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我们通过龙马的书信可以看出其本性，也从他本人亲笔所写的东西中探究了其人物形象和生活状态。因为这类书信留存下来，所以我们能够描绘出详细的龙马人生史，从学术角度而言，龙马是一个容易复原其生活史（life history）的人物。
然而，历史分为“小历史”和“大历史”。其中，所谓的个人史、微观史是“小历史”，而被称为社会史、宏观史的是“大历史”。龙马喜欢自己的姐姐，经常给她写信等，这是“小历史”；而从中探明幕末时期的社会特征和货币流通等，是“大历史”。
本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详细调查龙马个人的人生这一层面，接下来，让我们从更大的视角出发眺望一下坂本龙马的人生。在历史中询问“为什么”是很重要的。关于个人史，探究“为什么”这个问题，将其放到大的社会背景下考虑，就可以很好地了解世间之事。为什么龙马能够成就那样的事业？为什么龙马成长为那样的人物？将这些疑问放到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来考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特别是龙马这个人物，他出身在土佐的一个乡士家庭，学习了海军的有关知识，从事的工作涵盖了从流通领域到军事领域，并且参与了幕末维新的重要过程。在这样的人生史中画一条“社会”“经济”的辅助线，就可以很好地看到幕末时期的日本全景。
一 龙马不是一日就能成就的人物
坂本家的先祖
让幕末日本迎来大洗牌，为新时代揭开大幕的风云人物坂本龙马出生在天保六年（1835）十一月十五日。龙马出生的坂本家是从高知城下为数不多的富商才谷屋分家出来的乡士家庭。坂本家源自近江国（现滋贺县）的坂本，据传是明智氏的后裔。但说他们是明智氏的子孙有些奇怪，或许是与明智氏相关的人吧。他们从战国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初期移居到土佐国（现高知县），在长冈郡才谷村成为富农，后来又作为商人搬到了高知城下。
回溯坂本家的先祖，可以发现有趣的逸事。战国时代支配土佐的长宗我部氏的家臣丰永左兵卫的妻子是从大和国（现奈良县）逃亡而来的须藤加贺守的女儿，被称为“阿佳殿”（おかあ殿）。阿佳殿在逃往土佐的途中受到六个敌人的袭击，但她将其全部斩杀后逃脱。这位阿佳殿的妹妹嫁入坂本家，生儿育女，这就是龙马的祖先。因此，龙马家有猛女的血脉，龙马的姐姐乙女被称为“坂本家的仁王”，与阿佳殿的形象重合起来。
坂本家在坂本时是做什么的已不得而知，但他们肯定从上方[1]的都市居民处了解到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进行商业活动的方法。他们能够在当时的“边境”地区土佐成功地经营农业和商业，或许与此相关。坂本龙马就继承了这股血脉，组织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商社——龟山社中。
高知的顶级豪商
移居土佐的坂本家在第四代八兵卫守之的时代进入了高知城下的上町，开始经营典当铺。其后，坂本家将业务扩展到酿酒业和吴服[2]业等，在宽文年间（1661～1673）成为高知城下屈指可数的豪商。
要评估才谷屋拥有多少资产很难，但可以说，他们具备与今天高知县的顶级银行相匹敌的实力。他们的店面宽约八九间（约15～16米），内深十间（约18米），是大土仓[3]结构。数栋酒库并列而立，据说其中有多达十人以上的佣人。
另外，龙马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曾提到自家的“茶座敷”。这个词的意思虽然根据地域有所不同，但通常是指茶室，也就是带有茶席的房间。如果真是茶室的话，那就十分奢华了。坂本家的住宅面积约有五百坪，这通常是五百石的上级藩士的武家宅邸的规模了。在土佐藩，能够住在这样的家里的武士有数十人，龙马就是出生在这样富有的家庭里。
豪商才谷屋在第六代八郎兵卫直益的时候购买了乡士株，直益的长子兼助直海分家后就形成了具有乡士身份的坂本家。兼助不喜欢家里的买卖，而是向往成为武士，故而其父为其购买了乡士株。乡士就是指一般住在农村的下级武士，根据藩和地域的不同，身份差别很大。虽然都是可称名带刀的武士，但实际上以富农和豪商居多，其中很多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富裕。
乡士与上士的对立
庆长五年（1600）的关原合战后，山内一丰作为新的藩主入驻封地土佐，但至此为止领有土佐的长宗我部氏的旧臣们还留在了这里。他们多是被称为“一领具足”的半农半兵的武装农民，很容易造成藩政的不稳定，因此土佐藩将其编为乡士，从而纳入藩的组织结构。
与此相对，跟随山内家进入土佐的藩士们则成为上士的中心，地位在乡士之上。在土佐，上士与乡士（下士）之间的身份之别十分严格，乡士受到的差别待遇也很明确，因此，土佐藩乡士与上士之间的对立比其他藩要更加激烈。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乡士就一定是贫困的。就坂本家而言，在坂本兼助振兴坂本家并分家的时候留下了《财产分配让渡状》的记录。根据这份记录，兼助继承了百贯银中的32.3%，换算成现代的货币则有数亿日元之多。
