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0日～1936年2月11日）
谁也不会忽视日本决定退出国际联盟的政治意义。这标志着日本与西方列强彻底决裂，为它后来加入轴心国做了铺垫。但日本离开国联的直接后果并不是日本在内政外交上立刻转向极端主义。恰恰相反，日本领导人在对西方列强摆出了敌对的政治姿态后，却采取了一种近似缓和政策的方针。至少对美国是这样。尽管表面温和，但日本外交政策的实质依旧强硬：不再继续遵守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又向中国派遣大量部队。对军国主义者来说，这一切的进程还是不够快，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平静的时间越长，风暴往往就来得越猛烈。
日本决定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0日
内阁今天议定，一旦国联大会通过“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日本就立即退出国联。显而易见，纵然斋藤、高桥等人反对，但他们已全被压制了。内阁行动如此急速，则又表明是要以此作为要挟，企图阻止大会通过报告。此外，这也是一种姿态，想再次显示其沙文主义的特立独行。此举须经天皇和枢密院批准，至于如何退出、何时退出，还没有讲清楚，但终归是要这样做的。现在看来这几乎是确定无疑之事。
我的猜想错了：直到最近，我还认为他们不会走到这一步，然而这和他们迄今所做的每件事，例如马上承认“满洲国”等，皆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政策就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既成事实来对抗全世界。军部的地位依然至高无上，仍旧构成一种恐怖主义的独裁体制。毫无疑问，斋藤一定被告知必须跟他们保持步调一致，否则国内就会发生分裂。而这种分裂将以刺杀他本人和其他曾反对退出国联的人为起点。即便如西园寺公望这样的元老，在军阀面前实际上同样无能为力，看来今后他将继续受到冷遇。政府中较明智的首脑人物的处境与斋藤内阁刚成立时完全一样。当初他们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屈从于极端分子，以为以后总能掌握控制权，还以为如此才可以避免再发生“五一五事件”那样的情况。这才是对国家有利的，但这一切愿望都落空了。在此期间，白鸟还扬言要进军热河，并随时都可能付诸行动。如果日本真要进军北平，就有发生全面战争的巨大危险。前景简直暗淡无比。
不管如何，我完全赞同国联的行动和“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与建议。日本既然终于决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非要推行所谓“重返亚洲”的运动，最终很可能还要打出远东的“门罗主义”，那么继续幻想以容忍迁就日本就已毫无意义。我们的苦日子恐怕还在后头。
让人民了解实情
1933年2月21日
弗莱彻来向我征求意见。他将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发一篇非常激动人心的专电，指出时局险象环生，谈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我说，让国内公众认识到前途有潜在的危险是很好的，而且他的专电将在巴黎发表，这对日内瓦也可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我告诉他，无须掩饰当下时局的严峻形势。
日本与西方决裂意味着什么
1933年2月23日
经过几日来的思考和讨论，尝试将我的一些想法集中在以下几点结论中。
无论怎样估计远东形势，皆应充分考虑下列各点。
（1）内阁决定退出国际联盟以前，日本已采取各种手段摧毁了它与外部世界联结的最重要的桥梁。如今走到这一步，意味着它国内的稳健派已完全失败，军部已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自中日争端爆发以来，对于国际联盟的每个重要行动，日本不是事先阻止，就是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在事后予以破坏。这都是为了清楚表明日本要撇开西方而独行暴走，蔑视西方对它的事务以及它自视为生死攸关利益的干涉。无法指望它会屈服于西方的道义压力或别的压力。军阀和在军阀煽动下的国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便开战也在所不惜。如今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这类谴责非但无法改变日本人的决心，相反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只要政府露出一点与国际联盟敷衍或妥协的倾向，国内即使不爆发革命，也几乎肯定会发生更多的刺杀事件。
（2）这种民族情绪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a.军部决心保持其威信，不容有任何干涉行为；
b.“保全面子”本来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致日本寸步不让；
c.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信条经过精心地反复灌输早已深入人心；
d.尽管满洲的巨额军费将会造成财政困难，但这完全不在军部考量之中，但凡涉及他们那个领域之事，就不会考虑什么节约；
