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返来长安过一天（出版书）》
作者：许进雄
内容简介：
汉唐时代是历史上最多元、最开放，也最充满逸趣的时代。当时传入许多新的思维，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萌生许多不同于前代的文化、艺术与工艺，从而让汉唐时代的文物与文字，都焕发出与商周时期大为不同的光彩。新的字应运而生，旧的字也产生变化，着迷于这些字的想象，国际汉字权威学者许进雄老师带领我们重返汉唐盛世，鬼斧神工的艺术巧思、与时俱进的汉字趣味在在让人惊艳。
目录
序 中华文物的初学津梁
繁体版自序 因缘际会说甲骨
简体版自序
壹 陶俑与明器─妙手天成，匠心独运
汉至唐的陶俑
领导军队、保护秦始皇的威武将领
轻装上阵，却令人闻风丧胆的秦朝士兵
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
具备战略价值的马
风行汉朝的穿搭时尚
玩游戏玩到废寝忘食，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甲骨文“化”字与杂戏表演的关联
四川富庶及注重艺术的证明
画像石中隐藏的秘密
建造高楼的意义，与甲骨文“楼”字的构成
来源于财产私有制的陪葬习俗
古代最安稳的代步工具：牛车
什么时候才出现大量制作陶俑的技术
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
甲骨文的“安”，隐藏着对女性的限制？
大有来头的御赐宝马
甲骨文中有关居家休闲设计的字
贰 漆器与瓷器——精致细腻，釉彩辉煌
在汉朝，漆器比其他器物贵？
模仿稀有海螺造型的高级耳杯
中国何时出现天圆地方及二十八宿的想象
甲骨文“乐”表现的是什么音乐
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用来激励士气的
瓷器之国的起源
中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一页：釉陶的开始
饮酒作乐，同时也要长生求仙
蕴含神道思想的华丽骨灰罐
佛教传入对中国人生死观念的影响
叁 信仰与祈求——庄严宝像，清静光明
有关佛陀生平的造像
睡眠和死亡：“床”的真正功能
神佛雕像：虔诚信仰与对来生的期望
原来阿弥陀佛偷偷换过发型？
用心制作的佛陀雕刻：佛像龛
观音菩萨的性别之谜
佛陀座下的两大弟子：阿难与迦叶
甲骨文中的“鬼”
金银打造，贵重无比的舍利宝函
肆 同场加映
描“画”图样学刺绣
出土的起源故事绢画，作用为何
国力强盛、热爱金银的大唐
序 中华文物的初学津梁
在同侪之中，许进雄的学术成就是我最佩服的。他的甲骨研究和著作，于安阳殷墟博物馆甲骨展览厅被评为世界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二十五名学者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从文字与人类学加以透视，堪称别开生面的经典名著。因为他有机缘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沉潜三十年，博览群籍，摩挲文物，从而厚积学识、广开眼界，以不惑之年，即蜚声国际。
进雄的性情，也被同侪评为天下最老实的人。他虽然爱说笑话，博君一粲；但襟抱磊落、表里如一，言必有信。他放弃加拿大高薪稳定的工作，“回母系贡献”，也因此创下台大中文系新聘教员“全数通过”的纪录。他在台大，用心用力地培养甲骨学新秀，希望这一门“望重士林”的学问，能够在中文系薪火相传。在他心目中，也果然已有传人，可惜始终未能扎根母校。如果说进雄返回台湾多年，有什么遗憾的话，应当只有这件事。
有天世新大学牟宗灿校长向洪国梁主任跟我征询能使世新中文系加强阵容和向上提升的人才，牟校长当即同意礼聘进雄。我很高兴数十年莫逆之交的弟兄，又能一起为世新尽心尽力。而青山绿水、清风明月，杯酒欢笑，亦复能洋溢于白发萧疏之中。
进雄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四册《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这是他在台大和世新的授课讲义），以文物作为单元，逐篇撰就，篇篇深入浅出，可以看出进雄学养的扎实，而机趣亦自然流露其间。我认为此书不只可作为喜爱中华文物的初学津梁，其精要的见解同样可供学者参考。
能出一本书是读书做学问的人的一大愉悦，在为进雄感到高兴之余，也写出我对他治学为人的一些认知。因为就读者而言，“读其书，不知其为人可乎！”
曾永义
繁体版自序 因缘际会说甲骨
