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鼎尺寸和重量大小相差相当悬殊。迄今所见商代最大的铜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方形，四足，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2厘米而重832.84千克。但小的才10厘米高，重几百克。这么小的东西应当是非实用性的明器（冥器）。
当使用铜铸鼎时，由于重量比陶制重得多，器表也滚烫，不便空手提起，就在口沿上铸两只对称有孔洞的立耳，以便以竹、木的棍子穿过抬起。陶制鼎较轻，能轻易捧起，所以一般没有提耳。如果要求新奇，也想捏制提耳时，因陶器质料较脆弱，不便设在口沿上，就安置在两旁。有些较轻的鼎也采用此种型式以求变化。对称的提耳大致作方形与圆形两种。讲究的鼎耳装饰有复杂的图纹或形状，大部分商代的铜鼎都装饰有动物形象的图纹，或作侧面的全身形，或作正视的颜面形。但是图1-7这件鼎圆耳素面无饰，器身的主要部分是在细方回纹的背景上，施以宽边的联结己字纹。这是在后代较为多见，但在商代却很罕见的形式。口缘下的颈部才饰以晚商典型的侧身龙纹。陶鼎由于成形的方便多做成圆形，铜铸的倒是可以做成方形，故商代也有较少量的方鼎。陶鼎也有受此影响而塑造成方形的。总的来说，各种器类的方形数量较少，而且消失也较早。可能是方形器的角棱较易受碰触而毁损吧。
权威的象征鼎
图1-7 青铜鼎，高33.9厘米，商，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
早期的鼎都无盖子，春秋之后附盖子的铜鼎愈来愈多，这可能与鼎兼为陈列之器有关，基于卫生与保温的考虑。同时有些小鼎带盖与流以盛酱醋，是考究美味的表现。鼎在汉代之后消失，大致是因这个时代大量架设立体灶，鼎的支足成为多余，故又恢复8000年前的锅子形状。
图1-8 妇好铭饕餮纹青铜扁足方鼎，高42.4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家家户户的大事：“彻”底把煮饭的鬲洗干净
图1-9所示的鬲是自鼎分化出来的器形。鼎的足是实心的而鬲则为虚空的，或器身的下部有几个明显膨胀凸出的区隔。鼎本来兼为烧煮黍饭与菜肴，到了距今4000多年前，可能是为了节省薪柴的考虑，就把足做成虚空的袋足形式，足的部分也就可以受热煮食。这种形式的容器比较适合谷类的食物。中国古代的菜蔬都是以羹汤的方式处理，蔬菜要加上肉、鱼才会有味道，烧煮的时候要以匕匙时时搅拌，肉与菜才不会沉底而烧焦。如果器身的周围不平顺，搅拌的时候就会受到干扰，所以不便使用鬲状的容器，而要用比较圆的鼎去煮。谷粒因为细小，沸腾而翻滚的水使谷粒不致沉底，故不必以匕匙搅拌。甚至最后还要撤去柴火，盖上盖闷上一段时间，才会熟透好吃。煮饭是家家户户的日常活动，故遗址出土的数量非常多。在尺寸方面，鬲与鼎有点不同。鼎的大小相差颇悬殊，但鬲的容量差别却不大。可能用太大的锅煮饭时不易熟透，而羹汤则没有这种顾虑，只要时间够久就行了。也或者一般家庭的饭较有定量。
专门用来煮饭的鬲
图1-9 高16.7厘米，口径13.3厘米，河南郑州出土。商中期，约公元前14～公元前13世纪
铜在商代是贵重的材料。以之铸造烧饭的鬲大概是为了祭祀的需求。商代的人信鬼神，认为得到了鬼神的保佑才能诸事顺利、生活无忧。比较不清楚的是，是祭祀的时候在现场以铜鬲煮饭呢？或是以铜鬲煮了饭再移到另外的容器上进行祭祀？图1-9这件铜鬲膨胀的器身上装饰了两条斜交的弦纹，颈部饰有一周小圆圈边框的阳起饕餮纹。口沿平而外伸，设一对圆边的立耳。此为该时期典型的形制。散聚不一的绿锈，为其增添了古意。
以鬲烧饭虽可节省薪柴，但清洗就比较费事。甲骨文的“尽”字：，作一只手拿着一把有毛的刷子在清洗一件器皿之状，象征用刷子就可以完全清洗干净了。但是清洗鬲时，用刷子就不很有效了，因为刷子伸不进虚空的鬲足。就算能够伸进，也没有办法把饭清理出来。所以甲骨文的“彻”字：，以一只指头扭曲的手在一件三个袋足的鬲之旁，意指要用弯曲的手指才能彻底把鬲里头的饭渣清洗干净。很可能鬲的消失，就和这个缺点有关。
4000多年前华北的文化区开始流行袋足的器物，其原因除了节省薪柴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这种流行似乎到了商周之际起了变化。袋足的数量愈来愈少，袋足的高度也愈来愈短。就以鬲为例，商代的鬲，不管是陶塑或铜铸，脚里的虚空处与器身的底总有相当的差距，这可能就是不便清洗的原因。入周以后，袋足里的空间愈来愈小，如图1-10，有的几乎变成实足而与器底齐平，只有在器身显出一点膨胀的“区隔”。如此一来，器形就介于鼎与鬲之间而有“鬲鼎”的名称。鬲在汉代之后消失的原因也和鼎一样，立体竖灶的架构，使支足成为多余，连带三个膨胀的器身也无所作用了。
图1-10 卫夫人（变形兽面纹）铜鬲。通高10.6厘米，口径16.3厘米，西周晚期，公元前9～公元前8世纪。南京博物院藏
