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台海关系揭秘（出版书）》
作者：马骏杰/陶涵等
内容简介：
该书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关系为背景，记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至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两岸分治格局。内容涉及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民主人士的镇压行动，以及台湾民众追求自由的历史事件，如美丽岛事件。书中援引李敖《国民党研究》对李登辉早年经历的描述，呈现台海关系的历史纠葛。
目录
壹｜两岸关系纠葛
为“一个中国”，毛泽东帮了蒋介石
金门炮战中的台湾海军
台媒揭秘“大陈浩劫”真相
美蒋当局的海盗行径——劫持中波公司轮船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发生前后的外交失误
皮定均“斜眼战术”退敌
1966年，大陆战机追杀叛徒
“文革”中的两岸关系
台海谍战60年之变
中美破冰前的蒋氏父子
邓小平：蒋经国死得太早了
谢长廷大胆“破冰”
贰｜台湾战后政治发展
1950年，蒋介石穷于应对台湾地位问题
台湾问题的政治学——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摩擦
“大跃进”后，蒋氏父子向美国求援
“文革”期间，苏联与台湾的“秘密外交”活动
美台“断交”谈判与“准联盟”关系的萌芽
宋楚瑜回忆：亲历蒋经国改革之路
蒋经国：从“太子”到无产阶级一员
蒋经国记述1949
蒋经国计除“台独”杀手
蒋经国猝死真相
蒋经国挑选接班人之谜
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
张安乐：“江南案”中“无辜”的那个人
台湾新竹清华建校始末
美丽岛事件始末
陈纳德帮蒋介石打官司赔了50万
壹｜两岸关系纠葛
为“一个中国”，毛泽东帮了蒋介石
毛泽东视察某炮兵部队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突然对金门、马祖等蒋军盘踞岛屿发起猛烈的炮击，使整个世界为之震动。
自1954年中美在日内瓦就台湾问题举行领事级会谈以来，美方一再要中共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共则对此始终不松口。1956年初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发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
蒋介石在迟疑良久之后，决定派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密赴大陆。但蒋介石并无合作诚意，派宋氏赴大陆，主要目的是打探一下情况，见宋建议与中共和谈的报告后，蒋异常生气，认为他被中共赤化了，遂将他拒之岛外。
蒋介石拒绝和平统一谈判后，加紧了对大陆的骚扰。
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分离台湾、敌视中国的行动升级。1958年5月，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等17个不同机构，合并为“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并对中共发出的恢复中美台湾问题大使级会谈通知置之不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此时亲赴台湾，再次以削减军援来要挟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临近大陆的岛屿后撤，以避免因这些岛屿的争端，使美国卷入对中国的军事冲突。更险恶的是要以此从地理和政治上隔离台湾与大陆，通过“划峡而治”，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进而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预谋。
恰在此时，中东局势突变。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革命，美英出兵干涉。
毛泽东认为：必须根据新的变化，将炮击金、马的行动，放在新的国际局势背景下加以考虑。
蒋军伤亡惨重，蒋介石却连称“好”
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关于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备忘录》,大肆诋毁中国政府。6天之后，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炮轰金、马的作战方案，而在本来列出的17项会议议题中，并没有炮击金、马这一项。
毛泽东随后批示国防部长彭德怀：不要在深圳方面进行原定的军事演习，以免惊动英国人。
要防止蒋军大编队空军的反击，我大编队空军要做好迎战准备，但追击不得超越金、马线。限定追击的意图，是不给蒋介石造成攻击会向纵深发展的错觉。
8月23日中午12点，福建前沿阵地万炮齐鸣。
