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马被暗杀的事件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从庆应三年（1867）十一月十五日事件发生后直至现在，人们一直在探寻犯人及其背后的黑幕。现在，随着对史料与证言等资料进行综合考察，我越来越觉得犯人是谁已经几乎没有疑问了。
实际下手的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受幕府支配的京都见回组。见回组与新撰组一样，是负责京都市中警备和治安活动的组织，其辖区是京都的北半部分，而南半部分则由新撰组管辖。
见回组是以旗本和御家人的子弟为中心组建的，比起由浪士组成的新撰组而言地位更高。新撰组是承包了搜查和揭发不法浪士这一工作的团体，而见回组则相当于现代日本的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其行动可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现在，认为是见回组以外的组织实际下手暗杀龙马的观点越来越少了。那么究竟关于龙马暗杀事件还有哪里存在疑点呢？对此进行整理，可以发现论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中一个疑问是“直接斩杀了龙马的究竟是谁？”另一个疑问是“究竟是谁在幕后命令这些暗杀者行动的？”如果存在黑幕，那么幕后之人应该是大名或者与之相近的实权人物，他们认为“龙马该死”，针对此事进行谋划并下达命令，因而龙马暗杀事件就成为基于高度政治性判断而实施的一次行动。司马辽太郎在小说《龙马风云录》的后记中写道：“暗杀龙马的计划十分周详，但不太清楚究竟是幕阁内的哪位向见回组下达了命令。”他认为此事很有可能是基于高度政治性的判断，但仅仅提及这么一句便结束了该书。
关于究竟是谁下达了杀害龙马的命令这一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幸运的是，2009年菊地明和山村龙也两位编撰的《坂本龙马日记完本》（『完本 坂本龍馬日記』）这一大作的修订版出版，关于龙马的所有史料几乎尽收其中。
下面，我们就逐一检视这些史料，最终找出龙马暗杀事件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
一 新撰组黑幕说
——事后马上遭到怀疑之人
作案动机充分
在龙马被暗杀后马上被怀疑为犯人的是新撰组。这种观点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由新撰组计划并实施的。在此简单说明一下，众所周知，新撰组在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的领导下履行守卫京都治安的职责。由于其作为实际行动部队参与了池田屋事件等镇压反幕府势力的行动，所以从动机来看，新撰组下手的理由是充分的。
土佐藩的谷干城（日后的陆军中将，农商务大臣）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奔赴现场，他在现场遗留下来的物品中发现了新撰组成员原田左之助的刀鞘。另外，与龙马一起被袭击的中冈慎太郎留下的证词称有人一边用伊予方言大叫着“こなくそ”[1]一边挥刀砍来，也让人断定这起事件是伊予出身的原田左之助及其所在新撰组的成员一起实施的。
庆应四年（1868）四月，新撰组局长近藤勇在下总流山被捕之际，谷干城主张对龙马暗杀事件进行彻查，包括对近藤勇进行拷问。结果，近藤勇身为武士没能获准切腹自尽，而是被处以斩首之刑。
然而，新撰组黑幕说是不成立的。新撰组在戊辰战争中战败，其原本的队员们被新政府逮捕，都接受了关于龙马暗杀一事的讯问，其调查书留存下来，其中横仓甚五郎的供述尤为重要，他说道：
对于讨伐（暗杀）坂本龙马之事一概不知。然，事后近藤勇言“对方”认为杀害龙马之人为新撰组，尔等切勿大意。
所谓“对方”就是指土佐藩和海援队。
另外，新撰组的最后一任队长相马主计在供述中说道：“队内曾传阅洗清暗杀龙马之嫌疑的文书。”从近藤勇的口气来看，新撰组似乎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在这些证言的基础上，我们也发现并没有任何一个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是新撰组实施了暗杀行动。
后文将要说到的是，谷干城认为属于新撰组原田左之助的刀鞘其实是见回组遗留在现场的，而且中冈慎太郎当时因失血过多而意识模糊，其证言并不可信。如果仅仅因此就认定新撰组是犯人，未免有些太站不住脚了。
二 纪州藩黑幕说
——更加具有动机的幕后之人
龙马做过的“恶事”
令人意外的是，纪州藩黑幕说更加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纪州藩与龙马之间曾发生过金钱纠纷。海援队使用的“伊吕波丸”是四国的大洲藩出钱购买的，但这艘船在龙马被暗杀的庆应三年（1867）四月因与纪州藩的船只相撞而沉没。
普通人如果面对纪州藩这样的大藩肯定会十分恐惧，乃至忍气吞声；但龙马则不同，他向对方提出了关于该船及其所载货物的赔偿要求。
龙马通常给人一种飒爽的感觉，不过在处理这类交涉事务时，他不仅算不上飒爽，甚至可以说刻薄。在船只沉没，但沉船原因尚未明了之时，龙马就立刻拿出了《万国公法》，主张其中写有当船只快要相撞时的避让方法，将《万国公法》当作事故发生时主张己方行为在国际法上具有正当性的工具。这就像是企业的法务部门的所作所为。
