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应二年（1866）六月，幕府再次征讨长州。但是已与长州密结同盟的萨摩拒绝出兵，而其他受到军事动员的藩依然疲敝不堪。通过萨摩和龙马得到的米涅步枪施展威力，再加上村田藏六（大村益次郎）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长州在各处战场上奋勇抗战，击退了幕府军。随着亲临大坂城坐镇指挥的将军德川家茂病逝，第二次长幕战争由此以幕府的败北而告终。
人们大多明白萨长同盟得以成立是萨摩与长州两藩的当事者，以及中介人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功绩，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其背后也有岩仓具视巧妙的政治设计在起着修路搭桥的作用。
萨长同盟是不是时代的必然结果？
萨长同盟究竟是哪一方提出的？虽然有诸多说法，但我认为其主体应该还是萨摩一方。不过，在具体的交涉过程中，萨摩避免操之过急。庆应元年（1865），中冈慎太郎与龙马原本想在下关安排西乡隆盛和桂小五郎进行会面，但西乡隆盛以有急事为由，临时取消了停靠下关港口的计划，直接驶向京都。说不定西乡隆盛是想以此考验长州的诚意，毕竟萨长同盟的缔结直接关系到与幕府的开战，是十分重要的大事。或许放桂小五郎的鸽子一事，也是西乡隆盛早已计划好的。首先，对于萨摩来说，将会谈地点设在下关并非良策。虽然长州认为与萨摩结盟可解燃眉之急，但长州藩士在禁门之变中被萨摩和会津打得一败涂地，一直指责他们是“萨贼会奸”。这样的长州藩士是否愿意马上在自己藩内与萨摩缔结同盟？其答案是不得而知的。在此西乡隆盛有所考虑：如果一直说要来到下关的自己突然变卦，长州的人们会做出何种反应？说不定他们表面上对这种无礼行为表示愤怒，但在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虚脱的感觉吧。长州藩士们将萨长同盟视为自己的生命线，他们害怕这件事成为泡影，这种恐惧或许是刻骨铭心的。在这种情况下，西乡隆盛再通过坂本龙马向长州伸出橄榄枝，邀其在自己的大本营京都会面并缔结同盟，才是更好的办法。西乡隆盛早已看穿，被幕府大军重重包围的长州无论遭受何种践踏都不得不与萨摩结盟，即便自己对桂小五郎做出无礼之举，对方也会前来请求结盟。
不仅限于西乡隆盛，出色的政治行动家在共同作战或是缔结同盟之际，都会先看清楚对方是否会采取对己方有利的实际行动，然后再开始行动，绝不会相信仅仅是口头上的约定。例如，历史上优秀的政治行动家之一德川家康就是这样，石田三成举兵挑起关原之战时，虽然福岛正则等丰臣秀吉的家臣发誓为自己效力，但直到他们攻陷西军的岐阜城之后，德川家康才从江户动身。这就是他“不信语言，只信行动”的老奸巨猾之处。
萨摩与长州要想联手，必须与支持各自阵营的公家合作。岩仓具视与萨摩亲近，而长州则与在“八一八政变”中被朝廷驱逐的三条实美关系密切。作为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之间牵线人而登场的就是龙马和中冈慎太郎。庆应三年（1867）以降，岩仓具视结束蛰居状态，其会面记录留存下来，我们仅仅从这年以后的记录来看，就可以明确知道中冈慎太郎拜访过他五次，龙马与他会面过一次。恐怕在此之前龙马等人也常常到访岩仓府邸吧。
龙马将岩仓具视的想法付诸实践，推进了萨长同盟的成立，但这也侧面体现了萨摩的意向。在司马辽太郎的小说《龙马风云录》里，如果没有龙马萨长同盟就无法成立这一印象深入人心，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萨长同盟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桂小五郎虽然一时被西乡隆盛的违约激怒，但并没有停止与萨摩的交涉，这也清楚印证了以上结论。可以说，时势造英雄，龙马等人的存在就顺应了这种强大的时代洪流。
龙马的背书讲述的事实
龙马用朱笔写下的《萨长同盟公证书》（「薩長同盟の裏書」）留存至今。萨长同盟本是没有文书确定的口头协议，但桂小太郎“如老女人般容易担心”，害怕约定的内容无法得到切实的履行，故而将会谈内容总结为六条记录下来，请当时也在场的龙马证明这些内容属实。对此，龙马在桂小五郎的书信背面写上“丝毫无误”几个大字，这就是《萨长同盟公证书》。
一般来说，针对文书的朱字背书会写在另外的纸上，或是在旁边用小字添加。然而，龙马却在书信背面公然地用朱笔背书，这或许是为了增强单刀赴会缔结了萨长同盟的桂小太郎在回到长州后向藩内进行说明时的效果。
