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战国（出版书）》
作者：王伟
内容简介：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以大历史观、战略思维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微妙博弈。通过细数西周衰亡、江汉新贵等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深入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精彩绝伦的历史大戏。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轻松明快的语调，使得这本书不仅能够让读者了解中国格局形成的由来，还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的走向。
在《从春秋到战国》中，作者深入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博弈与角力。他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各国之间庞大的利益网络和冲突。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西周衰亡
“神”的陨落
权力本能
循环往复
镐京之变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天下重构
天子余威
平王卿士
周郑交质
繻葛之战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齐桓霸业（上）
齐风商韵
“春秋三小霸”
襄公乱政
瓜熟而代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齐桓霸业（下）
桓公继位
权宜之计
管仲相齐
尊王攘夷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宋襄余晖
隐患显现
意外之喜
白色贵族
落日余晖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上）
姬晋代唐
内政隐患
文侯勤王
“囚徒困境”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中）
屠戮桓庄
献公改制
“家族”崛起
宫闱之乱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下）
献公隐忧
内乱再起
“过渡”时期
六卿专权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废土霸主
始于陇西
开拓废土
秦晋同盟
困居西戎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江汉新贵（上）
筚路蓝缕
逆反心理
进击中原
首创县制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江汉新贵（下）
以战护权
低调隐忍
血色王座
破国复仇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江南烟雨
泰伯奔吴
兄终弟及
刺客信条
战略均衡
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西周衰亡
● 王伟
公元前771年，随着镐京的一场大火，西周宣告结束，中国历史进入到混乱纷争的东周时期。人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相较于秦以后不断“循环播放”的王朝更替剧情，先秦时代的历史更为曲径通幽。学史明理，知史奋进。本系列文章正是基于此推出的，只是我们不再就事论事，而是追踪大势，用刀笔为您拆解从春秋到战国这段历史，带您看清潜藏在历史暗流下波诡云谲的斗争与兴亡根源。
“神”的陨落
公元前1045年春，周及其盟军对商王朝的国都朝歌发起最后进攻。所谓“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由于商周的决战之地位于商都外围的平原地区，故亦被后世称为“牧野之战”。最终，联军击败商军，攻入朝歌，商王帝辛（商纣王）自焚而亡。历经近600年的殷商时代，就此结束。
周人的军队以位于今天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为起点，一路东进，在很短时间便席卷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进而占据江淮流域部分区域。伴随朝歌的熊熊大火，社会的运行逻辑也发生根本改变：在商代，君王只是“人类”的最高统治者，而在人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神”。
通过巫教的祭司，“神”将自己的意志“传达”到人间。君王的一切行为，只有通过神谕才能获得合法性，因此君权实则一直是被关在“神”的“笼子”里。出于权力扩张的本能，上位者只要有机会，就必然试图打破对自身的桎梏。商的末代君王帝辛也不例外，正是他试图打破神权对王权制衡的一系列操作，才导致商的权力系统从内部崩溃，最终摧毁了王朝统治的根基。