坂本龙马
除此之外，据说坂本家拥有的土地上每年收起来的租税（加持子米）有四十两（约合一千两百万日元），故而龙马出生的家庭肯定是相当富裕的。即便拥有如此多资产的家庭也希望放弃从商、成为武士，这正是日本身份社会令人不可思议之处。
虽说江户时代是严格的身份社会，但其实武士之外的人要想成为“最下层的武士”也是十分常见的。商人或富农想要成为乡士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成为乡士的养子；另一种是向藩里献上御用金、购买乡士株，以此成为乡士的人被称作献金乡士。龙马家或许就近似于后者。
龙马确实是出身于乡士家庭，受到与上士不同的差别对待，但他同时也属于不缺钱的富裕阶层。虽然其后土佐藩的很多乡士都将对这种差别境遇的不满宣泄到尊王攘夷运动中，出现了结成土佐勤王党等动向，但龙马的同志当中也有大地主出身的乡士。换言之，乡士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穷人。
明治维新的支柱——既非武士又非农民的人
在教科书上，江户时代是兵农分离已然完成的时代，然而事实上严格执行兵农分离的地域和并未如此的地域之间的差别悬殊。兵农分离在冈山藩、金泽藩、广岛藩和名古屋藩等地的进展很快。这些织丰系大名，即原来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家臣们在安土桃山时代以后移居到现在的居住地，占据了日本列岛的中部，在这些大名的藩内，兵农之间的界限是相对比较清晰的。
与此相对，土佐和长州仍有很多乡士，这一状态离学校教科书上所说的兵农分离的社会还很远。另外，九州南部地区也有很多乡士，熊本藩、人吉藩、萨摩藩、佐贺藩等可以说是乡士遍野。比起城下的武士而言，既非武士又非农民的乡士数量更多，他们身在农村，腰间佩刀。在萨摩藩等地甚至还有从事渔业的乡士，他们一边将刀夹在腋下，一边撒网捕鱼。除此之外，在东北地区也有很多遍布乡士的藩，如仙台藩、相马藩等。
如果从这一点出发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首先，在日后成为明治维新原动力的西南雄藩都具有兵农未分离的显著倾向。这不禁让人思考，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贯彻兵农分离，所以才发起了明治维新。其次，在戊辰战争中抵抗新政府军的东北诸藩也是有乡士很多的藩。如果进一步看，在维新以后发生了所谓士族叛乱的地域也是如此。
兵农分离后生活在城下的武士大多老老实实地遵从了明治政府的方针，但没有兵农分离、依旧自己经营土地的乡士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我认为其背景还是因为他们具有危机意识，担心革命会使自己丧失特权和土地经营权。
从戊辰战争到士族叛乱，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战乱中，乡士都十分活跃。革命的能量就是从这些具有乡士阶层的藩中不断涌现出来的。
坂本家成为乡士的好处
坂本龙马是担当了这个时代变革大业的出身乡士的志士，几可谓是其象征性的存在。虽是乡士，却很富有。然而，无论是多么富有的人，在社会礼仪方面，面对武士也是绝对抬不起头的。要想洗清这种屈辱，唯有自己也成为武士，仅仅有钱是难以满足的。这种想要武士名誉的心情或许非现代人所能理解，但对于当时的日本人，尤其是非武士阶层的人来讲是十分强烈的。这一点也十分有意思。
不过，从上士的立场来看又是如何呢？就拿坂本家来说，明明没有受人委托，自己却甘愿花钱买个乡士来当。上士诚然是看不起乡士的，因为乡士不能公开穿着绢织物，在路上遇到上士也必须下跪行礼。然而，这种身份不就是像坂本家这样新提拔的乡士心甘情愿想要的吗？或许上士们就是以上这样的心态吧。
那么对于坂本家的本家才谷屋来说又怎么样呢？我认为分家成为武士这件事对于本家才谷屋而言也是有利的。江户时代的很多武士都曾向富裕的商家借钱，虽然债主比负债人更为强势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对方是武士的话，债主就很难催债了。当时的借款利息与现代相比是很高的，但如果将钱借给武士，当其没有能力偿还时，事实上债主也不可能取得武士用作借贷担保的领地。
才谷屋在第九代，也就是与龙马大体同期的时候，放弃了酿酒业，开始将以武士为对象的借贷作为中心业务。此时，分家即亲戚哪怕是下级武士，这一事实或许也能大大增加社会信用。对于想要逃债的武士来说，才谷屋有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施加压力。我认为，恐怕对于本家才谷屋而言，分家成为乡士一事是可以带来利益的。
成为富国强兵资金源的“物产流转”
江户时代中期以降，日本全国诸藩几乎毫无例外地面临财政危机。很多藩都通过推行特产的专卖制等灵活利用丰富的资源，推进殖产兴业，试图应对财政危机。