e.当条约义务和日本人所自称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时，还要说此种义务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就根本无法理解了。
（3）至于是否会入侵热河的问题，我有理由认为日本会特别谨慎以避免越过长城，尽管这样做可能给战役带来大得多的损失和困难。当然，忽视下列危险同样是不明智的：当情况有变或发生意外事件，日军可能会进犯天津和北平，这自然立刻就会直接触及列强的利益。国联若采取任何积极制裁的行动，日本完全可能用迅速占领华北来作答。这确实是未来最大的潜在危险。
（4）最后，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军部宣传的影响下，相当多的日本国民和陆军都认为，美日之间，或苏日之间，或美苏同日本之间终将难免一战。效率已经很高的军事机器仍在不断地、急速地得到加强，其自大和自信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海军也越来越好战。陆军、海军和国民都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因而就始终有这样的危险：任何足以激怒舆论的事件，都可能使日本不计代价地采取激烈措施。
上述判断，不仅代表了大使馆主要成员的意见，东京的外交界同僚和其他外国人士大多对此也有同感。在我日常呈送国务卿的报告中，当然会反映这些事实与见解。
有趣的小插曲
在眼下政治形势暗淡无光之时，华盛顿的国务院接到这封电报，想必可聊以自娱。我国驻欧洲某国首都的杰出同僚最近电告国务院：“王后生了一个女儿。我已向首相道贺。”
真有能维持和平的和约吗？
1933年2月23日
我最近曾在日记中说，赞成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争端的报告和建议。这句话必须修正了，就像这本日记中的许多话一样，只是说出一时的想法而已，经过深思熟虑后，必然要随时修正。那些建议在理论上也许还不错，但问题在于不切合实际，实行起来不会奏效，至少在眼下是行不通的。当然，从国联的观点来看，除此别无他法。况且国联卷入这个问题后，正是在我国政府的鼓励下，至少曾经表现出耐心与克制。然而随着思考越深入，就越忍不住要问：十四年来全世界煞费苦心经营的这个和平机构究竟是否完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堪用？
不妨想象一下，将1931年的满洲局势与1898年的古巴局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假设古巴危机是在《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订后发生的，“缅因号”[1]巡洋舰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战争心理便如森林大火那样蔓延到我们全国，全国上下的男女老少都在高呼“记住‘缅因号’”。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最终能防止跟西班牙开战吗？1898年的麦金莱[2]想避免战争，却无能为力。即便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我们是不是同样难免会受舆论所迫、以自卫为理由、不经宣战就占领古巴？直至今日公众仍在猜测，到底是谁引爆了“缅因号”；而今天的公众也在猜测，是谁制造事端导致1931年9月18日那天日本发动进攻。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当然，古巴和满洲地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我国的行动基本上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日本的行动则纯粹出于私利。可在这两件事当中，战争心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深信日本图谋满洲由来已久，与吞并朝鲜无异，只是等待良机而已。这样看也许对的。
我的观点当然不是要为日本开脱，而是想探究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也包括我国在内，因求战心理十分强烈而发动战争，和平机构能否制止它动手。譬如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能够阻止南非战争[3]吗？英国大使馆的某某告诉我，当年他的父亲就因主张和平，在自己的村子里竟也有人拿石头砸他。詹姆森偷袭德兰士瓦[4]，自然是暴行，就跟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的行径完全一样。假如不发生德国皇帝电贺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获胜这件事，英国人自己本来会谴责这类暴行。那封贺电看来微不足道，却成了点燃战争狂热的星星之火。这类事情在每个国家都会造成一种战争心理。这种狂热让人可以不顾一切，甚至都不需要军事宣传来煽动。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将来还会出现一模一样或类似的情况。尽管已经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盟约》与其他一切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和平机构，但敌对行动还是在不断发生并将继续发生。
