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法虽不能叫我们未来先知，但或可使我们对将来的大概趋势能比较认清。今日世界上最活动的文化当然是最初限于欧西今日普及欧美并泛滥于全球的西洋文化。如果可能，我们很愿知道这个有关人类命运的文化的前途。如果西洋文化不是例外，它大概也终究要演到统一帝国的阶段。但这件事何时实现，比较难说，因为西洋文化当由何时算起，仍无定论。西洋文化的降生，在西罗马帝国消灭以后，大概无人否认。但到底当由何年或何世纪算起，就有疑问的。我们可改变方法，从第一时代的末期算起。一个文化区都以封建式的分裂局面为起发点。这种局面在中国结束于公元前770年左右，距秦并天下为五百五十年的工夫。在希腊这种局面（普通称为“王制时代”）约在公元前650年左右结束，距罗马帝国的成立也为五百五十年。埃及方面因史料缺乏，可以不论，但中国与希腊的两例如此巧合，我们以它为标准或者不致大误。西洋封建与列国并立的两时代，普通以1500年左右为枢纽；以此推算，西洋大帝国的成立当在2050年左右，距今至少尚有一世纪的工夫。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未来的大局似乎除统一外，别无出路。
我们以上所讲的两点，都限于所谓文化的第一周。第二周尚未谈及，因为中国文化的第二周在人类史上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没有其他的文化，我们能确切地说它曾有过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埃及由帝国成立到被波斯征服（公元前525年）因而渐渐消灭，当中只有一千一百年的工夫。巴比伦由帝国成立到被波斯征服（公元前539年）与消亡最多也不过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工夫。罗马帝国，若以西部计算，由成立到灭亡（普通定为476年）尚不到六百年。所谓东罗马帝国实际已非原来希腊罗马文化的正统继承者，我们即或承认东罗马的地位，罗马帝国由成立到灭亡（1453年）也不过一千五百五十年的工夫。中国南秦并六国到今日已经过二千一百五十余年，在年代方面不是任何其他文化所能及的。罗马帝国一度衰败就完全消灭，可以不论。其他任何能比较持久的文化在帝国成立以后也没有能与中国第二周相比的伟大事业。中国第二周的政治当然不像第一周那样健全，并且没有变化，只能保守第一周末期所建的规模。但二千年间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而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其他民族，不只在政治上不能维持如此之长，并且在文化方面也绝没有这种二度的生命。我们传统的习性很好夸大，但已往的夸大多不中肯；能创造第二周的文化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自夸于天地间的大事。好坏是另一问题，第二周使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与我们自己的第一周相比也有逊色。但无论如何，这在人类史上是只有我们曾能作出的事，可以自负而无愧。
惟一好似可与中国相比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帝国的成立比中国还早一百年，至今印度文化仍然存在。但自阿育王的大帝国（公元前3世纪）衰败之后，印度永未盛强。帝国成立约四百年后，在100年左右，印度已开始被外族征服，从此永远未得再像阿育王时代的伟大与统一，也永不能再逃出外族的羁绊。此后只有两个真正统一的时代，就是16世纪与17世纪间的莫卧儿帝国与近来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帝国，都是外族的势力。在社会方面，佛教衰败后所凝结成的四大阶级与无数的小阶级，造出一种有组织而分崩离析的怪局。即或没有外族进攻，印度内部互相之间的一笔糊涂账也总算不清。所以在政治方面印度不能有第二周。在宗教与哲学方面，印度近二千年间虽非毫无进展，但因印度人缺乏历史的观念，没有留下清楚可靠的史料，我们只有一个混沌的印象，不能看出像中国佛教与理学发展的明晰步骤。所以在文化方面，中国与印度也也无从比较。第二周仍可说是我们所独有的事业。
这种独到的特点，可使我们自负，同时也叫我们自惧。其他民族的生命都不似中国这样长，创业的期间更较中国为短，这正如父母之年长叫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据普通的说法，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仍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我们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的伟局？
1 《国语》卷六《齐语》。
2 这些数目当然都是大概的成数，并不是精确的实数，但离实数似乎并不甚远。鄙中四十五万家，每家若按五口计算，共合二百二十五万人；若按八口计算共合三百六十万人。至于国中人多半是士族，行大家族制，所谓三万家的“家”字不知何指。但与鄙相较，国在人口数目上可说无足轻重，我们仍可说三百六十万是齐桓公时齐国人口的最高估计。近代中国人口骤然增加，是与西洋接触后的变态现象，不足为比较的标准。经过满清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乾隆晚年的人口大概可代表中国历代人口的最密限度。按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一，乾隆四十八年（此后没有分省的统计）山东人口为二千二百零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一人。这虽也是大概的数目，但自康熙废了人丁税之后人口的统计还大致可靠。这个数目与三百六十万为六与一之比，与二百二十五万为十与一之比。桓公时齐国的领土界线不清，但离今日山东面积的六分之一或者相差不远。即或当时的人口比后代稀少，《国语》中的记载也与事实大致相合。
3 《吕氏春秋》卷八《仲秋纪》第五《爱士篇》。
4 《左传》襄公三年。当时悼公自己年只十七岁，扬干幼小可知。
5 《左传》桓公五年。
6 《国语》卷一四《晋语八》提到“绛之富商……能叠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可见春秋时已有富商，但在政治上尚无地位。《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商人弦高救郑的故事，也是春秋时代有大规模商业的一个证据。
7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
8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9 《史记》卷七○《张仪传》。
10 《战国策》卷二七《韩策二》。
11 《战国策》卷三一《燕策三》。
12 《荀子》卷一○《议兵篇》第一五。
13 《国语》卷一九《吴语》，卷二○《越语》。