在幕末时期，一方面有成功利用专卖制增强国力的藩，另一方面也有无论怎样也无法成功的藩。在靠近江户和大坂这样的大都市、大消费地的藩，因为商业资本发达，民间的商人擅自进行交易，藩很难推进专卖制并以此垄断交易，因而难以实现富国强兵。纪州藩等地虽然物产丰富，但因为邻近坂神都市圈，所以最终没能成功推行专卖制。
另一方面，如土佐等“边境”地区的藩，由于与江户和大坂等大城市之间有一定距离，能够避免被卷入大都市圈的经济影响，将主导权紧握在自己手中。另外，这些藩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木材、樟脑、蜡的原材料木蜡树，以及土佐和纸等，他们将这些物产用船运输到大都市使其商品化。
率先以这种成功尝试闻名的是熊本藩。在熊本生产的肥后米具有非常高的商品价值，因而该藩将其作为年贡米进行严格精确的筛查，再将其高价出售到大坂市场上。另一方面，熊本藩又从其他地方购买便宜的大米，使其在领内流通。也就是说，该藩对大米的商品流通进行管理并从中获利，像大米商社那样进行经营。
很多藩都学习了熊本藩的成功经验，其中最为成功的或许要属萨摩藩了。萨摩藩拥有南方热带海域的岛屿，因此可以垄断销售其他藩无法入手的砂糖。
这种通过贸易和流通赚钱的途径在当时被称作“物产流转”。然而，在江户时代的武士的基本经济观念里有一种所谓的“贵谷贱金”的意识，即重视谷物，把金钱看作卑贱之物。因此，无论坂本家是多么有钱的富裕人家，还是不得不受到贬低；龙马也是这样，无论其家庭多么富有，他在武家社会里还是会被轻视。
而另一方面，事实上，到才谷屋来借钱的武士为了掩人耳目而从后门进入，低三下四地求人借钱。才谷屋虽然殷勤地接待这些武士，但或许在心里面把那些还不起债的武士当成笨蛋吧。这就是武士的权威与其经济现实极不匹配的状况。
“物产流转”催生了龙马
事实上，很多藩如果不仿照商社进行“物产流转”的话，藩政就无法维持。
在商品流通方面获得经济成功的西南雄藩在实际操作中为使交易成立，会任用武士以外的人来运营这种“物产流转”。当然武士也会参与其中，但藩的商业交易还是交与御用商人这样的代理商来进行的。
在这样的藩里，就有龙马这样的人物钻空子的余地，因而他接受了藩提供的工作，即组成海援队为土佐藩运输物品和武器。换言之，在进行“物产流转”的土佐藩中产生了龙马这样的人物并非偶然。
由于出身豪商家庭，龙马在面对武士时不会有不必要的胆怯，而且对商业交易和金钱也不避讳。我认为，正因如此，龙马才能够组建起海援队，谋求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富国强兵。
生于才谷屋这一“谜之豪商”的家庭，毋庸置疑地对于坂本龙马这位孤胆英雄其后的活跃有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二 龙马是如何成为龙马的
江户的土佐藩邸的情况
坂本龙马的人生在十九岁那年迎来了巨大的转折点。嘉永六年（1853），龙马前往江户进行剑术修行，跟随千叶定吉在其开设的千叶道场学习。定吉的兄长是有名的剑客千叶周作，恐怕弟弟定吉也是相当厉害的剑术家吧。
来到江户的龙马寄宿在土佐藩邸，不过事实上土佐藩在江户的房产不止一处。大名的江户宅邸分为上宅、中宅和下宅，除此之外，有些藩还有储备大米等物资的仓库。上宅是大名家的本宅，是藩主居住的地方。因为是本宅，故而有庭院等设施，还有供留在江户的上级藩士居住的长屋。
上宅大多邻近江户城门，可以看作藩主和家老办公的政厅，也就是说带有强烈的办事处色彩。
根据不同藩的情况，中宅和下宅可能有多处。中宅供隐居后的前藩主或藩主家人居住。下宅多在稍微远离江户城中心的郊外，其地位类似于大名的别墅。在江户，除了有固定在这里任职的藩士，还有跟随参勤交替[4]的藩主来到江户轮班的藩士，因此，他们在滞留江户期间都住在中宅或下宅的长屋里，特别是下宅，带有强烈的官员宿舍色彩。
如果是外样大藩[5]，那么固定在江户任职的藩士人数就会颇为可观。因为必须调配及储存粮食和生活物资，所以这些藩都倾向于将中宅和下宅设置在交通便利之处，尤其是方便利用船运运输物资的海边或运河附近。
就拿土佐藩来说，其上宅位于江户城的锻冶桥附近，也就是今东京国际论坛一带。中宅位于筑地，即今东京中央区市政厅所在地。下宅不止一处，均在品川地区的立会川附近，相当于今滨川中学一带。
在江户切身体会到的身份制度
来到江户的龙马首先应前往上宅报到，但因为他终究只是乡士的次子，之后应该是住在筑地的中宅里。龙马在江户完成了长达十五个月的修行后暂时回到了土佐，两年后再次前往江户修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第二次江户修行期间，龙马与一位同乡友人和一位叫武市半平太的亲戚同住在中宅的一个房间里。
我认为在藩邸的这段生活对龙马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虽然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论及。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龙马在家乡时是一位生活在五百坪的大豪宅里的有钱少爷，但在江户的藩邸，藩士们肯定不得不蜷缩在拥挤狭窄的房间里。在藩邸里，房间的分配，也就是每个人占有的房间面积，是严格按照身份来决定的。一名足轻[6]只能占有一块榻榻米的面积，而上级家臣却可以享受单间的待遇，这就是藩邸生活的现实。
