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一月左右几乎没有电讯往来了，我给国务院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汇报日本和苏俄之间的紧张状态，列举已经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严峻局势可能加剧的理由。这些事件也可以说有挑衅的性质，和满洲事变以前发生过的事件都有相似之处。日本军阀的意向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若预见到冲突终不可免，就很可能趁苏俄羽翼未丰而先发制人，毕竟时间因素对苏俄有利。因此，我虽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但确实相信局势有潜在的危险，值得密切关注。我们将这些都写入急件，随上次邮袋一同寄出，但这要再等十天才能到达华盛顿。尽管我不想神经过敏或危言耸听，但也不想事到临头而措手不及。在这个地方，对任何事，甚至是避免蓄意挑起战争这样的事视若无睹、不够重视，都是不明智的。
外交革命与日美关系
为《日本时报》日美关系专号撰写的文章
在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年中，我观察到世界各国外交官的工作性质已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它的外交代表在与别国订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双边条约或协定时智取之，进而占到某种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便宜。在描述外交官生涯的小说中，这类纯属虚构的事例常出现在缔结条约时。常规套路是：有个男主角，例如卢里塔尼亚王国有个年少英俊的公使，通过他和埃列思里亚的王后的特殊交情，同埃列思里亚订成了秘密条约，遂在智斗中打败了反派角色——里西亚的大使。[15]过往订立条约是有点像这个样子的，直到19世纪末都还有这种方式，但是这类外交故事的作者和读者大概还很少意识到：自20世纪初以来，我们的国际关系和订约事宜已经起了变化。
若查一查现行的条约和国际协定，对缔约国对外关系有约束力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缔约国内政和政策也有约束力。如此就会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两国间秘密谈判的产物，而是公开的国际会议的成果。连双边的商务航运条约或仲裁条约，也常是与一切有关国家议定的一系列同类条约的一部分。如今的外交代表致力于商订秘密协定的例子反倒十分罕见。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世界已经走过签订秘密协定的阶段了。
若想了解其间缘由，无须远求。今天交通发达，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之小，各国间的交流是如此频繁，各国的商业金融关系又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都会引起所有国家的深切关注。这和我们美国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很类似。在过往开发边疆的日子里，各地的移民住得很分散，大家都各行其是。每个人既是他自己的警察，也是法官兼行刑人。但随着人烟逐渐稠密，交通发达，有组织的社区兴起，那些先来的移民就再也不能只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行事，转而不得不同时考虑公众的利益。社区内任何两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敌是友，都成了全体成员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都如此紧紧相连、密切相关。以致无论哪两国的关系失调，都必然影响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和利益，不仅是涉及两个当事国而已（在不久以前，情况还是这样的）。
我们两国正应该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待双方关系。我们是政治上、经济上都一步步迈向强盛的两个大国，中间则是浩渺的太平洋。这个大洋的命运，主要是掌握在我们两国手中。太平洋今后是要成为无休无止的妒忌、猜疑、纷争之地呢，还是要成为文化、商业友好交流的和平大道，又或是为增进世界福祉而精诚合作的媒介，多半也要由我们两国来决定。
我们两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全世界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都将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美日关系的前途，就不仅仅事关我们两国而已。为了我们各自的幸福、安宁和繁荣，我们固然一定要努力确保日美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除此而外，我们还肩负更大的责任，即对世界各国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让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演变为和平与友好合作的时代，而不是苦难和斗争的时代。举例来说，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中，这种苦难和斗争曾在“地中海时代”出现过。
