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沃代翼，到屠戮桓庄，再到献公晚年的废长立幼、里克弑君、六卿专权……一直到百年后的三家分晋，晋国历史的演进，也不断演化为此晋已非彼晋。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废土霸主
● 王伟
春秋时代的秦国，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与中原诸国“画风”迥异的国家。诸多先天因素决定了秦国当时的扩张存在一个无法突破的上限，而同样的因素，又为战国时代秦国吞并六国提前埋下伏笔……
始于陇西
据载，秦人先祖可追溯到商代。在商周之变前夕，嬴姓部族仍选择站在商王朝一边，面对周人为首的联军，他们抵抗到最后一刻。
在商朝灭亡后，嬴姓族人作为“前朝余孽”而遭到清算，继而被分成若干支发配到不同的“老少边穷”地区。当初嬴氏的家主（同时也是商的重臣）飞廉生有两子，长子恶来，少子季胜。当时，季胜一支被发配到今天山西西南部地区，成为后来赵国的先祖，而恶来一支，则被发配到更荒蛮的陇西地区，即今甘肃东南部，成为后来秦国的先祖（编注：为行文方便，我们不妨提前以“秦人”来称呼他们）。
秦人当时的流放地，处于诸夏文明与游牧部族的交界地带。对农耕族群来说，那里不仅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还须时时提防周边游牧部族袭扰。这些外来的流放者，不得不一面荒野求生，一面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与蛮族正面搏杀。史书记载，秦人最初几代首领都死在同戎狄的交战中，不难想象当时的惨烈程度。
正因秦人长期处于一种战时或准战时状态，久而久之，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比东方的诸侯国，秦人首领在族内拥有更高的权威性，甚至是独断权。
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曾桀骜不驯的殷商遗族的后代，最终还是臣服于周人的统治。周王室对于前朝遗族的芥蒂，也一点点淡化。周孝王时代，秦人首领非子，因善于养马，被周天子册封为子爵（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按规制，一个子爵的封地通常只有50里，且无权独立建国，只能作为王室或其他诸侯国的附庸。然而，对一群流放者的后裔而言，这个封赏足以改变族人的命运。
非子的封地，位于今甘肃天水一带，当时称为“秦邑”。按传统姓氏规则，在获得秦邑封地后，非子的族人便被称作“嬴姓秦氏”，而他们的家主，也因被称作“秦非子”。至此，历史才真正有了“秦人”之称。
开拓废土
公元前771年镐京之变，周幽王与太子伯服一同死于叛军之手。这场由王室夺嫡所引发的变乱中，秦人首领开（嬴开）与郑武公、晋文侯等诸侯一道，抛弃了更正统的周携王，选择原废太子姬宜臼（周平王）一方，并将后者一路护送到洛邑（详见本刊2022年第1期《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西周衰亡》一文）。
东迁洛邑后，面对同样投下大本钱的秦人，周王室却拿不出重金来封赏。因为当时的关中盆地，在战火肆虐下已变成一片废土，戎狄各部族纷纷迁徙到这块周人曾经的“龙兴之地”，并以此为跳板，不断袭扰中原地区。
最终，周平王将嬴开的爵位从子爵提升到伯爵，这意味着秦人拥有了独立建国的权力，而嬴开也由此成为秦国的开国之君，史称“秦襄公”。至于国土，那就需要秦人自己去开拓了。周平王向秦伯许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出自《史记。秦本纪》）。这相当于周天子给了秦伯在废土之上的开拓权。
由此，秦人开始了与戎狄各部旷日持久的厮杀，秦国疆域也一步步扩大。至秦襄公之子秦文公时，秦国已将国土拓展到岐山周故地。为进一步强化与周王室的关系，秦文公将岐山以东的土地，又送还给周天子。
废土之上与异族的厮杀，远比中原地区贵族间点到为止的战争惨烈。常年的高烈度战争，使得秦国的集权程度要比当时的东方诸国高得多。事实上，秦贵族从始至终都未成长到能与国君对抗的程度。在东方各国贵族动则跟国君对骂甚至弑君时，秦国国君却可以刑杀大臣，秦文公甚至针对贵族制定了“夷三族”的刑罚。
由此可见，后来在战国变法浪潮中，秦能成为集权程度最高的一国，而自商鞅开始，秦国历届国相又都难有善终，这些并非偶然。因为早在春秋时代，一切就已埋下伏笔。
