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齐
不过，齐桓公连续3次冒进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长勺之战”。正因为3次大败，才迫使齐桓公恢复理智，到此才真正与管仲达成默契，正式拜其为相，为表诚意还尊称长自己一辈的管仲为“仲父”。
管仲被正式任命为齐相后，一系列改革也随之展开。其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在齐国建立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国君不插手具体管理，而是授权国相来领导国府。而作为国相，同样不问出身，大量从贵族以外的圈子选拔职业官僚来填充国府。君相分权，使得国君可以超然于各种矛盾之外。而建立精细化的职业官僚队伍，则相当于通过改变增量这种相对温和途径，来削弱贵族们的权力。
此外，管仲将齐国的武装力量整合为三军，其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直属于国君，另外两支则分别由国、高两氏贵族掌握。通过让渡一部分军权，让齐桓公与贵族间最终达成互信与平衡。管仲之所以在武装力量的归属上如此慷慨，是因为在他的规划里，对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并非农夫和士兵，而是商业资源。
在管仲看来，所谓“治国”，其根本无非是“财政”“税收”两件事。财政本质上就是花钱，国相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花得更有效率，有朝一日没钱可花了，一个政权也就到头了。而税收本质上就是收钱，国相要考虑的，是如何收得更有效率，又不至于搞成横征暴敛，逼得百姓遁走他乡。至于创造财富，那是商人、工匠和农夫的事，只要有趋利避害之心，他们自然会去做。
在本系列上一篇文中曾提到，齐地原本就有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详见2022年第5期《史鉴：从诸侯到战国之齐桓霸业（上）》一文）。早已成熟的商业网络、商业信誉和商业思维，虽无形无实，但却蕴藏着远比土地、矿产都要丰富的财富，这才是齐国含金量最高的资源。如今国家垄断了这块儿利益，给国君所带来的收益，远非从土地里榨取农业税所能比拟的。
从历史沿革看，齐地的商业资源多掌握在东夷人和商族遗民手中，那些高傲的姜姓和姬姓贵族，作为外来征服者，他们主要掌握的是土地和兵员。因此，管仲在商业领域搞国家垄断，同贵族们的传统利益无太多冲突。相反，这些丰厚的商业利益，反而成了拉拢贵族最好的诱饵。
尊王攘夷
在不引发上层冲突的前提下，管仲的改革为齐桓公办成了所有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两件事——“集权”加“集钱”。管仲的“官办经济”，也大幅降低了齐国上层对土地和军功的兴趣。正因如此，在后来战争爆发频率最高的战国时代，齐国是七大国中主动挑起战争最少的。除齐闵王外，当时齐国的历届君王，都更倾向于通过建立联盟的方式来解决安全问题。
追根溯源，这种靠联盟来达成战略目标的传统，同样源于齐国的商业传统，譬如上篇提到的齐僖公。而齐桓公当时所做的，就是凭借手中积累的天量财富，把前几代外交为主的对外战略全面发扬光大，并最终达成“尊王攘夷、九合诸侯”。
本质上讲，春秋时代的各邦国还是同一价值观下的“半主权国家”。要想成为各国皆认同的盟主，除实力够强外，还必须能维护住各国公认的价值观。于是，齐桓公一反此前郑庄公对周王室的轻慢态度，重新强化了周天子在“诸夏”中“精神领袖”的地位，借助周天子最后的这点“无形资产”，通过“尊王”为齐国的霸主地位赋予了合法性。
而最终确立齐桓公领导地位的，则是“攘夷”——自平王东迁后，西周时代原本的防御体系也随之崩溃。周边的戎狄部族，开始频繁袭扰诸夏腹地，而各邦国对于这些外族入侵却往往各自为战。齐国崛起后，对古代中国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建立联盟，协调各邦国统一御敌。
值得一提的是，齐国当时所建立的并非单纯的军事同盟，而且是一个关税同盟。在管仲倡导下，会盟各国统一了商业税率、度量衡、道路和车辆标准……
就这样，管仲耗时约四十年，将齐国和齐桓公送上前所未有的巅峰。当然，隐患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埋下。以国家垄断为根本的官办经济模式，虽为国君带来巨量财富，但也束缚了齐国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从权力博弈的角度看，权力过分集中于一点，终将演化为上层的争斗。多年后，正是这一隐患导致春秋首位霸主陨落……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宋襄余晖
● 王伟