图1-11 弦纹青铜鬲，高50.7厘米，有多次修补痕迹，商中期，约公元前16～公元前14世纪
图1-12 青铜鬲，高18.2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甲骨文中暗藏的刑法制度
图1-13这件器物的造型很特别，器身为深腹圆角方形，身下中空方形器座为烧柴火之处，正面有两扇门，右扇门扉上有一个右脚受过刖刑的守门人形象，两扇门上有栓可以开合。这件器物的功能为烧煮食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一般是下面有几条支足，圆的器三足，方的四足。足为实体的叫鼎，呈袋形的叫鬲。这件的器足部分是封闭的，故称之为鬲。
永镇器身的刖足守门人
图1-13 刖足鬲，高13.5厘米，口长11.2厘米，宽9.2厘米，西周晚期，公元前9～公元前8世纪
这件铜器的装饰主题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甲骨文的“刖”字：，作一手持锯锯掉一人脚胫的样子。商代的甲骨刻辞，曾有向一百人动用刖刑的卜问。《左传》记齐景公时太多人受刖刑，以致在市场之中，鞋子贱而义足贵的反常现象。刖刑在周代是五刑之一。根据《尚书?吕刑》，违犯刺墨之刑的有一千条文，割鼻之刑一千条，断脚之刑五百条，去势之刑三百条，死刑二百条。条文之繁缛，令人不寒而栗。其实，从文字的创制可知，五刑之外古代还有刺瞎眼睛之刑。甲骨文的“臧”字：，作一竖立的眼睛被戈刺割之状。瞎了一只眼睛的俘虏没有太大的反抗能力，只好顺从主人旨意。对主人来说，顺从是奴隶的美德，故臧有臣仆和良善两种含义。“眢”字：，以眼睛与挖眼的工具表意，受刑后独眼的视力较差，故含义是目无明也。甲骨文的“民”字：，则作一只眼睛被针所刺瞎之状。民的含义本是犯罪的人，后来才被转为称呼平民大众。周代金文的“童”字：，作一只眼睛被刺纹之刀所刺瞎，及一声符“东”。不知是因刺瞎眼睛的刑罚太过残酷，还是另有其他的缺点，以后就废止了。
人必须过团体的生活，才能与动物、植物争夺自然的资源。于是期望大家都遵循一定的生活习惯和准则，违法的人就要接受处罚，以确保社会安宁，不生纠纷。初时的惩罚可能只是剥夺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和少许的肉体痛苦，很少想到要伤害犯错者身体使其产生不能消失的肉体创伤。
随着社会进步，组织扩大，法规也就愈加繁杂，规制愈严厉。尤其是生产效率提高后，有余力以满足他人的需求。于是逐渐产生强迫他人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念头。人们就想出了像刖足这种永久性肉体创伤，可以不妨害工作太多，但又能降低反抗能力。对罪犯来说是种警戒与宽恕，若以之展示于公众之前，又可收震慑之效。《汉书?刑法志》说：“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夏禹时代的龙山文化，墓葬就发现有受过截脚之刑的人，具体反映社会规制的加强。它说明国家的建立与严厉刑法的推行有连带的关系，是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与风俗的厚薄无关。
图1-14 伯邦父青铜鬲，通高12厘米，口18.5厘米，周晚期，公元前9～公元前8世纪
记载了武王克商史实的簋
簋是种圆形深腹圈足的盛食器，是各民族常见的器形。但是到了西周初期，在腹两侧加了耳，有时是四耳，耳下又再加上垂珥，就成为中国独有的器形了。像图1-15这一件，在圈足下又加了一个方座，更是西周早中期特有的形制。商代的簋无盖，常无耳。周代晚期就经常有盖。
战争胜利的证明利簋
图1-15 饕餮纹双耳垂珥方座青铜利簋，通座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陕西临潼出土，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1世纪。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簋腹部和方座都以云雷纹为地，装饰标准兽面纹或所谓的饕餮纹。眼睛、眉毛、鼻子、下巴都表现得很清楚，额前加饰小兽首。圈足也以云雷纹为地，饰相对的夔龙纹。两耳下有垂珥，上有兽首。器形并不十分特出，铸造的质量似乎也不是非常精致，但因其铭文涉及商周时代的大事，故非常著名。
在器内底部铸有4行33字铭注1：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闻（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堆，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图1-16 利簋的铭文
