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战国重金属之歌(出版书)》作者:许进雄【完结】 >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战国重金属之歌.txt

第 4 页

作者:许进雄 当前章节:15379 字 更新时间:2026-6-14 06:53

梳妆的重要工具铜镜

图2-1 多圈放射纹青铜圆镜,圆径11.8厘米,厚0.2厘米,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约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以水盆照容虽是不需花费什么的办法,但其反映的效果并不很好,而且也不能随身携带。所以在能镕铸金属后不久,人们就尝试铸造铜镜。按现在的考古证据显示,中国于公元前2000年的齐家文化就已有铜镜,直径为9厘米,厚0.15厘米,表面平滑,背部有图案装饰,且有纽可穿绳持拿,与后世的形状相同。铜在铸冶的初期是昂贵的材料,镜子不是维生的必需品,故铸造的数量非常少;战国时代以来铁兵器替代铜兵器,才有多余的铜可铸镜,故存世非常多。大的要放在架子上使用,超小型的不到3厘米,让女士们随身携带,随时可以拿出来顾盼整妆。

镜子是种近距离观看的东西。镜面平,则映像与物像同大。凹则映像比物大,凸镜则相反,映像要比物形小。铜是质量重而价昂的物质,为了使用方便与省费,最好铸得小些,即要铸成凸面,才能在较小面积内把整个脸照进去。这种球面与映像之间的关系,从文献可推测战国时期的人已有所了解。但要到汉代,镜面才普遍铸成凸面,可知人们这时才普遍领会球面反射的原理。

从镜子的花纹来判断时尚潮流

图2-2中这件罕见的早期方镜有两层结构,以较小且磨光的一片嵌在较大并有透雕装饰的背面。这样制作可能是为了铸出让磨光的一面含锡量较多而有较理想的白色反映效果。青铜的合金成分与其呈色和性能有一定的关系,若以含锡量较低的成分铸纹饰,含锡量较高的成分铸照颜的部分,再套合起来,这样就可有灰白的表面而又坚牢耐用了。

这面镜子的纹样是两对两只背对背,翅膀及回头反顾而嘴相接触的大鸟。也可看成是相对的回头反顾大鸟,翅膀相会成古希腊竖琴的样子。翅膀末梢交会下的三角形及两鸟胸部下的树叶形栏框都镶嵌贵重的绿松石,虽有脱落,还可互补而补足原来的装饰。最中间是动物头形的穿纽。鸟的身上及四周的框缘还装饰精细的几何形纹。东周时代,如此精美的方形镜子实为难得。

美的具体形象繁复的镜纹

图2-2 青铜方镜,高9.1厘米,东周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相传得自河南洛阳附近。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有关镜子的形状,唐代以前除偶尔铸成正方形外,其他都做成圆形。其原因不外几个,或因源自水盆照容的传统,水盆绝大多数是圆形,故因之铸成圆形。或因人的脸是圆的,不必浪费材料铸成方形。再者,就铸造的工艺看,圆的铸起来比较容易完美。没有棱角也方便使用。但是人们总会厌烦一成不变的形状,故唐代以来就有很多铸成角棱或花瓣形,甚至是不规则异形的镜子。镜子本来都在背部铸有一纽,可穿绳持拿或悬挂在某物上,有些虽也有镜架可放置以腾出双手来化妆,但背面还是有纽。大概唐、宋时期开始铸成不必穿绳而可以持拿的长柄形状。后来有柄镜子成为主要的形式。至于其大小,小的不足3厘米,可随身携带。大的超过30厘米,就得置于架上使用,不过一般的直径多为十几厘米。

图2-3 布纹底几何龙纹青铜圆镜,径15.3厘米,东周,约公元前400~公元前250年

图2-4 缠枝纹青铜圆镜,径23.2厘米,秦至汉,约公元前250~公元前150年

爱美是人的天性,除镜子的正面要擦磨得有如玻璃般清楚光亮,背面中心有可穿绳索的纽外,背面还要铸上各种美丽的纹饰以取悦用者。各类繁简不等的花纹,大致反映了时代的风尚,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战国时代的镜,与同时代的青铜礼器相似,以简化的神异禽兽、几何图形和线条为多;汉代出现沿自日晷,兼可作六博棋盘的规矩纹,以及四灵、东王公、西王母、黄帝等与神道有关的形象和吉祥文句;六朝时经常铸十二生肖的图案;隋唐时代除反映佛、道教及传统的鸾凤、云草等祥瑞图案外,出现大量外来的新事物,如海兽、葡萄、狮子等图案。唐以后以铜镜陪葬的风气似乎不盛,纹饰也不若以前的繁缛。除了照颜之外,最晚在汉代开始有铜镜可避不祥的迷信,大概是认为它能使邪物不能隐形,妖邪要被迫回避吧。

甲骨文的“南”字,来源于南方的钟?