金、马守军伤亡惨重的消息，立即报到蒋介石那里。他听后长时间紧蹙的眉头，骤然舒展，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好，好，好!”他身边的一些人见此，都觉得不可思议，而毛泽东却早已料到了。
在金、马炮击开始后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对林克说：“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国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克才更清晰地了解到，毛泽东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大义出发帮老蒋一把的深刻用意。
原来，面对杜勒斯的步步紧逼，蒋介石虽硬着头皮顶着不撤，却一直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回绝杜氏。中共的炮击行动，给他送上一个顺理成章的借口。
在蒋介石授意下，台湾“外交部”首先发言，声称台湾将坚守金、马，并反对美国关于海峡中立化的建议。9月，蒋介石亲自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说：中共炮击金、马，是进攻台湾的前奏。金、马是台湾的屏障，自动放弃这些岛屿，等于敞开门户。因此，金、马地区必须固守，哪怕是由国民党独立作战，也绝不后撤。这等于是对杜氏的要求做了针锋相对的公开回复。
“我们不炮击金门，就是联美压蒋”
蒋介石关于不后撤的表态使美国政府十分恼火。杜勒斯在蒋介石谈话的翌日，即以训斥的口吻指责说：如果美国能够争取大陆和台湾都放弃武力对峙，而台湾却仍在金、马等岛屿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则是愚蠢、不明智和欠谨慎的。
1958年国共炮战时期的金门紧张景象
杜勒斯话音刚落，就遭到蒋介石的反驳。他对美国记者说：杜勒斯有关放弃金、马，停止海峡两方军事对峙的建议，只是片面的声明，台湾当局并无非接受不可的义务。10月9日，蒋介石发表“双十文告”，再次强调要“坚守”金、马，绝不后撤。10月15日，蒋介石在答《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问时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以及“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无可争议。
随着美蒋日益激烈的纷争，毛泽东则令炮击持续下去，并使金、马留在蒋军手中，以支持蒋介石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预谋的方略。他在一次闲谈中，对林克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杜勒斯到台湾，如果我们不炮击金门，那实际上是联美压蒋。我们炮击金门，打乱了美国的阴谋，打乱了他的计划。”
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线
自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毛泽东就希望确切地了解这一条约的性质，是放蒋介石出笼进攻大陆的呢？还是有限度的防御性的美军对海峡地区的军事对峙？美国究竟准备介入到什么程度，但始终没有一个检验的机会。
炮战持续一段时间后，金、马蒋军的弹药大量消耗，粮食储备亦所剩无多，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随即向美提出护航要求，以便对金、马进行补给。蒋介石这样做是另有居心的：如中共不对美舰炮击，则可建立起安全的补给线；若中共对美舰射击，美舰还击，则顺势将美国拖入对中共的作战。美国极不愿直接介入军事对抗，但碍于《台湾决议案》有关条文，答应护航。
9月7日，台湾舰只在美军护航下，向金、马运送军需物资。这正好提供了一个检验《共同防御条约》的机会。毛泽东毫不迟疑地命令叶飞：照打不误.但只打台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
中午12点，美台混编舰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福建前线炮兵立即开火。结果美舰置台舰与运输船于不顾，竞相遁去。
毛泽东由此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得出新的估价：第一，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有限制的，是防御性的，是给蒋“戴上辔头”的条约；第二，美国不愿冒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第三，美国想从金、马“脱身”即逼蒋后撤，通过“划峡而治”，减轻自己的“义务”和负担。
毛泽东说：可能40年都不拿台湾
进入10月后，炮击行动预期的目标已经一一达到，但美国、蒋介石方面，都还没摸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甚至参加炮击的广大指战员，也不清楚最高统帅的整体构思，他们还在摩拳擦掌，以为紧接着将是渡海作战，收复金、马，然后红旗直指台湾岛。
