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是历史事件。《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晋公子重耳亡命于齐，与舅父密谋逃回晋国以夺取继承权时，“谋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明白道出蚕妾爬在树上采桑而听到密谋的景况。从这幅图看，似乎采桑作业还不限女性，也有男士参与的时候。不过也许，这位佩剑的男士是在跟采桑女偷偷谈恋爱呢。
图1-58 镶嵌红铜水陆攻战弋猎采桑宴乐纹青铜圆壶，高36.6厘米，约公元前500～公元前350年
图1-59 错金银青铜圆壶，通高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足径13.8厘米。主人陈璋，齐伐燕之纪念。约公元前4世纪。南京博物院藏
图1-60 鸟盖瓠瓜形青铜圆壶，高37.5厘米，战国，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形如瓠子，盖为鸟形，而得其名。是与祀天有关的礼器。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有“温度”的甲骨字
图1-61中的这件铜器，学界名之为虢季子白盘，因为铸造的主人叫虢季子白，而且铭文自称为宝盘。盘有时也写作般、鎜，《说文》的小篆则作从木般声的“槃”，表示也有以木头制作的。盘的主要功能为盥洗。盥洗手脸是天天都做的事，所以自商代起铜盘就是常见之器，而且常与匜配套使用。《礼记?内则》记有：“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匜用以倒水，盘则承接倒出来的水。
沐浴净身
图1-61 虢季子白盘，通高39.5厘米，口137.2厘米×86.5厘米，宝鸡出土。周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
盘的器形以圆腹而圈足者最为常见，此形与盛饭食的簋、皿，盛水的盂，都很相近，其主要的分别是盘为盥洗的器具。在日常生活中，盥洗手与颜面的机会最多，偶尔才澡身或泡澡。用以盛装洗手脸的水不必太多，但既然需要双手捧着，也就不会太小，一般的尺寸，口的圆径为三四十厘米，高为十几厘米。洗澡用的水虽然较多，但可以多次倒水，也不需太大的盘子。但如要泡澡，就需要比身子还大的盘，尺寸就需要相当的大。金文的“沫”字：，作双手倾盆倒水为他人冲洗之状。有时下加一个盘皿（），为的就是留住倒下的水，大概就是要泡澡。要让身子完全容纳其中，容量就要大。图1-61这一件的容量非常大，约如今日的浴缸，当是为泡澡而造。
图1-62 高17.4厘米，口径33.1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绝大多数的盘为圆腹形，口沿或有立耳，腹旁或有附耳或提梁。腹下多作圈足，也有三足或四足甚至无足者。早期的装饰较少，后期比较繁杂，腹部饰有兽面衔环，甚至装有滚动的轮子。有的有流有鋬，已成倒水之器，或应称之为盘形匜。盘除自铭的盥盘、沫盘功能外，应该也有转用为其他用途的盘。自铭少盘的，可能为盛菜的盘。还有一件，如图1-62，盘身作假腹形，外观虽与一般有深度的盘无别，但盘底却非常浅，装不了多少水。应该是陈放干物的，可能还有意造成所装之量甚多的错觉。可想见，盘还可以转用为其他用途，不限于装水。
图1-61这一件为较少见的四面椭圆形，在四个弯角处各有一个宽长的矮足。微为内斜的腹部四面各有两个兽首衔绳索状的圆环，口沿下装饰连续窃曲纹，再之下是主题的环带纹。从其硕大的形体及深度来判断，它显然是让人在里头洗澡用的大浴盘，而且非常可能是为了泡温水澡。
图1-63 虢季子白盘的铭文
除了天然的温泉，温热的水需要用柴薪，就会有所花费。为了省钱，就不能让它轻易流失，故要容器大得能容纳一个人。甲骨文的“温”字：，作一个人站在盆子内洗澡之状。可想见“温”字的意义来自泡澡水是温热的。否则有什么办法去表达水的温度问题呢！
洗澡的用具应该是放在隐秘处的。可是这个盘却有8行110字的长铭文（图1-63）。里头说的是虢季子白非常英勇，搏伐猃狁于洛之阳，砍了500人的脑袋，活捉了50个俘虏。他把战利品献给周王，受到周王赏赐车马兵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把授权可以征讨蛮夷的斧钺。这种铸有丰功伟业铭文的铜器，一般不但要传之子孙万代，还要公开展示陈列，让更多的人传颂，收受荣耀。这件铸有歌功颂德文字的“浴盆”，应该陈放在众人可见之处，或有可能当时已有供应温水的公共澡堂了。
图1-64 青铜盘，口径31.3厘米，高11.2厘米，商中期，约公元前15～公元前14世纪
图1-65 墙铭青铜盘，口径47厘米，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1世纪