钟是利用中空的器物以发声的乐器,因制作材料、悬挂方式、尺寸大小、演奏目的等不同,就有多种名称。图2-5这件叫铙(náo),命名的重点是体内没有舌,演奏时口朝上。如果是小型,拿在手中演奏的,又依形状,分别叫钲铙或句鑃(gōu diào)。

此铙的形制,底下圆锥形中空的柄叫甬,在接近其上舞的部位呈瘤状突出。作用是插入架子时卡住铙体,甬上装饰回雷纹,瘤上有两个乳钉,之间有脊棱,设计很像是铜器常见的兽面纹,或称饕餮纹。舞部平整,从其他的部位空间都填满回雷纹来判断,应该也有同样的图纹。铙体像两瓦片接合的中空状,两面的主题纹饰是以宽粗线条构成的浮雕,大致可看出是一幅颜面,应是商代常见兽面纹的简化。隧部是一对相向的夔龙,两侧则为相背的象纹。根据报告,此铙纹饰较奇特的是口沿的内侧各有两只卧虎。此铙钟重达154千克,整体让人有厚重雄伟的感觉。

悠扬厚重的钟声

图2-5 通高89厘米,铣间距58.5厘米,鼓间距40厘米,湖南宁乡出土,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种铙的器形和西周之后的甬钟完全相同,看起来应是悬吊使用的。可是出土的时候不在墓葬,而是被埋在浅土坑中,大多单独出现,口经常朝上。其主体纹饰的正确位置也是朝上,故学者大都认为朝上是其摆设时的正确方向。有的铙重达200千克,若使用悬挂的方式,架子就要非常高大且坚固,恐怕不容易制造,故认为它是竖立土中,或直立架上使用。由于不是随葬品,故认为是因祭祀山川或自然鬼神的礼仪需要而掩埋的。

商周时代这种大铙都出现于长江以南,尤以湖南最多。甲骨文的“南”字:,作一个用绳索悬挂着的钟形。为什么选用乐钟来代表南方?《仪礼?大射》有“其南笙钟,其南镈,皆南陈”,故有人以为因钟为南方所特有的乐器,或在大型演奏中,钟乐被陈置于南边之故。可是迄今为止,除了装饰用或玩具的小铜铃有可能是悬吊的,用于演乐或宣告的都是手持的。不但这样,甲骨文还有一个贞人的名字作手持乐槌敲打悬挂的钟形()。乐槌所敲应是较大型的乐器而不是有舌的小铃。从文字的现象看,商代应有悬挂式的钟乐。令人不解为什么要到西周时代才见悬吊的大型钟。

商代悬吊式的大型演奏钟应该就是这种大铙。器物的形制都有其本身的器用与使用方便的要求。西周甬钟的形式与铙毫无分别,显然是直接取形的结果。很少见到器物的功能变了,器形还会维持原样,不做任何调整的。或许铙本来是直立的,晚商时虽改为悬吊式,但纹饰仍保持传统形式。铜铙的声音大而响亮,远较其他乐器可以远传,具有对大众宣示的效果,可应用于军事或祭祀的乐奏,北方的贵族了解到这种优点,就加以采用。尤其后来更了解到钟体与音调之间的关系,可以铸造一系列不同的音调,演奏主旋律,因此就更加广为铸造了。

中国钟的特殊形状和它的发音方式

图2-6所示是一组形制相同、大小有序的十二件甬钟最大的一件。为了能演奏成序列的音程才要做成不同的尺寸。钟的本体都做成扁椭圆的形状,依悬吊的形式又分柄状的甬钟及纽形的钮钟。此长甬中空,上部比下部略为窄些。甬下舞部平整,舞下之钲有错金的铭文,其两侧各有九个突出的枚。此墓尚出两组甬钟,一组的枚较短,一组则无枚。枚的形状常为乳钉状,上面还铸有浮雕,做工非常精致。枚之间有装饰蟠龙纹的平行篆带。钲之下的鼓部也装饰蟠龙纹。钟口两侧的铣边有棱。这些是钟的典型形式。

商代首见演奏多音程的钟类乐器,钲铙以三件成组,偶有五件成组。演奏时持于手中,一人只敲击一件,颇浪费人力,也难取得协调。钟乐在商代,可能因音程少,只是节奏性的配乐,不是乐章的主调。到了西周时就改良为横列悬吊式的,一人敲击多件。这样不但节省人力,也容易操作。所以西周晚期就发展出一种十几件,音调各异的编钟。足以演奏主旋律、合众音,名之为龢(hé)钟。

钟鸣双音平和悠扬

图2-6 高152.3厘米,湖北随县出土,战国初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2-7 曾侯乙墓出土编钟及木架。高273厘米,长1079厘米

图2-8 编钟。最高26厘米。东周,公元前6世纪。这是一套14个尺寸递减的编钟里头的两件,传说它们出自今日河南洛阳的东周京城附近的金村。其他的12件都归日本的住友氏收藏。人们习惯称这套编钟为“骉(biāo)钟”,因为它们是由一位姓骉的小贵族定做的