秦晋同盟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继承其兄秦成公之位，成为秦第九代国君。其实，自秦襄公开始，这种“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模式，在秦国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已多次发生。究其缘由，还是因为秦人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秦君并非虚君，而是必须像蛮族首领一样起到“头狼”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权力传承自然会看重个人威望，而非礼法。自秦穆公开始，随着秦国根基日益稳固，这种“兄终弟及”的模式也随即成为历史。
除了让权力承袭回归“正统之外”，秦穆公还进一步强化自己对国家的控制力——原本秦君的集权程度就已远超中原诸侯，在此基础上，秦穆公又效法齐、晋等国扶植新贵压制旧贵的做法，重用百里奚、骞叔等外来臣子，以此来稀释秦国老贵族本就不怎么大的权力。这种重用外邦客卿的传统，在战国时代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等人，都是这一传统下的产物。
回到正题，秦穆公嗣位后不久，秦国就击败了茅津戎，打通东渡黄河的茅津渡（今山西运城平陆县茅津村，南岸为河南三门峡市），这让秦人终于有了能接触中原地区的通道。同一时期，晋献公统治下的晋国如日中天，这让秦穆公意识到，面对东方这个强大的邻居，此时合作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公元前656年，秦穆公迎娶了晋献公的女儿穆姬（世子申生的姐姐），通过联姻，秦晋两国成为同盟，“秦晋之好”的典故便由此而来。这一同盟的达成，双方在向西（秦）、向东（晋）扩张时，彼此都少了后顾之忧。然而，这一同盟却无法消弭彼此的觊觎之心。在秦晋联姻的同一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先后吞并了虢、虞两国，夺占了崤山谷地，这等于提前控制了秦国进入中原的最佳通道。
在此后的20多年里，晋国两次权力更迭，背后都有秦的影子。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都是在秦军的护送下回国“嗣”位（夺位）的。显然，秦穆公试图通过投资晋国下代国君的方式，来让自己获得染指中原的机会。
不过，秦穆公高估了晋国国君的政治影响力。晋惠公夷吾嗣位后，便与秦国反目。晋文公重耳同样是靠秦国的支持夺了自己侄子的爵位，但这仍未改变秦晋同盟的基本框架。城濮之战中，秦国全力支持晋国，但最终还是晋国“吃肉”、秦国“喝汤”。
困居西戎
以晋国当时的巨大体量横亘在秦国面前，秦国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向东扩张的目的。因此，春秋时代的秦国与晋国保持友好关系，是当时不二选择。然而，公元前630年，秦晋联合攻郑时，秦军半途退出，导致晋国的计划流产，秦晋同盟由此出现裂痕。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当时不顾百里奚和骞叔的苦谏，要求3万秦军秘密穿过晋国所控制的崤山谷地，长途奔袭郑国。只要控制了郑国，就意味着秦国借此控制了中原。
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秦军在向郑国进军途中被对方察觉，秦军最终无功而返。在崤山谷地，这支早已人困马乏的秦军，遭晋军伏击，最终全军覆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崤之战”。
是役标志着秦晋同盟的彻底破裂，也标志着秦穆公东进中原的幻梦破灭。此后，秦晋两国爆发过数次战争，最终都是秦国被晋国牢牢锁死在远离文明核心的关中地区。此后，秦穆公不得不放弃东进中原的企图，开始专注于向西扩张，先后灭掉戎狄12国（一说20国）。周王室出于平衡晋国影响力的考虑，封秦穆公为西戎伯主。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去世前，为保证给世子去除潜在威胁，秦穆公逼迫200多名重臣为自己“殉葬”，秦国管理层几乎被一网打尽。原本远离文明核心区域且高度集权体制，极易压制人才，令秦国的人才储备远不及其他诸侯国，秦穆公临终时的“殉葬”名单，无疑又狠狠补了一刀。此后，秦国的上层开始日益趋于平庸乃至昏聩，而晋国的存在又锁死了秦的扩张上限，最终，秦穆公的霸业不得不在一代人之后，便匆匆画上句号。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江汉新贵（上）