周人则在纣王的废墟上，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运行逻辑：具象化的“神”被更抽象的“天”所取代，而周王身份不只是“人”的统治者，更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故所谓“受命于天而王天下”，人间之王也因此有了一个全新的称号——天子。
此外，权力的组织结构也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商代，各方国仅是在名义上臣服于商，并没有更多实质关系，因此商朝更像是一个方国的集合体，且诸方国国君的地位，都是自家一代代传下来的。而商王所扮演的角色，与后世春秋时代的霸（伯）主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前者的地位更巩固而已。
在新的模式下，周天子将自己族内血亲、盟友及归附的前朝势力，“分封”到各地去建立统治。换言之，诸侯国国君的地位、领土，至少在理论上是由天子敕封的。接受分封的诸侯中，又以与天子存在血脉联系的姬姓成员占据绝对主体。
各诸侯国依旧是自治管理，但他们与周天子间存在明确的从属关系，新的继任者需要由天子来确认其合法身份，而且所有的诸侯都要遵守同一准则——《周礼》。在邦国之内，由外来“征服者”中所分化出的平民阶层，被称为“国人”，而被征服的“原住民”则被称为“野人”。国人比野人拥有更多的权利，但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参战。
权力本能
周的分封制度，不仅是为了兑现对有功之臣的封赏，也在交通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以很低的代价让辽阔的疆域仍能保持对天子的忠诚。
此外，新诸侯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周的疆域可不断扩张：新征服的土地，最终会被分封给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及王族子弟，在这种激励制度下，一次次远征的成果，最终都被固化下来。而这种扩张，几乎贯穿了成、康两代周天子时代。此后，在第四位周天子，即周昭王时代，周人把目光投向了长江中游地区，在那里，周的军队遭到曾经的盟友——楚人的坚决抵抗。直到今天，湖北方言中仍有“不服周”的说法。
周楚之战，最终以周朝事实上的落败而告终，在撤军途中，周昭王溺毙于汉水，与此同时，周朝还损失了近半数的王室常备军——即后世常说的“宗周六师”。
周昭王死后，他的太子姬满继承天子之位，史称周穆王。周穆王继位后，首要问题就是收拾昭王兵败身死后留下的残局。对外，惨重的军事失败，导致周人对周边民族的威慑力大不如前，曾靠口头言语震慑就能摆平的外部矛盾，如今只能更多依赖军事行动。在后世史书中，这些都成为周穆王的“赫赫武功”，而对当事人而言，一点都不轻松。据史书记载，当时最严重的异族入侵，甚至一度深入到关中腹地。
不仅如此，王室力量的衰弱，也直接影响到王畿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据史书记载，在周穆王时代，王畿内设置了大批新的官职，而旧有的官僚机构被逐渐分解、遗忘。与此同时，宫廷礼仪和丧葬习俗也发生极大变化。在新君眼里，自己重建体制显然比继承上一代的旧制更令其心安。
然而，这一系列基于对诸侯们不信任而实施的改革措施，显然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矛盾，天子与诸侯间的裂痕由此产生。与此同时，频繁的对外战争，也加剧了王室的财政压力，众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贵族也需要天子去兑现封赏。
循环往复
在周穆王之后继任的周恭王，不得不在继位之初就应对财政危机，因而其对外军事行动频率骤降。
此外，周恭王不惜拿出镐京周边的土地来分封穆王时代的有功贵族，以维护王室的信用。此后，周恭王甚至承认贵族自行开垦私田的合法性，以此来向诸侯们释放善意。
由此，周朝上层进入到一个怪诞的“循环往复”状态：一代周王出于权力扩张的本能，或为了挤压政治盟友的空间，或对外用兵之需，从内到外四处征伐，最终导致人心离散，王室统治的根基开始溃烂；而下一代（或下几代）周王，为了解决上一代留下的烂摊子，不得不克制自身欲望，尽可能向外释放善意，以缓和之前积累的矛盾；而由“缓和”释放的空间，又让新一代周王有了“大展拳脚”的征服欲，于是开始新一轮的“放飞自我”……
譬如第九任天子周夷王，曾下令武力征讨齐国，并最终烹杀了当时齐国的国君齐哀公。要知道，自周文王姬昌开始，姜姓便是姬姓王族最重要的异姓盟友。人们所熟知的姜子牙（吕尚），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地位可与周公旦并驾齐驱，而姜姓又主要有申、齐、吕、许四个分支（封国）。
周夷王处死齐哀公，或许有重新立威的考量，但在地方诸侯看来，周王室此举无疑加剧了疑虑与仇恨。在夷王后，周朝迎来一位更放荡不羁的天子——周厉王姬胡。
