，您一直在向日本人解释，对此我特别感兴趣。您所援引的您最近演说中的那段话把我们的立场阐述得十分明确。我深信，您正在做的事必对未来大有助益。
迄今为止，大使馆的工作看来是顺利的。
[1] 1932年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遭陆海军青年军官刺杀身亡。该事件也成为“大正民主时期”终结的标志性事件。本书脚注多为译者注，原书作者添加的脚注将以“作者注”的形式标明。
[2] 亦称《巴黎非战公约》，由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时任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于1928年8月27日在法国巴黎签署。最初的签字国有十五个，至1934年签字国达到三十四个。该公约原则上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虽然并未发挥实际作用，但凯洛格因此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3] 正式名称为《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美、英、法、日、比、意、葡、荷、中九国于1922年2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署。该条约要求各签署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和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 即国际联盟的基本章程和纲领。
[5] 马修·佩里（Mathew Perry，1794—1858），美国著名的海军将领。1854年，率领舰队抵达日本横滨，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一项开放日本港口的通商条约，史称“黑船来航”。
[6] 1890年美国人罗伯特·米克尔约翰（Robert Meiklejohn）在横滨创刊；1908年美国记者弗莱彻将其收购；1940年被《日本时报》合并，改名为《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后成为《日本时报》。
[7] 斋藤实（1858—1936），1932年5月接替遇刺身亡的犬养毅，成为日本第三十任首相。早年曾出任驻美武官，1912年晋升为海军大将，先后担任过五任海军大臣、两任朝鲜总督。
[8] 国际法对外交团制度并无专门规定，而主要遵循国际惯例及外交传统。在天主教国家，外交团团长多由教廷大使担任。在不适用此惯例的国家，则一般由各国高级外交官中驻在资历最长者担任。外交团团长的职责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职能，其职责主要是：在某些正式典礼和社交场合代表外交团致辞、祝酒；就某些有关外交特权的问题与驻在国联系、交涉；向外交团成员传达驻在国政府有关礼仪事项的通知。
[9] 原文如此。
[10] 格鲁夫人艾丽斯·佩里是美国著名印象派女画家丽拉·佩里的女儿。
[11] 宫内省负责典礼事务的专设机构。
[12] 芳泽谦吉（1874—1965），曾任日本驻华公使、驻法国公使等职，也担任过犬养毅内阁的外务大臣。
[13] 内田康哉（1865—1936），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在明治、大正、昭和年间三次出任外务大臣，还曾代理首相职责，也是第十二任南满铁道总裁。
[14] 位于神奈川县三浦半岛西部，毗邻湘南，又能眺望天城山脉乃至富士山。近代以来，不少日本各界名流爱在此地修建别墅。
[15]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派遣了以英国李顿伯爵为首的调查团，了解事变经过。1932年10月，调查团正式发表调查结果否定了日本所谓“自卫”的说法，明确指出其侵略行为。基于这个调查，国际联盟对“满洲国”不予承认。这也直接导致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16] 亨利·史汀生（1867—1950），历任美国战争部部长、菲律宾总督，1929～1933年任美国国务卿。因坚决反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其相关立场也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17] “满洲危机”为西方学术界用语，指自“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这段时间中的中日冲突。
[18] 林权助（1860—1939），从1887年就开始在外务省工作，历任驻仁川领事、驻上海领事、驻韩公使、驻英大使等职，曾积极推动日本对韩国的控制与吞并。
[19] 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与战败国土耳其在瑞士的洛桑举行的和会。
[20] 白鸟敏夫（1887—1949），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是之后轴心国同盟的积极鼓吹者，还有其他积极投身侵略扩张的行为，因此在二战后被确认为甲级战犯，获判无期徒刑，1949年病死于狱中。
[21] 牧野伸显（1861—1949），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少年时代就曾留学美国，从政后既当过地方官，也担任过内阁大臣，还出任过外交官，曾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1925年，转任内大臣，之后也成为昭和天皇亲近的重臣，与元老西园寺公望被欧美视为当时日本所谓“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表人物。“二二六事件”时曾遭刺杀，侥幸未死。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为其女婿。
[22] 大谷竹次郎（1877—1969）早在1895年就开始经营剧场生意，与兄长一道创建了“松竹”。20世纪20年代后，松竹开始涉足电影拍摄，很快就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电影制作与影剧院运营公司。
[23] 有田八郎（1884—1965），当年在外务省被视为“亚细亚派”，当时担任外务次官，之后曾在第一次近卫内阁、平沼内阁及米内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
