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匈奴人曾经一直蹂躏到奥尔良，阿瓦尔人这次推进至莱茵河东岸，后来的蒙古人最远到过易北河与亚得里亚海东岸，土耳其人则在维也纳城下被击退；东方游牧民族对欧洲的威胁呈逐步递减的趋势。这些草原帝国一方面教训着欧洲人，一方面也在教授他们自己的军事技巧，直到有一天成为后者的手下败将。
阿瓦尔人的突然到来，改变了整个中欧的政治格局。但伯颜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快感，就收到了一个五雷轰顶的坏消息：仇家西突厥的使团出现在君士坦丁堡！
有足够耐心的伯颜可汗并没有和重新傲慢起来的拜占庭帝国翻脸，而是悄无声息地跨过了易北河，用铁马镫、弯马刀、丈八蛇矛以及呼之即来的暴风雨狠狠教训了法兰克人。随即回师，开始逐个收拾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的王国。
紧追不舍的西突厥
伦巴第人在中世纪的欧洲举足轻重，但直到5世纪以前，这个民族都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迹。直到463年柔然可汗吐贺真西征，东欧各民族向西迁徙，他们才受外来压力所迫活跃起来，趁着奥多阿克向意大利进军之机，南迁到斯基尔人的故土，也就是多瑙河中游平原。500年左右，伦巴第酋长塔托（Tato）东征西讨，统一了各个伦巴第部落，又战胜了几个周边民族，这才真正建立起伦巴第王国，版图包括今奥地利东部和匈牙利西部。
“塔托”这个名字好生面善，顿时勾起我们无限的联想。的确，它与本书中出现过的几个名字极为相近：“Tartar”“Tartaros”“大敦”“蹋顿”“大檀”“塔塔尔”“鞑靼”。在塔托之后不久，还会有个名字类似的人登上西突厥的汗位：室点密的儿子达头（突厥碑铭称他为“Tardus”，《隋书》又译作“达度”）。不难想象，正是柔然民族的迁徙，特别是大檀可汗的孙子吐贺真在463年发动的那次西征，才是这位伦巴第国王名字的真正由来。
545年，塔托的孙子奥杜因（Audoin）登上了伦巴第王位。在他的统治下，伦巴第人开始联合富有的东罗马帝国，蚕食周边日耳曼民族的领土，特别是多瑙河下游的邻邦格皮德王国。550年，查士丁尼大帝讨伐东哥特王国，奥杜因和格皮德王图里辛德（Turisind）都派兵助战，从而导致了著名的“西米翁事件”。
西米翁（Sirmium，今塞尔维亚的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是多瑙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且经济繁荣，主导着多瑙河上的航运业，控制着周边的广阔农田，而且还拥有独立的铸币工厂。这座重镇在442年被阿提拉的哥哥布勒达攻占，尔后落入东哥特人之手。在攻打东哥特王国期间，拜占庭人本来要收复这座城市，却发现它已经被奥杜因率先抢占了。查士丁尼大帝恼羞成怒，暗中挑唆格皮德人与伦巴第人交恶。日耳曼人缺乏伯颜可汗的智慧，中了拜占庭人的以夷制夷之计，很快就重起战端。
在558年的一场血战中，伦巴第王储阿尔伯因（Alboin）斩杀了格皮德王储图里斯蒙德（Turismund）。尔后两国和解，阿尔伯因按照父王奥杜因的旨意，勇敢地亲赴格皮德王国谈判，被初丧爱子的图里辛德收为养子，并且与图里辛德的孙女——妖艳的罗莎蒙德公主（Rosamund）订婚。但婚礼尚未举行，奥杜因和图里辛德就相继去世。伦巴第王位无可争议地由阿尔伯因继承，而格皮德王位则落到了图里斯蒙德的弟弟和罗莎蒙德的父亲——库尼蒙德（Cunimund）之手。库尼蒙德对阿尔伯因恨之入骨，坚决不肯将女儿嫁给这个杀死自己兄长的仇人，两国于是在560年再次反目成仇。
阿瓦尔人的突然到来，改变了整个中欧的政治格局。伯颜可汗从易北河东归时，已经确立了在这一区域内的绝对军事优势地位，库尼蒙德与阿尔伯因都企图把阿瓦尔人拉拢到自己这一方。但伯颜还没来得及决定自己的立场，就收到了一个如同五雷轰顶的坏消息：突厥使团出现在君士坦丁堡！