从宏观角度看，所谓“春秋战国”，或可视作一个“打碎-重组”的历史阶段。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原本由周天子维系的半主权国家联盟（联邦）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各封国开始一步步接近主权国家概念。“霸（伯）主”作为这一过渡阶段的产物，在客观上令这个破碎分解过程变得不那么惨烈，这便是春秋时代。当数个完成一系列兼并或改制后幸存下来的主权国家彼此吞并并最终达成大一统时，便是战国时代。于是，社会运行逻辑在此期间不断改变，而人们心中的信仰也在不断的“崩塌-重构”……
隐患显现
公元前645年，曾执掌齐国政务40年的国相管仲病逝，之后的继任者也在几个月里相继去世。初代管理团队的相继离场，让齐国此前蓄积的种种隐疾迅速爆发。
此前，齐国长期实行的“官山海”、统一铸币和特许经营等制度，令国家得以垄断庞大的商业资源。由此带来的财政充盈，让君权得到空前强化，也给齐桓公的霸业提供了支撑。然而，福祸相依，齐国的隐患也正在于此。
此时的君位，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被人觊觎。巧合的是，齐桓公的三位正妻，都没有生下儿子，所有公子都是庶出。这意味着在本就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任何一个人出来夺位，在法理上都不至于太站不住脚。
值得一提的是，300多年后的“田氏代姜”，究其根源，也与齐桓公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个隐患有关。后世田氏正是通过打破原有的国家商业垄断，向众多贵族乃至平民释放利益，才获得多数人支持继而取代姜姓公族成为齐国新的主宰。
回到正题，在管仲等人先后离世后，诸公子们纷纷开始谋划和布局，齐国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公元前643年，已步入暮年的齐桓公身染重病。早已按捺不住的各方势力，等不及国君咽下最后一口气，便开始发动政变。公子无亏得到了易牙、竖刁等原桓公近臣的支持，把重病中的齐桓公封在宫室里并活活饿死——既然是国君自己饿死的，那就不算弑君了。
意外之喜
原本被齐桓公指定的继承人公子昭，面对国内乱局，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情急之下，这位太子想到能救自己的可能只剩下当初葵丘会盟时（公元前651年）的一个约定——齐桓公与当时刚继位不久的宋襄公约定，日后若齐国内部有变难，还请后者对齐太子昭多加照顾。
于是，太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助。这位颇具“古风”的君主，痛快地答应了太子昭的请求，决定发起号召联合诸国一同发兵，以平息齐国政变。
然而，宋襄公派出的一众使节，却并未得到多少诸侯国回应，最终只有卫、曹、邾三个小国象征性地派出一些兵马。饶是如此，宋襄公仍指挥着这支“理论上”的四国联军，一路开进齐国。
另一边的公子无亏在强行上位后，并未得到太多贵族支持，特别是国、高两个影响力最大的子爵家族的力挺。这些贵族在得知宋军到来的消息后，随即与联军里应外合，一举推翻登基仅3个月的公子无亏，后者最终与竖刁一同被处死，史称“齐中废公”。得到宋襄公支持的太子昭顺利成为齐国新君，史称“齐孝公”，齐国内乱至此宣告平息。
然而，因结构性隐患一直都在，所以齐国的这种稳定也是暂时的。齐孝公在位10年后病逝。此后，他的几位兄弟围绕君位你争我夺，这种不稳定状态前后延续了24年。与之前公子无亏的政变凑在一起，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公子之乱”。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后话。仅就在宋国主导下，齐国内乱得以平息、秩序得以恢复、原本的法定继承人得以顺利继位……就让宋襄公收获空前声誉。正因如此，让宋襄公有了超乎本国实力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宋襄公逐渐走上一条“自不量力”的争霸之路，并在宋楚泓水之战中落败，被贴上“迂腐”“蠢笨”等标签成为后世的笑柄。
然而，若回顾宋国的过往，宋襄公种种看似“奇葩”的举动，其实并无多少不合理之处。
白色贵族
周朝建立之初，因武王在立国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了，这使得王朝一度处于主少国疑的险境。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商的末代王子武庚与原本负责监视自己的周室贵族联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这场由“囚犯”和“狱卒”联手发起的政变，在持续3年后，最终被周人镇压下去，王子武庚也被处死。此后，殷商遗存下的子姓贵族被周人分封到豫东平原，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公国——宋国。在服色上，他们延续了商朝的传统，崇尚白色。他们的开国之君，则是商纣王的庶出兄弟微子启，后者也是最早一批投奔周人的商朝贵族。
宋国虽贵为地位最高的公国，但明眼人都明白，自建立之初，这个封国本质上还是周王室为殷商遗老们准备的豪华版监牢——面积虽广，却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在其周围遍布鲁、曹、陈、卫等姬姓诸侯国，它们几乎占据了周边所有地理要冲。