即便龙马在土佐时住的是与上级武士相同的住宅，但在藩邸里，他终究只能受到与乡士身份相符的待遇。作为乡士之子，而且是不能继承家业的次子，别说是单间了，龙马能够拥有的估计也就只有大房间内几块榻榻米的面积而已。
换言之，藩邸生活让龙马首次目睹了土佐身份制度或者说武士社会身份制度的严苛冷酷之处。对于这种身份制度的不合理之处，龙马恐怕感到十分憋屈，或许还很愤怒。这绝对是对于其后龙马人格的塑造不可忽视的一段体验。
为何外出修行剑术？
龙马前往江户的目的是修行剑术。为何要进行剑术修行呢？这一点有很大意义。虽说江户时代是身份社会，但这种身份的壁垒也不是说完全无法逾越的，还是有一些空子可钻，其中一个就是掌握“艺术”。所谓“艺术”在现在是指美术等，但在当时是指剑术和医术等优秀的技艺。以“艺术”修身者就会有受到登庸的途径。
例如，医术高超之人如果顺利的话可以成为替将军把脉的御典医，有可能获得高额收入和与大名匹敌的官位。掌握剑术也会成为受到登庸的契机。虽然成为医师很难拥有政治上的发言权，但修行剑术之人如果能够获得较高的声誉，有时是很容易获得政治话语权的。
常言道，太平之世，武士道废。然而，就算只是在名目上，武士学习剑术在整个江户时代都是很重要的，要想成为受人尊重的优秀武士，就必须学习剑术。
到了幕末时期，剑术愈加兴盛。进入江户时代后期，无论是幕府还是各藩，由于职位的世袭制长期存续，武家社会内的闭塞感越发强烈。作为打破这种闭塞感的一个风口，人们对于文武之才的期待高涨。更进一步来说，临近幕末时，在佩里来航之前就有目击到外国船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骚动，人们对外的危机意识也越发强烈。这种危机感推动人们再次聚焦于“武威”这一武士存在的重要理由，在这些诸多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幕末时期产生了剑术热潮。
幕末的三大剑术道场都在江户，它们就是被称为“位之桃井”的桃井春藏的士学馆，被叫作“技之千叶”的千叶周作的玄武馆，以及被誉为“力之斋藤”的斋藤弥九郎的练兵馆。长州的桂小五郎等人就是在这个练兵馆学习剑术的，并且以出众的剑术而闻名。桂小五郎原本也出生在医师之家，在金钱上没有顾虑，但要想在政治上能够发言，或者向藩政反映自己的意见，还是必须以剑术扬名，作为优秀的武士得到大众的认可才行。
另外，所谓道场，终究是以剑术的提高为目的的场所，因此基本上是贯彻能力与实力至上主义的世界。不管是上士还是乡士，都在为了出人头地而培养必要的素养，专注于剑术。恐怕在龙马受教的千叶定吉道场里，也有很多像他和桂小五郎这样，为了开辟通往荣华富贵和飞黄腾达的道路而全力练习剑术的年轻人吧。
剑术热潮的实况
江户时代的武士获得认可的方法，除了剑术之外还有学问。这里所说的学问是指阅读汉文、写作汉诗、通晓中国古代经典和日本历史等，掌握以上这些就能获得认可。
身为乡士次子的龙马要想作为武士扬名立万，有剑术和学问两种方法。就目前来看，很难说龙马具有汉学的素养，但他拥有强健体格这一“特长”。这既有遗传的因素，也因为龙马生于富人家庭，优质的饮食让其体格壮硕。那么，不擅长学问的龙马选择剑术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龙马的前辈，也就是后来组织了土佐勤王党的武市半平太等人，在剑术和学问两方面都十分优秀。武市半平太的家庭是被称作“白札”的乡士上层阶级，但仍然是受上士蔑视的身份。然而，他因能力出众而被藩认可，从而出人头地，简直可以说是乡士中的明星人物。
就算龙马无法取得武市半平太那样的成就，但如果能掌握剑术，在系出江户三大道场之一的玄武馆（千叶道场）的有名道场学习的话，他在回到土佐以后也能大大地提高名气——或许龙马的父亲八平就是这样考虑的吧。也就是说，龙马为了镀金后回到土佐，必须前往江户进行剑术修行。虽然下面的都只是我的想象，但或许八平想让无法继承家业的次子龙马先通过剑术提高名声，顺利的话再利用金钱将其送到上层武士家里做养子吧。
对于没有后继者的上士家庭来说，如果是以剑术获得认可之人，也不是不可能堂堂正正地将其纳为养子的，但如果只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将其收为养子会使自家在外的名声上有损。
无论是在幕府还是在藩里，武士的世界分为两大类——番方和役方。番方是指统领警备和军队的武官系统，其管理职位属于只供上士就任的世袭职位。另一方面，役方是指负责算账、记账等事务的文官系统，被视为比番方低一级，其中管理财务的会计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役方。役方系统相对来说很流行登庸人才，因而龙马这样的乡士也可以担任。然而，如果想要进入番方的世界，就必须要有作为武士的突出能力和实力，比如在剑术上要获得“免许皆传”[7]等。
从这一方面的意义来说，坂本家的人也十分期待龙马能够剑术有成、扬名立万、荣归土佐吧。