[24] 即德川家达（1863—1940），德川宗家的第十六代家主，其前任第十五代家主即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德川家达曾先后担任贵族院议长、华盛顿会议首席全权大使、日本红十会总裁等职。
[25] 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第十二、十四任首相，曾与伊藤博文一道创立了政党组织“立宪政友会”。大正年间，被封为“元老”，拥有向天皇推荐首相人选的特权。早年曾留学法国，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发展君主立宪原则下的“政党政治”，称之为“宪政常道”。
[26] 指安达谦藏（1864—1948），九州熊本人，青年时代曾以记者身份前往朝鲜，曾参加包括乙未事变在内的多起政治事件。1896年后开始从政。精于各类有利于选举的政治操作，为达政治目的，也曾多次更换政党或组建新派系，被右翼政治学者德福苏峰称为“选举之神”。
[27] 丁鉴修（1896—1944），清末曾留学日本，奉张时期曾担任东三省陆军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奉天省省长公署咨议等职。“九一八事变”后，获关东军支持，组织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满洲国”成立后，任“交通部”部长。
[28] 蒋作宾（1884—1942），湖北德安人，官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早年即受宋教仁影响，倾向革命党人，也是同盟会的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与孙文、蒋介石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北伐成功后，转向外交界，先后任驻德国、奥地利公使，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1931年年底转任驻日公使。1935年，中日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随之成为中国第一任驻日大使。
[29] 币原喜重郎（1872—1951）在1924年第一次出任外务大臣时，开始推行尊重华盛顿体系、对欧美采取协调主义，同时缓和对华关系等一系列主张，后被称为“币原主义”。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币原主义”最终无法阻止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币原在日本政坛开始被边缘化。二战结束后，再度复出，成为第四十四任首相。
[30] 平沼骐一郎（1867—1952）司法官出身，曾先后担任枢密院副议长及议长、司法大臣、内务大臣及首相。首相任内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战后被认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31] 1942年曾担任东乡内阁的外务大臣。战后曾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后未予起诉。
[32] 史上最著名的高尔夫球选手之一，创造过大满贯的优胜纪录。
[33] 好莱坞早期的著名演员、导演及剧作家，代表作有《罗宾汉》《佐罗》等。
[34] 即西竹一（1902—1945），日本陆军的骑兵及坦克军官，参加过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与爱马乌拉诺斯在马术场地障碍赛的中夺冠，因精湛马术与良好风度获得美国舆论的好评乃至社交界的追捧。因有男爵的贵族头衔，所以一直被美国民众称为“西男爵”（Baron Nishi），曾被授予洛杉矶荣誉市民身份。1945年战死于硫磺岛。
[35]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时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36] 1932～1935年，玻利维亚与巴拉圭曾因查科地区归属问题而爆发战争。
[37] 埃里克·德拉蒙德（1876—1951），时任国际联盟秘书长，英国外交官出身。
[38] 小矶国昭（1880—1950），时任陆军次官，之后担任过朝鲜总督。1944年接替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战后被认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39] 若槻礼次郎（1866—1949），日本第二十五任、第二十八任首相，大正年间政党政治的代表人物，后因未能约束陆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下台。
[40] 井上准之助（1869—1932），曾先后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与日本银行总裁。因此曾主张削减军事预算，遭军内极端分子仇视。1932年2月在参加选举活动时，遭“血盟团”成员刺杀身亡。
[41] 团琢磨（1858—1932），明治维新后三井财阀的实际缔造者。1932年2月，遭“血盟团”成员刺杀身亡。
[42] 出渊胜次（1878—1947），自1928年至1934年间担任日本驻美大使。
[43]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
[44] 即圣路加国际医院（St. Luke’s International Hospital），建立于1901年，是一所隶属日本圣公会的教会医院。
[45] 伍德罗·威尔逊的长女。
[46] 位于日本关东北部的栃木县境内，以风景、神社及寺院闻名，是著名的观光胜地。
[47] 指位于日光的东照宫，是专门供奉德川幕府开创者德川家康的神社。
[48] 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著名的飞行家、探险家。1927年5月，驾驶座机“圣路易斯精神号”创造了史上首次不着陆飞越大西洋的纪录，旋即成为誉满全球的名人。珍珠港事件前，对美国参战持否定态度。
[49] 金子坚太郎（1853—1942），曾参与过《明治宪法》起草的政治家，担任过司法大臣、农商务大臣。晚年致力于日美的民间外交，担任过日美协会会长、日美同志会会长。
[50] 后来当外务次官。——作者注
[51] 卢森堡实业家，后任该国驻美公使。——作者注
[52] 德国大使。——作者注
[53] 溥仪的英文为亨利，当时不少外国人以此称呼溥仪。
[54] 当时日本的两大政党之一，较保守；另一个叫民政党，相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