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法攻击未果后，长机李纯光迅速顶替他的位置，在距HU-16约400米处开火，击中左发动机。随后，为防两机互撞，李纯光脱离攻击航线。不过，这时HU-16速度越来越慢、高度也掉了下来。李纯光调转机头，再次在400米距离处击中HU-16机身。当他准备第三次攻击时，HU-16已失控坠海，机上17人同时毙命。
（摘自2011年2月16日《环球时报》，文：丰鑫）
“文革”中的两岸关系
“文革”开始，对台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之后，大陆对台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陆对台工作基本上是以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导方针的，台海局势一度趋向缓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社论提出“解放台湾省，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省赶出去，使在美蒋反动统治下过着痛苦生活的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省，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从台湾省赶出去。”又重提了已经多年未提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文革”开始后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1968年l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改变了过去赞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上作报告时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全国政协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机关于1966年8月相继停止办公。与台湾各方面人士联系较多，在海峡两岸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海峡两岸均有着重要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文革”初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左”的错误做法，使担负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机构陷入瘫痪，相关工作人员无法开展工作，有关人士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大陆的对台工作基本停顿，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中断。
蒋介石由“复兴中华文化”到“光复大陆”梦想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在“文革”初期广泛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一时间在台湾岛内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66年10月10日的《联合报》以整版刊登了一组由该报记者集体执笔的文章，以“中国历史文化的空前浩劫”为总标题，分别介绍了“文革”发生以来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地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的情况，并称中共“驱使红卫兵来彻底地摧毁中国固有文化，正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国民党当局借大陆“文革”之机加紧反共活动，企图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1966年l0月9日蒋介石发表“告中共党人书”，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将“凡是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共党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藉此来整肃清除”，让“红卫兵”成为共产党的接班人。1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指责红卫兵“盲动乱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与行动”，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声称要“以保卫其民族正气的历史文化，大义凛然的坚决行动来拯救大陆同胞自任”。国民党当局还下令将蒋介石的文告以热气球空飘大陆，国民党设在金门、马祖的广播电台也对福建等地加强广播，台军设在“前线”的喊话站则直接向对岸展开喊话。