● 王伟
先秦时代的楚国，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是最早推行郡县制的邦国，却也是先秦时代集权程度最低的国家；楚国名义上虽是周的臣属，但文化上却自成一体；自春秋时代开始，楚国国都虽不下四次被外敌攻破（居各国之首），但却是最难被征服的一个国家……
筚路蓝缕
楚国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殷商时代，在商周之变中，楚人（芈姓）的先祖鬻熊带领族人站在周人一边。然而，这次成功的站队并未给楚人带来太多实惠，芈姓部族首领熊绎（鬻熊的曾孙），最终只被周成王封了个子爵。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曾提到，被封为子爵，意味着楚人无权独立建国，只能成为依附周天子的属臣（详见本刊2022年第17期《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废土霸主》）。此外，他们能被王室承认的封地，不会超过50里。甚至在向天子朝贡时，楚人都没资格登堂入室，只能和其他夷狄部落的族长一起，在殿外候着。
或许在周天子看来，对一群不入流的南方蛮夷，一个子爵足以打发了。而对楚人来说，“子爵”头衔虽低，但终归得到了周王室的庇护。基于这种心理，楚人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调发展”阶段。楚人最初居住在江汉平原，在2000多年前，那里到处是未经人类开发过的蛮荒之地，植被茂盛、河湖纵横，一堆规模不大的中小部族与华南虎、野象、犀牛交杂生活在一起。那块地方，便成为楚国起家的原始资本。
自初代国君熊绎开始，楚人开始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一面要兼并各地的小部族，一面还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说的就是那段历史。
周天子的册封，让楚人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规避了许多潜在风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楚人的疆域不断扩大，以至于周王室都无法再对其泰然处之。楚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逐步恶化。为便于监视并制衡楚人，周王室在汉水两岸分封了多个姬姓诸侯国，后者被称为“汉阳诸姬”。
按古本《竹书纪年》记录，西周的第四任统治者周昭王，曾先后三次亲征楚国，这可能是为了惩罚这个日益不服管束的诸侯，也可能是因为王室觊觎当地的铜矿。总之，据史书记载，周王室对楚地旷日持久的远征，最终以失败告终，周王室在此损失了近半数的常备军，周昭王本人也在第三次远征中丧命于汉水——这个意外，甚至一度威胁到了镐京王畿的稳定。
逆反心理
纵观楚国八百多年的历史可知，楚人面对王者，始终不愿屈为臣下。西周时“不服周”，东周时齐国崛起“不服齐”，宋国称霸“不服宋”，晋国、吴国称霸时“不服晋”、“不服吴”……一直到秦灭六国后，楚人依旧喊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后果然有了陈胜、吴广，有了刘邦、项羽，这当然是后话。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由于楚人长期面对荆棘丛生、人烟稀少的恶劣环境，要想生存下来，自然会养成桀骜不驯的性格。而诸夏各国一直以来对楚国的疏离感乃至于歧视的态度，则进一步强化了楚人这种“即便做不了老大，也绝对不会服老大”的心态。