纪州藩是御三家之一，藩内很多人都是不拘小节之人，并不习惯进行这种交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非常讨厌伤及颜面之事。龙马就是看透了纪州藩这种“和金钱相比体面更加重要”的基本方针，从而逐渐握住了他们的要害。
最初，据说“伊吕波丸”上装载的货物是“米与砂糖”，但随着交涉进行，龙马一方转而宣称其上载有“枪支”。当时的步枪价格即便按高价来算也不会超过数十两，按照一支步枪为十两计算，就算船上载有五百支或者一千支，龙马也无法要求纪州藩付出巨额赔偿。觉察到这一点的龙马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又说“船上还载有好几万两的现金”。当时的八万两相当于现在的两百四十亿日元，由此可知龙马有多么夸大其词。
进入平成时代，人们对当时沉没的“伊吕波丸”进行了海底考察。船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金块或者枪支，只有茶碗和酒瓶而已。因此，从这次海底考察就可以看出龙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此时龙马所为之事可以说是日本史上“最夸张的漫天要价”。就算是龙马，如果真的做了恶事，我们也必须承认其恶劣的性质。从纪州藩的视角来看，龙马的行为方式真的太过可恶了。
龙马虽然有飒爽的一面，但如同在这件事情中一样，如果他将对方视为敌人，那么就会展现出令人恐惧的一面，彻底将对方的金钱榨取干净。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并公平地看待龙马的两面性。龙马为了促使交涉顺利进行，什么样的话都说得出口。
因此，在阅读记载龙马所说之话的史料时要格外留意。例如，即使龙马说“自己并未考虑武力倒幕”，那也有可能是出于某种意图而故意这样说的。龙马继承了才谷屋的商人血脉，其处世哲学与普通的武士截然不同。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就无法很好地理解龙马这个人。
所以，有些观点认为龙马只是一介单纯飒爽的武士，这并不是十分恰当的。龙马的本质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理性主义谈判家，会根据对手的不同变换自己的说法和主张，尤其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能够纵横捭阖、推动交涉，这就是他的本领所在。
倾尽一藩财力的赔偿金
对于纪州藩来说，对手实在是太可恶了。龙马与纪州藩关于这次事件的问答记录留存下来，如果我们读了这些记录，就会觉得纪州藩太可怜了。在当时的语言中，“确实如此”（そうですね）是用“确然”（然り）来表达的，每当龙马提出了什么批评时，对方都只能说“确然”，每当龙马用《万国公法》作为自己的依据时，对方也只能说“确然”。纪州藩就是这样不断无奈地说着“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正如您说的那样”，被龙马步步紧逼的。
当时海援队有一位原为纪州藩士的人叫作陆奥阳之助（宗光），他在明治二十年代出世担任外务大臣，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缔结讲和条约的大人物，但此时只是在龙马麾下工作的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个。
陆奥阳之助的父亲是一位国学者，原本也是纪州藩的要人，但在藩内斗争中失势。龙马很有可能根据陆奥阳之助提供的信息，完全掌握了纪州藩的痛处和弱点，并将其运用到交涉中。龙马之所以能成为“难以对付的谈判家”，就是因为他会充分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信息网络。
结果，这场交涉以龙马的压倒性胜利告终。纪州藩答应支付龙马等人约八万两的赔偿金，但这一承诺很难兑现。鉴于八万两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拿的出来的金额，这也无可厚非。
例如，鸟取藩是拥有三十二万五千石领地的大名，全藩藩士的俸禄总共为九万两。那么八万两在现在就相当于一个县的人工费总额，就算纪州藩是五十五万五千石的大藩，也无法轻易拿出来。
所以纪州藩确实有作案动机，他们在论辩中被一介浪人打败，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赔偿金。后来赔偿金被减至七万两，赔付给大洲藩和海援队。此时代表纪州藩出面进行交涉的责任人被罢免，受到闭门反省的处分。这次事件对于纪州藩而言是十分屈辱的。
然而，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纪州藩曾下达“杀害”龙马的命令或是为此调动了执行人员。纪州藩哪怕有一点点付诸实践的动向，都会以证言或史料的形式留下痕迹，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被海援队误认为犯人
