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给鲜卑人造成了持久的内讧，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但也给柔然送去了佛祖的纶音。于是，一个能征善战却从来与血腥无缘的草原民族诞生了。
为了不沾染血腥，可汗们学会了精妙的外交艺术，也给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带去了持久的烦恼。要金币，还是要性命？这真的是个问题。
漠北大捷换来的佛祖纶音
经过一年的周密准备，拓跋焘于443年九月正式大举北伐，兵分四道：拓跋焘与太子拓跋晃、五弟永昌王拓跋健、尚书令刘洁出中道，四弟乐安王拓跋范、六弟建宁王拓跋崇出东道，二弟乐平王拓跋丕出西道，儿女亲家中山王郁久闾辰指挥殿后部队，琅琊王司马楚之督运粮草。志在必得的拓跋焘此时肯定不会料到，这次远征将会成为北魏建国以来最惨痛的军事灾难，还会给此后的历史造成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从一开始，远征就很不顺利。镇北将军封沓因为对取胜缺乏信心，主动投奔了柔然，并建议吴提可汗说：“北魏的兵马虽多，但粮草有限，可派轻骑袭击司马楚之的辎重部队，烧其粮草，敌军将不战自退。”几天之后，司马楚之的部下发现几头驴的耳朵被割掉了，大家都以为是有人恶作剧。经验丰富的司马楚之却一眼看出，这是柔然侦察兵干的好事，立即下令就地筑城备战。情况紧急，夯土或烧砖都已经来不及了，司马楚之只好因地制宜，命部下砍伐柳树造栅栏，然后向上浇河水。初冬的漠北天寒地冻，河水迅速结冰，与柳木结合得天衣无缝。次日，大批柔然军果然出现，但在这座冰城面前却无计可施，只得撤退，北魏的辎重部队因此逃过一劫。
虽然辎重保住了，但令拓跋焘意外的是，柔然主力并没有像崔浩预言的那样南迁，而是仍旧聚集在鹿浑海。为了取得战果，他决定改变战前部署，向更北的目标挺进。
拓跋焘本人率领的主力部队行动顺利，一路深入鹿浑海南的鹿浑谷，谷北的柔然可汗庭上空登时烟尘滚滚。太子拓跋晃见状，力劝拓跋焘立即进攻，刘洁却认为烟尘滚滚，说明对方兵力雄厚，不宜冒进。拓跋晃反驳说，帐篷上也有大量尘土，这说明对方已经完全混乱了，不会有什么危险。拓跋焘认可了刘洁的意见，决定留在谷口，等待其他三路部队抵达后再进攻。结果一连等了六天，郁久闾辰指挥的殿后部队才姗姗来迟。
拓跋焘会合全军，便向西北方追击，在鄂尔浑河畔击破两万余名柔然骑兵，又渡过石水（今色楞格河），逼近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脉）。北魏军此时已经耗尽了粮草，但拓跋焘不肯撤兵，执意继续前进。吴提可汗见敌人已经精疲力竭，便指挥养精蓄锐多日的柔然军猛扑上来，北魏军大败，奚拔、沓干等名将战死，乐陵公冯邈被俘。据《宋书·索虏列传》记载，六七成的北魏远征军士丧生于此役。拓跋焘本人也陷入险境，刘洁甚至建议他扔下大部队，轻骑突围。所幸永昌王拓跋健指挥的殿后部队英勇抵抗，拓跋焘一行才得以勉强逃回漠南。
死里逃生的拓跋焘似乎心灰意冷，444年正月，刚刚回到长城内，他就摆出对远征失利负责的姿态，命令太子拓跋晃“监国”“总百揆”，负责朝廷一切政务，穆寿、崔浩等大臣辅政，似乎做好了退位的准备。其实，拓跋焘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暗中仍然死死抓住大权不放。就在这个月，他下达了震惊天下的诏书：
首先，拓跋焘严禁死难军人的家属办丧事，违者杀无赦！原来，拓跋焘和崔浩对内宣传说，自己并未战败，只是没有找到敌军主力而已。但此次出征的阵亡者太多，如果任由他们的家属发丧，满街飘扬着白布带和纸钱，惨败的真相就无法掩盖了。拓跋鲜卑本是北魏的少数民族，其统治并不受多数臣民的爱戴，各地百姓听说他们战败后，必然纷纷揭竿而起，邻国也将联合进攻，北魏帝国就将面临灭亡的危险。
其次，拓跋焘命令，贵族官员子弟都要去太学进修，从此开始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究其原因，也是拓跋焘看到拓跋鲜卑民族在此次远征中损失惨重，单凭武力已经难以弹压反抗势力，所以要发展教育，全面吸收汉文化，以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巩固统治。