事实上，我从这份文书可以看出萨摩的思维方式和特质，那就是“多预案”的发散性思维。所谓“多预案”，就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该这么做”，具体预设几种可能发生的事态，并预先决定其对策。萨摩藩的武士从其孩童时代开始，就在“乡中教育”[19]中接受这种预设场合并制定对策的训练。桂小五郎在信中记载的同盟内容就是列举了同盟缔结后可能出现的几种局面及其应对之策。在鸟羽伏见之战中，西乡隆盛下发给部下的作战文书中也可看到“多预案”的设想。
萨摩出身的东乡平八郎有句名言是：“有时也需无情。”总的来说，萨摩人具有“外人难以融入其中，一旦融入就会深谙其道”“外人难以理解他们，一旦理解后就会极其信赖他们”的特质。因而萨摩人在缔结同盟时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想。
那么，为什么萨长同盟的六条盟约内容没有被制成文书进行换约呢？从桂小五郎的书信来看，条文中包含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第一条，如遇战争，急速调遣二千余兵力，即刻与在京兵力会合，并向浪华[20]派遣一千兵力，巩固京坂两地。”这样的文字如果落在幕府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恐怕萨摩方面也因此认为不能将盟约以文书形式保留下来。然而，在这种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就性命攸关的重要文书上，龙马居然公开大胆地进行背书，落款处甚至使用了“坂本龙”的真名，不拘小节的性格跃然纸上。
从萨摩方面来看，万一这份秘密同盟的证据落到了幕府手里，他们还可以其“中介人”或“保证人”是一介浪人坂本龙马为由，在一定程度上逃脱罪责。可以说，对于萨摩藩而言，龙马这位代理人实在是非常有用的棋子。
寺田屋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
对于准备迎战幕府的长州藩而言，与萨摩藩的结盟就是己方的生命线，而在萨长之间发挥沟通渠道作用的人就是龙马。如果龙马被杀或被捕，影响都将十分重大，因而高杉晋作将自己在上海得到的手枪送给了龙马。在寺田屋事件中，龙马险些被幕府役人逮捕时，这把手枪就出色地发挥了威力。
在萨长同盟缔结的第三天，也就是庆应二年（1866）一月二十三日，龙马与长府藩士三吉慎藏一起投宿京都伏见的旅馆寺田屋，午夜时分突然遭到伏见奉行所派遣的捕役袭击。龙马等人睡在寺田屋的二楼，通过龙马妻子阿龙的通知觉察到了这次袭击。龙马对着捕役大喝一声：“在萨摩藩士的住处休得无礼！”他随即拿出高杉晋作馈赠的手枪应战，并找准时机逃脱。然后，在阿龙临机应变的配合下好不容易才逃入伏见萨摩藩邸，得以脱险。
关于这次事件，龙马在写给姐姐乙女的书信中报告了阿龙大展身手帮助自己的事件：“正因有此龙女，龙马之命得以幸存。”
龙马为何会被幕府盯上？因为我们无法明确知道幕府方面对于龙马担当萨长同盟中介这一事实究竟了解多少，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伏见奉行所只是将龙马等人误认为试图在京都袭击一桥庆喜的不逞之徒。
但2009年12月，一份让龙马逃走的伏见奉行所向京都所司代报告事件经过的文书写本被发现。这份史料处于不对一般人公开的状态，故而详细情况尚不明确，但据说上面记载了龙马左腕负伤后逃入木材商店，留下了染有血迹的装小物件的袋子，并且由于龙马逃往的萨摩藩邸有武装守卫，伏见奉行所的人无法进入等内容。根据这一发现可以清楚知道，幕府方面确实将作为萨长同盟中间人的龙马视为需要注意的人物。
然而，龙马在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可能是因为匆匆逃跑，他手里的相关文书和资料等被伏见奉行所没收了。伏见奉行所拿到了与龙马和萨长同盟有关的有力证据，清楚地认识到龙马是何许人也。就这样，这次寺田屋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龙马由此越发被幕府视为危险人物。
就在这次寺田屋事件发生的翌年十一月左右，龙马在京都近江屋遭到暗杀身亡。
八 不惜暗杀将军的龙马的思想
新时代的蓝图
幕末时期，各种各样的人才都在摸索新政权的组织框架及其实现方法。在上文里，我们对于以岩仓具视为中心的政治构想进行了思考，由此看来便可以发现，与其说坂本龙马是政治构想的“构想者”，不如说他是独自行动起来促使萨长同盟得以实现的“实干家”。当然，毋庸置疑的是，龙马自身对于如何实现王政复古也有具体的想法。