接下来纪州藩还有更可怜的遭遇。龙马被杀之后，海援队的人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为“这肯定是纪州藩干的好事”，然后攻入了纪州藩御用人[2]三浦久太郎的住处。尤其是陆奥阳之助在此时带头叫嚣“讨伐仇敌，攻入府邸”，简直像是赤穗浪士[3]一般。
虽然龙马暗杀事件发生后立刻引起了上述这样的骚动，但到了明治年间，纪州藩黑幕说就消失了。恐怕连陆奥阳之助在明治年间也发现是他们自己弄错了吧。
顺带一提，虽然三浦久太郎在这时受了伤，但并未危及性命。到了明治时期，他改名为三浦安，担任了贵族院议员和东京府知事的职位。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并没有证据能证明是纪州藩袭击了龙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纪州藩才是“被海援队伤害”的可怜的一方。
三 土佐藩黑幕说
——犯罪动机并不成立
深受龙马之死困扰的土佐
相较而言，人们私下谈论更多的是土佐藩黑幕说，其中又分为后藤象二郎说与岩崎弥太郎说两种。然而，在龙马被杀这一时间点，没有哪个藩比土佐藩更加需要龙马的了。尤其是后藤象二郎说的动机中有逻辑不通之处。
后藤象二郎当时是土佐藩的参政（家老），与拥有实权的前藩主山内容堂关系亲近。他曾镇压土佐勤王党，将武市半平太等龙马的同志们逼上死亡之路，二人刚开始的关系绝谈不上友好。
但是，庆应三年（1867）正月，二人在长崎会面后意气相投，龙马在给同志的书信里写到“后藤乃近来之风云人物”，对后藤象二郎的才华赞不绝口。而后藤象二郎也认可了龙马的才能及其利用价值，双方开始深入交往。
在龙马暗杀事件发生之时，后藤象二郎正不断利用龙马的人脉影响政局动向，他为了建立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权，并且尽可能提高土佐藩在其中的地位，而让龙马为自己奔走活动。
事实上，大政奉还的想法本是龙马率先提出的，而后藤象二郎通过将其作为政策建议上呈将军，提高了自己和土佐藩在京都政局中的地位。
有人认为，后藤象二郎为了将龙马的功劳占为己有而企图暗杀他，这种观点错得太离谱了。在这个时期，后藤象二郎完全依赖于龙马，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马上给龙马寄信商量对策。龙马就如同土佐藩的参谋一样，此时如果失去了龙马，后藤象二郎和土佐藩会感到非常困扰。龙马之死会让后藤象二郎的政治力量下降。
土佐藩内很少有人能像龙马这样早已渗透进萨摩藩和长州藩的中枢，也没有人如同龙马一般能够描绘宏大的政局图景。因此，在龙马死后不久举行的小御所会议上，土佐藩完全没能发挥影响力，只能随波逐流地参加了倒幕战争。失去了龙马的土佐藩无法进行情报搜集和关系疏通，对于政局的规划能力也因此下降。我认为，龙马被杀后土佐藩陷入了困境才是事实。
近江屋对面的土佐藩邸
而且，后藤象二郎等人领导的土佐藩曾极力劝说龙马入住京都的土佐藩邸。这一点是暗杀细节中非常重要的地方，即龙马被杀的近江屋距离土佐藩邸非常近，脚程快的人十五秒左右就能到达。海援队队员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一样的。
企图实施暗杀的人难道会专门给予目标人物忠告，让其进入自己的地盘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后藤象二郎是在担心龙马的人身安全。
庆长三年（1867）三月，伊东甲子太郎一派与近藤勇对立，离开了新撰组，从他们这里传出了“龙马被盯上了”的消息。自他们投靠萨摩藩以来，很多情报都流入了倒幕一方，例如，此前在新撰组中流传着什么样的话，会津藩、桑名藩及会津藩属下的见回组有怎样的考虑，又有何企图，等等。
其中就包括“龙马被盯上了”这一事前就得知的情报。田中光显是出身土佐的陆援队[4]队员，与龙马也十分亲近，据他所说，伊东甲子太郎本人就曾对龙马提出“你有危险”的忠告。恐怕这一情报早就在土佐藩和萨摩藩内流传开来了。
此时，后藤象二郎忠告龙马，让他住在土佐藩邸内，但龙马拒绝了。拒绝理由大概可以想象，那就是不自由。出入藩邸的手续十分严格，再加上龙马对藩邸有不好的记忆，他在年轻时曾与另外两人一起挤在藩邸的一个房间内。由于龙马在土佐的家是城下屈指可数的富有人家，房屋宽敞，当时他的心理落差应该相当大。藩邸内还有上士飞扬跋扈，龙马想必过得十分憋屈吧。
龙马之所以是龙马，是因为他总是给人写信，与人会面，自由自在地活动。这对龙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一旦踏入藩邸大门一步，无论去哪里都要提交申请或是让守门人开门等，无法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之事。
在这一时期，龙马常在半夜前去与担任幕府大目付之职的永井玄蕃（尚志）相会并进行密谈。如果入住藩邸，这种会谈也会受到限制。
在被杀的前一刻，龙马还对来到近江屋的友人说了句“辛苦了”。龙马就是这种喜欢交际的人物。
入住土佐藩邸会导致无法获得情报，无法与朋友打招呼，也很难在半夜与人相会。因为行动会受到制约，所以龙马没有选择入住藩邸，而是继续过着危机四伏的町屋生活。虽然后藤象二郎劝说龙马“太危险了，放弃吧”，但龙马依然不为所动，继续住在与土佐藩邸一墙之隔的难以警戒的酱油铺（近江屋）二楼。从这种举动来看，土佐藩（后藤象二郎）黑幕说很难成立。