学者对于这件铭文“岁贞”的意义有不少异议。如果以之与商代的甲骨文刻辞比较，其意义当可了解。《甲骨文合集?二六○九六号》作“丙午卜，出贞：岁卜有求，亡延？”意思是，卜问一年运势的结果是有灾难的，不会延续下去是吗？贞和卜的意义都是通过占问的手段求问一事的解答，岁贞即岁卜。因此铜器的铭文可以翻译成：
武王征讨商国时，于甲子日的早上占问一年的运势，答案是早晚之间就可以拥有商国。辛未日武王来到阑堆，以铜料赏赐右史利，利用它铸造纪念檀公的宝贵祭祀彝器。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的早上开始讨伐商纣的行动。但是没有其他更可靠的文献能证实这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的干支对很多历史年代的推定有重大的影响，所以确定这一天的日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件铜器叙述甲子日讨伐商纣之后的第七天辛未，武王就到了阑堆并举行庆功赏赐，大致以战场获得的铜器送给有功的利。战国时候传说，甲子日的当天就完全打败商朝军队而结束战事，看来可信度相当高，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行赏的动作。
这件铜器也补充了一些信息。商代在进行战争的准备时，常会占问战事是否会成功、向哪位祖先祈求保佑、派遣哪位将军指挥、征调多少人马等事项。此簋谈讨伐商纣之大事，竟只写占问吉凶一事，可见起码周人在早期时，与商人同样注重事前的占卜预示。也有可能就是利的职位太低，不足参与重要的决策，只获悉最重要的短时间内克商的结论。西周的铜器虽多，能够确定铸造年代的例子并不多。此器既可确定是距离周武王时代不久的作品，就可根据其器形、花纹、书体等特征对有同样特征的铜器加以断代，而断代是从事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故成为重要的文物。
图1-17 青铜簋，高14.3厘米，口径20.7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18 青铜簋，高14.3厘米，口径15.5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19 青铜簋，高11.7厘米，口16.9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20 方座青铜簋，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西周，约公元前11～公元前8世纪。陕西省扶风县博物馆藏
图1-21 青铜簋，通高20.3厘米，周早期，公元前11～公元前10世纪
图1-22 青铜簋，通高22.8厘米，口20.3厘米，周早期，公元前11～公元前10世纪
贵族应有的吃饭礼仪，就从“卿”字来展现
豆是中国古代进食用的器具，基本造型是有高柄足的深腹圆盘。它是为了配合跪坐的习俗而设计的。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比较是东方系的器物，起码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以陶制为主，应该还有很多竹、木等材料，但都腐化不见了。到了商代，开始有以铜铸，但是数量不多。
图1-23这件铜豆，通体装饰错金的勾连几何形花纹，而且打磨光亮，器内口沿则镶嵌绿松石。在战国时代，黄金和绿松石都是贵重的材料，这件铜豆应该是高等贵族才能享用的器物。豆起先无盖，到了战国，高级的铜豆就普遍有盖。这个铜豆的盖子可倒置而另成一件容器，纽就成为足。柄足的底部是平的，有些则为透空。有的还在器身近口沿处设两个环耳以便提拿。
毋放饭、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盖豆
图1-23 青铜盖豆，高23.5厘米，东周，约公元前400～公元前300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1-24 青铜豆，高10.2厘米，口径19.8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豆之为进食之器，不但文献有征，《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肴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意思是宾客开始就席，左右揖拜很有秩序。笾豆很鲜明，菜肴很丰盛。酒温和而甘醇，饮的人都很尽兴。食器只提及豆。战国铜器上的宴饮图纹，也以豆表示进食。商代甲骨文的“豆”字：，作无盖之豆形，不少字以之构形，如“卿”字：，就作两人跪坐面对面隔着一件堆满食物的豆进食之状。那是贵族应有的饮食礼节，故用以表达卿士、飨宴、面向等意义。