更重要的是，远征的惨败给北魏带来的不仅是人员上的损失，更导致了物资的严重消耗，国内经济形势极为严峻，而新的战争又迫在眉睫。拿破仑说过：“战争需要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拓跋焘的思想与拿破仑不谋而合，他迫切需要找金融机构融资。所幸，他惊喜地发现，北魏各地到处都分布着生意兴隆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就是佛寺。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以来，几度沉浮，到东晋十六国时才真正兴盛起来，信徒日增，流向佛寺的钱财也越来越多。新宗教兴起时，总是厉行节俭，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但时间久了，难免也像世俗的王朝一般，陷于奢靡之中。此时的佛教寺院中已经是金玉满堂，发展为令皇帝都垂涎三尺的营利性机构，从而为祸患埋下了祸根。
还是在444年正月，拓跋焘下诏说：
无知的百姓被妖邪的迷信诱惑，私自供养巫师，购买谶记、阴阳、图纬等非法出版物；还有一群沙门（Sramana，可能与北亚的“萨满”有共同的来源），假借西域的虚诞传说，伪造教义，有伤社会风化。私自在家供养沙门、巫师和金银工匠者，无论贵贱，都必须在今年二月十五日前把这些人交给官府。过期不交，主人全家抄斩，巫师、沙门杀无赦！
看来拓跋焘真是穷疯了，不仅严禁百姓供养僧侣，连社会上的金银工匠都不放过。
在禁丧事、开太学、灭佛法同时，为了推卸北伐失败的责任，拓跋焘又把屠刀指向了北魏统治集团的内部成员。
在漠北回师途中，拓跋焘的两大汉族军师就恶斗起来。刘洁报告说，北伐失利，责任都在预言柔然人将会南迁的崔浩。崔浩听说之后反咬一口，控告刘洁篡改诏书，使各路军队无法及时抵达战场，还曾经讲过：“如果皇上此次出征不能返回的话，我就立乐平王拓跋丕为帝。”拓跋焘命崔浩继续调查，结果又“发现”刘洁向右丞张嵩询问自己能否当皇帝的秘事，崔浩的副手高允也举证说，乐平王拓跋丕曾经咨询过日者（用天象预测未来的巫师）董道秀类似的问题。拓跋焘听信了崔浩、高允的报告，于是兴起巨案。
二月辛未，中山王郁久闾辰、奚眷、邓权、薛谨等八大将都以北伐迟到的罪名，被公开在平城南郊处斩。两天后，刘洁、张嵩、董道秀等人被夷灭三族，乐平王拓跋丕同日暴毙。
郁久闾辰、刘洁、拓跋丕等人涉及的案件，都颇具疑点。郁久闾辰虽然迟到了6日，但绝非出于故意，否则以他柔然贵族和后军统帅的身份，如果当时临阵倒戈，拓跋焘父子就只有惨死在漠北的份了。刘洁如果真像崔浩说的那样，一直反对北伐柔然，那为什么拓跋焘每次北伐柔然，都带上主和派刘洁做军师，而把主战派崔浩留在国内呢？拓跋丕作为西路军统帅，一直冲锋在前，并未像郁久闾辰那样迟到，如果拓跋焘战死，他就能安然回朝登基吗？崔浩利用撰写史书的特权，大肆诬蔑政敌，殊不知同样的命运也即将落到他自己身上。
北魏军443年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根本就不应该在冬季深入北方。从北魏军的粮草迅速耗尽来看，拓跋焘要么根本没有准备在北方做这么长时间的战斗，要么他的大量军粮都在途中被柔然军袭取。到了鹿浑海后，北魏军不见好就收，反而在缺粮和严寒的情况下继续向燕然山推进，纯属自取灭亡之举。究其罪魁祸首，只能是好大喜功的拓跋焘、拓跋晃父子，爱告密的崔浩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工具而已。郁久闾辰、刘洁、拓跋丕等人之所以要被处死，就因为他们是北伐的主要将领，深知拓跋焘父子的指挥错误，所以要被灭口，以维护皇帝用兵如神的光辉形象。此时的拓跋焘，正如伐俄失败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急需铲除异己。他知道，纸包不住火，北伐失败的真相迟早要被民众发现，大叛乱就要开始了。
最先听说拓跋焘北伐柔然大败的外人，似乎是屯驻在敦煌的李宝。他担心柔然乘胜南下，连忙从敦煌跑到了平城。消息从西北向东南传开，沮渠茂虔的亲戚、东雍州刺史沮渠康立即起兵反魏，失败后南奔刘宋。同时，河东汾阴人薛永宗、薛安都也发动了反魏暴动。到了夏季，西域和江南都知道了拓跋焘北伐失败的消息。北魏的盟友、鄯善王比龙极为恐惧，带着忠于自己的四千余族人西奔且末。当时，沮渠无讳刚刚病死，沮渠安周继承了高昌王位，新任鄯善王真达趁机与沮渠安周和解，一同背弃了北魏，改向柔然臣服。
北魏的更大麻烦来自从来没消停过的屠各人。当北魏征服北凉时，有些屠各人西迁，有些则跟随沮渠茂虔臣服于北魏，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卢水胡”（也就是沮渠蒙逊的旧部）的盖吴。445年九月，盖吴看到北魏四面楚歌，便在杏城（今陕西铜川北部）起兵，东连薛永宗，南连刘宋，北连柔然，多次击破北魏军队，渐渐逼近长安。
拓跋焘看到一个“吴”还没有倒下，另一个“吴”又站了起来，想起“灭魏者吴”的预言，非常紧张，决定亲自西征。为了防止被敌人南北夹击，他首先北上漠南，以图抵御柔然人可能的侵略。但听说吴提已经西征悦般去了，暂时不会南下，他便放手进攻，先消灭了薛永宗，随即渡过黄河，向盖吴进攻。
