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紧张关系开始缓和
1934年2月8日
苏日间常有开战的可能，于是大部分消息灵通的人士一直感到不安。除各种挑衅事件而外，这一仗也许还会在1935年就爆发。不过在最近六个月里，和平的希望倒稍有增加。有些重要因素，现在发挥着阻止一场苏日战争的作用。
（1）最近几个月来，有一种反对军部的显著倾向。预算中军费庞大，开支、要求激增，尤其让人不满。这种倾向在内阁、在报刊，特别是在国会上都能看得出来。最近国会议员在质询时攻击陆海军当局，这是反对军部的最直接、最猛烈的表现，也是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所罕见。
（2）国会的质询强而有力，表明政治领袖们的力量和信心在增长。军部确实做过头了。现在就要看这些信心增强的政治人物是否也会做过头。假若如此，那就有激起更多的恐怖活动的危险。海军方面已经传来了愤怒的声音。不过，国会休会后，政客们当众发表意见的机会就会变少，虽然他们仍将有足够多的机会对军人的跋扈妄为将给国家造成的危局表示忧虑。
（3）与1932年5月15日犬养首相被刺案有关的军官获罪较轻，而牵连程度较小的非军事人员反而获判重罪，这又加剧了公众对军部的反感。我从可靠方面获悉，荒木将军不久前说过，军事法庭在给军人定罪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完全错估了舆论的力量。他又说，当时军官们如果在犬养首相的门口切腹自杀而不是去刺杀首相，那就会立刻引发革命。可惜他们为达到正确的目的，却采取了错误的手段。
（4）人们普遍认为，荒木将军的辞职确实是出于健康原因。不过，许多人觉得这就是天意，给政局除去了一个兴风作浪的祸因。虽然还不知他的继任者对预料中的苏日战争抱什么态度，但至少可以说公然的战争叫嚣眼下会小一些，军人发出的挑衅言论也会少一些。这种情况应当能起一种稳住局势的作用。
（5）中产阶级包括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地主的心理状态在过去一年中已开始变化。目睹出口增加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他们希望保持现状，担心战争会造成混乱。然而工商业阶级享受到了这种繁荣，农村居民却没有沾到多大的光。在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面前，农民的收入却一直未变，或者近乎没有变动。另外，现代人都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状况，这对农业区也有影响，农民已不再满足过他们祖祖辈辈过的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这些因素，加上须由农村负担的重税，已造成农村地区扰攘不安。这些地区自然盼望能减轻负担，因此对沉重的军费负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更加反对。
（6）国家最高当局是爱好和平的。天皇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在位时期的特征正是以“昭和”二字来表示，这个年号是他自己选的，有“昭示和平”之意。没有理由相信他赞成在满洲的冒险，因为事情并不是由他决定的。元老西园寺公爵和牧野伯爵对战争的恐怖印象很深。自1931年后，他们就已无法使自己的意见为公众所了解，但他们还是经常在幕后做工作，人们认为他们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首相也是一位喜爱和平甚于战争的权贵人物。外务大臣广田已显示出意想不到的力量，自他就职后报纸的调子开始变得比较温和，外交方针转为力求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这主要都应归功于他本人。国内有一群坚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一直坚持在幕后做工作。据说，他们的力量正较过往有所增强。最近在东京俱乐部招待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和出渊大使的宴会上，主席林男爵介绍讲话人时缓缓陈词，语气坚定威严，他在桌上砰地猛拍一下，强调道：“我们要和平！”这是一件小事，但林男爵是宫内省式部官长、天皇的亲信之一。
（7）从陆军本身的观点来看——毕竟是战是和很可能还得由陆军来决定——有些新因素也许能起抑制作用。甚至在陆军内部，头脑清醒者也不乏其人，他们知道一场日苏战争的严重性，他们怀疑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会不会只是徒劳无功。
诚然，陆军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拿下海参崴和沿海各省，甚至占领直抵贝加尔湖的全部领土，因为俄国人与内地补给基地相隔数千公里，在战略上始终处于危险境地。不过，俄国在东方的防务已经大大加强，驻海参崴和边境其他地方的空军能对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都市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美国正式承认苏俄，则给形势添加了重要的心理因素，使日本当权者不能无所顾忌。因为美国虽奉行和平政策，但在日苏发生战争时，它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对日本人来说，这仍将是一个未知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因素，必须予以考量。即便军事计划制订得周密无误，但美国的态度如何、会有什么行动，仍是一个无从知晓的因素，因此就导致了可能存在不测的危险。美国的外交承认则增加了莫斯科方面的自信，但谁也不相信苏联会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国承认苏联，已对时局起了抑制作用，其效力也许比别的任何要素都大。