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宣布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蒋介石随即于次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针对大陆刚刚发生不久的“九·一三”事件，蒋声称20年来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来愈演愈烈，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并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只要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精诚团结，协力同心”，必能“拯救同胞，光复大陆”。12月20日，台湾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接见出席“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会”的日方代表时明确表示：“所谓国共谈判，是绝无可能的。”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文：孙宗一）
台海谍战60年之变
自1949年以后，两岸之间的间谍暗战从未中止过，其战况之激烈，曾经不亚于任何一个真正的战场。近年来两岸间关系有所缓和，谍战暴力色彩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和更为专业的情报战。
神秘“军情局”
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1985年，“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合并为现在的“军事情报局”。“军情局”是台湾对大陆情报工作的首要部门，几十年来大陆的台谍事件，几乎都与其有关。
上世纪50～70年代，台湾情报机关对大陆的工作重点是“政治颠覆，内部策反，敌后游击”，暗杀、爆炸等暴力手段成了其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军情局”大量招募情报人员，多次策划刺杀中共领导人的大案。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军情局”还通过空投或迂回方式派遣间谍潜入大陆从事“敌后工作”。他们利用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向大陆广播，煽惑群众，指挥潜伏特务和策动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暴乱等破坏活动，准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游击走廊”。
除了在沿海地区袭扰外，台湾情报部门也派遣特务深入大陆进行间谍活动。1964年10月，大陆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部情报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工从香港潜入内地，刺探原子弹相关信息。
兼职的“编外间谍”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增多，台湾“军情局”亦不失时机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其工作重心由暗杀等转为“心战、策反、煽动”。光在1985年，大陆截获台湾情报部门从香港、日本、美国寄到大陆院校的“心战”宣传品就达600多件。
外围谍报人员被吸收进“军情局”并源源不断地派赴大陆，他们或以参观、旅游、探亲的名义短期搜罗情报，或以商人身份出入大陆，表面从事商业活动，实则从事间谍行动。这些谍报人员往往不是“军情局”编制内间谍，也没有经过专业的情报训练。实际上，一些人是“被迫”成为台湾间谍的。原国民党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就曾爆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因需要去新加坡演出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出境申请，但台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要求她进行情报工作。
重创台湾间谍网
大陆对台湾间谍网络的重创恰恰源自台湾地区领导人自己的“泄密”。
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大陆对台军演，据新华网报道，李登辉为了“安慰”岛内居民，炫耀说“大陆所发的导弹不是实弹，而是空包弹”。这一“空包弹”的言论，引起了我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由此顺藤摸瓜地揪出潜伏多年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宗和少将刘连昆。刘连昆案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策反刘连昆是台湾“军情局”最重要的项目。
在该间谍案中侥幸漏网的台湾间谍张志鹏逃回台湾后，声泪俱下地斥责李登辉一句话害得间谍组织“全军覆没”。同样的乌龙事件在2003年再度上演，使得台湾在大陆的间谍系统损失殆尽。