一九六○年我进到台湾大学中文系，因缘际会开始研读甲骨学，到了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甲骨学知识已能自行研究，独当一面了。一九六八年，承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济博士与业师屈万里教授共同推荐，我去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整理明义士博士收藏的大批甲骨文字。我从未想到会因此因缘而深涉中国古文物及中国考古学的知识。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原来是多伦多大学附属的机构，兼有教学与展示的功能，一九六八年因扩充编制而脱离大学成为独立的省属机构。馆藏的文物包括人类所有地区的文明以及科学各领域的信息，其中以远东部的中国文物最为有名，号称是中国地区以外最丰富的十大收藏之一，很多藏品独一无二，连中国都难得见到。
我所受的专业训练是有关中国学问的，既然身在以收藏中国文物著称的单位服务，自然会变成同事们咨询的重要对象。为了因应工作的需要，我只得扩充自己求知的领域，除了加强对中国思想、文学、语言等学科原有的训练外，也自修考古、艺术、民俗、天文、产业等各方面的知识，以应付博物馆的多样化展览主题，因此也就不自主地开始深入了解中国文物的必要知识。
在多伦多，我本有博物馆与多伦多大学的稳定工作。但受到学长曾永义教授“回母系贡献”的一再敦促，一九九六年应台湾大学中文系之聘，返回台湾来讲授中国古代社会学、甲骨学、文字学等课程，当时尚未有开设相关中国文物课程的构想。在一次餐会中，认识了世新大学通识课程的主任赵庆河教授，他谈及想增加中国文物知识的普及化教学课程。我告以自己曾经在博物馆工作，具有二十几年参与中国文物的收藏与展览的经验，在加拿大的洋人社会里也长期从事推广中国文化的活动。他就问我是否可以考虑去世新大学开一门有关中国文物的通识课程，我答以何乐而不为。当时以为只是客套的交谈，并未做教学的进一步打算。谁知开学前不久，突然接到电话，说通识课程已经排定了，请我准备上课。在匆促之间，就决定以我与同事们为介绍馆藏重要文物所编写的书，《礼敬天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宝藏》（Homage to Heaven ，Homage to Earth – ChineseTreasures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多伦多大学出版部，一九九二年）作为讲课的主要教材，辅以介绍其他机构的典藏品。如此一边教学一边编写教材，一年之后，初步的教材就绪，我也就把中国文物概说的课带到故乡的大学去。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展示以主题为主，每个展览的筹划都像写一篇论文。不但展示的整体内容有起承转合的结构，个别文物的说明，除必要的名称、功能、材质、年代、制造、装饰等信息外，还特别重视文物背后所隐含的生活与社会意义，希望观众于参观后，能对展示的主题有明确的认识，而不是只浏览展品美丽的外观而已。在长期受这种以教育观众为展览目标的主导原则的影响下，我对于文物的认识常着重其制造时的社会背景，所以讲课时，也经常借重我所专长的中国文字学、中国古代社会学，做综合性的诠释与引申。譬如，在介绍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时，就借甲骨文的“肙”字谈佩戴玉佩以驱避蚊子的可能性；介绍大汶口的象牙梳子时，就借用甲骨文的“姬”字谈发饰与贵族身份的关系；教到东周的莲瓣盖青铜酒壶时，就谈盖子的滤酒特殊设计；介绍唐代的彩绘釉陶妇女骑俑，就谈妇女生活解放与自主性的问题；对半坡文化的小口尖底红陶瓶，就谈中外以陶器运输水酒的惯习；对唐代墓葬的伏羲与女娲绢画，就谈中国的鹿皮与结婚礼俗，以及中国古代台湾地区居民与汉族的关系。借金代观世音菩萨彩绘木雕介绍观音菩萨的传说与信仰；借宋代太和铭双龙纽镈钟谈宋代慕古风气与金人洗劫汴京的史实；利用刻纹木陶拍介绍陶器烧造的科学知识；等等。
大部分同学对这种涉及多门学科、整合式的新鲜教学法感兴趣。有位在某出版社就职的同学找我谈，说他们的总编辑对我讲课的内容也有兴趣，有意请我将讲课的内容写出来出版。在与总编辑面谈后，初步决定撰写一百四十篇，每篇约一千一百字，以一件文物为中心，选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物，依教课的模式与精神，谈论各种相关的问题。至于书名，因博物馆的展览经常提供导览服务，导览员会对较重要的展品做详细的解说，并申论个人的意见，这与本书撰写的性质和目的非常类似，所以就把书名定为《中华古文物导览》。每篇文章都是独立的单元，读者可以随意浏览，不必从头读起。
面谈后我就兴致勃勃地开始选件与写作，谁知到了任务快完成时，因版权费的原因，我不签合约，写作的兴致也就此打消，于写完一百三十一篇后就辍笔不写了。之后曾把部分文章改写为六百字的专栏刊在《国语日报》上，但登了四十几期亦终止了。后来有家出版社的社长向我征求甲骨学方面的稿件，我一时没有甲骨学的著作，就想何不补足《中华古文物导览》的稿件交给该社出版。承该社长不弃，付梓问世了。