如果世界各国听任日本破坏这些盟约而不受惩罚，那么不仅这些和平条约本身会丧失其效力和尊严，还会导致其他各种条约终将丧失稳定性。正是因为世界无法也无力对日本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许多地方的条约已被破坏。对此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进行道义制裁吗？当一个国家被战争心理缠绕着的时候，即便其他国家都对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其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这除了加剧——而非减弱——其好战情绪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今天日本的情况就是明证。况且，人们始终怀疑这种举世一致的道义谴责又能维持多久，因为碍于各自的私利，团结一致的阵线迟早会破裂。
如果道义上的斥责无效，或多半无效，那么还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执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呢？当然不能用武力，一动武就恰好违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所维护的原则。以战止战，显然已经不能达到终止战争这个目的。假如唯一方法是再通过打几场世界大战来保障我们的和平体系，那么还是此时此地就抛弃这种体系为好。因为如此一来，文明本身也岌岌可危了。断绝外交关系也没有用，除非辅之其他措施。武器禁运一般也没有什么效果。以目前情况来说，武器禁运只会对侵略者有帮助。所剩下的就只有经济和金融抵制了。这恐怕在实际上还是无济于事。从当前的情况看，经济抵制只会促使日本把中国能够提供必需物资的那些地方也都一并占领，结果还是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在金融上，日本现在已经不能从国外获得贷款了；尽管无法借款，但它还是可以支撑下去。
显而易见，我们的和平机构在理论上是漂亮的，在实际上却无用。因为只做表面文章，所以才无用。它就像贴膏药来治疗癌症一样，听任癌症发展很久以后才请外科医生来敷上这么一点止痛的药，自然无济于事。国际间的祸事，多似癌症。最初只是某个地方长期受刺激，所以开始时一般并不厉害。这种刺激，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不大可能觉察到，但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需要动手术之前，医生就应设法消除这种病症。
未来的世界和平机构必须比医生早走一步。哪里有刺激，它就得有所觉察，诊断出将来生病的可能性，早在产生病灶前就着手治疗。这当然纯属理论。究竟如何才能在实际中建立这么一个机构，的确是我们那些总是没有效力的和平组织应该研究的问题，就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类似团体正经常引领消除癌症的研究工作那样。总而言之，世界和平机构要做到消灭战争，就必须比现在更加激进，更有先见之明，更多留心事实、形势和环境，而少谈理论。
外交工作与消遣
1933年3月14日
在保土谷乡村俱乐部吃了午餐，又与古尔德（Goold）、丹尼逊（Dennison），以及我的私人秘书小帕森斯打了高尔夫。前两位是标准的石油人。我们打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在第十八洞（四个标准杆）时，作为明星球员的丹尼逊与我都需要发挥最佳水平才能赢。小帕森斯抓到“小鸟”[5]。丹尼逊在离果岭整三十码的地方挥杆，球击中了竹旗杆，然后直落入洞中，抓到了“老鹰”[6]。这让我们有机会以所胜洞数来决定胜负，但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我和古尔德都有了麻烦：他上果岭时已花了四杆；而我在离果岭几英尺的地方也已是第四杆了。令人惊喜的是我打第五杆时，球越过杂乱的冬草飞了二十英尺进了洞，结果古尔德也是第五杆入洞。我们在关键时刻用两次堪称奇迹的挥杆，赢下了那天的比赛，让我们的对手十分受挫。高尔夫大半的乐趣都源自类似的意外。
提到高尔夫球，我记得在君士坦丁堡时，一些难于应付的商人常觉得使馆人员令人生厌，因为我们每天都没有按照商人的方式朝九晚六地坐在我们的办公桌后面，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使馆人员不知道如何为所谓真正的工作而努力。但他们忘记了，我们这些备受指责的外交官需要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7点15分就开始工作。如果我从下午2点开始打高尔夫到5点，这就意味着为了应付不变的工作，我需要从下午5点后一直工作到把事情做完。上周我跟艾丽斯三次从美梦中被使馆的电话吵醒，因为要马上去看传来的电报。在家时，只要晚上得闲，我就能读不少文学作品，如今则不敢有此奢望，只能去读跟工作有关的书。在许多晚上，我们去参加各式各样的官方宴会。尽管看着有趣，但更多时候只是坐在一张桌前，瞅着时钟一圈一圈地走。我怀疑海外普通商人的工作时间会不会像我们这样长。
接着聊高尔夫，我记得君士坦丁堡高尔夫俱乐部的记分卡上印有一条严格的规则，那就是“在遮阳篷、蹄痕或果岭上的车辙上发现的球都可能会被拿走”。在当地巡防的土耳其骑兵和野战炮兵对高尔夫球场颇有不满。尽管已经有铁丝网围着，但他们仍会在被雨淋软的地面上疾驰而过，尤其是果岭上。这倒是激励了高尔夫球手提高球技！
皇家猎鸭会
1933年3月23日