岩崎弥太郎与龙马是刚认识的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岩崎弥太郎“杀害了自己的对手龙马”，这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观点。鼓吹岩崎说的人认为，如果岩崎弥太郎杀了龙马，就能将长崎贸易等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商业利益并不一定会这么简单地成为岩崎弥太郎的囊中之物，因为海援队中多的是能够接替龙马的第二号、第三号人物。从史实来看，龙马被杀之后，土佐藩经营的买卖并没有马上转到岩崎弥太郎手中，而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龙马与岩崎弥太郎之间的关系不好，那这种说法还情有可原，但正如日本放送协会（NHK）的大河剧中所描绘的那样，二人的关系并不差。根据史实，岩崎弥太郎并非龙马的发小，而更可能是龙马死前八个月左右才认识的熟人而已。读者千万不能相信电视剧里的情节，认为两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虽然说土佐的城下町[5]很小，并不能断言二人此前没有见过面，但至少他们的生活圈子是不同的。从岩崎弥太郎的角度来看，龙马家是土佐屈指可数的富豪人家，岩崎弥太郎或许对龙马家的事情早有耳闻。另外，岩崎弥太郎以秀才之名为人所知，龙马可能也听过他的名字，但两人的关系绝没有亲密到总角之交的地步。
与电视剧里呈现的不同，岩崎弥太郎并没有因为对手是龙马而感到自卑，并且对龙马怀有嫉妒之情。
我发现所有的龙马暗杀说中都有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将本不应被视为对立关系的人和事对立起来，从而人为预设谁是犯人。下面将要介绍的萨摩藩黑幕说也是如此。
四 萨摩藩黑幕说
——常常被人怀疑的集团
受到“他者意识”影响的萨摩
上文介绍的几种观点都缺乏动机和实施迹象，但论证起来最麻烦的还要数接下来的萨摩藩黑幕说。这种观点之所以存在，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第一个理由源于“萨摩藩好像在策划阴谋”的这种印象。人总是会对自己集团以外的人持有“他者意识”，容易怀疑“这些人是不是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在幕末时期，很多日本人也对萨摩藩持有这种“他者意识”。
相反，幕末时期的人们对于长州藩却没有这种“他者意识”。京都和大坂的市民对于长州藩表现出了惊人的同情心。元治元年（1864）七月，发生了蛤御门之变（禁门之变），这是长州藩为了扭转政局而进攻京都的事件。因为长州藩向御所开炮，整个京都被烧为灰烬。
这被称为“铁炮火灾”，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件发生后马上就有传言称，是会津藩和萨摩藩的人在京中四处点火，可见京都人对这两个藩的厌恶之情已经到了如此深切的程度。
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地域的原因。京都人对于同为濑户内海地区的长州藩抱有亲近感，但怎么也没办法喜欢上说着一口东北方言的会津人。新撰组的成员大多是关东口音，于是也被称为“壬生浪士”而得不到同情。当时的日本还处于一个地域差别非常显著的时代。萨摩藩士的发型和衣着等与众不同，连腰带也是特别的兵儿带[6]，一看就知道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人，以至于人们对萨摩藩士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共鸣。以上就是第一个理由。
萨摩与会津的杰出能力
萨摩藩被怀疑为阴谋家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拥有杰出的情报搜集能力和政局主导能力。在这里，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犯罪者究竟有没有能力实施犯罪。在庆应年间的京都，除了萨摩藩与会津藩，再没有其他人拥有可以实现任何阴谋的强大执行能力。
当时，皇族中有一位中川宫朝彦亲王，他在明治维新后改名为久迩宫朝彦亲王，担任伊势神宫的祭主，在二战后成为总理大臣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就是他的儿子。
朝彦亲王的性格十分严谨，日记也写得非常详细。从他的日记及其他公家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幕末时期诸藩的政治行动力。例如，他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从朝彦亲王这里获取情报，并且利用被称为“入说”（让别人采纳自己的意见）的方式左右其观点。
会萨两藩拥有杰出的行动力，他们频繁与各种人物接触，关于政局进行细致的秘密商议。
萨摩藩在京的领导集团里有西乡吉之助（隆盛）、大久保一藏（利通）、高崎正风等非常优秀的人物，另外后文也将讲到，会津藩也将众多有能力的人才送往京都进行活动，其中就有手代木直右卫门胜任、秋月悌次郎等人。