《中华古文物导览》出版后，我接到大陆朗朗书房的电话，说这本书的写作方式非常新颖，打算介绍给大陆的读者，问能不能授权给他们简体字版的版权。我就请他跟出版社直接洽谈。于取得简体字的版权后，他们央求我多写十篇。我也答应写了。出版时改名为《文物小讲》。
《中华古文物导览》出版后，我发现市面上不太容易找到这本书，但《文物小讲》销售却不错，再度签了五年的合约。显然并不是内容有问题卖不出去，而是销售的方法不合适。于是我找台湾商务印书馆谈，把《中华古文物导览》这本书的版权买下来，而我大幅扩增内容，预定完成全新的版本共四册，并把教课的讲义做适度的删改，使其适合大众阅读。很高兴洽谈成功，把版权移转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现在出版在即，把原委稍为说明如上。最后还希望学界先进，赐教是幸！
许进雄
二○一八年五月九日于新北市新店区
简体版自序
在受聘到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工作以前，我不曾梦想自己会参与中国文物的研究工作，但命运之神却一步步地把我引领到中国文物的领域里。故事的起源应该推到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从小学开始，我没有真正努力读书做功课过，整天只是嬉戏游玩，成绩都是平平常常的。到了高三的时候，我对于能否考上理想的大学没有把握。我自己决定办理休学，在家自学，打算考不上理想的学校时，还可以复学回到学校再度准备报考。人算不如天算，谁知这年修改章程，学生不能以同等学力报考。我只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
有一天去逛书店，看到一本厚厚的王念孙注释的《广雅疏证》。不知什么念头，我翻开书页，看到有“古、昔、先、创、方、作、造、朔、萌、芽、本、根、蘖、鼃、?、昌、孟、鼻、业，始也”。我好奇，为何这么多不同的字，却有同样的意义？有些字的用法我是晓得的，可是有些就不明白了。我就把这本书买了回去，想仔细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读后明白，这些字的本义虽不尽相同，但使用在不同的句子的时候，却可以有类似的意义。我有兴趣读这本书，连带也开始用心攻读其他的功课。我进一步阅读了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著作，甚至去找出引用的原典来阅读。当时我觉得中国文字很奇妙，从此一心一意要报考中文系，探寻中国文字的深意。
复学后我如愿考上了台湾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我了解到，要学好文字学，二年级的文字学与三年级的声韵学是必要的基础。于是我就去旁听这两门课，同时也积极向不同的老师请益。教古文字学的金祥恒老师是我时常请益的。那一年文学院的古文字研究室创刊了《中国文字》，里头就有一篇金老师写的文章《释虎》，介绍虎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描画一只老虎的形象，后来经过各种的演变，逐渐成为现在的虎字以及隶书、草书等各种形态。
[“虎”字甲骨文字形]
[“虎”字金文字形]
我读了之后很受启发。了解到，若要对中国文字的创意有正确的解答，以目前资料保存的状况来看，应该从最早的商代甲骨文下手。从此我开始用心地阅读有关甲骨学的文章。
到了第二学年正式学习文字学，这年改由李孝定老师来教。李老师当时正在编写《甲骨文字集释》，这本书的撰写体例是把各家对于某一个甲骨文字形的解释汇集在一起，然后以个人的意见作为总结。李老师了解我对甲骨学有些认识，让我到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室阅读他的原稿，同时校对引文有没有笔误或遗漏。这就等同让我阅读了当时所有的甲骨著作。到了下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李老师告诉我，有个美国的机构在台湾设立一个中国东亚学术研究基金，提供必要且非常优渥的奖助学金，以期提高学生们对于某些冷门学科从事研读的意愿。其中有一个名额是颁给研究甲骨学的学者，但这个奖助是需要写研究论文的。他和戴君仁老师共同推荐我。我就依老师的指示，提出研究题目“商代祭祀卜辞的研究”去申请。
得知获得奖助后，我就开始收集材料，真正着手从事研究的工作了。每有所得，我会就近把一些看法拿来向金老师请教。金老师也鼓励我把比较有心得的部分先挑选出来，写成小文章在《中国文字》上发表。