姬胡算是周朝历史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代周王——这位周天子，其任上一直试图通过因言获罪、鼓励告密等举措，来禁绝一切自己不想听到的言论，最终给后世留下了“道路以目”的成语。
此外，周厉王还一再加重税收，垄断社会财富，频繁对外用兵。特别是，他宣布将天下山林川泽全部收归周天子所有，这无异于断了所有以渔猎为生的平民的活路。
周厉王的恣意妄为，不仅摧毁了王室的财政，也彻底摧毁了恭王时代重建的人们对于王室的好感。公元前841年，一场由贵族和平民联合发动的暴动，最终终结了周厉王的统治。姬胡被人们逐出王都，至死也没机会回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而“公元前841年”，也成为中国有明确纪年历史的开端。
在经历了14年的共和时代后，周厉王之子，周宣王继位。王室的对内、对外政策，再次毫无悬念地进入到无为而治的状态。这次，拜周宣王的长寿所赐，这种平静状态持续了40多年。一直到宣王离世，太子姬宫湦继位——这位史称周幽王的天子，在登基之初，便准备把一切都改回去。
镐京之变
关于周幽王，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其实，那就是一个老套的“红颜祸水”+“狼来了”的故事。在《竹书纪年》（编注：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编年体史书，一度失传，西晋时期经盗墓者之手才重见天日）中，却记载了一段不太一样的西周灭亡史。周幽王继位后不久，似乎就激活了他祖父周厉王留下的记忆，开始大刀阔斧地革新宣王时代的政策。当然，在权力游戏中，一切改变都将落在人事变动上。
以太师皇父为首的一批宣王时代的老臣，迫于幽王压力，纷纷选择下野归隐。取而代之的，是西虢国的国君虢石父和幽王的叔叔、郑桓公姬友。而在厉王时代，当时的西虢国国君，同样是厉王最可靠的政治盟友。
改变不止于朝堂之上，也在宫帷之内。废黜了王后申氏及由她所生的太子姬宜臼后，幽王的宠妃褒姒被立为王后，而由褒姒所生的儿子姬伯服被立为太子。
古往今来，君主“废长立幼”后，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上层的血雨腥风，因为整个权力结构几乎都要推倒重建。
被废的申后，来自姜姓的申国，而褒姒则来自姒姓褒国，后者同样是底蕴深厚的大族，相传他们是大禹的后裔。后宫之变，意味着用不了多久，很多人的财富、土地、地位乃至于性命，都将变得岌岌可危。而这种连锁反应，会像涟漪一般漫延并最终波及到所有人。
据《竹书纪年》记载，在皇父等老臣去朝之后，废太子姬宜臼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只能逃往自己外公所在的申国。
当时正忙于巩固新体制的周幽王，却把自己的这个亲生儿子及他背后的申国视作潜在威胁。来自王畿的种种压力，最终迫使申国只得选择与缯国及西戎结盟，而这就“做实”了幽王之前的种种不祥“猜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决定亲自率兵攻打申国，结果王室的军队被三方联军击败，之后联军开始向周王都进军。幽王在退回王都后，只能带着太子姬伯服再次出城，一路向东撤离，父子二人最终被杀于骊山脚下一个叫做“戏”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竹书纪年》又分《今本》和《古本》两个版本。以上的说法来自于《今本》。而在《古本》中，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说法：周幽王的举动直接激怒了申候，于是他在申国宣布，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新的周王，正是这一举动，才引来周幽王的大举讨伐。再之后，两个版本就一致了。
镐京之变后，王都被付之一炬，申侯带着自己的外孙姬宜臼，在秦、晋、郑等几国诸侯的护送下，迁移到东都洛邑（即今天的洛阳）。在洛邑，姬宜臼正式宣告登基，成为新一代周天子，史称周平王，这次迁徙也被称为“平王东迁”。
平王在洛邑登基之时，他的叔叔姬余臣，在虢国君臣的拥戴下，也在携地宣告登基称王，史称周携王。在平王东迁后，周王朝有约二十年间，一直处于二王并立的状态。
由此不难推断，平王东迁并非仅仅因为镐京被毁，更深层的原因是，周王室内部的分裂。理论上讲，周平王的太子位早被其父周幽王废黜，而他的叔叔周携王，作为幽王的兄弟，在幽王与太子姬伯服被杀后，作为王位的顺位继承人，起码比自己的这个侄子更有说服力。
然而，此前历代周王与诸侯之间的交恶过患，已摧毁了诸侯们对于“正统”王室的忠诚。因此，大多数诸侯国最终选择承认洛邑的周天子。周携王政权在苦撑了二十年后，最后被晋国所灭。
西周以来形成的稳固结构，至此已然支离破碎。“神”的时代结束了，天子的时代也结束了，而诸侯并起的时代业已拉开帷幕。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天下重构
● 王伟
在自古以来的权力游戏中，人们面对高高在上的王权日久，便容易形成思维惯性抑或臣服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即便权力的根基已明显动摇，多数人仍会选择继续臣服，直到某个偶然事件或契机，彻底打破人们自我营造的“幻像”。于是，仿佛一瞬间，原本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王权大厦，便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崩塌……