（8）驻东京的各国陆军武官都有一种意见，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将在1935年达到顶峰。在此之后，时间越久，苏俄在交通线、有组织的人力、防御工事和装备等方面就越有利。外国观察家基本都提出并坚持一种假设，认为在日本实现扩张目标的总计划中，苏俄沿海各省和东西伯利亚占有重要地位，而苏联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必须在有利的时候予以清除。即便果真如此，我仍旧认为日本有一派正在得势的人，他们认识到在进一步从事军事冒险之前，把既得成果巩固下来才是重要的。建立“满洲国”就是巩固成果的一个步骤。这派人认为在实施下一步的扩张计划以前，“满洲国”必须先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的、进步的政治实体。比较稳健的这派现在似乎较有希望占据优势，进而压倒那些并不那么讲理的人。
尽管有上述那些倾向以及其他值得考虑的因素，但未来的时局还是变幻无常的，容易发生无法预料的事件。我相信，外国陆军武官们全都抱持悲观态度。的确，日本帝国武装力量有个重要的派系，特别是少壮派，非常渴望同苏联一战，为达到这个首要目的，陆军和海军都在倾其全力进行紧张的、上下一致的战争准备。以前，我曾把这些人比作经过特训的球队：他们自信能占据优势，因此不满足于埋头训练，而总是盼望出场比赛。陆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恰似1914年的德国陆军。如果让这种人为所欲为，就会有战争，就会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而他们的行动会造成一种战争无法避免的局面。
《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编辑J.B.鲍威尔（J.B.Powell）先生对我讲的下述事件，可以作为这种危险的例证。有一次他在沈阳和一位日本年轻军官共餐，那位军官指着屋里的一张小桌子说，那张桌子具有历史意义。“轰炸锦州的计划就是在那张桌子上拟订的。当时意见不一，表决时我本人反对，但大多数同僚赞成，于是轰炸便照计划进行了。”这故事的含义在于他们未经上级指示，就可以采取行动。我当然无法保证确有其事，但鲍威尔先生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这种做法与1931年满洲战役中的其他事件并无二致。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不论东京当局或前线指挥部的观点、政策如何，将来仍有可能发生类似事件，而任何一个严重事件又都可能造成另一种局面，即对苏战争不可避免。
总而言之，最近几个月来，日本潜在的和平倾向已经显露并为人所知。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没有哪个时候如现在这样明显。有此倾向的人若能稳扎稳打，那么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就有望增加，早晚可以有效地引导国家采取比较明智的方针，少用军国主义的侵略手段。日苏冲突能否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新出现的倾向能否继续增强。在目前看来，似有理由对此表示乐观。
日本宫廷庆祝太子诞生
1934年2月23日
宫廷丧事暂停三天，以便庆贺太子诞生。这三天里，宫中得分批接待有一定品级的所有日本官员，第三天时人数将多达七千。今天是邀请亲王、王妃、各国首席使节、内阁成员夫妇同天皇和皇后共进午餐，所有人都围着一张大桌就座。巴索姆皮埃尔不在，阿马拉尔代理外交团团长，首先由他代表使团献礼，向天皇敬献一个特大的银碗和一本银面精装、内有各国使节签名的簿子，并致贺词。天皇致答词，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
午宴庄严奢华，艾丽斯作为外交团的代理首席夫人坐在两位亲王之间。天皇和皇后坐在正中。每个客人面前都摆着特制的绘有皇家金羽顶饰的红酒杯和小型的武士银盔。席间有一位和我素不相识的李王子[21]，忽然隔着赫尔特曼（Hultman）夫人探过身来用德语问我：“世界上什么地方最美？”我不假思索，迅即答道：“谢德格山[22]，在容弗劳峰的一侧。”他似乎显得很满意，说道，“我要去那个地方”。攀谈到此为止。
餐后，各国使节及夫人相继被请进天皇和皇后见客的房间里，分别座谈五分钟左右，交谈自然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天皇说，日美关系有显著改善，他很高兴。我代表美国祝贺太子诞生。不料他突然问道：“三博怎么样？”（或大意如此。）显然，关于那条狗如何掉进宫外护城河里、如何被救的报道他都看过了。我觉得天皇非常热诚，皇后则喜气洋洋；她很想知道埃尔西的一切近况。艾丽斯告诉他，埃尔西去北京时不敢带着皇后送的结婚礼物去，怕给弄丢了，因为那是她最珍视的宝藏。我也和币原谈了许多话。内阁大臣的夫人们和几个高级官员的夫人们穿着大约一千年前的服装——花缎衣裳，红鞋，簪子夹着发辫，垂于背后。这是一次难忘的盛会；我们在那里从中午12点待到下午3点多钟。