研究期间我最大收获是对于“周祭”（初称五种祭祀）的研究。董作宾和日本甲骨学家岛邦男两位前辈教授是我之前对于周祭研究最著名的两人。我重新探索，而且找到证据，修正了两位前辈所推论的周祭的祭祀名单和祀首（开始的祭祀组）。五种祭祀是以翌、祭、载、劦、肜等五个祭祀，持续不断地向商王的祖先举行，一个周期约为一太阳年。但有必要探求何者为先，董作宾先生认为祭祀时先鼓乐的肜，然后跳舞的翌，最后以吃饭的祭、载、劦结束，所以次序是肜、翌、祭、载、劦。岛邦男先生认为先大规模的举行，祭的祀组包括载与劦，规模最盛，所以次序应该是祭、载、劦、肜、翌。这两种说法都是主观的认定，没有支持的证据。我就发现有两条卜辞，其序列都是翌、劦、肜。而且翌组与祭组、祭组与肜组都是相连的，但肜组与翌组之间却有一个空旬，明显表现一个祀组与下一个祀组之间的中断。所以五种祭祀举行的次序应该是翌、祭、载、劦、肜。此文发表以后，大概就被认定为正确，不再有异议了。后来在屈万里教授的指导下，我扩充成为我的硕士论文《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因为我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了，所以修业二年就从硕士班毕业了。
那时正好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写信给研究院，请求推荐一个人去整理学校所收藏的明义士博士购藏的甲骨。屈老师大概认为我已经具备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了，就与研究院的李济教授合力推荐我去加拿大整理那批材料。
在博物馆工作，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可以利用甲骨上的钻凿形态去判断甲骨刻辞的时代。早先董作宾先生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从刻辞的内容归纳出甲骨断代的十个标准，很得学者的赞同。但是其中某一类的甲骨，学者对于其年代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相持不下。我的钻凿断代方法提供一个不同的切入点，有利于解决争论。
殷墟出土的甲骨，为了让占卜烧灼后的兆纹能够容易显现，就在背面挖刻凹洞，学术界称之为钻凿。一般学者没有看过真正的甲骨，看过的学者也没有长时间的接触，所以都没有发现不同时期的甲骨其上的钻凿形状有不同的形态，自然也不会想到甲骨上的钻凿形态和时代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在拓印完甲骨之后，我会对甲骨进行清理，这个过程中一定会看到甲骨背面的形象。在清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慢慢感觉到不同时期的甲骨上的钻凿形态有不一样的习惯，就转而特意地观察，并且到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台湾等收藏丰富的单位去收集资料。确定钻凿形态对于甲骨的断代确实具有启发性，并完成我在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博士论文。从种种现象，我得出第四期与所谓的王族卜骨应该是同时代的结论，即肯定了董作宾先生的论点。后来大陆在安阳的小屯南地以及小屯村中与村南所作的地层发掘，都证实我的研究结论。因此有些学者也开始撰文议论以前的错误归属。之前，研究院的张光直先生就指称这种以钻凿形态断代的方法是甲骨断代的第十一个标准。
自我写作的《中华古文物导览》出版后（简体版名为《文物小讲》），台湾商务印书馆接洽我出版比较完整的教学版本。我同意把自己的版权买回来让台湾商务印书馆重新编排与出版。我上课的材料有比较多参考的信息，我就做一些参考内容上的删减，计划以汉朝作为分水岭，分为两册出版。但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建议以主要朝代的器物大致区分为：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共四册，并以甲骨汉字为主轴，如此对读者比较容易入门，除了习得古物知识，更能了解甲骨汉字的来源和故事。虽然跟我原先的规划与分章的原则不同，但对一般读者来说会更具有阅读节奏。在这套书出版不久，我非常高兴被告知大陆的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有意愿出版这套书的简体字版。
本书和大多数介绍中国文物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介绍偏重于出土或收藏的信息，如尺寸的大小、质料、名称、出土地、现藏何处，以及有无铭文等比较基本的信息。我因为每件重点介绍的文物要写上一千四百字左右，必然要加上一些自己延伸的观点。甲骨学是我的专业，所以往往也从甲骨文的视角来讨论。譬如说，所谓的红山文化的猪龙玉雕，我就举甲骨文的“龙”字（），尾巴必定与嘴巴反向，而玉猪龙的尾巴与嘴巴几乎衔接，不可能是龙的形象。反而与甲骨文的“肙”字形（）相似，而且玉猪龙悬挂起来的形象与蚊子幼虫浮挂在水面的形象一致。肙字在甲骨刻辞的意义是病疾的捐除，所以建议玉猪龙是以幼蚊的形象悬挂在胸前，可能具有驱蚊虫的魔术意味。
青色岫岩玉猪龙，高7.9厘米，红山文化类型，5500～4200年前