14 《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15 《史记》卷七三《白起传》。
1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7 《史记》卷一○《孝文帝本纪》即位之年，《集解》引文颖注。
1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9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这是贾山为汉文帝所作《至言》中的话。贾山的年岁不可考，《至言》的年代也无记载，只说在文帝除铸钱令之前；除铸钱令，据《文帝纪》，在五年（公元前175年），秦亡于公元前207年，当中只有三十二年的时间。贾山此时年岁最少当在三十左右，所以他个人必曾亲见秦的驰道。况且汉时的驰道承继秦旧，到文帝时还没有多少改变。所以这种记载，今日看来虽像过于铺张，所讲的却是著者亲见的官道，决非文人空弄笔墨的浮词。
2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1 同上。
22 秦的重农抑商政策见《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文。
23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卷九○《彭越传》，卷九一《黥布传》，卷九五《郦商传》。
2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及各《世家》。只有齐国在被燕一度占领之后专讲和平主义，最后不抵抗而亡。别国亡时都是抵抗力消灭，并不是有兵而不用。
25 《史记》卷七三《王翦传》。
26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范增说项梁：“自怀王入秦不远，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南公，据《汉书》卷三○《艺文志》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自注称南公为“六国时”人。无论这段谶语是否六国时南公所说，也无论当初的意义如何，但到秦统一无下后仍是楚国民间流行的预言，一方面表示楚民的希望，一方面证明楚国人相信自己终有灭秦的一天。这种信仰的事实根据就是在灭亡的六国中只楚国还有相当的实力。
27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28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29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二年，注引如淳说。
30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四年，注引如淳说。
31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七年，注引《汉官仪》。关于四种军队地理上的分配，史籍中没有清楚的记载。由散乱的材料中可知巴蜀（《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十一年）、三河、颖川、沛郡、淮阳、汝南（《汉书》卷八《宣帝纪》神爵元年）有材官；河东、上党（《汉书》卷三《高后纪》五年）、三辅（《汉书》卷六《武帝纪》征和元年）、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汉书》卷八《宣帝纪》神爵元年）有车骑；寻阳（《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桂阳、豫章、零陵《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五年）、会稽（《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齐沿海地（《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封二年）有楼船。
32 俱见《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33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传》。下面吴王告诸侯书又说吴国中有精兵五十万，恐怕是张大其词的吹嘘。二十万是实数。
34 武帝向西南夷发展，要征发巴蜀的人，许多人宁可自杀而死，也不愿应征！这或者是极端的例，但也可见出当时的空气。见《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喻巴蜀檄》。
35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36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当然皇帝的鼓励提倡并不是六郡以及整个的西北多出名将的惟一原因，也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原因。普通在安逸地带的人尚文，甚至文弱；在危险地带的人尚武，甚至粗鲁。汉代外患在西北，西北多出名将是很自然的事。
37 《汉书》卷七○《甘延寿传》。
38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所谓八校尉实际只领有七支军队，因为中垒枝尉是总领一切的人，并不是一军的校尉。所以《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说：“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晋灼注认为胡骑不常置，所烈称七校，恐怕不妥。七校统称为北军。
39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40 《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41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卷九六上《西域传序》。
42 晁错在文帝时已经提议以夷制夷，用降胡当兵。但文帝似乎没有采纳。见《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43 汉书卷六《武帝纪》。
44 《汉书》巷二八下《地理志下》。此外中央又有典属国，或者是属国都尉的上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典属国是“秦官，掌蛮夷降者”。但秦时似乎没有将降人处在内地的事，典属国的责任恐怕是管理秦所征服的蛮夷土地与人民，并不像汉代的掌理迁处内地的蛮夷。