苏联大使认为1934年春季将是关键时刻
1934年3月9日
今天与苏联大使尤列涅夫先生长谈，他先告诉我关于出售中东铁路谈判的现状。谈判还只限于日本外务大臣和他本人之间非正式的讨论，双方全体代表的会议尚未恢复。会谈纯属讨价还价。不用说，双方都想占到便宜，尤其是广田先生，他怕难以满足日本的舆论。简况如下。
苏联政府把谈判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①撤换苏籍铁路人员；②“满洲国”承担铁路债务。第二类才是铁路本身的出售事宜。苏联政府要求付给苏籍人员的补偿费是900万～1000万日元。债务约计多少，他并没有告诉我。关于铁路的售价，“满洲国”当局只出5000万日元，一直不肯松口。苏联最初要价2亿5000万卢布，后来减为2亿卢布。为方便日本，苏联政府后来又同意总额的50%以货物支付；在另外的50%中，协议签字时立即以日元付15%，其余35%由“满洲国”政府在三年内付清。最终双方达成的数字将是交易总额。现正谈判用哪类货物支付，日本人想尽量在这方面占便宜。
我问大使，他对谈判的最后结果是否乐观。他用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回答：“如果日本人有心避免和苏俄打仗，那就可以达成协议。”我对他说：“这话似乎可以解释为：如果日本人不妥协，苏联就要宣战了。”他答道，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本意是，如果出售铁路一事不能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就将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日本人意在求战并将以谈判失败作为借口，使日本舆论确信有理由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已经在公布的文件中泄露这个玄机，扬言不论谈判成功与否，他们都要取得这条铁路。
于是，我又问尤列涅夫先生，他对避免战争是否乐观。他说，乐观是重要的，但又暗示抱这种态度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到一定时候，日本政府可能会对外公布他和广田关于铁路的会谈记录，那时他的态度就会透露出来，进而可能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话虽如此，他给我的印象仍清楚地表明，他对前途绝不是乐观的。他说，本月内东京将举行各师团主要将领的会议[23]，这个会还将充分讨论关于进攻苏联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1931年9月满洲事变爆发前不久，军部也开过类似的将领会议。他说，林向来都在进行反苏活动，特别是在中国新疆地区。尽管很难确知他现在的态度如何，但恐怕也没有多大理由认为他有和平的意图。
尤列涅夫先生重复他以前常对我讲的：苏联有充分准备，可以应对一切不测事件，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边境的防御固若金汤。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在改建双轨，即使冬季酷寒，铺轨工程也未有丝毫懈怠。日本人若进攻，他们当然能够派大军到满洲，或许还能够夺取海参崴及其邻近的东西伯利亚地区，但是往后的军事行动就将导致过长和虚弱的交通线，苏联人则可以逐渐把越来越多的部队运到那个地区。战端一开，不到一方精疲力竭是不会罢手的，而要耗尽苏联人那几乎无穷的力量，就得费很长时间。他说，俄国海军当然比不上日本海军，但海参崴的俄国潜艇队实力很强，若击沉一两艘日本战列舰，就会产生巨大影响，改变远东全局。他又说，虽然苏联的措施现在纯属防御性质，但战端一开，防御就会立即转为进攻。除非日本迅速获得大胜，否则苏联人就能占领部分或整个满洲，何况“满洲国”现有部队中至少有十万人将支持苏军，可以改变整个战局。
我对大使说，东京的外国军事专家大都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将在1935年达到顶点。如果他们想打，1935春季将是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时刻。大使答道，谁也不能预定一个准确的日期，但他觉得今春进攻的可能性更大，在即将到来的日本将领会议之后，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因为他们懂得，随着时间流逝，苏军正越来越有利。他似乎坚信，这次日本高级军官的会议将做出最后决定。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日本是有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在起作用，其中有天皇、西园寺公爵、牧野伯爵、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尤其还有广田，但他又说，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军部来决定。