遥远的距离可以阻止两个民族之间的兵戎相见，但却无法消除彼此的仇恨。西突厥可汗室点密得知大批柔然人西奔，担心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立即派出间谍和使者，满世界寻找这些突厥人昔日的主子，最后是在高加索山区的阿兰人口中打听到了这些流亡者的下落，同时也获知，神秘的“西方宝主”就位于黑海对岸。室点密一手把玩着拜占庭金币索利得，一手轻抚着中国丝绸，双眼放着金光。几百年来，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成就了无数冒险家的暴富梦想，它就像通往天堂的阶梯，让这位大征服者心动不已。
以前，国际丝绸贸易总是中国出丝、罗马出钱，两者间的巨额差价却主要由中间商，也就是波斯人和粟特人享受。现在，突厥人也想分一杯羹。在与萨珊波斯帝国瓜分哒汗国之后，室点密便派出一支突厥使团，去西亚与波斯沙皇库萨和谈判关于丝绸贸易的协议。没想到谈判破裂，库萨和还强行将突厥使团准备带到君士坦丁堡贸易的丝绸全部焚毁，几名突厥使者也猝死在途中，风传是中毒所致。此事就像“波士顿倾茶事件”或“虎门销烟”一样，直接导致双边关系破裂，“丝绸战争”一触即发。
563年，西突厥酋长阿悉结（Askel）派遣的使团经黑海抵达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这次外交行动的本质目的是和平的，但突厥人也因而得知，拜占庭帝国已经与自己的死敌“瓦尔匈奴人”结盟，还通过岁币的形式予以资助。突厥使者恳请查士丁尼，不要资助这些流亡者的复国大业，更不要将这些突厥人的叛徒接纳进自己的领土。当他们心事重重地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或许会考虑到如何围攻这座皇城的问题，但绝对不会预料到，自己的同胞（奥斯曼土耳其）真正完成这一壮举，还要等到890个年头之后。
在突厥使团的压力下，拜占庭帝国与阿瓦尔汗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年晚些时候，阿瓦尔使团也来到君士坦丁堡，在拿到岁币后，就地向军火商人购买了一些武器。拜占庭将领波努斯（Bonus）闻讯，不顾外交礼节与对方的抗议，强行予以没收。查士丁尼原先准备同意阿瓦尔人在领土方面的要求，允许他们定居在多瑙河南岸的潘诺尼亚（Pannonia，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和摩西亚（Moesia，今保加利亚），以防御伦巴第人和格皮德人可能的入侵，现在也全都不算数了。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件，伯颜可汗依旧没有打算放弃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盟。听说查士丁尼驾崩了（565年11月14日），他立即派大臣鞑吉帖（Targitios或Targites）率使团赶赴君士坦丁堡吊唁。“鞑吉帖”这个名字似乎可翻译成“台吉”，他是名地位很高的阿瓦尔贵族（或许是叶护或吐豆发），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拿回拜占庭当局拖欠已久的岁币。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Justininus Ⅱ）也有自己的算盘，企图把阿瓦尔使团的来访办成显示他自己声威和政绩的盛典。
在登基后的第7天，查士丁接见了阿瓦尔使团。整个场面经过精心布置，目的就是显示皇家的威严，让蛮族感到震惊和敬畏。使团被从镶金的君士坦丁堡西南门，也就是所谓的“金门”导入，经过观礼大道进入皇宫，道路两侧列着无数警卫，冠毛高耸的头盔和金光闪闪的盾牌使他们显得威风凛凛。穿着华丽朝服的官员犹如众星拱月，云集在皇帝宝座之下。拱托宝座的天篷由四根希腊式圆柱撑起，顶端装饰着展翅欲飞的胜利女神雕像。查士丁身披朱紫色皇袍，遍体珠光宝气，头上的孔雀皇冠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拜占庭皇帝在军事和外交场合专用的衣冠，用以在外国人心中制造深刻印象。
觐见时，阿瓦尔使者被要求匍匐下跪，同时皇帝身边的司仪官高唱早已写好的赞美诗：
这些狂野而可怕的蛇发丑类，以往需要军队勇猛和顽强的守备，如今跪倒在金銮宝殿之内，谦卑地请求朝廷的恩惠……