顺便提及一句，幕末时期的剑术热潮并不止出现在武士阶层。出身于经济富裕的豪商或富农家庭的人，也开始进入街坊中的道场学习。因为道场在一定程度上秉承能力主义，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世界，所以他们能够大展身手。众所周知，新撰组的土方岁三就是多摩地区的富农出身。
然而，这种风潮对于武士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如果在道场被农民打败，那么武士作为支配阶层的权威就会有损。因此，也有不少藩禁止农民和市民在道场学习剑术。
进一步说，到了幕末时期，长州藩与朝廷接近的这一事实也产生了影响，公家[8]中也有人开始像武士一样行事，甚至开始学习剑术。这对于统御公家的朝廷和幕府来说都是很棘手的现象。对于以武威、武力为担保而接受委任的武家政权来讲，这种“公家的武士化”会动摇自身的存在意义，是生死攸关的事态。后来，朝廷根据幕府的意思禁止了公家的剑术修行。
以上这些都是幕末这一时期独有的现象，即剑术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已落后于时代的事物出人意料地站到了聚光灯下。龙马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自己的将来和家族的期待，选择了剑术作为一条活路。
与“异国”紧密相连的两条途径
龙马首次前往江户的嘉永六年（1853），对于江户甚至日本全国来讲，都是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的一年。龙马于三月十七日从土佐出发，大概在三月底四月初到达江户。在这之后不到三个月的当年六月，佩里的舰队就来到了浦贺[9]。
不用说，幕府自然围绕应对此事的对策产生了动摇，除此之外，不仅龙马所在的土佐藩邸，其他诸藩的藩邸内也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因为大名家的上宅和中宅大多位于邻近江户湾的地方，那里还住着夫人和小姐等大名的家人，所以人们的危机感极度高涨，他们担心自己会受到黑船的炮击，会在外国人上岸后首当其冲。
在这样的混乱中，还有一个人也前往了江户，他就是土佐的中滨万次郎。万次郎原本是土佐的渔夫，在海上漂流时获得了美国捕鲸船的帮助，曾前往美国接受过先进文明的洗礼。他在二十五岁，也就是嘉永四年（1851）时终于归国，但接受了萨摩藩和幕府长崎奉行所的调查，在两年后的嘉永六年才回到土佐。就在这一时期，土佐的画师河田小龙与万次郎有所接触，根据从他那里听到的关于美国的事情写作了带有插图的《漂巽纪略》（『漂巽紀略』），其后龙马与河田小龙也有交流。
受到黑船来航的冲击，幕府的态度动摇，对万次郎这位在美国有所见闻并在那里接受过教育的唯一的美国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将其叫到了江户。万次郎于八月一日从土佐出发，三十日到达江户。
当时的老中阿部正弘马上接见了万次郎，与他就美国的实情进行了谈话。不仅是阿部正弘，其他各种各样的名士都要求与万次郎进行会面。当时担任伊豆国[10]韮山代官的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是江户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认为是与外国进行交涉的不二人选。以川江太郎左卫门为首，包括德川御三家[11]中水户的德川齐昭及其家臣——水户学的泰斗藤田东湖，以及担任外国奉行的川路圣谟等如同璀璨明星般的人物，全都纷纷前来与万次郎会面。
住在土佐藩中宅里的龙马应该也听到了万次郎的传言。我不认为只是一介藩士的龙马在这个阶段能够见到万次郎。不过，目睹了从美国回来的万次郎在江户受到万众瞩目的景象，龙马也许深刻地体会到了解外国的事情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
就任江户警护的龙马
在佩里来航之际，幕府命令诸藩沿岸部署警备。土佐藩在离品川下宅很近的地方修筑了滨川炮台，在此针对黑船进行警备。滞留在江户的藩士都受到了动员，故而龙马似乎也在此执行警备任务。身在品川的龙马恐怕并未亲眼看到浦贺的黑船，但从首次接触外国的威胁、切身感受其实力这一方面来看，这次体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龙马在此时写给故乡家人的书信里表现了自己十分勇猛的性格：“若黑船再来，定取异人首级而归。”黑船来航就如同一份引爆剂，令幕末时期的日本完全为必须攻打并驱除异国人的“攘夷”思想所倾倒。可以说这场运动仿佛一场时代的热病，以惊人的速度和激烈程度蔓延到日本的各个角落。龙马在书信中所说的话，完全是对攘夷思想的表面模仿，至于斩杀异人这件事究竟有无可能实现则不得而知。
但是，得知万次郎这般人物的存在，以及参加针对黑船的警备动员，这两次体验促使龙马获得了在与外国的关系中观察土佐乃至整个日本的视角。
这些宝贵的体验塑造了龙马的思想支柱，使他成为被后世认为是推动了明治维新的人物。