4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46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47 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才又发囚徒，离高帝十一年有八十四年的工夫。
48 《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五四《李广苏建传》，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卷九七上《孝武李夫人传》，卷六四上《严助传》，卷六六《公孙贺传》，卷九○《王温舒传》，《杨仆传》，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卷九六《西域传》。
49 《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50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51 《汉书》卷八《宣帝纪》，卷九四下《匈奴传下》。
52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53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54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四年诏：“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
55 《汉书》卷八《宣帝纪》。
56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元年，五年，六年；卷八《宣帝纪》神爵元年。
57 《汉书》卷七《昭帝纪》始元元年，卷八《宣帝纪》神爵元年，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二年，卷七九《冯奉世传》元帝永元二年“发募士万人”击羌。
58 《汉书》卷八《宣帝纪》。
59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
60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61 同上。
62 王莽时起事的人都是流民土匪出身。除赤眉等以外，如刘玄等人也都不过是土匪头目。见《后汉书》卷一一《刘玄刘盆子传》，卷一三《隗嚣公孙进传》。此外甚至有人利用西北属国的羌胡起兵。见《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
63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64 《后汉书》卷一一七《百官志四》。
65 《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注引《汉官仪》。
66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元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卷三《章帝纪》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
67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68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69 《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志五》，护乌桓校尉与护羌校尉西汉时已经设立，但西汉时羌兵与乌桓兵还不是中国不可少的兵力。
70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71 《后汉书》卷九○《乌桓传》。
72 《后汉书》卷一一七《百官志四》注。
73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74 《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
75 《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76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77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78 王符《潜夫论》卷五《救边篇》第二二，同卷《劝将篇》第二一，《边议篇》第二三，《实边篇》第二四也都论述羌祸与边事。
79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80 《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81 《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
82 同上。
83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84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85 《三国志·魏志》卷三○《乌丸传》；《晋书》卷九七《北狄传》。
86 并且大家一向都安于这种堕落的局面，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王安石曾认清这个问题，并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法。在他《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俗称《万言书》）中，他认为只有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立自主。只就这一点来看，王安石已是二千年间特出的奇才。可惜王安石一类的积极人才在传统的中国决无成功的机会。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王安石一流的人物生前必定失败，死后必留骂名。
87 关于宗法制度，《礼记》多有记载，《大传》一篇最详。万斯大的《宗法论》八篇解释最好。大家族的实际情形，散见于《左传》《国语》。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研究最精。近人孙曜的《春秋时代之世族》总论宗法与家族，可供参考。
88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89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90 贾谊《新书》卷三《时变篇》。《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所引与此大同小异。