由此可见，自立国之初，宋国之后数百年的命数已被封印。广袤的平原，加上商人特有的商业文化传承，让这个国家不难变成一个富国。但地缘上的先天缺陷，又制约其在乱世中难有大作为，甚至生存堪忧。
这种特殊的境遇，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宋国上层的思维。一方面，作为前朝遗族，宋国的贵族们在心底终归还是心有不甘。即便知道已没机会翻盘，但至少还想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宋国的贵族阶层为顺利融入由周人主导的新世界，对周的礼乐制度比众多姬姓诸侯国看得还重。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维，便在同一群人乃至同一个人的头脑里能不断融合。
落日余晖
事实上，早在郑庄公时代，宋国就曾一度与作为地区霸主的郑国打得不可开交，这种试图通过“有所作为”来提升自己国家地位的思维，在宋国上层可谓一以贯之的。
在春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宋国的国力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当时，“称霸”可以说是诸夏各国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而宋国的国力决定了它与这个大目标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尴尬状态。轻言放弃，对任何一个国君而言都会心有不甘。在这种心态下，一旦上层感觉有了某种“机遇”，冒进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在宋襄公这一代，他所遇到的恰恰就是这种状况——齐国内乱让诸夏各国的霸主之位出现真空。而成功恢复齐国国内秩序，帮助齐孝公（太子昭）顺利继位，又为宋国赢得空前的国际声望。宋国借助多年的商业积累，又的确有了一定实力。这种情况下，宋国自然觉得已处于一个不进则退的历史机遇期。于是，自殷商灭亡后，一度被压制的雄心壮志便被激发出来。
起初，宋襄公试图效法齐桓公以会盟的方式来确立霸主地位。然而，几次努力都无果而终。最后一次的鹿上之盟，更是因楚成王出兵扣押了宋襄公，让宋国颜面尽失。至此，宋襄公决定孤注一掷，对楚开战，试图以此来确立霸主地位。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泓水之战。
关于泓水之战的故事，因广为人知，这里不再多述。值得一提的是，战场上，宋襄公那些看起来十分不可思议的举动，其实只是严格遵守了西周时代的交战规则而已。
在西周时代，诸夏之间的战争原本就充满各种“仪式感”。战争必须师出有名，即便是借口，也必须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所谓师出有名为“伐”，师出无名为“侵”，不宣而战则叫做“袭”。由于当时战争的参与者，仅限于贵族及由贵族阶层分化出的城市平民（国人），居住在城邑之外的“野人”平时也不享受国家福利，战时自然没义务参战。所以，当时诸夏间的战争规模都不大——毕竟只是贵族间的争端。
在正式开战前要正式递上战书，约定开战的时间、地点，而战书的遣词用句也必须保持应有的礼仪。开战后，交战方式只有最简单的对冲，按交战规则，双方都必须在对方列阵完毕后，才能发起冲锋（不鼓不成列）；不能对受伤倒地的对手二次杀伤（不重伤）；也不能去俘虏那些年老体衰者（不禽二毛）；一旦一方开始败退，胜方不能赶尽杀绝（不逐北）——按惯例，通常只能追五十步。
以后世的眼光看这种被条条框框限制死的“战争模式”，完全无法理解，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合理的。交战双方，说到底都是周联盟下的半主权国家，这意味着即便已兵戎相见，也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这样才能避免诸夏的过度内耗。
宋襄公要做的是霸（伯）主，那势必要恪守共同规则。而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对其他诸侯国来说，这或许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对于前朝贵族建立的宋国来说，却断不能轻举妄动。
事实上，在这种新旧更迭的过渡时期，很多行为的对错好坏都难以轻易界定。从宏观审视，西周时期基于贵族统治形成的种种规则与文化，随着时间推移的确无法继续存蓄下去。但仅就对双方士兵而言，经历一场恪守规则的“仪式化战争”，显然要比经历一场充满“智慧”的惨烈厮杀幸运得多。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上）
● 王伟