贵族们非常重视礼节。这些贵族才用得起的错金银、镶嵌绿松石铜豆，或刻镂涂绘朱黑色的漆木豆，都配有盖子。其主要的功用可能不在于保持食物的温热，而是与当时的饮食礼仪有关。先秦文献谈及宴会时有傲气、不愉气、失位、失坐、失态等种种失礼的行为，用食时的仪态也相当讲究。甲骨文的“次”字：，作一跪坐的人张口而有东西溅出口外之状。《论语?乡党》有“食不语”之句。想来“次”字表现吃饭时说话，以致唾沫或饭屑喷出口外。这是不被嘉许的行为，故有次等的含义。
《礼记?曲礼上》提到毋放饭（打算入口的饭不要放回食器）、毋咤食（咀嚼时不要发出声响）、毋啮骨（不要啃骨头）、毋反鱼肉（吃过的鱼肉不要放回去）、毋投与狗骨（不要把骨头投给狗啃）、毋固获（不要专吃某样东西）、毋扬饭（不要挑起饭粒以散热气）、毋刺齿（进食时不要剔牙齿）、毋絮羹（不要自行调和羹的味道）等很多饮食礼仪的守则。要做到毋放饭、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就要有容器暂时盛放吃剩的渣余。豆的盖子设计成容器的形式，很可能就是为了放渣余用的。商代卿士虽然讲求对坐进食的礼节，但铜豆也不见有盖子，想来还没有讲究到这种地步。
图1-25 彩绘漆有把盖豆，高24.3厘米，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1-26 髹漆蟠螭纹青铜盖豆，高41.5厘米，口径35.3厘米，腹围118厘米，约公元前550年。附耳，有盖，座上无镂孔。河南博物院藏
图1-27 镶嵌黄金勾连纹青铜短足盖豆，高24厘米，口径16.2厘米，战国，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此豆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器盖，下部为豆，将豆盖拿下后反置，则又自成一器。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1-28 错金青铜盖豆，高19厘米，口径17厘米，战国，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山西省文物局藏
图1-29 青铜豆，高50.2厘米，腹径18厘米，底径14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请用觥洗手
图1-30这种有流而如舟形的容器，都带有动物头形的盖子，其铭文从来没有确切说明自身器名。起初学者以其器形与自名为“匜”的一种青铜器非常相近，故名之为匜。但之后可能因有的铭文自称为“尊彝”，认为其可能是祭祀时的盛酒器，而不是盥洗器，在《经诗?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兕觥”之句，故现在学界就通称之为觥。
这件有觥的典型形制，器口一端有斜伸的宽流，另一端为圈孔的把手，容器本体的剖面为椭圆形，下有圈足。别形或为直鋬注2，或无鋬，足或作方形，或支脚。此器盖的前端作鹿头形，其两角作平行的肉茎状，是长角脱落后的形象，大致是古代中国广大区域常见的梅氏麋鹿。盖子的后端有两个高突的半圆形耳朵，推测其装饰的形象是老虎。
是酒器？或是盛水器？鹿头盖青铜觥
图1-30 鹿头盖青铜觥，高20.3厘米，长26.5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觥的特点是器身密布花纹，这个觥也不例外，其器身的主要纹饰是一组非常罕见的花纹。兽面或饕餮纹是商代常见的纹饰，可以看成是由两只侧面的动物组成。组成的动物以虎、牛最为常见，但此件却以侧身的象与梅氏麋鹿的耳朵和角茎构成。构形非常巧妙而有创意。以几种动物的特殊形象来组合成另一虚拟的动物形象，可以说是觥形器的一大特色。
从形制看，觥有宽流，毫无疑问是为了倾倒液态东西而设，但可能是水而非一般所认为的酒。甲骨文有一个字，作一个有鋬的曲形容器倾倒液体进入另一个盘皿之状：，此器或以双手操作：。从字形看，明显就是“觥”的写生。铜觥经常重七八千克，不用双手就难以把握，也符合字形作双手的必要。商代不以盘皿饮酒，故倾倒进的应该是水。
图1-31 铜匜高13.4厘米，口长19.4厘米，宽18.10厘米，盘高12.8厘米，口径41.6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商代酒器种类繁多，有流的爵与盉数量已非常多，而盘却没有与之相配使用的水器。中国在汉代以前，用手进食，并不以筷子，故吃饭之前最好先洗手。《仪礼?公食大夫礼》在安排宴客的器具时，“小臣具盘匜，在东堂下”，也要陈设盥洗的匜与盘。《礼记?内则》更叙述其操作为“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年轻人双手捧着盘，年长的人双手持匜倒水，请客人洗手，然后又奉上手巾擦干。这是最诚恳的待客之道。