为王政复古的构想指明具体道路方向的是被称为《新政府纲领八策》的文章。这份“政体书”具体总结了大政奉还后新政权会建立何种政治体制的问题，写于庆应三年（1867）十一月龙马死亡前不久。这篇文章中所写的内容与其后成为现实的明治政府的情况极为相似，故而被视为一份充分展现了龙马卓越的构想能力和革命家魅力的文书。甚至有人以这份《新政府纲领八策》为由，将龙马评价为构建明治政府骨架的人。
不过，我们不一定能够断定这一政治构想就是龙马原创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对于尝试建立新政权的组织框架且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来说，《新政府纲领八策》的构想并非什么飞跃性的创见。
与《新政府纲领八策》内容十分相近，因而被视为其先驱的是名为《船中八策》的政策方案。不如说，这篇《船中八策》可能更加脍炙人口。为了向山内容堂提出大政奉还的建言，龙马从长崎前往兵库，在海上波涛掀起的摇晃中，他提笔写下了《船中八策》，这篇文章被认为更加具有龙马的特色。
不过，《船中八策》这一名称是后来明治时期的文学家坂崎紫澜取的。紫澜创作的《汗血千里驹》是以坂本龙马为主人公的小说，可以说是创造了现今流传甚广的龙马形象的先驱。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汗血千里驹》归类为传记或小说，认为《船中八策》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毋庸置疑的是，龙马以及与他具有相同政治构想的人们关于新政权的组织框架进行了高谈阔论，换言之，无论如何，类似《船中八策》的政策构想应该早已存在于龙马的头脑之中了。
《新政府纲领八策》先进性的特征
龙马的政体构想应该是受到了胜海舟和横井小楠的影响。特别是从以前到现在，人们都认为龙马的《新政府纲领八策》的内容与横井小楠撰写的政权构想《国是七条》有很多类似之处。毋庸置疑，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政府纲领八策》是经过了种种思想谱系的演变才最终完成的。
那么下面就对其具体内容依次进行分析。
“第一义，招揽天下有名人才，以备顾问”是指应该不论出身任用优秀人才，其基本思想在于“言路洞开”，即只要有好的意见，就应该毫无顾虑地上呈政府。
“第二义，起用有才之诸侯，赐予朝廷官爵，废除现今有名无实之官职。”这是一个新想法，说明龙马想要改革既存的官僚机构，也就是对幕藩体制的基本结构进行重塑。
“第五义，上下议政所”意味着要设置两院制的议会，而“第八义，皇国今日之金银物价与外国平均”则论述了基于与外国的对等贸易而结成外交关系的必要性。可以说，这些想法都与横井小楠的构想是相同的。
比起以上这些条文，更有特色的是“第七义，亲兵”这一条。正如“朝廷寸铁不带”的说法体现出来的那样，长期以来，天皇都没有直属的军事力量。在江户时代，实际执行御所警备的是名为“禁里付”、隶属于京都所司代的旗本，而到幕末时期，又改为由会津藩和桑名藩受幕府之令负责警卫。最终，在龙马死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九日，随着王政复古这一和平政变得以实现，萨长等与幕府疏远的势力又取代了会津桑名，扼守御所入口，将天皇这张王牌握在自己手中。萨长方面借此得以促使朝廷颁布各种诏书，这可谓是实质性的政权交替。而政权交替的结果就是朝廷开始发挥中央集权的功能，理所当然应该保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以进行守卫。因而，“第七义，亲兵”从单纯的纸上谈兵转而进入了实践阶段。
回溯《新政府纲领八策》的思想谱系，除了横井小楠以外，还可以追溯到对外国的情况很感兴趣的开明派幕府官吏大久保一翁和胜海舟。这两人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认识到为了对抗外国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日本必须设立海军，而为了组建强有力的海军，又必须将整个日本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政府。无需多说，从这种想法看来，大政奉还这一构想的出现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就是沿着这样的思想谱系，龙马最终走到了《新政府纲领八策》这一步。他通过河田小龙了解世界，通过胜海舟了解海军，又通过横井小楠了解到没有将军的政治形态。就这样，龙马的思想以及关于新政权组织框架的构想逐渐形成，他也开始为了实现这种构想而四处奔走。可以说，龙马尝试将日本建设成一个拥有议会和海军，以及切实可靠的经济政策的国家。