公元前7世纪中叶，古埃及人正在被亚述帝国蹂躏后的废墟上建立第二十六王朝；雅典正经历第二次复兴，但贵族们依仗金融游戏不断聚敛财富，也悄然埋下社会撕裂的隐患；两河流域，此时屹立的则是吕底亚、米底和新巴比伦三个王国。在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地区同样热闹非凡。位于山东半岛北部的齐国，在第十六任君主齐桓公的统治下，一跃成为诸侯国公认的霸（伯）主。而山西汾河谷地南部，一个将要在未来百年里称霸中原的侯国，也正强势崛起。只不过，因数十年的时间差，让东西两个霸主失去了正面碰撞的机会。
姬晋代唐
晋国的前身是位于今天山西南部的“古唐国”（今山西临汾尧都区），位置正好处于翼城、曲沃、绛县、襄汾、侯马之间。因古唐国的渊源，到隋朝时，出身晋南的李渊便被隋文帝封为“唐国公”，而“唐”也因此成为后来李唐王朝的国号。
所谓“唐尧虞舜”，是指传说中的唐国即是帝尧的封国。也有观点认为，在上古时代，这里曾生活着一个善于制陶的强大部族——陶唐氏，他们也是现在刘姓、范姓等姓氏的先祖。“陶”，古音读为“尧”，后世把整个陶唐氏部族人格化，便有了传说中的帝尧。
久远的传说暂且不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商末周初时，古唐国就已经存在了，并已发展得根基稳固。周武王去世后不久，商的末代王子武庚试图利用周人上层的矛盾复辟，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在这场叛乱中，古唐国因站在殷商遗族一边，遭到周人严厉报复，周公旦亲自率兵灭了唐国，并把唐的国君和贵族悉数迁到便于监视的杜地（今西安市南）。
古唐国被灭后，被重新分封给周成王胞弟叔虞，成为由姬姓核心成员控制的一个侯国。或是出于安定人心的考虑，最初的新封国仍延用“唐”这个国号，因此它的开国之君便被称为“唐叔虞”。
唐叔虞去世后，其子继位，为切断与过去历史的联系，这位新侯爵继位后，便把国号改为“晋”。
与更靠近东部的齐、鲁、卫等几个侯国一样，晋国最初也是周人强化对新征服地控制的产物。中国古代王朝的爵位，有据可考的源头便是平息“三监之乱”后的周朝。据《逸周书》称，（侯）为王者斥候也。简言之，周天子分封的侯国，最初设定都是为王室打前站的。在西周时代，分布于崤山以东的几个侯国，构成了周人控制新征服地的基干节点。
本系列上一篇文章（详见《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宋襄余晖》）曾提到，在周人早期的地缘布局下，宋国从立国伊始便带有囚徒属性。与之相比，齐国、晋国这些国家，在其建立之初便被注入了霸主基因。
就地理位置而言，晋国易于控制整个山西南部地区，之后向东可依托太行山脉，向南则有黄河、中条山脉，整个中原地区，对其都只能仰视。优越的农业资源，又保证这里能蓄养足够多的人口。如此一来，周王室依托晋国，既可监视中原新征服之地，随时镇压可能的反抗，反之，晋国也成为拱卫王畿的战略屏障。
内政隐患
在周人全面接管古唐国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迥异的民风。古唐国紧邻北方游牧部族，一直处于与少数民族杂居状态。为尽快站稳脚跟，周人选择在国家制度上做出妥协，实行“夏政戎索”，即延续古唐国大部分管理模式，保留当地的文化。事实上，周人在齐、卫等封国，也是如此操作。
这种务实态度，使得上层政权更迭不至于波及到社会稳定运行，但也给晋国未来埋下一个隐患：相较于强调宗法制度的周人，唐晋之地的人们并不怎么看重“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意味着，其他公族成员在理论上都存在“争一争”的资格，至少他们都不用担心因血统问题而面临舆论压力。如此一来，晋国公族内部发生内讧的概率，必然大于其他诸侯国。
早在周宣王时代后期，已悄然出现“礼崩乐坏”的迹象。大约在公元前785年，晋国的第九位国君晋侯费（晋穆侯）去世。这位国君在生前曾多次向戎狄部族发动战争，而在周人传统的家族制管理模式下，与国君血脉最近的兄弟，通常也是他在战争中最重要的助手。晋穆侯的兄弟殇叔便是如此（“殇叔”为谥号，名不可考），多年的征战令他军功和声望日隆，也让他近距离感受到权力的诱惑。
晋穆侯去世后，殇叔不出意外地发动了政变，自立为君，而晋穆侯原本的继承人太子仇，则不得不远遁他国寻求政治避难。在晋国人的意识当中，对于继承权问题，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都是可以接受的。自立国起，晋国的嫡长子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此外，从历史记载看，靠政变上台的殇叔，似乎并未受到来自周王室或其他诸侯国的压力。
再后面的故事，很像“现实版”的《狮子王》。在政变发生后的第四年，太子仇带着追随者再次返回晋国，袭杀了自己叔叔，之后宣布自己才是晋国的合法继承人（《史记。晋世家》：（殇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于是，太子仇成为晋侯仇，即后世史书中的晋文侯，而这次政治暗杀，也成为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起始点（公元前781年）。
文侯勤王
在晋文侯袭杀殇叔的前一年（公元前782年），周宣王去世，西周最后一代天子周幽王继位。在周幽王任上，周宣王耗费数十年营造出的稳定局面及积累的财政资源，短短数年便被挥霍一空，王畿上下乃至整个天下的局势都变得波诡云谲（详见本刊2022年第1期《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西周衰亡》）。