可此时毛泽东与身边人员谈论的话题已经是：“现在我们不拿台湾，可能10年、20年、40年都不去拿台湾。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
10月5日，毛泽东突然要彭德怀、黄克诚转告叶飞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10月6、7日两日停止炮击，“偃旗息鼓，观察两天”。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意，发布了准备推迟几天的、由他亲自执笔、以彭德怀名义发的《告台湾同胞书》。书中开篇的文字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将停止炮击的时间延长到一周，并敦促蒋介石同大陆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至此，以炮击为上的军事斗争，开始向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谋求谈判转换。
停炮一周期满，毛泽东表示继续停炮两周。美国见此，遂借口金、马地区实际上已“停火”，再次要蒋介石后撤，同中共脱离接触。10月21日，杜勒斯飞抵台湾，再次逼蒋后撤。
针对美国的举动，毛泽东定下了将炮击形式固定下来的对策。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
并劝蒋介石等“当心一点儿”，“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
为了继续使蒋介石持有不撤军的理由，宣告恢复炮击金、马地区，但固定为单日打炮，逢双停火，“以利你们长期固守”。恢复炮击后，法新社驻台北记者发出的消息说：台湾当局人士在炮击之后，“显然松了—口气”。当杜勒斯要蒋介石公开声明“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不与中共和谈，蒋介石默不作声”。
从10月25日以后.金、马地区的炮战，成为纯粹政治意义的行动。
久而久之，西方一些明眼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炮战是中共与蒋介石之间对付美国的“一种默契”。
（摘自《聆听历史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金门炮战中的台湾海军
1958年 8月22日夜，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中）飞抵金门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部署在厦门地区的地面炮兵和海岸炮兵对金门岛进行猛烈炮击，由此揭开了封锁金门之战的序幕。为了应对大陆的炮火封锁，台湾海军曾连续拟定了名为“闪电”、“轰雷”和“鸿运”的三大运补计划，对金门实施武器弹药及各种军需品的补给。
混乱而终的“闪电计划”
在运补金门的问题上，台陆海军发生了争执。台陆军“总司令”彭孟缉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对海军“总司令”梁序昭说：“现在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军品运补到金门了，如果时间久了，陆上守军得不到补给品，会饿死的，请赶快设法运去。”梁立刻回答：“你们饿死活该。在密集炮火之下，舰艇进入其火网下卸物资，舰艇实在太危险。”彭反击道：“你有种就请在军事会议中报告‘总统’裁决。”
台“国防部”直接命令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与美军驻台军事机构进行磋商，拿出一个万全之策。黎玉玺拜访驻台美军协防司令史慕德中将后，拟定了“闪电计划”。
计划形成后，黎玉玺立即向梁序昭作了汇报：美军掩护，直接护航由台海军自担。梁序昭久久不语，最后愤愤地说：“照协议去做的话，敌炮对于‘滩岸’及‘水际’威胁丝毫未减轻，由我们海军去承受，美国真是慷他人之慨。”停了一下又说：“我不愿我们海军的舰队毁在我梁总司令的任内。”说完，匆匆而去。黎玉玺无奈，只好自己组织计划实施。
“闪电计划”的实施共分8个梯次，1958年9月6日，第一梯次开始实施。“美平”、“美坚”两艘登陆舰在澎湖装载，美方联络官也分别到达运输及护航区域就位，黎玉玺亲临“美平”舰指挥此次行动。7日中午，各舰进入料罗湾，美海军派出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在距海岸10海里的地方掩护，美海军数个分舰队也在台湾海峡附近待机。当天，解放军并未发炮轰击，抢滩卸载十分顺利，在半天多的时间里，两舰共运送军用品274吨，邮件16包，官兵124人。这是自炮战以来金门守军得到的第一批补给品。此后，又实施了7个批次，但这些批次的实施就没有第一梯次那么幸运了，台湾海军遭到重创，全部运输均告失败。
费尽心机的“轰雷计划”
在“闪电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面对解放军炮火的猛烈打击，金门守军反击微弱，蒋介石忧心忡忡，他决定在金门岛上增加一些口径为8英寸大炮，以弥补6英寸口径大炮的不足。
要将大口径火炮运上金门岛，面临的依然是突破解放军火炮封锁的问题，蒋介石指示海军拿出运送计划。
在黎玉玺的主持之下，一个名为“轰雷”的运送大炮计划出台了。计划设定，将每门炮及其弹药与附属装备装入“合”字号登陆艇上，然后将这些登陆艇以三艘一组装入借用的美军船坞登陆舰中，开到料罗湾后，登陆艇驶往滩头抢滩下卸。这种大炮跟战车一样，两侧是履带，中间是炮架，炮架上面装炮，下卸后即可拉走。