我们接着谈下去，尤列涅夫先生又提到新疆的局势，说苏俄遣返的中国军队已在那里打败了别的军队。他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不断进犯，是想要制造更大的分裂。他觉得，日本人深信，美国正在支持中国，特别是在航空方面。他对于美国在菲律宾、关岛等地的进一步设防方面问了许多问题。他还说，根据他的情报，英国正在表现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他说，英国处境很困难，因为英国是完全有理由害怕日本过于强大的。他大体上同意政局还相当模糊不清，虽然他已看出在整个远东都有国际间的阴谋在幕后若隐若现。
庆祝日美友谊
1934年4月22日
今天是一个重大的节日。艾丽斯和我早上6点起床，7点45分在横滨坐上日本驱逐舰“岛风号”[24]。我问过国务院，可否允许我们坐一艘美国驱逐舰到下田去，国务院不赞成。因为下田在法律上不是开放港口，除非日本人自己提议这样做，但他们又没有这样提。不过，他们还是带我们乘他们的驱逐舰去，同乘的有出渊、野村海军大将、桦山伯爵、罗杰斯（Rogers）夫妇、克兰夫妇、狄考福夫妇、古尔德（Gould）夫妇，以及另外几个日本名流、一大堆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这是去隆重庆祝佩里海军准将同日本签订日本第一个国际条约的八十周年，地点就在当时“黑船”停泊的主要港口。
去下田的航程约三个半小时，航速每小时二十五海里。春光明媚，风平浪静，这要感谢老天（要是昨天走就可怕了）。即使如此，一出东京湾，仍有大浪，有些女士脸色发青，出渊和桦山则完全昏了过去（passed out）。（这使我想起日本报纸郑重报道这次即将在佩里部下五个水兵墓前举行的祭礼时，也说这五个水兵“passed out”，不是“passed on”！）沿途都能望见富士山，山色清朗，气象万千。
下田的小港湾风景优美，岸高林茂，岛屿秀丽。有个小岛不那么美观，曾有一艘俄国军舰因遭大雾在那里撞毁。那时候，日本人原想把这里辟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埠，在与佩里签订的条约中只开放下田和函馆。后来事实证明，下田当然不合适，遂改为开放横滨。
我们先在下田对岸的一个叫柿崎的小村庄上岸，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25]曾在这里的玉泉寺住过四年，此后才带着一个名叫阿吉的艺妓去江户，阿吉是抛家弃友来为哈里斯料理生活的，在那个时代为社会所不容，去世后也未能得到体面的安葬。然而，后世又因为她能无私地帮助当时受人憎恶的外国人而几乎把她奉若神明。今天的诗歌中还可以见到人们对她的怀念之情。原来的寺庙已经毁坏了，但就在旧址上现在又立着一所一模一样的新寺，方丈来迎接我们，陪同前往该寺，我和方丈早已有过多次书信往来。
艾丽斯和我先在五个美国水兵墓前一一烧香，然后才去庙里纪念汤森·哈里斯。纪念意义之深，礼仪之隆重，无不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在遗物橱前站了一会之后，便细看寺中虔敬保存下来的哈里斯的各种遗物，有他本人的一些物品，还有他的荷兰译员赫斯肯（Heusken）的衣服，赫斯肯后来是被刺杀的。寺庙附近有哈里斯纪念碑，上面刻着他的一段日记，那是他在日本升起第一面领事旗那天所写的：
1856年9月4日，星期四。只睡了一会儿，因为兴奋，还有蚊子。这儿的蚊子特别大。海边的人帮我立起旗杆。工作既费力，又缓慢。旗杆立而复倒：横杆折断，所幸无一人受伤。终于从船上找到加固旗杆的材料。旗杆立好了。人们在杆旁围成一圈，下午2点半，我升起了这个帝国从未见过的“第一面领事旗”。这是严酷现实的反映，预示时代将要改变。一叶知秋。请问，这是否真的对日本有益？
野村将军问我，他所谓“一叶知秋”是什么意思。我说，想必是说这意味着日本的锁国时代即将结束（未知是否确有此意），他最后那句“请问，这是否真的对日本有益？”表明他当时既想到他本国的利益，也同样考虑到日本的利益。
接着驱车一英里左右赴下田，几乎沿途一直有日本小学生夹道欢迎，男女学生都有。大批大批的欢迎者来自各个城镇，远至名古屋，他们都挥动着日美两国国旗，高呼“万岁！”其热诚是很难装出来的。这也真是令人很感动。最后来到市立学校，庆典就将在这里的户外操场举行。那里已临时搭起了一座神社，纪念佩里和哈里斯的典礼是按神道教仪式进行的，有音乐、几个神官和照例堆满几桌的酒馔；神官先挥动榊[26]树枝驱邪，给观众洒圣水涤污，然后主祭人就位、降神、读祈祷表，祈求神保佑那两位英雄的灵魂得到安息。此后便是我们大家走上去，献榊树枝，最后龛内的小门关闭，表示诸神现在可能离开了。
接着是讲话环节，演讲者甚多。先是县知事，接着是町长、庆典委员会主席、代表广田的出渊、桦山、野村将军、著名的江川英龙[27]的后裔山田和我。以演说家著称的山田讲得坦率，他说今后二十年的日美友谊要比过去八十年重要得多（言外之意是到了紧要关头），到纪念佩里签订条约一百周年时，其意义将远比现在还大。
讲话太久，以致再游览一个寺庙、参加市镇午宴等节目都只好取消。下午3点离开下田，在此已有三个半小时，小学生又夹道欢送、欢呼。和欢迎时的排场一样，有许多彩船伴随，送出港外，其中有艘旧拖网汽船被装扮成“黑船”的样子，船侧明轮翼等一应俱全，船尾突出地标着“波瓦坦号”。回程风浪较小，很愉快，在军官室吃茶点联欢。今天确实是个重大的节日。
俄国寓言
