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行汉朝的穿搭时尚
图1-11中的这件陶俑看起来头戴着轻便帽，有宽带罩住两耳并束缚在下颔，内穿暖厚的红领而有红宽边长袖的长至膝盖的内衣，外罩带红边略短的绿色战袍，外又加上方领黑漆革鱼鳞甲，在铠甲下端腰的部位用带绑紧。脚穿彩绘的高筒皮鞋。他的头稍微抬起，两眼直视前方，左臂下垂而袖管卷起，右臂上举，食指与大拇指伸直。出土时，他排在整个军阵的最前列，所以认为其上举的右臂是在做指挥的动作，给几千名即将前进的军队做下一个动作的指令，因此给了这个陶俑“指挥俑”的称号。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使我们感受到了他脸上所表现出的坚毅果敢的气息。洗练的造型和栩栩如生的神态深深感动了2000多年后的我们。
图1-11中这件陶俑是1965年在一个汉墓的陪葬坑出土的。这个陪葬坑有1965个彩绘步兵俑、538个彩绘骑马俑，而这件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这个坑已遭到破坏，否则出土的随葬俑可能还会更多。汉代常见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牲畜、器物、仆佣、歌舞俑等随葬，像这坑数量这么多，军容整齐，配备齐全的陶俑行列，是非常罕见的。专家认为这个工程浩大的墓葬是作为汉高祖刘邦的陪葬墓，墓主很可能就是汉初的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
栩栩如生指挥大军的军士
图1-11 白衣彩绘灰陶举手军士俑，高55厘米，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咸阳博物院藏。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大多数的彩绘陶俑从地底下挖掘出来以后，因为接触了地面非常不同的大气环境，使得图绘的颜料产生了化学变化而褪色，有时褪色到连痕迹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一坑陶俑的彩绘都保存得非常理想，仍然鲜艳绚丽。不但在汉代，就是在唐代的彩绘陶俑里面，也难得找到同样鲜艳的作品。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的色彩，想象其他已经褪了颜色的陶俑，在2000年前应有的生动形象。
秦汉时期的陶俑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内衣的形式，不管是贵族还是奴仆，文吏或是军士，男或女，都是穿高领的内衣，且不止一件。其形式看起来都有厚重的感觉，很可能是填了棉絮的。外面的罩袍看起来比较单薄。汉代的长袖内衣称为襜褕（chān yú）。汉武帝时，武安侯身穿襜褕入宫城，结果被判了不成体统的罪名；可以推测平常家居只穿内衣襜褕，有正事外出时才罩一袭轻薄的外袍。内衣兼有家居御寒与外出展示的功能，所以既要裁剪厚重，也要有衣领。北朝及唐代就不见高领内衣的形式，可能是受到异族生活环境比较公开的影响，家居时间少，穿外衣时间比较多，御寒的功能就由外衣来承担。
这一批作品很忠实地塑造了当时军士们的装备，让我们对汉代的戎装能有具体的认识。图绘的颜料至少有黑、褐、绿、红四种，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些汉代的彩绘艺术。超过2500件兵马俑的阵容，虽然还比不上秦始皇兵马俑上万的威势，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写实的多彩多姿，却不是秦始皇的兵马俑所可比拟的。
图1-12 铅釉红瓦陶骑马射俑，高31.4厘米。汉，约公元前50～公元50年
玩游戏玩到废寝忘食，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图1-13中的这一组铅绿釉陶俑由四件所组成，中间是一方形的座，各边透雕三段圆弧而成为四个支脚的形式。座上放一块长方形的板，板上左半部堆贴的图样已经残缺，右半部隆起六条与板宽等长的窄道。左边的男士跪坐而身躯微起伸直，头戴顶上有缨装饰的圆帽，身穿窄长袖长衣，左手斜上举，手指有所动作，右手自然下垂；右边的男士臀部跪坐在小腿上，穿戴同样的衣帽，两手向下前伸，两掌五指并拢，掌心向上；显示两人的动作相互响应。参照其他动作类似的汉代陶俑，可以肯定这两个人是在兴高采烈地玩六博游戏。如果参照另一组河南灵宝张湾出土的六博游戏俑，这件的棋盘方向应该调整为横置。六条隆起的长脊应该是表现六根筹箸，放在一旁。残缺的另一边是画有方框与曲角线的棋盘，原本应放在两人的中间（见图1-14）。
流行的休闲六博游戏
图1-13 铅釉陶六博游戏俑，最高16.4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东汉，约公元100～公元220年