图1-66 三轮青铜盘，高15.8厘米，口26厘米，春秋晚期，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
不得酱不食：古代的酱料瓶
图1-67所示这一类器型形状奇特，似鼎、有盖、有流，尺寸不大，首见于西周时期。或称之为异形鼎，或因其像有流的匜而称为匜鼎，或流鼎。有人以为它们不是实用器。这个推论不太周全。因为这一类的器型有些是错金银的，如图1-68中的战国错金银铜匜鼎，随葬的代用品不必如此费心制造。图1-67所示这件容器不但制作精美，设计也很精巧。盖上的小兽，四肢直立，身躯微向前倾，头偏一侧，两耳竖起，似在聆听声响，审思邻近的动静，显得自然可爱。鼎前的流作耳朵竖立的虎头形，与后方上卷的尾巴和兽蹄形短足，构成一只立虎。如此费心，也不像是为节省随葬费用而做的代用品。
讲究的饮食生活
图1-67 高6.5厘米，口径8.4厘米，春秋，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山西侯马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图1-68 错金银青铜匜鼎，高11.4厘米，口径10.5厘米，战国，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
此器的用途，可通过形制加以推论。早期的铜鼎无盖、无流，因为鼎的主要功能是烧煮饭菜，煮菜须不时进行搅拌，而且煮熟后就把鼎里的菜肴移到另一个器物以便陈列及食用，因此不必有盖。后来，大概鼎兼为盛食器，为了保温，就配有盖子。但是此类匜鼎的容量太小，应该不是为烧饭菜而制作。虎头形的流无疑是为流出液体而设。那么，它的功能大致是装酱料一类的食品了，与汉代的染炉属同类的用具。染炉约如今日的酒精炉，下为可加碳的小炉，上架一个有长柄、似勺的小容器。染的意思是沾染，因为古代的菜肴有些在烧煮的时候是不加任何佐料的，这种没有味道的食品，像白切肉，最好是蘸酱食用。如果肉是冷的，更需要蘸温酱。《礼记?曲礼》记有：“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孔子在《论语?乡党》中也说“不得其酱不食”。各种不同味道的酱醋是很重要的佐食调味品，讲究美食的人是不会忽略其制作的。盛醯酱不能没有容器，这件匜鼎的三只脚甚短，可能也不是为了在下面添加薪碳而设，很可能只为让器物稳定，应如今日餐桌常见的装酱油、辣油、酢醋等的小罐、小瓶。
越是富裕的社会对饮食的讲求越注重，着重的地方也越来越细腻。初时只要有食物就万幸了，当食物的来源不虞匮乏时，就开始讲求材料的种类与质量，跟着就进一步讲求烹饪的技巧。至于器具，最先较可能是使用烧煮器皿，接着发展进食器具。进一步又会讲究进食的气氛，不但食物与用具都是最好的，还要环境幽雅，进食时也要心情轻松，有歌舞来助兴。在商代，我们看到饮食的器皿多样，各有用途，显然已对用食有所讲究，但比起战国时代，还差得远。战国时代不但很多器具使用鎏金的装饰增加明亮度，用食之器都加了盖保温兼卫生，乐舞助食的规模扩大而普及，连葱、蒜、酱、醋的佐味也成必要的摆设了。
图1-69 曾侯乙青铜匜鼎，高40.2厘米，口50.2厘米×44.4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象牙的使用与象的灭绝
酒尊以动物形象造型的，习惯以该动物之名称之，除此了象外，先秦还有犀、牛、羊、虎、豕、驹、鸮、凫等写实，以及不能指称的想象动物，制作都非常精妙。图1-70中这件象尊体态肥硕粗壮，长鼻上扬，两耳外张，眼睛圆突，粗眉，眉上方有卷曲如羊角之装饰，两只小门齿外露，脚粗如柱状，尾巴下垂。在布满方回雷纹背景的身上，装饰超过二十种虎、凤、龙、虬等写实或神异禽兽纹，数量与分布虽然繁杂，但并不刺眼。象腹中空，背有椭圆形孔，盖于出土时已遗失，鼻端有孔与腹腔相通，充当流使用。
此尊应以实物取形。象生活于茂密丛林或热带的稀树草原，商代之前的气候较今日温暖，当时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观察它的形态，做正确的描写。甲骨文的“象”字：，是个象形字，清楚地描画一种有长而弯曲鼻子的动物形。“为”字：，则作手牵着象的鼻子有所作为之状。创意大概来自象被驯服以搬运树木、石头一类重物的工作，说明商代的人们已能驯服和利用象工作。西周铜器匡簠有关于象乐、象舞的铭文，反映了人们更进而以象作为娱乐。
驯化的陆地巨兽青铜象尊
图1-70 青铜象尊，高22.8厘米，长26.5厘米，重2.57千克，湖南醴陵出土，商晚期，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湖南省博物馆藏
象是现今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其性格虽然温顺，但非洲象体重可达7500千克，肩高三四米。亚洲象虽体形较小，也重有5000千克。当人们初次见到如此庞大的身躯，一定有相当大的戒心。动起加以驯化的脑筋必是相当迟晚的事。中国驯养牛、马不超过5000年，象一定更迟。