仅用十年时间，周幽王就彻底摧毁了西周王朝二百多年的根基，公元前771年，由王室继承权所导致的“镐京之变”爆发。周幽王最终被岳父申侯联手犬戎部族，杀于骊山脚下。政变后，周王室一分为二：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姬宜臼（周平王）为一派，周幽王的兄弟姬余臣（周携王）为另一派。至此，数百年来一直负责拱卫王室的晋国，就成了左右局势走向的关键力量。
向来务实的晋国人，毫无悬念地选择支持周平王，原因很简单，后者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晋文侯先是与郑武公、秦襄公等诸侯一道，护送周平王东迁至洛邑。之后又在公元前760年，晋文侯率军进入关中地区，灭掉了周携王政权，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两大功劳，让晋文侯在周王室那里得到了与郑武公齐平的地位。与郑国一样，晋国也在同一时期里，凭借王室的支持，开始迅速扩张国土。
公元前746年，晋文侯去世，其嫡长子伯继承君位，是为晋昭侯。此时，晋昭侯的叔叔成师，几乎就是当初殇叔的翻版。晋文侯时代的历次征伐，同样也让成师声望日隆，而他家族的实力也早已超出一个公族分支（小宗）该有的水准。
“囚徒困境”
为稳住这个功高震主的叔叔，晋昭侯最终做出一个后患无穷的决定：把之前征服的曲沃作为封地分封给叔叔成师，后者也因此被称为“曲沃桓叔”。
曲沃（今山西临汾市曲沃县）的面积已超过晋国的都城翼（今临汾市翼城县），这意味着，只要假以时日，成师手中的实力有可能压过晋昭侯。放在西周宗法时代，这种分封显然不合乎规制。但从权力游戏的角度看，这种超规格封赏背后，国君通常都是有后手的。晋昭侯不惜强枝弱干，显然是为了让对方离开国都的权力中枢，以此来削弱其对朝政的影响力，而当这个目标完全达成后，国君下一步会做什么，就不难想象了。
反过来看，成师无论最初对君位有没有觊觎之心，在自己的侄子上位后，一切都已没有转圜余地了。想当初，他和兄长晋文侯共同袭杀自己叔叔殇叔的情景，作为当事人之一，自然是不会忘的。如此一来，成师与晋昭侯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死局。
晋国公族内部的“囚徒困境”，最终毫无悬念地演化成曲沃与翼城间半文斗半武斗的长期对抗。这一斗，就斗了三代人长达67年，中间光国君就前后被杀了三位，此间周王室甚至都亲自下场，联合其他诸侯国出兵干涉。
一直到公元前678年，小宗的第三代家主曲沃武公，发兵一鼓作气灭了晋侯缗。这之后，曲沃武公向周王室发起“金钱攻势”，将其从翼城得到的财货悉数送给周釐王。面对真金白银，周釐王选择放弃所谓王室的颜面（编注：“曲沃代翼”实际有违当时的宗法），以天子名义宣布承认曲沃武公的地位，而后者就此成为历史上的晋武公。
历经67年的内乱，此时的晋国早已不复晋文侯时代的安定与繁华。在“曲沃代翼”仅过去一年，晋武公便去世了，其嫡长子诡诸继位，成为晋国第十九位君主。晋国的上层贵族们原本以为这场权利的游戏要告一段落，但琳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等来的却是一场更血腥的“游戏”……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中）
● 王伟
历史上的权力游戏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在王朝的整个存续期间，政变只要有了第一次，后面往往会有“无数次”。于是，靠阴谋与杀戮上位的统治者，难以避免下一轮的阴谋与杀戮……
屠戮桓庄
春秋时代晋国的历史，可谓上述规律最典型的例证：自殇叔之乱后，晋国上层的权力斗争便突破了最后底线，进入“循环播放”模式。靠陷害叔叔上位的晋侯仇（晋文侯）一去世，几乎同样的剧情又其兄弟成师（曲沃桓叔）与其儿子晋侯伯（晋昭侯）之间重新上演了一遍，并由此开启了晋国持续三代人的内乱——“曲沃代翼”。
这场“零和博弈”最终以居于曲沃的小宗获胜而收场，曲沃桓叔的孙子姬称成为后世记载中的晋武公。一年后，晋武公离世，其嫡长子诡诸继位，史称晋献公。原本代表晋国正统的翼城大宗，至此彻底湮灭在历史中。除国号外，这一版晋国与上一版本之间，事实上已无多少关联。
然而，故事远未完结：当初的小宗，又衍生出自己的小宗。曲沃桓叔与其嫡长子曲沃庄伯，都留下为数众多且理论上没有继承权的庶子，这就是所谓的“桓庄之族”。以辈分来论，这些人都算是晋献公叔伯甚至是爷爷辈。
在长达67年的内战中，“桓庄之族”是曲沃一系在战场上最坚定的中坚力量。对当时的贵族而言，血脉才是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而随着一切尘埃落定，站在晋献公的角度来看，当年晋国两次内乱的关键要素，如今他都集齐了：靠杀戮上位的自己，以及一帮功高震主的小宗叔伯。
这意味着，在不远将来，晋献公的继承人甚至他自己，都极可能再次被哪个叔叔干掉。为获得主动权，晋献公决定提前清除上述隐患——晋献公派出谋臣在桓庄诸公间往来游说，对他们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仅两年间，“桓庄之族”便被晋献公屠戮殆尽。