为使计划顺利实施，黎玉玺向蒋介石详细报告了计划内容，蒋指示黎与美方协商，保证船坞登陆舰的使用。黎玉玺马不停蹄率旗舰由澎湖赶往左营与美军接洽运送事宜，获得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毕克莱中将的同意，计划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
9月17日上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在澎湖军区司令部召开的“轰雷计划”航前会议，黎玉玺原定简报10分钟，但蒋介石异常重视，反复垂询，听取意见，致使会议一再延长。在会议进行期间，美军七二机动部队司令勃莱克本少将因接获海军两栖作战顾问迪克森少校由金门发来的备忘录，谈到7、8号滩头的出口尚未备便，又滩头底质的抗力能否支持抢滩登陆也有疑问，即席请示蒋介石延迟“轰雷计划”18个小时，待彻底查明底质情况再作定夺。蒋介石沉思许久，最后同意了这项建议。
实际上，早在9月17日凌晨，美军害怕在澎湖潜伏有解放军的谍报人员，便命令装载8英寸大炮的“17”号船坞登陆舰开航，同时将“22”号船坞登陆舰在海上改漆为“17”号，于当天下午开往马公锚泊，并以原“17”号船坞登陆舰的无线电呼号拍发电报，以表示“17”号舰仍在马公，用以欺骗。
9月18日中午，“17”号船坞登陆舰在澎、金间海面与护航部队会合。午夜，“轰雷计划”开始实施。台湾海军出动舰艇编队，在美国海军四艘驱逐舰护航下，向金门料罗湾进发。他们没有料到，他们的行动早已被解放军察觉，当登陆艇载着大炮刚刚抢滩之时，解放军的一批批炮弹在编队附近爆炸，美军护航舰只吓得赶紧远离封锁水域，“17”号船坞登陆舰也慌忙载着抢滩卸下大炮的登陆艇，匆匆返回澎湖。在此后的16天中，台海军共进行了3个梯次的抢滩登陆，将12门大炮运上了金门岛。
利用间隙的“鸿运计划”
台海军认为，在“闪电计划”和“轰雷计划”中采取的两栖舰岸突击方式运送物资，是十分奏效的方法，此后对金门岛的海上补给，也必须采用此方式。于是海军决定，将金门运补物资的任务交给两栖舰队来完成，由两栖舰队司令冯启聪中将担任指挥，计划也更名为“鸿运计划”。
为实施“鸿运计划”，冯启聪奉命于1958年9月17日编组成立“65”特遣部队，下辖“65.1”和“65.2”两个支队。特遣部队编组成立的第二天，“鸿运计划”即开始实施。当日，大批两栖登陆战车从登陆舰中开出，驶向金门海滩，解放军的炮弹也随之而来，当即就有几辆被击毁。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军委为给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的时间，曾经多次命令停火。台湾海军充分利用停火机会，把11万吨的物资和13000多人运上金门岛。但在解放军炮击的时候，台湾海军的损失十分惨重，共有“中肃”、“中光”、“北江”3艘登陆舰受损，17辆两栖登陆战车被击沉，3艘登陆艇被击毁，16人阵亡，52人受伤。
人民解放军发起金门炮战，并非要将金门国民党守军置于死地，更不是想占领金门，而是“属于惩罚性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毛泽东语），因此，在台军实施三大计划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并未完全阻止其行动，甚至有时还专门停止炮击，给金门守军以运补物资的时间，从而使其三大计划部分地得以实现。
（摘自《环球军事》2010年第11期，文：马骏杰）
台媒揭秘“大陈浩劫”真相
1954年，蒋经国视察大陈岛
1955年2月8日，浙江省台州湾东南大陈岛上万头攒动。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数万岛上军民被迫登上美军军舰，跟着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当年大撤退后，岛上房屋、道路等所有设施都被炸毁、烧毁，大陈岛成了“死岛”。这场大撤退也因此被称作“大陈浩劫”。
蒋经国指挥大撤退
1949年之后，在解放战争中落败的国民党当局仍控制着大陈岛。大陈岛总面积11.89平方公里，距离台州市区29海里。自从成为国民党残部的主要据点后，岛上人口激增至3.3万。直到1955年2月，国民党当局才迫于形势，与美军一起实施“金刚计划”，将岛上人员撤往台湾地区。
国民党高层相当重视大陈岛。据台媒报道，从1949年到1955年，蒋经国平均两个月就去一趟。当时，由于天天拉空袭警报，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虽然国民党当局宣布要大撤退，但是海上一条船也没有。
根据当时《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回忆，蒋经国忧虑到晚上睡不着觉，直到2月7日美军舰队出现，他才松了一口气。对于被迫放弃大陈岛，许多国民党官员心有不甘，蒋经国则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在人去楼空的专员公署，听到行政专员沈之岳报告“该搬的东西都已经搬光”时，蒋经国才拿起一根木棍递给刘毅夫说：“你就发泄一下吧，今天打坏公家的财产不犯法！”
两名守将抑郁而终
