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必死的决心脱藩的龙马，已然不是武市半平太的追随者，也不是狭隘的尊王攘夷志士了。我认为，脱藩可以说是龙马化茧成蝶的关键一步，新生的龙马超越了土佐藩这一组织框架，将目光瞄向了日本这个“国家”，并通过海运和海军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四 “龙马的海军”是如何创建的
龙马真正的价值在于“坂本海军”的创建
说到坂本龙马的功绩，首先可以举出萨长同盟的斡旋和大政奉还的献策两个例子。这二者均为关系到明治维新的重大事件，但并不一定是龙马的独创。
关于萨长同盟，当时还有其他同样认为西南两大雄藩必须携手的论者存在，作为当事者的两藩人士也隐约察觉到他们必须相互合作。在实际行动方面，龙马的同志中冈慎太郎等人也积极参与，因此甚至也有论者认为实际上中冈慎太郎在同盟结成中发挥作用更大。
关于大政奉还，幕臣大久保忠宽（一翁）和前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庆永）等人已先于龙马提出这样的主张。而且关于代替幕藩体制的新政体的形式，与其说是龙马的独创，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横井小楠的依葫芦画瓢。
比起这些功绩，我更重视的是龙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理解了海军的重要性，并且实际创建了海军，还亲自驾船参与实战。意识到海军重要性的还有其他人，但没有瞻前顾后，而是将其成功付诸实践的人正是龙马。
龙马虽然是既不从属于幕府也不隶属于藩的“浪人”，但依然购买了耗资巨大的军舰，创建了“坂本海军”，并使其以商社一般的形式发展下去，甚至还利用这种海军力量接受雇佣，参与了长州军和幕府军之间的战争（长幕战争）。我认为，唯有龙马能够实现这种组织体的建立，这是不折不扣的重大事业，窃以为龙马在这个方面的功绩甚至被过度轻视了。
船只打破的军事平衡
大名领地收获的大米数量（石高）与国力和军事力量基本成正比，这是江户时代的和平与秩序的基础所在。幕府保持着十分突出的石高优势，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国力和军事力量，以此统领诸藩。然而，如果西南雄藩通过与海外进行贸易等方式，获得了石高之外的致富手段，那么这个等式就完全不成立了，秩序与和平将出现裂痕。因此，幕府禁止建造可以进行海外贸易的大船。除特例以外，江户时代的和平是建立在对海运和海船的禁令之上的。
然而，随着黑船来航，这种和平与秩序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德川家康和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时代，幕府假想的“战争”形式是西南大藩利用陆上的军事力量经由东海道东进，越过箱根直逼江户。所以幕府将萨摩和长州这样的外样大藩分配在偏远之地，这样他们就无法轻易攻打江户了。
但佩里舰队的到来明确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只要用大船装载长射程的最新火炮、运输大量兵员，就可以直接进入江户湾攻打江户城。这样一来，将外样大藩放到九州等偏远之地的部署反而产生了反作用。他们邻近海外贸易的据点长崎，拥有与西洋交易之便，这绝对有利于他们在幕府目不能及的地方推动近代化发展。
这些被称为西南雄藩的大藩，通过接触西洋的文化事物和信息知识，先于幕府开始了近代化的尝试，佐贺和萨摩等藩甚至建造了军工厂和制铁厂，进而购买军舰、创建海军。当然，这个阶段藩拥有的海军并没有多大的规模，但不管怎么说，海军的时代已然拉开序幕。
个人的海军
在这样的时代里，龙马是怎么想的呢？那就是个人向外租借海军，从而发挥作用。这在当时恐怕只能被人们认为是天方夜谭吧。
文久二年（1862）三月脱藩的龙马在当年首次与胜海舟相会，据说他马上就拜入了胜海舟门下，进而将从土佐脱藩的同志介绍给胜海舟，并同样让他们成为胜海舟的弟子。本来龙马通过与河田小龙的接触，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大海；而随着与胜海舟的相识，龙马的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创建海军。
在胜海舟门下学习海军知识的人或许不少，但考虑将海军收入个人囊中并真正实现了这一想法的只有龙马一人。日后龙马建立了龟山社中，而龟山社中后来又被海援队接替。这些组织在资金上当然得到了萨摩藩和土佐藩的幕后支持，但调配船只、进行贸易、参加战争等行动说到底还是根据龙马的意思开展的，可谓是“龙马的海军”。我认为这正是龙马的杰出能力和预见性的充分证明。
与龙马结识之际，胜海舟正担任幕府军舰奉行并[12]的职务。翌年文久三年（1863），在号召决意攘夷的舆论压力下被迫上京的将军德川家茂在大坂湾视察了军舰“顺动丸”，受命随行的胜海舟向他陈说了创建海军的必要性，获得了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的许可。由此，元治元年（1864）五月，神户海军操练所得以开设，其位置在现在的神户港附近。