出土文物也有盘与匜成套放置的，如图1-31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的匜与盘。匜的铭文也有“为姜乘盘匜”的字句。显然盘与匜配套使用由来已久。商代晚期铜盘的数量不少，不应没有与之配套的盛水器。除了没有盖子，匜与觥器形相同。没有盖子并不影响倒水的动作，有盖子反而是个累赘，很可能这就是后来匜都不铸盖子的主要原因。
图1-32 异形动物形青铜觥，通高36厘米，长46.5厘米，重8.5千克，可能是牛首羊角的复合动物，而且身上饰有鸟翼、四脚，因有活盖、流与把手，故不名尊。有“司母辛”三字铭，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有人认为觥也使用于祭祀的场面，故不会是盥洗之器。这个理由恐怕不够有力。鬼神是人所创造的，反映人世间的价值和习惯。人既然用手吃饭，饭前要洗手，鬼神应该也不例外。记得台湾地区民间供奉某些女性的神，如床头娘娘、七夕娘娘等，除一般的食品外，还要陈放毛巾、水盆及胭脂等。可见盥洗之具也非绝不能出现于敬神的场合。战国以后贵族逐渐不再施行沃盥的礼节，汉代又流行使用筷子，故配套使用的匜与盘就渐渐消失了。
图1-33 龙形青铜觥，商，长43厘米，宽13.4厘米，山西石楼出土
图1-34 青铜觥，高23.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35 青铜觥，高14厘米，长19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36 旂觥，通高28.7厘米，长36.5厘米，重7.55千克，周康王，约公元前10世纪。这是一件盛酒器。器、盖各有铭文四十字，大意是：十九年五月中周王在斥，戊子这一天，王命令旂去向相侯传达命令，赏赐给他土地、青铜和奴隶。陕西周原博物馆藏
为什么甲骨文的动物字，都窄窄长长的？
图1-37中铜器的形状，直口，外伸平沿，短颈、高肩、鼓腹、平底，器腹饰四环耳两两相对，盖上也有同式的四环耳。它和另一种盛酒器壶的不同之处，在于壶的外鼓部分是身的下半，而缶（fǒu）则为上半。缶的基本器形同于罍（léi），但罍为早期的名称，以缶命名酒器似乎是春秋以来才有的，但缶字已见于商代的甲骨文。此器造型古朴典雅，器表打磨得漆黑光亮，显示了铸造工艺的精湛。
此器在颈至腹部有错金的40字铭文，为目前所知最早错金铭的例子。译成今文为：“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
由于此器是栾书所铸，故习惯称此为栾书缶。栾书在《春秋》中又被称栾武子或栾伯，为晋之大夫，曾有伐郑、败齐、败楚的功绩，死于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
特立独行的书写方向栾书缶
图1-37 通高40.5厘米，口径16.5厘米，春秋中期，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不寻常处在于其铭文的行列由左而右，有违自商代以来由右而左的常规。西方的书写习惯一般是先左右横行，然后再由上而下。多数的人用右手书写，西方的书写习惯是较合理的。中国之所以形成先上下而后由右而左的独特书写习惯，经过考察，应该可以说是因为受到中国古代书写材料，也就是单行竹简的影响。
商代虽然尚不见竹简的出土，但《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句。典与册都是用竹简编成的书册。甲骨文的“册”字：，作许多根长短不齐的竹简，用绳索编缀在一起而成为书册的样子。“典”字：，则用以表示重要的典籍，不是日常的记录，故表现出恭敬地以双手捧着典册的模样。
竹子当书写的材料，有价廉、易于制作，以及耐用等多种好处。写字时，左手拿着竹片，右手持笔。写完后以左手安放竹片，因习惯或方便便由右至左一一排列，故而成为中国特有的书写习惯。因此，字的结构也自然往窄长的方向发展。字的组合也尽量以上下叠置的方式来避免横向的舒展。以致连有宽长身子的动物，也不得不转向，让它们头朝上，四足悬空，尾巴在底下，成为窄长的形式，如象（）、虎（）、马（）、豕（）、犬（）等字都是。
图1-38 青铜缶（右），高41.5厘米。缶的时代都是东周，少纹饰。此与图中壶、勺可能同墓，因地下条件，呈蓝色，非常艳丽，与一般青铜器初铸或受沁后的颜色很不同。推测为楚国文物，约公元前550～公元前400年
图1-39 青铜缶，高38.5厘米，口15.5厘米，春秋晚期，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
图1-40 青铜罍，高43.5厘米，口径18.6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罍形制较缶大
古装剧中常出现的爵，到底该怎么使用？
爵是我们称呼图1-41所示的这种特定形式的酒器名称。甲骨文“爵”的字形：，虽有多样，但主要都在表现此种容器的几个特征：有流，流上有柱；空腹，腹旁有耳或把手，腹下有支脚。