是倒幕还是大政奉还？
庆应三年（1867）六月，龙马把大政奉还构想和新型政治构想告诉了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随即前往京都，参与《萨土盟约》的缔结，这是萨摩和土佐关于王政复古达成的协议。此时，缔结盟约的会场定在京都三本木的料理店吉田屋，其中出席会盟的有萨摩的小松带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土佐的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寺村左膳、真边荣三郎等人，龙马与中冈慎太郎也陪同出席。
萨摩藩的倒幕立场逐渐开始明确，而土佐藩则向其提出了大政奉还、王政复古这类和平手段的建议。双方在王政复古不可动摇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关于计划具体的实施顺序也达成了合意，是为上文所说的《萨土盟约》。
土佐山内家在关原合战中作为德川家的盟友，领受了巨大的恩赐，成为二十四万石的大大名，因而对幕府具有深厚的亲近之情。在这一时间点，龙马行动的目的是让土佐藩倾向于支持王政复古。就缔结“萨土盟约”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他的目的已经圆满达成了。
土佐藩士、山内容堂的亲信佐佐木高行记载了《萨土盟约》缔结时的情形：“此日才谷（龙马）曰，吾藩迄今几度变更藩论，故萨藩尚未解除疑念。（中略）才谷、石川（中冈慎太郎）两人也思考，若是由吾藩主导大政奉还等事，萨藩也定能信任。”
在萨摩一方看来，土佐迄今为止一直优柔寡断，没能下定“不惜武力倒幕”的决心，故而无法信任，这令龙马感到担忧。无论是谁都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幕府早晚会走向穷途末路。如果土佐想要在接下来的政权中占据主导位置，就必须得到萨摩的信任，而且必须提出自己的政权构想，为削弱幕府出一份力。
如果由土佐方面提出否定将军权力的声明，那么随着土佐自己向王政复古的政策倾斜，萨摩的疑虑也可以一扫而光。龙马为此而四处奔走。
《萨土盟约》由四条内容构成，其中断定“王政复古毋庸置疑”，另外还有“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政刑归于唯一之君主”“居于将军之位，执掌政权，此乃天地间不应有之理也”等内容。这些表述都明确否定了幕府的存在。
大政奉还的“廊桥”
从大政奉还到王政复古的流程一直以来被视为联成一体的，但二者的意义当然有所不同。将朝廷赋予幕府的行政权力返还给朝廷是大政奉还，而建立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统一国家体制是王政复古。纵观从幕末至明治维新这一时代的转换期，比起大政奉还，我们应该将王政复古视为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另外，历来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大政奉还是德川庆喜以退为进、起死回生的奇策。这种说法认为，幕府一旦交回政权，萨长等藩打出的“倒幕”旗帜就没有意义了。而朝廷确实没有统治日本全境的能力，也没有能够被外国当作成熟政权予以承认的外交实绩。萨摩和长州说到底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最终会踏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许不得不建立尊奉德川家为盟主的政权。有人认为这是庆喜做出的“高明的政治判断”。
然而，大政奉还是龙马通过后藤象二郎向庆喜献出的计策，很难说是庆喜积极筹谋的救命之计。虽然一般都认为大政奉还与武力倒幕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过于莽撞地提出用军事手段打倒幕府，像土佐藩这样亲幕府的藩就很难下决心采用行动。而若提出经由大政奉还建立新政权的构想，那么不仅是土佐藩，其他各藩也会相继卷入其中，最终在事实上将幕府消灭，这或许就是龙马在《萨土盟约》得以实现的这一阶段做出的构想吧。