象牙一直是中国人珍惜的艺术创作材料。浙江余姚河姆渡一个距今6000多年的遗址，已出土象的头骨和有双鸟朝阳的象牙雕，说明那时人们已加以捕猎，并器重象牙的雕刻价值。非洲的大象牙有二米长，四五十千克重。象牙质地滑润细致，纹理规则，易受刀刻而不崩边缘，可以雕刻出比玉、骨器更为精巧细密的艺术品。《韩非子?喻老》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象牙原有本身造型细长的限制，但巧匠能利用酸液加以软化及应用套合的方式，制作大型而复杂的工艺品。《晋书》提到象牙细簟，乃是把象牙切丝，泡酸软化后加以编缀。
图1-71 鸟纹象尊，高24厘米，长38厘米，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公元前8世纪。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商代时中国还有大量的象群。四川广汉发掘了一个祭祀坑，发现大量的整只象牙。周代以后气温降低，不再恢复过去有过的温暖，象于是被迫南迁。加以象的食量相当大，每天消耗的草料超过200千克。而且至少要20岁以后才能从事比较复杂的工作，工作效率远低于牛、马，故只留少量的象，作为帝王的玩物， 或应付礼仪所需而被饲养。《汉书?武帝纪》记汉武帝接受南海贡献的驯象，说明汉代时，除了有限的茂林，连江南都少见到象的活动，已濒临绝迹的地步了。图1-71所示是西周中晚期的象尊，其形状已和实物有很大的距离。
象征公平公正的动物图纹
尊是古代盛酒之器，造型有很多变化，如果作鸟兽形状的就统称为牺尊，个别的就以其取形的动物名称称之，所以图1-72所示为犀尊。此尊以写实成名，塑造出体型强健、神态勇猛的犀牛形象。犀的头稍微上扬，鼻端有一长角，额前一短角，鼻孔张开，嘴巴似在吼叫，可能是属于体格较小而性情暴躁的非洲犀牛。厚实粗壮的颈部有多圈的皱褶，看来韧厚无比。四腿粗短，肌肉隆起，足下分蹄。前腿后有两圈皱褶，皮肤粗糙无毛，但装饰有错金的流云纹，金丝大都已脱掉。背上有可注入酒的椭圆形口，连接可开合的活页盖子。这件铜器不但造型逼真，线条优美，铜质也非常细致，堪称是金属铸造工艺的杰作。
不见其踪的犀牛
图1-72 高34.4厘米，长57.8厘米，陕西兴平出土，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犀牛纵生的角是毛发硬化而成，故与其他动物成对的角大异其趣，人们也用文字强调其独角的特征。商代以兕称犀牛，字形为：，代表头上有只大独角的动物形。犀牛生活于湿热的环境，主要分布在非洲中南部、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大陆等地区。现今中国境内，可能除了云南、广西交界以外，其他地方的犀牛都已绝迹。但在距今七千到三千年的一段期间，气候要较今日温暖，犀牛曾经在中国很多地区生息繁殖。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淅川下王岗等6000多年前的遗址，都发现犀牛遗骨。说明中国那时有犀牛生存着。犀牛虽然皮坚甲厚，且嗅觉非常敏锐，不易接近；但人是聪明的，可以挖坑设陷，然后用纵火、驱赶等方式使陷入其中，或在地上架设木弩，静待犀牛碰触伏线而发箭射击腹下脆弱部位。商代甲骨刻辞曾有一次捕获40只的记载。
犀牛在中国灭绝的原因有几个。西周之后气候变冷，被迫南迁是其一。草原被辟为农田而失去食料来源，是其二。犀角具有清热、解毒、止血、定惊的疗效也为古人所知。但最主要的原因应是人们要获得其坚韧的皮以缝制甲胄。在钢铁武器未充分使用前，兕铠对于青铜武器的攻击有很好的防御效能，故《楚辞?国殇》有“操吴戈兮披犀甲”，以之为理想的战斗装备。吴国曾经夸耀其衣犀甲之士有十万三千人之多，可想见古人滥捕而加速其灭绝的程度。
汉代之后，大概一般人已难见其形象，就把它与另一种同样是大型的热带动物廌（zhì）搞混了。廌是一种羚羊类的动物，传说解廌会助法官判案，故古代的“法”字：，以法律公平如水，廌以抵触不直的罪人而去之的含义进行创造。后来负责判案的衙门就绘有解廌的形象，执法官的衣服也以解廌为图案。解廌和犀牛都因气候的原因南移，不见于中国。两者的形象就互相混淆，解廌也被描写成有大而长独角的犀牛，依据书本的描述造型，形象与原本大有出入。汉代一位判官的墓门，就画有一对低头欲前冲的廌。随葬品中也有木头或陶制的长角犀牛。
图1-73 青铜犀尊，高24.5厘米，商后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鼻上、额前各一角，背有口，失盖，素面无纹，内底铭27字，记商王帝辛征人方。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图1-74 青铜鸟尊，高25.3厘米，春秋，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甲骨文“戈”字与武器的进化