我们两国要和睦相处，互助合作，这理应是不难的。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利益曾是许多重大冲突的起因，但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的经济利益并非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两国都是原料供应国，但这些原料无须竞争。同样，我们虽然都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但产品各不相同，也无须竞争。日本提供的工业品主要是以手工业为基础，以其精巧著名，美国则提供能由自动化机器大量制造的产品。因此，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一定互相抵触，别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主因在我们的关系中也就不存在。日美两国的沙文主义者经常提出其他利益作为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但只要耐心研讨、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些利益也无疑是可以调和的。
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的命运大部分掌握在我们手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创造一个造福世界的和平友好时代，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使它成真。
俄日战争的谣传越来越多
1933年9月7日
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来访，与我谈了日苏关系。我把我最近谈这个问题的电报私下拿给他看，他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有个助理陆军武官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战争难以避免，并预言战争将在1935年春天爆发，但有些人认为还会大大提前。苏联大使最近在招待外国记者宴会上的讲话引起了许多议论。他显然很气愤，日本报刊明里暗里攻击他的国家和人民，已使他忍无可忍。他在宴会上毫不含糊地指责日本的“国防宣传”，向听众宣示苏联的耐心和克制已临近极限。他还声称，苏俄不仅能够对付日本陆军任何公开的侵略行动，而且在陆空两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话，苏俄可以发动攻势，攻入满洲地区。这说得够坦率了。
当然，这些情况一定已经透露给日本人了。俄国人曾讲过，一旦开战，他们就要从空中把东京和大阪两座都市全部摧毁。因此我想，万一真有此一战，东京便会有点像战场。最近日本举行防空演习，空袭演习时东京接连三晚全城一片黑暗，连看书的灯也不许开。显然是感到了俄国的威胁，日本才会举行这样的演习。
初会广田外相
1933年9月18日
下午2点，接受新任外务大臣广田接见。同时在场的只有巴西大使阿马拉尔。俄国大使尤列涅夫（Yurenev）和意大利大使奥里蒂（Auriti）一个缺席，一个迟到。广田热情相待，两手紧握着我的手。在简短的交谈中，他说：增进对美友好关系是他政策的基础，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这一点，他才接受这次任命。任命是突如其来的，他完全没有料到。从他的态度来看，我相信这些话发自肺腑。我说，在我自己看来，日本报界是增进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它们总是捕风捉影，煽动不信任和猜疑。他答道：“这事我们将一起细细商谈。”
我对他的初步印象还不错。实际上，比之道貌岸然的内田伯爵，他要热情开朗得多。我相信，现在去外务省将会是件乐事了，以前可绝不是这样。我看值得和他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内田伯爵则不光是重听，还从来不想谈话。有几次我因特殊事件去找他，他都好像对那些事件一无所知，只是说他将加以考虑。总之，他既不能也不愿认真讨论问题。
我要找广田交涉的首批问题之一是关于报界的问题。只要我们的人一去外务省，就会招来不适当的、令人恼火的新闻宣传。譬如前一天，我想商讨一下神户附近美孚石油公司油库的问题。那纯粹是一桩日常公事。油库是经政府明确许可、花了很多钱修建的，但因村民无理取闹，硬说怕引起火灾，所以建成后却无法使用。春天时，我曾向有田提出这个问题，但未得解决。可我知道，去外务省又会引起不愉快的宣传，于是便叫内维尔去找重光葵[16]。一小时后，《东京日日新闻》就登出内维尔的照片，在照片下面刊载一篇言之凿凿的报道，竟说他是和重光商谈如何停止两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外务省竟一声不吭，不加否认。拜厄斯、巴布、沃恩、弗莱彻等人纷纷来访，要求核实报道是否属实，以便决定是否转发回美国。当然，他们听了我们的回答后，就立刻决定不发新闻了。这类事情实在令人恶心，但在内田任内报界始终不改，也从未见他设法制止过。