艾丽斯、埃尔西和我在令人扫兴的倾盆大雨中前去参加皇家猎鸭会。整个冬季都常有这种游猎，每个大使馆和公使馆都要被请来参加一次，使馆负责人、参赞、陆海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妻女俱在被邀之列。也会有一位皇室的亲王到场，今天正是秩父宫夫妇特来参加，我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喜欢我们这伙人，其中还有另外几个大使馆的人员。上午9点15分，在浅草雷门车站会合，乘专用电车约五十分钟至武州大泽，然后步行十五分钟穿过一片田野（有些人坐汽车），最后来到皇家猎屋。这附近有成千只野鸭，为驯养的媒鸟所诱导，栖息在沟渠中。每次打猎时会有十位客人受邀参加，每人获发一个类似捕蝶网的大网，但要大得多，网口很宽。客人有各自的编号，约定信号一发出，立即各就各位，沟两边各站五人，沟窄而深，两岸有栏，人在栏后。野鸭一听见“猎人”来，便会从沟渠中飞起，“猎鸭”就是当它们飞起时把它们兜进网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打猎，因为只要有鸭子飞到网边，几乎没有逮不到的，除非两网相撞而让它们逃掉。有四只飞近我处，我便轻而易举地将其一网打尽。有多少只飞近身边，全看走运与否，而捕捉这种无力逃跑的动物也并不是件乐事。林德利这天抓到十只，大多数客人捉住一两只，有人则一无所获。埃尔西捉得一只，她并不是很想捉到什么的。艾丽斯没有参加。鸭子飞起后有跑掉的，人们便放猎鹰去追捕。今天不巧，没有风，许多鸭子都不飞。随从曾两次叫我把它们从水里舀起来，我都断然拒绝，尽管别人倒是这样做了。他们恨不得把鸭子捉光，因为每位大使得给六只，级别低一点的客人也各有相应的份额，其余的供宫廷佐餐之用。
这天雨过天晴，春光明媚。真正有乐趣的是在猎屋前面做一些小游戏，例如在小球场上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掷铁圈、打板羽球、踢毽子，还有一顿美餐。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和秩父宫夫妇一起玩。我在乒乓球赛中打败了他，但最后是王妃赢了。他们毫不拘礼，平易近人，我们暗自庆幸，今天来的不是其他亲王，因为那些人大都死板，更不善于接待外国人。埃尔西特别快活。秩父宫夫妇说，他们非常欣赏我们大使馆的晚餐和电影，要我们不久后再请他们去一次。他们在别处看不到好电影，此言非虚，复活节后我可以请他们再来。秩父宫是天皇的弟弟，他那漂亮的王妃是前驻美大使松平恒雄的女儿，在华盛顿上过学。
来自赫尔国务卿的好消息
1933年3月23日
下午5点返家，看到赫尔国务卿来电，令人高兴。电报提到12月5日我给总统的辞呈，国务卿现特欣然告我：我这段时间的工作令总统感到满意，他希望我继续担任驻日大使。闻讯甚感快慰。这个消息并不意外，本以为总统如果望我留任，不派继任者即可。而这封电报则等于新政府明确下达的任命书，让我们明确知道将要继续工作，让我们很高兴。
日本退出国联
1933年3月27日
今天枢密院和天皇批准日本正式退出国际联盟，并已电知日内瓦。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天皇的诏书和斋藤的声明。这些文件和其他类似的文件都在夸夸其谈，称日本的一切行动均为维护和平，但问题在于日本对此的解释大概同我国及国联的解释均大相径庭。日本所谓“维护和平”，意思是用武力肃清满洲的抵抗力量，直到没有敌人、谁都无法反对它的控制为止，打造一幅由日本主宰一切的和平局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日本宣布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世界大战的文件也曾说它此举是为了维护东方的和平。然后，它就理所当然地把德国人从中国赶了出去。然而，当时的“维护和平”跟现在一样，都属用词不当。不过，我还是怀疑一百个日本人当中会有一人当真认为他们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盟约》。只有少数有头脑者敢于坦然面对现实。有位日本人曾对我说：“是的，我们违反了每一个条约。我们已经公开作战了。‘自卫’‘让满洲自决’等论调纯属扯淡。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满洲，就是那么回事。”可是这种人仅占少数。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的自欺欺人的惊人本事。他们确实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李顿调查团为中国宣传所骗，列强和国际联盟也都受了骗，因而对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想法。
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比那些厚颜无耻但自知理亏者还要难对付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哪怕有才智者也在其中，都不知道是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反而倍加坚定。他们的心理活动、推论方法和我们截然不同。与他们交往得越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之一。西方人以为，日本人既已仿效西方的服装、语言和习俗，就一定会像西方人那样思考问题。这是最大的谬误。东西方之间围绕条约义务之所以总会产生误解、易起争论，这是原因之一。这并不是说日本人签字承担义务时总不屑于遵守，而是想指出当那种义务和他们自认为的切身利益有抵触时，他们就将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这种义务。同时，照他们的见解和心理状态来看，这样做也许倒还是十分诚实的。如今中日争端中发生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如此。难怪即便不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也很难。