91 《晋书》卷三○《刑法志》：“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
92 《史记》卷六五《吴起列传》。
93 《史记》卷六三《申不害传》。
94 《论语·阳货篇》。
95 《孟子·滕文公上》。
96 《墨子》卷一二《公孟篇》第四八
97 《墨子》卷九《非儒篇下》第三九。
98 《荀子》卷三《非十二子篇》第六。但荀子并不反对三年丧；见卷一三《礼论篇》第一九。
99 《孟子·离娄篇上》。
100 《国语》卷二○《越语上》。
101 《孟子·梁惠王上》。
102 《商君书》卷四《来民篇》。此篇所言并非商君时事，篇中谓：“夸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胜，守城不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以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魏襄王还是惠王的儿子，此篇所言当为孟子与梁惠王后百年的情形。《墨子》书中也屡次提倡人口增加，但这是根据墨子的经济生产学说与整个兼爱主义的，与实际人口多少问题似无直接的关系。所以本文对《墨子》所言，阙而不论。
103 《汉书》卷三○《艺文志》。
104 《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篇》。
105 《抱朴子内篇》卷八《释滞篇》。近人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中辑有《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三种，是南北朝隋唐间的作品。其中性学的成分较多，但仍保有战国秦汉间的节育学说，可供参考。
106 《汉书》卷三○《艺文志》，神仙家。参考《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篇》。
107 《抱朴子内篇》卷八《释滞篇》。
108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但这与黄石公的故事很可能都是张良见功臣不得善终，故意使人散布的谣言，以示自己无心于俗世，借以免祸。但以此为借口，更足见其流行。
109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地皇二年，四年。
110 王充《论衡》卷二《命义篇》。
111 《后汉书》卷八二下《华佗传》附《冷寿光传》。
112 《后汉书》卷六七《贾彪传》。春秋以上，生子可弃，但与此性质不同。参考《诗·大雅·生民篇》后稷被弃故事及《左传》宣公四年越椒几乎被弃的故事。
113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11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115 黄霸召信臣事俱见《汉书》卷八九《循吏列传》。
116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后汉书》卷一一三《郡国志五》。
117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118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19 汉代重农抑商，原因亦在此。商业是流动的，使社会不安。农业是固定的，农业的社会大致都安静无事。见《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20 《史记》卷一○《文帝本纪》，《汉书》卷四《文帝纪》同。
121 《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
122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123 《汉书》卷八三《薛宣传》。
124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
125 《汉书》卷五三《河间献王传》。
126 《汉书》卷九二《游侠列传》。
127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
128 《后汉书》卷三九《刘恺传》，卷四六《陈忠传》。
129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六二《荀爽传》。
130 《后汉书》卷六二《荀爽传》。
131 《汉书》卷二五《郊祀志》，卷九八《元后传》，卷九九《王莽传》。
132 《后汉书》卷三二《樊准传》。
133 《后汉书》卷三九《江革传》。
134 《后汉书》卷四二《东海恭王强传》。
135 《后汉书》卷三九《江革传》。
136 《晋书》卷二○《礼志中》。
137 但严格来讲，不能称为宗法社会，因为春秋以上的宗法制度始终没有恢复。
138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四三《赵世家》，卷四四《魏世家》，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139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长城》。
140 《战国策》卷十一齐四。
141 《战国策》卷二十赵三。
142 《战国策》卷三一燕三。
143 《战国策》卷二十赵三。
144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卷八六《刺客列传》。
145 《荀子》卷一一《强国篇》第一六。
146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14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二五《郊祀志》。
148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149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卷九三《董贤传》。
150 《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151 《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
152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153 《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
154 《汉书》卷四《文帝纪》四年注。
155 《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
156 同上。
157 王充《论衡·途遇篇》，《累害篇》，《命禄篇》，《偶会篇》，《治期篇》，《命义篇》，《骨相篇》，《初禀篇》。王符《潜夫论·正列篇》，《相列篇》。荀悦《申鉴·俗嫌篇》。