还有一点，那才真是妙不可言：内维尔与重光谈话时，重光还曾主动提起报道失实的问题，痛骂日本报界不负责任；一小时以后，上述那个荒唐的谣言就出笼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笨拙的、释放风向气球的手法。广田此人，也许可以制止造谣，使我能毫无顾虑地去外务省。然而，他也可能会发现自己与他的前任一样无能为力。
有关满洲的内幕新闻
下面这篇有趣的报道是我认识的一位美国记者最近秘密撰写的。他讲到他在东京结识了一位日本商人，认为此人某天晚上讲的话“揭开了”内幕，特引述如下：
我要跟你讲讲满洲问题的真相。夺取满洲，原是一个陆军院校的计划，由来已久，但总是没有立即实现的可能。满洲的中国人惹恼了军部，令他们无法容忍。于是他们不等时机成熟就突然动手了，决心惩罚中国人。军部原以为会遇到抵抗，但一点抵抗都没有。中国人跑了，我们在满洲到处追击他们。在追击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有只脚举步沉重。低头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粘住我们的鞋。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满洲。
在外务省和陆军省，会有人告诉你，现在即将实行这样那样的高明计划。老实说，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心中无数。他们正都茫然不知所措，极为沮丧。除陆军外，人人都开始醒悟了，感到我们已经犯了最可悲的错误，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犯过这种错误。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开发了满洲铜矿，日本本土的铜矿就得全部关闭，数以千计的人就要失业。日本政府完全明白，把满洲当作解决日本人口过剩问题的出路不过是白日做梦。日本人移民满洲，每年最多可望达两万人。但对一个一年增加九十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这位美国记者继续写道：
如您所知，某某君是日本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满洲事变时，他因公然反对军方的行为险些被刺杀。他的朋友把他送进医院，又偷偷地在夜间帮助他从二楼越窗逃走。他来到美国；为了保命，在人前就到处呼喊万岁，私下才把心里话告诉我。
他也认为占领满洲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问他对荒木将军有什么看法。他答道：“和所有军人一样，荒木将军也是一个傻瓜。”
他说，他那一派主张的政策是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只将日本对辽东的租界权扩展到整个满洲，为期九十九年。他说，日俄之战几乎肯定会在下个五年计划末期爆发。
他认为，为了避免这场战争，日本应该让俄国在满洲的某个港口有出海的自由，并设法说服欧洲国家向俄国开放达达尼尔海峡。
某某君回日本后，天皇曾召见他，要他谈谈美国的舆论现状。召见的真正用意显然是要保护他，使他免遭刺杀。事后某某君和我讲了召见的经过。他说，天皇对满洲事变甚为苦恼，不赞成这样搞。他（天皇）说，日本最大的危险是沙文主义。国家主义太过头了。某某君说，天皇曾命令陆军无论如何不要进攻北平。
（在这期间，荒木将军却一直在公开叫嚷“天皇命令我军举着旭日旗前进，我们岂能向后转”，等等。）
我还会见过斋藤子爵，可以断定，这次会晤是受过审查和阻挠的。他非常苦恼。
他说，满洲事件本来就是绝不应该发生的。不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我问他现在何以善后。他说：“某某先生，我不怀疑小鸡是常想回到蛋里去的——那里多么温暖舒服啊；可是一旦啄出蛋壳，就无蛋可回了。现在我们只有往前走，尽量往最好处想了。”
我问他，谣传美国和日本要打仗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双方海军的情绪都好像很紧张，但我看不出有任何打起来的可能。他说：“某某先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死了。要时刻记住，靠战争吃饭的人总是想要打仗的。”
我问他：“阁下，您是指海军吗？”
他说：“不是，不是。海军没什么。陆军却太不懂事了。”
太平洋上的伟大实验室
大使在泛太平洋协会和泛太平洋俱乐部举行的巴波亚[17]纪念日午宴上致辞
东京，1933年9月25日
主席、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想象四百多年前，巴波亚站在连绵的达连湾山岭上第一次凝望浩瀚的太平洋时，不禁要问他是否有深邃的远见，能料想到这片大洋有朝一日不仅将成为世界上许多主要物产交换的大商场，而且会发展成历史上最大的实验室。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洋沿岸的许多国家都正在政治体制有着根本不同的情况下各自发展。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之所以有着根本不同的政体，是由于种族、历史地理或是舍旧维新的结果。
在太平洋各国中，日本以其深厚的东方文化素养，结合一个刚健民族的干劲与首创精神，吸取了西方文明，并完成了西化过程。这个过程迅速异常，其民族个性和特征却依然很强，其中突出的因素则是权力集中和君权至上。