竞争是自然界成员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人类为了获取食物，维持生存，必须与动物争斗。野兽虽有锐利的爪牙、强壮的身躯，但人类可以借助他物以防御自己、攻击野兽。所以在长久的斗争中，人类终于成为胜利者，使野兽失去反抗的能力。人类还驯养了一些野生动物作为家畜，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人类在征服其他的生物以后，也因为想抢夺有限的自然资源，而无法避免与自己的同类争斗。
专为杀人而造的戈
图1-75 上：长21.8厘米，宽6.8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
中：长22.8厘米，宽9.4厘米，西周，公元前11～公元前9世纪
下：长30.4厘米，宽12.2厘米，战国，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
人与野兽因为智力相差悬殊，不必创造太过精良的武器就可以解决它们。任何有足够重量、有棱角，足以造成杀伤力的工具，只要方便取得，都可以成为武器，不必为捕杀某种兽类而特别设计。所以甲骨文的“兵”字：，就作双手拿着长柄的斧斤工具状。但是到了人与人战争的时代，日常工具无法胜任理想的格斗武器，因此就开始研究用最有效的材料，针对人体的弱点，设计专为杀人的武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图1-75所示的三件戈，基本器形一样，都是装在木柄上使用的。商代装木柄的武器约可分成为两类：一类是源自远古传统的工具，主要取自不同的石斧形状；另一类是专为杀人设计的新形状的戈。戈有细长的刃部，利用挥舞的力量，以刀尖穿刺人的颈部，或以锐利刃部拉割脆弱的颈部以达杀敌的目的。甲骨文的“戈”字：，即作一把装在木柄上的细长刃武器形状。
短木柄的戈大致有80厘米长，而车上使用的就得超过3米，秦俑坑中木柄最长的是3.82米。戈可以说是一种利用铜材的坚韧、锐利特性而发展出来的武器，它不像斧钺的攻击依赖重量，是铜被普遍使用以前所未见过的形式。虽然商代也出现有石、玉制作的戈，但都很薄弱，而且制造的时代并不早于青铜戈，主要是作为代表权位的仪仗，不是实用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铜戈是针对人类新设计的武器，是战争升级、国家兴起的一种象征。
为了能有更大的杀伤力，武器就要不断加以改良。戈的形制可以分为三部分：伤人刃部的“援”，绑柄的“内”，以及中间凸出的“格”。图1-75最上一件代表最早期戈的形制，只有下边的刃锐利，可以劈勾敌人。中间的戈代表改良的形式，把刃部加长而弯到木柄的一边成为“胡”，使刃部的长度、攻击角度增加，以人的颈与肩部为攻击的目标，用来对付保护头部的头盔。同时为了要增加铜戈缠绕于木柄的强度，就在戈的“胡”上铸造穿孔，以便使绳索捆缚牢固，并把木柄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手指的掌握。最下一件代表最晚的形式，“援”窄细以增加穿透力、“胡”更加长，以扩大攻击的范围，“内”铸成钩的形状以备一击不中时再度以锐利的“内”回勾。反观源自工具的钺、戚、斧等类，就没有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上实用与非实用的考虑。
在商代，由于戈是兵士作战的主要装备，所以很多以“戈”为组成构件的字，含义就与作战有关。如伐字：，作以戈砍击一人颈部的形状，戒字：，则作双手紧握着戈以备战的样子。而以取形自他种用途的斧、钺、戚、戊、戌、我、义等字或组合的字，就用以表达他种与战斗无关的含义。
图1-76 燕王职青铜戈，长27厘米，高13厘米，援18厘米，内9厘米，战国晚期，约公元前3世纪
图1-77 青铜钩内戟，长34厘米，宽28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图1-78 三角援青铜戈，长20.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79 吴王夫差错金铭青铜矛，长29.5厘米，春秋，公元前8～公元前4世纪。脊背有血槽，锋部呈弧线三角形。湖北省博物馆藏
中国何时开始有铁的使用？
图1-80所示这件朴素无纹、残缺不全的器物，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精心设计的贵重作品，但它其实是中国工艺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是这件器物残缺的部分是由铁所打造的。因为这件武器的援（砍人的部位）宽大，学者名之为钺。钺的一般形态，援的部分并非延续内（纳柄的部位）的宽度，而是加宽如图1-81所示，并且内与援之间没有凸出的格。格是戈必有的形态。今暂随俗也称这件为钺而非戈。