从文献上了解，在两汉魏晋时代六博游戏非常流行。下棋是有闲情的人所玩的一种游戏，大半是生活有余裕，不必担心三餐者，劳工就得不到这样的闲暇。游戏与歌舞一样，是生活愉快、无忧无虑的象征。在仙人的世界里，物资既无缺乏，精神也是极度快乐的，所以在营构墓室的画像石上就有仙人欢欣地大玩六博的图像。因此，墓葬里的六博陶俑也具有汉代常见的祈求长寿的意义。
当时使用的铜镜更能反映出此时期六博游戏的盛行程度。当时有种规矩镜，又称为博局镜，因为这种镜子的背面除主要纹饰之外，还有用明显的线条标出六博棋盘的线路。这种棋盘的中央是个方框，其四条边外各有一个面对中心点的T形纹，四个T之间以圆点分隔，各T形之外是L形的曲角线条，盘的四个角落是像V形的直角线，所以这种镜子的早期英文名称叫TLV镜。棋盘上标明的线路和计时日晷的纹路也是一样，从而可知，汉代的博局镜是一物三用，既可以用来映照容颜，又可用来看时间以及下棋。
图1-14 汉代画像石上的博局游戏图
日晷是一种实用的器具，起源多早虽然已经难以考究，但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使用，比六博游戏早，可以推知六博是利用日晷的线纹作为玩乐的器具。到底是什么灵感促使发明者利用日晷的板来游戏，已不可考。
战国晚期的墓葬已有木制的六博道具出土。道具除棋盘外，至少还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棋子各六枚，以及六根筹箸。从少量有关六博游戏的描述及棋盘的线路推测，游戏方式大概是以骰子一类道具掷得的点数，依线路行走，到达特定地点取得预定的点数就算胜利。胜利的结果取决于掷骰子的概率，对技巧的要求不高。如果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走棋游戏，而在当时，不但有“三辅儿童皆诵之”的游戏口诀，甚至有令人玩到“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的地步。出土的图像，玩的人常舞动双手，兴奋不已的样子。只是这种游戏太过简单，吸引人注意的地方似乎只在于投掷点数的一刹那，所以晋代以后就不再流行而失传了。
甲骨文“化”字与杂戏表演的关联
汉代产业兴盛，人们有闲暇从事各种娱乐活动和文学创作，在墓葬的画像石中留下了当时丰富多彩的表演，诸如弄壶、飞剑、跳丸、冲狭、马戏、戏车、寻撞、履索、幻术、杂技、俳优、投壶等项目。从一些具体的描写文字，如张衡的《西京赋》，就描写了汉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情形，不但有歌舞、说白、化妆，也有钟、鼓、锣、笙、筝、笛、琴、瑟等各种乐器，以及人数不等的表演队伍，规模相当庞大。
惊险刺激的表演杂耍倒立
图1-15 白衣彩绘三人倒立杂技陶俑，高24厘米，河南洛阳出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
图1-15中的这件陶俑涂了一层白衣，应该有彩绘，可惜已经褪落，看不出色彩的样子。这件陶俑塑造了三个人表演倒立的形象，用于反映死者生前享受到的娱乐节目，并打算要带去来世继续享受。杂技属于百戏之一，表演偏重在力、巧和危险动作的配合。这三个人以不同的姿势倒立在一个圆形的围栏之上，这个圆形的围栏应是一口井。井提供饮水给居民使用，是人们能经营定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设施，在人口繁多的城市，更是人们聚会的地点。想要吸引观众，水井所在之处是个理想的地方，应当也是杂技团会选择的表演场所。而且，井既深又有水，如果不慎掉落其中，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在井上表演危险的动作无疑有更加紧张、刺激的效果。汉代户外表演的场地有时非常宽广，河南新野出土的一件画像砖描绘了一些人在两辆前后急驰的马车上表演倒吊、走绳索、接射箭等技巧，没有宽广的空间可没办法让马车奔驰。
翻身倒立是杂技团非常受欢迎的表演，甲骨文的“化”字：，作一人正立与一人倒立的形状。化的含义是变化、变幻。《列子?周穆王》中的“化人”，叙述种种变幻之技术，就是今日的魔术。在汉代魔术经常与杂技同团演出，以求演出不单调。甲骨文的化字除了是表达翻跟斗的体操活动之外，实在找不出与字形、字义有关的其他事物。倒立是体能训练变化出来的花巧动作，奥运会的“体操”项目就是着重这一类技巧的竞赛。某些社会的早期宗教舞蹈，也常表演带有魔术意味的翻跟斗，也可能是此种娱乐的源流，倒不一定是衍自于军事训练。从甲骨文的化字，似乎还可以推测，商代已有以娱乐他人为职业的专业杂技演员了。
民众对于马戏杂耍的喜好，应该是持续不衰的，清末民初北京天桥的练把式很有名。杂技俑在汉代的墓葬也是常见的，但是以后的时代就不见了。汉代的人向往神仙快乐的生活，所以要把满足口欲的生活用具、愉悦身心的琴棋、杂技都带到天上去。汉代以后神仙思想淡化，所注重的是表现俗世威仪的仆佣及仪仗，所以多见骑吹、军阵的出土，娱乐感官的项目可以略而不论，就少见鸡鸭、炉灶以及百戏的表演了。
四川富庶及注重艺术的证明