除了蒋经国，当时大陈岛居民最熟悉的一个高官名字是“秦东昌”。1951年，蒋介石任命秦东昌为“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秦东昌何许人也？实际上他就是人称“西北王”的国民党上将胡宗南。
胡宗南不甘军旅生涯就此结束，便向“蒋校长”请命，用化名前往大陈岛打游击。“秦”指陕西，“东昌”是胡宗南在西安的故居“东仓门一号”，寓意“不忘前耻、必要复仇”。“秦主席”到大陈岛后，将30多股各自为政的游击武力整编为“反共救国军”6个大队，将船只整编为“海上突击总队”。此外，胡宗南还将在台湾整编后的“军官战斗团”拉到大陈岛作战。
但是随着解放军兵力的不断增强，“反共救国军”的骚扰式攻击越来越难奏效。为了争取与美国的合作，1953年8月，蒋介石决定增调正规军到大陈岛，派出陆军第四十六师，并由留美的刘廉一中将担任大陈防卫司令，取代胡宗南。刘廉一调整防务，安排正规军防守大陈本岛，“救国军”驻守周边的一江山、渔山、南麂岛。但国民党军兵力的增强幅度，完全不能与解放军相比。随着台州路桥机场的落成，国民党军在大陈的海空优势尽失，刘廉一也只能勉励部属死守到底。最后他搭乘军舰离开大陈岛时感叹：“什么都完了！”与胡宗南一样，刘廉一也没有再和解放军交手的机会。这两名大陈守将后来均抑郁而终，都只活了65岁。
大撤退进行到第三天，“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搭飞机来到大陈岛。在刘廉一与蒋经国的陪同下，孙立人巡视防卫司令部，看到营房前种的一株茶花后，决定把它挖回台湾。2月12日中午，最后一艘军舰离开大陈滩头，只留下一名老翁因病走不动留在岛上。
（摘自2011年2月11日《世界新闻报》，文：韩朵朵）
美蒋当局的海盗行径——劫持中波公司轮船
中波共建“海上铁路”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岛后，利用尚有优势的海军，宣布对大陆实施“闭港政策”，已解放的大陆口岸均是台海军攻击范围，任何与大陆进行贸易的商船均会被劫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与志愿军兵戎相见的美国也对蒋介石的“闭港政策”予以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台北开设的“西方企业公司”（即西方公司）专门负责刺探进出大陆沿海的商船情报，协助台封锁舰队守株待兔。即便台军抓到与大陆进行贸易的美国商船，美国政府同样是装聋作哑。
受台当局的封锁威胁，中国大陆在恢复生产方面遇到巨大困难，光靠中苏陆路交通线运输的物资毕竟杯水车薪，中共领导人意识到需要有大吨位的船舶，尽快将友好国家的支援物资运回国内。于是，中国大陆一方面积极发展海空军，一方面又与社会主义国家合办远洋运输公司，利用外交力量支援国内建设。1950年6月，波兰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建议成立两国合股的轮船公司，中方立即表示同意。次年1月，双方代表签署《关于组织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协定》，6月15日在天津举行公司成立仪式，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分配，双方各占一半，总公司设在中国天津，分公司设在波兰格丁尼亚。需要指出的是，就在中波公司成立的27天前，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海上禁运案”，这无疑为公司发展投下阴影。
但肩负着“建设海上铁路”重任的中波公司却不断创造出“海运奇迹”。1951年5月，公司首班货轮“普拉斯基”号由波兰抵达中国港口，宣告波兰—中国航线正式开通，公司在成立仅一年里就为中国大陆运回26座工厂的设备。至1953年底，公司已拥有11艘远洋运输船，合计10.9万载重吨，运输各类物资76.6万吨，有力支持了中国大陆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而且公司还新增加了油轮运输业务，开辟了从罗马尼亚康斯坦察能源输出港至中国、康斯坦察港至波兰的航线，缓解了两国经济建设中所存在的油荒。
大陆船员坚持斗争
欣欣向荣的中波公司引起美蒋方面的敌视，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和阻挠。西方公司从南起新加坡、北至冲绳的区域内撒出大量特工，监视中波公司轮船的动向，伺机安排台海军“杀人越货”。
1953年7月，中波公司新买的油轮“布拉卡”号经过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造船厂为期一年的大修后抵达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装上当地普洛耶什蒂油田生产的高品位煤油8000多吨，计划前往中国上海。可是当该船进入南海后，其行踪为西方公司的特务所掌握，于是迅速通报给台当局，蒋介石立即责令海空军严密布控，“务必拿获”。10月4日下午，油轮行驶至距台湾岛东部海岸约125海里处时被台海军驱逐舰强行逼停，台军水兵于傍晚18时许强行攀上“布拉卡”号并控制轮机房和驾驶台，当时船上有波兰船员29名，中国大陆船员17名，台军登船后对所有房间搜查，然后将大陆船员集中关押，由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看守。油船先被劫持到高雄港，所有被劫船员被扣押到左营军港军法处，之后由台军把船只开到澎湖列岛，以防大陆武装夺回。审讯了20多天，“布拉卡”号的大陆船员被押解到远离本岛的火烧岛集中营（绿岛），继续进行“洗脑工作”。