陈水扁为求胜选连任，推动导弹“公投”，在高雄“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得意地指出，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部署了49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且部署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陈水扁如此“精确”的情报立即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警觉。半月之后，安全部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36名涉案间谍，将“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建立的间谍网连根拔起，另一名解放军少将刘广智也因涉案其中被捕。刘连昆、刘广智“二刘”台谍案，也被视为建国以来军队最严重的间谍案。
殉职的谍报人员
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守台湾至今，秘密情报行动中总计有3000多名台湾特务“以身殉职”。由于情报人员大都是单线联系，一旦失事，很难进行统计。曾任台湾“军情局”局长的丁渝洲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半个多世纪以来，因失手被捕、死亡、失踪的台湾谍报人员，多达1.9万余人。
这些间谍往往没有“名分”，这也意味着，如果他们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曝光，他们并不能获得台湾当局的保护。即使有些人侥幸存活并历尽艰险返台，也往往受到打击。一些遭遇不公的间谍愤而选择了抗争。
3月12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北地院判决国民党赔偿17名台湾特工280多万美元。20多年前，这些特工被派到大陆搜集情报时，国民党曾有“失事”补偿承诺；结果被捕、出狱后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他们便将国民党告上法庭。
台海谍战之变
在两岸关系缓和改善的当代，网络成为新的必争之地。
2008年上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大陆地区外的木马控制端IP有98230个，其中来自中国台湾的占到65%，高居榜首。
“网络特务”渐渐成为国安部门监控的重点之一。2008年，国安部门罕见地通过媒体，指名道姓地对台湾“军情局”的一名网络间谍李芳荣提出警告，并称“只要缉拿归案，一定严惩不贷”。30岁不到的李芳荣是台湾“军情局”派驻俄罗斯莫斯科的职业间谍。在俄期间，他利用黑客技术，控制了大陆多个服务器，并通过木马程序大肆实施网络窃密活动。
台湾谍报机关还制订了一系列网络专项计划，在全球设立了数十个网络情报工作据点，以大陆周边国家为主阵地，采用狼群战术进行网上窃密和情报渗透。此外，台湾间谍会潜伏在一些军事网站和军事论坛上寻找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以期“将他们发展成间谍”。2003年，军事发烧友马培明就是这样“被拉下水”的。他最初只是喜欢在军事论坛上发表评论，后来“军情局”间谍以向他约稿为名逐步将其吸收为间谍。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8～19期，文：钱亚平）
中美破冰前的蒋氏父子
1966年3月15日，应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邀请，蒋介石率“国防部长”蒋经国及14名陆海空三军高级官员访问了停泊在台湾水域的“企业”号航空母舰。题图为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官（左）、蒋介石（中）、“企业”号航空母舰司令官
1969年9月新任驻台大使马康卫来到士林官邸，转达了尼克松政府对台湾“不会受到忽视”的态度。
但其实早几个月前，周恩来通过往来香港的中间人报蒋介石方面，北京与华盛顿通过第三者秘密接触。次年春天，蒋经国告诉基辛格，国民党政府“在香港情报人员获悉中国共产党可能提议更改华沙会谈的地点，或许甚至会主张移到北京举行”。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向基辛格和尼克松呈报，蒋经国“试图暗示我们，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有情报接触”；何很可能是对的。何志立认为，台北的目的可能是“提醒我们不应该不拿国民党政府当一回事”。何志立推论，从北京的观点，“这个情报插曲是个有用的提醒，让我们明白，共产党在当前会谈的即时策略目标，或许是试探能否在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塞进一把刀刃”。
可是，何志立忽略了周、毛决定要把此一敏感情报传递给蒋的主要原因。第一，他们很可能希望让蒋明白，他已被美国抛弃，因而鼓励他同意与共产党政治解决。第二，也是最直接的理由是，他们可能希望促成双方，坚定“反对两个中国”的安排。周和毛晓得，蒋和他们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既然华盛顿、北京高阶层会谈已近，周有必要传话给蒋透露北京领导人绝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的架构，希望蒋也采取相同立场。近日内，这两个旧日同志、友人一定重新确认过彼此的共同观点，以及各自政府对此关键议题的主张。因此，中共领导人希望再次搭起国共联合阵线的舞台——这次是事实的不经宣布的联合阵线——仅适用于中国领土完整的。就和1958年金门危机的幕后交涉一样，这一次的合作将涉及大陆同意在一段无限期的时间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动武。