当然，胜海舟门下的龙马也与这一事业有巨大关系。开设海军操练所需要巨额资金，单靠幕府拨给的经费是难以支撑的。在这种情况下，龙马在胜海舟的授意下展开了行动，前往旧知前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处请求资金援助。
其实在此之前，得益于胜海舟在土佐前藩主山内容堂处所做的疏通工作，龙马得以被赦免脱藩之罪。然而即便如此，龙马作为一介藩士乃至无法继承家业的次子，居然前往大藩的前藩主处借钱，他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打破这种常识和社会积弊所构成的藩篱，说明他必然具有优秀的突破能力。龙马这种无畏无惧的性格关系到后来萨长同盟的成立，但换种视角来看，这或许也是将龙马引上死亡之路的一大要因。
破灭之梦——神户海军操练所之后
结果，龙马成功从松平春岳处借得数千两的巨额资金，换算为现在的货币价值则超过十亿日元，真可谓是无畏无惧之人的成就。有了这笔资金的加持，海军操练所终于建成。这里需要特别澄清一件经常被人误解的事情，即担任海军操练所实际领导——教授这一职位的是与龙马一样同为胜海舟弟子的佐藤与之助，而龙马则是有别于海军操练所的另一组织——胜海舟私塾的塾头。
海军操练所位于兵库港稍东的海岸边，还包括神户村的“船蓼场”[13]在内。据说希望进入海军操练所的人来自以畿内[14]为中心的旗本、御家人[15]的子弟，以及西日本诸藩。根据胜海舟的计划，海军操练所的运营费用将逐渐由诸大名共同承担，也就是说，胜海舟想要海军操练所成为“一大共有之海局”。虽为幕臣，但致力于成就超越幕府框架的事业，胜海舟的视野之广阔、构想之宏大由此可见一斑。或许龙马就是从他那里学得了很多东西吧。
然而，由于政局的急剧变动，海军构想遭遇了挫折。从文久三年（1863）至翌年，“八一八政变”、池田屋事件和禁门之变相继发生，长州等攘夷派的势力从京都政局中被驱逐。在池田屋事件中，被幕府所杀的人中有海军操练所的学生，因而幕府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海军操练所，怀疑其虽为幕府机关，却招收反幕府诸藩的人为学生，并对他们进行海军教育。
此时还有一个背景是，幕府勘定奉行小栗忠顺（上野介）与法国驻日公使莱昂·罗什（Léon Roches）联合，在横须贺建立制铁和造船所，筹办专属于幕府的军事力量，致力于将长州等反幕府势力驱逐，这股势力在幕府内部不断强大起来。在他们看来，胜海舟的构想及其具体的操练行动都是对反幕派有利的。
其结果就是，在元治元年（1864）十月，身为负责人的胜海舟被召到江户，于翌月被解除军舰奉行一职，甚至被以反省为名软禁在家。失去了负责人的海军操练所在翌年庆应元年（1865）三月就遗憾地关闭了。失去安身之所的龙马与同志们一起受到了萨摩藩的保护，这一方面是由于胜海舟委托旧知西乡隆盛照顾他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萨摩为了整备本藩的海军力量，也需要海军操练所教授的军舰操控法及其他各种与海军相关的技术。
其后，在从鸟羽伏见之战到箱馆战争的过程中，榎本武扬率领的旧幕府舰队在抵抗新政府进攻时十分活跃，当时的旧幕府海军从硬件方面来看甚至优于新政府从西南诸藩整合起来的海军。然而，旧幕府舰队的活跃程度并没有与这种硬件条件相匹配，或许问题就在于缺乏运用军舰的技术吧。随着一艘艘军舰相继触礁沉没，榎本武扬的旧幕府舰队逐渐失去了力量，至少可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撼动历史的表现。
跨越“武士壁垒”的男人
与此相较，龙马的海军，即龟山社中和海援队，明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长幕战争中，龙马与长州的高杉晋作携手，在马关海峡大破幕府海军。虽说背后有萨摩等藩的支持，但从以个人的海军加盟长州并打败幕府海军这一点来看，龙马的行为可谓是一大壮举。
之后，龙马的海军更是向萨摩、长州和土佐等藩不断运输最新式的枪炮，使其得以聚集足以支撑到戊辰战争结束的军事力量，而龙马手上掌握的海军资源与后来的榎本舰队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换言之，龙马利用极少的海军资源实现了倒幕的军事准备。
我认为，龙马及其海军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发挥的这种巨大作用值得人们更多地加以关注。
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龙马成就的事业都轻而易举地跨越了所谓的“武士壁垒”，全部是原本的武士无法做到的、忌讳去做的，或者不屑一顾的。
首先，他实现了武士不敢想象的创建海军的壮举，并为此打破身份之藩篱，若无其事地求见藩主级别的大人物，甚至对于武士避之唯恐不及的金钱事务毫不厌烦，借来了数千两之多的巨额资金。其次，他利用运输武器等商业行为赚取运营资金，这也是旧时武士无法效仿的奇思妙想。最后，藩与藩之间建立军事同盟这种自战国时代以来绝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也在龙马手中得以完成。
上述这些龙马成就的“事业”都是武士本来无法做到的，不能不说具有跨越“武士壁垒”这一重大意义。
五 为何龙马可以跨越“武士壁垒”？