钺内部的圆孔是为了捆缚木柄而设，这种形式的戈较少见。戈大都在援近格的地方有一个长方形小穿孔。后来援的刃往下延伸，增加砍击的长度，也增加长方形穿孔的数量，以便捆缚于柄上时更为牢固。到了战国时代，三个穿孔的戈戟就很常见了。在内部穿孔的设计可能是比较早时期的形式。
工艺史的里程碑『铁』的使用
图1-80 铁刃铜钺，残长8.7厘米，北京平谷出土，商，公元前16～公元前11世纪
图1-81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钺，长25厘米，宽17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这件钺有两种锈：一种是一般的铜锈，呈青色；另一种土锈色，是铜器上非常少见的。经过详细的科学鉴定，得知残留物是陨铁，里头含有少量镍的成分，冶炼的铁则没有这种现象。学者一向认为中国要到春秋时期才知道有铁。如果商代已经知道有铁，则使用铁的历史就可以前推近1000年，所以意义非凡。
这件铁刃铜钺并不是一个孤证。在河北另一个商代中期遗址也发掘到一件镶嵌铁刃的铜兵器。可惜铁刃的部分残留太少，很难肯定到底是陨铁还是熟铁打造的。存世的还有西周铜兵套铸铁刃的报告。因此中国在距今3000多年前，已知铁的性质应该是不容怀疑的。铁的硬度、韧度较之铜优良得多，但材料有限，所以商代的工匠才用铁打造最重要的刃部，再套铸于铜兵器上，而不是全部都使用铁去制造。
铁容易氧化而锈腐，如果长期埋藏于地下，经常会接触湿气而被腐蚀得无影无踪。因此很难从实物去证实人们何时知道铁的性质。这几件中国最早期的铁器因为被套铸在铜材上，没有完全氧化，用今日灵敏的科学仪器才能测知其存在的痕迹。如果整件兵器都是铁所制作的，恐怕就会腐蚀得全无痕迹了。
人类早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从含镍低的陨石知道铁的性质。陨石来自天上，所以古代埃及人或苏美尔人就称它为“天上来的铜”或“天上的金属”。纯铁呈现银白色，可以锻打拉长。铁还具有磁性。陨铁罕见，早期被视为贵金属，多作为装饰物。公元前2900年的埃及金字塔中曾发现铁珠子。亚美尼亚人约于3500年前使用炼炉把矿石炼成熟铁（或称海绵铁），再用锻打的方法成形。
通过加热，铁与碳含量不同的合金，可造成不同性质的钢，硬度与韧度都可以大大地超越青铜。铁可以打造工具，改进工作的效率，提高生活水平。也可以用来打造武器，成为军事的强国。一旦人们能够把矿石熔炼成铁，大量打造工具和武器，社会的层次才会进一步提高，才算进入铁器时代。中国使用熟铁的时间可能并不比西方早，但却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以高温熔化铁汁的生铁铸造法，比西方早1000年以上，加速了器物成形的时间。
埋藏两千多年依然锋芒如新的宝剑：优良的锻打技术
文献记载，吴越在春秋时代精于铸造刀剑。图1-82所示这把越王铜剑埋藏了两千多年，出土的时候仍然光华亮丽，锋利异常，真是名不虚传。剑一般分为剑身、剑格、剑把三部分。这把铜剑出土的时候插在漆木鞘内，剑把的圆茎是空心的，茎上没有常见的二圈凸箍，有首与格。剑身在近格处有两行八字铭文，以错金鸟虫书言：“越王鸠浅（勾践）自乍用鉴（剑）”。剑格则是一面用蓝色玻璃，一面用绿松石镶嵌了美丽的图纹。
越王爱女的陪嫁品
图1-82 青铜剑，全长55.6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湖北江陵出土，春秋晚期，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湖北省博物馆藏
黄金、玻璃、绿松石在春秋时代都是非常贵重的材料，甚至玻璃还不是本国的产品，而是远从中亚进口的，可以想见这把剑极其珍贵。如此珍贵的越王剑如何会出现于江陵的楚国大臣的坟墓呢？根据研究，有可能它本是越王勾践嫁女儿的陪嫁物，后来流落到了楚国。楚王以之赏赐给大臣，大臣死后乃以之随葬。
随着春秋时代铁器的锻炼技术愈来愈熟练，因为钢铁远较铜器坚韧而锐利，铜制兵器逐渐被铁制的兵器所取代。尤其是短兵器，因要非常接近敌人才能达到伤敌的目的，所以短一分就多一分危险。铜剑如果要求长度增长，就要铸得较为单薄些才能单手使用，但太薄易折断；如果铸得厚就太重而不便单手使用，所以一般长度不超过50厘米。铁则由于韧度大，可以打造得超过1米长，稍远离敌人而用砍劈的方式伤敌。因此铜剑就逐渐被长的铁刀所取代，连长兵的戈戟也受到影响，东汉以后铁刀就成为战斗的主要配备了。
既然铁刀的效用远超过铜剑，贵为国君理应使用最先进的产品。但是出土的诸侯君王，迟至汉代，竟然使用的大都是铜剑而非铁刀，这是何原因呢？答案不外是君王佩剑只是备而不用，通常拿来指挥，并不适用于实际战斗。而铁又会生锈，如果不时时擦拭就会锈蚀得不美观。图1-82所示这一把剑，比起同时代的一些铜剑，打造要用心得多。科学家用X射线荧光非真空分析技术进行研究，发现剑脊含铜量高而刃部含锡量高，是经二次浇铸成形的复合金属工艺。商代已不乏使用套铸的二次浇铸成形的例子，例如套铸铁刃的铜钺，或套铸提把的铜壶等，工艺精良。