为何这两个藩有能力向京都源源不断地输送有能之人？要解开这个谜题，就不得不考察会津藩和萨摩藩的人才养成与录用机制。在从幕末时期的京都政局出发思考龙马暗杀事件时，这两个藩的人事背景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此二藩在从藩士中吸纳人才方面都十分成功。一般来说，到了幕末时期，身份低微却具有才能之人在很多藩都有了更多获得提拔的机会，但会津藩和萨摩藩比其他藩更热衷于吸引人才，他们竭尽所能地发掘有能之人，并让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会津藩的人才活用
在幕末动乱时期的约八十年前，会津藩在天明大饥馑中遭受重创。该藩在德川吉宗时代处于巅峰时期，拥有将近十六万人口，但由于饥馑，人口减少了三成左右，最终降到了十万，当时的局面恐怕宛如人间地狱一般。人口的减少也与年贡收入的降低直接相关。
正当会津藩因财政状况恶化而束手无策之时，出现了一位天才家老，他就是田中玄宰。他的后裔田中清玄也是个厉害人物，二战前曾为武装共产党委员长，二战后又以政界调停者的身份为人所知。田中玄宰以熊本藩为榜样，首先进行了人才登庸制度的改革。
熊本藩将藩士们安排在藩校里接受教育，从中吸收秀才，将其安置于藩内重要职位上，这就是熊本藩的人才任用制度。田中玄宰从熊本藩请来一位叫作古屋昔阳的学者担任政治顾问，建立起名为“日新馆”的学校，在这里进行精英教育。而且，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建立学校这一层面，而是对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人才进行了思考。
江户时代官僚的工作制度是所谓的“月番制”，也就是说，以老中为首的各种职位每月都由不同的人就任，他们交替履行职务。这既是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也会导致官僚缺乏责任心。因为一旦到了下个月，就会由别人接手，所以责任划分不清，工作就会被拖延下去。田中玄宰发现了这个弱点，于是采用了新的方式。
他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如今之藩政犹如棋子未落于棋盘之点上，人无定职不受瞩目则不思行动。此乃不振之因。”田中玄宰制定了职责分配制度，如军队负责人或街市负责人等，明确了责任所属。这在江户时代是一项巨大的改革。
会津的邻藩米泽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至今仍受人欢迎的米泽藩主上杉鹰山效仿熊本藩进行改革并获得了成功，鹰山的改革正是从他与熊本藩主细川重贤的谈话中诞生的。
日本最初的管理教育
效仿熊本藩，会津藩开始进行彻底的精英教育。在此之际成立的日新馆可谓是日本最初的管理教育机构。虽有很多藩都进行了熊本藩式的改革，但没有哪个藩像会津藩这般严格执行的。会津藩制定了规范藩士德行的条目——“六科纠则”，例如要“向父母行孝”“向主君尽忠”等，要求藩士以此为行为规范。而能够遵照这一标准行事的人就能得到提拔，就任藩之要职。“六科”就意味这六条行动准则。这种方法类似近代日本基于教育敕语的学校制度。
在近代的民族国家，国家有时会通过制定目标项目来为国民指明他们应该成为何种人物，致力于培养符合其标准的人才，并将能够完成这些项目的人评价为优秀之人。这些项目规定的全是为国奉献的德行，并不会有类似“哪怕白天打瞌睡也行，去创作出色的艺术作品吧”这样的要求。说到底，就是要培养“能够早起勤勉于学，为国尽忠，不惜战死之人”。会津藩比其他任何藩都更为系统地进行了这种教育，日新馆中源源不断地诞生了这种被灌输了“六科纠则”的秀才。
恰在此时，幕府老中松平定信也有了相同的想法，着手强化昌平坂学问所，修建聚集各藩秀才的宿舍，也就是书生寮，让他们在此相互交流，并在一流学者门下学习。虽然实际情况多有差异，但就精英教育这一点来看，书生寮可以与法国的大学校（grandes écoles）[7]相比拟。
会津藩选拔的秀才们也进入了书生寮，该藩人才辈出的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些秀才们通过昌平坂学问所扬名全国，成为全国顶尖的人才，跟随在幕末动乱时期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藩主一起进入京都，成为各种活动的中心人物。
利用少年团培养人才的萨摩藩
另一方面，萨摩藩也从很早就开始向熊本藩学习，建立了藩校——造士馆。不过，萨摩藩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会登庸藩校内成绩优良之人，而且会根据平时的行为来选用人才。这是因为萨摩藩有一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藩主，他就是导入了殖产兴业政策并参与幕政、被称为明君的岛津齐彬。就是他将西乡隆盛提拔到自己身边的。
在萨摩藩中，没有谁能比西乡隆盛更加目光敏锐了。加治屋町是西乡隆盛从其孩童时代起就一直生长于此的地方，他从这里的伙伴中不断发现人才，如大久保利通、大山弥助（即大山岩，西乡隆盛的表兄弟）等，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原动力。
为何西乡隆盛会知道这些友人或亲戚家小孩的能力如何呢？那是因为他们自儿时起就接受了乡中教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他们结成一种类似少年团的组织，其中年长者教育年少者，并且不只教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判断力，可以说，他们是在非常实际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