446年三月，拓跋焘以在长安佛寺内发现武器为由（很可能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宣布当地僧人参予盖吴谋反，将他们全部处死，并没收寺中财产，以充军费。随后，在崔浩等素来反对佛教的儒生协助下，拓跋焘公布了自己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释迦牟尼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被东汉人刘元真、吕伯强虚构出来的！此前，北魏当局只禁止私人供养僧侣，至此则干脆下令屠杀全体佛教徒，烧毁佛经，并拆毁所有佛庙和佛塔，以图彻底铲除佛教。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开始了。假若没有拓跋焘此前三年北伐柔然的惨败，这一切原本不会发生。
结果，北魏的佛教徒或者被杀，或者被迫还俗，或者隐居山林，或者投奔北魏的敌国——刘宋和柔然。从此，佛乐和诵经声日渐响亮地在蒙古高原上飘扬。
最早向柔然人弘传佛法的僧侣，可能是曹魏名臣辛毗的后裔法爱。他的弟弟法瑗生于409年，圆寂于489年，是活跃在南方宋、齐两朝的高僧。作为法瑗的二哥，法爱估计生于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因为精通佛经和占卜术，据《高僧传》记载，法爱深受柔然可汗的信任，“俸以三千户”，还被委任为国师。
法爱赢得柔然可汗的赏识并出任柔然国师的时间，与拓跋焘灭佛的时间相当。由此推断，法爱大概是因为不肯按拓跋焘的诏书还俗，才逃奔柔然的。而最先皈依佛教的柔然可汗，看来正是吴提。法爱被“俸以三千户”，说明柔然汗国的官员有固定工资，也说明柔然汗国有纳税制度，这与以往的游牧民族政权不同，大概是从汉族政权那里学来的。
通过灭佛，拓跋焘虽然杀害和驱逐了许多人才，但也大发横财，有了充足的军费，结果很快扭转了战局，将盖吴逼入绝境。为了阻止盖吴北投柔然，拓跋焘专门征集十万民工加固长城。盖吴北上突围不成，最后被叛变自己的二叔射杀。显赫一时的“屠各”民族，也从此从史书中淡出，大部分成员换上“独孤”的新面具，继续在华北平原上指点江山；而他们的支系突厥人，则仍在塔里木盆地里卧薪尝胆。
不过，443年漠北惨败带给北魏的恶果还在继续发酵。446年，此前被北魏驱逐到于阗的吐谷浑可汗慕利延向南回到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故土，并与柔然、刘宋结成了联盟。柔然与南朝的信息往来都通过吐谷浑传达，一道反北魏的铁幕从此在河西走廊上落下。
成功地镇压了各地暴动之后，拓跋焘凯旋，回到平城。他想起盖吴、沮渠康、薛永宗等反魏暴动领袖都是北凉的遗民，便以涉嫌支持叛乱为由，派崔浩去赐前北凉君主沮渠茂虔自杀。很快，崔浩又向皇帝进言，乐安王拓跋范听说过刘洁谋反的言论，却没有及时报告。疑神疑鬼的拓跋焘毫不犹豫，立即又赐自己的这位四弟自杀。
当拓跋焘忙于四处镇压暴动、肃清异己时，吴提可汗之所以没有南下呼应反魏势力，是因为他正忙着对付另一个死敌——悦般。
448年年初，悦般使者造访北魏，向拓跋焘报告说，吴提不久前发兵攻打他们，但悦般巫师施展魔法，使柔然军队陷入狂风大雪和洪水之中，损失了十分之二三的将士，只好仓皇撤退。这次西征的柔然人被欧洲人称为“哲欧根”（Geougen）[1]，该词听上去有些像“成吉思”，由“哲欧”和“根”两个相似的音节组成，与“柔然”一词很相似，这个民族又被描绘成突厥的宗主国，所以它无疑就是柔然。当时，欧洲匈奴人领袖阿提拉已经建成庞大的帝国，悦般能够击退柔然的进攻，可能与阿提拉在背后撑腰有关。
西征悦般的失败，给吴提可汗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在448年夏季便撒手人寰。吴提之子吐贺真（Torholjin）继承了柔然可汗之位，号称“处可汗”，相当于汉语中的“思帝”。他即将成为柔然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可汗。
“吐贺真”这个名字发人深省。据颇具权威性的《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第12代男性祖先（至少是名义上的）就叫“吐贺真·伯颜”（又译作“财主脱罗豁勒真”），生活年代约在吐贺真登基的500年之后，这间接证明了吐贺真可汗的功业在草原上何等深入人心。
“伯颜”的意思是财主，后来带领阿瓦尔人（柔然人）西迁，在东欧和中欧重建汗国的可汗就叫伯颜。吐贺真·伯颜这个名字，简直就是柔然历史的一座丰碑。