从商代开始,钟身都被铸成扁椭圆的形状,与其他民族铸成浑圆形的很不同。钟声是由协合泛音和比较高的不协合泛音组成。圆形的钟,不管敲击何处,振动的模式都一样,只能发出一个协合泛音。但扁圆形的钟,击在正面的鼓部和两旁的铣部,其振动模式就不一样,会发出不同的泛音。虽有怀疑中国的钟之所以铸成扁圆形,就是为了发两个音而特别设计,但苦无证据。1987年湖北随县发掘出一座战国初期曾侯墓葬,出土很多乐器,其中一座三层L形木钟架,见图2-7,上头悬挂了分成5组的46件甬钟和19件的3组钮钟,每钟均刻有乐音名称的正鼓和侧鼓。如图2-6的这件,在鼓的位置刻有“宫”字,在右鼓的位置刻有“徵曾”两字。宫与徵都是中国的乐调名称,全部有40组不同的名称。根据测音,它齐备可供旋宫转调的十二个半音。确证古人把钟铸成扁圆,是为了使每一个钟敲出两个不同的音阶,这样可以节省演出场地的空间,演奏者也可悠闲地敲打,不用一直移动。至于铸音调的位置,钟架中层的钟在正面,而下层的却在背面,可知演奏时,钟架的前后边都有人在敲击。

钟铸成后都要经过定音的调整,定音之后才刻上正确音调的铭。《考工记》说明其要点:太厚则声不发,太薄则声散。口太张则声迫,内弇则不舒扬。甬长则声震不正。体大而短则声疾而短闻,小而长则声舒而远闻。就是根据这些原则来调音,故每件都有小的长形穿孔、挖刻或焊补的校音处理。此钟的纵向凸带,两铣内角和正鼓部中心近口沿处都有不同程度的磨砺痕迹。

跨越春秋与宋,作为历史见证之钟

钟是两周时代常见的文物。西周用多件大小有序的编钟以演奏多音程的乐曲。演奏的主要时机是贵族专有的祭祀鬼神与宴享宾客。表现贵族地位的用意大于娱乐,故见于贵族墓葬的数量非常多。秦统一后废封建,改郡国。贵族的地位既不能无条件地继承,阶级的界线不免愈来愈模糊,作为阶级表征的礼乐重器亦因之不振。尤以后来社会富裕,连士族的宴飨也以音乐助庆,演奏音乐的场所就不再限于庙堂。有笨重架子的乐器难于移动,不方便陈设到不同的地方去。就渐以音程完备而轻便的管弦乐为庆会演奏的主调,而钟鼓磬等笨重乐器就大为衰落,成了国家主政的象征,故铸造量大减,同时也不会以之随葬,故汉代之后的编钟甚少出现。

不同朝代相同形制

图2-9 青铜钟。最高22.4厘米。(左)宋代,大约公元1105年。(右)东周,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

事物的发展有时根源于偶发的事件,图2-9中的铜钟见证了两段历史文献记载。左边这件钟的最上部为由两条相向的龙构成的纽,用以穿绳悬吊。钟口平直,这种形式的钟有人称之为镈(bó)。钟体呈扁圆,装饰四区各三行三列,共36枚乳丁。两行枚之间装饰蟠螭纹。钟体中间有纵长的平面可供铸造铭文。一面铸钟律,另一面的铭已被刮掉而重新刻上“大和”两字。窜改铭文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一定有其动机或目的。

从形制看,这个钟的年代应属春秋时代。但钟上改刻的篆书“大和”两字,就文字的风格看应是秦代之后的,因此此钟的铸造和使用历史,就很有探讨的趣味了。

根据《金史》记载,金太宗完颜晟于公元1127年攻破宋的都城汴京(今之开封),洗劫了包括朝廷所用的仪章、钟乐、礼器,超过2000车以上的胜利品。到了1141年金熙宗加尊号,开始使用宋朝廷所制定的帝王礼仪音乐。但因掠夺的钟磬刻有晟字,冒犯金太宗完颜晟名讳,就用黄纸盖住。到了1174年,就议定将犯庙讳的晟字刮去,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改刻“大和”。古代文字的使用习惯,大经常作太字使用,因此此钟铭的大和可读为太和。原来此钟原为北宋朝廷所铸,本叫“大晟”,为宋徽宗时代所铸的庙堂乐器。但为什么宋代所铸器物会那么像春秋时代的形制呢?原来也有原因。

宋代是中国有名的慕古时代。经常将从地下出土的古代钟鼎彝器,视为祥瑞之兆,因此,学者开始著录,开展了中国金石之学,也依其形制制作观赏之器。根据《宋史》记载,公元1105年,徽宗时,宋州(宋改为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崇福院发掘了六件有钟铭“宋公成之歌钟”的古代铜钟。宋州不但在东周时代属于宋国的领域,而且宋太祖也以宋州起家,故徽宗认为这是一种“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的祥瑞。次年就依出土的钟形铸了336件,分别陈设在几个场所。这件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件,怪不得形制与春秋时代的一模一样。

图2-10 井叔青铜甬钟,通高37.5厘米,铣间20厘米,鼓间15.3厘米,周中期,公元前10~公元前9世纪

图2-11 秦公青铜甬钟,高48厘米,铣间27厘米,春秋早期,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

头顶火焰的人形:甲骨文“光”字的由来

图2-12所示这件执灯墓俑在早期的博物馆学界里相当有名,除了此文物保存得非常完美,脸孔表情丰富外,有穿衣服的完整人形立体塑像在早期的文物中是非常少见的,此人还佩戴了一枚琵琶形的带钩,都是研究战国衣制的重要实物材料。