青铜的锐利与韧度，与铜锡的合金比例有绝对的关系。当锡的成分占17%～20%时，青铜的质料最为坚韧、耐磨，适宜铸造斧斤、戈戟等需要经常磨光的器物。《荀子?强国》有：“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莫邪（镆铘）是古代的良剑名字。从上文可知铜剑本来是不加以锤击的，但是受到锻炼钢铁技术的影响，有些铜兵器也使用锻打的方式提高硬度。根据实验，硬度80多的铜器经过锻打以后，硬度可提高到200多。曾出土赵国的铜铍，刃部光亮异常，和黯淡无光的商代铜戈比较，优劣立现。这把剑身上的暗黑色菱形几何暗纹也经过鉴定，为硫化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防锈工艺。其实可能只是精心锻打多次的结果。
图1-83 青铜刀，通长31厘米，宽头11.8厘米，底8.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84 虎头青铜短剑，高22厘米，宽2.5厘米，春秋晚期，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
图1-85 青铜扁茎剑，长91.5厘米，茎长19厘米，临潼兵马俑坑出土，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9年。指挥官使用，太长，不实用。如此长度，一般要铁制的才能使用于战斗。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图1-86 吴王夫差青铜剑，长37厘米，身长28.5厘米，湖北襄阳出土，春秋晚期，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
图1-87 越王者于青铜剑，长52.4厘米，战国早期
图1-88 镂空蛇纹鞘青铜短剑，长23.5厘米，鞘18.4厘米，周早期
图1-89 玉首青铜匕首，通长22.3厘米，匕宽1.8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图1-90 曲刃青铜剑，长35.5厘米，内蒙古出土，夏家店上层，公元前1000～公元前500年
图1-91 青铜剑（匕首）鞘，高23厘米，西汉，约公元前200～公元前50年。从纹饰断为滇国制品
神秘的青铜弓形器在历史上消失的原因
弓形器的形状颇为一致，中央部分作窄而弯曲的长柄形状，两端有突出近半圆的臂，臂的两端又常装置可以发出声响的马头或圆球铃。长度一般为三十几厘米，但也有长至47厘米的。图1-93下方这一件镶嵌绿松石图案，长柄的弯度较小，属于较早期的作品。上方这一件有回方纹为底的浮起蝉纹装饰。器柄的弯度较大也较短，是属于较晚期的作品。
田猎必备青铜弓形器
图1-92 三翼青铜镞，通长5～9.4厘米，约公元前550年，共有四式，前锋尖锐，截面呈三角形，都有后锋，后有连体的棍状长铤。河南博物院藏
图1-93 青铜弓形器，最长37.5厘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弓形器的用途目前还无法确切知道。在柄的两端常见有皮条缠缚的痕迹，显然是为了要非常稳固的组装在某件器物上而设计。由于它有铃，有人怀疑它是旗铃或者马铃一类的东西，但也见过没有铃的。它常与马车同出于一坑，所以有人以为是马或马车上的装饰，但有些出土的时候又和马车一点关系也没有。弓形器常发现于腰际，所以或以为是一种腰带，用以系挂缰绳。但它又与箭镞同出而柄里面也常残留朽木，所以也有人认为它是箭袋的装饰物。
但是弓形器的握柄上有时铸有突起的装饰，不能用力把握。弓箭是攻杀敌人或野兽的工具，最好能让敌人措手不及。但弦线一震动，铃就会响。哪有以杀敌为目的的工具，竟然反而会警告对方的道理？所以又改为解说它是礼仪的用具，不必太讲究实用上的效果。现在大多认为它即是文献中的弣或弼，是缚在弓里以保持弓形并增强反弹力用的。至于它到底如何使用，以及为何西周初以后就消失了，还是问题。
木弩在很多氏族社会里是主要的打猎工具，它能装弦搭箭又不用立即发射，可以等待最好的时机。原始的木弩只比一般的弓多一个有槽的臂以装设箭，并架设一枝悬刀以安设伏线。它可架设在地上，当野兽踩踏或触碰绳索时，即牵动弓弦而射出箭，目标野兽的下腹。很可能就是为了猎杀表皮坚硬的犀牛而设计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架设多把木弩于不同的地点，静待野兽的出现。当弦动铃响即表示机关已发，猎人就可以及时检验是否有所捕获，所以有铃。至于柄上有不便手握的高突起装饰，则是因为手不必紧握着它。这样看来，弓形器比较可能是木弩的零件，作为固定弓、增强反弹力，并能发出声响的装置。