12月是中、美关系非常忙碌的一段时候，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已“把他的想法传递给中方”，透露美国“预备与共产中国关系正常化”。北京表示感谢巴基斯坦传话，并表示将释放2月间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游艇客。
1970年4月底，“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抵达华盛顿正式访问，他受到等同政府首长级的接待。蒋经国一度告诉尼克松，台湾是“亚洲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可能对台湾发动珍珠港式的突击。但是尼克松根本不理会此一预测，蒋经国在后续行程也不再谈它。蒋经国除了客气地表示，以北京而言，华沙会谈只是企图疏远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战术之外，他并没有抗议或抱怨美国对中政策近来的发展，在这个时候，透露他从香港消息来源获悉共产党可能建议把双边会谈地点改到北京。散会转去参加盛大晚宴之前，尼克松又重申支持国民党。他说，他和委员长相知相交已有23年，“美国绝不会出卖你们”。
虽然明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蒋经国丝毫不表露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善意有任何怀疑。
华盛顿会谈之后，蒋经国飞往纽约向东亚美国商工协会发表演讲。当他正要进入广场大饭店时，两名年轻的台独激进派从大理石柱后跳出来，其中一人朝蒋经国开了一枪，没打中，旋即被警员推倒在地。蒋经国继续走进旅馆，只字不提此一事件，镇静地完成演讲。这件事使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圈子里被视为英雄。
1970年5月，尼克松下令大举轰炸柬埔寨，但同时又宣布从南越撤军15万人。北京为示报复，取消当月份的华沙会谈，不过毛泽东对轰炸事件的声明却相当有节制。
这些迹象显示，中共领导圈内对究竟苏联还是美国才是中国头号敌人这个问题，发生激烈斗争。林彪和激进派声称，接受尼克松特使到北京会粉碎中国的革命信誉。另一方面，周恩来及其盟友则把矛头指向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列重兵的举动。1970年八、九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集会，这个问题表面化，毛泽东拍板定案，宣布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也通知他的同志，中美两国正在进行谈判以图恢复关系。
1970年8月底，两蒋父子获悉自从1969年逃出台湾即滞留瑞典的彭明敏，即将应密歇根大学之聘前往美国。由于蒋认为是美国中情局把彭偷渡送出台湾，彭要转到美国，使他又担心华盛顿支持彭明敏。尽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提出正式抗议，罗杰斯国务卿和基辛格还是核准发给彭明敏签证，条件是他签署一份不具拘束力的文件，承诺不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对两蒋来讲，最不能理解的是美方竟然事先没警告就发签证给彭明敏。毕竟4月间蒋经国访美，在纽约企图行刺他的两名台籍青年，就是彭明敏组织的成员。蒋介石亲函副总统阿格纽，请他介入本案，但是美国官员讷讷地解释，依据美国法令，无法拒绝彭明敏入境。两蒋认定中情局安排彭明敏逃出台湾，因此担心“一中一台”阴谋将成为尼克松意图的核心，即使可能危及美中和解也在所不惜。这个想法可能使得蒋介石重启与周恩来配合的兴趣，好扼杀此一阴谋。
台湾不久又遇上一连串失利。首先，加拿大承认北京政府，与台北断交。接下来，美军顾问团照会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一个会计年度的军援项目经费将从3000万美元大幅降至700万美元。两蒋后来获悉所有的投资项目(意即新或替补的军事设备)将被删除，供工作与维修用的经费也完全砍掉，更加“震惊”。
1970年秋天，蒋家出现一些麻烦。住在上海的宋庆龄传话出来，她想到香港见见家人，但又暗示她无法离开中国。10月，蒋的长孙孝文因糖尿病中风，陷入昏迷。虽部分复原，但他住院近5年。由于他的情况，以及蒋夫人久病在身，当年的圣诞节气氛就不怎么热闹了。
蒋介石发表1971年新年文告，警告台湾民众他们正面对“无尽的困难、危险和痛苦”——的确，他很快又被美国人赏了一记耳光。美国要把冲绳还给日本的方案内，包括台北北方无人居住的小岛钓鱼岛列岛(日本人称为尖阁群岛)，而台北、北京和东京都宣称对它拥有主权。蒋氏父子很生气，美方在方案内容修正之前竟然没来商量，尤其是最近期的探勘显示钓鱼岛周围可能有大量的石油蕴藏。台湾本省、外省青年结合起来在台北等城市掀起反美示威，两蒋允许抗议继续，以示民族主义和自主独立。此外，他们也想要石油，如果有的话。可是，白宫只顾着它和北京的秘密交易。1月间，白宫从罗马尼亚接到尼克松致函给周恩来的回音。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在北京将受到欢迎。”尼克松很快就跟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可能表现得太急切了。稍为冷却一下。”次日，美国人读到周恩来接受斯诺访谈的记录，似乎发出信息：中国外交政策路线将回到“和平共处”。