将政治现象变为个人事业的能力
上文刚刚讲述了龙马是一位跨越“武士壁垒”的武士，我认为在龙马的多种特质中，与普通武士最为不同的是他将政治现象变为个人事业的能力，或许也可以说是将政治上的变动转化为生意的能力吧。对于政治，可能会有人将其还原为武力上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说到底还是政治问题，又或者有人认为政治是官僚机构的问题。
例如，当认识到旧有的幕藩体制已经穷途末路时，为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下去，有人首先考虑的是扩张军备，也有人为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实现议会政治而四处奔走活动。再者，幕藩体制逐渐变质的原因在于官僚世袭这一旧弊，所以也有人试图提拔具有能力的新晋官僚、创建新的官僚机构。
然而，要说到龙马考虑的是什么，我以为他当然考虑过构建新的政治体制，但他同时也把这当作建立跨越藩与幕府组织框架的海运等事业的机会。或许可以说，这一点正是龙马与他人截然不同的个性所在。如上文最初所述，龙马出生于才谷屋这种豪商的分家，又成长在土佐这种以与远方大都市的交易立国的藩内，这两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虽然龙马背负着来自乡士出身的坂本家的期待，确实有志于成为独当一面的武士，但他也不会以利用商业才能在世间活动为耻。
其证据便是龙马作为志士进行活动时选用的是才谷屋的姓氏。萨摩与长州秘密结成同盟关系之时，首先进行商业交易以构筑信赖关系，为了避开幕府的眼目，双方在签订契约书时使用了商家的屋号[16]。在两者间进行斡旋的龙马也相应地使用才谷的屋号进行标记，据说这就是龙马始称“才谷梅太郎”的缘由。对于龙马而言，一提到屋号，那就必然是才谷屋了。
在幕末的政治动向之中积极发展自己独特的事业（商业），可以说是龙马基于自己的个性而做出的自然行为。
逐步走向“开国”
到此为止，本书已经说明了江户时代的日本采取锁国体制，关闭了与外国保持关系的渠道。在现在的研究中，人们不再使用“锁国”一词，取而代之的是“海禁”这一表达。正如这个词语表现出来的那样，人们开始认识到所谓锁国其实是日本对海外航船和交易进行严密的管理，以此进行限定性的垄断性的交易。
在江户时代以前的东亚，由于倭寇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问题，各国都在对外关系上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因此，禁止包括侵略行为在内的相互干渉并封闭海域，在严格管制之下开展贸易，是江户时代整个东亚的普遍体制。由此可见，虽说是“锁国”，但其实只是在有所管控的状态下把国门开得小一些。
日本当时有四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第一个就是因出岛[17]而闻名于世的长崎，幕府在这里直接与荷兰和中国进行贸易。第二个是对马，日本以对马领主宗氏为中介，与朝鲜开展贸易。第三个是琉球，通过以武力侵略并支配琉球的萨摩藩，日本与琉球和中国持续进行着贸易往来。第四个是虾夷地，松前藩作为媒介联结起了日本与阿伊努族及其他北方民族的贸易。
顺便提及一句，幕府秉持的是基本上不与东亚各国直接对峙的方针。这是为了避免国家间围绕上下关系——哪个国家必须低头服软，哪个国家又必须极尽礼仪——产生嫌隙。
在进行这种有限贸易的江户时代，事实上很多知识和信息得以流入日本，在精英阶层流行开来。不过，要说到商品流通的方面，除却金属和伊万里的瓷器等物品以外，在对外出口上有所作为的商品生产还只是一小部分。
这种“锁国”的状况被黑船来航彻底打破了。幕府原本严格管理大船的建造和与外国的贸易，但这一权力渐渐出现漏洞，各藩也逐步走向“开国”。如西南雄藩那样具有资金实力的大藩开始试图通过横滨和长崎贩卖生丝和石炭，从海外购入军舰和武器，并且向西洋派遣留学生。
然而，从武家社会的常识来看，经商毕竟还是被忌讳之事，而且武士也不具备关于海军和船只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即便花重金购买军舰，也没有能够操纵军舰的船员。龙马就是看准了这一点。龙马及其周边的友人都是当时极少数能够开动远洋海船的专家。更何况，他们不会受到幕府和藩牵制，只要能够收到相应的报酬，无论怎样的客户委托都会接受，因而可以从事海运和商业活动。
成为胜海舟门生的龙马，在胜海舟的努力下得以被山内容堂免除脱藩之罪，但这是因为土佐藩迫不及待地想要获得龙马及其同伴的这种能力。
顺便要说的是，在萨摩收留龙马等人这件事上发挥作用的是西乡隆盛和小松带刀。其后，这两人在无论公私方面都给予龙马各种照顾，龙马也将小松带刀称赞为“天下之人物”。
“全日本”的海军教育机构