乡中教育并无固定的校舍，每天早上少年们在练习了示现流的剑术之后便集合起来，前往武士住宅或寺庙请求借用一日，将那里用作临时的教育场所。在他们的教育中，培养判断力的“诠议”占据了重要地位。所谓“诠议”，就是一种案例教学，前辈们会询问如果发生了某种情况他们会如何处理，小孩子们按顺序进行回答。
例如，如果主君将藩内紧急事务委托于你，但哪怕骑最快的马也无法及时完成，那该怎么办呢？对此孩子们给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其中，日后成为文部大臣并导入学制的森有礼留下了有趣的答案。据说当时还小的森有礼迈着小碎步快速走到前辈面前，回答道：“骑上马后，用针扎马的后面，这样马就能跑得更快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被不断给出答案。又例如，在街上走时被路人甩了一身泥该怎么办？如果主君与自己的父母同时罹患不治之症，但只有一人份的药物可以用于救治，又该怎么办？顺带一提，后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被认为是，不顾父母而将药物献给主君。
像这样不断通过“诠议”进行教育的做法即所谓的乡中教育。关于谁会做出何种回答，这一集团内的成员们均了然于胸。或许萨摩藩士的思维模式中具有较高的“多预案”应对能力，即事先就已经准备好在某种场合或是发生了某种情况时应如何应对的方案。因此，他们在直面危机之时可以很快做出反应。他们接受的教育不是培养累积知识的记忆力，而是培养应对事物的判断力。
萨摩的孩子们，包括维新志士的下一代都接受了这种教育，例如直到大久保利通的次子牧野伸显一代也是如此。牧野伸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担任日本的次席全权大使。
这样的教育很容易被认为是萨摩特有的形式，其实不然，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同样的修行广泛流传。阅读武家文献可知，被称作“夜话”的修行便是人们围坐在一起，围绕一些在实战中很有用的问题进行问答。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种教育在日本各地逐渐消失，演变为只知死板阅读《论语》中“子曰……”却不解其意的形式主义教育。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以判断力和灵活的发散性思维为着眼点来选拔人才了。
无论如何，在确保获得优秀人才方面获得成功的会津藩和萨摩藩，都发挥了各自的谋略主导着京都政局。两藩的风格差异极大，可以说会津藩实施的是近代型精英教育，而萨摩藩进行的是从战国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教育。
暗杀机会要多少有多少
关于龙马暗杀事件有萨摩藩主使一说，但这种说法最奇怪的一点是，很多人都认为执行暗杀的主体是见回组，而见回组是会津藩支配下的组织。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认为萨摩藩专程动用见回组杀死了龙马，怎么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呢？萨摩与龙马亲近，故而当然知道龙马的居所位置。
如果萨摩想杀龙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绕弯子，直接叫来龙马便是。将龙马叫到萨摩藩邸来，在其回去途中出其不意将其斩杀，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简单了事。萨摩藩内有很多剑术高强之人，比如被称为“斩人半次郎”的中村半次郎（桐野利秋）等，又何必利用敌对的见回组来暗杀龙马呢？
更重要的是，在离土佐藩邸只有一步之遥的近江屋袭击龙马，援兵及时赶到的可能性很高，具有很大的风险，哪怕有一点耽误，执行者便难以全身而退。倘若这种观点承认是见回组执行了暗杀，那么就必须说明为何萨摩会做出如此迂回冒险之举，但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说明。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萨摩藩黑幕说都是不成立的。
萨摩也在推进大政奉还
话说回来，萨摩藩黑幕说为萨摩藩暗杀龙马强加的动机也难以令人信服。其举出的理由大多是“龙马推动大政奉还，阻碍了武力倒幕的前途，被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视为阻碍”。然而，大政奉还是萨摩藩一起向幕府提出的建议。
在这里，首先必须考察一下萨摩藩借大政奉还向幕府施压的想法。事实上，萨摩藩非常赞同“不排除武力倒幕的大政奉还论”。庆应三年（1867）六月以降，土佐藩、萨摩藩和安艺广岛藩就大政奉还的实现完全达成统一行动。虽然在这一期间，土佐曾提出不向京都出兵、保留将军职位等条件时，一度打乱了三藩的统一步调，但到了十一月庆喜同意大政奉还之时，土佐的后藤象二郎、萨摩的小松带刀、安艺的辻将曹三人联合向幕府老中板仓胜静施压，甚至一同前往手握朝廷摄政之权的二条齐敬府邸。