（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美]陶涵著，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邓小平：蒋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邓小平好几个月以来就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这位老同学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变得益加复杂。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恪遵他亡父“一个中国”的立场，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丧失许多机会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平解决若干问题。他感叹说，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即“一国两制”。他暗示，其间已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进度：“虽然国民党似乎对我党这项提议冷漠相对，他们毕竟已经认真思考它！国民党内部意见已经出现重大分歧！”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马英九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马英九也相信蒋经国脑子里已经有明确的计划）。很可能，蒋经国脑子里有一些想法，包括李登辉政府往后数年采行的若干措施：快速扩大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包括贸易、通信、投资和旅游往来。最有可能的是，蒋经国也预期两岸会成立半官方的委员会来讨论两岸事务。除了这些务实的交流外，蒋经国显然至少也预见到，两岸可能成立初步通盘协议，可以稳固两岸长期的和平关系，让台湾“永久”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同时又从学理和实务上强化台湾是个自主、实质的主权体。蒋经国麾下一位年轻的留美政治学者魏镛，曾经公开主张“一国两府”，我们或可猜测，蒋经国可能会遵循此一路线，探寻与北京达成协议，包括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大会。很显然，蒋经国与邓小平都相信，他们两人若是携手，最能就两岸协议达成妥协方案。
以蒋经国在台湾加速完成民主化进程的作为来看，他有意把他的对大陆方案，局限在能在岛内获得接纳的一些做法上。因此，走向就两岸统一实际协议的动作，不仅必须视北京的重大让步（如允许台湾重返联合国）而定，还得视大陆是否更朝向民主发展而定。蒋经国相信，大陆的经济、文化和民主改革，在台湾和俄罗斯经验激励下，将走向他和国民党已经踏上的同样的自由化大路。蒋经国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专访中表示，这个动态关系已经奏效。他说：共产党已经在改变，要迎合我们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去屈就它而变更立场。他相信，台湾完成民主化，将推动大陆相同的动力，或许数年之内就可见到功效。他的预期并没有太离谱。
蒋经国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大汉中心统治者角度去看，而是以现代的爱国人士与务实政治家角度去看。他们两人都盼望本身的历史地位得到认可。两人希望留给后人的遗绪大致相同——给予人民繁荣、声誉与和平，又能维持中国大一统的原则。
（摘自《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谢长廷大胆“破冰”
2012年10月4日，谢长廷即将开始大陆之行。图为谢长廷夫妇等一行在桃园机场准备搭机
曾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10月4日至8日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名义到大陆参访。他是民进党访大陆最高层的卸任官员，引起两岸瞩目。虽然他是以个人身份前往，却与国务委员戴秉国、国台办主任王毅、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等大陆负责对台事务的高官会面。作为绿营的“小诸葛”、“智多星”，谢长廷此行想效法连战2005年的“破冰之旅”，为绿营创造“民共（指民进党和共产党）破冰”的声势。
主张“宪法一中”
1946年，谢长廷出生于台北著名的打铁街，出生时家境小康，但后来因父亲经商失败，家道中落。这也让原来成绩不错的谢长廷，开始放弃学业，沉迷于体操，甚至拿过吊环项目冠军。当大家以为谢长廷会朝体操路上发展时，他却重拾书本，考上台大法律系。23岁时，谢长廷取得律师考试第一名，在此后两年，他接连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通过司法官考试，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留学考试。读完一年研究所之后，他前往日本京都大学深造。