听说两个“吴”都死在了自己的前面，拓跋焘感觉已经破除了“灭魏者吴”的迷信预言，如释重负。同年秋季，悦般使节再次出访北魏，建议两国乘吴提死去之机，东西并进，瓜分柔然汗国。拓跋焘欣然许诺，立即征调各路府兵北上，集结于阴山，并在年底推进至受降城（今蒙古国瑙木岗南）。太子拓跋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这次远征兴趣不大，被留在受降城督运粮草，尔后又擅自返回平城，他与父皇拓跋焘的关系因此恶化。
449年年初，北魏军穿越戈壁，进入漠北。吐贺真这时刚刚上台，地位不稳，柔然各部落纷纷投降北魏。拓跋焘向北推进了数千里，未能找到柔然军主力，便吸取上次的教训，掉头返回阴山。但他并未就此收手，而是在当年九月再度出击。此时，拓跋焘已经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戮殆尽，只好命两位堂兄弟：高凉王长孙那（《宋书》作“高梁王阿叔泥”）、略阳王长孙羯儿各领一军，要求他们与自己在地弗池（今蒙古国巴彦洪戈尔）会师。
这时，吐贺真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于是决定迎战北魏军。听说对方分兵三路来犯，他决定集中兵力，“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结果很快将高凉王长孙那的东路军包围。长孙那命工兵掘长壕固守，与敌人相持数日，形势越发危急。拓跋焘远在西方数百里外，闻讯后派贴身侍卫鲁秀率领轻骑驰援，将长孙那救出，鲁秀因此立了大功被封为广陵侯。
拓跋焘班师后，认为柔然人已经不再构成严重的威胁，就准备大举南征刘宋，以图统一中国。悦般如能在西方牵制住柔然主力，使其不再南下，对北魏而言，是莫大的好事。起初，悦般似乎也完成了这一任务，拓跋焘对此大加赞赏，命乐府收录悦般的军歌《鼓舞之节》，作为北魏的凯旋进行曲。
450年二月，拓跋焘留太子拓跋晃和崔浩等人驻守平城，亲自南征，围攻刘宋的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城内的僧人因为恨拓跋焘灭佛，帮助守军设计防御器械，北魏军屡攻不克，但宋军也无法解围。不料到了四月，拓跋焘却突然撤兵，快马加鞭，返回了平城。
拓跋焘放着统一天下的正事不干，忙着回来做什么？
忙着回来杀崔浩！
崔浩全家的惨死，被《魏书》作者魏收解释为他主持编纂北魏正史《国书》，因秉笔直书，触犯了拓跋鲜卑贵族的忌讳所致，又说崔浩参与灭佛，所以遭了报应。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崔浩的堂侄女婿魏收对他的涂脂抹粉之词。如果拓跋焘只是为了杀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官，就慌忙中断了南征计划，实在不近情理，而且处死崔浩后，他仍旧没有放松对佛教的镇压。只有读了《宋书》，崔浩的真正死因才会昭然若揭。
按照《宋书》的《柳元景列传》和《索虏列传》记载，在崔浩被杀后，他的小舅子——折冲将军、河北太守柳光世南奔刘宋，向宋文帝刘义隆报告说：当拓跋焘南下时，留守北方的崔浩“密有异图”，柳光世也组织了“河北义士为浩应”，结果崔浩“谋泄，被诛”。
原来，崔浩是因为谋反而死的！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许多史官都有谋反的怪癖。就在崔浩东窗事发之前五年（445），《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就因为企图谋杀宋文帝刘义隆失败被处决。这两位史官有颇多相似之处：范晔“耻作文士”，“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崔浩“自比张良”，而且还“稽古过之”。范晔盛赞自己的著作，“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崔浩则号称“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他们两人都负责国史的编纂，又都是太子的老师，还都是无神论者，经常嘲笑佛教。事发之后，他们又都勇于谋反、怯于认罪，结果下狱受辱，惨遭满门抄斩，令后世史学家为之寒心。
看来，史书经常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还是当事人的亲笔信比较可靠。
从悬瓠城外撤兵前夕，拓跋焘给刘义隆写信说：“柔然可汗吴提已经死了，其子吐贺真继续像他爹一样胡作非为，但今年二月也死了。我现在北伐，先除了这个长着马蹄的对手……因为你没有马蹄，所以我先不去管你……”