独特的地域造就了楚国独特的文化特色，楚地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巫觋文化和多神崇拜。与此同时，楚国对于中原地区也逐渐有了征伐之心。当然，也有解释称，是楚人想“融入”中原。然而，在楚人的宣传中，一直有诸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雍”（出自《离骚》）这样的说法。楚武王还曾宣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我的祖先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显然，楚人认为自己与诸夏系出同源，而且“地位”比那些中原的伯爵、侯爵们都要高。
无独有偶，在境遇上与楚国非常相似的秦国，在其崛起后，同样以周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于是就有了“周秦同源”之说。
进击中原
公元前8世纪，周平王东迁至洛邑，周王室再不复镐京时代的荣耀。此时的楚国，在经历200多年的“低调发展”后，已发展成一个庞然大物。即便是当时风光无限的“小霸”郑庄公，也对楚国心存忌惮。
公元前707年，御驾亲征的周桓王被郑国士兵一箭射伤肩膀，周天子的军队大败而归。周王室头上的最后一点光芒，至此彻底熄灭。楚国数代人心心念念的野望，终于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候。公元前704年，熊通自尊为王，史称“楚武王”。这等于楚国正式昭告天下，要与周朝分庭抗礼。与此同时，楚武王将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位于楚国北部的“汉阳诸姬”。
公元前706年，楚国首先进攻随国（位于今湖北随州市），后者是汉阳诸姬中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由此留下了那段著名的对话：“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是役虽未攻灭随国，但也迫使其向楚国臣服。楚国也成为在战争中最早抛弃古风，奉行“诡诈之术”的国家之一。
以此为开端，楚国的扩张一发不可收拾。春秋前后300年中，被楚国吞灭的诸侯国有40多个。春秋时代号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如此看来，当时被灭的国家，七成以上要算在楚国账上。在全盛时期，楚国疆域涵盖了现在的湖北、湖南、浙江、上海、江苏、江西、重庆，以及贵州、山东、广东的部分地区。在当时中原诸侯眼中，楚国活脱脱就是一个“进击的巨人”。
反过来看，对中原诸国来说，无论谁想成为诸侯霸主（伯主），唯有打垮楚国才有资格登上霸主宝座。正是中原诸国在一波又一波的车轮战中不断消耗着楚国，才令其于春秋后期耗尽了锐气。至战国时代，巨人虽仍是巨人，但已鲜有作为。
首创县制
楚武王除自尊为王及开启楚国大扩张时代外，还有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创举，就是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立了中国历史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县”。
“县”字源于“悬”字，取“悬而未决”之意。西周时代，战争本质上是君主与贵族们合伙做的一笔生意。新征服的土地会按功劳大小及地位高低，分封给参战贵族及王室成员。在分封前，这些土地会暂时由君主直接管理，此时土地最终归属权尚悬而未决，故称之为“县”（悬）。“县”字最早在西周时代的铭文上便已出现。然而，当时还仅是一个“过渡状态”的概念。到了东周时代，君主们开始不再像过去那样遵守与贵族间的契约，新征服的土地被君主们“截留”为私产，于是“县”（悬）就成了一个常设的行政单位。公元前676年，楚国攻灭权国（位于今湖北当阳市），楚武王在那里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常设的“县”。
在中原诸国隔三差五就搞出臣子弑君这样的“大新闻”时，楚国出现频率最高的，则是楚王逼杀令尹，捉拿司马，甚至干脆把哪个贵族灭了满门。在历代楚王中，楚武王是很强势的一个，因此楚国贵族们对他的这个“创举”自然无力反对。值得一提的是，在楚国，管理县的主官被称为“县公”，并非像中原各国那样称“县令”。后世秦末大乱，刘邦沛县起义后自称“沛公”，其实就是恢复了楚国的旧制，自封为沛县的主官。