如此公然侮辱来访的使者，在现代世界极其罕见，在古代却司空见惯，所以外交经验丰富的鞑吉帖并未动怒，反而采取“先卑后亢”的方针，对查士丁极尽赞美之词，称“罗马人的宫殿，简直是第二个天堂”。吹捧完对方之后，他以高超的演说技巧，顺势吹捧起自己的可汗伯颜：
“陛下登基未久，眼前这无尽的财富和荣耀，不用说，都继承自先帝（查士丁尼）的遗产。先帝在东方和西方都取得了丰功伟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北方边疆的安宁。北方蛮族以往曾给贵国添过许多麻烦，近些年却安静下来了。陛下应该知道，这都要归功于我国伟大的可汗。在他的领导下，战无不胜的阿瓦尔人冒着罗马人难以忍受的苦寒，越过北方冰雪覆盖的山川，云彩一般的帐幕现在已经覆盖多瑙河北岸。正是慑于我国的强大武力，那些北方蛮族才不敢轻举妄动；先帝也正是出于对大汗的感激之情，每年定期向我国送来贵重的礼品。由此可见，罗马人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先帝的慷慨，以及大汗的仁慈。我国为罗马人创造了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分享贵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我们希望，由先帝创建的这一友谊传统，能够在陛下手中发扬光大。在此，我们有必要提醒陛下，对于维系两国友谊极为重要的岁赐，已经拖欠达两年之久了。去年，大汗远征波斯，越高加索山，涉幼发拉底河，戎马劳顿，一时无暇过问此事。后来得知先帝御体欠安，出于善意，暂且不予追缴。父债子还乃是天经地义，陛下既然已经继承了先帝的基业，就应仿效先帝明智而慷慨的行为，以确保您那些爱好和平的北方臣民不受战乱之苦。”
鞑吉帖嘴里左一个“先帝”，右一个“先帝”，试图以此压倒查士丁，但没有料到，这位新皇帝的性格出奇怪诞。因为查士丁尼活得太久（87岁），查士丁登上皇位时已是风烛残年。长年的宫廷政治和慢性病的综合作用，令他的生活基本无法自理，性格孤僻而粗暴。像这样的老者尤其难以忍受他人的冒犯。无限的权力更诱发无限的傲慢，孔雀皇冠的主人于是摆出不惜一战的坚定姿态，回敬阿瓦尔使者：
“帝国的边疆由数量庞大的士兵守备，武器和马匹都很充足，胆敢入侵的蛮族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你们一面声称愿意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却威胁采取敌对行动，这两样我们都不放在眼里。你们自称‘战无不胜’，却被突厥人赶得落荒西逃；突厥人尚且多次请求我们的友谊，他们的手下败将难道还值得我们惧怕？
“先帝之所以赐予你们年金，是因为同情你们的不幸遭遇和谦卑的请求。现在，你们将从我这里获取更为珍贵的礼物，那就是了解自己的地位和弱点。觐见已经结束，你们可以告退，回国的旅途保证会很安全，没有恐惧的必要。如果你们下回再来时，为自己这次的不当言论道歉，或许还能获得我的一些恩惠。”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鞑吉帖的这次出使当然也就只能以失败告终。据有些史书记载，阿瓦尔使者后来还要反驳，惹得查士丁勃然大怒，当庭辱骂阿瓦尔使者说：“不要脸的死狗！看朕割掉你们的猪尾巴！”随即将这些人剃了辫子，流放到小亚细亚的卡尔西顿（Chalcedon），两国从此反目成仇。不过，后来鞑吉帖曾再次出使君士坦丁堡，可见这个说法并非事实。
阿瓦尔人固然对查士丁的敌对言行感到愤怒，但也从鞑吉帖使团的君士坦丁堡之行中得到启示：突厥人正在西进，自己在东欧的地位依然脆弱，一些保加利亚和斯拉夫部落尚未臣服，在这种情况下与拜占庭帝国反目，确实并不明智。逐步兼并多瑙河流域的各个势力，才是上策。
蹚过易北河，剑指法兰西