天子余威
按史书记载，洛邑王畿方圆六百里，在春秋初期，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诸侯国，但相对于王室庞大的日常开销，这里的产出远远不足。在分封制时代，天子与诸侯之间并不存在税收关系。诸侯对天子的朝贡仅是象征性的，而要维持王畿财政正常运转，只能依赖天子自己的直领土地。
为应对财政压力，曾不可一世的周天子不得不放下身段，以各种名义向诸侯借钱、借粮。进入到东周时代，关于周天子的记载中，常会出现诸如“告饥”“求金”“求车”甚至“求赙”（丧葬费）这样的词汇。
除财政匮乏外，东迁之后的周王室，还面临地缘环境的恶化。洛邑作为第二首都，它的选址必然寻求“安全”与“便捷”的平衡。然而，豫西山区的存在，虽让洛邑在战时拥有不错的地理屏障，但相对于位于关中盆地的镐京，这里的安全性还是太差了。
西周时代，因有镐京王畿作为后盾，洛邑作为“跳板”，自然无需担心安全问题。如今，“后盾”已不复存在，洛邑的安全隐患随之暴露，而“交通发达”则从优势变为致命弱点。简言之，周王室在东迁后，其“硬实力”已乏善可陈，只剩下法理上的正统性而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戎”指的是战争，代表一个政权的硬实力，“祀”即祭祀，代表的是“软实力”。在周平王时代，财政枯竭让周王室鲜有用兵，但在各种体现“仪式感”的事上却从未有懈怠。
不只各种祭祀，为维护天子威仪，即便在日常生活礼仪方面，周平王也从不马虎。他一天十二个时辰，每一刻都过得极有仪式感——何时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每餐饭要搭配什么规格的乐舞，什么时间沐浴，沐浴分几个步骤……天子每一天每一时的生活，看上去都是在进行一场看似庄严肃穆的“表演”，借此强化人们对天子权威的敬畏。
周平王就这样日复一日，在位51年，成为中国历史少有的长寿天子。“平王”这个谥号也就由此而来，所谓“平”，亦可理解为：无功无过、无对无错。
由于周平王的“超长待机”，太子姬洩最终未熬到继位就死在父亲前头，此后不得不由次子姬狐继承太子位。然而，在平王驾崩后，姬狐便一病不起，尚未继位便也撒手而去。至此，只能由原太子姬洩的长子姬林继位，史称周桓王。正是在这位年轻的天子手中，周王室最后那点无形资产也被彻底挥霍一空……
平王卿士
无论中外，在王朝末期，通常都会上演差不多的故事：在万民翘首以待盛世之时，少数清醒的上层人士已然在为王朝的葬礼做着准备。周幽王时代便是如此。当周幽王大刀阔斧进行“宏伟”改革时，他的王叔郑桓公姬友已隐隐嗅到王朝气数已尽。在幽王的新班底中，姬友担任“司徒”一职，主要负责掌管周王室的土地和户籍。正因如此，他更早意识到了王朝这条“大船”已到了快“沉没”的时候。
于是，郑桓公开始提前为自己的族人准备“救生艇”。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郑桓公从东虢和郐两个诸侯国手中，各得到5座城邑。它们的位置大致就在今天河南郑州一带，紧邻洛邑。
姬友原先的封国，位于现在陕西渭南一带，国名为“郑”，如今渭南市华州区就曾叫“郑县”。在获得10座城邑后，郑桓公的大部分族人便东迁到了新的封国。新封国仍延续“郑”这个国号，而新的国都则被称为“新郑”。在完成“资产转移”后，郑桓公在镐京继续做“裸官”，新的郑国则由自己的儿子掘突负责管理。
据今本《竹书纪年》中记载，郑桓公与周幽王都亡于镐京的变乱。郑公子姬掘突继承其父爵位，史称郑武公。在春秋初期的历史上，郑武公扮演了一个类似东汉末期曹操的角色。
镐京变乱后，郑武公随同晋、卫等诸侯国一道率军进入关中勤王。然而，他们的“拥护”对象并非是继承周幽王衣钵的周携王，而是本应被视作叛逆的周平王及其外公申侯。
作为交换，郑武公被周平王拜为“卿士”（编注：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丞相）。此外，郑武公还从周平王那里获得了“以王命讨不廷”的授权，这让郑国在与其他诸侯国发生冲突时，具备了合法性优势。这与后世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无本质差异。
有了“平王卿士”这个头衔的加持，令周边国家很难主动对郑国发难，因为那将付出很高的政治代价。这让郑国在之后的扩张战争中，最大限度避免了腹背受敌乃至多线作战的危险。在短短几年内，郑国一举吞灭周边数个小国，包括当初给郑国10城的东虢国和郐国。东虢国的都城制邑（今天河南荥阳市一带）下辖了战略要冲的虎牢关，而原郐国的国都则干脆成了郑武公的新都城，即前面提到的“新郑”。
周郑交质
既然郑武公扮演了类似曹操的角色，那他所“辅佐”的周天子又扮演了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会让周王室感到有多体面，但对天子而言，这却是一个“最不糟”的局面。天子与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离开了祖地，他们什么都不是。正因如此，周平王与郑武公的相处，总体是融洽的，郑武公也并未对天子有什么僭越和不敬之举。在开疆拓土的同时，郑国的商业也进入大发展时代。早在郑桓公东迁郑国的时候，就同治下的商人定下誓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这为郑国后来的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至郑武公时代，郑国进一步废除了治下商朝遗民的奴籍，让他们成为自由民，且鼓励他们继续从事所擅长的商业和手工业。凭借着商业的繁盛，郑国国力日盛。