疆域遍布全球的英联邦，各邦之间虽远隔重洋，却仍能保持必不可少的交往。这是由于它有防护妥当的海上交通线，有定期召开的会议，以共商互助互卫之道捍卫彼此的自由和利益。它的力量全在于其制度的灵活性和弹性。
美国的贡献则在于建立了一个联邦组织，既允许组成联邦的各州毫无阻碍地互相交往，又让每个州在非全国性问题上拥有其立法上的独立性。
最后是俄国，它走上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给政治词典创了一个新词——苏维埃制度。全世界都在一旁注视着，看政治学实验室中这个新添的试验将如何发展。
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尽可能设想到，国际间的联系和交往定会有惊人的发展。由于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电学方面和其他领域中的发明创新，不难预见有一天世界各国将会在交通运输方面互相连接，其关系之密切远非现在所能比拟。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轮船尚在襁褓时期，电报和电话犹未被普遍应用，无线电和飞机更不可思议。历经之前几代逐渐加速的发展和发明，从现在的进度来看，下个世纪、再下个世纪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世界的发展速度一直不断加快（必然如此），国际商业和金融结构——其实还有许多别的部门——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国际疆界将失去其大部或全部现有的天然约束力，这些天然限制一旦崩解或消失，谁能晓得世界利益的最终趋向一致将会使各国的政治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对此，处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我们只能进行模糊的想象。
我曾把太平洋比喻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从前，化学家曾力求发现一些必要的元素，以配制出长生不老之药。如果让我们对模糊难测的未来稍骋遐想，那么为何不可以问：在将来某个时代，从上述各种各样的试验和经验中，会不会出现最能为大家所接受、最适于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制度或多种制度的结合呢？这个目标，如果堪称目标的话，今天只存在于我们的空想中。但空想或白日梦也未必全然无益，未必总是那么荒唐的。或许巴波亚也有他的梦想，不过，即使他有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预见自己的发现所产生的结果——那才真的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在那个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观点可能业已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为促进文明而表现出高度才智的各民族已在这个太平洋上的伟大实验室里共聚一堂，总是在工作，总是在推进、试验、了解，甚或已完成它的工作，以求有朝一日如今视为天然应有的国界不复存在。那时候，大海和高山都不能成为阻碍各国亲近的障碍。那时候，国际关系的整个结构具有如此复杂、微妙、普遍的性质，以至于公共的利益终于远远超过任何一群一国的利益。当那一天到来之时，如果适合那时情况的机构经过世世代代的设计和创造妥善地建立起来了，如果这个机构牢固地建立在德川公爵最近表达的那种开明观点的基础上，即“全人类未来的幸福安宁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增进太平洋沿岸各国间的互谅互助”，谁又能说世界达不到比我们祖先所设想的境界更加幸福和文明的境界呢？
那时巴波亚又可以来俯瞰他向世界揭开的这个大舞台，他在看到他对解决历史上的最大问题也曾做过贡献时，一定能感到欣慰。
婚礼日
1933年10月7日
埃尔西的大喜之日过去了。达官贵人们和新娘新郎都已经走了。
今天不是1905年10月7日那样的晴朗秋日，但至少雨云被大风吹散了，没有落下来，天气还算暖和，让人并无不适之感。上午10点，先是一起去总领事馆，来到施潘尔（Spamer）领事面前签署文件，内维尔和我当证人；然后赴麹町区公所，美国侨民总是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这里的官员熟悉美国法律手续，美侨无须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不过，该侨民必须是住在这个区的，于是我们的新娘和新郎便把帝国饭店当作他们的临时住处，因为饭店在这个区内。区公所也就承认了这个假设事实。新娘和新郎险些死于非命：有个摄影记者乱扯窗帘，把窗顶上一种很重的木头装置扯下来了，木头差一点砸在他们的头上，扬起一阵积年已久的尘埃。不用说，大家都笑了，但如果真的砸中他们，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那位町长之类的官员心里很不舒服，向内维尔用日语嘟囔道：“我太粗心大意了。”仪式结束后（收费极低，才十五钱，约合三美分），我们又回到领事馆，施潘尔发给证书，表示他已为此次世俗婚姻做证，按照美国法律，莱昂先生和莱昂太太就此结成了夫妇。