图1-16中的这件陶俑不能只当作一般的随葬品来看，而应该看作是一件精心塑造、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它的尺寸也不是一般的汉代陶俑可比拟的，其高大的尺寸更增加了其动人的气魄。虽然上面所涂绘的色彩已经剥落，但一点也减弱不了其风趣、诙谐的价值。
这个说唱俑的头上戴了一个小帽，还系绑了头巾，打了一个结。上身袒露，显露松弛下垂的腹部。左手抱着小鼓，上臂还戴了一副串珠一类的东西，如果原先的色彩还保留着的话，一定与手的颜色很不同，增加表演的色彩效果。右手拿着鼓槌，做出即将打击的样子。下身穿劳动者的长裤，左腿曲膝而坐，右腿则抬起来前伸，显露没有穿鞋的脚底，看来他是在室内表演，否则大半会穿鞋子。一看说唱俑的脸孔，额上竟有好几条深刻的弯曲皱纹，可以判断他长期为谋生活而奔波，让岁月在脸上刻下了饱经风霜的烙印。他张口露齿吐舌，眉开眼笑，看似神采飞扬、自得其乐的样子，可能在心中满是辛酸，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皱纹了。
夸张逗趣的表情说唱俑
图1-16 击鼓说唱灰陶俑，高56厘米，四川新都出土，成都市新都区杨升庵博物馆藏。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
塑造这尊陶俑的艺术家，捕捉了说唱者说到得意处的那种神采奕奕的刹那神情，并以夸张、诙谐的手法表现出来；高耸的肩膀，突出的脸部表情，松弛下垂而无力的腹部再配上一个圆滚滚的凸出的肚子，这是把眼前的景象，通过艺术家的巧思加以夸张并且诙谐、幽默化了，让人一见到就永难忘怀其滑稽的形象。如果是完全写实的，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不到半日就让人没了印象。笔者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站在这个塑像之前莞尔微笑的感觉。
除了这件以外，四川还出土了一件汉代击鼓俳优俑（见图1-17），其诙谐的表情比这一件更为夸张，同样是上身袒露，腹部松弛下垂，抱小鼓的左手臂也戴了一副串珠；同样是满脸的皱纹风霜，他眼睛歪斜、嘴巴歪扭、吐舌头的诙谐样子更让人不禁开怀大笑。这两件很可能都是同一人所塑造的作品，才会有如此类似的身材与表现手法。说不定模特儿也是同一个人。
比起唐代的陶俑，汉代陶俑的制作一般要简陋得多，大都采用略具形象的鼻目，而不在意容貌神情的细节刻画。不过在四川却出土了这两件逼真传神的人物俑，不但衣服褶皱明显，连眼角的皱纹也都表现出来了。四川虽偏处中国的一隅，到了汉代已经是一个物阜民丰的富庶地方，而且艺术的风气应该也很浓厚。有名的爱情故事中，卓文君在暗中听了作为客人的司马相如在宴席中表演琴艺，感动得黑夜奔来委身相许。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的家道非常殷富，有家仆八百人。这个故事可以印证四川的富庶与普遍喜好艺术的风气。可证明此点的常见四川文物还有一种，即构图新颖的描写当地生活的大型画像砖。如鱼池旁的弋射、农田上的收获、宴席前的乐舞百戏、盐场运盐等，其图案都可以当作艺术水平高超的版画看待，蜀地如果没有良好的艺术市场，恐怕也很难产生这些高水平的艺术商品。
图1-17 击鼓俳优俑，高66.5厘米，四川成都郫都区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图1-18 白衣灰陶娱乐俑，最高21.2厘米。东汉，公元1世纪中期至2世纪
图1-19 彩绘乐舞杂技陶俑，长67厘米，宽47.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图1-20 抚琴陶俑，高36厘米。东汉，贵州省博物馆藏。公元25～公元220年
画像石中隐藏的秘密
画像石在汉代较为常见，尤其是在东汉。所谓画像，是指墓室石壁上的装饰图案，偶尔在地面上的石阙建筑中也能见到。图案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表现个人的财富与地位，诸如宅院、农田、牧场、作坊、仓廪、庖厨、宴饮、乐舞、百戏、讲学、车马出行等，这是用来代表墓主人生前的知识水平，以及拥有的财富和荣耀，以便带去来生使用；二是具星象、鬼神、祥瑞意涵的事物，代表汉代普遍所期望的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三是历史故事，纯粹只是起装饰的作用，与墓主人的生活与成仙的期望并没有关联，可能是想表达出墓主人的文化素养；四是单纯的装饰图案。
豪奢的墓葬精心雕琢的画像砖
图1-21 汉画像石，长103厘米，宽48～55厘米，厚18厘米，山东嘉祥县文管所藏。东汉，公元26～公元220年