郑武公在位26年后，公元前744年，他的长子寤生继承君位，其便是史上大名鼎鼎的郑庄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公”其实只是谥号，按当时的爵位规制，郑国应该是一个“伯国”，所以郑国的国君在当时被称为“郑伯”。因此，历史上那个著名的典故被叫做“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郑庄公与他的母弟共叔段之间，的确曾为争夺君位爆发过一场激烈的内战。这也表明，传统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已很难束缚住人们对权力的欲望，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或许正是因为郑国的这场内部危机，才让已垂垂老矣的周平王认为，王室终于有机会摆脱郑国对其的控制。周平王开始在暗地里联络虢国的国君虢公忌父，准备再拜一位平王卿士，试图以分权的方式来削弱郑庄公的影响力，让自己获得更多自主权。
然而，周平王的举动败露了。在获知这一情报后，郑庄公随即启程前往洛邑，要质询周平王原委。面对气势汹汹的郑庄公，周平王刚刚萌生的一点“雄心壮志”瞬间崩溃。当初郑武公灭东虢后，虎牢关也落入郑国之手，洛邑王畿面对郑国等于门户大开。为了让周天子安心，郑庄公索性将虎牢关以西的大片土地划给周王室，在后续的开疆扩土中，郑国也着力向东南方向扩张，刻意与位于西部的洛邑王畿保持距离。如今郑庄公率兵而来，等于彻底打破了此前的默契，逼宫意味浓厚。
这种情况下，虢公忌父很识趣地“推辞”了天子任命，而周平王也反复向郑庄公保证，自己绝没有那个心思。为“彰显”诚意，周平王最终只得让自己的太子姬狐前往郑国当人质，而郑庄公也让自己太子忽前往洛邑以示对等。天子与诸侯互换质子，这是自武王伐纣以来闻所未闻的，对周王室而言，其中屈辱自然也是前所未有的。至此，郑庄公总算是心满意足，带着作为人质的太子姬狐返回新郑。
繻葛之战
在周郑交质后，郑庄公再次祭出“以王命讨不廷”这个旗号，挨个敲打之前不断找自己麻烦的宋国和卫国。与此同时，郑国遵循“远交近攻”的原则，与东方大国齐国结盟，使得中原诸国在地缘上处于齐郑两国的夹击之下。不仅如此，郑庄公还率军攻打许国（编注：在今许昌附近），并最终吞并了许国一半的国土，借此拥有了向江淮地区扩张的可能性。公元前715年，在齐国国君齐僖公牵头下，郑国与宋卫两国在温邑达成和平协议，史称“温地之盟”（又称为“瓦屋之盟”），这相当于宋卫两国正式承认了郑国的“国际地位”。由此，郑庄公治下的郑国进入鼎盛时期，“郑庄小霸”之名也由此而来。
在郑庄公忙着笑傲诸侯之时，洛邑的气氛却显得异常沉闷。或许是承受不了“周郑互质”所带来的心理打击，周平王不久就病亡（公元前720年），而刚到郑国没多久的周太子姬狐只得立马启程赶回洛邑。王室的屈辱、丧父之痛加上连日奔波，让这位老太子刚到洛邑便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也随其父而去。平王的孙子姬林继位，成了周桓王。
在这种背景下继位的周桓王，对郑庄公的恨意可想而知。相对于年迈的周平王，这位年轻的天子显然更有“冲劲”。周桓王继位后不久（公元前719年），便旧事重提，正式拜虢公忌父为“右卿士”，而郑庄公也就从“卿士”降为“左卿士”。新天子的这一举动，除“分权”外，也是在向郑庄公示威，而郑庄公则表现得比上一次更不客气。他先是搞出著名的“割麦事件”——郑军在临近王畿的温邑，割走了周天子领地的麦子，以此向天子施压。之后，郑庄公又绕开周天子，直接与鲁国签署了土地置换协议。周郑之间的关系，一步步走向破裂。
然而，周桓王依旧自我感觉良好。在他看来，他成功挽回了王室的尊严。在公元前708年，位于今陕西韩城市附近的芮国发生政变，周王室军队与秦和西虢一道，平息了内乱。这个不大的军事胜利，令年轻的周桓王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突然宣布免除郑庄公的卿士一职。随后，要求卫、陈、蔡三国出兵，协助天子王师一道讨伐郑国。四支力量汇集一处，总兵力已超过郑国的全部家底。
在发兵前，周桓王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统帅三军作战。面对周桓王亲自带领的联军，郑庄公举全部兵力，在新郑以南20公里的一片平原地区，与周天子联军展开对峙（今河南长葛市附近）。在互递交战书后，双方开战，史上著名的“繻葛之战”就此展开。
战争以郑国的以一敌四最终完胜。此战中，郑军一名叫祝聃将领，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让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插着一支箭落荒而逃，顺带也让这场战争戛然而止。
在联军开始溃败之际，郑庄公要求郑军点到为止，不许进一步追杀。正因如此，周天子的军队才得以体面退场。战后，郑庄公又派自己的大夫祭足，前往联军大营问王疾，算是在形式上给了天子一个台阶下。