1954年3月18日，中波公司又一艘远洋货轮“哥特瓦尔德”号由波兰格但斯克港开出，船上装载着7066吨五金杂货，于4月22日航行至南中国海，遭受美军水上飞机长时间跟踪侦察，轮船及时进行航线调整，4月27日开进广州黄埔港锚泊，在卸下一部分货物后又装载了43箱西药和由波兰带往华北某港的一箱机器继续北上。然而“哥特瓦尔德”号没能抵达目的地，其在台湾岛东南海域遭到多艘台军战舰拦截和炮击，最终被劫持到基隆港。船上的波兰船员经美国在台机构协调后放回，但大陆船员连同船舶一起被扣留，他们陆续被转移到火烧岛集中营。
据中国台湾地区《新新闻》周刊披露，最终被台当局扣押的中波公司的大陆籍船员共计29名，其中11人经第三方营救于1956年返回大陆，其余18人则被关押在火烧岛集中营长达7年之久，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难以想象。特别是“布拉卡”号的大陆籍政委刘学勇由于共产党员身份暴露，遭到台当局非人的虐待，但他依然渴望返回大陆，并与同样被俘的“哥特瓦尔德”号三副周士栋搞到两把镰刀、一只罗盘，自己动手制造出简易筏，试图飘回大陆，但均未成功。后来他们在山洞里隐蔽了20余天，遭台军警包围后斗争到死。而“布拉卡”号二副姚淼周在被关押期间拒绝效忠国民党，被台当局以“叛乱罪”判处死刑。上述三人于1990年被中国大陆官方追认为革命烈士。
美国迫于压力退出
对于美蒋当局的海盗行径，社会主义国家都予以强烈谴责。1953年10月12日和10月26日，波兰政府先后两次照会美国政府，要求美方敦促台当局放船放人。在12月4日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波兰等国代表谴责美国帮助台当局威胁远东航运自由的行径，波兰代表卡茨·苏希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来释放“布拉卡”号及其船员，发还货物，并保留向美国政府索赔的权利。中国大陆政府也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从1954年下半年起，原航行于中国华北各港的中波公司船舶全部改驶中国华南港口，凡经国际航线来华的中波公司轮船一律先驶入海南岛榆林港，等待人民海军护航后方可继续航行。面对国际舆论压力，特别是蒋介石在美国庇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反攻大陆”军事准备，美国感到继续支持台军近乎海盗式的“闭港政策”可能招致严重后果，遂以各种方式选择退出。
1955年，为台军海上劫持行动起到“千里眼”作用的西方公司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宣告停业，紧接着美国故意削减援台大型舰艇的数量，连军舰出航所必需的重油供应也削减大半。而此时大陆人民海军已有长足发展，甚至以三军协同的方式解放了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军事跳板——一江山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集中精力于“武装保台”，至于奉行多年的“闭港政策”也只好悄然收场。
（摘自2012年1月19日～25日《上海译报》，文：张定远）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发生前后的外交失误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1955年4月11日，印度民航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尼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清洁工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刺杀行动失败。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已经过去56年。我认真看了先父熊向晖为澄清这个案件所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查阅了《周恩来年谱》中的相关记录，有了自己的看法。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是国民党特务为了破坏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策划实施的一次恐怖谋杀。他们在中国代表团包租从香港起飞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使机上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3名外国记者和5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
与总理指示的口径不符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发生前，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已经获悉周恩来不走香港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对代表团的打击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的实力，乃令其手下仍按原计划进行恐怖暗杀。