158 《汉书》卷—《高帝纪下》注，卷七《昭帝纪》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七年正文及注，卷二三《窦宪传》。
159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160 《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
161 同上。
162 详情见《汉书》卷九《元帝纪》及《韦玄成传》。
163 详情见《汉书》卷九《元帝纪》及《韦玄成传》。
164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
165 《后汉书》卷九九《祭祀志下》。
166 《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
167 蔡邕《独断》。
168 俱见《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
169 《汉书》卷四二《申屠嘉传》。
170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卷六六《公孙贺传》，《刘屈氂传》。
171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172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
173 《汉书》卷六《武帝纪》，卷六八《霍光传》。
174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卷四七《百官志二》。
175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掾属》。
176 《新唐书》卷五○《兵志》，卷二一○《藩镇列传》。
177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178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卷四七《百官志二》。
179 《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
180 《后汉书》卷七四《袁绍传》。
181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182 《新唐书》卷五○《兵志》，卷二一○《藩镇列传》。
183 《后汉书》卷七一《朱儁传》。
184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185 除正史外，可参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卷二六，卷三五。
186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卷九七《匈奴传》。
18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
188 《汉书》卷九二《游侠列传》。
189 《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190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赞》。
191 《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19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六《明代先后流贼》。
193 魏源《圣武记》卷一○。
194 《晋书》卷四《惠帝纪》。
195 关于气候变化与游牧民族迁徙的问题，可参考Ellsworth Huntington教授的各种著作，最重要的是Civillzation and Climate；The Pulse of Asia；Character of Races。
196 汉代人口最盛时五千九百万（《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这数目或者还大致可靠。一，因当时的农业方法尚甚幼稚（《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二，因今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与四川一部的广大区域方才征服，尚未开发。三，因长江流域一带也没有发展到后日的程度。大概汉时承继古代法治的余风，政治比较上轨道，人民也比较的肯负责，大致准确的人口统计还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至于唐代人口最盛时只有五千万的记载，绝不可信；此后历代的统计就更不值一顾了。
197 关于历代人口的统计，除散见于正史《地理志》或《食货志》诸篇外最方便的参考书就是《文献通考》卷一○至一一《户口考》，《续文献通考》卷一二至一四《户口考》，《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至二○《户口考》。
198 “兵在精，不在多”，谁都承认。一讲到人口，一般的见解总以为是多多益善。这是不思的毛病。南京中国地理学会出版的《地理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中有胡焕庸教授《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可代表多数人的开明见解，注意中国人口问题的人都当一读。
199 《晋书》卷五《愍帝纪》。
200 俱见《晋书》卷六二《刘琨传》。
201 《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黄巢的八百万饿鬼中还有不少的洋鬼！见张星烺教授《中西变通史料汇篇》第三册第二九节。
20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
203 Mediaeval，为拉丁文“中间”（Medius）与“时代”（aevum）二字合成。
204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与近人大概有血统的关系，虽然同一地的新石器人类不见得一定是后来开化人类的祖先，文化系统也不见得是一线相传。至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近人并不是同一的物种。
205 H.G.Wells的Outline of History是最早最著名的例。近年来东西各国效颦的人不胜枚举。
206 见《易·系辞》下。
207 见《荀子》卷三《非相篇》第五，卷五《王制篇》第九。《韩非子》卷一九《五蠹篇》第四九以有巢燧人的二代为上古，以尧舜禹之世为中古，以商周为近古，与《荀子》略异。
208 若详细搜索清末的文字，或者可拽到创始的人。但这种事殊不值得特别费时间去做；将来或有人无意中有所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