为一个人读书、写字的照明服务时,大都用跪坐形式把小灯放置头上以求稳定。甲骨文的“光”字:,作一跪坐的人头顶上有火焰之状。火焰不能用头顶着,顶着的必是燃油的灯座。汉代陶灯就有做成这种造型的。如果是为多人的宴会掌灯,就要把灯盘放高,灯芯做大,才能照得远、照得亮。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得使用长柄的灯架放在地上而用手把握住。看此人的上身有点前倾,就是聚精会神把握住灯柄的写实描写。

专注执灯的灯俑

图2-12 高26.7厘米,东周,公元前5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此人两手向前平伸内弯,手指交叉,把握住一个圆管。管子上下穿通,显然是为穿过某东西设计的。所把握的东西最可能是油灯或香炉,以文物的年代推测,所举的较可能是灯盘架。山西长治出土的牛尊立人擎灯也设计成以圆管撑灯的形式。仆人执灯的形象可说是战国至汉代常见之物,推知此人身份是奴仆。

此人脸庞宽大,容貌清秀,两眼很有精神地前视,嘴巴闭着。头戴一顶只堪覆盖头发的小帽,帽上有圆形的装饰物,下端还附有绳子,经过两耳前而在下颌系紧。身穿交领右衽的单薄长袍,和秦、汉陶俑常见的内有厚重内衣的形式很不同,它可能是室内的穿着,或是夏季的服装。束衣服的宽皮带系有早期形式的琵琶形带钩。带钩是为了佩戴重物而设,主要作用并不是束衣,战国时代就出土过几个人像,除束衣带之外,也佩戴了附有带钩的革带,所以革带之内大概还隐藏有窄丝带。

此人赤脚,脚掌交叉的跪坐在小腿背上,下面的底座有可能是表现坐在小席子上。甲骨文就有一字作一人跪坐在席子上之状()。鞋子本来是贵族为方便赤足进入神圣殿堂行礼而临时穿用的东西,到战国时代,不但已演进为一般人所穿用,更有人穿用袜子。某些场所若不脱鞋袜,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种大不敬的行为,尤其是飨宴的场所。如《春秋?哀公二十五年》记载:“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嗀(吐)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卫侯咬牙切齿,不接受褚师脚有病的解释,誓言要砍断褚师的脚,可见严重的程度。《礼记?少仪》记载:“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在堂上行礼要求优雅,故需穿袜子。饮宴则讲求舒服,故脱去鞋袜。可想见此人正在为某次宴会服务。

具消烟设计的精巧灯具

商代人一天只吃两餐饭。大约早上七时至九时吃丰盛的早餐,故叫那吃饭的时段为“大食”。下午三至五时吃简单的午餐,叫“小食”。这是典型农家生活习惯的状态。太阳下山不久就去睡觉,以便次日一清早就去田地工作。既然没有经常的室内夜间活动,就用不着专用的灯具。当时的社会使用灯火的机会不多,就算有重要的事发生,非得使用灯具,也可能就临时借用吃饭的陶豆,于点火照明后又恢复其盛饭的功能,难以觉察它曾一度用以照明。灯具既不普及,也没有专用的灯具,故被发现的机会也相对减少。

从考古的证据看,专用的灯具始自战国初期。春秋晚期以来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整个社会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开始可以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同时也因有利可图之故,而使很多人或自愿或被迫从事夜间劳动。夜间的活动既然大增,就有必要使用专用的照明器具了。

通体鎏金的长信宫灯

图2-13 高48厘米,重15.85千克,河北满城出土。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河北博物院藏

图2-13中的这件鎏金青铜灯出自中山王刘胜之妻窦绾的墓葬。灯上好几处有铭文,其中有“今内者卧”“阳信家”“长信尚浴”的字样。“内者”是指内廷事务部门。“阳信”指汉武帝之姊阳信长公主。“长信”则是汉景帝时皇太后窦氏所居之宫名。据灯上的铭记,此灯可能铸于汉文帝七年,在宫中已传用好几个地方。中山王刘胜为汉武帝之庶兄。窦绾可能是窦太后的亲戚。刘胜与窦绾都有可能从不同的途径获赏这件非常珍贵的制品。

设计的主题是跪坐掌灯的宫女。此宫女细眉细目,鼻端正而嘴巴小,予人秀丽的感觉。头上用巾覆盖头发,折叠有如冠状。内穿厚重内衣,外罩交领右衽的宽袖长衣裳,再套上一件交领右衽的窄袖短衣。想是天气比较冷的穿着。双脚跪坐在腿上,左手握持灯座下,右手宽袖罩住灯罩,两眼平视,呈温和端详之状。此灯尺寸之大、之重非其他灯具可比,而且通体鎏金,若非皇家,不配使用如此奢华的东西。

东周的灯具,设计只顾及盏盘的数量、灯座的造型、装饰的手法,虽然盏盘有多到15个,装饰也用了当时最贵重的鎏金手法,但都还没有考虑到消烟的问题。图2-13这个灯由9个部分组成:宫女体内中空,可注进水;头部、右袖、灯罩、灯盘、底座都可拆卸;灯罩可开合,灯盘可转动,以调整光照的大小以及照射的方向。燃火的烟则通过右袖筒,缓慢地与注于体内的水融合,大大减低屋内被灯火的烟熏黑的缺点。