1979年底的高雄美丽岛事件，谢长廷因参与为姚嘉文辩护的工作而投入政界。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谢长廷在其间参与了整合工作，草拟党纲、党章。1989～1996年出任“立法委员”。1994年竞选台北市长，民进党内初选出现“长扁之争”，谢长廷因得罪多人而退出初选，转而担任陈水扁的竞选总干事，使得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1998年，谢长廷当选高雄市长，2000年成为民进党主席。2005年谢任“行政院院长”，推行“和解共生”，后因与陈水扁政见不合，任职未满一年就被迫离职。
谢长廷善于理性思考，素有“智多星”之称。其政治思想深受西方福利社会主义影响，福利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幸福”的价值观念也影响到谢对两岸关系的认知。民进党内“泛美丽岛系”和“泛新潮流系”之间的权力与路线之争激烈，谢多次居间奔走协调，从而避免了党的分裂，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2008年，谢长廷赢得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资格，最终败给马英九。谢长廷曾提出“宪法一中”，即在宪法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以及“一国两市”，即厦门和高雄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就两岸关系而言，谢长廷具有一定的弹性。谢长廷从1998年担任高雄市长时，就在民进党内勇敢主张直航。
谢长廷18年前在“立法委员”任期内曾到访大陆，12年前担任高雄市长时又想再访大陆。他当年提出的访陆理由是：“两岸是‘宪法一中’，高雄市长访厦门市长有何不可？”这却违背了民进党“台独”党纲的基本原则，是基本教义派不能容忍的，陈水扁当时强硬否决了谢长廷访陆计划。谢长廷这次以“参加国际调酒大会”的借口访问大陆，也几乎没有民进党要员表示赞成、送上祝福。谢长廷到厦门之日，苏贞昌前往金门访问，有意造成“谢访厦、苏访金”的局势，以分散媒体对谢此行的注意。
在这种情形下，谢长廷仍坚持前往。台湾媒体对谢的报道远胜过苏，显示谢长廷特立独行、不理会党内基本教义派与苏贞昌的掣肘，赢得了舆论青睐。
在大陆喊出“超越差异”
澳门《新华澳报》载文称，2008年，谢长廷已得知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的先祖坟墓及其先祖祖居、神主牌被发现的消息。谢长廷的先祖（迁台祖）名叫谢光玉，墓碑上清楚地记载着“清皇诰封武功将军（从二品）”。根据《东山县谢氏迁台记略》，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下令长期卫戍澎湖，东山的16000多青壮年到澎湖服役，铜（金本）村谢茅友等一批谢氏青壮年退役后定居澎湖或台湾。明永历三年（1648年），郑成功舟师东山岛，谢氏不少青壮年参加郑成功军队收复台湾，后定居台湾。此消息传开后，引发福建省各有关部门的高度关切，而铜（金本）村的谢氏族亲们也高兴地表示：“希望谢长廷能够回来，为祖坟扫墓。”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萍评价谢长廷此行说，谢在大陆的“表演”堪称台湾所有政治人物之最。他到厦门祭祖时，在媒体面前流下眼泪，表情之激动是连战、宋楚瑜等政治家所没有的。
谢长廷一到厦门，他就称其访问是“开展之旅”，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做对的事，心中非常愉快”等话作为开场白。在厦门机场他说：“习惯、文化、文字都一样，没有感到是去别的地方，就像去兄弟的家一样。”“语言很熟悉，文字也很熟悉。”这些话，两岸媒体听来很顺耳，凸显了两岸文化与感情的联系，又没有太多政治色彩。而面对台湾媒体，他不忘随时宣传政治目的。出发前，他在机场对台湾媒体说：“第一个这样走出去，不会沿路都是红地毯，可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可能是在黑暗中摸索，但必须为未来证明我们有处理两岸问题的能力，我们有替台商解决问题的管道，有替台湾人民发声的能力。”
他还说：“有权力、职位的人，都要有点突破，都要做一点事，要迈出去，替人民解决问题！假如每个人都这样做，台湾很多问题都可解决。”这明显是对苏贞昌等民进党掌权者的“示威”，要他们“解决问题”。他引用自己以前写过的一首诗：“今日我足迹，未来后人路。”他说：“只要走出一条路，以后人家就会照着这个足迹走。”这些话都透露出他的雄心，以及对党内政治人物无所作为的鄙夷。
不过，谢长廷还是记住了12年前的教训，并未大谈“宪法一中”。台湾媒体称，谢长廷10月6日晚向国台办主任王毅表示，“我们不认为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并称“宪法各表”是替代方案。他也提出了“超越差异”的口号，说：“两岸不能只是求同存异，而是要面对差异、处理差异、超越差异。”
台湾公众对谢长廷此行多表赞成。10月9日，《中国时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泛绿支持者有60%认同此行，51%的人希望苏贞昌也能有趟大陆行，希望蔡英文成行者更达57%。亲蓝媒体联合报载文肯定谢长廷访陆是“政治新亮点”，还向绿营喊话：“谢长廷敢，其他人敢不敢？”
（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27期，文：萧师言）
贰｜台湾战后政治发展
