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马伏尔加：挑战拜占庭帝国的初步尝试
突厥人的迅速崛起，截断了驻守中亚的柔然人的归路。“大秦宝众”，在索利得金币的指引下，这些柔然人踏上了寻找传说中“西方宝主”拜占庭的漫漫长路。
苦于被保加利亚人进攻的查士丁尼皇帝开始施展他那令世人称道的外交伎俩——以夷制夷。可历史的发展令其大跌眼镜：他面前的阿瓦尔可汗伯颜不仅精力旺盛，而且足智多谋。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与拜占庭帝国零距离接触，这位满嘴草腥味的伯颜可汗居然可以不要面子，主动和法兰克人议和，放弃了中欧。他所采取的非暴力扩张方式逼得拜占庭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打开钱袋。
金币吸引来的阿瓦尔使团
终年白雪覆盖的高加索山区，自古就是战败民族的天然避难所。558年造访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使团，正是由此出发的。当地土著的阿兰人（Alan）的国王给拜占庭帝国的拉齐卡（Lazica，今格鲁吉亚西部）总督写信，声称一个东方国家请求朝贡皇帝。总督大人认为，这对自己也是件有面子的事，所以毫不迟疑地调遣舰队，帮阿瓦尔使团渡过黑海，送往京城。
时年75岁的查士丁尼皇帝早已功成名就，身心俱疲，既无激情，也乏壮志，脑子完全被理性的政治和法律支配。他很清楚，阿瓦尔人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自己对阿瓦尔人的了解——事实上，他对阿瓦尔人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他作出正确的外交决策。
君士坦丁堡的壮丽景致，并没有令阿瓦尔大使坎迪士（Candich）头脑发热。甚至连大皇宫（The great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中那幅意味深长的“墨西哥马赛克画”——鹰（拜占庭的象征）正叼着蛇（阿瓦尔的象征），也没有使他丧失冷静。在查士丁尼面前，这位老练的外交家言简意赅地说道：“伟大的君主，您面前的使团代表着势力强盛、人口众多的民族，阿瓦尔人不仅威名远播，而且所向披靡。若是有胆敢扰乱贵国安宁的敌寇，我们定能将他们全数歼灭。当然，联盟不能没有报偿，英勇理应得到嘉奖，只要能够得到合适的礼物和慷慨的岁赐，我们就乐意忠诚地为您效劳。”
“果然，又是一伙敲诈勒索之徒，”查士丁尼恼怒地想，“莫非全世界都知道，朕这里人傻，钱多，速来！？”
的确，把阿瓦尔使团吸引到君士坦丁堡的，正是查士丁尼的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发行的金币“索利得”（Solidus）——英语中的“先令”（Shilling）就由此而来。在西方语言中，“索利得”普遍有坚固、纯粹、可靠的含义，因为这种金币是公元6—8世纪最受国际市场欢迎的货币，遍布整个旧大陆。甚至连从南北朝末期到盛唐的中国也不例外，从新疆到河南一带的许多皇亲显贵墓葬里，都出土过拜占庭索利得，但大部分属于古代的赝品：当时的人们实在太热衷于收集索利得了，于是中亚出现了伪币工厂，专门仿铸索利得。这种伪币的品质虽然远远不及真币，但是基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理论，它很快独霸亚洲市场。可以说，拜占庭索利得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比现代的美元还高。