当然，楚国王权的强势终究还是相对的，与战国时代中原君王们的变法强权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也并非每块新征服的土地都能变成楚王名下的“县”，该分封的依然要分封。值得注意的是，楚国之所以能先后吞并40多个诸侯国，除楚人武力强劲外，另一个要素是楚国的“加盟政策”——楚国对小国的征服，通常情况下仅要拿下他们的国君，对于国君之下的那些领主，只要向楚王表示臣服，事实上无需交出任何权利。这些被征服者，最终会融入楚国上层成为贵族阶层中的一员。譬如，著名的敖氏、蔫氏、伍氏、昭氏、屈氏、景氏、庄氏、黄氏及项氏……这些在楚国上层影响巨大的大族豪门，最初都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融入楚国的。这与其说是兼并，倒不如说是加盟。
正是善用刚柔并济的手段，加上大扩张所带来的滚滚红利，才让楚国王权与贵族间的矛盾看起来没那么明显，楚王始终保持着相对强势。然而，此后楚国王权过度膨胀，导致其第一次被外敌攻破都城……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江汉新贵（下）
● 王伟
自春秋时代起，各国发展虽有差别，但总趋势是国君的权力在不断膨胀。这种情况下，贵族们的忠诚也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以战护权
公元前671，楚武王之孙熊恽发动政变，杀死自己兄长熊艰，夺取王位，成为自楚武王后楚国的第四位王，史称“楚成王”。为彰显夺位的“合法性”，楚成王除了如其他政变者那样历数兄长诸多“恶行”外，还剥夺了其王号，只称其为“楚堵敖”（一说为“楚庄敖”）。
楚成王上位后，延续了始于楚武王的扩张政策。这一方面是出于君王固有的野心和对土地、财富的贪欲；另一方面，战争带来的危机感，往往会把内部的种种矛盾暂时延后，而战胜所带来的红利，则会消弭掉很大一部分由利益分配所带来的分歧。不仅如此，战争中因军功而得到擢拔的新贵，也可以改变朝堂的势力构成，甚至战争的损耗若“损”得其所，都被用来打压“不听话”的贵族权势……
事实上，楚成王的爷爷楚武王熊通，也是靠弑兄夺位登上王座的，此举不仅开启了楚国弑君夺位的先例，也开启了楚国对外扩张的模式。
不过，与楚武王对周王室的轻慢迥然不同，楚成王对周天子表现得非常“恭敬”，登基之初便派使者前往洛邑王畿进贡。无论周天子看上去如何羸弱不堪，若要做霸（伯）主，“尊王”总还是要做的。这恰恰表明楚国的争霸进程，又向前迈了一步，与楚成王处于同一时期的，正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于是，楚国成了当时齐国霸权最有力的挑战者。齐楚争霸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都在极力避免发生正面冲突，而是互对对方的“卫星国”下手。两国间的这种较量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逝，齐国深陷“五公子之乱”并至此一蹶不振，也就无力与楚国不温不火地打拉锯战了。
楚成王原以为，熬走了齐桓公终于可以“躺赢”了，殊不知，宋国横生枝节——宋襄公试图成为齐桓公霸主地位的继承者。于是，新的碰撞开始，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楚国击败宋国，但宋国并未因此放弃与楚国的敌对状态。在新的拉锯战中，楚国向北扩张的步伐，被迫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低调隐忍
宋国与楚国的“死缠烂打”，一直纠缠到公元前632年。而在4年前，年逾六旬的晋公子重耳回国夺了侄子的君位，之后晋国局势日趋稳定，这时的重耳也想通过一场战争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爆发，战争最终以楚国大败告终。楚成王的北方扩张之路就此止步，楚国的势力范围重新退回到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愤恨不平的楚成王，在战败后竟逼杀了身为令尹的子玉。不仅如此，“废长立幼”的传统戏码，再度上演。然而，楚成王的太子商臣（编注：因楚国君主已经称王，因此称太子），并未像晋世子申生那样坐以待毙，而是选择对自己的父亲先下手为强。公元前626年10月，太子商臣发动政变，逼杀了楚成王，随后宣布继位为新王，史称“楚穆王”。
楚穆王与其父不仅上位过程相同，而且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其继位后的第二年，便重启北上争霸进程。楚穆王在位12年，战争从未停歇，直到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继承王位的，是只有19岁的太子熊侣，史称楚庄王。