4月9日晚，周总理显然接到了更新也更具体的情报。他从昆明打电话给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要其速告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8时，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进行交涉。
总理要求告诉英方和印航的是：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
但外交部实际交涉时告诉英方的是：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
显然，外交部和英方的交涉内容，与总理的紧急指示，严重不符。
执行交涉的是张越。但是，张越作为一个副司长，不可能自作主张决定和英国人说什么，怎么说。他甚至未必知道总理电话通知的实际内容。
谁能改变总理指示的口径，决定张越和英方的交涉内容？
含糊其词的强硬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后，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总理要张越再问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4月10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总理做这些交待的时候，还不知道张越4月10日与英方交涉的具体内容。
然而，4月12日下午新华社播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并没有“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声明说：
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
显然，这是把先前掌握的情报以“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英方这样的措辞含糊其词。
英国人当然很不服气，因为你并不是这样通知英方的啊！
4月17日，英国代办处给我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其中特别指出：4月10日中国外交部给英方的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
没有见到外交部就此点对英方的反驳，恐怕因为这也是实情。所以英国人坚决不认账。英方在4月17日给我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
（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9期，文：熊蕾）
皮定均“斜眼战术”退敌
1968年，皮定均和毛主席在北京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党方面在胡琏和胡宗南的指挥下，曾经多次对大陆发动营团甚至师旅级的反击，试图“反攻大陆”或建立“沿海游击根据地”。由于两岸军力的差距，这种近乎疯狂的攻势负多胜少，逐渐走向沉寂。在1962年有记载的国民党骚扰只有25次。
然而，进入1963年，国民党特务袭扰骤然增加到200次以上。这个数字的背后，就是蒋家第二代——蒋经国渐渐崛起的影子。
1963年和1964年之间，为了维持部下对反攻大陆的信心，也为了增强蒋经国执政的资本，蒋介石授命时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主持对大陆加强实施特务袭扰作战。
蒋经国认真研究后，认为小股袭扰大陆的哨所、政府机关、港口设施，甚至渔民渔船，不一定有战略的价值，但就是要给大陆沿海制造恐怖气氛，使其寝食难安。
在蒋经国的要求下，国民党海军出动“中”字号登陆舰，在海上建立“浮动基地”，抢劫从山东到福建沿海的大陆渔船，还将渔民拉上军舰，参加“救国大学”、“反攻大学”的学习，既可以破坏大陆渔业生产，又能使渔民返回后被列入另册而促使大陆内部产生矛盾。
大陆方面在最初的交手中，吃过几次亏，但是在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的指挥下，很快国民党袭扰部队的日子就不好过起来。
1964年初，东海舰队的护卫艇奉命出击，在福建南部沿海搜索雷达发现的一支国民党袭扰部队。经过七个小时反复搜索，始终无法发现目标。然而，岸上指挥所就是不发解除作战的命令。
这就表示，皮司令的雷达屏上，目标还在活动！
又经过40分钟的搜索，终于发现目标，一分钟结束战斗，活捉国民党军蛙人四名。
为什么无法发现呢？
不是雷达兵不用心，是非金属的小艇反射痕迹太过微弱，实在不好分辨。
于是，军区开会时，皮司令就让部下们想主意。有次散会时，空军的司令员忽然说，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教官说过，他们有一套专门提高视力的训练方法，用这个办法，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把美国人治得挺狠。