近现代考古资料显示，古代东方人并不视索利得为普通货币，而是奉之为宝物，主要用于礼仪、祭祀和陪葬，并在和约中充当信物。中亚的康国（康居）还有一种“年初马射”的习俗，规定不管哪名骑士，只要能够射中拜占庭金钱（银钱和铜钱都不行），就可以当一天的国王，尽享荣华富贵。这种习俗也在唐代传入中国。京剧《珠帘寨》里，周德威与李克用比武，介绍比赛规则时就说：“百步之外，立一高竿，上挂金钱一枚。哪家射得金钱响亮，方算英雄！”
查士丁尼要是知道了这事，肯定不高兴：你们整天拿箭射我的脸，这不是咒我早死吗？
那谁让您把自个儿的脸往金币上印呢？
西迁路上的阿瓦尔人，正是在这熟悉的索利得金币的指引下，踏上了寻找传说中“西方宝主”拜占庭（古称“黎轩”“大秦”“拂菻”）的漫漫长路。
早在汉朝，丝绸之路上的跨国商贩就有这种说法：“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大秦出口到东方的宝物品种繁多，以金银器和玻璃制品为主，还包括“火浣布”（防火的石棉布）、多面宝珠（用途至今不明），等等。古代中国人相信，大秦人能够把银变成金，还认为大秦国盛产一种纯金质地的瓜，样子像西瓜，可以繁殖。这些传说和马可·波罗声称日本全岛遍布黄金一样，纯属无稽之谈，但却使亚欧草原游牧民族一旦需要黄金，就想起大秦国。难怪阿瓦尔人一听阿兰人说，此地离拜占庭已经不远，便迫不及待地要去拜访了。
但这些在558年造访拜占庭的阿瓦尔人究竟是谁？他们与463年逼迫萨比尔人西迁的那批阿瓦尔人是同一个民族吗？拜占庭使者提奥菲拉克特斯（Theophylakts）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认为这些来访者只是被萨比尔人赶到东欧的奥吾尔人，而且由两兄弟领导，一个叫“瓦尔”（Var），另一个叫“匈奴”（Chonit），因此也管他们叫“瓦尔匈奴”（Varchonitae），又称“假阿瓦尔人”（Pseudoavar）。
463年西征的“真阿瓦尔人”就是柔然人，这一点无可争议。但“假阿瓦尔人”真的是拉虎皮当大旗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英国史学家吉本对此给出了不失睿智的回答：
有谁见过提奥菲拉克特斯所谓的“真阿瓦尔人”？又有谁比他所谓的“假阿瓦尔人”更闻名于世？流亡的奥吾尔人有权获得这种称呼，就连突厥人也承认。
既然西方人不能给出权威的解释，那我们就不妨看看，对此事真相应当最了解的突厥人是怎么说的。毕竟，这些在558年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使者的游牧民族无疑是为了逃避突厥人，才西迁到东欧去的。
据西突厥君臣后来对几位拜占庭使者的叙述，他们一共征服了七大民族，为首的是哒人，其次就是“瓦尔匈奴”。他们又声称，这些“瓦尔匈奴”大约有两万之众，是趁他们南下攻打哒汗国之际，偷偷逃到欧洲的。突厥军队一旦征服了哒人，就会立即转向西方，收拾这些逃犯。
在6世纪初的亚洲腹地，实力与哒人接近的游牧民族，只有柔然人。吐贺真在463年西征时，除命令库提吾尔人和吴提吾尔人深入欧洲之外，肯定还留了一些兵马在亚欧交界处驻守，把萨比尔人驱赶到高加索山区的，估计正是他们。阿那瓌可汗联合哒人征服西部高车时，也肯定会向突厥人生活的阿尔泰山区以西派遣部队。柔然汗国崩溃后，突厥人的扩张重点在于南方的哒，忽略了对西北方的控制，从而给了这些柔然人以可乘之机。
从语言上讲，“匈奴”这个词用得太滥，说明不了什么，关键在于“瓦尔”。这个词有时被写作“阿拔尔”（Abar），与突厥碑铭中的“阿帕尔”（Apar，也就是柔然或阿拔）应该是同一回事。