图1-21所示的这块画像石，图案总共分成三格三个故事。最上一幅画着两位戴武士冠的武士，左边那位的双手握着一条头尾上卷，似乎在挣扎、想要脱逃的蛇。右边那位武士则身穿宽袖交领的短袍，并摊开双手，但看不出来他实际上是在做什么，这幅图有可能是想表现一个人有勇气，而另一个人却很胆怯的样子。中间一幅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四坡斜檐的高级建筑物内，建筑物的屋顶上有一只凤凰及一个人。屋顶有凤凰在汉代美术表现中很常见，大概是指有德者才能招致凤凰来仪，因此推测是位高权重者才能使用的图像。屋檐下也站立一人，面向右，头顶上方有“吴王”的题字，吴王前后各有一人，似乎正在向吴王提出建议。大致是表现出吴王在听过建议后，做了明智的决定，但到底所指何事，目前并不清楚。最下的一幅则是一位头戴皇字形冠冕的少年，左侧题为“太子”。右方有一人为太子打伞盖，这是登基的仪式。左边有二人在观礼。下方并列有两张床，床上各有一人。左边一人的头上戴着圆尖顶帽，穿交领上衣，正面跪坐，似是整个仪式的主持者。从这些图像判断，这块画像石叙述的故事应该是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辅佐成王，武庚和管叔等人不服管治群起作乱，结果被周公诛杀并归政于成王的历史。
画像石之制作是先用线条勾勒出图像的轮廓，或是以线刻画出轮廓，这是比较早期的做法；之后发展出浮雕的形式，雕琢掉图像以外的部分，并用阴线表现细节，这种方式是当时的主流。除此之外，也有配合彩绘的画像石。
画像石大致兴起于西汉宣帝、元帝时期，从山东、江苏、安徽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山西交界开始，逐渐往西推广至四川、云南地区。至东汉末期，又很快从各地消失。
画像石的制作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容易取得石材，二是因为制作费工，因此需要较为宽裕的经济条件。洛阳地区在西汉早期出现一种单棺的空心砖墓。空心砖室一般略大于木棺，长二到三米，宽一米左右，具有木椁的作用。这种墓室陪葬了仿铜礼器，墓主人的身份显然比陪葬少的单棺土洞墓高，看来是由前代长方形竖穴木椁墓衍生而来。可能是因为木材短缺，因此兴起这样的设置，其后使用渐多。到了西汉中期，又兴起夫妇合葬形式的双棺空心砖墓。起先的空心砖墓都是平顶的，此时也开始制作尖顶家屋的样式；大约在汉宣帝前后时期，开始使用小条砖砌构坟墓，不久就修建出有前、后、耳室的多隔间砖墓，到此时，砖墓与地上的住家建筑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从此墓葬就极少使用传统的棺椁了。
汉代盛行厚葬，多墓室设计的结构向东推广到山东一带时，有了新的变化。此地区多山，石材开采比较容易；加上战国以来作为最重要经济产业的盐、铁、丝业，在此地区相当发达，造就富庶者众，豪族互相攀比豪奢的程度。例如以石材修建墓室，当然也花费心思在石上雕琢花纹，以达到装饰的效果。这种奢侈的行为，反向往西传播，先是河南、湖北，再传到陕西、山西，最终抵达四川、云南。不久，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整个北方经济遭受极大的打击，财力既然短绌，非必要的丧葬费用自然也要加以节省，更何况魏文帝又下令薄葬，所以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就迅速衰落了。
图1-22 黑龙纹空心瓦砖，长100厘米，宽38厘米，厚16.5厘米，秦一号宫殿出土，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
图1-23 压印狩猎纹三角形空心灰陶墓砖，长167厘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图1-24 雕塑羊头压印园圃纹屋檐形灰陶墓砖，高60.5厘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常摆在两件三角形墓砖之间作为中心柱
图1-25 彩绘画像石，东方天神勾芒纹，陕西神木大保当汉代墓葬出土，东汉，公元1～3世纪。作用与空心瓦砖同
建造高楼的意义，与甲骨文“楼”字的构成
图1-26所示这座塔楼有三个敞开的门，表示至少有三层楼。如果从门户的高度推测，可能每层有门之楼上又有一层只开透雕窗户的楼房，如果以人物的高度来估计，更可能有今日的十层楼高。这座塔楼有壕沟保护着。壕沟中有鱼与龟在游水，有可能表现主人还开辟有池塘，经营人工的养殖业。不但壕沟周围有骑马装甲的武士在巡查，第二与第三层楼上也有持弩机与盾牌的武士在阳台戒备，以确保塔楼里的家人与财物的安全。愈是富裕的人家，愈容易受到强悍的盗贼觊觎，因此愈有钱的人家用于保护安全的武力要愈强大。在古代，有徒众也是一种威权的具体表征。与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她的父亲卓王孙就拥有家仆八百人。可以想象，当主人与宾客们在顶楼远眺延伸的庄园，享受美酒珍食、歌舞弦乐，冥想永恒的来世时，护卫们戒慎戒惧的警戒气氛。
与浮云同高塔楼建筑
图1-26 铅绿釉红陶塔楼，高120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东汉，公元2世纪中期至3世纪早期