然而，周王室的麻烦才刚刚开始。祝聃射出的那一箭，不仅在周桓王肩膀上添了一块伤疤，还射掉了周天子在世人眼中仅存的光环。在繻葛之战结束后的第三年（公元前704年），楚国首领熊通正式宣告自立为王，史称楚武王，由此开了诸侯称王的先河。这也标志着，自此以后，天下将不再只有周王这一个“王”……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齐桓霸业（上）
● 王伟
“繻葛之战”中，郑军的一支箭矢射中了周桓王肩膀，也射掉了周天子头上最后一点光环。但世人对权力的崇拜与觊觎，并不会因为一个具体权力载体的陨落而消减。“天子”成了空架子，就必然有新权力载体来填补空白。于是，在中国史书上，出现了“霸主”这一概念，而“争霸”也就此贯穿整个春秋时代。
齐风商韵
自周朝建立伊始，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就是一个“画风清奇”的邦国：在殷商时代，山东半岛一直都是东夷族的领地。东夷族自古民风尚武、桀骜不驯。所谓“夷”，最初是由“大”和“弓”两字所组成——在上古时代的中原部族眼中，夷人普遍善射，传说中射日的后裔便来自东夷。
数百年来，东夷与商王朝之间不断爆发战争，因实力悬殊，商王朝一直占据上风，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耗空了王朝的财政，这令生活在关中盆地的周人，有了可乘之机。在周人攻陷朝歌后，仍延续商王朝的既定战略，继续对已处于“残血”状态的东夷发起进攻，并在几年后将其彻底征服。
为防止前朝复辟，众多殷商遗民被周人强行迁徙到了其新征服地，其中一部分便来到曾属于东夷的土地。如此一来，曾不死不休的敌对双方，不得不和平共处，并最终融为一体。相比保守的周人，无论是东夷人还是商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开放随性。
东夷人是中国最早开始养猪的族群，这意味着他们的农业已非常成熟。同时，拜山东地理环境所赐，东夷人还精于渔猎和制盐。而外迁而来的商人，则带来其最擅长的商业。
在周王朝建立过程中，功绩最大的姜子牙（吕尚）和周公旦，分别得到山东半岛最大的两个封国——位于北部的齐国和位于南部的鲁国。姜子牙到齐国后，并未像临近的鲁国那样依据“周礼”，对当地进行深度的“社会改造”，而是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对礼仪上的繁文缛节一律大删大减，甚至没有触碰商人和东夷人的信仰，因此后世才有“齐地八神”的说法。不仅如此，齐国还延续了商朝的做法，对女性没有严苛限制，《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里，唯独《齐风》常有女性主动追求男性的描写。
在经济领域，齐国上层同样未像鲁国那样干预经济活动，硬性要求“整齐划一”，而是鼓励本国的东夷人和商人因地制宜发挥所长，这让齐国的商业及渔、盐、纺织等手工业日益发达。在浓厚的商业文化影响下，齐国社会氛围愈加开放包容，在战国时代，承载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出现在齐国而非其他国家并非偶然。
“春秋三小霸”
西周时代，王畿为保持自己的控制力，会不时对各诸侯国施加影响，譬如周夷王甚至直接出兵征讨过齐国，并烹杀了当时齐国国君齐哀公。周王室此举限制了各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让各诸侯国间的国力差距不至于太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诸侯国固有的特质尚未在国力上完全反映出来。随着周王室日渐衰微，各诸侯国就此进入自由竞争时代。
西周后期，宗法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已变得名存实亡。对地处边缘地带的齐国更是如此，周王室烹杀齐哀公，不仅打压了齐国，也破坏了齐国权力传承的稳定性。这之后，姜子牙的子孙们为争夺君位，把整个国家拖入持续内乱中，此间齐国还出过一个小号的“周厉王”——齐厉公，这位志大才疏国君，让齐国的困境进一步恶化。
直到齐厉公之子齐文公继位后，齐国的政局才趋于稳定。齐文公在齐国所扮演的角色，类似小号的“周宣王”。至此，齐国上层重拾齐太公（姜子牙）留下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其内部蕴含的活力至此被激活。
在历经文公、成公、庄公三代国君的稳定发展后，齐国的富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此时，齐庄公之子禄甫继位，史称齐僖公。内政上，齐僖公延续了无为而治的理念。外交上，齐僖公则从“闷声发财”进入到“大有为”阶段。其实，齐国发展至此，无论想与不想，都必然会参与到当时已愈演愈烈的诸侯争斗中，唯一不同的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