但光是用语言和形势分析，难以完全解决“真假阿瓦尔人”的问题，关键还要看实物证据。欧洲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显示，558年进入欧洲的“假阿瓦尔人”与此前的游牧民族相比，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他们普遍使用铁马镫，而且品种多样；二、他们的男子喜欢扎多条辫子，而不是一两条；三、他们在进餐后，有用舌头舔盘子的习惯。
“假阿瓦尔人”的这三种特征，在希腊罗马文化中毫无踪迹可寻，对中世纪欧洲文化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现代西方社会还经常能够看得到。而从亚洲史料来看，唯一一个能够全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古代中亚游牧民族，就是柔然了。铁马镫在当时的亚洲也还不算很普及，悦般人不舔盘子，哒人不扎辫子，康居人和乌孙人差得更远。至于奥吾尔人，早在463年就已经进入欧洲，何须等上将近一个世纪，再令欧洲人大吃一惊呢？
由此看来，“假阿瓦尔人”并没有说谎。他们的主体就是“真阿瓦尔人”，或者说柔然人，当然在迁徙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一些其他游牧民族的成分。提奥菲拉克特斯转述的“奥吾尔理论”，大概是企图搞臭柔然人名声的某个势力发明的。
综上所述，阿瓦尔人进入欧洲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阿那瓌可汗死后，柔然人一部分留在蒙古高原上，臣服于突厥人；一部分随邓叔子等人南下投奔西魏或北齐，结果或者被杀，或者最终被汉族同化；一部分随庵罗辰向东北迁徙，进入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与靺鞨、契丹等民族融合，最终纳入蒙古、女真等民族；而留在西方的柔然人则趁西突厥南征哒之机，与一些不愿臣服于突厥人的中亚游牧部落踏着萨比尔人西迁的足迹，逃进高加索山区，形成欧洲人所谓的“阿瓦尔人”，也就是中国史书上的“阿拔”。《隋书》将阿拔人和同为柔然后裔的仆骨人（也就是保加利亚人）都算作铁勒。
在埃尔纳克死后，保加利亚人分裂成多个部落，最主要的就是奥诺吾尔、库提吾尔和吴提吾尔。与斯拉夫人联合劫掠拜占庭的边疆，给他们带来了稳定丰厚的收入，但当柔然人进入欧洲的消息传来，保加利亚人脖子后面开始冒出阵阵凉气。在军事上，阿瓦尔入侵者经过东方数百年战争的洗礼，比他们拥有更优良的装备。铁马镫与重型铁甲的结合，形成可怕的战斗力，使保加利亚人在近战中完全居于下风。在远程武器——弓箭方面，保加利亚人也占不到丝毫便宜。出土文物显示，阿瓦尔人的弓比匈奴人或保加利亚人的弓略小，但更便于在马背上操作。阿瓦尔人普遍使用三棱箭头，它能提供比欧洲匈奴人使用的双棱箭头更好的穿透效果。阿瓦尔弓箭手不是一次从箭囊里拿出一支箭，而是一次拿出十几支箭，像扑克牌那样摆在弓背上，一支接一支地发射，形成惊人的火力，堪与早期的马克沁机关枪相比。略带弧度的阿瓦尔弯刀取代了匈奴人的直剑，这种武器起源于收割谷物的镰刀，早就在斯基泰等古代欧亚民族中流行，英语中的“斯基特”（Scythe）就是镰刀的意思。阿瓦尔人进入欧洲后，博采众长，将斯基泰弯刀加长，使之在马背上运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经过几次交手，保加利亚人终于承认了阿瓦尔人的军事优势，纷纷放弃故土，向西南方逃逸。559年年初，库提吾尔酋长扎伯干（Zabergan，“Zaber”疑似蒙古语的“哲别”，“gan”疑似“可汗”）率7000名将士越过冰封的多瑙河，长驱直入巴尔干半岛。多瑙河南岸的拜占庭驻军名义上有七个军团，如果按照全盛时罗马帝国的标准，应当包括40000多名正规军和20000多名辅助部队。但由于部队长年腐化，将领克扣军饷，这七个军团加起来也只有5500人，而且普遍缺乏武器和训练，所以根本不敢出城野战，只能龟缩在要塞里，任由保加利亚人在乡村为非作歹。阿提拉曾经说过：“罗马人的武器轻得像灰尘一样。”这正是5—7世纪罗马战备质量的真实写照。当军队也严重腐化的时候，一个政权的衰亡就指日可待了。