如何把消烟装置与整体造型的设计融合成无瑕疵的艺术品并不是简单的事。其他的作品,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的龟上立鹤形青铜灯座(如图2-14所示),以鹤的颈子作为导烟管就很自然。但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的牛形错银青铜灯(如图2-15所示),在牛头上多了一条粗管子,就显得不太协调。

图2-14 龟上立鹤形青铜灯座,高43.3厘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由五个零件组成,可调整光照角度及消烟设计

图2-15 牛形错银青铜灯,高46.2厘米,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

“明”“搜”“幽”:从甲骨文字形看古代照明用具之设计

室内的照明措施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表示人们有相当多的夜间活动。在野蛮状态,人们主要的活动是寻找食物。天一黑就去睡觉,以便次日能早起去寻找食物。房子只是晚上栖身及遮风雨之用,夜间的照明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后来发展到在屋中烧食,人们在屋里的时间无形中加长,就有必要再开个通风、照明的开口。半地下穴式的房子就在屋顶开孔以引进光线。当房子盖到地面上时,为减少雨露的渗漏,就在墙上开窗户。就算有时需要出去走动,也可以借重朦胧的月光。虽然只有在月圆前后期间,月光的亮度才能提供一些作用。但因它是不费劳力的自然光源,也因此即使是到相当文明的时候,人们依然会借重它微弱的光明。商代的“明”字:,以窗及月表意,表现这种引月光入窗,免费利用光源的行为。

旧石器时代的人就知道火能照明,甲骨文有一“叟”字,即后来的“搜”字:,作手持火把于屋中搜索之状。茅草屋里使用火把相当危险,不是理想的照明用具。虽然也可利用烧煮食物的火膛照明,但其范围有限,对于屋子里大部分的地方都无法照顾到。一旦文明更进步,人们就不再满意以火膛来照明了。他们另想办法,终于有灯烛的使用。专用灯具始自战国时代,此时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生产力大为提高,社会面貌也起了变化,可以想象生活内容渐渐丰富,贵族们的夜间活动更是大为增加,点灯从事生产也划算,因此专门照明用具逐渐盛行。

古代的灯光大半微弱而且有黑烟。因为甲骨文的“幽”字:,作一火与两线小丝之状,以表现“火烧灯芯,光线幽暗”之意。推测当时所用的燃料大半是植物油。但到了战国时代,就有使用动物脂肪为灯的燃料。《楚辞?招魂》为招徕亡魂回家而描写的舒服家居景象中,有兰膏明烛的形容。兰膏指有香味的灯油,非常讲究。

图2-16中这件制作精致的树形灯座有十个灯盏,显然设计的概念来源自帝尧时期后羿射下九日而留下一日照明的故事。这件作品可以完全分解组装,方便收藏与搬移,和现代商业思想不谋而合。除基本的树干与以两条蟠蜷的龙为主题的透雕座盘外,其叶子、盏盘、S形的树枝支撑都是可以拆下的零件。每个盏盘的一边都有个突出的插孔,可以插叶状的盖子,其中央则有一支烛扦,可用以系绑灯芯。透雕的叶状盖子会使光芒有向四周放出阴影图案的效果。

经过精心设计的树形灯

图2-16 高79.7厘米,东汉,公元1或2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为什么王族喜欢随葬骆驼俑?

汉代之前对于骆驼的名称非常多样,有骆驼、骆駞、橐(tuó)他、橐佗、橐它、橐驼、橐駞等。有时同一书也有不同的写法,如《史记》的《大宛列传》作橐它,而《匈奴列传》作橐駞。多样的名词或许是因骆驼不是中土的动物,故使用外语音读译写的结果。骆驼的特征是背上有驼峰。单峰骆驼产于印度、近东及非洲北部,肩高约二米。双峰骆驼栖息于亚洲中部高地,比单峰的较矮,站立时驼峰约高二米。大概双峰骆驼的产地比较接近中原,文物所见的都是双峰。

骆驼的四肢长,脚趾宽大柔软,能在沙上与雪上行走,奔跑时两侧的前后肢同步,形成独特的步态。耳孔有毛,鼻孔也能够闭合,视力与嗅觉敏锐,有利寻找水源。骆驼能食用粗粝的植物,还能将脂肪储存于驼峰,保持数日不进食、不饮水,且能迅速饮水补足储水量,10分钟就可饮水25加仑(1美制加仑约合3.79升,1英制加仑约合4.57升),故能适应沙漠的干燥与缺水的生活。其性情温和,过群体生活,对于需要在沙漠中谋生的人们而言,它不只仅供骑乘、载货,其毛、皮、奶、肉都非常有用,甚至必要时人们还可以取用驼峰里的水活命,是沙漠旅行者必要的家畜。