同期，郑庄公与周王室闹得不可开交。前者对周王权威的挑战，令天子变成了一个笑话，也令郑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扩张模式难以为继。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借机对周王室发难。公元前704年，原本爵位只是子爵的楚国国君熊通，正式昭告天下，自立为王，这便是历史上的“楚武王”。在楚武王发出“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指中原诸国）之政”的政治宣言后，楚国的军事扩张随之展开。
尽管后世把齐僖公与郑庄公、楚武王并称为“春秋三小霸”，但与另外两位的“草莽模式”不同，齐僖公以其对外战略打开一片天地。齐僖公通过不断建立联盟的合纵政策，来实现齐国利益。而长期的商业熏习，让齐国上层对“合作”这个概念的理解，远比其他纯农耕诸侯国要深刻。此外，对于曾背弃自己的姬周王室（姜姓与姬姓自商朝开始就是传统的政治盟友），齐国选择借助周天子的“光环”，而非羞辱和挑战。
基于此，齐国先与郑国、鲁国结盟，在山东半岛与中原地区之间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治“铁三角”，进而影响到中原诸国间的基本格局。齐僖公还借主持多国会盟之机，将自身打造成“仲裁者”角色。曾经长期交恶的郑、宋、卫三国，便在齐僖公斡旋下达成和平协议。此后，鲁、郑两国交恶，齐国依据远交近攻的原则，选择站在郑国一边，联合后者攻打前者。鲁国至此一蹶不振，齐国开始独霸东方。
郑庄公离世后，郑国陷入内乱，齐僖公再次选择抛弃郑国，与实力较弱的宋、卫、燕结盟，一举终结了郑国霸权，也把齐国推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襄公乱政
尽管齐僖公文攻武略，为齐国此后数百年的发展提供了样板，但其思想内核却未被其继承人传承。公元前698年，打赢郑国后不久，齐僖公就离世了，其长子继承君位，史称齐襄公。后世对齐襄公的印象，多半来自他与自己同父异母妹妹文姜间的种种“绯闻”。事实上，这位国君带给齐国的，远不止“桃色新闻”那么简单。
简言之，齐襄公把“有权任性”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由于文姜当初被齐僖公嫁给了鲁国国君鲁桓公，于是齐襄公就设计害死了这个妹夫。但国君死在齐国，鲁国自然不会不闻不问，于是齐襄公就让自己的亲信彭生代为受过。不仅如此，因为年少时曾与郑国公子子亹（wěi）打过一架，于是齐襄公借诸侯会盟之机，又杀了已成为郑国国君的子亹，以及随行的大夫高渠弥。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权力集中于国君一人手中，如此一来，君主个性的缺陷，极易被放大成邦国级别的灾难。
当然，齐襄公疯狂归疯狂，但还精于算计。至少他在位期间，灭纪国和帮自己外甥卫惠公夺回君位，站在齐国的立场看，都说得通。至于杀鲁桓公和郑子亹，虽让齐国国际形象受损，但并未给齐国带来太大麻烦——毕竟国力强大。正因如此，在处理内政时，愈发恣意妄为的齐襄公，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之地。
瓜熟而代
在国际上四处结怨的同时，齐襄公与国内贵族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先秦时代，贵族与国君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本质上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而非后世那种毫无议价权的从属关系。然而，自齐襄公继位后，不断破坏君臣间的契约精神。
于是，史书便留下“瓜熟而代”（也称“瓜熟之约”）的典故：相传在齐襄公十二年，襄公派大夫连称、管至父到偏远的葵丘去驻守。在出发前，齐襄公与二人约定“瓜时而往，及瓜而代”。然而，这二人在偏僻之地苦熬一年后，却发现齐襄公再也不提让他们回国都临淄之事，虽对国君各种暗示，但对方却充耳不闻。如此一来，年复一年，所谓的“驻防”变成了事实上的“放逐”。
不仅如此，齐僖公在位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对自己的侄子公孙无知始终偏爱有加，给予他的仪仗、宫室及各项待遇，都与当时作为太子的诸儿（齐襄公）平级，某时甚至更高。从齐襄公的角度看，这位堂兄显然是个潜在威胁，于是，齐襄公继位后，很快罢黜了公孙无知的官职，并降低了他的俸禄、车仗的等级。
齐襄公凡此种种的行为，得罪了一众贵族，各种矛盾累积叠加，终于爆发了。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联合之前被“放逐”的连称、管至父，趁齐襄公在贝丘（今山东博兴东南）狩猎之际，发动政变，弑杀了齐襄公。政变后，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几个月后，齐国大夫雍廪再次兵变，公孙无知被杀，史称“齐前废公”。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族亲间的宗法关系及君臣间的契约关系，正一步步土崩瓦解。弑君夺位，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死在齐襄公手里的鲁桓公和郑子亹，也是靠此手段上台的。通常来说，这些弑君者会在上位半年到一年后，死在新一轮的政变中。冲突过后，朝堂的权力便会出现暂时真空，等待进入“重启”状态。这也意味着，真正的转折点即将来临……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齐桓霸业（下）