关于日本违反条约明文规定，在雅浦群岛[7]和其他委任统治岛屿上设防，我们握有充分的第一手证据来证明，即便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恐怕也很难设想这种举动符合他们的庄严承诺与条约义务。但在这个问题上，那个不容争议的事实又出现了：东方关于此类义务的概念与我们的不同。整个关于委任统治岛屿的问题都具有爆炸性，可能还会引起如满洲事件那样的重大纠纷。恐怕我这个职位将来也不会是一个清静岗位。当然，我并不是在发牢骚。
顺便一提，有个很难应付的问题倒是被日本政府明智地解决了。它允许外国天文考察队明年去上述岛屿进行全日蚀观测。他们已决定用一艘日本军舰把那些考察队全送去，这些人将成为日本的座上宾，不过他们也将是处于极严密护送下的贵客。为答复我们代表美国考察队提出访问那些岛屿的申请，此种邀请又或说是命令已正式发给我们了。
日本人赈济加利福尼亚地震难民
目黑区的主日学校有九个小孩把他们每周的零用钱九十六钱（约合二十美分）送来，请我转寄加州地震[8]的受灾难民，以感谢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美国对日本的救济。我已复信感谢，把来信和复信都送给了报馆，并拟将这笔钱以官方急件寄国务院转交美国红十字会，以彰显其礼轻情重。钱有多寡，情义无价。
顺便一提，日本红十字会确实也向我们的地震难民捐助了一万日元，其中半数是东京市捐的。但想到1923年我们送给日本的善款有数百万美元，日本红十字会的这点捐赠就远不如小孩子捐的那九十六钱让我感动了。
附：她没找到工作
刚收到一封让人沮丧的信，其内容翻译如下：
先生：
随着春季的到来，我们在屋内屋外感到非常愉快。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您和您的家人是否依旧康健？我很高兴地说我身体健康。首都东京是否在所有领域都发生了变化？
我非常乐意来东京并待上一段时间，越快越好。在您家服务的那几天里，我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
您能否帮我在东京找一份工作呢？我请求您告知您现在的住址。
期盼很快会得到回复。
您忠实的仆人
松冈汇报日内瓦会议的情况，矛头直指西方
1933年5月1日
和松冈[9]谈话还真是一桩趣事。他刚从日内瓦和美国回来，事实上几乎都是他在讲话。他的英语很熟练，但给人一种非常自信乃至自负的印象。从他的一些公开谈话和演说来看，我觉得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之辈，他可以表达各种意见和感情。今天他告诉我，他在美国时曾为改善美日关系而努力，曾在太平洋沿岸各州对那些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演讲，勉励他们一定要做忠实的美国人。他又说他认为发展日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应是日本政策的基础，他今晨还曾向内阁宣讲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致力于这项工作。
从他谈话的那副派头可以猜想，他在内阁发言时一定像在对一群小学生训话。我跟他讲了报刊上的反美宣传所造成的危害。最近他曾对人说，如果他任下届外相，他就要如何如何行事。显而易见，由于日本社会各界的奉承，他从日内瓦回来时被当作英雄来欢迎，于是就更加趾高气扬了。
演讲的负担
1933年5月21日
圣路加医疗中心（又称圣路加医院）新建大楼落成，计划前去献词。准备讲稿花了一整天时间，已经写完。上周日写了两篇讲稿，一篇讲稿将用于横滨，供阵亡将士纪念日之用，另一篇将用于“美国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所有这些讲稿，遵照主题写起来都是开头难。真开了头，之后就容易了。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美国学校”那两篇倒比较简单，可以参考以前在土耳其用过的稿子，但在圣路加医院讲的，则要重新考虑。但愿秋天之前，讲这三次就行了，可谁也不敢担保。演讲的确是一个沉重负担：它虽和我的职业有密切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类邀请越来越不耐烦。从一年前来到日本以后，我已经做过三十五次演讲了。
华北又有麻烦了
1933年5月23日
下午6点，大使馆的一个日本朋友匆匆送来一张纸条，据此我电告国务院：日军已接到明令，不要进入北平；如部队仍打算前进，还会有更严厉的命令下达，这些命令都准备好了。看来我们上周呈报的判断是对的，我们断定日本人仅仅是要“包围”北平，然后逼迫中国人谈判，只要中国人保证不继续在长城一线攻打日军，日军就会撤退。但又有迹象表明，日本人想在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国，而且他们很可能成功。北平周围的这种军事活动正好发生在石井子爵在华盛顿举行会谈[10]的前夕，看来很不妙。日本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行动及政策总是缺乏协调，使人深感遗憾。正当满洲的紧张局面逐渐消失而世界各国非常有可能终于默认现状的时候，日本陆军却又跳上报纸头版，并在国外造成一种印象：它仍旧在胡乱攻伐（实际也是这样）。而且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各国正在想方设法，至少在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办法，希望坐到一起来共谋达成某种有关裁军、安全和互不侵犯的切实协议。我知道，现在有许多日本朋友确实在为大局焦虑，却无能为力。
来栖评史汀生