据报道，特罗扬诺夫斯基在美国国际法学会演说时讲了一个俄国寓言：有个厨师看见猫在偷肉吃，便向它大讲道理，教训了一番。猫一面听着，一面继续吃。“我认为这则寓言是针对国际关系而编的，因为它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猫听了还是继续吃，那又该怎么办呢？”
局势又突转紧张
1934年4月28日
最近几天政局非常紧张。的确，对我们这一行来说，有趣的形势和任务总是周期性地出现：过几段比较平静的时期，从容操办一些例行的公事，然后突然间又出事了，又要忙得不亦乐乎。自4月17日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28]发表声明以来，政局一直在动荡；长电来来往往；大使、公使、代办、新闻记者川流不息来打听消息或探问对时事的判断，几乎无片刻休息。天羽至少让新闻记者有得忙的，外交官则在花上千美元付电报费。在不久前的一次晚宴上，我告诉天羽，我们大家都想把电报账单交给他，找他报销。他答道，好，没关系，他既然照顾了电报生意，就自然应从递信省那里得到回扣。目前还不太好判断，公众是把天羽视为一个说话不负责任的人呢，还是当作一个英雄呢。这大概要看你是去请教稳健派，还是去问沙文主义者。
对天羽原来的声明，日本报刊最初的反应是无条件赞同，但当国外反应不妙的消息传来时，有些报纸便一面绝对赞成唯独日本有责任“维护远东和平”之说，另一面却同意声明的措辞确实有点毛病。值得注意的是，广田26日给我的声明和天羽的声明是不同的。据17日声明的非正式译文，天羽是这样说的：
……为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必须单独行事，自负己责。这在我国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能够履行此项义务，日本必然期盼其邻国能分担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但日本认为，除中国以外，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够与日本一道来分担这个责任。
在26日的正式译文中措辞却有了改动：
然而，如果任何方面无论用任何借口采取不利于维持东亚法律和秩序的行动，日本都无法坐视不理；对维持东亚的法律和秩序，日本有最切身的利害关系。只需看它的地理位置，便可明白这一点。有鉴于此，它不能允许任何第三者不考虑上述情况而利用中国问题来推行其自私的政策。
据报道，天羽在17日声明中还说：
如果中国有利用别国势力来排斥日本的任何企图，日本都表示反对，因为这将危及东亚和平。如果中国企图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手段，日本同样表示反对。有鉴于最近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的特殊情势，日本希望外国认识到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哪怕只涉及技术援助或财政援助，最后仍必将对中国产生政治上的意义。如果将会产生此种意义的行动计划贯彻到底，必定会引起纠纷，而这又可能会迫使列强讨论划分势力范围，甚至国际共管中国或瓜分中国等问题，这将是中国可能遭遇的最大不幸。同时，这也将对东亚，最后对日本，产生最严重的影响。
因此，作为原则问题，日本不得不反对这些计划，虽然它并无意干涉任何外国单独和中国商谈财政或贸易事项，只要这些事项有益于中国而又无害于维持东亚秩序。如果这类谈判具有可能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性质，日本就不得不反对。
例如向中国提供军用飞机，在中国修建飞机场，派军事教官或军事顾问到中国，提供贷款以供政治所用等，显然都会导致日本及其他国家同中国不睦，终将证明是有害于东亚和平的。日本将反对此类计划。
上述态度在日本过去奉行的政策中应已清楚体现。但由于外国要共同援助中国，要提供其他侵略性援助，其态度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太过露骨，所以日本才会对外公布上述政策。
至于为何要发表4月17日的天羽声明，已有许多揣测。我在致国务院的各次电报及最近的快信中力求讲清脉络，主要是根据这样的推测：外国在中国的活动迹象正日益增多，所以日本也日益顽固。另外我还说，如果赞成唯独日本才应维护远东和平的责任之说，就会使它在即将召开的海军会议上更有权要求拥有与英美同等的海军实力，还会使它能够独霸中国。天羽曾被日本新闻记者追逼，要他对此类问题表态。他最后得到重光的同意，披露已经发给驻华公使有吉的训令的内容。
广田是否批准发表此项声明无关紧要，因为声明正好准确地表达了日本目前想推行的政策。声明的措辞虽受到了一点批评，声明的内容却似已得到几乎所有日本人的无条件赞同。舆论的现状正是如此，广田要是否定这个声明，就保不住自己的位置。声明最后很可能会产生以下结果：①加深日本在满洲事变以来已普遍存在的孤立感；②推进陆海军为应对1935～1936年“危机”而做的准备活动；③使爱国激情发展到能够钳制政府的地步，以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或海军比例问题上与列强发生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无论何人当政，都不敢与列强妥协。
到车站给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送行，广田和大多数外交界同僚都到场了。
看见林德利走了，心里很难过。三十年前在开罗，我们就共事过。艾丽斯、我同他夫妇俩始终保持着诚笃的友情。他一向是个好同事，非常直爽，连机密消息也不吝赐教。