1950年，蒋介石穷于应对台湾地位问题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国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并严正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不久后即正式向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行为。在此背景下，美国调整其对台政策，意欲联合国派团赴台调查。
苏联以安理会轮值主席资格提出将台湾问题列入议程，由安理会来处理美国侵台案，此事已成定局。台湾在不可能更改此项决议的情形下，希望通过种种努力，将讨论议题限于美国侵台，避免讨论台湾的政治地位，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为了拒绝派遣调查团赴台调查，蒋介石甚至要求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行政部门负责人陈诚当场表示对此持不同意见，反对使用否决权。为了进一步了解与美国交涉的过程，蒋介石于1950年9月4日再次召集会议，听取外事部门负责人叶公超汇报其与美“驻台代办”蓝钦的会晤经过。蒋对叶公超的汇报大为不满，认为叶简直就是“无脑筋已极，此等人何能再任外长耶”。得知蒋的态度后，叶公超同日约见蓝钦，转达国民党当局的意见：“台湾理解联合国处理美国侵台一案，但反对组团调查此一问题时让苏联及其卫星国参加，因为这不但会助长共产主义的宣传，而且会在台湾引起骚乱。”
国民党内对是否采取否决权问题意见不一，难以达成一致，在此情形下，蒋介石决定再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苏联案，“令决重提控俄案以打消美国调查台湾之提议”，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则再应用否决权。蒋介石认为，叶公超等不主张使用否决权，主要是怕得罪美国以及得不到国际社会谅解。蒋介石决定，令叶公超停止出席联合国大会。
台北“外交部”将国民党当局意见急电蒋廷黻。电文还分析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当局控诉苏联案虽有数年，但一直未能通过，而中共在未得到大多数会员国承认的情况下，竟能提出控诉且获得通过，这将严重影响国民党当局的威信。电报建议蒋廷黻设法取得美方合作或至少获其谅解，分别向安理会各会员国展开活动，如果表决时不能得到7票，再行否决权，并强调这是“基本方针”。
同样的意见也传达到了蓝钦处。叶公超告诉蓝钦，虽然他和顾维钧、蒋廷黻都不愿意行使否决权，但面对种种压力，除非找到别的解决办法，否则他们将被迫举手否决。
至于策略方面，台北“外交部”建议可将控苏案移交安理会，并要求在讨论美国侵台案前先行讨论。台北“外交部”考虑提出“组织委员会赴苏联及中共区调查”议题，如此案获得通过，国民党当局可以不行使否决权；如果不能获得通过，即使国民党当局行使否决权也易于取得世界各国的同情与谅解。台北“外交部”认为，此策略可为国民党当局争取主动。从技术方面来讲，控诉苏联案可使中苏两国同为争议国，因而无法参加投票，余下的9个会员国中，英、挪已承认新中国，南斯拉夫、印度袒护苏联，因此国民党当局的提案很难获得7票支持。
身在联合国的蒋廷黻和在美国华盛顿的顾维钧也建议应该慎用否决权。蒋廷黻为此专门致电台北，说明美国准备派遣调查团赴台的目的有二：一是避免中共派代表至成功湖（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笔者注）；二是为美国名誉洗刷。电文进一步分析此议案对台湾最有利的结果，认为“查此案原不应列入议程，既已列入，似应集中力量以期中共不参加成功湖；并宜设法使调查团专门调查美军是否侵台”，如果能达到这两项目的，蒋廷黻建议不要使用否决权。至于前面所提到的以控苏案为行动策略，在蒋廷黻看来，不但“控苏案移安全理事会绝无希望”，而且所希望的提前讨论“更无希望”。由于控诉美国侵台案已经列入大会议程，“我须先请大会取消，始能请安全理事会受理”，虽然国民党当局可以使用否决权，但“恐因此而促进中共派遣代表团列席安全理事会议”，蒋廷黻要求台北对此事再加考虑。
顾维钧也不同意轻易使用否决权。在顾维钧看来，中共提出此案当为苏联指使，目的是为了取得对美外交战宣传的功效，而美国同意调查真相，实是不得已的应付之法，其他会员国应该都会同意建议调查的提案。“我若单独反对，势难见效，若使用否决权阻其通过，则不仅美方认为我不肯合作而产生反感，且苏联及其附庸国将有所藉口诬我与美同谋，意欲掩蔽侵略事实。”顾维钧指出即使调查团获得通过也无赴台之必要，因为“可就各有关方面之文件与说明做成报告”。如果中共要求参加代表团，“我宜预先声明为保障我防卫军事上之秘密，计凡属我军事区域，我不能容许调查团前往”。在顾维钧看来，美国一再声明台湾地位留待将来决定，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台湾地位复杂而重要，但已经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因此可以留待以后解决法律地位问题；二是在台湾法律地位未解决前，希望能让联合国承担保护台湾的责任，而不是美国一家承担。
对于蒋廷黻、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的建议，蒋介石在内心深处不以为然，“蒋廷黻、顾维钧来电，皆不敢赞同余对调查台湾案投否决票，明明是理直气壮之事，而若彼偏解为不对”。蒋介石认为，顾维钧等担心的“一旦台湾行使否决权中共将会列席会议”并不存在，“除非其（指美国——笔者注）此一政策已经决定，否则如其不愿中共列席，则我行否决权，彼亦不允中共列席也”。
在国民党内部为是否行使否决权而争执不下时，苏联向联合国提出两项议案：一是“谴责美国侵略中国领土与主权，要求美国即刻撤退在台之海空军”；二是“主张中共派代表参加安理会之讨论”。