他们三人再加上福冈孝弟，一同威胁摄政二条齐敬，让朝廷同意承认大政奉还。换言之，实现大政奉还、推动朝廷的政治和王政复古的运动是萨土艺三藩共同作战的成果。萨摩并没有对龙马等人提出的大政奉还不情不愿，反而亲自出面将其促成。对于萨摩而言，龙马不仅不是阻碍，还是不可或缺之人。在这里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龙马对于武力倒幕的态度并没有达到反对的程度。虽然龙马的思想摇摆不定，时而期望武力倒幕时而试图避免，但从龙马所持的观点来看，他最终并不是与武力倒幕对立之人。
下面我们简单梳理一下龙马在被暗杀之前的思想。龙马的主张首先是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权，在这一点上，龙马与萨摩藩都是相同的。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考虑使用武力打倒幕府是萨摩藩的想法，而尽可能避免这种态势则是龙马的想法。
然而，如果阅读到庆应三年（1867）夏季为止的龙马书信，就可以看到龙马现实主义的一面。他认为“战争已经打响，此乃必要。亦不辞武力倒幕”，积极地向土佐藩运输枪支。
龙马也预感到与幕府难免要决一死战，故而在书信中写下“埋葬将军家”的语句。他还于庆应三年写道：“即便牺牲，若是西乡与大久保（一翁）能为我祭上线香，则死得其所。”可以想象龙马已经做好了相应的思想准备。
龙马在被暗杀前不久还给出身广岛的医生，同时也是自己友人的林谦三（后来改名安保清康）写信说“大兄今且保重性命”，“方向已定，无论修罗还是极乐，愿与君共赴”。简言之，龙马断言了今后可能迎来战争持续不断的世道，乃至谈到了自己的后事。
林谦三留下证明龙马此时所想的话语：“（龙马）难以确言战争大小，然确信必然开战。”（男爵安保清康自叙伝）可见龙马已经做好了为倒幕而战的心理准备。事实上，林谦三就是在戊辰战争开始后崭露头角的，他乘上萨摩藩的军舰参加了“阿波冲海战”。
在越前举行的“倒幕”会谈
另一方面，龙马也曾说过想要避免武力倒幕，但这是在如下特殊情况下的发言。在被暗杀的十五日左右以前，龙马为了与福井藩前藩主松平春岳（庆永）的近臣三冈八郎（后来改名由利公正）会面而前往福井，上述发言就是在这时做出的。
龙马于此时前往福井的理由非常明确，其一就是为了让庆喜辞去将军一职。在到达福井的十月二十八日，龙马首先会见了村田巳三郎（氏寿），后者是松平春岳的近臣，是尽力推动大政奉还实现的人。
《越前藩幕末维新公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龙马与村田巳三郎的会面情况，其中提到龙马所说的“小松、后藤等，感怀上样之御反正”一语，其中“上样”指德川庆喜，“御反正”指回头走上正道。简而言之，庆喜响应大政奉还的号召就是浪子回头，或者说龙马认为庆喜在此之前的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响应了大政奉还的号召之后才算步入正轨。
龙马曾在信件中写到，如果大政奉还不能顺利进行，他就将带领海援队伏击庆喜，在路上将其斩杀。然而，庆喜在中途听从了自己的建议，愿意奉还大政，龙马感念于此便说道：“决心奉助此君，除此以外别无他念。”这说明龙马下定决心要成为庆喜的盟友，助他一臂之力。
然后，在此基础上，龙马又提出“敬请（庆喜）辞退将军职”，也就是让庆喜连将军一职也一并辞任。
仔细阅读这些内容就可以明白，龙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庆喜，而是将其从将军之位上拽下来。龙马虽在和平氛围中发表倒幕论，但在消除幕政和将军这一点上，龙马的思想从未变过。
“银两先生”三冈八郎
龙马前往福井的第二个目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新政府接手被交出的政权，并使其能够在现实中存续。就现状来看，德川家拥有庞大的领地，也握有实质的外交权。即便奉还了大政，（旧）幕府相对于新政府而言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此外，更重要的是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只要有钱，就随时可以从海外购入武器、引进先进技术，也可以雇佣外国人员。如果让由德川家掌握货币发行权的现状继续下去，幕府就有可能变得比现在更为强大。龙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采取措施。
在这一阶段对于货币发行权的恐怖之处有深刻理解的就是龙马与三冈八郎二人。三冈八郎是整个日本国内最了解发行货币和政府运作的人。如果向他求教，就能知道如何确立货币政策才是最好的。更通俗地说，三冈八郎虽不是“日元先生”，却是相当于那个时代的“银两先生”的经济学家。[8]知道三冈八郎这一才能的龙马专程前往福井去会见他。
龙马在此时与三冈八郎的谈话被记录在《由利实话》《由利公正谈话》两书中。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次会谈是在特殊环境中举行的，那时三冈八郎正处于幽禁中，在二人的谈话现场还有两名进行监视的目付[9]在场。
龙马与三冈八郎结束会谈后从屋里走出来，一同听了谈话的目付出渊传之丞从其后快步赶上来笑言道：“有目付在场，竟公然谈论谋叛之事，实在太不体谅人了。”说罢归去。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二人所谈之言是在有监视的情况下说出的。龙马不停重复“庆喜公伟大，庆喜公伟大”这样的话，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三冈八郎