三 脱藩的战略准备
海运立国的思想
完成了江户游学的龙马于安政元年（1854）六月二十三日结束了剑术修行，回到土佐。龙马在江户感受到了身份制度的现实，受到了佩里来航的冲击，并且虽然是片段式的但也接触到了外国（具体来说是美国）的消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滨万次郎带回的关于美国的信息，龙马在回到土佐后拜访了河田小龙，后者就是听闻并记录了中滨万次郎经历的画师。
河田小龙所开的私塾与龙马家相距并不远，所以或许他们以前就认识。小龙具体对龙马说了什么、教了他什么，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万次郎向德川齐昭和藤田东湖讲述的内容来看，他不仅宣讲了美国的发达文明，也介绍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例如，美国总统通过选举产生，如果有人气最多可以连任八年，但退休后什么生活保障都没有，等等。或许龙马也从河田小龙那里了解到了这些知识吧。
沿着龙马与河田小龙相识这条线索来看，在河田的私塾里，龙马还结交了长冈谦吉和近藤长次郎，这二人后来都成为龙马在龟山社中和海援队的同志，这对于龙马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顺便提及一句，关于万次郎讲述的海外信息，土佐藩的参政吉田东洋也有所记载，藩主山内容堂通过他也得知了这些消息。
我认为，龙马从河田小龙那里学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恐怕是海军的存在与船的重要性。其后，龙马与胜海舟相识并拜入其门下，因而得以参与创建日本最初的海军，恐怕在这个阶段，他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日本如果想要与诸外国为伍，船无论如何都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要顺便提一下，从以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龙马的两个侧面。其一，龙马具有果敢地亲自进行实践的实践家风格。他想要知道海外的事情，就首先前往河田小龙处进行了解。其二，龙马具有因应周围环境而改变思想的灵活性。正如上文既述，龙马前往江户本是为了学习剑术，从而作为武士被人认可。然而，当其回到土佐后，无论是作为剑术家生存下去还是利用自己的技艺成为上士的养子，这些事都已不在龙马的考虑范围内了。
或许可以说，龙马的这种两面性是他这一介藩士或者说一介浪士得以成为推动时代进程的原动力的重大要因。
其后，龙马于安政三年（1856）八月再次前往江户游学，安政五年（1858）九月回到土佐。
身份社会的封闭感与尊王攘夷的联系
当时的土佐与其他西南雄藩一样被尊王攘夷的思想席卷。另外，“草莽崛起”这一词语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所谓“草莽”，原本指草丛或民间等，后来转而指代在民间或是在野的人士。“崛起”是站起来的意思，因此，“草莽崛起”的意思是在野之人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虽然像这样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语言和思想在这一时期同时且自发地出现在很多人身上，不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是长州的吉田松阴，他将这种思想提炼出来并使其激进化。
吉田松阴认为，要想从诸外国的侵略中守卫日本的国土，实施攻击驱赶外国人的“攘夷”，就不能依靠幕府和藩这些既有的系统。他主张，草莽必须要超越藩和幕府的组织框架，直接与天皇联结起来。这就是“尊王攘夷”和“草莽崛起”的意义。
这种思想可以从幕末时期回溯到六七十年以前的江户时代后期，其根源是尊王思想家高山彦九郎。这种思想与倡导了解古代优秀日本文化的国学热潮相联系，广泛传播到日本全国各地。
所谓尊王思想，非常粗略地来说，就是主张天皇之下无论是将军、大名还是庶民都应平起平坐。可以说，这一点是该思想在江户中期以降被拥有经济实力的庄屋、乡士和豪商等广泛接受的要因，这些人虽然拥有经济实力，但在身份社会的秩序之下依然被人轻视，他们的不满积累在这一点上。
安政七年（1860），当时的大老井伊直弼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刺杀者是以水户藩为中心的脱藩浪士，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作“樱田门外之变”，可谓是幕末日本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前驱。井伊直弼尚未获得孝明天皇的敕许就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在事实上迈出了开放国门的第一步。在尊王攘夷派的志士看来，他这种人是不可饶恕的。