还有个同行，最近把送呈他政府的一封急件念给我听。之后经我请求，又私下送了我一份。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正如某人（在柏林与多德大使谈话后）对我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满洲国”的态度没有改变。我曾向你表示过我的意见，那就是，一旦美国认为改变态度有利，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史汀生主义[29]，它没有对任何人负有必须坚持这个主义的义务。尽管《国际联盟盟约》是其总统的杰作，美国在1920年还是不顾这一事实而抛弃了国联。
这种类比表明他完全不熟悉我国的政府制度。所谓史汀生主义，只是行政部门的一项政策，承认不承认某个国家也是一种行政特权。譬如派大使，国会可以做决议，但不能够不经最高行政长官的同意和命令而自行派遣。可是国会又有权拒绝批准包含《国际联盟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
这位外交官接着又说，他坚持认为，本来就不应该认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同样适用于满洲事变，他提出如下论点：
根据1901年9月1日的北京议定书，美国（还有法、英、意、比等国）有权在中国，即在北京、天津、山海关及其他地点驻军。假定至今还驻天津的、拥有现代化优良装备的大批美军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使用武力以执行其正常的、条约所要求的任务，例如到离城二十公里甚至一百公里的地方去制止屠杀美国传教士的行动，那么史汀生先生会坚持说这一事件是侵犯了中国边界或违反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吗？不会的，因为那是讲不通的。然而谈到与此假设情况相似的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他却坚持这种说法。执着于法理，随意引申解释，推演到一定程度，就有违反基本常识的危险。
他的这番议论论据薄弱，比喻不伦不类。一个是当地外国驻军出击，保护侨民生命；一个是数十万大军侵入外国境内，从事大规模军事行动，其目的和结果都是使那个地区和它的所有者永久分离：二者岂能相提并论？我对他这样说了，他却不同意。他在他的信件中仍旧写道，只要美国和国际联盟坚持目前的态度，东亚局势就仍将存在战争的危险。
对于《九国公约》，这位同行的态度是，他既然不肯承认日本违反了第一条的规定，因此也就不承认它违反了第二条的规定。可是，缔约各国在第一条中同意“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后，又进而在第二条中同意“各国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者”。即使那些能接受显属虚构的满洲“自决”论，因而能相信日本没有违反第一条的人，也很难理直气壮地认为日本没有违反第二条。它既然和“满洲国”订了条约，那就当然违反了第二条。情况变了即可废弃法律上的义务，这话我们听得多了，但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假如可以得到宽恕和承认，那还不如干脆把一切条约都视为“废纸”——当个别国家觉得不方便时，就可以随意撕毁，就像1914年德国侵犯比利时那样。赫尔先生在他最近的备忘录中讲得很清楚，公认的修改或终止条约义务的办法是有的，但只能按照缔约各国规定或承认或同意的程序办理。我不希望看到美国承认“满洲国”的一天。
赫尔国务卿立场坚定
1934年4月29日
赫尔先生关于外国援华问题的备忘录发到时，幸好我在家。下午5点译出电文，5点半左右用打字机打好。虽然是星期日，又值天皇寿辰，我还是立即写一封私函致广田，问他能否即刻见我。他以电话答复，约定6点半会晤，因此我可以毫无延误地将文件送去。他慢慢地、仔细地看了，问我认为哪一部分或哪几部分最重要。我答道，我不认为我应该尝试对它做出解释，我认为电文本身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他只讲了一句评语，称天羽声明已引起“很大误会”，并说备忘录一经研究后即予答复。他极为友好，一点也没有表示诧异或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备忘录确实堪配赞誉，它完全符合形势的需要，行文巧妙，主旨鲜明，而语气委婉。
我看事情总算是过去了。广田保证日本仍愿尊重《九国公约》，约翰·西蒙爵士[30]似乎就欣然接受了，这未免太快了一点。他向下议院报告说，他对此种保证感到满意，这可能会使英国公众中某些人觉得有人还会有更多的要求和希望。无论如何，反正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我想，国务院之所以“紧急”指示我尽快送交备忘录，大概是要阻止日本再发表此种虚伪的声明，据说外务省明天就要向报界发表这个声明了。显而易见，这份备忘录的确已制止了这类行为，因为第二天天羽便向报界宣称，眼下将不再有任何声明。不管别国有什么想法或做法，反正我们将会得到日本人的（也许是勉强的）尊重。这算是一件快事。
日本爱国主义者恐吓荷属东印度
1934年5月14日