在任何社会，尤其是年代越早的时期，越高的建筑就表示主人的地位越高。要让房子的外观看起来高耸，古代有两种办法：一是建筑在呈阶梯状的土层上，虽然每一土层只建一层楼房，远远看起来就像是多层的楼房；二是如果木构建筑的柱子能承受高楼的压力，也可以在同一土层上建造多层的楼房。这两种形式的多层建筑，商代都有文字表示，一是建筑在杆柱上的两层建筑物：；一是建筑在夯打结实的地基上的两层建筑物：。这两个字一定已被其他的形声字所取代。可能前一字是“楼”，后一字是“台”。已发掘的商代遗址，从柱础排列的痕迹也可以看出当时有建造二层楼房的证据。
高楼不但可以防湿防水，它居高临下，也便于侦察、防范敌人，而且远远就可以望见，能提高统治者的威势。所以商代开始就有在高台上盖楼以资纪念及炫耀的风气。东周到汉代的君主迷信神仙的存在，为了能更接近天上的神仙，楼台就越盖越高，《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为了亲近神仙而大建高楼，其中甘泉宫的延寿观高达30丈，建章宫的凤阙高达20余丈，神明台、井干楼高达50丈。汉代1丈约合今日的2.3米，50丈的高度就超过100米了。所以高楼在汉代还具有求神仙给予长寿的意义。但木构建筑不可能承受如此多层高楼的压力，故只能建筑在呈阶梯状的土层上。
汉代的建筑，现今除了少数的石阙和祠堂以外，已不复留存，但墓葬中的这些塔楼俑，让我们见证了当时辉煌的建筑成就，以及延续不断的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图1-26中这个塔楼的每一层楼都有斗拱的设施以承担厚重的四坡重檐屋顶。每一层楼也都有大片的采光透雕窗户及雕琢的梁柱。屋檐覆盖着上釉的陶瓦片和上挑的脊角装饰。此楼就好像是对东汉古诗十九首之一“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中的场地的注释。
图1-27 绿釉陶楼，高114厘米，山东高唐出土。东汉，公元1～3世纪
图1-28 红陶城堡房屋四面，高28.2厘米，宽39.5厘米，底41.3厘米，广州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东汉时形制大致相似，墙面有漏孔的装饰，反映南方建筑特色
来源于财产私有制的陪葬习俗
图1-30中这一件铅绿釉四足方形钱柜是模印以后再黏合成形的，外壁装饰了很多个当时的五铢钱以明示其用途，上面还设有可以开合的小盖子。这是人人都可随葬的物品：钱柜。
图1-29 各式随葬铅绿釉红陶日用模型俑：分别为灶炉、碓磨、猪圈。最高16.5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东汉，公元1世纪晚期至3世纪
带到神灵世界使用钱柜图
1-30 铅绿釉陶钱柜模型，高18.9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东汉，约公元100～公元220年
图1-30中这个钱柜的外表涂满着铅绿釉。铅釉指以铅的化合物为助熔剂的釉彩，是一种在700摄氏度就开始熔化的低温釉。在氧化焰中以铁为着色剂就呈色为黄褐色或棕红色，以铜为着色剂则呈色为美丽的翠绿色。到了汉宣帝时期，铅釉的应用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此后墓中出现较多的铅绿釉明器。铅绿釉陶器的釉层均匀，色彩鲜明，触之平滑，令人喜爱而多作为日用生活的器具，但是却很少见到实用器的出土。可能因为铅釉陶是以低温烧成，陶质脆弱，不堪碰撞，更可能是人们知道釉彩中的铅对人体有不良的影响，不适宜作为食用的器具，所以专门用以烧造随葬品。铅绿釉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时，会因为化学变化而产生一层银白色的光泽外衣，深得收藏者的喜爱。
图1-31 陶仓，分别高43、44厘米，河南洛阳出土。西汉，公元前3至公元1世纪。有“大豆万石”“大麦万石”等铭文，作为明器使用
图1-32 灰陶猴俑，高14.1厘米，陕西省西安市文物局藏。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图1-33 石田塘，长81厘米，宽48厘米，高11厘米。东汉，公元1～3世纪
图1-34 绿釉瓦陶桃都树俑，高63厘米，河南博物院藏。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据古代文献，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彩照木，天鸡则鸣，群鸡皆随之鸣
图1-35 陶船，高16厘米，长54厘米，广州出土。东汉，公元1～3世纪。前有碇，后有舵，船上6人，依人身高比例换算，船长可达14～15米，载重约500斛以上，甲板布置6组矛与盾
古代最安稳的代步工具：牛车
图1-36中这一件俑在长方形的底板上塑造一只牛、两个驭夫和一部有篷的车子模型，是非常罕见的文物。牛的躯体非常粗壮，两只尖角上翘，牛头上套着羁勒，颈前系个小铃，垂胡延长至腹下，背微驼，上面架着双辕套轭，宽厚的身上堆砌套车的皮带装饰。除了四只脚显得太过粗短以外，整体细致逼真，应该是北方的牛种。北朝的墓葬常见到类似的牛俑，如图1-37。从驭夫头发的样式，可以推断左边的是异族而右边的是华夏族。驭夫需要用到不同民族的人，可能是因为北方多民族杂居地区的生活需要。