9月9日，蒋介石召集外事会议，商讨应对方针。在此次会议上，蒋介石所主张的行使否决权一事基本上无人赞同，“佥以使用否决权得罪于美，为大不可”。面对无人赞同的局面，蒋放弃了其坚持的行使否决权的提议，“余虽勉从众意，然于心甚不安也”。
蒋介石决定了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政策以后，叶公超即电蒋廷黻，确定其应在联合国采取的原则：（1）“关于侵台案容许中共列席及组织委员会来台调查两事，对我极不利，应尽力予以打消”；（2）“倘此两事不能均予打消，则在两害相权之时应以维持中美继续合作为总原则”。至于行使否决权之事，叶公超告诉蒋廷黻的是由其“斟酌办理”。
蒋介石原已决定不让叶公超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已经确定所谓调查美国侵略台湾案的应对原则，于是将原先之议作罢，密电郑彦芬，决定仍然派遣叶公超出席。至此，国民党当局围绕美国侵台案而展开的努力已大致落定。国民党当局所希望的避免联合国讨论“美国侵台问题”最终未能实现，究其根本，则在于美国的态度。
美国并不仅仅希望在安理会范围内讨论台湾问题，而是希望在联合国大会上加以讨论。9月21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台湾问题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仅提台湾和平解决之愿望，而未及台湾永久地位问题”。蒋介石对美国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备忘录》没有公开反对，甚至认为“同意我代表对此案之延搁，则其对我态度并不如过去之恶劣也”。
当国民党当局集中全力设法打消联合国派团赴台调查之际，联合国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是集中在台湾问题或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而是朝鲜战争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
美国最终操纵联合国，于1950年12月15日通过了无限期休会的决定，这也使得“控美案”无限期搁置。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文：侯中军）
台湾问题的政治学——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摩擦
美国战地新闻记者、知名历史学家大卫·哈伯斯塔姆酝酿40多年，耗时十余春秋，完成其生命最后之作——《最寒冷的冬天》。为创作本书，他走访了诸多知名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探寻历史的隐秘；他访问了100多位散布美国各个角落的朝鲜战争幸存老兵，在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中聆听人性的呼唤。
麦克阿瑟访台
杜鲁门（左）一直信任艾奇逊（右）
朝鲜战争对参战各方来说都是很残酷的。哈伯斯塔姆用独特的视角描绘和剖析了二战后这场“为平局而死”的战争。
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之间的龃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开始了。1950年7月下旬，总统和将军之间又发生了一次摩擦。朝鲜战争爆发后，行政当局就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情报部门曾经传言（后来证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共正在大陆集结一支由4000条船组成的舰队伺机进攻台湾。这引发了美国当局对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以及中国态度的极大关注。国务卿艾奇逊对任何可能导致把美国在韩国的行动与蒋介石联系起来并因此扩大战争规模的事都非常小心，他仍然坚决反对援助蒋介石。他认为帮助台湾就是帮助蒋介石，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演变成美国对华政策的灾难性行为。然而，杜鲁门总统在支援蒋介石这一问题上已经开始让步，他建议先派出一个调查组去评估是否有必要帮助台湾进行防御。参联会把这项任务委派给麦克阿瑟。参联会建议，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制定对台基本原则之前，麦克阿瑟应该先派出其他高级官员前去做初步的调查工作。如果亲自出马，会导致该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
然而，麦克阿瑟接到委任后，带着自己的人马立即飞往台湾。在途中，麦克阿瑟通过无线电通知五角大楼说，如果大陆侵入台湾，他将用3个F-80s喷气式战斗机中队奋力将其击退。麦克阿瑟的举动让身在华盛顿的首脑们，特别是艾奇逊忧心和恼火。这件事同样提醒参联会，不论是在蒋介石和台湾问题上，还是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麦克阿瑟都不像其他的战区司令那样听从指挥。
7月29日，麦克阿瑟抵达台湾，蒋介石等人十分激动。虽然就技术层面而言，美国对华政策还没有任何改变，但是麦克阿瑟此行足以说明美国表现出了一种不同的对华姿态。随后蒋介石发表了一通讲话，说双方将为了“共同的利益”对抗共同的敌人。正如参联会主席布拉德雷所述：“国民党的宣传给人们的印象是，在远东地区，美国将与蒋介石组成更紧密的同盟，美国甚至会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