下午3点举行宗教婚礼，4点招待客人，这些埃丝特·克兰（Esther Crane）和广濑千代（Chiyo Hirose）已分别在《日本广告报》和《日本时报》上做了极好的报道。我可以补充的只有：新娘令人称道，新郎为国增光，伴娘法伊·范·雷希特伦（Fay van Recheteren）使场面增色不少。我们原本只邀请六十五人作为埃尔西的朋友来观礼，结果来吃喜酒的却约有四百人之多。艾丽斯和我得去应酬秩父宫夫妇，他们倒一点也不拘礼，可是和其他皇亲国戚周旋就不能说总那么自在了，尤其是在日本，这些人周身都为皇室的繁文缛节所束缚。好在我算细心，事先写好了程序单，送交前田伯爵，征得了他的同意。秩父宫夫妇在阳台饮茶，我把公使们也请到那里去坐。后来听马勒说，公使们对这样的安排将永远感激不忘。
根据日本的规矩，在外国人的住处应酬社交时，向来只有大使才能同皇族谈话。我却偏要让加拿大等国的公使到那里去，这样一下子就把难办的问题解决了。
埃尔西和塞西尔驱车往横滨，从那里坐火车去御殿场，御殿场在富士山斜坡上，桦山伯爵已把他在那里的别墅借给了他们。父母则重理日常事务。抚育儿女，一向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如今楼上孩子住的房间已空空如也，父母也只好强展笑颜。
一位外交官谈泛亚洲运动
1933年11月13日
有位外交界同行对我说，自今年3月荒木将军、芳泽、广田等集会后，日本就萌生了修改泛亚洲运动或大东亚协会的打算，正在加紧推进。他认为，广田虽说要实行与外国改善关系的政策，但依然是这个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他赞同日本的扩张计划。然而，这位同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足以佐证这个说法。据他了解，这个计划是要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国际联盟”，由日本、“满洲国”、中国和暹罗组成，当然以日本为首。换言之，即建立一个反对白种人的黄种人集团。他说，刚看过一本新编的日本小学教科书，内有一张远东大地图，包含日本、“满洲国”、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暹罗、海峡殖民地、菲律宾，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地图上有三面国旗——日本的、中国的和“满洲国”的，而美、法、英、荷的国旗都没有。他认为背后的含义意味深长，又说昨天参加朝香宫妃殿下的葬礼时，他还注意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花圈的摆法是，“满洲国”执政溥仪送的放在首位，“满洲国”驻日公使丁将军送的次之，外交团的花圈则在第三位。与他一道的他的译员曾把花圈上的题词念给他听。
这位同行觉得苏日间的局势很紧张，任何严重事件都可能引起冲突。他认为，俄国人的态度已经强硬起来了，日本确实害怕来自海参崴的空袭。合众社昨天发自莫斯科的专电报道称日本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日本辅助舰在堪察加海面被击沉，但他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这次谈话我已做了摘要，作为密件寄给了国务院。
苏联大使前来致意
1933年11月20日
上午11点，苏联大使尤列涅夫来访，这是我国承认苏联后的正式拜访。我在官邸书房接待了他。我们喝着雪利酒，举杯互祝健康。我相信，俄国革命之初他在海军起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当过驻意大利大使，驻波斯、奥地利公使，必定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说，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俄国将寸步不让，看样子他对俄日关系的前途是悲观的。对我国承认苏联，他显然十分高兴，态度极其友好。
我很快就回访了。在苏联大使馆享用樱桃白兰地酒，还有美味的鱼子酱三明治。大使馆是一幢极为时髦的新建筑物，房间宽敞明朗。如果布置得体，还是会很吸引人的。顺便一提，我国承认苏联一事倒也让我沾了光，竟得到一大罐味道鲜美的鱼子酱。但想不出拿什么东西回赠他，他又不抽雪茄烟。
特罗扬诺夫斯基受命出使华盛顿，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苏联挑选了国内主要的日本通出使美国。由此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大有深意。
为什么日本人尊敬罗斯福
1933年11月30日 感恩节
读了总统在教堂发表的公告。到会的美国人很多，有使馆的大部分人员，代表圣职人员的则有赖夫斯奈德（Reifsniders）主教、伯顿（Burton）神父、高恩（Gowan）博士、埃文思（Evans）博士，还有协和会的另一位牧师。
公告中有一处暗示值得玩味，话是这样说的：“要使世界各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决不谋求征服别国，只求所有国家都以信誉担保，尊重邻国的主权和权利。”公告已在《日本广告报》上发表，肯定会刺痛日本读者中一些人的良心。说不定还会使日本某些自由主义者苦恼不安。总统办事高明：他绝口不谈满洲问题，却着手加强海军，承认苏俄；结果日本便转而采取了全新的、较为友好的对美政策。胡佛和史汀生过去不得不公开表明美国的政策，而现政府却能从采取行动中得到好处。罗斯福只消在上台时宣称政策不变就行了，接着便保持沉默。这一点他做得十分成功，只做不说，更不写，用的是不见诸文字却能让日本人心知肚明的语言。