我的秘书小帕森斯写道：
昨晚来栖先生和我翻了一下最近一期《外交季刊》，谈到史汀生的文章时，我大胆地表示了一点意见，认为史汀生是一个真诚的伟大理想家。来栖回答道：“你若不身处险境，当个理想家总是容易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日本许多当权者虽曾助长侵略行动，但骨子里自以为是地抱着防御的心理。我相信，有教养的日本人之所以也会相信去年夏天甚嚣尘上的“自卫”论，绝不是因为他们想入非非。在我看来，不先消除这种日本“身处险境”的观念，就无法制止日本陆军可能被误称的“扩张主义”的行动。我并不怀疑日本军人抱有称霸亚洲的幻想，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力量源自一种日本人内心深处的防御态度，即恐惧俄国、担心自身的安全。因此，就有了“非胜即亡”的说法。
应建立一座“国际政治保健学院”
在圣路加医疗中心新部门开幕式上致辞
东京，1933年6月5日
任何时代的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一个真理，即人类是一个整体。不过，要让这个基本真理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完美的落实，则必须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过去，每个民族都有人在培养这种思想，将来还会有人培养。这些人坚持寄望于这种思想，他们所关心的不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信仰乃至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人类是一个整体的哲思中，最能打动我们共有仁慈之心的要素，便是身体上的疾病；救死扶伤不只包含功利主义，其中还有更广更深的意义：我们的医院教人有同情心，它们之所以令人尊敬，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象征着爱，象征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幸福所负的责任。
正因为有这种开明的哲思的引导，美国主教派教会上千的教区、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许多进步的、热心公益的人士才慷慨解囊，我们今天为之开幕的这座崇高的大楼才得以落成使用。已故的前日本天皇陛下的慷慨恩赐，皇室、内务省、东京市和其他团体的大方捐输，后藤伯爵、大隈侯爵、涩泽子爵等日本显要人物的资助，有力地证明了圣路加医院在东京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事业。日本理事会协同美国理事会，在其最需要支援的时候给予最慷慨、最有益的指导和帮助。这种帮助对整个巨大医疗机构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圣路加医院及其附属部门的成就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人，即鲁道夫·博林·托伊士勒（Rudolph Bolling Teusler）博士，他富有远见、信心和不倦的精力，代表我们两国的那些能干的同事们又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今天大家向他表示敬意，他受之无愧，我也同声赞颂，并向已实现其理想的理想家祝贺。
我今天讲话，目的不在于详述这所医院的背景和历史。关于这方面，与它的发展密切有关的人已经讲到了，远比我讲得好。我是想谈谈这座建筑物的广阔意义和它所象征的一切，由此也以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词不达意，但无疑是真诚的。
我刚说过的人类同为一个整体这个高尚的哲理，是远超乎政治谋略和政见的。它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在走向这种境界的过程中，自然的力量必然会给予推动。虽然这大概是渐进的，但它终将得以实现则是确定无疑的。文明总的发展趋势不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吗？史前时代的家庭认识到要组建部落，才能得到较大的利益。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今天世界各国又正在朝着更密切、更开明的合作步步前进。因为它们终于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因此人类的共同协作，虽是渐进的，但肯定已在过程之中。当我们经历失望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路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哪怕是在我们这一代也都在取得进步。这场运动最终将取得胜利，它并不是一个随着时代或个人是乐观还是悲现而会有改变的问题。这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即便会遇上难免的挫折、障碍和延误，但人类就其全体来看，总是在朝着至善极乐的方向而努力，人类依靠这种固有的本能，必定会得到最后胜利，正如宇宙的法则必然会得到体现一样。如果有人称我为幻想家，那就请这些有怀疑的人去探索一下历史的事实、发展和基本趋势，然后按数学上的类推法去推断一下将来吧。