图2-17这件青铜器是燃火照明的灯座。造型是一位奴仆双手执灯,骑在骆驼上。此人所执的筒形透空座,可插入一枝顶灯盘的插柱。这个灯的造型有两点让人觉得不自然。一是人与骆驼的尺寸比例很不协调;二是乘坐的姿势不对。这些错误代表制作此座灯的人对于骆驼并没有很充分的了解。这位掌灯者的姿势一般是在平面上跪坐才会有的。侍奉于筵席前的赤足跪坐执灯俑,已有数件战国时代的出土物,想来是设计者没有思考过合理性就刻板地把其形象移植到骆驼上,因此没有塑成垂足的正确姿势。

中国早期历史活动的范围不在沙漠地区,故无缘认识骆驼。到了东周时期,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才和西方的游牧民族有较频繁的军事交锋,也因此有需要对这种沙漠中唯一的运输牲畜有较多的认识。刚开始就像这件文物的制作者一样,对骆驼的认识应该是贫乏的。在文献中首先提到骆驼的是战国晚期的《山海经》,有“阳光之山,其兽多橐驼,善行流沙中,日行三千里,负千斤”的描述,把骆驼最基本的特征都说清楚了。

象征财富的骆驼

图2-17 通高19.2厘米,盘径8.9厘米,湖北江陵出土,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湖北博物馆藏

图2-17这一件可能是战国时期唯一以骆驼造型的文物。汉代的墓葬中骆驼还少见,但是当公元6世纪早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国北方后,一直到唐代维持丝路贸易隆盛的时代止,骆驼就成为随葬常见的明器了。其形象多变化,有站立、跪卧,或翘鼻嘶叫、默然低头,姿态万千,件件总有不一样的地方。

图2-18 驮货跪伏骆驼陶俑,高24.7厘米,北齐,公元550~公元57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骆驼俑有几个特征,一是背上常负载大量货物,代表财富。骆驼的负载力惊人,有一件在背上架设的平台有身材胖硕的男女七人乐团。有时还很逗趣地在水袋上塑只骚动的猴子。二是常伴随异族形象的牵夫,因它是域外的动物。唐代以后骆驼形象的美术品虽因陆路贸易的没落而消失,但诸侯王以上品级的墓葬神道就保留了骆驼作为远方朝见、国运兴隆的象征。

金文“熏”字与塑造仙乡景象的博山炉

图2-19中的这件文物叫博山炉,特征是盖子像一座山峦之形。相传博山是仙人所居之处,秦汉人追求长生,希望接近神仙,故常做成这种形状。炉下为支脚,有柄圈足,或为人物造型。作用是焚香,材料有陶、金属。这个博山炉通体用错金的方法,装饰着形状不定、漂浮多变的流云纹。器座的圈足装饰腾出水面的透雕蟠龙三条。盖子是多层的峻峭峰峦形,山峦间有神兽奔走、小猴嬉戏、猎人追逐野猪等生动的画面,还隐藏多个透空的孔洞,使峰峦更觉深邈,器身错金的飘动云气也与山峰间的云气配合,整体像是一座由蟠龙顶托着的神山。这件错金的做工非常精细,有粗有细,流畅的线条把整个山峦的飘逸气氛都衬托出来了。这样的作品出自王侯的墓葬,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金炉香炭变成灰博山炉

图2-19 高26厘米,重3.4千克,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出土。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河北博物院藏

人类一直在想办法让生活过得舒服,在住家方面,不但空间要大,建材要理想,气氛也要有相当程度的配合。从文字可推断,起码从西周起,人们就想让呼吸的空气舒服些。金文的“熏”字:,作一个两头都束住的袋子中有物之状,从使用的意义可以推知此袋为香囊,里头装的是干燥的香味花瓣一类的东西。香囊可以杂放在衣服中让衣服沾染香味,也可以佩戴走动,随处生香。这反映对住家生活的改进。

古代的文献经常谈到使用薰草。它是种禾本科的植物,也称蕙草或兰蕙。它自身能放出香气,也可以焚烧的方式扩散香气,故有“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之句。薰草生长于湖南两广一带,取得不难,故秦汉时代使用熏香甚为普遍。到了西汉中叶,对闽、广渐有认识,也和西亚较有贸易接触,知悉龙脑、苏合等树脂类香料。龙脑为树干中所含油脂的结晶,产于福建、广东,以及南海、波斯等地。苏合产于小亚细亚,为金缕梅科乔木。这两种材料的芬芳馥郁都远超过薰草,自然乐于采用而渐取代之。这些树脂类的香料不能直接用火燃烧,须经过捣打的步骤制成粉末,然后才撒入炉中的承接器,间接用炭火加热,才不会燃烧太快而费钱财,因此不得不改变焚烧的方式。博山炉之类的新器具便因之产生。梁吴均《行路难》的诗句“博山炉中百合香,郁金苏合及都梁”“玉阶行路生细草,金炉香炭变成灰”就具体描写出博山炉焚香的情况。此种器要做成深腹的形状,以容纳炭火,并加上盖子使氧气不充分而好减少香料的耗损,山峦隐蔽处也做成烟孔,使香气能够逸出。

图2-20 四连体方熏炉。高14.4厘米,广东广州出土。西汉中期,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焚香本来是为自己增加生活的情趣而做,对于神仙当然要以人们最珍贵的事物去礼敬,因此焚香自然也成为信仰的方式之一,甚至成为主要的功能。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焚香渐成为宗教的行为,焚香的器具也稍有变化,成为特殊佛具而少见于家庭。到了北宋更制成方便使用的棒香,就成为宗教专用的物品了。

图2-21 青铜香熏,高12.7厘米,口8.5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图2-22 青铜香熏,高10.4厘米,口8.9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图2-23 透雕青铜香熏,高16.2厘米,口5厘米,底8.1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甲骨文“冓”字为什么被当作交接联系的代表?