爵的形状很不规整，虽然新石器时代已见有流的陶器，但爵应该比较不会是模仿用转轮成形的日常陶器形。换句话说，它能被广泛使用比较可能是基于某种要先塑造模型的特别需要。爵的成形与铸造，要比觚或尊等规整圆筒形的酒器困难得多。觚或尊的外范只要三块就可以成形，而没有柱的爵就需要八九块，有柱的还得再多加上两块范。从铸造技术的层次看，爵是种复杂的器形，要求的技巧高，应是容器中较晚发展的器形。但是根据目前地下发掘的材料，爵可以说几乎就是在能铸造立体的容器之后，马上就被铸造的东西。
雀鸟之形的爵
图1-41 青铜爵，高20.7厘米，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商早期，公元前1700～公元前1500年
图1-42 素面平底无柱青铜爵，高13.5厘米，流细而长14.5厘米，重0.75千克，二里头出土，商早期，公元前1700～公元前1500年
爵作为酒器的造型，有不少部位并没有实用上的需要。像图1-41中的这一件，流细而长。如果是为了要把酒倒进嘴里而设计的，不太实用。因为长流不容易控制酒的流量，比起没有流的觚、觯（zhì）等饮器，使用起来都要麻烦得多。为了与长流取得平衡，还要铸成长尾的样子，以致整个形象，上大下小，显得不太顺眼。所以到了商晚期，就见不到这种不成比例的流与尾。从这种原始的爵形来推论，爵是为了把液体倒进另一容器，而不是为倒进嘴里设计的。
流上的两个立柱，好像也没有实用上的必要，但却会增加很多铸造上的麻烦和费用，且也不方便安放盖子，故有盖子的爵可说不到百分之一。立柱是在出现了爵之后，就立刻出现的形式。很难解释那只是装饰，而没有使用或铸造上的要求。它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基于某种信仰，特意铸造出这种不见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异常形状。爵字的另一意义是雀鸟。虽可解释为起于同音上的假借，但爵的形象确实像极了许慎《说文解字》所解释的雀鸟之形。商朝有其始祖为吞玄鸟之卵而生的传说，鸟图腾是东方氏族的共同信仰，商也是发源于东方的氏族。它们之间应该有某些关联。
从爵腹下有三个高支脚，并且在出土时不少爵的腹部下有烟炱痕，可以推知爵是温酒器。而酒是商人祭祀最重要的物品，商人也喜欢饮酒，随葬可以没有食器，但不能没有酒器。商代有出土青铜器的墓葬，爵与觚经常相伴出土。大概是以爵温酒后再倾倒入觚中饮用。很可能铜爵受火烧烤后太烫热，不便用手把它从火上移开，因此铸成流上有两立柱，以便用布提起。后来立柱被铸成下平的半圆锥形，也许是为了便于用竹箸挟持。或有可能是为滤酒时不让香茅移动而设的。不过，商爵铸有立柱的真正原因，恐怕永远是个不解的谜了。
以“爵”位加之于人的含义
图1-43中三件爵表现出商代铜爵形态演变的三个过程，也表现铸造技术的进步。图中左边，最小的一件，年代最早，属商代早期。器身曲折而底平，器胎薄，器身在颈与腹部各装饰一圈浮线的兽面纹，流上立柱作平底的扁圆锥状。中间的一件，年代属晚商，器身已不见曲折，形成延续的曲线。纹饰几乎布满全身，一圈圈的纹饰没有分隔。纹饰的主题是兽面纹，通称饕餮纹。长流下是一对面对面的蜿蜒蜷曲龙纹。立柱作平底的半圆锥状。最右边最高大的一件代表商代最晚的阶段。器身虽也作延续的曲线，但有厚的鳍脊与线轴式的支柱。
在商代的墓葬中，爵与觚配对，几乎是礼仪所必需，故出土数量可能上万，其中不少是陶或铅的制品。从发掘及传世品来看，商代的爵都很小，依汉代的注释，爵容一升，约是今日升的五分之一。早商的爵显然还达不到这个容量。商代的酒，酒精度很低，爵的容量不足作为宴席中宾主尽欢的酒器。比较可能是为了礼仪的需要，只加温或过滤少量的酒，以之倾倒入他人的酒杯，作为敬酒的方式。如要尽情地饮酒，就得使用觚或其他容器了。
铜爵的演变爵的型制
图1-43 最高25.7厘米，商，公元前16～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爵字在商代已使用为以爵位加于人的含义。大概以爵向人敬酒要具有一定的身份。加人以爵位时，大概也要以爵赐饮。爵是作为贵族必备的器具，故在商代的墓葬，较为丰盛者都有铜爵或陶爵随葬。因此爵较之其他铜器具有特殊的地位。如《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载，“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显然鉴（镜子）在社会意义的价值上要较爵差，故郑伯觉得颜面受损，心生怨恨，后来加以报复。
西周时，为了纠正商代耽酒风气，墓葬渐重食器。但酒为祭祀和礼仪所不可少的，故西周早期也出了不少铜爵，但以后就几乎不再铸造了。然而先秦的文献也提到以爵饮酒，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酌彼康爵，以奏尔时。”在一个西周遗址发现一个自铭为爵，但考古学者称之为“瓒”的有长把的圆筒形铜器。因此我们可得知西周中期以后，不再铸造商人名之为爵的酒器，但是它的名称已被移用至其他形状的行礼用酒器了。