关于楚庄王，因“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典故而为世人所知。意指楚庄王继位后的最初几年，留给世人一种无所作为的印象。而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新王继位时不足二十岁，主少国疑，初始阶段自然要低调隐忍。经过三年蓄力后，楚庄王通过一系列狠辣凌厉的手段，除掉了潜在的反对者，彻底掌控了权力。之后，如他家族中的前辈一样，楚庄王开启了对外扩张模式。
血色王座
楚庄王扩张伊始，恰逢宿敌晋国实力不济之际。尽管晋国在柳棼之战和颖北之战中两败楚军，但长期面对同秦楚两国两线作战的态势，晋国始终处于一种左支右绌、疲惫不堪的状态。其实，这也是老牌霸主的通病：不得不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打赢了未必有多少红利，但打输了就会满盘皆输。
此外，晋国卿大夫专权的模式，在外线作战时也是个致命问题——在缺乏灵魂人物的情况下，易出现令出多门、相互扯皮的尴尬局面，最终导致指挥效率低下，无法对战场上的局势及时应变。
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爆发，战争最终以楚国大胜告终。晋国战败后，曾经的“头铁战士”宋国，迫于压力不得不选择与楚国“结盟”，原本总理政务的宋国大夫华元，以人质的身份入楚六年。
以此为开端，楚庄王治下的楚国，一路攻城略地，“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出自《韩非子·有度》）。原本居于长江中上游的楚国，其势力范围已扩张到了黄河沿岸地区，楚庄王也因此享有霸主之名。
外战的辉煌，除能满足君王的虚荣外，在暂时延缓及掩盖内部种种矛盾后，常年战争的各种流弊及代价也集中暴露出来，那就是庞大的财政缺口和资源消耗。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去世，太子熊审继位，史称楚共王。楚国开始减弱向北的攻势，逐渐进入休养生息状态。
楚共王在位31年，楚国民力得以恢复。其子楚康王熊昭继位后，重新走上对内铁腕、对外征伐的老路。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去世，楚国便如同齐桓公身后的齐国一般，陷入到诸公子夺位的乱局之中。
破国复仇
楚康王之后，楚国王座上的主人，如走马灯般变换不停：先后三任国君：楚郏敖（4年）、楚灵王（12年）、楚初王（1年）都是非正常死亡。其中，楚灵王熊围本是楚康王的兄弟，靠政变夺了侄子的王位，之后在政变中被推翻，在逃亡途中被人吊死。此后，其弟楚初王熊比即位，刚过一年，他们的另一个兄弟弃疾再次上演弑兄夺位的戏码，即历史上特别“有名”的楚平王。
王座上的每次权力更迭，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朝堂上的大清洗。楚平王继位后，同样如此。或许是为了对自己的太子熊建搞“忠诚测试”，楚平王竟在儿子大婚之前，偷走了自己的准儿媳——秦国公主孟赢，将其纳入后宫。在木已成舟后，太子只能忍气吞声，而楚平王又开始担心“忠诚测试”会让太子怀恨在心，于是索性“废长立幼”，宣布废黜熊建太子之位，迫使其流亡到宋国。前儿媳现王妃所生的幼子熊珍，则被立为新太子。
不仅如此，楚平王还对原太子的支持者进行血腥“大清洗”。作为原太子的老师，伍奢被列在清洗名单中。就这样，伍氏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被楚平王宣布灭满门，只有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得以幸存。死里逃生的伍子胥，一路向东逃亡到吴国。
自楚康王时代，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吴国日渐壮大，与楚国间的摩擦日增，楚国就此陷入两线作战（吴国和晋国）的窘境。伍子胥投奔吴国，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灭楚复仇。此后的故事，便众所周知了。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作为吴国将领，与孙武一道率领吴军，攻入楚国。楚国国都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敌攻破并占领，已经死了快十年的楚平王，被伍子胥掘坟鞭尸……