何以西周早期以后就消失了呢？木弩是狩猎的工具，商王及其贵族们经常打猎，因此很多大墓陪葬这种弓形器。但是西周以后，提到周王或贵族田猎的文献很少。西周时期王也少亲自参与战争，所以以田猎练军这种技巧的需要也不多。再加上开垦农田，大型田猎场地都不见了。既然田猎的活动大减，有关田猎工具的生产也必然大减。
图1-94 三翼青铜镞，通长5～9.4厘米，约公元前550年。河南博物院藏
图1-95 青铜镞，长5.8～9.1厘米，约公元前550年，有三角形刃镞与三角形星芒的狭刃镞，中间的脊长短不一。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原始弩机的木、角、骨质悬刀，到了战国时代改良为铜铸的扳机。为三件利用枢轴、杠杆和齿轮的原理组装的有严密结构的机械。加上拉开弦线和瞄准的装置，就成为射程远、杀伤力强的武器，此时才被大量应用于战场上。弩机既然主要以杀人为目的，就不必有铃。这时角弓的制造也改进了，不需使用金属板以强固弓体。就实用的层面说，重量也是一种累赘。因此弓形器就完全失去利用的价值了。
从“轭”的发明，看马车的制作
图1-96中的这件铜轭由三部分组成，首像蘑菇的形状，其颈部饰蕉叶纹；筒体的身装饰着张口的龙纹；两脚作半管状，上下各有大小两个方形穿孔，以供穿系绳索。它系于车衡上，两脚下端的穿孔系穿绳索套住马颈。出土时它斜立在马的颈上，是用来把马和车子联结起来，拉动车子前进的装置。西周金文的“轭”字：，就是车轭的形象。
车子是个革命性的发明。它能载重致远，节省人力，具有军事上的重要价值，所以要用心制作。制作车子要达到如下的几个要求：
（一）坚牢：不至于半途损坏。
（二）轻巧：可以多载重。
（三）快速：早到达目的地。
（四）平衡：不致翻车。
（五）舒适：久乘不疲乏。
（六）适合环境：可畅行无阻。
拉动马车前进的重要装置
图1-96 脚长55.7厘米，宽5.7厘米，轭首像蘑菇状高8厘米，上径7厘米，下径4厘米，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车子制造技巧要求高，费用高昂，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马还要经过精选以及长期的训练才能胜任，更是高级贵族才能拥有的财力。马及马车一直是有权势者的宠物及表征，不一定要使用于军事以及田猎的用途。以快速为目的的马车，应该以轻巧为目标，尽量减轻车架的重量。但贵族们为了炫耀的目的，就加上很多不必要，或甚至是不利于急行的装饰。有时一车所装饰的各种式样的铜饰件约有170件，计15千克多。其实如果是为强固车子性能，则其所需的铜零件，可以不超过1千克，可知装饰繁重的车子，显然炫耀的成分大于实用。
用两匹马拉车的架构称为一衡，其上有套马的两轭。一辀以连接衡与车舆。舆下有轴承接两轮以运行。衡上可以镶嵌或钉住铜泡、页片等，两端可以套上铜管，更讲究的还有在铜件上系种种垂饰。这些端饰件有时粗壮而长，且有尖刺，可能兼带有伤敌的作用。轭的套头有时附有铃，铃也可以装在车衡上，车子走动时锵锵作响，增加威风。
辀的前部可以装饰铸成各种动物头形的套筒，以增美感和发挥美学上的联想效用。辀与舆交接处有两种装饰，虽也有实用的效果，但非必要。在舆前面的有时铸成十字形，有时只作穹形的横版，可把有弧度的辀与舆盘牢固套接起来。在舆座后面的就套在辀的尾部，并有横版及缚绳的圈以牢固舆盘。
为了减轻车子的重量，车舆主要是以木栏杆的形式制作，或以芦苇、藤等物编成。舆下的轴，其两端必定有铜饰件，那是作为轴端的套头并防止轮子脱逸的设计。其上有穿洞，以钉固住于轴上。这支钉经常铸成美丽的形象。舆下两旁又常有一平版连接一圆管的铜构件，那是防止车轴折断并且固定舆座的装置，也可能有减轻车子行动时震动的效果。车毂也以铜管保护。
图1-97 河南安阳郭家庄商代车马坑及其上的铜饰件
车子是种活动性的高台，易为众人所注目，所以商周时期，马车经常作为统帅的指挥台，建有大旗，更增加车子的重量。但真正以轻巧、机动为目的的实用车子就不必有这么多装饰。所以发掘的车子，有些只有防止车轮脱落及套马头的铜饰件。有的轭饰件还以骨制作，显然是为了减轻重量而考虑。
何时开始有金银镶嵌的技术？
图1-98所示这一件铜车轴饰件关系着中国冶金技术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何时才有镶嵌金银的铜器？青铜虽可因合金成分的差异，呈现出赤红、赤黄、橙黄、淡黄、灰白等不同的颜色。但一次只能铸造一种颜色，且难以铸造图案复杂且多彩缤纷的器物，无法满足尽善尽美的追求，因此就有镶嵌技术的发明。初期是利用别种颜色的材料，用黏合或锤打的方式，把花纹镶嵌到铜器上。商代的铜器偶有镶嵌绿松石的例子，但少量的镶嵌红铜青铜器，都不是正式发掘品，难以肯定器物的真伪。因此不少人以为，中国金属镶嵌技术的发展不早于春秋时代。以目前考古的证据看，似乎要到春秋时代才常见到镶嵌金或银的器物。
铜锈中隐藏的亮眼异色
图1-98 长15.8厘米，口径5.4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藏