图2-24中的这件文物叫铜构件,作用是把两段或多段木头连接起来,兼带有色彩和纹样的装饰效果。它的造型多样,有直形、曲形、叉形、不规整形,里面都是贯通的,用以容纳木构件。有时外形非常复杂,还带有可以转动的活页,用以调整木构件连接的角度,变化区隔空间的大小,充当不同的用途。这个铜构件,外露的两面装饰蟠螭纹,曲形的两端作三尖齿形,表面可以看出有几个小钉孔,是用于插钉,使嵌入的木材和铜构件的位置固定。隐藏的部位不必美观,故做成透空的框框,以节省材料。这一件已有两处的损坏。建筑用的铜构件不是为了国家的大事所铸造,造型也不很优美,不是热门的收藏,故少见介绍,但它代表春秋时代建筑上的一种新创举。

建筑上的创举

图2-24 长42厘米,宽16厘米,陕西凤翔出土。春秋,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

稍微进步的房子都不能只由一根木头完成,建造家屋首先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如何维持木头与木头交接处的稳固。6000年前陕西西安半坡村落的房子,墙壁和屋顶已用很多木柱构筑,木柱与梁的交接只见以绳索捆缚再加泥涂固定,没有发现使用榫卯构件的痕迹。这种构筑法反映在甲骨文的“冓”字:,它表现两木构件相互交接并加捆缚之状。从发掘的现象看,我们可以得知古人已了解到两根木头交接的地方要稍微削尖才容易捆缚。人们用冓字表示各种与交接、相会有关的意义,后来以各种形符加到冓字之上以区别各引申义,于是形成了构(構)、觏、篝、媾、遘、沟(溝)、讲(講)、购(購)等从冓声而与交接的概念有关的各个形声字。

中国南方可能由于比较温湿,不适合像北方一样经营半地下式的穴居,所以很早就开始发展杆栏式的住家,即先在地上竖立多排的木桩,然后在桩上架屋。这样的木结构较复杂,6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见采用榫卯的方式加强木构件的牢固,那是将交接处的木头,一端挖出一个孔洞的卯,一端凿出一个凸出的榫,凸出的榫套入卯眼,两根木头就被连接而固定了。这种技术相当费工,接触处可能也比较脆弱,到了商代还是很少使用这种方式建屋。

铜本是贵重的材料,早期主要用以铸造祭器与武器。春秋时期铁的使用逐渐普及,尤其是钢的锻造技术被充分掌握后,钢铁的锐利与耐用非铜器所可比拟,故铜作为武器的材料,首先就逐渐被铁所取代。铸造祭器的功能也终被轻盈艳丽的漆器所代替。铜就被转用到其他的用途,开始大量出现铜带钩、铜镜、铜灯,以及替代榫卯的铜构件,作为木材的框架。铜构件不但能强固木材的结合,也增加其色彩的辉煌。到了汉代,一来可能由于木材的缺乏,二来以小条砖砌墙,更坚固耐用,就舍弃铜构件的使用了。

图2-25 铜构件套合示意图

图2-26 青铜构件,高23.5厘米,长31.5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花俏美丽的带钩装饰

皮带是东周至东汉时期常见的衣饰用品,两端一为带钩一为圆环。带钩的基本造型由钩首、钩体和钩纽三部分组成。钩首显落于外,作用是钩住另一端的环以束紧衣服或让带子卡在腰上。由于其形体小,又不是展示的主要部分,因此大都因势铸成简单的动物头形。钩纽是个突出的圆纽,用于固定在革带上,隐藏于内,不必有任何装饰。钩体是展示的最主要所在,故各式各样的变化就在这一部分。

皮革是游牧民族比较熟悉的材料,加上带钩有犀比、犀毗、胥纰、私纰头等显然是外来译音的名称,因此不少人以为它是骑马民族引进的服饰。但是根据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其传播途径是从三晋与关中的中原地区逐渐向四周扩大的。游牧地区反而很少有这一类东西的发现。它出现于春秋中期,战国时最盛行,汉以后就衰落了。

中国的衣带不仅用以束紧衣服,也在其上置钩以悬挂日常用品及装饰物,如剑、弩、刀、钱囊、镜、印章、佩饰等。

图2-27 鎏金镶嵌绿松石带钩,长20.5厘米,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

几乎所有固体的材料都可制作带钩。因为它在服饰上相当显眼,故有钱人往往以最昂贵的金、银、玉、玻璃等材料制作或装饰。穷人家就以铁、石、骨,木、陶等为之,但绝大多数存世作品是铜铸的。其尺寸颇为悬殊,小的不到2厘米,长的有达46厘米。不过一般是10厘米上下。钩体一定做成有弧度的,以符合腹部的弯度。基本形状有宽板、窄带、一端膨大等三种,每个类型除形体的变化外,还有加上几何线条、动物、人物等平面、浮雕或立雕纹饰,或镶嵌不同颜色珍物等的繁多花样。图2-27这件,鎏金又镶嵌绿松石,材料很珍贵,但设计平常,属窄长形。