● 王伟
在先秦时代的语境里，“霸主”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武力征服，所谓“霸主”意为“伯主”。西周时代，周天子为达成某个具体目的，往往会授权一国国君组织诸侯会盟，而这个获得“官方授权”的会盟发起者，便被称为“伯主”。到东周春秋时代，天子虽已势微，但在常人的认知中，各诸侯国仍只是“半主权”“半独立”的国家，仍是“周联盟”（诸夏）中的一员，仍有着基本相同的价值观。春秋霸（伯）主，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桓公继位
齐襄公在当政的11年间，以恣意妄为之举令其成为朝野上下的大麻烦。不仅如此，上代国君齐僖公对自己侄子公孙无知的过分偏爱，也给齐国的安稳埋下隐患。多种因素叠加，至公元前686年，终于酿成一场旨在弑君夺位的政变。政变中，齐襄公死于堂兄公孙无知之手，后者不久又被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所杀。因齐襄公没有子嗣，齐国的君位也随之空虚。
彼时的齐国急需一位合乎宗法的继承人来稳定大局，这样才能避免邦国陷入进一步内乱。而当时有资格的人选有两位——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他们是齐襄公的庶出兄弟，母亲分别来自鲁国和莒国（今天的山东日照市莒县）。
齐国内乱期间，这两位庶出公子为免于迫害，都跑到各自母亲的娘家去寻求庇护。如今齐襄公已亡，两位庶出子之于君位继承权的分量不分伯仲，唯一的变量就是谁先回到齐国，以便争取更多势力支持自己。
于是，一场君位之争，就变成两位公子之间的赛跑。之后，便有了著名的“一箭之仇”的故事：两拨人马在路上相遇后，公子纠的幕僚管仲突然向公子小白射出一箭，结果阴差阳错射中对方的带勾。后者咬破舌尖，吐血诈死。公子纠因此误以为已经没了竞争对手，于是放慢了行进速度。
真实历史是否如此富有戏剧性，暂且不论。总之，公子小白先一步到达国都临淄，在他的老师兼幕僚鲍叔牙的斡旋下，获得了势力最强的高氏和国氏两家贵族的支持。公子小白最终顺利上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而夺位失败的公子纠逃回鲁国，鲁国迫于齐国压力，最终不得不处死公子纠，而他的幕僚管仲却在被送回齐国后，出人意料地被齐桓公拜为国相。
权宜之计
关于管仲拜相，也有一段传说。相传管仲和鲍叔牙在跟两位公子出国避难前夕，曾做过一个约定：日后无论哪方胜出，都要拉对方一把。后来，齐桓公成功上位，鲍叔牙不仅按约定让管仲免于被公子纠牵连，还辞掉齐桓公对自己的任命，力主由管仲担任国相，理由是管仲有大才。最终，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这才有了后来的齐桓霸业……
抛开传说的真伪，仅从政治常识看，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确是当时的最优解。一国之相的位置，无论是有扶保之功的国氏、高氏，还是作为国君嫡系的鲍氏，不管谁来坐，都会引起其他派系的疑虑和不满。而管仲本就出身没落贵族，在朝堂之上没有根基，同时又来自国君的前敌对阵营，这样的背景反倒让他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选。此外，从齐桓公的角度看，任用前政敌的幕僚作首席大臣，无异于对举国上下的一个表态，有利于促成举国和解。这与后世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重用魏征等人，是一个道理。
正因如此，齐桓公对管仲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国君沐浴斋戒三日，带领群臣从郊外将对方迎入宫殿（也就是常说的“郊迎”）。管仲面见国君，自然要阐述一番治国理念。而对于管仲抛出的宏伟蓝图，有着一半东夷血统的齐桓公（莒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东夷族封国），竟给出了这样一段自嘲之言：“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且常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齐桓公以这种方式强行给管仲的热情降温，当然是基于齐国政治环境的考量。大乱方定之时，人心所向是休养生息。这种情况下，齐桓公显然不想让别人将自己联想成齐襄公的“雄才大略”。此后3年的历史证明了，齐桓公最初的表态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事实上，齐桓公虽给了管仲财富和地位，但最初并未拜他为相，只是封其为上“上卿”，理由是要先观察观察，毕竟国相一旦任命了，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此后3年里，随着政局趋稳，齐桓公非但没有休养生息，反倒连续3次大规模对外用兵，而被封为上卿的管仲却被晾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