回顾历史，这种通过“自灭满门”来强化统治抑或是获得安全感的例子并不鲜见。除屠戮自家亲戚外，晋献公还把国都迁移到位于曲沃与翼城之间的“绛”（今山西绛县），如此一来，便进一步削弱了翼城和曲沃两派残余势力的影响力。
献公改制
在历经近70年的内乱后（“曲沃代翼”+消灭“桓庄之族”），此时的晋国已百业凋敝，满目疮痍。晋文侯时代所遗留下的辉煌，如今已了无痕迹。依照《周礼》，像晋国这样的侯国本应有三军的编制，而以晋国的国力却仅能支撑得起一军的兵力。
与此同时，位于东方的齐国，在其国相管仲治下，已迅速崛起。以君主视角来看，齐国君臣所做的事，无外乎“集权”和“集钱”，而正是通过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才令国君齐桓公拥有了超过其疆域的影响力。
齐国的成功让坐稳君位的晋献公意识到，晋国也需要变法改革。随着公族成员被屠戮殆尽，晋国的管理层空出了大量的位置。原本在西周时代，无论是天子的王畿还是各诸侯国，基本都沿袭“任人唯亲”的家族企业模式，公族成员占据绝大部分官职。这种模式下，那些与国君系出一脉的官员们，他们所遵从的首先是血脉、家族利益，其次才是王座上的君主。对国君而言，仅靠王权的威压，很多时候是指挥不动这些人的。
正因如此，自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的君主凡有条件者，皆热衷于任用亲族以外的边缘贵族甚至平民来担任要职。相比自家亲戚，这些没多少根基的职业官僚会更听话。然而，这种管理层的置换，也充满变数和风险——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那夺人权力比之更甚。
然而，这一改革中的阻碍，在晋国并不存在。因为唐叔虞的子孙，此时已被赶尽杀绝，仅剩下晋献公及他自己的子嗣，晋国官场上几乎再也见不到诸如“公子”“公叔”这样的称谓。取而代之的，是处于本国边缘地带或来自国外的异姓贵族子弟。权力的重新分配，完全是由晋献公一人把持。因而，在得到一个更听话的管理层的同时，这种局面也让国君在选拔官员时有了更广的选择面，以便择优录取——这便是“楚材晋用”。
“家族”崛起
旧贵的衰落，往往意味着新贵的崛起。随着“公族”势微，各卿大夫背后的异姓“家族”，纷纷兴盛起来。在先秦时代，“家”其实是一个分封体制下的概念——天子名义上拥有的是“天下”，实际控制的是“王畿”，诸侯通过分封获得土地，方可立“国”，而卿大夫在获得封地后，才能成“家”。
所谓“家国天下”，便由此而来。相较于曾经树大根深的公族旧贵，为数众多的异姓贵族，在面对国君时会更加顺从。此外，晋国因仍延续分封体制，各卿大夫家族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私兵和家臣，而国君也仍要遵循“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条封建制的基本准则。在史书中，晋国仅是能讲得上名号的大家族就至少有12个，没有出现在史书上的中小家族势力必然更多。随着时间推移，各大家族逐渐壮大，开始彼此吞并，终在一百多年后，在几大家族的挤压下，国君彻底没了生存空间，最终三家分晋，开启了战国时代……
当然，这是后话，仅就当时而言，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之际，所谓长远的结构性问题，显然算不得问题。在晋献公的改革下，权力和财富开始向国君手中聚集。在完成统合后，晋国随即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晋献公在位26年，先后吞并了周边17国，让38国被迫向晋国臣服（“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韩非子》）。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在公元前658年吞并虢、虞两国，如今“假道伐虢”和“唇亡齿寒”两个典故，便源于当时的两场兼并战争。虢、虞两国皆是姬姓诸侯国，且与周天子关系密切。晋献公吞并这两国，显然谈不上有多“尊王”。
从地缘上看，在吞并虢国后，其境内的崤山之地便掌握在晋人手里，这就提前遏控了在晋国西部新近崛起的秦国——后者在晋献公继位时，已从蛮族手中基本收复了周人在岐山的故地，他们的国君秦穆公同晋献公一样，是充满雄心壮志的君主，此时秦国已隐隐有了东进势头，而崤山谷地恰恰是秦人东进中原的最佳路径。晋献公此举，等于提前把潜在对手封控在自家院子里。秦穆公在崤之战中惨败，乃至于穆公身后秦国长期陷入内乱，究其根本都与晋献公的这一战有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先手遏制秦国的同时，面对如日中天的齐国，晋献公明智地选择与之交好，且保持安全距离。
宫闱之乱
从时间线上看，吞并虢、虞两国发生在晋献公统治后期。此前，晋国上层的第二轮大清洗已悄然开始，此次的矛头直指晋献公的三个儿子。