（编辑：张淋清）
史鉴：
从春秋到战国之江南烟雨
● 王伟
如今提到吴越之地（即江南地区），往往给人恬静清雅的感觉。然而，在春秋时期，吴越之地却有着悍勇好斗的民风，这与位于长江中上游的楚国颇为神似。春秋时代的吴、越、楚三国，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内部大乱斗”状态。这使得“战略平衡”一词，在三国历史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泰伯奔吴
与楚国相比，吴国和越国的起源似乎更模糊。以吴国为例，据史书记载，它大致建立于公元前12世纪，甚至要早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建立）。按《史记》描述，当时周人的首领古公檀父，未遵从嫡长子继承的传统，而是选择少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为继承人。然而，在新世子被确立后，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虞仲便遭到放逐，两人带领自己的族人一路南下，最终来到今天江苏无锡一带。
放逐之地与关中地区截然不同，那里河湖纵横，气候温润，拥有各种“奇异”的特产，以及适宜耕种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当地原住民的文明程度远不及外来的周人，这让流放者轻易征服了当时的各个部族，吴国也由此建立，泰伯继而成为吴国首任君主，被后世称作“吴泰伯”。
由于吴泰伯没有留下子嗣，因而在其去世后，他的兄弟虞仲便继承了兄长衣钵，成为吴国第二任君主，而这也为吴国的权力传承埋下“兄终弟及”的基因。在虞仲一支传承三代后，季历的子孙们开始对商发动全面战争，商周之变由此展开。武王灭商后，周王室终于想起在江南地区还有一支远亲，于是派使者对吴国国君周章正式敕封。周天子究竟给吴国国君封了什么爵位，虽未见历史记载，但参考同时期楚国和越国的国君都只获得子爵的爵位，以周人的傲慢，吴国也大抵如此。由此，吴国的国家形象才在历史中逐渐清晰起来。
兄终弟及
事实上，对于“泰伯奔吴”的传说，在学界还有很多不同看法。一些观点认为，这个传说更像是春秋时代吴国的官方宣传策略。至于为何这样做，若参考同时期的楚国，就不难理解了。
本系列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楚人长期被诸夏视作蛮夷。为了正名，当楚国开启争霸之路时，楚国官方开始宣称自己的先祖鬻熊曾是周文王的老师，以此来彰显楚人与诸夏系出同源，且出身高贵（详见本刊2022年第19期《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江汉新贵（上）》一文）。对同处“化外之地”的吴越两国而言，其状况与楚国很相似，因而宣传策略也如出一辙。位于今天浙江绍兴的越国，干脆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了更难以验证的夏朝君主少康一脉。更巧的是，到公元前6世纪，吴国君主寿梦和越国君主允常也先后称王，亦如当初的楚武王熊通一样。不仅如此，吴王寿梦晚年时也动起了“废长立幼”的心思，准备立最小的儿子季扎为太子。然而，季扎却不按常理出牌，坚决推辞不受太子位。
吴王寿梦无奈之下祭出“备用方案”，决定其身后的继承人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传承权力。如此一来，诸公子便会相互制衡。在吴王寿梦离世后，长子诸樊率先继承王位。数年后，诸樊在与楚国交战中命丧战场，由次子馀祭继位。馀祭去世后，三子馀昧继位。又两年后，馀昧去世，传位于其子“僚”。至此，“兄终弟及”传承权力的隐患愈加突显——既然寿梦的三个儿子都做过吴王，那么他们的子嗣在理论上都拥有对王位的继承权。因此，对吴王僚而言，其堂兄弟们始终是他的潜在威胁，为此，他自然想方设法要去消除这些隐患。
诸樊的长子公子光，因是长子长孙，且在与楚国的战争中立有军功，自然成了对吴王僚威胁最大的公子。无论是出于对权力占有的野心，还是为了自保，公子光都必须设法解决掉吴王僚。当此之际，公子光收留了一位来自楚国的流亡者，这个人就是伍子胥。