我今天之所以谈到这个运动，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在日本设立这座大医院，以具体形式展现国际合作的原则，正是刚才说过的那个基本真理的物质体现，即人类在精神上是一个整体，而按事物的本性又终将在实际上成为一个整体。其次，是因为医学的原理也非常适用于救治世上的疾患：世界过去受难，现在受难，在经过逐步发展、取得经验、积累领导人的智慧而达到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以前，无疑还将继续受难。
我们国际上的疾患，大多跟人身体上的隐疾很相似。就像癌症那样，国际疾患一般先是某个地方长期受刺激，所以最初规模不大。若能预知那种刺激为癌症的先兆，迅速处理，这种病或许就可以避免了。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可能无法或没有机会预先觉察到这种刺激，但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必须动手术之前，他就能设法根除这种疾病。
在遥远的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会有一种“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之类的机构。它将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就像家庭医师研究或应当研究他所照料的人的心理、生理和品行的状况那样。一旦发觉国际健康中有潜在危险的根源，早在实际发病以前，这个学院就会对症下药，以消除可能引发冲突的原因，即感染的根源。必须远在疾病生成以前即采取医疗措施。在国际事务中，仇恨的狂热一出现，才想到要避免发病就没有把握了，也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必须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在舆论有可能被激怒以前，在公众的明智判断力尚未为事态发展所遮蔽、为国际间仇恨偏激情绪所蒙蔽之前，就该有几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围坐在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依靠各自冷静的判断为防治病症做大量工作。
这个“国际政治保健学院”，是对将来的一种幻想（我想称之为我别出心裁的一种奇妙的发明），它必须经常开会，就像普通实验室所做的那种研究工作，和现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他类似团体经常为消除癌症而推动的研究工作一样。它的成员不是内阁总理或其他高级官员，而是许多社会各界、各组织的非政治性的专家。为了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并能行之有效，他们理应及时提出自己的研究结果、警告和建议。
自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11]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今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必要因此而灰心丧气吗？这个走向国际合作的运动，并不会如雅典娜那样从宙斯的前额诞生出来，而且一出来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它必得如一切婴儿那样，从经验教训中得益，慢慢地发育成长。它终究会长到完全成熟，正如这所大医院，由于汲取医学界的经验、发明和发现，它为社会服务的潜力同样在随之增长。
朋友们，今天的典礼意义深长，它使我有所感悟，才敢做这些大胆的遐想。我所谓的“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不过是臆想的产物，也许只是空中楼阁。因为想到这个医院在完成其进步使命时，将会对个人与社会做出良多贡献，所以才借用它的名词和概念。这只不过是想用比喻来说明问题而已。有时做做白日梦，也并没有什么坏处。梦至少可以把我们引向使人受益的思路。我从这幢大楼，从它将容纳的、大量的从事种种医疗活动的设施，看到了人类基本上是统一整体思想的具体表现。现在人们正在为促进人类的密切合作而努力，那就让我们在这幢大楼所象征的原则中去寻找实例吧。把这所大医院所代表的国际友谊、治病救苦所体现的基督教精神和箴言等都运用到那个更宏伟的事业上去吧。
日美关系得以改善的片刻
1933年6月8日
去了横滨，“休斯敦号”（USS Houston）[12]军舰接待如仪。参观全舰一小时，随即陪同泰勒（Taylor）将军招待了大批来自横滨和东京的客人。该舰外形壮观，十分整洁。此舰已两度获得海军射击冠军，一次获得通信冠军，今年的这两项锦标现在都归它了。高射炮和火力控制台当然是被严密掩蔽起来的。
我问巴格利（Bagley）舰长，日本海军军官上船来时是否曾要求参观，他说他们没有这样要求，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美国将军访问横须贺时受到同样的礼遇。不过，还是看见有飞机在军舰的上空拍照。下午6点奏起国歌《星条旗》，招待会到此结束。在招待会上，不少日本姑娘们很快活。埃尔西欲邀内田须磨子前来做客，但须磨子和她的母亲都不敢请示内田伯爵，理由是“他最近已经准她外出多次了”。不过，内田伯爵夫人还是建议由埃尔西去找外相直接请示。于是，埃尔西鼓起勇气，在外相宴请佩里夫妇的午餐结束后去找他。起初，他果然说不行，后来态度才软下来了。须磨子在我们家玩得很好，当然有艾丽斯作陪，她很感谢埃尔西。我好像记得，那些老式的土耳其帕夏[13]也不太鼓励他们的家人与外人亲近。