蟠螭纹莲瓣盖双环耳青铜酒壶，高47.4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东周，公元前5世纪
又从部门所藏的春秋时代的莲花瓣透空盖酒壶，以及甲骨文的“莤”字，领悟到都是滤酒的器具。作用是卡住香茅，使酒渣不会从孔隙掉进酒壶里。
这件铜壶不但有六片向外伸出的透雕的莲瓣，而且盖子的顶部是透空的。盖子是为了防止酒的醇味走失而设计，如果是透空的，就失去其制作的意义了。中国的酒是用谷物酿造的，含有渣滓，把渣过滤掉才是比较高级的清酒。祭祀要用清酒，甚至是带香味的，才够表达主事者的虔敬心情。甲骨文的“莤”字（）作两手拿着一束草茅在一个酒壶之旁，充分说明使用香茅滤酒的创意。滤酒时先把草放在酒壶上然后倒上酒，酒就从草间的孔隙滴入壶中，不但把渣滓滤下来，还可沾染香草的味道。如果没有东西把草卡住，草就可能移动而有空隙，使得渣滓掉进壶中导致影响酒的质量，所以伸出的莲瓣是为了要把香草卡住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壶盖要透空以及有多个莲瓣的道理。商代没有这种形式的酒壶，但有滤酒的必要。到底使用什么器物去过滤酒呢？口沿有两个支柱的爵与斝，如果想用手提上来，就会倾斜而倒出里头的液体。大家都猜不透支柱的用途，我怀疑其作用就像这件酒壶的莲瓣，目的就在卡住滤酒的茅草。
饕餮纹平底青铜爵，高17.6厘米，商早期，公元前1600～前1400年
鸟纹青铜斝，高22.8厘米，约商中期，公元前15～前14世纪
“酒”字的甲骨文（），创意来自一个窄身尖底的酒瓶。但是商代并不见这样的酒瓶，比较欧洲运往北非的酒瓶，和六千年前仰韶文化或五千多年前庙底沟的小口窄身尖底的红陶瓶绝似，知道那是因应长途运输的需要。所以创意的重点是装在这种特殊容器的是酒，不是水。这样就对仰韶文化还没有酿酒的认知要重新思考。
同时我也讨论，这种尖底的陶器在庙底沟类型以后的文化遗址中不见或很少见到，可能与水井的开凿有关。在较早期的年代，水要从远地的河流汲取运送回家，所以陶器加两个圆纽以方便系绳背负。后来有了牛马家畜，可以用竖立的形式安放在牛马背部的两侧，由之背负而不必用纽系绳，一如游牧民族的辽、金时代，制造有超过半米高的细长陶罐，以方便马匹装运负载水酒。往后人们晓得挖井取水，就在住家附近开凿水井，不用从远地运水来，所以也不再需要这种造型的水器了。
小口尖底双系梳纹彩绘红陶瓶，高46.2厘米，半坡文化，6000多年前
以上略举几列，说明我介绍一件文物，除了基本的信息，经常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观察。当然我也期盼同道不吝指正，让我有更成熟的认知。
许进雄
2019年8月
壹 陶俑与明器─妙手天成，匠心独运
汉至唐的陶俑
领导军队、保护秦始皇的威武将领
轻装上阵，却令人闻风丧胆的秦朝士兵
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
具备战略价值的马
风行汉朝的穿搭时尚
玩游戏玩到废寝忘食，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甲骨文『化』字与杂戏表演的关联
四川富庶及注重艺术的证明
画像石中隐藏的秘密
建造高楼的意义，与甲骨文『楼』字的构成
来源于财产私有制的陪葬习俗
古代最安稳的代步工具：牛车
什么时候才出现大量制作陶俑的技术
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
甲骨文的『安』，隐藏着对女性的限制？
大有来头的御赐宝马
甲骨文中有关居家休闲设计的字
汉至唐的陶俑
俑的本意是指人形的陪葬品，后来被扩充为概括墓葬所出土的，尤其是替代实用品的陪葬用具。陪葬的器物古时一般称为明器，可能是避冥字的构词。以日用品及死者生前喜爱的物品陪葬，无非是相信死后有灵魂，渴望进入另一个世界后能继续享用生前的财富和威望。所以家人会竭尽所能满足死者的愿望，免得死者灵魂会因失望而前来骚扰生者。到了阶级确立的时代，随葬品也附带着炫耀财富与地位的作用，因此更加不惜花费巨资制作。
远古的人们以采集渔猎为生，居无定所。除了随身工具、武器以及装饰物外，没有太多的财物。那时连有没有正式的埋葬都值得怀疑，自不会有要陪葬东西好在死亡以后享用的想法。就算演进到氏族社会，过着群居生活，初期也没有产权的概念，东西由大家共有公用。除了个人专用的生活器具，因为被认为沾染了使用者的精灵或魔力，别人不得再使用，才以陪葬的方法毁弃之外，没有人能随意处置公有的器物。到了人们有产权的观念，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东西时，才可能有陪葬的意识。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可能就有这种意识；或要迟至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有了以妻妾或奴仆殉葬的情形，才可确定有了要带到神灵世界使用的观念。