崔浩死后，刘义隆下令全国总动员，大举北伐，诏书说：近日，朕得到河朔、秦、雍各地华人和戎人的上书陈词，说他们已经全部组织起来，正准备迎接王师……还报告说，柔然军今年春季南下，袭击了拓跋鲜卑的老巢，他们的百姓和牲畜损失大半，两军长期拉锯相持，至今尚未决出胜负。拓跋焘又心生猜忌，屠杀自己的亲戚和党羽，亲手毁掉了他的根基。柔然使者也刚刚抵达，报告了相同的事件，并表示他们将会尽力配合我军的行动，说明这些盟友都是诚实可信的。现在降雨充沛，水上交通便利，光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就在今年……
据此，我们已经足以将450年上半段的历史真相复原如下：
二月，拓跋焘听说柔然可汗吐贺真已死，判断柔然军队暂时不会南下，于是立即向刘宋进攻。岂料吐贺真其实还活着，更不像《魏书》说的那样不敢再次南下，而崔浩又心怀叵测，与亲友策划推翻北魏政权，同时还向吐贺真求援。柔然军于是乘虚而入，直逼北魏首都平城，沿途抓获了大批百姓和牲畜。
四月，正在围攻悬瓠城的拓跋焘得到柔然军南下的消息，急忙解围北撤，并写信威胁刘义隆。
六月，拓跋焘及时返回平城，将兵临城下的柔然军赶往阴山，并将崔浩灭门，但柳光世逃脱。
七月，柳光世抵达建康，刘义隆从他口中了解到北魏内乱的情况，又获知间谍和柔然使者的报告，认为拓跋焘正在长城脚下与柔然军相持，北魏军主力肯定无法南下，便大举北伐，自以为会像乃父刘裕一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自信满满的刘义隆万万没想到，他的这次北伐会落得一个极为悲惨的结局。正如辛弃疾后来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的那样：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这首词涉及众多史事，需要多做些解释。
450年是刘宋元嘉二十七年，时年43岁的刘义隆获得柔然使者和间谍带来的消息，又受王玄谟等主战大臣的鼓舞，决意北伐，声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但他这话说得实在没过脑子，因为狼居胥山即今蒙古肯特山脉，当时属于柔然的领土。当时身在建康的柔然使者闻听此言，误以为刘义隆想连柔然一起消灭，勃然大怒，当即拂袖而去，回去报告吐贺真可汗，说刘义隆对我国领土有野心，不可信任。吐贺真也信以为真，便不再与拓跋焘纠缠，主动撤回漠北。
同时，拓跋焘得到刘义隆北伐的消息，命令太子拓跋晃到漠南屯田，以防柔然人卷土重来，自己则带主力南下迎战宋军。接下来，就该冒失鬼刘义隆倒霉了。小名“佛狸”的拓跋焘一直打到长江北岸，沿途以屠戮百姓为乐，江淮之间的居民几乎被杀光，而刘义隆只能站在京口（今江苏镇江西北）的一座凉亭里，恐惧地向北方眺望。这座亭子因而被叫作“北顾亭”，后来变成了辛弃疾笔下的“北固亭”。
从此，南朝再也无力对北朝形成威胁了。
纵观整场灾难，根源都在于刘义隆一时头脑发热，不合时宜地提出“封狼居胥”的口号，得罪了最重要的盟友柔然。纵观南北朝的历史，其实更多的是南北朝与柔然的三国演义。
451年春，拓跋焘无法渡过长江，只得挥师北返。途中，他得知太子要谋杀自己，于是效法吐贺真装死，派使者召拓跋晃来迎丧即位。拓跋晃信以为真，美滋滋地前往军营，却看到了诈尸的父皇，结果被装进铁笼带回平城，秘密处决掉了。高凉王长孙那、略阳王长孙羯儿也都因涉及此案被赐死。
处决太子拓跋晃的次年，拓跋焘驾崩，留下一个虽有版图所扩大，但内部却千疮百孔的北魏帝国。由于他已经把本家族杀得人口凋零，拓跋皇室被别人取而代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短暂的内乱之后，拓跋晃与郁久闾氏所生的皇太孙拓跋濬登基，史称北魏文成帝。从此以后，多数北魏皇帝都有柔然血统。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拓跋濬刚一上台，就下令废止祖父拓跋焘颁布的《灭佛诏》，并责成官员仿效佛像，给自己建造石像。此时的中国北方石雕艺术崇尚写实，甚至连拓跋濬身上的黑痣都雕了出来。从此，给佛像安上皇帝的面孔，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也许是因为背弃祖父灭佛的旨意，拓跋濬的地位并不巩固。453年，北魏再次发生内讧，濮阳王闾若文等贵族谋反，失败后被处死。北魏的闾姓就是“郁久闾”的简称，所以这位闾若文肯定是归化北魏的柔然贵族，和拓跋濬的母亲郁久闾氏可能还是亲戚呢。
闾若文发动的未遂政变无法动摇拓跋濬的崇佛意志。次年秋天，他因太子拓跋弘降生，又命官员用赤金铸造了五尊巨型佛像，分别长着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晃和他自己的面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生前大力灭佛的拓跋焘死后居然也能成佛！