写了一封给国务院的长电，呈报美日关系有显著改善。这背后有种种原因，首先是日英关系逆转，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印度的贸易协定已告废除，对日本的棉纺织业是一个沉重打击。军部则已得到它要求的拨款，中国局势也较之前有所缓和，日本虽已退出国际联盟，却没有因此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当然，不能说好战情绪已经消失了，但明显有官方指使的反美宣传现在已大大减少了。
对美感情的好转突出表现在报刊对下面几件事都有明显的正面评价。第一，关于石井子爵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人们普遍相信，总统是怀着赞同的心情来倾听石井对日本问题的说明的。有一种看法是美国新政府会比上届政府对日本更友好。第二，泰勒将军的来访获得完全成功。泰勒将军去年在上海与野村海军大将[14]的通力合作受到普遍赞赏，他在此地受到的接待也极为热情。第三，美国驻菲律宾的新总督来此短暂访问，并曾拜望日本高级官员，给人印象很好。第四，佩里主教来访，特别是他往浦贺瞻仰了佩里纪念碑，其间受到一致赞扬。第五，圣路加医院的新医疗大楼开幕，有皇弟莅临，名流到场。
当然，军阀很可能不久后又要兴风作浪，依旧会在报刊上塞满反美宣传，把这阵子出现的改善风潮打压下去，但我觉得，毕竟还是有了积极的甚或是持久的进展。白鸟调离外务省而改任驻瑞典公使，这又是一个使人可以对前途抱希望的因素。顺便提一句，我还听说白鸟反对调职，曾挣扎到最后一分钟。
这种新出现的对美亲善，甚至在私人交往中也能看得出来。例如约翰逊海军上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中，某些以前和他最亲热的日本好友也不敢在人前与他接近。其中有一位曾被军部视为太喜欢外国人的日本友人尤其避之唯恐不及。前几天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时，此人竟与井上子爵一同主动来到我们的桌前，跟约翰逊和我坐在一起，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可是不敢这样做的。能在此地留下来，得见关系有此改善，我很高兴，友情若能持之久远，总是令人欣慰的。我想这会持续下去的，除非有不测风云，使之又受损害。一年来，情况的确有了很大变化。
艺妓之夜
1933年6月29日
梅雨天闷热，一直出汗，令人讨厌。我只穿衬衫，整天待在书房里。
约翰逊海军上校在“红叶”艺妓馆宴请日本海军将领和大部分使馆人员，共三十二人。大家分成两长排，坐在榻榻米上，姑娘们以热米酒待客，日式盛宴应有的佳肴逐一奉上。约一小时后，宴会热闹起来了。两小时后，猜拳进入高潮，人们开始敬酒。
猜拳是用手势来玩的，剪刀剪纸、纸包石头、石头砸剪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戏。某个艺妓前来陪酒（她们是不断换座位的），提议玩这种游戏。她赢了，就该你喝，表示向她祝酒；你赢了，就该她喝。这里的姑娘们格外活泼，远胜别处，而且都非常风趣。这时，邻座的客人也不断向你祝酒，还有挨个前来敬酒的，然后你还得去一一回敬。虽然酒杯很小，每次喝的量很少，但积少成多，当晚还是喝了很多米酒。如此畅饮，整晚欢愉。第二天清晨却毫无不适之感。当然，前提是你不效仿一般日本人那样掺上威士忌酒一起喝就行了。热米酒本来就蒸发得很快，日本料理比较卫生，易消化，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这一切都有助于举行一场欢宴，有醉意而绝不狂乱，虽亲昵而常保尊严，不纵情，不越礼。
上菜的间隙会插入日本音乐和扇舞，后来我们也站起来了，在榻榻米上坐了将近三小时，得把屈久了的腿伸一伸。此时留声机响了，艺妓们又拿出她们跳西洋舞的本事，跳得和本国舞一样好。坐在我旁边的高桥海军大将发表感想说，如果国际会议有这样的气氛，达成协议就毫无困难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大使馆里的浪漫
这批邮件到家之日，埃尔西的喜事对家人就不再是秘密了。虽然此事原本要到8月某个时候才能公开。6月30日，她和塞西尔·莱昂订婚了。莱昂来到这儿还不到一个月，就跑来求我准他娶埃尔西。我说他是个做事性急的人。他答道：“您能怪我吗？”既然他这么说，我当然不好再说什么。这事让我们大家都高兴。他是一个诚实、优秀的小伙子，二十九岁，至少在身高方面能比得上我们的另外两个女婿。至于别的条件，就让埃尔西自己去品评吧。她选的这个对象，且不说性格和人品都受到我们大为赞赏，单就她要嫁给军人这一点而论，我自然就很高兴。我猜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军人，肯定是可以创造纪录的。有了这种想法，大可以补偿因想到她终有离去之时而产生的伤感，她在家总是给我们带来情趣、音乐和欢乐。现在她至少又带来了一个艾丽斯和我都十分喜欢的女婿。他们打算在10月7日举行婚礼。那天也是我和艾丽斯结婚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
日苏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1933年7月18日
参加首相府招待韦尔奇（Welch）主教和夫人的便宴，主客是几年前在朝鲜时认识的。饭后与斋藤子爵长谈。他说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自立。我答道，这个问题绝不是单靠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他殷勤好客，第二天送了我一面日本丝绸制成的美国国旗。官邸，即设宴之处的门口，恐怕至少有十几个警察守卫着。因错发了警报，就在我们来到的那个时刻，那里正有一场虚惊，只见警察拔刀出鞘，子弹上膛，冲来冲去，搜索不速之客。既然常有刺杀的威胁，官邸周围自然会有一种紧张气氛，这并不奇怪。那晚斋藤子爵的夫人好像一直都闷闷不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