很快，扎伯干就逼近了君士坦丁堡。此时，阿瓦尔使团尚未离开这座帝都，查士丁尼那张深受全世界拜金主义者喜爱的脸，眼看就要在外交界丢光了。他只得下定决心，用重金与阿瓦尔人结盟。每年巨额的“岁赐”名义上是对盟友的经济援助，实际上却是“上贡”的粉饰之词，但总可以用华丽的文辞搪塞过去。阿瓦尔使者穿着羊毛和马皮来到君士坦丁堡，等到坐着小船返回家乡时，浑身上下已是珠光宝气。这次岁赐的具体数目是最高当局的特级机密，后人无从了解。人们只知道当时早已沦为咨询机构的拜占庭元老院连声颂扬过皇帝的英明决策。
阿瓦尔盟友毕竟远水不解近渴，眼看保加利亚马队离君士坦丁堡的外墙——提奥多西城墙只剩下30公里的距离，而拜占庭的主力部队正奔波于意大利、北非和叙利亚的边陲，无法及时返回。查士丁尼还能够倚赖的，唯有早已赋闲在家的老将贝利撒琉。
保加利亚人在劫掠之余，不仅纵情奸污妇女，还把新生婴儿扔给猎犬和兀鹰撕食，诸如此类的行径实在过于狂妄和野蛮，终于点燃了这位年迈的匈奴将领心中重披铠甲的激情。虽然有上万军民自愿请缨，但是大多只配充当城墙上的啦啦队队员。贝利撒琉发现，仅有300名老兵尚堪一用，但只要用智慧和勇气加以调教，足以让保加利亚人吃到苦头。在城郊树林里的一场伏击战中，扎伯干只损失了400名骑士，但却丧失了全部的信心，慌忙开始了缓慢的撤退。
君士坦丁堡之围虽解，但保加利亚人的威胁却不可能立即消除。扎伯干发现并没有追兵，便立即恢复常态，又开始大摇大摆地劫掠希腊的城镇。在万般无奈之下，查士丁尼皇帝派使者携重金前往库提吾尔部的近邻——吴提吾尔部酋长桑狄尔科（Sandilco）的营帐，请他出兵偷袭扎伯干的老巢。桑狄尔科此时已是阿瓦尔人的臣属，诸事都由不得自己做主，于是只好讲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应付，说什么会派人偷走库提吾尔部的战马，使其无法南侵，等等。于是，与扎伯干直接谈判成了帝国的当务之急。用铁争不到的和平只能用黄金来买，而敌人又是这样无足轻重的一群乌合之众，查士丁尼帝国的声望，至此可以说跌到了谷底。
贝利撒琉拯救了君士坦丁堡，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皇帝认为，他在以往的多次战争中已经为自己积攒了充足的财富和名誉，多一分无助其增，少一分无助其减。更加糟糕的是，两年之后，贝利撒琉的名字被牵涉进一桩谋反案，虽然侥幸逃脱了死刑，却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和全部荣耀。后人甚至以讹传讹地传说，皇帝命狱卒挖掉了他的双眼，他只能在当年击败扎伯干的那座城门口向路人乞讨度日，口中念念有词：“行行好，给贝利撒琉将军一个铜板吧！”可能是因为贝利撒琉有黄种人血统，眼睛本来就小，年老之后又不免受到老花眼的困扰，常常眯着双眼，在欧洲人看来仿佛没有了眼珠，于是产生了此类传说。
给贝利撒琉的奖金尚需节省，给阿瓦尔人的岁赐更不能白花。扎伯干刚刚消失，吝啬的查士丁尼便立即派出近臣瓦伦丁（Valentinos），带着巨款前往阿瓦尔人位于高加索山北麓的营地，催促他们遵守协议，立即向保加利亚人发难。拜占庭皇帝的如意算盘是：挑动吴提吾尔人攻打库提吾尔人，再让阿瓦尔人进攻这两者，从而令北方草原上的这三股势力成为相互抑制、难以和解的仇敌。他们之间的胜负并不重要，只要战争能够持续，对拜占庭帝国就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可惜，历史的发展即将令老奸巨猾的查士丁尼大跌眼镜：与他同时代的阿瓦尔可汗不仅精力旺盛，而且足智多谋，他的名字将会震撼此后的许多个世纪。