西周礼仪用具的形状大都承继商代，虽然贵族受商文化的影响也使用铜爵，但使用不多，持续不久。而先周文化也不见民间使用广见于商人墓葬的陶爵。应不是周代的爵改为木雕，以致腐朽于地下的缘故。也许是周的始祖为履大人之迹所生，没有鸟的信仰，不必把酒器铸成礼仪或信仰所需的复杂形状，故改用形体合理且易于制作的筒形杯子。倒是战国时楚墓有凤鸟形漆杯的酒器出土，不知与商代的信仰是否有关系？宋代以后慕古之风兴起，加以古代的铜器屡有出土，文人雅士方能使工匠依之以各种材料制作，以为摆设、观赏或礼仪行用。
图1-44 青铜角，高21厘米，口长11.5厘米，夏晚期，公元前18～公元前16世纪
图1-45 饕餮纹平底青铜爵，高17.6厘米，商早期，公元前1600～公元前1400年
图1-46 有柄青铜爵，高7厘米，通长17.2厘米，周中晚期，公元前10～公元前8世纪
与滤酒的方法有关的“莤”字
图1-47中的这件酒壶在壶身装饰着五道环绕又密集的相互纠缠的龙纹，中间以凹下的环带相隔。螭为龙之一种，这件铜器上的龙已被简省成弯曲的窄条及逗点形，几乎认不出其真相。这是从许多东周彝器上相互纠缠的虬龙纹高度省化的结果。它的变化从大块清楚的龙纹开始，随着时间的进行，龙的尺寸被缩小，形式也简化到抽象的程度。仔细检验其上的纹饰，可以发现有两个单位间隔出现，而且区分显明，明确表现为以方块的动物兽面纹连续在泥范上压印而成，朝铜器铸造过程的快速化迈出一步。
图1-47这件酒壶被称为令狐君嗣子铜壶，因为壶颈上有50个字的铭文，说明铸器的人是令狐君嗣子。学界有以铸器之人命名铜器的习惯。另有一件相同样式而略小的铜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相传都出土于河南洛阳附近金村的古墓。其铭文为：
唯十年四月吉日，命瓜君嗣子乍铸尊壶，柬柬兽兽，康乐我家。迟迟康叔，承受屯德，祈无疆至于万亿年，子之子，孙之孙，其永用之。
精心滤酒以献神灵
图1-47 高47.4厘米，东周，公元前5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家族能康乐，长官康叔能受厚德，共同持续至亿万年之久。命瓜应读为令狐，地在今日山西西南部临猗县附近。战国初晋封其大夫于此，在公元前403年以前，与洛阳金村同属晋的领域。
这件铜壶和其他铜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盖子，不但有六片向外伸出的透雕莲瓣，而且盖子的顶部是透空的。盖子是为了防止酒的醇味逸散而设，如果是透空的，就失去其制作的意义了。同样的设计也见于图1-48的莲鹤方壶，莲瓣中间虽装饰一只立鹤，但它是可以拿掉的活动盖子，意义与此透空的盖子一样，因此一定有其共同的特殊用途。
中国的酒是用谷物酿造的，含有渣滓，把渣滓滤掉才是比较高级的清酒。祭祀要用清酒，甚至是带香味的，才够表达虔敬的心情。《左传?鲁僖公四年》记载管仲数说楚的罪状，就有“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缩酒就是过滤酒，过滤时需要使用香茅，楚国疏忽职守，没有向王室进贡好酒，故齐国要主持公道。
甲骨文的“莤”（sù）字：，作两手拿一束草茅在一个酒壶之旁，充分说明使用香茅滤酒之意。滤酒时先把草放在酒壶上然后倒上酒，酒就从草间滴入壶中，不但把渣滓滤下来，还可沾染香草的味道。如果没有东西把草卡住，草就可能移动而有空隙，使得渣滓掉进壶中而影响酒的质量，故伸出的莲瓣是为了把草卡住而设的，这就是为什么壶盖要透空以及有多个莲瓣的道理。商代没有这种形式的壶，但有滤酒的必要。到底使用什么器物滤酒呢？口沿有两个支柱的爵与斝，大家都猜不透支柱的用途，我怀疑其作用就像此壶的莲瓣，设计的目的就在固定住滤酒的茅草。
图1-48 莲鹤方壶，高118厘米，口径24.9厘米×30.5厘米，春秋中期，约公元前6世纪
图1-49 装酒彝器，壶。高39厘米，商代，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有六道纹带铜壶的发掘品不多，大部分是五道或少些。所以它是商晚期相当有代表性的铜壶
图1-50 酒彝器，壶。青铜镶嵌红铜与绿松石。高34.8厘米。东周，公元前5世纪
甲骨文的“享”字，来源于豪华建筑？来源于豪华建筑？
图1-51中这种长方形的盛酒器叫方彝。基本的形状取自商代的一座高级建筑物形。存世的也偶有两座并联的例子，如图1-52。有些器内分隔成两部分，有如两个房间，可以分装不同的液体。其尺寸颇不一致，小的连盖子才十几厘米高，重一千克多。大的高六七十厘米，重七十几千克。
方彝不像其他的青铜彝器源自新石器时代已有的陶器形制，是商代首见的，可能反映当时才有的建筑成就。以图1-51的这一件为例，它有很浓厚的建筑模型味道。器身四方，环周有八道脊棱，代表竖立的木柱子。梯形的盖子代表四坡的檐顶。屋顶形的纽应是通气孔上的遮盖装置。中央有凹洞的短足则是表现夯土的平台基础。
反映商代建筑风格彝