当一个国君步入晚年时，作为继承人的世子（编注：可视为太子，因诸侯国国君的最高爵位为公爵，因此继承人称世子），便成为一个极度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世子是他的继承人，有了这个继承者，他所拥有的一切才会在自己死后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世子往往又是其父亲眼里最现实的威胁。在权力游戏中，财富、土地乃至名誉，都可以妥协、分割，唯独权力的归属是绝不可以的，即便是面对至亲也是如此。
晋献公的世子申生，便完美符合上述矛盾体的各种要素。申生的母亲是一位来自齐国的公主，由此可见，这位世子是政治联姻的产物。对于任何一位有野心的君主来说，政治联姻在其立足未稳时是不二之选，而一旦立足已稳，变成为无时无刻不想抛掉（通常又抛不掉）的障碍。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将军队扩编为上下两军，精锐的上军由自己执掌，而下军交给世子申生。这之后，在世子辅助下，晋献公在一年内先后吞并了耿（山西河津）、霍（山西霍县）、魏（山西芮城）3个周边小国。次年，世子申生又独自领兵击溃了戎狄的皋落氏部族，促使后者向晋国臣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晋献公的扩张政策是这样的：对于姬姓诸侯国，通常是能吞则吞，因为毕竟同文同种便于统治。对于戎狄异族，则更倾向于让对方臣服，然后双方联姻，这样性价比最高。不过，与后世不同，那时的联姻，是戎狄部族把自家公主嫁给晋献公，重耳和夷吾两位庶出公子就都带有一半戎狄血统。
随着晋献公日渐老去，世子申生在贵族间的声望及影响力日隆，废长立幼的传统戏码便毫无悬念上演了。世子申生先是被迫交出兵权，之后又被迁往自己父亲和爷爷起家的曲沃，表面上看虽位高权重，但事实上世子的地位已岌岌可危。申生虽对自己的父亲始终保持异常恭顺的态度，但仍在公元前656年被迫自杀，骊姬所生的幼子奚齐被立为晋国新世子。奚齐被立为世子之时刚9岁，而他庶出兄长重耳当时已年过40，另一位庶出公子夷吾也早已成年。显然，这两个哥哥的存在，对晋献公选定的新继承人将是严重的威胁，于是，这两位公子也毫无悬念地上了他们父亲的“死亡名单。”但晋献公并未对2个庶出子赶尽杀绝，而是在他们逃出晋国后便作罢了。公子重耳，即后世的晋文公，就此开启长达20年的流亡生涯……
（编辑：张淋清）
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下）
● 王伟
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变迁中，晋国是一个非凡的范本。相较于充满古典贵族色彩的齐国和宋国，晋国的行事风格显得简单粗暴。晋国的对外战争更充满了计谋和诈术，孔子曾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在内部政治上，晋国特有的“寡头政治”模式，也令其权力斗争比过去的“贵族共和”更激烈、更血腥。
献公隐忧
公元前651年，距晋国世子申生被逼自尽，重耳、夷吾两位庶子流亡国外，已过去5年。在这一年，齐桓公发起了其在位期间最后一次诸侯会盟——葵丘之盟。
晋献公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国主，自然要参加这场国际会议。然而，他年迈的身体却无力支撑这种长途旅行。据史书记载，在路程行至一半时，晋献公的健康状态迅速恶化，不得不半途折返，回到国都绛城后，便一病不起。
已自知时日无多的晋献公，终于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前的废长立幼，虽令其晚年仍能放心把持权力，但当权力交接后，也极易形成“主少国疑”的局面。毕竟，他的世子奚齐当时才14岁。
晋献公当初把自家公族屠戮殆尽，转而扶持异姓卿大夫家族，无疑是以“新贵”取代“旧贵”。显然，原本没什么根基的新贵，对国君肯定会更加忠诚或顺从。然而，这种短时间内的绝对控制绝不是无代价的，其代价就是长期不稳定。
卿大夫集团之所以用起来顺手，是因为他们效忠的是国君本人，而不是传统或所谓的“贵族精神”。有朝一日，若老国君不在了，原本稳定的臣属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对于已羽翼丰满的新贵来说，新君很难继续掌控或吸引他们。如此一来，新君与卿大夫集团之间，会再次形成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若新君是一个孩子，那就极可能演变成乱局乃至死局。对此，弥留之际的晋献公所能做的已非常有限。临终之际，他只能指定自己最信任的幕僚（曾策划假道伐虢之战的）荀息，作为“托孤大臣”。
内乱再起
公元前651年秋，晋侯诡诸去世，谥号为“献”，意为聪明睿智。曾在晋献公手里作为“工具人”的卿大夫们，不仅为其贡献了忠诚，也从献公身上学到了权力游戏的秘诀——狠辣。
晋献公去世不到两个月，卿大夫里克便率众连续发动两场政变。里克出身赢姓里氏，是桓庄之族被屠灭后崛起的典型新贵家族。在攻灭虞国之战中，里克曾是晋军的指挥官。在废长立幼事件中，里克最初站在世子申生一边。而在晋献公宣布要废黜世子时，里克旋即表示保持中立（编注：汉语中“中立”一词最早的出处，就出自这里），这个表态相当于断绝了申生最后的依仗。