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全国的志士。他们为了实现尊王攘夷的目标，不再依赖幕府，而是打着天诛的旗号，刺杀妨碍他们事业的幕府高官等。他们认为这才是践行对天皇的忠义并伸张正义的现实途径。
从这时开始，政局的中心从江户转移到了朝廷所在的京都。受到尊王攘夷思想鼓动的浪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京都，有观点认为其数量最多时超过了三千人。在京都政局中掌握了主导权的是诞生了吉田松阴的长州藩。长州志士们积极地在朝廷运作，试图促使幕府实施攘夷。针对这些嚣张的志士，幕府意识到仅用既有的官僚组织难以应对，从而建立了新的暴力机构，也就是新撰组。
文久三年（1863）发生了“八一八政变”（七卿流放事件），长州藩，以及提倡反幕府和攘夷的激进公家（三条实美等人）均被驱逐出朝廷。发起此次事件的是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和萨摩藩。谋求收复失地的长州军在翌年袭击了京都御所，挑起了禁门之变（蛤御门之变），但被会津和萨摩的军队驱逐。
提倡“一藩勤王”的武市半平太
上述这种时代浪潮与龙马所在的土佐藩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在土佐，倡导尊王攘夷思想、组织志士的中心人物就是可算作龙马兄长的武市半平太。他刚好在龙马第二次江户游学时前往江户，一边在桃井春藏的士学馆学习剑术，一边结识诸藩名士和尊王攘夷的志士，渐渐扬名于世。武市半平太宣扬尊王攘夷思想，在江户组织建立了土佐勤王党，自己担任其首领。这时在土佐的龙马也于翌月参加了这个土佐勤王党。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龙马还只是个跟随武市半平太脚步的尊王攘夷志士。
当时，名遍日本全国的尊王攘夷思想的领袖们逐渐开始投入跨藩的政治运动。长州的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桂小五郎，久留米的真木和泉等人都是其中的代表，武市半平太也逐渐成为其中一员。
文久年间的龙马甚至还为武市半平太干些跑腿的工作。文久元年（1861）十月，龙马打着到丸龟进行剑术修行的幌子离开了土佐，实际上是身负武市半平太的密令朝大坂和长州方向去，其真实目的是打探诸藩尊王攘夷志士的动向。
龙马于翌年文久二年正月到达长州萩城，与久坂玄瑞进行了会谈。龙马在那里滞留了十天左右，然后带着久坂玄瑞写给武市半平太的书信回到了土佐。在这份信件中，久坂玄瑞呼吁武市半平太发起决战：“诸侯公卿皆不可靠，草莽志士都应挺身而出。”他还写道，“为求大义，即便土佐长州皆灭也并无不可”，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这种过激的思想对于龙马来说应该是一股冲击吧。
可以说，龙马在这里发挥了“粘合剂”的作用，将武市半平太和久坂玄瑞这两位土佐和长州的尊王志士联结起来。日后那个在萨长同盟之间居中斡旋的龙马的形象，或许从这里就可见一斑。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龙马这种不拘一格的灵活性格让他得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阅读了久坂玄瑞的书信后，武市半平太究竟会作何感想呢？虽然他以尊王攘夷思想为旗号，但如他给自己的政治结社取名为“土佐勤王党”一样，武市半平太的想法是由土佐担任尊王攘夷的旗手，推动日本全国的政治进程。举藩勤王的这种想法在当时被称作“一藩勤王”。
不过，这对于上士们来说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土佐藩本来是藩主山内家和上士们用于支配领地的组织，武市半平太这些下士们却站出来，说要把土佐藩作为“勤王”的工具，二者之间当然会产生分歧。
“清君侧”的幻想
希望让土佐藩成为尊王攘夷之先驱的武市半平太，通过参政吉田东洋，试图说服退居幕后却依然拥有影响力的前藩主山内容堂。然而，如同上文既述，无论是吉田东洋还是山内容堂，都通过中滨万次郎有机会了解到西洋的情况，故而察觉到攘夷并不现实。
另外，虽然山内家是外样大名，但他们从德川家康手里领受了土佐一国，成为其领主，一直重视这份始于关原之战的恩义。对于山内容堂来说，试图撇开幕府和德川家与朝廷建立联系这种过激的尊王攘夷思想是难以接受的。吉田东洋和山内容堂说到底也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寻求一种在协调幕府与朝廷之间关系的同时推动政局运作的公武合体路线。
武市半平太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他武断地认为自己的学说不被山内容堂和藩主山内丰范接受是吉田东洋的错，故而在文久二年（1862）十月八日，终于走出了暗杀吉田东洋这一步。实际动手的是土佐勤王党的那须信吾、大石团藏和安冈嘉助三人。