帕布斯特来访，我们时常聚谈，这次是其中之一。他说，日本爱国团体“明伦会”[31]最近派了一个代表团——内有退伍的海陆军将领各一人——来找他，交给他一份该会草拟的备忘录，就不久即将在爪哇巴达维亚举行日本-荷属东印度贸易会议一事敦促荷兰政府确保谈判成功，态度相当蛮横。备忘录还大发议论，提及荷兰政府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原住民的压迫，并说荷兰政府倘不与日本人妥协，就会使两国关系蒙上“乌云”。
帕布斯特将军说，他提出两点：①他的政府与荷属东印度原住民彼此如何相待纯属内政问题，不容别人干涉；②“乌云”之说含有恐吓性，这也是无法接受的。若要作为公使的他收下这份备忘录，这两点必须撤销。代表团的人鞠了一躬，貌似默然同意。公使说：“我可以把你们的鞠躬看作道歉吗？”他们又鞠了一躬。
公使又告诉我，他还听说，上述团体曾向日本政府建议，将来谈判若不成功，就同荷兰断绝外交关系。
荷兰公使想了解一下，美国大使馆在接待这类代表团和收受他们的信件时一向是怎么处理的。我告诉他，美国大使馆对这类代表团通常是以礼相待，但它从来不代表美国政府收受任何致美国政府或官员的备忘录、抗议书或其他信件。我们一贯认为，这些信件既然来源于日本，就应该通过惯常的、正当的渠道，即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美大使馆。
有几次，我们以为这些团体可能会找到大使馆要求转送什么信件，但自我到任以来，它们都没有这样做过，可见我们大使馆坚持的那种手续已卓有成效，打消了爱国团体和其他团体来我们面前陈述意见的念头。
日本式的绥靖政策
格鲁先生致美国驻瑞士日内瓦领事普伦蒂斯·B.吉尔伯特（Prentiss B. Gilbet）函
东京，1934年5月17日
机密
吉尔伯特先生台鉴：
4月5日来信收到，谢谢。遵嘱谨将眼下政局，特别是日本对待国际合作的态度略加概述，也会谈到日本志在称霸东亚的基本政策。
您在信中说：“人们有清楚的印象：日本在满洲的目标既已大部达到，所以它现在正试图尽量平息各方面对它的反感。”这实际上正是广田出任外相所承担的特定任务。于是，用日本报刊目前流行的话来说，广田先生的“国防外交”便代替了内田伯爵的“绝望外交”。
广田推行其和解政策，已显示了力量和才能。他是今年9月上任的，那时群众情绪正逐渐恢复正常。外务省咄咄逼人的发言人白鸟已被撵走。内田伯爵辞职，此事本身就是对军部势力的一个打击。几周内又开了有重大意义的“五相会议”，会上广田在与荒木交锋时据理力争，据信已获得了荒木不干涉外交政策的保证。随后在1月间，军国主义的“大祭司”荒木本人，也自知其对陆军许下的诺言无法实现，终于辞职了。
此外，在公开言论中，国会、公众舆论都对庞大的军事预算表示震惊，并出现批评陆军的倾向，认为他们不该让整个国家陷于不必要而又危险的动荡状态。商人和资本家也希望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状态。
这几个月来，广田一直都在做工作，主要是为日本同中、苏、英、美的关系打下一个友善的基础。我也深信他确有此意。报刊排外主义的缓和，显然是他插手的结果；重新努力逐个解决日苏间的悬案，说明是他在发挥作用；在他和我的谈话中，这点表现得更突出：他总是热心于探索一切可能改善美日关系的途径。有些人觉得他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小村[32]和加藤[33]之后最有才能的外相。
然而，许多人则认为广田的温和不过是一种手法和策略，实质上并不温和。的确，在去年如果不保证支持日本的大陆冒险事业，不深信日本有“维持东亚和平的使命”，他就无法上台。从这里正可以看出日本根深蒂固的、与温和相反的一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力求摆脱国际上孤立的危险境地，但在骨子里每个日本人，无论在朝在野，仍旧坚决地认为他们的国家一定要实现其久已抱定的野心，即称霸东亚。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除了嘴上的友谊之外，日本政府发现它很难向世界求得一点真正的友谊。人们都不免疑心，有很多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打心底里认为，日本参与各种条约，承担各种国际义务，只是在帝国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当然也有通情达理之士，如在御前有影响的老一辈政治家西园寺、牧野等人，对这些近乎蛮横的观点，并不是毫无保留地赞同，但他们都是老人了，不能指望他们能对政局发挥长久的约束力。日本在每阵扩张浪潮过去之后，往往有一段巩固成果的时期。目前，这段时期对国家最为有利，但由于国民总以为目标已经在望，所以不肯承认这一点，这种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这使人立刻想起那个非常有名的、因外国援助中国而宣布日本将采取何种政策的天羽声明，这就表明了广田为日本争取朋友的愿望同这个国家的基本目标之间是互不相容的。一方面，声明已经给广田的睦邻政策造成极为尴尬的局面；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任何政府官员站出来否认这个声明代表真正的国策。碰巧天羽声明的原稿本是发给日本驻外使节的训令，它的公开发表并没有经外相同意。这是事实，但这个细节无关宏旨。日本一向表示坚决反对《九国公约》的宗旨和意图，反对国际联盟给予中国国际（和西方的）援助，他们任何话都能说得出口……