当时在全国几乎所有藩内，舆论都呈现分裂状态。为了将立场动摇的诸藩尽可能地引上“倒幕”这条道路，首先要让幕府进行大政奉还。我们可以认为大政奉还是最终通向废除德川政权的“廊桥”。
一旦踏上了这座“廊桥”，前方就只有通往“倒幕”（打倒德川政权）这座建筑的道路了，因而武力倒幕终究还是会实现。龙马很可能就抱有这种“廊桥”的构想。当然，与直接倒幕相比，打倒大政奉还后实力减弱的幕府明显更加容易。无论如何，对于龙马来说，大政奉还都是迈向“废除幕府”的一大步。
激情龙马
阅读龙马的书信等资料就会发现，龙马可能也尝试过实现和平的政权交替。简单地说，龙马一边试图通过土佐提出的和平方案抽掉幕府的骨架，一边谋划武力倒幕。
庆应三年（1867）十月三日，后藤象二郎向幕府提交了大政奉还建言书。因为当时德川庆喜滞留在二条城，为了了解庆喜做出了怎样的决断，后藤象二郎于十三日动身前往二条城与之会面。在这次会面之前，后藤象二郎收到了龙马为激励他而写的书信。龙马写道，如果后藤象二郎回不来了，他就将带领海援队袭击庆喜，然后自杀。龙马甚至还写了一些威胁后藤象二郎的话，例如，如果后藤象二郎献计失败，没能抓住实现大政奉还的机会，这种罪过是上天所不能容忍的，他今后将无法苟活下去云云。
在成就大事之际表现出来的这种魄力和决心又展现了龙马的一个侧面。龙马绝非单纯的和平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在时代发生大变革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龙马是温和的大政奉还论者，所以与以武力倒幕为目标的萨摩立场对立，结果遭到暗杀。但是，从上文探讨的龙马围绕大政奉还采取的举动来看，这种观点是很难让人认同的。龙马好不容易才在寺田屋事件中从幕府的迫害下逃生，虽然他本人逞强说自己没事，但其内心应该也已有觉悟，明白幕府将尽一切可能夺取自己的性命。除此之外，从龙马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到，他与萨长协调将枪支运往土佐进行战争准备，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便与萨长两藩的立场不同，龙马也依然是倒幕论者。
德川庆喜接受了后藤象二郎的计策，当天就在二条城内召集在京的四十个藩的重臣，告知其大政奉还的决定，并于翌日十四日向朝廷上呈《大政奉还上表》，在十五日的朝议中天皇下达了许可敕书，大政奉还正式实现。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代的激流已汹涌奔向倒幕的方向，龙马也顺应了这股潮流。
[1]指京都及其附近一带。
[2]江户时代的绢织物称为吴服，与此相对，麻棉织物称为太物。
[3]日本传统的建筑样式，是为了防范盗贼或火灾而将四面用土涂抹、加固的仓库。
[4]江户幕府统制大名的一种政治制度，原则上以两年为一个周期，大名一年在江户生活和工作，另一年在领地。
[5]指外样大名领有的藩，外样大名是江户时代大名的一种类别，指在关原之战后才归属德川氏的大名。
[6]中世以后的一种下级武士，平时承担杂务，战时成为步兵。
[7]指师父将武术或技艺等的秘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
[8]出仕朝廷的贵族，一般指与武家相对的朝臣。
[9]在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境内。
[10]今静冈县伊豆半岛、东京都伊豆诸岛。
[11]德川氏中地位仅次于将军本家的三股旁系，分别为尾张（名古屋）、纪州（和歌山）、水户三藩。
[12]幕府在主管海军筹建事务的军舰奉行一职下设立的副官职位，实际主持具体工作。
[13]本意为岸边供船主、水手检修木船并清除蛀虫的船坞，由商人网屋吉兵卫于1854年在神户出资建立，是为近代神户港的前身。
[14]在日本，指靠近京都的地区，一般包括摄津国、山城国、大和国、河内国、和泉国这五个令制国。
[15]旗本和御家人都是从中世到近世的日本武士的一种身份，两者的不同在于旗本可以面见将军，而御家人没有这种资格。
[16]指商家在进行商业活动时的名称，因为日本商家多以出身地或姓氏后加“屋”作为自己的称呼，如“越后屋”“三好屋”等。
[17]长崎市的地名，1634年，为收容葡萄牙商人而建设的扇形人工岛。
[18]其日文名为佐藤爱之助。
[19]萨摩藩独有的一种教育制度。“乡中”是以町为单位的组织，“乡中教育”就是以町为单位将武士阶级的青少年聚集起来进行教育的制度。对此后文还将详述。
[20]即大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