格外豪华的座驾褐釉红陶牛车
图1-36 褐釉红陶牛车俑，高39.5厘米，长45.8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北朝至隋，约公元6世纪中期至7世纪早期
和其他北朝的车俑相比，这一部车显得格外豪华。车轮的22根辐辏，膨大的轴端，让人感觉到它的坚实。如果没有如此粗壮的轮轴，可能难以承受高大的舆座和前后伸展出来像是瓦盖的篷子。车舆前端有活动的部件，可作为主人上下车时的踏板，及行车时驭夫的坐椅。车后也用泥土捏塑了可以防止灰尘进入舆内的、长而有穗状缘饰的挂帘。车两旁上下各有插座以及插孔，说明它们是用来支撑木棍，可能是支持复式的丝质穹顶伞盖用的。这样看来，瓦盖形的篷子应是可以卸下的，所以需要篷子的两侧各有九颗大钉子加以固定。冬天或下雨的时候使用篷子，夏天就用丝伞，考虑得非常周到。
图1-37 陶牛，高34.5厘米，长36厘米，太原娄睿墓出土。北齐，公元386～公元534年
缓慢牛车的使用应该早于快速的马车。有文献记载4000年前夏禹以马替代牛来拉车，这符合马被家养的时间比牛晚的考据。可是商代发掘的车子都是两马拉曳的。商代马车的舆座很小，重心高，容易造成翻车事故，不适宜快速奔驰，不是理想的交通工具。但贵族高高乘坐在上头方便指挥，是身份的象征，所以以之随葬。牛车只是载重的工具，当时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以牛车代步。从文献的描述，东周时代贵族平日就常以马车代步；两汉墓葬画像石的图案，马车形象也非常普遍。对于一般人而言，颠簸的马车不舒服也不安全。除了马的供应不充足外，统治阶级也愈来愈疏于军事训练，所以根据《晋书?舆服志》的记载，到了东汉晚期牛车就变成自天子至士庶的常用交通工具，墓葬也开始能见到牛车。北朝的墓葬和壁画，牛车作为墓主人的坐乘，常被安置在一大群骑马的护卫之中。到了唐代，可能因为社会尚武，连贵族妇女也骑马，墓葬里就见不到牛车的形象了。
图1-38 白衣、加彩或上釉的瓦陶牛车俑。最高39.5厘米。西晋至唐，公元3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
学者发现这个牛车模型的制作年代难于断定，因为没有类似的出土物可供比较。如果从文物的现象来观察，汉代的陶俑人物以略具形象为特点，不会像这件牛的耳、角、眼、鼻、口都塑造得真实而细致，所以从汉代到唐代这一段盛行陶俑的期间，它更可能是属于后段的风格。驼背粗壮的牛是北朝墓葬里常见的，尤其是背上套着皮带和圆瘤状装饰更是此一时期的特色。可是北朝的陶俑只有彩绘，几乎不见上釉彩的例子。如果定年代为唐代，那时候贵族已不以牛车为时尚，早期上釉的俑也都是黄釉而非褐釉，三彩则要稍晚时才有，所以也不合适。北朝陶俑虽然习惯不上釉，但是酱褐色的釉彩却是北方学习南方青瓷的结果。这个车子的造型非常别致，不是普通人家所定制，使用昂贵的釉料制作也并非不可能，现只能暂定为6世纪中期至7世纪早期，确切的日期要等待来日的考古来证实了。
什么时候才出现大量制作陶俑的技术
早期的文物常常因为私下盗掘而失掉了出土的信息，以致难于有效断定文物的年代。科学的发掘，就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的交互比对，从而有效地对文物进行正确的断代。图1-39至图1-41中的这三件站在山石上的武士俑，形态虽然有少许的差异，通过比较，可以推定应该都是由同一套模子、同一个作坊所制造出来的。
图1-39保存的状况最为理想，黄色釉上彩绘的颜料，基本上都没有脱落，还鲜艳如新。此武士身材壮硕，面庞修长，五官清秀，双眉微颦，两眼圆瞪，嘴上有两道上翘的胡子，红唇下蓄短髭，头戴着一件碗形的兜鍪，上有半球形的护顶而两侧有下垂的护耳。身穿及地的长袍，外面罩以短袍，再加以束绳的盔甲。保护上半身的盔甲用宽皮带紧紧套住肩上的带扣。护胸的甲片下延至小腹，背甲则塞在保护肾脏的缀甲之下。盔甲被交叉捆缚的绳子固定位置。颈部在护耳之下似以金属物保护，两肩披虎头护肩。虎头双目圆瞪，张口露齿，状甚凶猛。长袍中的双腿套有缀甲的护腿和长裤，脚穿皮鞋。武士双脚一前一后，呈丁字形站立。两手都握拳，手中有一孔洞，但所持拿的东西已经腐烂，从两臂的姿势看，应该是左手按着盾牌，右手持拿枪矛一类的长兵器。威风凛凛，令人不敢轻易侵犯，在墓道的斜坡上守卫着墓室的安全。
这件武士俑的衣袍及盔甲装饰着十数种图案，分别代表纺织、刺绣、图绘、编缀等种种不同的材料和装饰手法。描画的仔细，制作的谨慎，都令人叹服。譬如在蓝色的大片胸甲下面，可以看到一片片相互交叠的彩绘菱形缀甲。不同层次的花边和刺绣也都一丝不苟地以不同颜色彩绘。衣与甲的边缘还贴金箔，当是反映实际的形象。