图1-51 高25.2厘米，商，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1-52 青铜偶方彝，高60厘米，口长88.2厘米×17.5厘米，安阳妇好墓出土。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此方彝器身以方回纹为背景，主题装饰是中央的浮雕兽面或饕餮纹。其上以窄横条隔开，作龙与鸟的合体纹。其下的夯土平台则是双回首龙纹。器盖上的饕餮纹看起来被倒放了，但却不是个别的例子，可能与画面的上窄下宽形状有关，纹饰作鸟形时是正立的。
方彝提供商代建筑的实例，证实甲骨文的“享”字：，作斜檐的建筑物立在高出地面的土台上之状，是真实的描写。此字有享祀的意义，应是来源于它是一种祭祀鬼神的庙堂建筑，而不是一般的家屋。祭祀在古代是国家最重要的施政大事，祭祀的场所也往往是施政的地方。当然会不惜工本，用最费工的夯筑法修建。
3000年前商王国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华北。华北冬季寒冷多风，一般住家采半地下穴式，有冬暖夏凉之效。夯土台基的建筑是贵族才有办法享有的。以下介绍商代权贵者所可能达到的豪华程度。
单座的基址残迹有超过1200平方米的。台基是先挖土坑深约一米半，填以纯净的黄土再夯打，使坚实不透水。台基有时高出地面数米。为使木柱牢固而不下陷，木柱垫以石或铜础以加强其支承力。柱间的墙以草泥合拌筑成，或用夯筑。遗存土墙有高达二米半者，想见其高敞。墙内外表层还敷以石灰使光滑，并可彩绘图案。
甲骨文的“宣”字：，作屋子里有回旋图案的装饰状。商代遗址发现不少多彩的雕漆木板，想来也应用于木柱、门框等处。到了汉代，“宣室”仍为天子居室的代名词。陕西周原西周初期建筑遗址有可以钉在土墙上以防雨淋的砖板，也许晚商也已有此种设施。地下埋有陶下水管以排泄雨水，还有以石板和卵石铺成的石路以利行走。
屋顶结构虽颇为复杂，但只铺盖芦苇一类的草泥，再加一层用细砂、石灰、黄土搅拌的三合土做面，以防雨水的侵蚀。甚至有房间超过十个，并有庑廊围墙，自成院落，不受外界干扰。其殿堂四面有数目不等的台阶。墙上设有圆或方形窗子以畅通空气，引进光线。商墓发现的红、黄、黑、白四色布幔，印证《墨子》所述“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帏”的描写。
图1-53 青铜方彝，通高16.4厘米，口7.6厘米×9.8厘米，周恭王，公元前10～公元前9世纪
图1-54 日己青铜方彝，通高38.5厘米，口17厘米×20厘米，周中期，公元前10～公元前9世纪
甲骨文“丧”字与采桑活动的关联
存世与图1-55所示同样尺寸、形制、花纹的铜壶有数件，当是同时的作品。而图1-55这件装酒的铜壶值得特别介绍，是因为它展示了当时生活的很多生动画面。春秋以前文物的装饰图案主要是与鬼神有关的动物，很少触及一般人的生活动态，所以我们对古人的生活细节不了解。
这件铜壶的形制很平常，长颈、斜肩、鼓腹、圈足、有盖。肩上有两耳衔环，盖上饰有三只立雕的鸭子。盖子与壶身都有用红铜镶嵌的图纹。盖子为站立采桑图。壶身以宽带分成四个装饰区：最上的颈部有采桑、弋射、狩猎等生产活动，以及贵族竞射的描写。器身的上部有贵族在二层楼上飨宴及楼下乐舞伎表演歌舞。器身的中部则作军士从事陆上与水上战斗的场景。下部则有神兽的图纹。显然它描写贵族拥有田庄、徒众、权势，以及祈望能够一道带去来生享用的愿望。它可以说是开汉代画像石与壁画的先河。
日常生活的写照采桑、戈射、饮宴、攻战
图1-55 青铜圆壶，通高39.9厘米，口径13.4厘米，底径14.2厘米，四川成都出土，约公元前500～公元前350年。四川博物院藏
图1-56 图1-55中铜壶器盖部分的纹饰
此处无法对每个图纹做详细的描述，只选颈部的采桑部分作解说，见图1-57。采桑纹的画面是两株高大的桑树。左边的树，有一留长辫的妇女坐在最左的枝丫上，两手在摘取前两枝丫上的桑叶。树下有一人作攀登状。右边的树，一留长辫的妇女把中间的树枝拉下并坐在其端部，双手摘取枝上的桑叶，对面一位男士腰间佩剑，头上戴帽，坐在最右的树枝，也在摘取中间枝丫上的桑叶，他的篮子就悬吊在右树枝下。此树下有一戴帽男士左手提着篮子，想是篮子已装满，即将送去处理。两树之间有一对男女，女的脑后拖着长辫，头上有某种的高起装饰。男的戴帽佩剑坐在树的根部上，左手牵着女的右手，右手似乎要碰触女的头部，不知与采桑有何关联。
图1-57 图1-55中铜壶器颈部分的纹饰
这幅图让人想起两件事。一是甲骨文的“丧”字有几十种写法：。可以看出，尽管多样，基本是表现出多枝丫的桑树间有一至五个不等的篮子状。观察铜壶上的这幅图就能明了“丧”字的字形是根据采桑的情形创造的。桑叶是蚕的食料，蚕所吐的丝是重要的经济产品，也是贵族的喜好。桑树的栽培是发展丝织业的基本条件之一，不能不对此种材料有专用的语言文字。但是桑树的外观和很多树木是难分别的，人们就想到了采桑的作业和其他的树都不同，就以之创造桑树的意义，并假借以表达丧亡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