暗杀吉田东洋是为了实现尊王攘夷而实施的一次具体行动，这正是久坂玄瑞等过激的尊王攘夷派志士梦寐以求之事。从现在来看，暗杀一藩之重臣、主君之亲信就相当于对主君的背叛；然而，对于这些人来说，这种行为带有浓厚的“清君侧”的意味，换言之，他们要排除将主君引入歧途的恶人。这种意识直到昭和时期仍然存在，发起“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将校们就环抱着与此相同的心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只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出现的极为特异的倾向。
这次暗杀行动的结果就是，武市半平太成功将吉田东洋派的藩士从藩政要职上驱逐出去。他将反感吉田东洋等人藩政改革路线的守旧派重臣推上台面，在一段时间内暗中掌握了左右藩政的力量。
武市半平太跟随藩主山内丰范上京，一边为了说服朝廷命令幕府践行攘夷而四处活动，一边不断实施被称为“天诛”的针对异己的暗杀行动。后来，在“八一八政变”中，长州藩失利，无论是在京都政局中还是在土佐藩内，公武合体派的势力重新崛起，转眼间武市半平太等人的土佐勤王党在各方面都受到压制。武市半平太等人相继被捕，受命切腹。这时主导对土佐勤王党的镇压行动的是吉田东洋的外甥——日后与龙马携手合作的后藤象二郎。
与平井加尾的恋爱
不过，在吉田东洋被暗杀之际，龙马已经不在土佐了。在约两周以前的三月二十四日，龙马与土佐勤王党的同志泽村惣之丞一起脱藩。上文提及，吉田东洋和山内容堂已经明白攘夷不可行，而龙马受到了河田小龙的熏陶，对此也有同感。或许龙马此时的心理十分矛盾，他虽然作为土佐勤王党的一员提倡尊王攘夷，但同时也痛感攘夷不可行。
说不定龙马已经预想到暗杀吉田东洋的行动会导致土佐勤王党受到镇压。一般认为，龙马脱藩的理由不止一个，但他与久坂玄瑞的相遇肯定是其中之一，这让他开始意识到要超越藩的组织框架进行活动。显然，长州尤其是久坂玄瑞对坂本龙马产生的影响非常强烈。
与此同时，奉行现实主义的龙马可能也感觉到这种打着攘夷的旗号暗杀政敌吉田东洋的行为终究是不可取的，秉持现实主义的龙马可能早已看破这条路线的问题所在。龙马是不是也有所预感，担心如果继续留在土佐或许会自身难保吧？
说起脱藩的来龙去脉，首先是土佐勤王党的吉村虎太郎及其同志宫地宜藏于三月七日率先脱藩。吉村虎太郎建议武市半平太响应久坂玄瑞提出的“越藩之垣墙，为尊王攘夷而举兵”的号召，但遭到了提倡“一藩勤王”的武市半平太的拒绝，故而决心脱藩。
其实早在四天以前，同为土佐勤王党人的泽村惣之丞就与吉村虎太郎一样脱藩了。吉村虎太郎等人前往下关，集结在支持尊王攘夷志士的豪商白石正一郎旗下。其后，泽村惣之丞为了说服武市半平太而回到土佐，但未能达成目的，故而再度脱藩。此时跟随泽村惣之丞脱藩的人就是龙马。
因此，我认为龙马脱藩的直接契机可以说是吉村虎太郎等人的脱藩行动。龙马从亲戚弘光左门处借得黄金十两，终于开始自己的旅途。据说他首先在祭祀坂本家先祖的和灵神社短暂停留，然后与泽村惣之丞一起经由梼原村（今高知县高冈郡梼原町），越过土佐与伊予（今爱媛县）的国境线韮之峠，通过大洲，到达长滨（今大洲市），在此登上了前往长州三田尻（今防府市）的航船。
在龙马脱藩的翌日，土佐勤王党的平井收二郎写信给自己在京都的妹妹加尾，告知：“坂本龙马，昨二十四日夜，逃亡。定会前往彼处。”而且平井收二郎还忠告妹妹：无论龙马说什么，都千万不要相信他。平井收二郎特意写信告诫妹妹，这反过来就意味着加尾很有可能为龙马提供帮助，因此，龙马与加尾之间有恋爱关系这一坊间传闻或许确有其事。
顺便多言几句，这种脱藩行为，即江户时代隶属于某藩的藩士未经许可私自出藩的行为，是被视为犯罪的。然而，事实上如何处置这种脱藩行为，各藩之间均有不同。天明年间有名为涉井太室的儒学者写作了一本题为《世之手本》的小册子，论述了诸藩的藩风。当然这本小册子里描述的是江户时代初期的情况，但由此可知，津藩藤堂家等会专门向离开本藩的藩士赐予料理，甚至赠送其刀剑。据说藩主曾说：“未能给予欲获之俸禄，故而辞藩”，“若是未能寻得仕官之处，请归”。另外，冈山藩池田家会让藩士在脱藩之际以书面方式许诺若是主家池田家有事时必须返回，然后默认其脱藩行为。只要留下这样的书信，脱藩之人“即便某日经（城之）前门而过也无妨”。事实上，冈山藩士浦上玉堂、藤本铁石等文人画家都脱藩了，他们非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在京都与冈山藩士有所交流。
但与此相反，土佐藩、萨摩藩和佐贺藩等将脱藩视为重罪。阿波与土佐的国风甚异。从盂兰盆节的舞蹈就可看出，阿波的蜂须贺家的家风大方随和，“甚至没有出入门禁”，如果值班时离开岗位，也只是被询问一通而已。他们厌恶死刑，重刑犯也只是被看押在山中而已。但阿波的邻国“土佐国法甚严”，因此可以想象龙马在脱藩前必然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而且土佐勤王党暗杀吉田东洋的行动也更加迫使龙马立即做出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