日本式的广告
1933年12月7日
邮件此刻刚到，我面前有一张别有风味的广告单，是银座哥伦比亚零售商店寄来的，上面写道：
现代生活紧张、嘈杂、急迫，以致令人烦躁。唯有音乐才能缓解，唯有音乐可以抚慰不愉快、不健康的心境。
本店备有唱片音乐可供欣赏，如蒙光顾，还将免费奉上香茗一杯，以佐雅兴。有古、今、欧、美、日之乐曲，任君选用……各色唱片唱机，一应俱全，任君随意挑选。不妨一试，即知详情。备有善操英语人员，热诚招待。得便敬请光临，欣赏各种音乐，保证不虚此行。
向罗斯福致敬
1933年12月9日
昨天送达的邮袋里，有一封总统亲自签名的、极令人欣慰的信。他向我们的各个家庭、各个单位、所有驻日外事工作人员祝贺圣诞节和新年，还称赞我们能与政府同舟共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行为。他能想到大家且不怕麻烦，向美国所有驻外使节亲自签发信件，想必共有五十封这样的信，这的确是罗斯福特有的作风。一个总统对外交官员如此关心，实为我国前所未有之事。民主党人在野十六年之久，不少人求官心切，对他施加的政治压力极大，但他都顶住了，没有换掉任何一位担任使节的职业外交官。
日本皇后产子
1933年12月23日
早上7点钟，艾丽斯准时叫醒了我，说“警报在响了”。还真是在响，这是在宣告皇家诞下子嗣。生女响一分钟，生男则隔十秒后再响一分钟。那十秒钟内，我热切盼待着，第二声一响，我们皆大欢喜，只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此事的全部意义。
纳粹外交官的做派
1933年12月28日
德国新大使来访。他刚从莫斯科来，似乎是在那里就已从波利克罗尼亚德斯（Polychroniades）家打听到我们的情况。他个子很高，头长而秃，面孔瘦削，一副典型的“容克”地主样。人们满以为他照例会是粗声粗气的，但奇怪的是他握手时居然举动柔和，嗓音又尖又细。他一上任就按典型的普鲁士方式行事，派德国大使馆一个叫诺尔（Knoll）的人去告诉《日本广告报》，该报有些谈德国的文章的论调让他很不喜欢，必须改变。其实弗莱彻已经很小心了，在社论中总是避而不谈希特勒主义，因为当地外国人住得相当密集，他不想惹德国人来闹。他一向只限于刊登新闻电报，这些电文当然不一定都是在恭维希特勒。当他问诺尔，要是《日本广告报》不改变调子，那大使会怎么样时，诺尔答大使就要向柏林报告。多么吓人的威胁啊！
威尔弗里德·弗莱彻（Wilfrid Fleisher）告诉我，他把这个事件讲给他父亲听了，并问他父亲：要是他父亲遇到此事的话应该怎么办。他父亲答道，那就把诺尔扔出办公室。据《日本广告报》报道，这位大使的夫人在首次接受该报采访时——对新到的使节夫人的采访向来由该报女记者埃丝特·克兰进行——讲道，她希望很快就能了解日本人，“因为我们德国人对外国人的心理向来是敏感的”。那正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之一，上次大战期间他们对比利时人、英国人，最后还有美国人的心理都判断错了。这就是明证。《东京日日新闻》登出的各大使、公使对太子诞生的贺词中，有这位大使的一段话：“欣悉太子诞生，谨表衷心的祝贺。到任伊始便恭逢此事，我认为这也是赐给我个人的光荣。”皇后竟这样都还热烈地欢迎他，还真是太善良了。
日式摔跤——“相扑”
1934年1月15日
今天下午赴大竞技场观看日式摔跤比赛。想不出有哪种运动能比这种运动更令人厌烦的。这种摔跤跟我们的一点都不像。相扑手自成一个社会阶级，从小因身高体长而被挑选出来，然后就像填火鸡那样被喂得无比肥胖。他们出场只围一块腰布，赤身露体，大腹便便。比赛时双方面对面，先做出各种礼仪性的姿势，得做上好一阵，然后弯下身子，两拳撑地，活像在斗鸡。接着，双方同时跃起，较强的一个几乎总是推撞一次就能把对手扔出圈外，然后这场比赛就算完了。我们看的最长的一场也没有超过十到十五秒钟。只要身子的任何部分触及圈外的地板，这一回合就告结束。不能在地上打滚，就只能彼此推撞。据说相扑有四十八种擒拿法。
更可笑的是，比赛开始、躬身准备跳起时，相扑手要互相对视几秒钟，却又站起来，悠然步出圈外，擦擦身子、喝喝水，好像真的费过多大劲似的，又拿一把盐撒在圈里，然后，又照样从头来一遍，通常要搞六至八遍甚或更多次。如此观众每看几秒钟的真正格斗都得等上十至十五分钟。
听说他们之所以不再跳起来，是因为双方都以为，只要瞪眼盯着对手，叫他在对决前久等，就可以使对手迷惑。偶尔有一个也居然唬住了对手。有时也会这样：一方跳起，对方却伏着不动，误以为是搞错了，还得重新来过。真是荒唐透顶。但这些角斗士是公众崇拜的对象。竞技场中的观众当有一千人以上，各带着火炉取暖煮食，因为要在那里露营一天。每一场比赛都会在报纸上报道。那些选手，特别是那几个最胖的，在群众中的声望堪与贝比·鲁斯[18]在美国的名声。相扑比赛其实是神道教的一种仪式。每场比赛都有神官在场，他在斗士蹲下时还要做一个戏剧性的姿势，撒盐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报幕员必须拿着一把扇子，高声朗诵。看到这个，我们是高兴的，不过看一次也就够了。
日本人在怀疑林德柏格
1934年1月16日
近日报纸纷纷转载末次海军大将[19]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该文通篇充斥黩武主义议论，几乎是直言明说美国有好战的意图。他说，日本先后进行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并接管满洲，都是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不必说，每个日本人都知道“维护远东和平”的意思就是由日本来进行统治。而他们提到“维护远东和平”时，显然还都真心实意这样认为的。末次的议论中有这么几段：