565—566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中欧地区有五个月大雪封山，交通严重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天性自由散漫的法兰克人都忙于操持家务，全然没有察觉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游牧民族忍受极端气候的能力总是比农业民族强，伯颜可汗在风雪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率领阿瓦尔骑兵越过了冰封的易北河。西格伯特没料到盟友会选择在这一时机撕毁和约，匆忙迎战，结果落入了圈套。
法国史料提到，阿瓦尔巫师施展魔法，呼风唤雨，使法军迷失了方向，阵脚大乱，这又使我们联想到南北朝史家笔下精于此术的柔然人。其实，此类魔法类似于诸葛亮借东风，并非真正改变了气候，只是基于对自然界的精细认识发展而来的一种天气预报术而已。
在这次战斗中，法兰克人好好领教了阿瓦尔人从东北亚带来的先进军事装备——铁马镫与弯马刀的威力。与之相比，法兰克人的传统武器——短剑和战斧显得太笨重。就连阿瓦尔人使用的长矛也令法兰克人印象深刻：此前的欧洲骑兵因为没有铁马镫，在马背上坐立不稳，使用的都是2米左右的短矛，更多地用于投掷，而不是搏杀，故而被叫作“标枪”；阿瓦尔骑兵则使用4—5米长的重型长矛，也就是汉语中的“丈八蛇矛”或“槊”。因为实在太重，平常不用手拿，而是背在背上，作战时要放开缰绳，双手握持，攻击方法变化多端，力量十足。这种武器之所以又叫“蛇矛”，是因为它虽然既长又重，但操作起来却非常灵活，看上去如同金蛇狂舞，甚至可以替代盾牌，挡住敌人射来的矢石。
阿瓦尔骑兵身披的鱼鳞甲，也比法兰克人使用的锁子甲更坚固耐用。也正是由于双手都要握长矛，盔甲质量又有很大提高的原因，阿瓦尔骑兵普遍不使用盾牌。不久后，这些由阿瓦尔人从东方带来的军事装备就被法军和拜占庭军队全盘吸纳，直到拿破仑时代的欧洲依然非常流行。阿瓦尔钢盔同样驰名东欧，是蒙古时期之前当地军队的主要防护装备，《伊戈尔出征记》等古代俄罗斯史诗都曾加以讴歌。
不管是气候还是装备的原因，总之，法兰克人这次是被彻底击溃了，连西格伯特国王也沦为了阿瓦尔人的战俘。但他还算机灵，很快说服伯颜可汗，用大批粮食和牲畜换回了自由。
在灾荒年代赠予他人如此慷慨的礼物不是没有后果的：当年就有14000名法国百姓被活活饿死。好在法兰克人也有他们的崔浩和魏收，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在他的《法兰克人史》里颇有些厚颜无耻地写道：“这被公正地列为他（西格伯特）的功绩，而不被认为是什么耻辱。”
在立下如此“功绩”以后，西格伯特战场上的失意在情场上得到补偿。他与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公主布龙悉尔妲（Brunhilda）结了婚，这标志着法兰克人放弃了在中欧争霸的计划，把战略重心转向了西方。迫于阿瓦尔人的压力，西格伯特又把首都从莱茵河流域的梅斯（Metz）向西迁往塞纳河流域的兰斯（Rheims），墨洛温王朝对莱茵河流域的控制力由此骤然衰减。
几十年后，梅斯的一个大领主阿努尔夫（Arnulf）成为该城的主教。他利用教会势力，控制了这座奥斯特拉西亚王国旧都的军政大权，还同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宫相丕平（Pepin）结成了儿女亲家（620年左右）。有意思的是，丕平的故乡和封地也都在梅斯市郊区。阿努尔夫的儿子与丕平的女儿联姻产生的后裔，就是后来取代墨洛温家族统治法国的加洛林家族（Carolingiens）。
领主阶层代表加洛林家族的崛起，和原始氏族领袖墨洛温家族的失势，标志着欧洲正式从罗马时代的奴隶社会转型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欧洲封建社会的起源很复杂，有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多种因素，但也需要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催化。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没有伯颜可汗对西格伯特的这场胜利，本不是贵族的加洛林家族根本无从染指法国的王冠，欧洲的封建化进程也会因此大大减缓，而这只是柔然人西迁对欧洲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之一。