献公去世后，新贵们从政治“工具人”摇身一变而成新兴的“寡头”。作为“托孤大臣”的国相荀息，偏偏在新君刚继位时，宣布要重新任免官员，好让军权重新集中回国君手中。这一举动，成为晋国新一轮内乱的导火索。里克率领亲随和私兵，先后发动两场政变：先是在晋献公的丧礼上派人刺杀了幼主奚齐，再在一个月后，又在朝堂上当众击杀了接替兄长继位的卓子。在第二次政变中，作为国母的骊姬及国相荀息也被政变者们刺杀。
弑杀新君后，里克还能安然无恙再搞第二次政变，足见当时晋国的政治生态已沦落到何等程度。无论如何，王座上终归还是需要一位国君的，唯如此才能让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合法性。诸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也要君权从中调和，才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混乱。
纷乱中，卿大夫们决定迎回一位之前流亡在外的公子，以承袭晋献公的爵位——一位被众臣们“拥戴”上位的国君，显然要比一个靠血统传承自然上位的君主更好“打交道”。
“过渡”时期
里克的使者首先找到的是，已在翟国（一说为狄国）生活了5年的公子重耳。除长子申生外，重耳无疑是晋国人气最高的公子，找他回去承袭爵位，可尽快平息晋国混乱的局面。
然而，当时的重耳已年近50，面对里克的邀请，这位好不容易过了5年太平日子的公子选择婉拒。毕竟，晋国两月内刚被干掉两位新君，这种情况下回去，绝对是凶多吉少。里克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使者前往梁国（今山西渭南、韩城一带），邀请在此避难的公子夷吾回国继位。这位更年轻也更有冲劲的公子，最终答应回国继位。于是，历史上就有了通常被后人视为过渡人物的——晋惠公。
惠公继位后，晋国的政局并未向卿大夫集团所预料的方向发展。原本被设定为“高级摆件”的晋惠公，上位后开始不动声色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让他们不断渗透到上层众多关键位置。等里克意识到问题不对时，这位国君的势力已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地步。最终，连弑两君的权臣里克，在被自己扶持起的国君的逼迫下，选择自杀。自此，国君与卿大夫集团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不过，这种平衡仅维系了7年。晋惠公在与秦国的一次战争中惨败，并被秦人俘虏。经反复讨价还价后，秦穆公最终释放了晋惠公，而代价是晋国把黄河西岸的土地悉数割让给秦国。
晋惠公顶着“败军、割地、辱国”三顶大帽子回国后，遭遇空前的政治危机，迫使其不得不再向卿大夫集团让渡更多利益。与此同时，原本在翟国“人畜无害”过日子的重耳，被自己的兄弟视为一个严重的潜在威胁。于是，晋惠公决定对自己的兄长痛下杀手。
后面的故事人们非常熟悉，这里不再赘述。简言之，针对重耳的政治暗杀，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弱小的翟国在面对强大的晋国时，显然无力一直庇护一个政治流亡者。最终，重耳不得已结束12年的太平日子，踏上寻求大国庇护的流亡之路，在接续的7年里，先后到达卫、齐、曹、宋、楚、秦六国。
公元前637年，晋侯夷吾去世，谥号为“惠”，意为惠于国人。晋惠公在位14年，虽有兵败割地的“黑历史”，但总体上仍维持了晋国的稳定，让献公时代留下的遗产处于增值状态。惠公去世后，其19岁的世子承袭爵位，史称晋怀公。
六卿专权
新君即位后，晋国再次进入动荡时期。晋国的卿大夫集团再次抛弃了这位靠血统继位的新君，取而代之的是其伯父——已62岁的公子重耳。后者通过联姻，获得了秦穆公的支持，在三千秦军的护送下回到晋国。对卿大夫集团而言，一个年过六旬，离国快20年的老侯爵，自然要比一位年轻气盛的新君更容易被众人接受。
此时，绛城中的晋怀公，虽手握玺印，但却指挥不动一兵一卒，最终只得在少数亲随的护送下逃离国都，不久后，在高粱城（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被杀，此时距他继位仅有4个月。至此，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方正式登场。尽管晋文公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春秋霸主，但其在位的时间总共不过9年，远不及他的父亲和兄弟。晋国的对外扩张，也只是在之前的巨大惯性下继续前行而已。
晋文公时代真正影响深远的变化，在于建立了六卿专权制度——将全国军队分为上、中、下，每军设一将一佐，称为六卿。从某个角度看，这更像是一个“内阁”。晋国的国家事务全由“内阁”处理，国君则“统而不治”，六卿的人选，则由各家族公议产生。
这套制度，等于在卿大夫集团与国君之间、卿大夫集团之间，进行了一次明晰的确权。尽管大家族间的杀戮与吞并未断绝，但那些动荡总体上处于一个可被社会承受的范围。晋国的称霸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其霸主地位并非系于某个特定的君主或权臣，更像是一个集团意志的产物。尽管构成集团的个体始终在变，但集团意志却长期保持稳定。晋国霸权之所以能维持百年，其根源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