他们（美国人）现正把大量飞机运到广州；他们正在加强上海、汉口等地的航空运输线。目前，他们运到广州的飞机较多，以后还要运到厦门和福州。从这些地方直至上海沿海都在建航空基地。至于北方，我们还记得美国人曾一再试图取道阿拉斯加横跨太平洋，但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以我们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们屡败屡试，无疑是在进行侦察。他们别有用心，但日本人是老实忠厚的民族，仍慨然宽待他们，那些乡民尤其厚道，把他们看作想飞越大海的自家子弟。
有位中尉进行了一次奇怪的飞行并返航。后来怎么样？你猜。林德伯格夫妇来了，在千岛群岛逗留了一个星期。第一天说天气不佳，第二天又这么说。他们飞了一下，又折了回去。他们其实是在我国北部侦察，尽管这只是一种猜想，但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可能。现在美国人在干什么？自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在阿留申群岛附近勘查，测量队、电讯队、飞行队等都大规模地轮番上阵。这一切是针对谁的？此刻他们已和苏俄恢复了外交关系。
当然，其中可以看到经济上的动机，但也可以说他们是在备战，企图从四方八面包围日本。苏俄正在集结强有力的轰炸机，在远东搞战备。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就可以从台湾、从北方、从苏联领土三路空袭，包围日本。我们必须料到，横跨太平洋的大舰队会载来强大的空军。对这样的不测事态，我们正在逐步加强防备。
我看有关林德伯格正在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会越来越多。
三位日本人救了大使馆的一条狗
1934年1月19日
今晨埃尔西和我带着我们的爱犬基姆和三博沿宫外的护城河做最后一次散步，不料回头一看，三博不见了。埃尔西说：“你看它会不会掉到护城河里去了？”我们往下俯视，只见至少三十英尺下，可怜的三博正在冰和水中挣扎，只有头还露在外面，像只落水的耗子。护城河的壕壁笔直，几乎不可能爬下去。我往回跑，想看看哪里可以找到小艇，宫门外值勤的警察却只是摇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四下望去找不到可以爬下去并游到狗那里的地方，此刻我以为救它是没指望了。可是当我走回现场时，三博却已经在岸上了，正在那里打哆嗦，停下观看或来援救的众人与车辆正把它围住。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的司机本泽、一个过路的出租汽车司机和一个送货小孩弄了根绳子系着爬下去，此时那可怜的小动物不知怎么已爬到岸壁上的小缝中，他们也抓着沿壁的缝隙而下，如此便救了它。他们可算是见义勇为，因为只要滑一下，就会猛跌到下面的冰上，那可不得了。三博没有摔死，已经是很幸运了。我想知道前来相助的司机和小孩的名字，但出租汽车早已开走了，送货的小孩则坚决不肯说出名字，也不肯收礼。我只有跟他握握手，表示谢意。不管怎样，总算把三博救回来了，让它在电炉前取暖半小时、喝了一点热牛奶后，三博又健壮活泼如故。
午饭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桦山伯爵。他说可给报纸提供这段佳话，问是否可以派个《朝日新闻》的记者来找我。我接见了记者，对获得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说我很想跟那两个不知名的好人取得联系。第二天，这故事连同三博的照片怡然展现在《朝日新闻》上，《日本广告报》也登了同样的文章，现在三博竟成了社会名流。艾丽斯带它驱车外出时，它会站起来朝窗外张望，艾丽斯看见有人在指它。对埃尔西和我来说，这次算是有惊无险。我猜三博是蹦跳着跃过了沟边，然后就被基姆无意中撞下去了。我们的确爱这些狗，两条都爱。
有音乐助兴的日式家宴
1934年1月20日
在朝吹家进餐，他们筹办得极好：漂亮的餐桌，精美的古董餐具，非常可口的菜肴。我们在不少日本人家吃过饭，这回算是最好的。菜肴有野猪头、鲜美的鲑鱼、满洲野火鸡等小菜，配鸡尾酒。火鸡肉有鹿肉味，但味道更香。餐后，主人的儿子奏木琴，池田文子小姐以钢琴伴奏。他家有七个孩子，每人玩一种乐器，组成一个家庭管弦乐队。他家在轻井泽的内维尔房子附近有栋大房子，我经过那里时常听见他们在演奏。朝吹夫人已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但依然那么年轻貌美，真是少见。
荒木辞职，林接任
1934年1月21日
今天荒木将军辞去陆相之职，我不得不拟长电一封呈国务院，23日发出。拟电前我已和很多人谈论过，此电主旨是对荒木辞职一事试做说明。关于这件事，各种解释五花八门，各执一词。主要原因当然是他现在确实有病，国会即将举行辩论，陆军需要有个代表列席，而荒木的病又不知何时才能痊愈。但我认为，这不过是给那些想赶走他的人提供一个借口而已，他们总是善于抓住此类机会。正如某某对我说的，“荒木嘴巴太大了”。他实在是说得太多，也写得太多了。在全世界面前，他是军人跋扈的象征。我从相当可靠的方面获悉，民政党的若槻和政友会的铃木曾威胁说要在国会提出质询，借以煽动公愤来羞辱陆军，后来才答应克制，条件是荒木辞职。