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的胜海舟虽是幕臣，但他不希望海军操练所成为仅为幕府服务的工具，而是希望其超越藩的组织框架，成为“全日本”的海军教育机构。虽然西南雄藩正独自尝试建立海军，但如上文既述，他们缺乏人才。而且，每个藩各自为政筹建海军，其能力也有限。筹建海军当然是为了保卫日本的海岸线，避免从海上受到侵略，但由于日本列岛被海包围，需要防守的海岸线彼此相连，西南雄藩仅仅在自己领内的海岸线上设防，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幕末时期的精英阶层已经通过高野长英和渡边岳山的著作对西欧发达国家的海军力量有了整体性的了解，也知道了英美在北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多少舰船。如果不能发动整个日本的力量来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就终究无法与列强抗衡。龙马和胜海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进而也明白为了统御一支海军，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推行中央集权的强大中央政府。
胜海舟的海军观和国家观对于龙马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由于胜海舟失势，龙马等人被迫离开海军操练所，此时将目光投向他们的是萨摩藩。萨摩藩在筹建本藩海军的同时，还希望创建一个商社，以接手藩难以公开进行的交易。为此，萨摩藩不仅想要海军的技术，而且希望将龙马等人才全都网罗到自己麾下。
龙马为了回应萨摩藩的要求并创立自己的海军，于庆应元年（1865）闰五月左右在长崎兴建了名为龟山社中的商社。从现代人的思维来看，龟山社中的经营者是龙马，而拥有者则是萨摩藩。从萨摩藩的视角来看，龟山社中就像是一个掩人耳目的“皮包公司”。
顺便要说一下的是，龟山社中的正式名称只是“社中”，但因为其本部位于长崎的龟山，故而为了方便起见一般称为龟山社中。龟山社中负责操练萨摩藩的船只，每月三日每个成员都能获得三两二分的报酬。
“龙马的海军”推动历史发展
萨摩是一大雄藩，拥有强大的实力，连幕府也不敢无视其动向。然而，或许是由于地处边境，萨摩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土壤，常常为其他藩所戒备，在京都政局中也没有获得舆论的支持。意识到这一点的西乡隆盛开始考虑与具有良好舆论支持的长州结盟。
另一方面，元治元年（1864）的禁门之变以后，长州藩被视为朝廷的公敌而被从京都驱逐出去，又在四国联合舰队发起的下关炮击事件中马失前蹄，这次事件是对第一次长幕战争和以践行攘夷为名义炮击外国船一事的报复。因此，长州藩也期待通过与实力雄厚的大藩萨摩联手以摆脱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萨摩的“皮包公司”龟山社中就作为一个可以用来支援长州的组织有了用武之地。庆应元年六月，龙马拜访了京都的萨摩藩邸，与西乡隆盛进行了会谈。会谈决定以萨摩藩的名义购买武器和军舰，由龟山社中作为中介转售给长州藩。这既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在萨摩与长州之间达成经济合作的一种外交交涉。虽然龟山社中说到底只是以长崎作为据点进行商业活动，但当时的龙马无法仅仅专注于作为商社社长的工作，而是要在作为政局中心地的京都和龟山社中的大本营长崎之间，甚至在萨摩和长州之间往来奔波，极其忙碌。
以这种经济往来为开端，萨摩与长州于庆应二年（1866）一月结成了萨长同盟。随即在同年六月，幕府发动了第二次长幕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在关门海峡的攻防，也就是双方海军之间的战斗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作为对外窗口的下关被幕府控制，恐怕长州就难以为继了。此时，龙马率领着既是商社也是独立海军的龟山社中，驾驶以萨摩藩的名义购买的英国船“联合号”（Union，又称“樱岛丸”“乙丑丸”）出现在关门海峡参加海战，并为长州赢得了胜利。
这正可谓是“龙马的海军”推动历史发展的瞬间。
第二次长幕战争以长州的胜利告终。萨长同盟既已成立，长州也走出困境。作为萨摩“皮包公司”的龟山社中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刚好此时又出现资金困难，所以在庆应三年（1867）四月解散重组为接受土佐藩支配的海援队。
龙马与后藤象二郎之间的和睦关系
这一时期，亦即庆应年间，日本政治的状况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割据”。在第二次长幕战争中，幕府败给了长州一藩，其间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亡故，出现了将军之位暂时空缺的异常事态。其结果就是所谓“割据的时代”。在诸藩内开始出现“此后将是割据的时代”这种类似呼吁的说法，各藩开始若无其事地谈论“再不必听从幕府之言”或“藩应独自向着富国强兵的目标前进”等话题。如果转变观点来看的话，这也就意味着“从此没有军事力量的藩将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