图1-39这件陶俑不但细致、如实地展示了唐代武士的衣装和甲胄形制，最重要的是它们制作的具体年代也可以确定。同时存世的至少还有两件是由同一套模子翻造的，即图1-40和图1-41，不过它们彩绘的保存情况稍为差些。图1-41这件，1923年入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除墨线外，所有的彩绘几乎褪脱殆尽。图1-39与图1-40所示陶俑都出土于陕西礼泉，图1-39这件出自郑仁泰的墓葬，图1-40这件出自张士贵的墓葬，两人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将军，看来他们埋葬在同一个地区不是没有原因的。郑仁泰是唐太宗还当秦王时的亲兵头目，葬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这些陶俑为研究唐朝初期的衣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足以当作重要的断代标准器。
大量翻造武士陶俑
图1-39 釉上贴金彩绘白陶武士俑，高71.5厘米，郑仁泰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
图1-40 高72.5厘米，张士贵墓出土，陕西昭陵博物馆藏。唐，公元618～公元907年
图1-41 高72.5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公元618～907年
这三件陶俑虽然翻自同一组模子，但衣着纹饰、须眉的细节略有不同，形态上也有少许的变化。如第三件图1-41的兜鍪，下缘多出了好几个圆球状物，胸甲上的左右护心镜各加一个铃，双肩的虎头也加有铃，盔甲下部的绑绳形式也不同。比较以上三件陶俑的制作，可以知道当时虽然以压模的方式大量翻造陶俑，但每一件的彩绘和粘贴的附加物都有些许差异，以满足有所差别的个别需求。
图1-42 彩绘贴金瓦陶文官俑，高68.5厘米，郑仁泰墓出土。唐，公元618～公元907年。陕西昭陵博物馆藏
图1-43 三彩釉白色陶外国骑士俑，高43厘米。唐，公元8世纪早期。在洛阳龙门一个于公元709年埋葬的安菩夫妇墓葬，发掘到一件与此件几乎在尺寸、颜色、风格上一模一样的陶俑。这件也传言是得自洛阳
图1-44 胡人陶俑，高26.2厘米，隋，公元581～公元618年。河南博物院藏
图1-45 携鹰犬的骑马猎者俑，最高33厘米。唐，公元8世纪早期
图1-46 白釉黑彩侍吏俑，高71厘米，河南博物院藏。隋，公元581～公元618年。这是在白釉上最早装饰黑彩的瓷器作品，为中国北方瓷器白釉黑彩装饰开了先河
图1-47 天王俑，三彩釉白陶，高104.5厘米。唐，公元8世纪早期
图1-48 三彩镇墓兽，高130.2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唐，公元618～公元907年
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
图1-49中的这件陶俑很真实地捕捉了一位女士骑在马上玩马球的瞬间动态。马的四蹄跳跃起来，前两脚极度前伸，后两脚则大力往后蹬，首与颈则稍倾向左边，微微张口吸气，即将左转弯的样子。而马上的人，从所扎头巾显现的两股高尖的形式，可以推断她是一位妇女，梳的可能是惊鹄髻，那是将头发拢至头顶，编梳成左右两股，好像是鸟受惊吓，扬起两翼而欲飞离的样子。这是在贵族社交圈中流行的发型，其形象见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的石椁线刻。此女面容姣好，丰腴而不胖，身穿圆领窄长袖的长袍，下身穿长裤，脚穿皮鞋。身躯向右略微倾斜，两眼下视，右手握拳举起，似要下击之状，握拳中有一孔，应是已腐烂掉的球棍。左手弯曲下垂在马的左旁，似乎在控制缰绳要让马匹左转的样子。从马与人的姿势看，应是打马球的动作。
玉鞍初跨柳腰柔马球女骑俑
图1-49 三彩铅釉瓦陶马球女骑俑，长34.2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95～公元715年
这件陶器除了胎色的透明白色以外，釉彩还显现有绿与褐两色，这是以铅的氧化物作为助熔剂的铅釉三彩陶的特征。人与马的塑造都非常真实而优美，色调的搭配也相当自然而有活力，烧造时釉彩的流动也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要说玩马球的陶俑已非常罕见，就只看整个塑像造型的明朗、釉彩的完美，就足以列入最佳陶塑之行列。三彩陶俑的烧造始于唐高宗时，开元年间最盛，安禄山之乱以后几乎就见不到了。这件精品最可能是极盛时期的作品。
马在中国是权贵的宠物，因价格昂贵、训练不易，乘坐马车已不容易，更不用说骑在马背上。所以东汉晚期以来，贵族们已以牛车代步。骑马奔跑是相当惊险、激烈的运动。马球需要在马上弯腰持棍打球进门洞，强健的体格、优良的骑术、敏捷的身手、灵活的脑筋，都是玩马球的必要条件，不是一般男性所能具有的素质。这位女性竟能从容参与，一定经过相当的努力，令人由衷佩服。五代时蜀国花蕊夫人的诗有如下的句子：“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正好可以借来形容这位女性。