带钩的优点是只要稍微吸气,就可快捷地戴上和取下。缺点是其长短要依个别的腰围而设,身材变了就不便使用。其兴起与衰微也和其优、缺点有密切关系。它原是为携带某种不常用的重物于腰带而设,有需要时才戴上,并不作为束衣之用。但因它有束衣之效,因此也被利用而渐渐取代捆缚的丝带。所以战国的人像,有时明显看出身上有两条束衣的带子。里头的是纺织材料制成的部分,才真正负责束衣的功能。外面是革带,其上还悬挂刀剑。

春秋时代携带的量重而不常用的新事物是铜剑。西周以来剑的使用愈来愈多,春秋时已成贵族普及的装饰用具。它悬挂在革带上,家居时不佩戴。外出有需要时才加到丝织的腰带上。带钩最先并不被当作装饰用具,故早期的作品都短小而粗陋。到春秋晚期普遍使用带钩时,才有以显示为目的而制作的精美大型带钩,后来大概因为源自骑马民族的带扣,束衣的功能更为稳牢,以后就逐渐被带扣取代了。再加上西晋规定上殿以木剑取代铁剑,可能也是带钩不振原因之一。目前似乎只有穿袈裟者使用,也是着眼于易穿易卸。

图2-28 鎏金镶嵌玉、玻璃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河南辉县出土,战国魏国,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

图2-29 错金银犀形青铜带钩,长17.5厘米,高6.5厘米,四川昭化出土,战国时期巴国,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

图2-30 三人乐奏青铜带钩,长4.5厘米,宽1.9厘米,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西汉,公元前3~公元前1世纪

图2-31 错金银虎纹青铜带钩,长10厘米,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

叁 权位与信物——玉六器,礼四方

家家户户必备的时间测量工具

从甲骨文的『取』字,看古代的军事习惯

甲骨文『凤』字跟古代语言的关系

黄帝为什么叫『黄』帝?

象征统治者端庄优渥的『璜』

见剑如见我:代表贵族身份的宝剑

在墓中放入玉石做的马,是想骑着去哪里?

象征转化新生的玉蝉

佩戴玉佩,就可以长生不老?

家家户户必备的时间测量工具

古玉的制作有几个大类。其中比较重要的类别,是那些虽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作为权位象征的玉制品。一是直接仿制刀、斧等类的武器或工具的形状,二是由武器、工具变形的圭、璋、璜、琮等,都是礼仪的用具。它们是大贵族赏赐给小贵族作为合法权位的信物。一如非洲内陆的土族,没有拥有海贝就没有担任酋长的资格。中国古代也许有类似的习俗,所以贵族们不惜金钱也要取得它。

掌握时间的象征量影玉戈

图3-1 长94厘米,宽13.5厘米,盘龙城出土。商中期,约公元前15世纪。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3-1中这柄玉制的戈形器物,学者称之为玉戈。戈是一种捆绑在柄上的杀敌武器,是商周时代常见的随葬器物。这件玉戈的内部有一个小孔,看起来是为了增加捆绑的强度而设计,就像实用器一般,但是一般的戈长约40厘米,这把戈的长度竟达94厘米,如果将它捆绑在柄上,将很难保持平衡。玉戈本来就没有杀敌的功能,乃是充当仪仗以标示威权的作用;尽管如此,也还是会讲究方便使用。这件玉戈有尖端,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日晷使用。很可能玉戈就是从测量日影的仪器而转化为统治阶级权威的象征。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会注重时间的价值,也要求对时间作更精细的测量。以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来表示或计量白天时间的长度是很实际的做法。中国起码在公元前7世纪春秋中期时,已经有使用土圭以测定冬至与夏至日期的方式。以土圭测影的方法颇为简单,就是立一支长竿于地上,以测量各季节日间太阳投影长度的变化。夏至影低而日照长,冬至影长而日照短,可以依照投影长度的变化速度以测量正确的时间长度。

小篆的“圭”字,为两土相叠的形状。字的初形应该是一支长竿及倒影的形状,为了书写的便利才写成相叠的土字。西周毛公鼎铭文有“锡女兹(字形像两手捧着圭璋一类器物状),用岁用政”的句子。意思大致说,赏赐给你这件东西,希望对你在岁月的测量以及行政的管理上能有所作用。图3-1这件玉戈的尖端,完全可以当作标杆使用。看来商代应该有测量土圭侧影的设施。

图3-2 谷纹黄绿玉圭,长22.4厘米,宽7.1厘米,战国,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

图3-3 汉代日晷使用示意图

目录
设置
设置
阅读主题
字体风格
雅黑 宋体 楷书 卡通
字体大小
适中 偏大 超大
保存设置
恢复默认
手机
手机阅读
扫码获取链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书架同步,随时随地,手机阅读
首 页 <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 > 尾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