初始的陪葬物是实用器具。后来为了节省费用，才有象征意味的明器出现。明器制作，主要是模仿礼器、日用器皿、工具、家畜、人物等形象，使用较便宜的材料或缩小尺寸以节省费用。质料以木、陶最为常见，还有使用瓷、石、金属、纸、竹、草等材质的。《礼记?檀弓》里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新石器时代明器已有出现，到了商周时代日益普遍，秦汉时期更为流行，秦兵马俑甚为著名。
明器的制作使用各种材料，以省钱为主要目的，使用最多的是陶与木。木料容易雕刻、绘画细长的人身，因此制造出的数量一定不少。但木材为容易腐化的东西，除了南国的楚地，因地理因素略有出土以外，少见于其他地区的墓葬。陶制明器初以模仿铜制的器物为主，汉代陶器烧造的技术已大有改进，物美价廉，几乎成为明器的唯一材料。到了纸张便宜时，恐怕家道不富裕的，很多就改为纸糊的了。魏晋时代已有纸制冥钱，大概也会应用于随葬器物。
战国开始出现陶制明器，汉代盛行，有官署东园匠专司理其事，管理及供应有官职者的明器。家常用具、餐具、牲畜、炉灶、屋舍、田地、仓库、畜圈、井架、杵臼、奴仆、杂戏、舞姬等一类的模型，大概都可以随个人的财力任意购置。如果是车舆、马骑、武士、塔楼等代表阶级的东西，恐怕要具有一定地位的家庭才可以放入墓葬。
陶制明器的盛期在汉代至唐代。汉代大概因为是太平之世，属于军卒仪仗的明器不多。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动乱，武人支配政治。武人喜好炫武，重视仪仗军容，所以披甲执盾的武士、高冠宽袍的文吏等形象特别多。到了唐代，明器之制更为严格，不但种类，连陪葬的数量也有规定。制作也非常讲究，一改汉代以来的素胎或单彩釉陶，常在一件器物上施用黄、绿、褐、蓝等斑斓多彩的不同色釉，即为唐三彩。这一时期的陶俑不但制作的种类多，也出现许多表现社会活动的新形象，而且非常生动，带有艺术创作的味道。如以骆驼一项为例，有昂首吐舌高嘶、跪坐休息、伫立待发等各种传神的姿态，其背上所驮的货物，更是形形色色不能备举。再加上乘坐骆驼的胡人商贾的形状，真是变化多端、比美雕塑的佳作。
北朝及唐代的陶俑多为骑马或徒步兵士、仪仗、官吏、仕女、骆驼、马匹，日用器比较少见。宋以后不再流行，明代虽然恢复盛况，但形制刻板，远不如唐代的姿态万千。
领导军队、保护秦始皇的威武将领
1974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秦始皇兵马俑遗址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比真人还高，姿态各异，服装和表情都不同，非常写实的陶塑像出土，井井有条地排列在坑道中，组成了一支雄武的军队，惊服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些写实的塑像让我们对秦代的衣冠形制有了确实的依据，可以印证文献的记载。图1-1这件陶俑，直接把冠帽扣盖在发髻之上，以冠缨通过耳侧而向下捆缚于颔，末端呈八字分开，飘拂于颈下。袍内穿长至膝盖的内衣，外罩以稍短的战袍，再加上护肩及铠甲。铠甲的材料，上半部看似使用硬革裁成，缀甲的部分则可能是以钢铁打造。战国时期的钢铁甲胄至今已有多套出土。双肩及胸前结扎彩带。小腿穿着护腿，脚穿方口翘头的鞋子。双手交叉放置在腹前，像是按着一把长剑的样子。坑内曾出土长达91.5厘米的青铜扁茎剑，这样长的铜剑不便用于对战，乃是将军用来指挥军队的用具，亦可作为地位的象征。此人方脸、宽额、厚唇、留有八字胡，神情看起来坚毅沉着，颇有久经沙场、严于治军的将军气势，见证了秦始皇赖以统一六国的强大军事力量背后的卓越领导系统。
坚毅沉着、地位崇高将军俑
图1-1 彩绘灰陶将军俑，高197厘米，兵马俑二号坑出土，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在汉代以前的文物中，我们看不到主人的形象，显现的人物多是双手被械梏的罪犯、掌灯的奴仆、脚被砍掉的守门者、取悦主人的乐舞者等下层的形象，大大不同于西方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看来这是两种不同民族的不同思考方式。这位在战场上指挥千万大军，决断他人生死的大将军，在秦代的社会不是属于高阶层的人物吗？难道秦国人思想和其他六国不一样，不在乎自己的形象被塑造？其实不是的。将军虽然在他管辖的范围里高高在上，但是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他也是一位属下，要为帝王服务，因此被塑造、埋葬在保护秦始皇的随葬坑中。如果是这位将军自己的坟墓，随葬的将会是成群的骑马持戈列队仪仗、服侍的奴仆和数不尽的财宝器物了。
图1-1这件将军俑出自二号坑。这个坑规模非常大，出土的俑也最多样，有步兵、骑兵及车兵，表现出联合编队的大型军阵模样。三号坑最小，出土一辆建有华盖的四马拉的车子，有四位高级武士护卫着，但不见指挥的将军俑。学者认为这就是整个大军的指挥中心，其南厢房是议事厅，北厢房为宴饮享祭的所在。乘坐马车的人就是整个军阵的主人、大军的统帅秦始皇。依中国的传统，他的形象是不会出现在随葬行列中的，他被埋葬在俑坑后面的坟墓中。