同年，从西方传来了对柔然十分有利的消息。
[1]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卷）［Ｍ］. 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
一个“世界帝国”的诞生
原来，自从波斯沙皇巴赫兰五世在427年击溃来犯的哒军队之后，波斯人一直在东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略。到了442年之后，巴赫兰五世之子伊嗣侯二世（Yazdgard Ⅱ）出于征服中亚的野心，数次亲自深入哒领土。哒人起初屡战屡败，但逐渐摸清了波斯军队的特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伏击的计策，在454年将伊嗣侯杀得大败，夺回了全部被占领土。波斯沙皇为了报复，在次年派出使者出访柔然-哒联盟的死敌北魏，寻求与北魏结盟。
不过，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有一半柔然血统的北魏皇帝，拓跋濬对远征柔然和哒并无多大兴趣。到了456年，伊嗣侯移师南下，大破昔日的盟国——寄多罗王国。但当他正要直扑印度河时却突然病倒，只得撤兵。哒人乘虚而入，抢得大片寄多罗王国的领土，并向笈多王国发起进攻，但被笈多王塞建陀（Skanda Gupta）击退，后者得意扬扬，立碑纪念自己战胜“白匈奴”的丰功伟绩，吹嘘说：“当我与匈奴人激战时，双臂令大地都为之震动……”其实，他打败的并非哒军主力，因为对方的扩张重点此时还不在东南战场，而在西方和北方。这年，哒使者访问北魏，试图阻挠北魏与波斯结盟，就是这种战略思想的反映。
拓跋濬权衡利弊，决定抑制柔然-哒联盟势力的增长，便在458年年底率十万骑兵北伐柔然。由于是冬季出征，北魏军很快就受到冰雪的困扰，拓跋濬本来就对这次远征兴趣不大，于是准备以此为借口撤兵。老将尉眷劝他说，出兵不久就撤退，敌人会认为我方出了内乱，必定会追杀过来，不如再继续挺进一段距离。拓跋濬于是挥师穿越戈壁，接受了一些柔然部落的归附，但不等遭遇吐贺真带领的主力，就匆匆撤兵了。
东方刚刚太平，西方又出了乱子。波斯沙皇伊嗣侯回国后很快病逝，遗命小儿子继位，并封长子俾路斯（Peruz）为贵霜总督，主管东方军政，当地也因此得名为“俾路支斯坦”——俾路斯的土地，并沿用至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长子俾路斯自然不服，于是利用职务之便，以割地、和亲为条件，向哒王借来三万军队，打败了弟弟，自己登上沙皇宝座，史称俾路斯一世。
哒人在波斯内战中下对了赌注，获利颇丰，被中亚各邦奉为盟主。从此以后，这个来自沙漠绿洲的小民族过上了很有品位的生活。男人穿着克什米尔羊毛内衣、西伯利亚貂皮外套，女人披着中国丝绸，熏着印度香料，头戴拜占庭首饰，脚踏波斯地毯，国家还制定了严格而公正的法律。
威震四方的哒王还是拿来主义的大师，集“天子、沙皇、万王之王、恺撒” 以及最时髦的“可汗”等多重头衔于一身。阿拉伯古籍称哒王为“哈坎”（Hakan或Chagan），也就是“可汗”的异读。5世纪末，哒汗国俨然已成为新的文明中心。
当时，中亚地区的居民大多已经皈依佛教。历代哒可汗虽不信仰佛教，但也不像拓跋焘那样灭佛，除了少数几次在战争中破坏佛寺之外，对佛教都持宽容的态度，任其发展。正是在哒人统治期间，中亚人民建造了伟大的世界奇观——巴米扬石窟（Bamiyan，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北）。
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他在“梵衍那国”看到的巴米扬石窟极为壮观，有的佛陀立像高达150来尺（40余米），卧佛石像更长达1000余尺（300余米），当地居民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不尽力虔诚祭祀。
近代的测量显示，他甚至还低估了石窟的规模：一座巴米扬佛陀立像高38米，另一座高53米，并配有大量中小型石窟和美轮美奂的佛教壁画。可悲的是，巴米扬石窟在2001年，被塔利班因为政治原因炸毁了。但历史的遗迹毕竟难以磨灭，我们在后文中还会看到，就连“阿富汗”这个国名，也来自宽容佛教的哒汗国。
巴米扬石窟虽然宏伟，却并非独一无二。巴米扬石窟在南亚和东亚各有一位同龄的姐妹，即笈多印度兴建的阿旃陀石窟（Ajanta，今印度奥兰加巴德西）和北魏兴建的云冈石窟（今山西大同西），她们如今都是重量级的世界文化遗产。