至于苏俄，在目前看来，日本正试图与其保持和睦。就东京观察到的形势而言，双方现在都不想打仗，日本或满洲都没有进行临战准备的迹象。至少目前，我们只需担心发生非常严重的边境事件。广田已着手逐一处理中东铁路、日元和卢布兑换率、渔业纠纷、边界等各种问题，显然是真心希望了结这些悬案，但进展迟缓，也不见得有加快的可能。
苏联计划参加国联的传闻在此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虽然出现过一些把此步骤解释为苏联旨在保障国家安全的评论。但日本人明白苏联人进入国联将会加强国联在远东的影响，但这种可能性极小，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忧惧。顺便一提，苏联大使最近告诉我，他没有理由相信苏俄即将加入国联，但将来会怎么样他就不知道了。
至于苏日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广田说过，他的政策是先消除两国间具体的争端，然后才考虑订立一般性条约的问题。据信，有个很强势的少数派——显然是陆军——反对订立此种条约；目前国民心理正趋于正常，如果无视这个少数派，这种趋向就有倒退的危险。在消除这些具体争端以后才订立条约，少数派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再继续反对了。
在结束这封信时，我要提到来函所述当前日本方面在日内瓦提出的意见，即希望仍能参与国联的一些机构，作为换取日本合作的条件，否则日本便废除与国联有关的一切条约。既然我在东京写信，那根据我在这里的暗中观察，首先我倒怀疑日本所谓的合作到底有多大价值（麻醉品控制之类的社会问题除外），因为日本在远东的目标是具有独占性的；其次，我怀疑废除与国联有关的一切条约是否就会造成一种让日本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局面，至于说接受日本的保留意见，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难免有困难，如此东京会认为这就找到了似乎可信的理由而在明年不退出国联。对此，我也不敢置信。关于国联的事，日本早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日本政府已再三表示，日本退出国联是因双方意见有根本分歧，乃势在必行。仅在两周前，外相——即便他是现已明确表态的调和派的先锋——还公开说：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主张被列强否决，才不得不宣布退出我们与之密切合作过这么多年的国际联盟。不过，为了能够完成我们在东亚的使命和任务，这一步骤也是日本必定要采取的。”
日本“在东亚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表达日本自信负有“天命”的词句之一，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倘欲保持日本的国联成员国身份，就要甘冒否认这种“天命”的危险。而如果日本确定无疑会退出国联及国联的各种活动，那又自必带来这样的结果：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国联来作为在列强间纵横捭阖的工具了。
上述各点也表明了当今“老人内阁”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斋藤政府可以说是在试图继续踩刹车。此外，内阁虽已渡过了最近几次政治危机，但一次比一次吃力，所以它又是在抢时间。究竟是让国民的明智与见识尽快重新显现出来呢，还是等不到温和势力占上风政府就被拖垮了？现在，不顾多方面的不满继续支撑政府的只有天皇御前那些开明的、超党派的谋臣。要是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失败了，继任的政府几乎必然会更加反动。为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着想，他们必须尽量坚持下去。不管怎么说，当年掌握政权、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的那代人再也不会接管今日的政治事业了。我们早晚会严重关切这样的问题：新一代人能否胜利完成国家势必承担的艰巨任务，因为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将会发生直接冲突，除非有人竭力扭转航向。
向您致以私人的问候。
您十分忠实的格鲁
7月3日，斋藤首相的内阁辞职，以冈田海军大将[34]为首的新内阁接任。
评价冈田内阁
1934年7月6日
电告国务院，有一位知名的日本自由派人物同我大致谈了谈新内阁。他认为成立这个内阁是稳健派的巨大胜利。事实也确是如此。因为沙文主义者曾大施压力，要求由极端的国家主义者来组阁。西园寺、牧野和他们那派人显然正在掌权。广田外相和林陆相将留任，高桥藏相也将暂留，虽以后大概会由大藏次官藤井来接替他。和我谈话的这个人说，这个决定犹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是让美国按其自身利益来挑选内阁，也挑不出比这更好的了。他说，新内阁将严格遵循斋藤内阁的政策，但将更有魄力和主动性，这是斋藤所欠缺的。我告诉国务院，我虽然还不能够完全同意上述评价，但我的确相信稳健派已占据上风。给我提供情报的人已经证明，此人的意见值得重视，因为连冈田的名字都还没有被公开提到以前，他就已经预言冈田大将要受命组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