轻装上阵，却令人闻风丧胆的秦朝士兵
图1-2所示这件陶俑的姿势很特别，左膝蹲曲，右膝着地，右手下垂，左手臂放在左腿上侧，下臂平横，表现出持拿某种器物的动作。在军事中，这种姿势最可能是在表现持拿弩机，所以有人称呼此件陶俑为“弩兵俑”。弩机是弓箭的进一步应用。一般的弓，弦拉满后就要于短时间内发射出去，否则手会因用力过久而发抖，以致发射不准。弩机则是利用三个铜构件组成扳机，扣住弦而不发动，等待最佳的时机才扣拉扳机将箭发射出去。另外，还可以用双脚撑住弓体，将全身的力量汇集于双手，拉弦扣在扳机上。这样可以使用更粗大、更有反弹力的弦，射出杀伤力更大的箭。曾经出土过装有二十支箭的战国时期的活动卡匣弩机，一次可射出两支箭，并可节省装箭时间，只需专注于拉弦扣扳机，有如现代的半自动步枪。
随时备战的军士轻装士兵
图1-2 白衣彩绘灰陶跽射军士俑，高122厘米，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这位军士的发型在兵马俑中属于最常见的形式，乃先将头发自中间分开，然后各掠向两耳与两鬓的长发结合，再编成辫子，最后盘结于头的左上侧，用朱红带子把发髻束扎住。从衣服下摆多层的样子，可推测穿的内衣与前面讲过的将军俑一样，是厚重温暖、长至膝盖的长袍，外罩稍短的战袍，最后套上用甲片缀缝的肩甲与铠甲。最近在秦始皇陵中发现的由612片组成的、重达18千克，同实物一般大小的石甲明器，和这个俑所穿的一模一样，应该就是当时的标准装备。这件俑脚上穿方口翘尖齐头的鞋子，和将军俑稍有不同。
图1-2中的这位军士，身与头向左倾斜，两眼平视，薄唇紧闭着，一副备战的样子。古时射箭的士兵，战斗时分立与跪两队，顺序发射，保持持续不断的掩护攻击。从塑像上看不出他带有防身武器的样子，但在遗址现场还发现了铜镞与铜剑，说明他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从事近身的搏斗。战斗的武士一般戴头盔以保护头部，尤其是位高权重的指挥官。甲骨文的“卒”字：，是很多甲片连缀起来的衣服的样子。卒字在西周以前的意思是穿用甲胄的高级军官。一旦产业发达，甲胄成为士兵的普遍装备，卒字的意义就被扩大，以之称呼士兵。指挥官在部队后方指挥攻防，不必参与第一线的战斗，所以不必穿沉重的装备。比如秦兵马俑坑出土的将军俑只穿少量的护甲，不戴头盔。
但是秦军最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却是那些一反常态，不戴头盔的“科头”武士，他们轻足善走，奋不顾身，常乘人之不备，攻敌于意外，建立了很多战功。兵马俑坑出土的徒步兵俑，除了少数穿有盔甲，大都没有穿戴任何的铠甲。张仪曾威吓韩国说：“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鸷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战者，至不可胜计也。”“不可胜计”的士兵指的就是这一类的勇士。
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
商代的大墓，偶尔也有人形的雕塑，如加上手梏的奴仆陶塑、裸体或盛装的玉雕人像等，它们到底是死者喜爱的艺术品，还是打算带到来世服务的侍从，难以肯定。但是像图1-3中这一件，从出土地点与衣着的式样推论，肯定是带去来世服务的奴佣俑了。
图1-3这个跽坐俑梳发为髻而垂于脑后，里面穿着厚内衣，外罩了一件轻薄的交襟长袍，双手半握拳置于腿上，双膝跪坐。此人表情严肃，头略为前倾，眼睛微张而垂视，嘴唇紧闭，面目清秀，留有胡须的墨迹（也许是种误会），是一位年轻人的塑像。从此人拘谨的形态及表情可以想见其身份是宫中的奴仆，还带有诚惶诚恐的心情。
与图1-3中这件同时出土的陶器，上有“大厩”“小厩”的铭文，可以推测这个陪葬坑象征宫廷的马厩，而这个陶俑是厩中的养马人。这件陶俑的捏塑技巧高超，刀法细腻，比例匀称。根据描述，原有鲜艳的彩绘，可惜出土后保存不良，色彩都已剥落，从照片已难看出痕迹。
宛如真人宫廷奴仆的塑像
图1-3 彩绘灰陶跽坐俑，高65厘米，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图1-4 图1-3前视像
图1-5 舞队陶俑，高5厘米，山西长治出土。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山西博物院藏。制作朴拙，各有姿态
秦始皇陵所出土的陶俑的艺术手法都非常高超，像图1-3所示的这一件就连头发都一根一根地清晰刻画出来了，衣服的褶皱，甚至指甲，也都一丝不苟地据实呈现，让人感受到了工匠对艺术表现的执着与认真。
古代成年人的发型，男性大都把发髻盘在头顶上，而妇女则将整把头发束于脑后，后来也有盘到头顶梳成复杂形式的。这件陶俑要不是有残留胡须墨迹的描写，笔者一定把它当作女性看待。近日报告附近出土了同样发型的陶俑，两脚平伸而坐，双手前伸有所动作的样子。其姿势与云南铜鼓上的织布女工塑像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在表现织布工坊里的织工形象。织布是女性的工作，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件俑是在表现女性。