受到这种社会情况的影响，发展迟于萨摩和长州的土佐也开始重视起龙马等人的价值。在此之前，土佐藩由于镇压土佐勤王党等事件处于分裂状态，未能积极参与全国政治。然而等到回过神来看时，乡士出身且曾为土佐勤王党一员的龙马成为脱藩浪士之后在萨摩和长州之间进行斡旋，反而对政局的最终走向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接近龙马的是曾被土佐勤王党暗杀的吉田东洋的外甥后藤象二郎。后藤象二郎在吉田东洋被暗杀后一度失势，但后来回归藩政，担任了大监察这一重要职位，并主导了对武市半平太等土佐勤王党人的镇压。换言之，后藤象二郎是龙马的仇敌。然而，参与藩政以后，后藤象二郎正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土佐藩若想在中央政局中增加自己的存在感，就不能无视“龙马的海军”。事实本来就是，如果不利用船只渡海，从土佐就无法前往畿内和江户等日本的中枢地区，因而无论如何土佐藩都不得不拥有海军。
对于龙马来说，后藤象二郎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此时龟山社中的经营面临危机，龙马为了维持海军的运作，必须要让土佐藩成为自己的后盾。另外，从大局来看，对于想要抑制萨摩和长州激进行动的龙马来说，让土佐拥有海军力量、增加话语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最终，在庆应三年（1867）一月，龙马与后藤象二郎在长崎的料理店“清风亭”进行了一次超越恩仇的历史性会谈，据说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后藤象二郎为龙马先进的思想和不受藩的框架所限定的开阔视野所折服，免除了他第二次脱藩的罪行，任命他为隶属于土佐藩的海援队的队长。另外，龙马对于后藤象二郎这个人物也有很高的评价。
率领海援队的龙马一边兼顾海军和商社的活动，一边与以倒幕为明确目标的萨摩和长州维持紧密关系，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愈加紧张的中央政局中。
六 龙马与英国支持倒幕的真正理由
“伊吕波丸”的沉没
庆应三年（1867）十月，刚刚在长崎创立不久的海援队在该月的二十三日就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云。海援队从大洲藩借用的船只“伊吕波丸”（いろは丸）因与纪州藩的“明光丸”碰撞而沉没，这就是“伊吕波丸”事件。当时“伊吕波丸”从长崎出港，经关门海峡进入濑户内海，与同样在濑户内海航行的“明光丸”于赞岐的箱之岬海域相撞，船只很快就沉没了。龙马认为事故的责任在于“明光丸”方面，向德川御三家之一的纪州藩提出了赔偿损失的交涉。
双方的正式交涉在长崎的圣福寺进行。此时的龙马为了顺利展开交涉，作了一首民谣：“船沉之赔偿，不取金而取国。”他让这首歌在长崎的街坊流传，以争取舆论的支持。这是一则让人感受到龙马炉火纯青的交涉术的轶事。
交涉期间，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也加入进来，最终在萨摩藩的五代才助（友厚）的调停下，纪州藩承认了事故的责任在于“明光丸”一方，交涉得以顺利结束。龙马成功获得了八万三千五百二十六两九十八文的巨额赔偿，这一赔偿金额将“伊吕波丸”运载的枪械类物品的价值包括在内。但近年来人们在鞆之浦海域打捞起了被认为是“伊吕波丸”的沉船船体，根据对其的调查，据说并未发现其装载的枪械之类的货物。恐怕这是龙马为了在交涉中尽可能多地获得赔偿金而“夸大其词”了吧。这件事再次如实体现了龙马作为商人的高明手腕，以及他不畏权力与武士的精神。
失去“伊吕波丸”本是一次巨大的损失，但由于龙马的临机应变和强大的交涉能力，海援队得以转危为安。
寻求生丝的英国
龟山社中及其后继组织海援队最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武器的买卖和运输。海援队的船只运输的各种武器——主要是枪炮类——增强了萨摩、长州和土佐等藩的军备力量，成为其后他们在戊辰战争中打败旧幕府军和奥羽越列藩同盟的原动力。为了从国外调运这些武器，海援队就将大本营设在了长崎。
如上所述，长崎是江户时代向外国开放的仅有的几个窗口之一，幕府在此地设有长崎奉行一职，管理中国人的居留地唐人屋和荷兰商馆所在的出岛。到了幕末时期，随着幕府权威下降，对长崎贸易的管理和限制逐渐放宽，西南诸藩为了独立调配武器和军舰，向长崎派驻官员，夜以继日地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涉。
中国的毛泽东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幕藩体制面临显著危机、诸藩将迎来割据时代之际，无论是谁首先考虑的都是必须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说当时日本全国所有藩都在寻求拥有更大杀伤力的最新武器。
幕末时期，也就是19世纪后半叶，应该说是大英帝国具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和“世界政权设计能力”的时代。我认为，在明治维新这样的革命中，英国发挥的作用应该是相当大的。越是翻阅当时的文献资料，就越是感到英国在各种局面中的参与。如果说明治维新实现的要素中有好几成是英国的功劳，那也并非夸大其词。