图1-99 镶嵌金丝花纹的细部
图1-98中这件铜车轴饰于1929年收入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馆藏并编号。其装饰的浮雕纹饰，口沿是一对隔钉孔相向的龙，其下又有四片蕉叶纹，终端是一造型较为简单的蟠龙。去除厚厚的铜锈以后，发现蕉叶与龙纹中有异色物，经过化验知道金色是金，黑色是银，都深及刻沟的底部。经过更加仔细的检验，银的氧化现象沿着镶嵌的花纹，且层层重叠，不可能是铸造很久以后才加上的。
这件东西不像是后代所伪造。宋代至民初的收藏家只注重铜容器的收集，尤其是有铭文的。所以出版的青铜器图录中，容器与兵器以外的东西寥寥无几。那时也还不知道有车马坑的存在，很多零件也不知它们的用途，一般人根本不知其形制。伪造这件车马铜饰件以牟利的动机很小。如果要借助金银丝镶嵌卖得好价钱，也不应掩藏在层层的蚀锈下，令人难以发觉。
图1-100 铜车轴饰，长15.5厘米、15.6厘米，径4.8厘米，大司空村出土，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图1-101 兽头青铜轴端，长13.2厘米，辖长10.5厘米，春秋早期，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
1936年在安阳发掘到残缺的商代车马坑，世人对于车马的装饰物才有一些认识。20世纪50年代在安阳附近的大司空村，发掘到完整的车马坑，方能证实很多零件的用途以及其在车上的位置。大司空村的车轴两端发现了一对圆筒形的装饰，除了尺寸稍小，其花纹的排列及形象都几乎与图1-100所示这件一模一样，只是没有在花纹中镶嵌金银丝而已。要将器物的形制和花纹，伪造得与几十年后才初次从3000年前遗址出土的如此相似，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图1-98这件轴端饰件证实中国至少自公元前11世纪就有镶嵌金银丝的技术。可能由于材料缺乏，要等到南方产金银的楚国加入华北的政治舞台，才能发展这种令人喜爱的工艺。
商代人既然已有镶嵌矿石于铜器的经验，理应也能镶嵌金属。但是商遗址虽然偶有金箔及金片出土，但还未见到有银制器物的例子。银是易于氧化而变黑的东西，也许少量银制器物因过于锈蚀，以致像这一件一样，早先忽略了其存在。如果将来能在商遗址发现银，就比较可以肯定金银镶嵌技术的存在。
图1-102 镶嵌金与银的青铜马车饰件，最大直径10.5厘米，东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
图1-103 错金银青铜饰，长13.7厘米，高8.8厘米，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河南辉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104 错银青铜承弓器，长21.5厘米，宽6.1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图1-105 铜四匹马车模型，通长317厘米，高106厘米，临潼秦陵出土，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按秦代皇帝马车制此车当是秦始皇銮驾之一的安车模型，人、马、车的形制是实物的二分之一大小。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贰 其他生活用具——其南笙钟，熏香自烧
甲骨文的『监』字是指看着什么
从镜子的花纹来判断时尚潮流
甲骨文的『南』字，来源于南方的钟？
中国钟的特殊形状和它的发音方式
跨越春秋与宋，作为历史见证之钟
头顶火焰的人形：甲骨文『光』字的由来
具消烟设计的精巧灯具
『明』『搜』『幽』：从甲骨字形看古代照明用具之设计
为什么王族喜欢随葬骆驼俑？
金文『熏』字与塑造仙乡景象的博山炉
甲骨文『冓』字为什么被当作交接联系的代表？
花俏美丽的带钩装饰
甲骨文的“监”字是指看着什么
图2-1这面青铜圆镜铸得不够精美，镜壁也很薄弱，厚度只有0.2厘米，背面的纹饰作多圈的放射纹，没什么美感。镜周也没有修磨得浑圆。看起来不像是高价位的物品，但它却是出自随葬有750件精美玉器、460件青铜器与6800枚海贝的赫赫有名的商代妇好五号墓。墓主不是没有财力铸造精美的铜镜，而应看作是那时代还不重视镜子的铸造，故会以如此不精致的产品随葬。
镜子是人们懂得装饰自己以后经常要使用的东西。它是利用光线反射的原理来让人们能见到自己的影像。静止的水面也是可用的反射体，远古的人们在河边汲水捕鱼时，相信就发现了这种现象而懂得加以利用。等到陶器发明后，就有人以水盆盛水，就近照容，不必出门去了。所以镜子起先叫作“鉴”，其字的原形是“监”。甲骨文的“监”字：，就作一个人弯腰向盆子里观看映像之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