刺客信条
公子光收留伍子胥后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伍子胥为公子光广揽一批敢于以命相搏的刺客，于是有了“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的故事。公元前515年，通过两次著名的政治刺杀事件，公子光得以上位，即后世历史上的吴王阖闾。
后世对于伍子胥协助公子光上位一事，争论颇多，其实辩证来看便不难发现其合理性。伍子胥身负灭门之仇，除了才能再无资本可言，其要想借助外力复仇，则处于弱势一方的公子光定是比吴王僚更好的选择，毕竟只有弱势方才会格外珍惜身边的稀缺“资源”。而从公子光的角度看，首先，他怀璧其罪。无论他怎么做，都难逃被吴王僚列入“死亡清单”的命运。其次，他居于弱势，无论是高烈度的军事政变，还是相对和平的朝堂逼宫，他都没有胜算，要想获得一线生机，唯一的方案就是刺杀吴王僚。再从吴王僚的角度看，他是强势方，虽一时半晌不会动公子光，但若其安全感失衡，必然会起杀心，只不过其位高权重会做得更冠冕堂皇而已。
权力传承的风暴过后，新一轮的博弈已在路上。公元前512年，吴国局势稍稳后，吴王阖闾便开始发动对楚国的战争，并在豫章大败楚军。一方面，这是吴王阖闾兑现当初对伍子胥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毕竟，吴王阖闾属于非正常继位，为此，他必须用一场战场的胜利来证明自己。公元前506年，吴军再次对楚国用兵，最终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将楚平王掘坟鞭尸，终于报了当初的灭门之仇。然而，这场吴楚之战所关联的已远不止吴楚两国。
战略均衡
通过时间线的梳理不难发现，楚武王熊通称王的时间比吴越两国要早一个多世纪。换言之，楚国在崛起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国都不得不以“卫星国”的身份臣服于楚国。
然而，随着楚国不断向北扩张，其不可避免要以挑战者的身份直面当时诸夏的超级大国——晋。晋楚之间围绕中原霸权的争夺，持续了数代人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吴国的国力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晋国开始刻意扶持吴国对抗楚国，迫使楚国长期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吴国最终能重创楚国，很大程度是拜域外大国对战略平衡考量所赐，也正基于此，吴国也失去了一举吞并楚国的机会。
按史书记载，吴军虽攻破楚国国都，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退出楚国。这一方面是因为遭到了楚地军民的拼死抵抗，另一方面是因为申包胥从秦国引来援军，即著名的“申包胥啼秦庭”的典故。其实，从战略均衡角度看，秦国干预吴楚之战，有其大用意。自秦穆公后，秦晋同盟彻底破裂，晋国随之成为秦最主要的敌人。站在秦国的角度，自然要极力保住楚国，才能有效牵制住宿敌晋国。
此外，吴国当时人口规模较小，想一口吞掉体量庞大的楚国，其实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毕竟，当时的战争已从贵族间的大规模决斗变成国家间的对决，这种情况下，兵员数量就成为决战决胜至关重要的筹码。
当阖闾之子夫差在击败越国后，并未吞并越国，而是让其成为吴国的臣属国，这并非是被勾践所说服。更深层的原因是，夫差有更大的征服野心，因而不可能把有限的兵力用在对越国的彻底征服及长期占领上。正是这个与人口规模极不相称的野心，才导致吴国顾此失彼，被人口更少的越国一举突袭成功。长江流域三个主要大国中，故事最多的当属吴国，它也是第一个宣告退出历史舞台的。而越王勾践在完成吞吴“壮举”后，出人意料地将当初吴国吞并他国的土地，又尽数退还给各个“苦主”。基于此，越国的所谓“称霸”，仅是象征性地会盟了诸侯，并未如吴、楚那般大举北上。正是勾践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才让越国步入了更加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
（编辑：张淋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