伯颜大破西格伯特的消息传来，整个欧洲为之震动。在历史上，匈奴人曾经一直蹂躏到奥尔良，阿瓦尔人这次推进至莱茵河东岸，后来的蒙古人最远到过易北河与亚得里亚海东岸，土耳其人则在维也纳城下被击退，东方游牧民族对欧洲的威胁呈逐步递减的趋势。这些草原帝国一方面教训着欧洲人，一方面也在教授他们自己的军事技巧，例如阿瓦尔人的马镫、弯刀和长矛。可以说，伯颜可汗是这一系列民族迁徙中的分水岭式人物。
看上去，伯颜从一开始就没有渡过莱茵河、征服法兰克人的打算。他在大捷之后见好就收，与西格伯特和解。也许124年前阿提拉西征高卢失败的历史教训令他有所顾忌，毕竟阿瓦尔人还经不起那样的消耗。掉头征服多瑙河流域，肯定要稳妥得多。不过，如果伯颜能够预知法兰克人将来是怎样对待阿瓦尔民族的，他对这些手下败将恐怕就不会如此宽宏大度了。
与伯颜这次奇袭法兰克王国的同时，查士丁皇帝也没闲着。他帮助格皮德人攻击了伦巴第人，夺取了他觊觎已久的西米翁城。阿尔伯因很快发动反击，将库尼蒙德包围在西米翁城。查士丁不想看到伦巴第王国吞并格皮德王国，便派兵前去，帮格皮德人解了围。但查士丁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库尼蒙德出尔反尔，拒绝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将这座城市转交给拜占庭人。于是，拜占庭帝国同伦巴第人和格皮德人都成了敌人。
在从莱茵河畔撤军的途中，伯颜可汗迎来了伦巴第与格皮德的祝捷使团，他们都希望能够与阿瓦尔汗国结盟，联合消灭另一方。听了双方的陈述，伯颜表示对这两种提案都毫无兴趣，并将使者赶到营帐外的冰天雪地里去受冻。格皮德使团愤而离去，伦巴第使团则冒着风雪坚持守候。最终，也许是这些使者的执着感动了伯颜，也许是丧失耐心的阿尔伯因后来开出了实在令人无法拒绝的条件，阿瓦尔与伦巴第之间的联盟终于建立。
按照这份盟约，伦巴第人要立即向阿瓦尔人支付本国十分之一的畜群作为定金，随后两国将联合进攻格皮德王国，平分其财产和人口，格皮德王国的土地则全部归阿瓦尔汗国所有。尔后，双方应联合进攻拜占庭帝国，因为后者一直谋求遏制其他势力在欧洲的发展，并且与阿瓦尔人的死敌突厥人情好日密。显然，这份盟约明确了伦巴第人对阿瓦尔人的附庸地位。欧洲未来几个世纪的命运，就这样被伯颜可汗决定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格皮德人如今夹在拜占庭、阿瓦尔和伦巴第三大敌国之间，举目无友，灭亡已经迫在眉睫。在匈奴帝国瓦解的122年之后，伯颜可汗即将为阿提拉的子孙们报仇雪恨了。
听说阿瓦尔和伦巴第联军正在向自己推进，库尼蒙德本能地感到了末日的降临。他已经不能指望拜占庭人的援助，只得硬着头皮独自迎击，制定了“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原则，先迎击老对手伦巴第人，然后再驱逐阿瓦尔人。正当他与伦巴第人杀得难分难解之际，伯颜的马队赶到，从背后给了格皮德军致命一击。阿尔伯因亲手斩下了库尼蒙德的首级，取出头盖骨，将其做成了镀金的酒器。
这一古老的亚欧游牧民族传统并不是对死者的侮辱，相反却是对其能力的赞赏，因为胜利者相信，如果用这种可怕的器皿饮酒，死者生前的非凡智慧将会进入自己的身体。埃拉克兄弟在天有灵，看到此情此景，当可含笑九泉了。
阿尔伯因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罗莎蒙德公主，虽然他早已同一位法兰克公主结婚，但对于此时的伦巴第人来说，一夫多妻制实在太正常不过了。得意忘形的阿尔伯因一手搂着罗莎蒙德，一手举着库尼蒙德的头盖骨，宣布自己成为伦巴第和格皮德两个民族共同的国王。
但是，还有人比阿尔伯因更高兴，那就是阿瓦尔可汗伯颜。他做的这笔生意可以说是无本万利，几乎没费一兵一卒，就轻松地获得了大半个格皮德王国。不过，向来敌视阿瓦尔人的拜占庭将领波努斯也趁乱捞了一票：他在几名格皮德贵族的协助下，抢占了格皮德首都西米翁城。伯颜无法饶恕这种敌对行径，拜占庭帝国必须受到惩罚。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