非暴力扩张：欧洲人无法破解的外交思维
“伯颜”或“巴彦”是蒙古人中最常见的一个名字，也有悠久的历史，足以追溯到成吉思汗之前500多年。如前文所说，成吉思汗名义上的第12代祖先就叫“吐贺真·伯颜”。它之所以广受蒙古人欢迎，是因为阿瓦尔可汗伯颜的大名早已在亚欧大草原上流传，并且受到多个游牧民族的尊敬。拜占庭人将“伯颜”写作“巴彦诺斯”（Baianos），英文写作Baian、Bajan或Baiyan，均应念作“巴彦”。
对阿瓦尔民族很不公平的是，当时西方文明大幅衰败，史学极度没落，偶尔保留下来的也多是基督教会的年鉴，意识形态过于浓厚，既无文采，又缺乏公正性。伯颜可汗无疑是史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阿瓦尔人，但材料却极为有限。不过，我们依然能够知道，他是一位很有趣的人，颇具幽默感，知识广博，在外交场合表现得极为世故。更独特的是，伯颜与其他游牧民族君主不同，既无嗜血的爱好，也无善战的天赋，但依旧对扩张领土兴致勃勃，而且居然成果丰硕。
伯颜之所以采取相对非暴力的扩张方式，既是出于柔然民族长期以来的佛教信仰，也是因为他看到，阿瓦尔人的数目太少，和敌人硬拼，纯属死路一条。按照突厥人的说法，西迁的阿瓦尔人仅有两万，不清楚这指的究竟是有战斗力的成年男子，还是包括全体老幼妇孺在内。即便是前者，要想在欧洲打出一片地盘，同时抵御突厥人的追杀，也是极为困难。要想快速壮大自身实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鉴于此，伯颜拿到拜占庭人的岁赐以后，立即借花献佛，四处送礼，劝说周边部落加入阿瓦尔人的阵营，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两个保加利亚部落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毕竟他们在百余年前还与阿瓦尔人是一家，比较容易相互理解。
见钱眼开的吴提吾尔人首先宣布臣服，库提吾尔人、奥诺吾尔人和各个斯拉夫民族接连吃了几回胡萝卜和大棒，也打消疑虑，欣然云集在伯颜可汗的大旗之下。只用了两年时间，阿瓦尔人的营帐就从高加索山北麓绵延到了喀尔巴阡山北麓，人数也飞速增长至20万之众。以往东欧诸侯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都在伯颜可汗的魅力感召下雪融冰释；往昔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满怀喜悦地相互合作。各地的物产在乱世中难得交换，如今则司空见惯地出现在同一座毡房。
到了562年，阿瓦尔人的势力已经像闪电般扩张到了易北河（Elbe）。根据斯拉夫人的传说，“欧伯尔人”（Obor，也就是“阿瓦尔”一词的斯拉夫化发音）身材高大，力量惊人，凶猛无比，所向披靡。不过，现代考古发掘显示，阿瓦尔男子的平均身高为1.68米，女子的平均身高为1.59米，都没有同时代的斯拉夫人高。也许他们只有坐在马背上时，才显得那么高大强悍吧。
征服斯拉夫人以后，阿瓦尔人继续西进，不料这一势头却被法兰克人抑制住了。
法兰克人在中世纪以后成为浪漫典雅的代名词，但在古代，他们却是日耳曼人中最凶暴、最野蛮的民族。从莱茵河到威悉河之间的沼泽和丛林，也就是现在荷兰与德国西北部的沿海地区，是他们原本的家乡。在欧洲民族大迁徙期间，法兰克人一直没有发挥过很大作用，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他们才渡过莱茵河，到高卢（Gallia，今法国和比利时）来抢地盘。507年，法王克洛维一世（ClovisⅠ）战胜了西哥特人，将高卢的大部分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建立起封建化的法兰克王国，并皈依了天主教。这个世袭王朝以克洛维的祖父墨洛温（Meroveus）命名，后者曾是阿提拉的部将。