为何英国会干预日本的政治呢？英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殖民地，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英国开始将重点放在维持以殖民地为基点进行的稳定贸易。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输出及其原料调配的必要性急剧增加，所以英国必须制定新的对外战略。
美国的佩里要求日本开国最直接的目的是确保捕鲸船等船只的停留港口和补给地；但英国希望的是能够稳定购入日本的生丝和茶叶等当时欧洲必需的商品。这一时期由于蚕病的流行等因素，世界范围内的生丝供给量都有所下降，这时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日本价廉物美的生丝。
据说，幕末时期日本贸易额的八成以上是生丝，其中八成以上是从横滨出口的，进而其贸易总额的八成以上是由英国商人创造的。换言之，如果要说幕末时期的开国是什么，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横滨向英国出口生丝”这件事。
樱田门外之变打响了第一枪
在从日本大量采购生丝的代表性外国公司中，有一家是由前东印度公司员工创立的怡和洋行。该公司于1832年创立于中国广州，1841年将本部转移到了大英帝国占领下的香港。该公司不仅进行生丝交易，还以向萨摩和长州出口武器和军舰而闻名。
安政七年（1860）三月，大老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之变中遇袭身亡，当时让他丧命的不是浪士的刀剑，而是一发子弹。据说最先射出的子弹贯穿了井伊直弼乘坐的轿子，从这种杀伤力来看，可以想象用于射击的是枪管内刻有螺旋状膛线的大口径手枪。
一般认为，袭击井伊直弼的手枪是武器商人中居屋重兵卫交给执行袭击的浪士的。重兵卫是精通火药技术之人，出身于上野国（今群马县）。他垄断了以质量优良而众所周知的上州生丝贸易，有种说法认为他是通过怡和洋行得到了手枪的。
那么，在樱田门外之变中使用的手枪究竟是不是中居屋重兵卫准备的进口产品呢？真相截至目前尚未明了，但不管怎么说，怡和洋行将大量武器销往日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顺便要说的是，与这种武器交易相关的人物是一位名为吉田健三的福井藩士。他在明治时期担任怡和洋行横滨分店的店长，不仅交易生丝，而且参与军舰和武器买卖，还独自开展了各种业务，成为一代富豪。吉田健三也是二战后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的养父，吉田茂正是利用养父的遗产进行外交、政治活动。因而要论述日本的近代史，是不可能绕开其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的。
预感到幕藩体制崩溃的萨道义
怡和洋行作为军火贩售商与明治维新的进程密切相关。汤玛士·布雷克·哥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作为怡和洋行的一名职员来到日本，在长崎的商业舞台上大展身手，并与龙马结成了众所周知的紧密关系。哥拉巴创建了哥拉巴洋行，作为一名政治商人不断加深与日本的关联。
据说现在作为哥拉巴园对外开放的哥拉巴府邸曾迎来诸多知名人士，他们频繁出入哥拉巴府邸，其中以龙马为代表，还有龟山社中的近藤长次郎，萨摩的小松带刀、五代友厚，长州的高杉晋作、伊藤俊辅（博文）、井上闻多（馨），以及后来三菱的创始者——土佐的岩崎弥太郎，等等。哥拉巴说到底只是一介商人，但他通过这样的人际关系间接参与了幕末时期的政局。
幕府于安政五年（1858）签订了包括《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在内的安政五国条约，据此开放了横滨和神户等港口。不过这一阶段的贸易可以被称为“居留地贸易”，也就是将外国人集中在一处，仅在该处进行贸易，并且对贸易进行限制和监视。作为重要出口产品的生丝是由养蚕业支撑的，但养蚕业主要分布在寒冷干燥的内陆地区，即现在的群马县和山梨县，因此外国商社希望能够前往当地采购。然而，幕府认为在攘夷热潮尚未平息之际，难以保证外国人的安全，以此为理由，仅仅允许进行限定性的居留地贸易。
但是，长期大量购买生丝的日本国内商人并不通过批发商，而是直接将产品运往横滨居留地进行贩卖，因而生丝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价格高昂。生活必需品也随之涨价，招致居留地出现通货膨胀。针对这种情况，幕府开始在横滨居留地入口阻止国内商人的迁入。因此，港口虽然开放了，商人也居留在此，生丝却无法进入居留地。
在运入居留地的货物中，有一些上面标有圆圈内含十字的纹章，那就是萨摩藩的货物。萨摩岛津家通过将笃姬嫁给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当正室等手段，与德川将军家结下了深厚的关系，实力极为雄厚。幕府为了避免与萨摩藩产生紧张对立的关系，特许萨摩藩的货物不经检查通关，这导致只有萨摩藩囤积的生丝得以进入居留地。