图1-6 灰陶将军俑， 高196厘米，兵马俑2号坑出土。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图1-7 灰陶立射俑，高186厘米，兵马俑2号坑出土。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随葬物品起初用的是实用器，人殉也不例外。后来为了节省费用才以较小或较为便宜的材料制作。但人是没有办法以较便宜的材料制作的，所以西周以来，人殉的数量虽减少了，但没有替代物。孔子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言论，但是目前尚不能证实之前的时代有以俑随葬的习俗。可以当作证据的是为数不多的战国时代的楚国木俑。秦始皇大量以真人尺寸的陶塑物随葬，如果以事物演化的常规去看，应该有其模仿的对象，或许在尺寸缩小的楚国木俑之前，已存在真人尺寸的木俑，只是因为地下条件不易保存，所以没有见到出土物。
图1-8 灰陶马与牵夫俑，俑高180厘米，马长200厘米。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图1-9 灰陶，或加涂白土及彩绘的男女侍俑。最高44.4厘米。西汉，公元前2世纪
具备战略价值的马
图1-10中的这件马俑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感觉到它矫健善跑的英姿。瘦长的头、嘴微张、鼻梁高而有棱，特别衬托出其曲折结实的腮帮子。耳朵的部位有两个小洞，应是插耳朵零件用的，可能是陶、木，甚至是皮制的。上细下粗的颈部并不显得浑圆肥胖，而是呈现筋骨纠结、肌肉隆起的凸棱状态，颈背有个沟槽，应是用来插已经遗失的毛质鬃毛。胸部微微隆起，腹部略向外膨，后背稍微隆起。臀部有装马尾的孔洞，腹下的腿部留有四个榫孔，所套的脚不知是木制还是陶塑。整体给人的印象是结实健壮，一点也不肥胖。这匹以零件组合的马设计特殊，其制作方式与一般大量生产的方式可能不同。一般为了翻模的方便，马鬃和身子不必分开，只有为了让马匹更为逼真，才需要装上异质料的毛鬃，如此讲究的设计，很可能是某位贵族定做的。
踏石留迹汗血宝马
图1-10 赭衣灰陶马俑，高24.3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西汉，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
这匹马全身的比例匀称，是工匠仔细观察后才进行塑造的结果，和汉代大部分马俑只具有形状而忽略细部描写的风格非常不同。如果不是全身涂上一层赭色的土，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唐代风格的作品。这匹马和一般的中国蒙古马种为不同品种。中国蒙古马种比较矮胖，腮帮子没有明显的曲折，而这是一匹产自西域的马。尤其是赭红的肤色，点明了它是来自西域的汗血马。汉武帝曾为臣下进贡的一匹这种野马写了首诗：“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这匹汗血马引发他要取得更多种马的决心，因此不惜代价两次派遣军队，远涉不毛的沙漠与山脉，去攻打远在西域的大宛国。经过了许多的艰难，终于迫使大宛投降而取得一批被形容为“踏石留迹”的神奇汗血马。这种马之所以流血色的汗，是因为寄生体内的微生物随着汗被排出来的缘故。
马的感觉器官发达，眼大而位高，视野宽阔，记忆力强，方向感也极强；兼以力气大又善跑，是非常有用的牲畜。此外，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在荆莽中常能引人们脱离迷途，虽不一定用于骑战的目的，仍是重要的军备。但是马的性格不羁，很难驯服与控制，在常见的家畜中，马是最晚被驯养的。中国传说在4200年前的夏禹时代用马取代牛来拉车，可能是马被驯养后不久的事。
商代原不以马作为祭祀的牺牲，后来常被作为国与国间盟誓时的牺牲，可能是因为马是军中常备的装备。马既然有军事上的大用途，主政者当然要重视马的培育工作。从甲骨卜辞，得知商代不但中央政府有马官，各地方也有各自的马官，主管马的驯养工作。而各地方是否前来进贡马匹的记载也多次见于贞卜刻辞。
中国的马并不善跑，商代的马车因轴心离地面太高而容易翻覆，贵族乘坐是为了展示身份。后来盛行骑马，甚至马战，马种的培育自然成为国家的重要政策，所以从很早开始就向游牧民族索求优良的马种。如《今本竹书纪年》有西周孝王时西戎来献马，夷王时征伐太原之戎而获得马千匹的记载。汉景帝在西北边境大兴马苑达到36所，养马30万匹。汉武帝攻打大宛的原因也是基于长久的规划，不能把汉朝从此经济走下坡路，社会动荡不安的全部责任都算在他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