这位司令员只不过是随口一说，却触及“二战”中一个重要的谜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科技方面不及盟军，但是，在1942年8月9日的萨沃岛海战，日军却给了美军一次沉重的打击。三川编队利用暗夜深入美军巡逻水域，用鱼雷和重炮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美军编队，接连击沉四艘重型巡洋舰，并全身而退。三川进入的湾口专门配备有装置SC型搜索雷达的塔尔伯特号驱逐舰警戒，但日军居然在雷达搜索范围外，用肉眼于暗夜中首先发现美舰，从而避开了塔尔伯特号。因为日军当时舰上根本就没有雷达，美军对日军这种“特异功能”莫名其妙，这就是认为日军长了“猫眼”的来由。
按照日本航校教官的说法，这个“猫眼”并不是天生，而是训练出来的。假如给中国的雷达兵配上这样一副猫眼，皮司令的麻烦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因为任务重要，不到半个月就做出了两大本关于日军的夜战训练资料。皮定均皱着眉头听汇报：吃山椒，吃胡萝卜，吃鳗鱼饭——按专家分析这都是补充维生素A和维生素D，蛮有道理的。训练期间白天只在有红光照明的室内封闭生活……汇报的参谋说，鬼子的窍门归结起来，就是俩字儿——“斜眼”。
日本自古有忍者之术，有一项特别的发现就是夜间视物的突破。日本忍者发现，经过训练的侧视比直视在夜间的辨认能力更强。现代医学证明，这一发现具有科学依据。因为人识别物体要依靠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奇怪的是肉眼在弱光环境下能够感光的细胞，在瞳孔中央部位却远不如其周围多。因此，通过对使用视网膜周边感光细胞的训练，实现适应夜暗环境。日本军队就有了所谓的“猫眼”传说。
于是，这套“斜眼”训练法，被福建沿海的雷达兵所掌握，其在雷达屏上捕捉目标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给国民党的袭扰，造成了极大的不利。
（摘自《中国海魂》，李峰、萨苏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1966年，大陆战机追杀叛徒
1966年1月8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艘编号为“F-131”的登陆艇驶离福州码头，船员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趁艇长和其他战友不备，开枪射杀7人，然后驾艇投奔台军控制下的马祖。
周恩来指示：“打掉它！除非做不到！”
当天深夜，中央军委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授权下，以最快件下令“严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首次针对单一事件做出的直接授权。
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在9日子夜1时接到“共军投诚”的消息后，指示尽快将“义士们”接到台湾。1月9日上午，吴文献三人在马祖台军欢送下前往机场。没想到台湾派来接人的C-47运输机进场落地时，被大侧风吹离跑道，经飞行员修正后又冲到跑道旁的草地上。
同一时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密报建议：“希以诱敌方式，避开大陆方面的反应……”但台“情报局”的报告在当时没受到重视。
1月9日凌晨5时许，福州军区将狙击叛徒作战计划上报中共中央，但这一电讯被台“情报局”截获。根据台“情报局”的检讨报告，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福州军区的命令十分明确：“打掉它！除非做不到！”
歼-6诱敌，歼-5攻击
依计划，从1月9日10时30分起，解放军空军歼-6机群就采取多批轮流出动的方式，在万米高空持续绕飞，而负责低空攻击的两架歼-5则等待情报确认后秘密起飞拦截。
在C-47运输机出现故障后，台湾方面派出一架中华航空公司的水陆两用飞机，运送维修器材和记者去马祖，但抵达后发现C-47难以短时间修复。为防“夜长梦多”，台空军遂调派一架HU-16水陆两用机前去接人，同时安排驻嘉义基地的第4大队第22中队起飞两架F-100A“超佩刀”战斗机护航。
15时30分，台军推测“危险期”已过，便下令中午就抵达马祖的HU-16起飞。15时43分，两个在福建沿海的解放军雷达同时发现HU-16出现在马祖东南方约5000米处，两架歼-5战机立即加速由跑道起飞。一分钟后，两架歼-6起飞。为了诱敌，歼-6机群的航向故意偏向东南方。15时51分，歼-5僚机胡英法发现HU-16，立即报告长机李纯光和地面指挥所。按照“谁先目视敌机，谁就有优先交战权”的规则，胡英法立即加速进入攻击航线。同时，在高空掩护的歼-6故意再调整航向，偏离HU-16更远。果然，负责掩护的台湾空军F-100A战斗机被台湾空军作战司令部调开，直接去拦截这两架诱敌的歼-6。
胡英法驾机迅速进入HU-16的侧后方，在距HU-16约800米时开火。没想到的是，歼-5使用的37毫米航炮炮弹在这一距离散布面极大，结果竟没有一发命中。胡英法继续接近至500米时开火，这次击中HU-16尾部。随后，胡英法在相距200米时第三次开火，但因距离太近再加上歼-5速度快，胡英法的座机从HU-16左侧呼啸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