中国的马不骏逸，骑马术也是和游牧民族接触以后才兴起的，所以马球肯定是外来的运动项目。至于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公元3世纪曹植所写的《名都篇》中有“连骑击鞠”，有人认为“很多骑马者在打球”就是在玩马球。不过较具体的描述要等到唐代才有。马球发源于今日为伊朗的波斯，应该经陆路传进来，但具体的路线已难考究。
唐代马球比赛的球门分单门与双门两种形式。单门的比赛比较简单，以各队打进球门的数量多寡分胜负。双门则较需要技巧，共同追逐一个球，以攻进对方球门为胜利。《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唐中宗命令儿子临淄王、嗣虢王，驸马杨慎交以及武延秀四人与吐蕃使臣十个人比赛而得胜的故事，可见当时的高级贵族如何普遍喜爱和精于这种游戏。
图1-50 唐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壁画部分，完整画面高229厘米，宽688厘米，约景云二年（公元711年）
图1-51 马球群俑，通高30～33.5厘米，陕西西安出土。墓主人死于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时年才16岁
甲骨文的“安”，隐藏着对女性的限制？
图1-52所示这件妇女骑马俑，马的全身涂黄釉加上彩绘，而妇女却只有涂白衣加彩绘，这是因为脸部如果施釉彩，将太过光亮而失去真实感。这匹马四足直立在一块矩形板上，如此才能安稳地放置在地板上。马俯首而立，看起来受过良好的训练，非常驯服，要等待主人坐稳了，下了前进的命令以后才会有所行动。马的鬃毛、四蹄、口唇部分都涂上红彩，臀部则画点点红斑。鞍头涂黑色，鞍下的毯子黑、红颜色的图案和花边也都画出来了，马头、胸上、背上也画上黑色羁络。马上的妇女面目清秀，有大眼睛、浓眉毛、挺直的鼻子、朱色的小嘴唇，头戴黑色宽边帷帽，帽子系有宽丝巾，交互捆缚于颔下，并围绕着脖子。身穿白色窄长袖短衫，外罩宽花边短襦，下身着白色长裙，裙下露出黑色的皮鞋。右手下垂，左手则前倾微举而握拳，看来像是握着辔绳的样子。这位妇女神态安详自若，很有教养的样子，如果不是贵妇人，也一定是生活在富贵环境里的人。
女性的解放外出活动的妇女
图1-52 彩绘釉陶妇女骑俑，高37.3厘米，长26厘米，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64年
马是户外活动的用具，这位妇女的面孔不遮盖，表示贵族妇女可以外出活动，而且不在乎她的身份被知晓。唐代的陶俑出现很多类似这位妇女骑马的形象，有些连帽子也不戴（见图1-53），有些穿着男子的服式，比赛马球。当时有一位寒山和尚，写诗描写妇女的形象：“逢见一群女，端正容貌美。头戴蜀样花，燕脂涂粉腻。金钏镂银朵，罗衣绯红紫。朱颜类神仙，香带氛氲气。”这说明妇女可以成群结队大方地参加庙会、赏花等拥挤的聚会，显示当时社会容许妇女参与公众的活动，她们享有相当的自由及自主性。
汉代的陶俑虽也有妇女的形象，但主要是服侍主人的奴仆，或娱乐宾客的乐伎，她们的活动被限定在室内。就算有时候也可以到户外，但那是由于地位低，不用考虑名节，所以可以不计较。一般良家妇女就不容许了，所以也就看不到她们从事户外活动的形象。
中国自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的地位不但愈益低下，行动也被限定在室内。从《礼记?内则》所叙述汉代的教育内容就可以看出端倪。男孩子八岁就可以出入门户，十岁寄宿于外学习读书识字。但是女孩子十岁就不能出门，在家学习烧饭纺织，侍奉长辈；出嫁后也一样要守在家里。甲骨文的“安”字：，作一位女性在家中安坐的样子。意思是女性在家中才安全，外出就容易遭受侵犯。而冗字：，是一个男性在家中的样子，意思却是有空闲。因为男人需要在屋外工作，回到家里就是要休息了。至于为什么汉代以后妇女的行动较不受拘束，应该与外族统治有关。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妇女无可避免地需要旅行，暴露形象的机会多，限制也自然比较少。
图1-53 彩绘瓦陶女侍骑俑，最高27.7厘米。唐，约公元725～公元750年
图1-54 彩绘帷帽女骑陶俑，高45厘米。唐，公元618～公元905年
图1-55 三彩釉白陶妇女俑，最高42.8厘米。唐，公元8世纪早期
图1-56 三彩釉陶妇女俑，高44.5厘米。唐，公元618～公元907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1-57 上釉的白色与乳黄色陶女乐师与舞师俑，最高26.1厘米。唐，公元7世纪后期
图1-58 彩绘帷帽女陶俑，高45厘米。唐，公元618～905年
大有来头的御赐宝马
图1-59中的这件三彩釉陶马俑精神奕奕，张口而安详地站立在一块窄小的方板上。整只马的体形非常匀称，看起来健壮而善跑。马鬃被修整成窄长平脊，而在左边的马颈上还留下一撮三角形未剪，以便骑马的人拉援之以上马。尾巴也修剪打结成为上翘的形状。马鞍披着皱巴巴的绿毛毯，满脸胡须的马夫双手做出控驭马的样子在旁边照料着，等待主人上马。骑这匹马的人一定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