阿旃陀石窟和巴米扬石窟一样，在2世纪就开始建造了，但真正得到政府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得以扩大规模，提高艺术水准，是在5世纪。
同样是5世纪中叶，因北魏当局重新崇佛而再次剃发出家的高僧昙曜组织信众在平城西郊的河谷里凿山开洞，建造了五所巨型石窟，合称“昙曜五窟”。在昙曜五窟中，按照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晃和拓跋濬五帝的面孔，分别雕刻了一座大佛像，它们构成了云冈石窟群的核心。
云冈第18窟西壁尽管破损严重，但依稀可辨一篇《茹茹可敦造像题记》，有“大茹茹……可敦……径斯……云……让……满……载之……何常……以兹……谷浑……方妙”等字样。由此可见，这座佛窟的修建，受到过自称“大茹茹国可敦”的柔然皇后资助，此事当发生在柔然与北魏关系好转的时期，这位皇后应是吐谷浑的公主。有趣的是，这篇《茹茹可敦造像题记》恰好正对着代表柔然宿敌拓跋焘的佛像，也可以算是“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了！
那是个兴建巨型佛像和石窟的时代。除了阿旃陀、巴米扬和云冈三大石窟之外，当时南亚、中亚和东亚各地的中小型石窟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它们的艺术风格和内在思想虽然近似，但并非简单地相互仿造，而是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精神，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罕见盛事。柔然与哒这两个看似凶悍的游牧民族对此功不可没。
柔然汗国尽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皈依佛教，并积极支持石窟的兴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抢地盘。当时阿提拉已死，欧洲匈奴帝国随之崩溃，为柔然在欧亚大陆腹地扩张提供了上佳时机。大同云冈等石窟上有关北魏与柔然的各种题记，反映出吐贺真领导的柔然汗国此时已经与拓跋濬领导的北魏帝国言归于好。在解除了南方边境的问题后，吐贺真可汗便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西域各国。
460年，吐贺真可汗攻杀盘踞西域高昌的沮渠安周，封阚爽之子阚伯周为高昌王，沮渠安周的旧部由此转而臣服于柔然。李渊家族与突厥的关系深厚复杂，根源就在于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突厥人的祖先阿史那家族被吐贺真安置到矿藏丰富，盛产黄金和铁矿石的阿尔泰山南麓，负责给柔然人炼铁。同时，唐朝皇室李渊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也因此辗转西行，在柔然和哒两国之间经商。长期在西域生活、身世备受争议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在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又和李唐皇室沾亲，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后裔。
平定高昌之后，柔然可汗吐贺真又挥师西进，攻击宿敌悦般。悦般没有了欧洲匈奴人撑腰，独木难支，求救书雪片般地飞向北魏，但援军却迟迟不见踪影。从此，北匈奴的正牌后裔悦般就在古籍中消失了。“悦般”这个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记载中，是盛唐时期设立的“悦般都督府”，辖区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麓。由此可以推断，悦般人在被柔然人击败后，向西南方撤退，企图效法过去的寄多罗人，到印度河流域去碰碰运气。但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麓，他们又遭到柔然的盟友哒军队围剿，终于无奈地告别了历史舞台。
柔然-哒联盟的一连串胜利，给予邻国以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结成同盟。462年，波斯使者又来到北魏，以后来得就更勤了。
战胜悦般人之后，吐贺真为了完成乃父吴提的遗志，挥鞭西指，继续其史诗般的远征，以至于深入欧洲境内。