在陆军内部，荒木在少壮军官中也并非众望所归。但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嫌他太温和、软弱无力，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他又太厚道了，迟迟不肯辞退老将领而为年轻人让路，他们还认为他在内阁中妥协太多。事实上，荒木是一个介乎自由主义的宇垣和年轻躁进的沙文主义者之间的人物。他的继任者林将军[20]是野战部队的指挥官，而非参谋人员。他以沉默著称，但冷酷无情，固执鲁莽，敢于迅速做出决定。譬如1931年，他就曾不顾币原反对，独断专行，从朝鲜派兵去满洲。据说他认为陆军不应该参与政治，只管自己的事情，不必发表演说，尤其不要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因此大多数评论者都觉得，由他出任陆相预示着日本的对外关系将有所改善。另外，有些人却认为任命他当陆相，其实是备战的一个具体步骤，因为他是部队首长，不会倾向于调和，与人妥协的可能性比荒木还小。我的电报中谈到了这一切因素和各种意见。我说，目前我相信林的任命对政局和日本的对外关系将产生有利的影响，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至于是否如此，到国会辩论时大概就能看出端倪。
暴风雨前的平静
1934年1月23日
纵观政局可知：
（1）广田确实在尽力从各方面改善日本同外国的关系。在对美关系上，他主要是要求军部更安分守己和安抚报刊的情绪，已营造了比较好的气氛。由于和印度达成了协议，同英国的关系也有改善，但还不大稳定，因为双方在经济和商业上还有许多纠葛。同中国的关系则没有改善的迹象。大概是正在尽力收买某些华北的地方头目，一般的看法是华北迟早会被并入“满洲国”，要不然就是变成一个自治“缓冲国”。同苏联的关系则几乎是坏到极点了，因为苏联虽想重开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的谈判，但它的报刊仍在攻击日本，日本则以牙还牙，事态演变成了激烈的、挑衅性的公开对骂。终将一战的危险总是存在。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后，已开始和“满洲国”眉来眼去。
（2）各政党正在国会里批评政府，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这说明它们那方面的力量和信心正在增强，表明有人相信，全国范围的庞大的陆海军军费开支正越来越招人厌烦。但也有危险，如果搞过头了，就会惹恼陆海军少壮军官，使其恢复恐怖活动，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些人愤怒的声讨了。
（3）一般都认为，荒木辞去陆相职务，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和政党的胜利。公开挥舞军刀之声大概不会如以前那样响亮了。但林这个人还是难以捉摸、深不可测，何况他还是个意志坚强的人。陆军，还有海军，要想继续得到它们志在必得的巨额拨款，就必定要培养战争心理。
（4）如果说日本总的政局真有什么好转，那也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1935年的海军会议，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不论是否开得成，不论能否达成协议，都会导致日美关系或许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日英关系趋于紧张。问题只是事态会严重到什么地步而已。日本必然会大吵大闹，怒骂我们老让它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怒潮终有平静之时，但此后即使不留下伤口，也会又多一道伤疤。应该预见到会有这样的风暴，要尽量早做工作。任何工作，只要能创造友好的气氛，都会是有益的。
（5）日本人其实并不指望我们会在最近的将来承认“满洲国”。他们是知道我国的政策的，我们无须重申，没有重新引起对抗的必要。默默坚持我们的立场，也并不会使我们丧失原则。
1934年1月24日
在大使馆宴请外相。
广田还是如往常般友好，但因为召开国会、回答质询太紧张了，看上去非常疲倦。他说，对他来讲，这是一次全新的、困难的经历。菜肴不错，头道菜是野鸡奶油浓汤，获得不少好评；最后上来的是冰激凌加热红糖；主菜有鳟鱼和鹌鹑之类。在日本，容易烧出好菜。
三博故事的后续
1934年1月25日
今天我被告知，救三博的那位出租汽车司机已经被《朝日新闻》找到了，为满足我们登报的心愿，特来接受我们的感谢和礼物。为此，艾丽斯买来一块手表，她要包好才送到办公楼去，以免耽搁了时间。最后我要他们把这个人请进来，所以又耽搁了一阵。约二十分钟后，内维尔和杰夫（Jeff）进来了，他们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最后又转为大笑不止。原来就在等礼物的那个时候，那位司机在使馆外面被另外一个司机打了，因为他偷了后者的出租汽车开到使馆来。后来两个司机都被带往警察局。结果发现，自称救过三博的那个人不过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他看到广告后，就起了骗取礼物之心。老内维尔又惊又喜。我把礼物放回抽屉里锁上了。
1934年1月30日
今天《朝日新闻》的人把那位真正救过三博的司机带来了。我们请他来了官邸，艾丽斯把手表送给了他，还郑重其事地照了相。艾丽斯授礼、三博在旁的照片登在第二天的《朝日新闻》上。司机是个标致的小伙子，十分腼腆、谦和。能让他得到应有的回报，并宣扬其义举，我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