从这一现象中敏锐看破日本实情的就是英国的外交官萨道义（Ernest Satow）[18]。萨道义早已发现幕府已经无法完全驾驭萨摩等大藩，而大名们鼓吹的攘夷只是表面的口号，其实际目的在于进行贸易。“大名们试图贩卖日本国内的产品，以此获得利润，充实本藩财政，并且储备最新式的枪炮以谋求富国强兵，力求提高在国内政治上的发言权。”英国外交部通过萨道义很早就了解到以上情况，可见英国的情报搜集能力和分析能力十分强悍。
在此基础上，英国还判断雄藩割据的状态不会持续很久，最终诸侯将结成政治联合体，届时成为其中心的不是幕府而是朝廷。另外，如果幕府继续这样存在下去，横滨居留地贸易将继续受到监管；但如果能让诸侯一方建立政权，就有可能实现更加自由的贸易。从希望继续稳定贸易的英国的立场来看，在二者间如何选择，其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萨道义于1866年在《日本时报》（Japan Times）上发表了题为《英国策论》的论文，《日本时报》是一份在横滨外国人居留地发行的报纸。该论文记述了萨道义对于日本未来的预测，他最终断定日本的中央政权已不为幕府所掌控，英国应将雄藩诸侯联盟作为外交的对象，甚至将政权移交到他们手里。与西南雄藩有密切关系的哥拉巴是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的智囊，因此萨道义的这种想法或许就是在与哥拉巴进行的对话和情势分析中形成的。
促成明治维新的武器革命
当时的英国具有所谓的“政治设计能力”，作为超级大国，能够向有利于本国利益的一方贩卖最新武器，帮助其建立政权。萨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就很好地理解了英国的这种能力。文久二年（1862），发生了萨摩藩士伤害英国人的生麦事件，围绕其赔偿问题的摩擦引发了萨英战争，但其结果是萨摩和英国由此了解了彼此的实力。
那么，想要实现这种新政权的构想，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正如上文再三论述的，那就是枪炮。他们必须拥有比对方更为先进的最新式的枪炮。
在此之前的日本，各大名家与幕府的军事力量是与石高成正比的。如果百万石的大名与五十万石的大名打仗，那么胜利必然属于拥有双倍兵力的百万石大名。当然，拥有最大石高的是幕府。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个别大名家想要凭军事力量抗衡幕府军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武器的性质发生变化，“石高=兵力（军事力量）”这一等式就不成立了。
在幕末时期的日本，最新的米涅步枪的登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日本国内的步枪与战国时代的火绳枪一样，一般都使用球形的子弹。然而，米涅步枪使用枣形子弹（米涅弹），枪内螺旋状的膛线赋予子弹旋转力，其射程（贯穿力）是此前一般使用的类似火绳枪的燧发枪以及没有螺旋状膛线的格韦尔步枪的三倍以上。米涅步枪由法国军人克劳德-埃德内·米涅（Claude-tienne Minié）在1849年发明，使用这种步枪可以压制住数量在三四倍以上的敌人。
在第二次长幕战争爆发的庆应二年（1866），长州藩从哥拉巴洋行购入了四千三百支米涅步枪。人数上占据优势的幕府军之所以会败给长州军，虽有士气低下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在于使用米涅步枪代替旧式步枪的进程滞后。后来萨长两藩进一步用更加先进的恩菲尔德式步枪取代了米涅步枪，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同样把具有压倒性人数优势的幕府军打得七零八落。
换言之，可以说促使明治维新得以实现的是武器革命。长州藩和萨摩藩都有与外国进行战争的经验，其中长州藩甚至在下关战争中实际检验了米涅步枪在陆战中的威力。据说萨摩藩也在萨英战争之后购买了一万支米涅步枪。
龙马用海援队的船只运送的大多货物就是这种米涅步枪。事实上，据称装载于“伊吕波丸”上的货物是四百支米涅步枪。这种最新式的武器就来源于哥拉巴洋行，而成为武器和军舰买卖主要舞台的就是海援队的大本营所在地——长崎。
拥有“政权设计能力”的英国，希望在日本有一个能够维持稳定贸易的政权。与此相对，萨长两藩期望通过倒幕实现王政复古，为割据的时代画上句号，建立雄藩联合的公议政体，以此建立一个能够对抗西欧国家的日本近代国家。两者拥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因而“倒幕=明治维新”这一基本路径应运而生。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动力就是以米涅步枪为代表的新型军事技术。
明治维新成功的背后有英国的盘算和新式枪支的登场等多种因素。而在这场革命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必须有人来实际购买枪支，而完成这一环节的人既不隶属于藩也不隶属于幕府，而是能够自由进行海运和商业活动的海援队与坂本龙马。
七 为何萨长不结盟就无法倒幕？
尊王攘夷运动中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对立
让我们将时钟的指针稍往回拨，回来讲一讲龙马在京都的活动。