欧洲本来就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半岛，亚欧之间的边界长期难以划分，从额尔齐斯河到乌拉尔河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全部是一马平川，十分便于草原骑士纵横驰骋。拜占庭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记载过一场多米诺骨牌般的民族迁徙：大约在463年，三个原先居住在东欧的游牧民族，即奥吾尔（Oghur）、撒拉吾尔（Saraghur）和奥诺吾尔（Onoghur）遭到中亚的“Savir”民族逼迫，逃到多瑙河下游，向东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至于萨比尔人西迁的原因，也是由于他们遭到更强大的东方游牧民族的攻击，这个民族就叫“Avar”。
古希腊文中的β（beta）字母本来发b的音，但在现代希腊文中却发“w”的音，经常被改写作拉丁字母中的“v”。前文中提及的波斯沙皇“巴赫兰”往往被写作“瓦赫兰”，现代也不断发生把“瓦伦西亚”改名叫“巴伦西亚”之类的事情。所以，“Avar”一词在古代并不念作“阿瓦尔”，而应该念作“阿拔尔”，即中国古籍中的“阿拔”。但因为习惯的原因，本书仍然称“Avar”为“阿瓦尔”。
同样，“Savir”也不应念作“萨维尔”，而应该念作“萨比尔”。这个“萨比尔”民族，一望而知就是鲜卑人，也就是俄国人所谓的西伯利亚人（Sibir）。古代鲜卑人的分布范围很广，后来有些南下黄河流域，有些从柔然军队面前逃走，以“萨比尔人”的名义西迁至高加索山区，有些则臣服于柔然汗国，继续住在西伯利亚莽原里。
464年二月，一代雄主吐贺真可汗在位17年后英年早逝，柔然远征军停止西进，这才让欧洲人多过了一个世纪的好日子。去世前，吐贺真已经将柔然帝国的疆土扩展到大兴安岭以西、第聂伯河以东、长城以北、北极圈以南的地区，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与成吉思汗去世时的蒙古帝国版图几乎一模一样，只可惜没有像样的历史书来记述他的功绩。
有人推测，如果吐贺真再多活两年，柔然军队必将饮马多瑙河；如果他能再多活10年，君士坦丁堡、罗马和巴黎也许都会并入柔然汗国的版图。实际上，12年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吐贺真晚年的这次西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中欧的日耳曼人和匈奴人为了躲避柔然军队，纷纷南迁入西罗马帝国充当雇佣军，并最终将雇主颠覆。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这段历史留到中部第六章里详细叙述。
仅凭武力支撑起来的政权注定难以长久。吐贺真死后，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凝聚力，在柔然汗国空前辽阔的版图下，分裂的暗流已经渐渐汹涌澎湃。
吐贺真的太子予成登基后，自称“受罗部真可汗”，相当于汉语中的“惠帝”。由于自幼养尊处优，他缺乏游牧民族的狂野，仰慕汉族文化，继位之后，居然按照中原政权的习惯建立年号，以464年为永康元年，并将它推广到臣服于柔然的西域各城邦内。
人如其名，惠帝予成并不擅长军事，虽然渴望入主中原，但即位当年就在长城脚下被北魏府兵杀得大败。次年，予成可汗利用拓跋濬去世、太子拓跋弘即位的机会，向北魏在西域唯一的盟友于阗发动了进攻。466年三月，于阗派使者求救于北魏。北魏官员都认为：“柔然军队擅长野战，但不会攻城，一旦遭到顽强抵抗，就会撤兵。于阗离京师有几万里之遥，我们即便派出援军，也来不及了。”拓跋弘于是给于阗王回信，声称不能立即出兵，但一两年内将亲征柔然，为于阗除害。
不过，拓跋弘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迅速发动北伐，反而在次年派兵袭击山东半岛，俘虏了崔光、崔穆等南朝的崔氏家族成员。这些崔浩的亲戚被委以重要的文化工作，崔光还主持了《魏书》的编纂。后来，经崔穆之子崔暹推荐，崔光的女婿魏收在崔浩的《国书》基础上，完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魏收在书中对崔浩等崔家成员推崇备至，而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南朝和柔然等北魏的敌人，其实不难理解。但遗憾的是，这部书偏偏又是柔然民族史料的主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