会谈一开始，三冈八郎开门见山地向龙马询问：“是否已准备好开战？”对于幽禁中的三冈八郎而言，最想询问的就是这件事情。如他这般人物，立刻就觉察到战争即将爆发的情势，因为他在这一时间点已经明白武力倒幕难以避免了。对此，龙马回答道：“没有，如果能够避免战争，那才是更上之策。”这是他考虑到有目付在场而做出的回答。三冈八郎进而提问：“那么，如果开战，是否会逃？”龙马答道：“那不可能。”
得到强化的幕府海军
若是此时开战，不难想象战况将十分激烈。虽然史料没有记录下此时龙马的具体想法，但他应该想象得到，即便新政府军在陆战中一度胜利，但要想攻陷江户肯定还会反复发生大规模的战斗。更何况，幕府海军比起长州征伐之时又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强。此时的幕府海军拥有军舰“开阳丸”，而且正进入与国外进行装甲舰进口交涉的阶段。龙马或许已经考虑到，此时倒幕一方将很难像长州征伐时那样轻易地战胜对手了。
幕府斥巨资开国数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已然建立起日本最强的海军。亲自率领军舰的龙马对于这一点再明白不过。虽然事实上由于庆喜丧失斗志，旧幕府海军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海战，但只要他们有此想法，那就必然会演变为一场恶战。
如果自己的船只被最强的幕府海军击沉，那龙马就将回天乏术。或许其真实的想法是尽可能让海援队的船只逃到虾夷地[10]去吧。而届时他努力支持的朝廷又只有十万石左右的领地，其资金能够支撑到何时也尚无定数，更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海军了。
江户时代全日本的石高共约三千万石，其中有八百万石属于幕府。与此相比，朝廷只有十万石，即双方经济基础的对比是80∶1。再加上谱代大名和亲幕府的仙台藩和米泽藩等外样大名的领地，幕府方面就更加强大了。在掌握货币发行权并建立朝廷的常备军之前先不要与幕府开战，这或许就是龙马此时的想法。
如果自己能从纪州藩那里催缴八万两的赔偿金，就可将其充作军费了，但这笔钱暂时还拿不到手。那么，就只有“无中生有”了，究竟要如何确保朝廷的资金来源呢？
通过搜集阅读史料，就可以得出结论：如上内容就是龙马在被暗杀前的所思所想。
发行金札的计划
与龙马进行会谈时，三冈八郎说道：“整顿军备第二点，即最重要的是让‘天下之人气’倒向朝廷。”当时的“人气”不仅有“支持”的含义，而且拥有近似“经济实力”“向心力”的意思。换言之，必须让人心向着朝廷，只要集中“人气”，无论如何都能推动新政府的发展。这就是三冈八郎的主张。
要集中“人气”，就必须发行金钱，构筑经济基础。只要有了金钱，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可以后来再着手组建。要言之，新政府要发行“金札”，将货币发行权从德川家手中夺过来。这件事在新政府成立后，经由负责会计事务（担任其后的财务大臣）的三冈八郎之手得以实现，政府发行了臭名昭著的“太政官札”。的确，朝廷和天皇在日本人中拥有压倒性的信誉，人们在无意识之中都觉得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权肯定能够建立起来，只要得到天皇的背书就能获得权威性。
天子发行的货币拥有一定程度的信誉。在江户时代各藩的领地内都有只在各自的领内流通的藩札，这就为人们轻易接受天子发行的新货币提供了心理基础。
龙马从“银两先生”那里得授维持新政府存续的秘诀，想必自信满满地回到了京都。因为原本这次越前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新政府方面的资金存续做准备。从这一点来看，龙马实在是个懂得抓住要点的人，也是常常先人一手的实干家。
天平的两端——战争与和平
一方面，龙马打心眼里不希望幕府与新政府发生武装冲突，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林谦三说：“我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关于事态演变为战争时会怎么办的问题，龙马似乎考虑先将海援队的船只撤往虾夷地，暂且观察事态变化。林谦三也证实从龙马处听闻了这一计划。
龙马为避免武力冲突而竭尽全力地进行斡旋，这恐怕是事实。不过，倘若在用尽一切努力后事情仍然不能顺利进行的话，他也做好了开战的觉悟。龙马在做好两手准备的情况下推进交涉，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萨摩藩而言，龙马的存在本身就是值得庆幸之事，毕竟他已经利用土佐藩达成了大政奉还的目的。虽然有人相信大政奉还后就失去了倒幕的名义这种说法，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倒幕运动在这一时间点就应该停止了才对。然而，事实上倒幕运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从萨摩的角度来看，打倒大政奉还（进而是庆喜辞去将军一职）后的幕府远比打倒原来的幕府容易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