法兰克人天生没有大一统观念，父亲一去世，兄弟们就喜欢分家单过。克洛维一世死后，法兰克王国立即分为四个小王国，分别由克洛维一世的四个儿子统治，558年才重新统一，但也只维持了三年。当阿瓦尔人出现在易北河东岸之时，法兰克王国又分裂成四个小国，即塞纳河流域的巴黎王国、卢瓦尔河流域的纽斯特里亚王国（Neustria，意思是新王国）、罗讷河流域的勃艮第王国和莱茵河流域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Austrasia，意思是东方王国）。不久，巴黎王国就被纽斯特里亚王国兼并，从此不复出现在历史上。
在这三个小王国之中，纽斯特里亚王国统治着原罗马帝国重点经营的富庶地区，经济实力最强；而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统治法兰克人的故地，民风剽悍，军事实力最强。561年12月的圣诞节前夕，刚刚登基的奥斯特拉西亚国王西格伯特一世（Sigebert Ⅰ）突然得知，匈奴人（法兰克人一直这么称呼阿瓦尔人）已经越过了易北河，于是赶紧出兵迎战。
双方在图林根（Thuringen，今魏玛一带）相遇，甫一交手，伯颜就感觉对方战斗力挺强，可能会给本方带来较为严重的损失，地形对自己也不利。谨慎起见，他引军撤回易北河东岸，并派出使节向西格伯特一世道歉，说自己只是来打猎，并没有发现对岸会有居民。奥斯特拉西亚国王欣然接受致歉，同意与阿瓦尔汗国以易北河为国界，双方于是握手言和。
虽然这次西征戛然而止，阿瓦尔汗国还是捞到了大片土地和众多人口，收获丰硕。中欧当地的日耳曼土著头一次听到“可汗”这样的东方名词，发音未免不标准，将其念成了“哈根”（Hagen）或“卡恩”（Kahn），它们后来成为中北欧地区很流行的姓氏，并产生出许多衍生品。日耳曼文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伯颜可汗就是日耳曼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名将哈根的原型，但他与匈奴王埃采尔（阿提拉）并存于世的说法则纯属关公战秦琼了。其实，《尼伯龙根之歌》并非完全虚构的故事，它在看似荒诞的表象下藏着一段重要的秘史，而且与阿瓦尔人的确有极大的关系，详情请读者参阅本书下部第十四章。
伯颜可汗停止向西方扩张，还有更深的考虑。他发现，中欧人烟稀少、经济贫困，攻打当地无利可图，不如转向南方发展，以便与拜占庭帝国零距离接触。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必须解决盘踞多瑙河北岸的两个强劲对手，也就是曾经毁灭阿提拉帝国、如今占据多瑙河下游的格皮德人，以及格皮德人的死敌、多瑙河中游的伦巴第人（Langobardi）。这两个民族的战斗力不亚于法兰克人，直接与之硬拼，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阿瓦尔骑士的生命太宝贵了，伯颜可不舍得随意消耗。
但就在此时，从东方传来了哒汗国被征服的消息。突厥人扩张的步伐似乎无法阻止，恐怕迟早会追到欧洲来。阿瓦尔人必须尽快南下多瑙河流域，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保存实力。
“怎样驱虎吞狼，以便自己渔翁得利呢？”伯颜可汗陷入苦思冥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