上文已经提到过，尊王攘夷的风暴席卷了幕末时期的日本。文久二年（1862）二月，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嫁给了德川幕府的第十四代将军家茂，提倡公武合体的势力试图借此卷土重来，他们想要让朝廷与幕府协作应对外患。
虽然我们以教科书式的口吻来谈论尊王攘夷派和公武合体派之间的对立，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无论身处哪一派，这个时代的很多人都在一点上达成共识，那就是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是无法应对对外危机的。
因而理所当然的，所有人都开始探索新政权的体制。我们应该将狂热的尊王攘夷运动也看作这类摸索的一个变种。然而，尊王攘夷运动第一阶段的“摸索”因文久三年（1863）发生的“八一八政变”而以失败告终。“八一八政变”是萨摩藩、会津藩联合公武合体派的公家，计划将尊王攘夷派从京都的政治中枢中一扫而光的事件。
此时所谓的尊王攘夷派，是指过激的长州藩士，以及诸藩出身但毫无后盾的志士、浪士。他们在这一阶段所考虑的新型政治体系是将日本全国的浪士集中起来，拥奉天皇，以众志成城之力将攘夷从愿望变为现实，然后继续以天皇为旗号，建立新政权。虽然这种想法与胜海舟思考的超越藩的新型体制类似，但因为缺乏保有海军等现实的军事手段作为支撑，其实质仍是不一样的。
即便尊王攘夷派能够从全国聚集三千名浪士，但由于缺乏有组织的经济基础，这种尝试注定将无疾而终。那么，究竟怎样的政权框架才有可能代替幕府呢？此时浮出水面的就是王政复古和大政奉还这两个词语。这种主张幕府将政权归还给朝廷、建立有诸侯参与的政治体制的想法早已由横井小楠和松平春岳等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提出，但到了文久年间，它开始作为具有一定现实性的政治目标被论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天皇和朝廷原本是拥有行政和军事组织的，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时在朝廷和公家的社会里，一位具有个性的杰出人才登场了。他就是曾被看作公武合体派并促成和宫下嫁将军一事的岩仓具视。但岩仓具视受到攘夷派的弹劾和镇压，被褫夺官位，蛰居在京都以北的岩仓村。他描绘了一幅切实建立天皇政权的蓝图，并在之后为实现这幅蓝图而开始活动。
西乡隆盛推动的趋势
在“八一八政变”中败北的长州又在元治元年（1864）七月的禁门之变中失败，完全被赶出京都。随即在八月，长州进攻京都的无理之举终于引起了第一次长幕战争。幕府命令诸藩出兵，集结了来自二十一个藩的十五万兵力向长州进发。然而，这次出兵实际上是“自弁”，也就是基于各人自费的军事动员。当时大部分武士的负债是年收入的两倍左右，而利息高达18%。这些武士自己准备武器装备，千里迢迢远征长州，甚至还将马都运往那里，这样一来，等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高筑的债台。
第一次长幕战争以长州暂时归顺幕府告终。长州远征军的参谋（征长总督参谋）是萨摩的西乡隆盛，他也正是在禁门之变中将长州从京都驱逐的始作俑者，但我认为，他的想法应该是要避免被幕府征讨的长州遭受毁灭性打击，从而导致幕府的势力重新强盛起来。西乡隆盛也在摸索如何建立以朝廷为中心的新型政治体制，所以他或许认为让幕府的权力复活是得不偿失之举，因而早早就为停战行动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长州止战”。
西乡隆盛
另外，如果能在早期就停止长幕战争，那么为战争所苦的诸藩就会感谢萨摩。萨摩的威信将因此大增，也将开始获得诸藩的支持和信赖，这对于原本不受欢迎的萨摩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西乡隆盛的考虑十分周详。
西乡隆盛提出了要求应为禁门之变负责的长州藩三位家老剖腹自尽等条件，以此为长州归顺幕府提供了台阶。远在京都过着蜇居生活的岩仓具视明确地看到了这种动向，并将此视为新政权组织框架得以形成的开端，开始更加完善和精炼自己的构想。
岩仓具视的政治构想
从庆应元年（1865）的夏季到秋季，岩仓具视相继撰写了《丛里鸣虫》《续丛里鸣虫》《全国合同策》三篇论文。在最后这篇《全国合同策》里有一句名言：“萨长二藩犹如龙虎，若遇风云，气势难测。”换言之，萨长两藩如果合作，就有可能打倒幕府、建立新政权的组织框架。随后，由于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等人的奔走活动，庆应二年（1866）一月二十一日，萨长同盟在京都二本松的萨摩藩邸内正式达成。
在这里，萨长两藩讨论了具体的政治作战方案。倘若幕府进攻长州，萨摩向长州提供新式枪支；如果幕府势不可挡侵入长州，也就是长州展开游击战、战线呈现胶着状态的时候，萨摩将由此介入。疲惫不堪的诸藩届时很可能会放弃参战，因此幕府会更加羸弱。如果顺利的话，甚至可以用新式枪械将幕府军一扫而光，如此一来，萨摩会趁机一口气夺下京都政局的主导权。在这种方案下，接受枪支调配任务的就是龙马和龟山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