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这件事有多恼火。这一行动不仅蕴涵着诸多深刻的政治涵义，还意味着麦克阿瑟可以无视总统的命令，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制定国家政策，并擅自将其付诸实施。因此杜鲁门确信，这次台湾行程，麦克阿瑟除了想鼓舞国民党的士气外，还想向他施加“右翼”方面的某种压力。尽管麦克阿瑟在报刊上看到总统对他的台湾之行很是生气的消息，仍然不肯就此罢手，甚至说了更多可能激怒总统的言辞。他说这次台湾之行“被那些在太平洋问题上始终坚持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人在公众面前进行了恶意而错误的宣传报道”。
为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杜鲁门立即派出“三人组”前往东京与韩国，以便得知朝鲜战争的状况以及前线指挥官们需要什么支援。杜鲁门的头号“麻烦解决者”哈里曼是这次任务的关键人物。他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关系，找出麦克阿瑟在战场最需要的人员和军用物资。正如哈里曼后来所述，他带来总统的两条口信，总统说：“首先，我将尽一切力量满足他的需要，以表明我的支持。其次，我想让你告诉他，我不想让他把美国卷入一场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当中。”哈里曼还得弄清楚，麦克阿瑟都向蒋介石许诺了什么，而且需要告诫麦克阿瑟避开蒋介石。
哈里曼和麦克阿瑟的商谈最终没有成功。麦克阿瑟完全反对华盛顿的对华基本政策，一意孤行地认为对新中国的任何妥协都是绥靖行为。虽然麦克阿瑟并不欣赏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却也不排斥偶尔利用他们。回国后，哈里曼向杜鲁门报告说：“我认为我们和麦克阿瑟在怎样对待台湾和蒋介石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麦克阿瑟有个奇怪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
3周之后，麦克阿瑟应邀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麦克阿瑟在会上的讲话是关于台湾的。他说，英国低估了台湾的军事地位，美国可以以台湾为中转站，“用空军控制从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港口，进而阻止任何太平洋地区敌对美国的行动”。麦克阿瑟在公共场合谈论如此敏感的话题，仿佛是为美国的对手提供了攻击美国的炮弹。所谓台湾是美国很好的军事基地这一说法既是苏联以及由他代表的中国都想在联合国提出的问题，也是华盛顿力图缩小其意义，以免使朝鲜战争扩大化的问题。麦克阿瑟却得寸进尺，这一次，他不像是以前线总司令，而更像是以美国领导人的口吻郑重其事地宣布：“提倡在太平洋地区搞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那些人说，如果美国防御台湾，那我们将与整个亚洲大陆为敌。没有什么比这些陈词滥调更荒谬的了。”
这次演讲被媒体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杜鲁门又一次被麦克阿瑟激怒。杜鲁门找来自己的心腹约翰逊，命令约翰逊告知麦克阿瑟：“美国总统命令你收回发往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各国各分部的讲话，因为你关于台湾的部分演讲已经违背了美国的政策以及联合国的立场”。最终麦克阿瑟收回了讲话内容，但同时总统也触怒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最终被迫让步，对他来说是个极为不快的经历，也预示着两人的关系终究会破裂。总统和将军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总统和国务卿尽可能地想在朝鲜战争中避开中国；而将军根本不担心中国人加入战团。正如麦克阿瑟自己所说，他每晚都下跪祈祷，希望中国参加这场战争。
总统与将军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杜鲁门后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后来杜鲁门还经常抱怨说，要是在演讲事件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好了，那样就不会有后面的那么多麻烦事了。
（摘自《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美]大卫·哈伯斯塔姆著，王祖宁、刘寅龙译，重庆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大跃进”后，蒋氏父子向美国求援
1963年9月，蒋经国再度访美会见肯尼迪总统
肯尼迪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中国实施“大跃进”政策却酿出大乱的相关消息频频传出。
自从1949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反攻大陆”的希望乍现曙光！但是蒋介石不愿孤注一掷，采取大动作。1961和1962年大陆状况并未符合这些条件。但是，鉴于大陆经济大乱、难民大量逃出、中印（度）争端上升，北京与莫斯科交恶也不再是秘密，蒋介石必须表现得已经按捺不住。
因此，蒋介石在1961年初指示蒋经国，开始秘密规划突袭中国大陆。“参谋总长”彭孟缉提出两套方案：一是由缅甸反攻进去，一是直接跨越台湾海峡进攻。蒋介石比较偏向由缅甸出兵的方案。过去两年，蒋经国奉父亲命令，业已运送数千名精锐的特种部队士兵进入缅甸北部地区。这支精锐雄师与1953、1954年“撤离”之后留在缅甸的5500多名游击队及其眷属会合，开始对大陆进行新的试探性突击。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大为震怒，台北1953、1954年曾明确保证会与滇缅边区游击队切断一切关系，现在已经违背此一保证。鲁斯克指责蒋介石行动“鲁莽”，并要求所有的“国军”部队完全撤离这一地区。
蒋家父子只能再次同意撤出军队。1961年4月间，台湾宣布已撤回4200人，但是不承认对滞留在老挝以及缅北山区的6000名游击队和眷属有任何责任。
1961年6月，中央情报局台北站报告，蒋介石又在规划跨越台湾海峡的反攻计划。蒋经国告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台北将在8月1日开始动员，定于1962年1月或2月发动作战。
克莱恩在呈报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并没有表达出怀疑蒋介石会放手一搏，赌定了美国一定伸出援手的鲁莽。一旦“国军”反攻大陆失败，中共进击台湾，台湾抵抗又失利，这项计划已规划好，蒋介石和其他一小群政府领导人，“将由台湾疏散到某一安全地点”。后面这一点明显意在让美国人心里有数，反攻一旦失败，台湾有可能丢掉。7月间，克莱恩回到华盛顿述职时，他向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彭岱提出警告，国民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方向十分不安，他们有可能真正执行起自杀性的反攻登陆作战。克莱恩主张，为了安抚蒋介石，美国应该和他联手“对大陆进行某种侦察任务”。在克莱恩不懈地推动下，肯尼迪总统批准了蒋经国特战中心幕僚拟定的一项计划，空投6支由20人组成的突击队进入华南。几个月之后，两支突击队空降进入大陆，但是很快队员不是被杀、就是被捕。
彭岱对克莱恩有了深刻印象。10月间，在彭岱的授意下，没有告知庄莱德“大使”或驻华盛顿的叶公超，克莱恩与蒋经国就处理外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达成协议。台北原本决定一定否决外蒙古入会，即使因此失掉在联合国中攸关重大的支持亦在所不惜。蒋家父子与克莱恩折冲交涉时，同意了台北不会否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但是台北方面这项“让步”，换来了肯尼迪的保证，如有必要，美国将动用否决权，否决北京加入联合国。蒋介石果然再次以不利的动作要挟，争取到美方重大承诺。
虽然克莱恩已赢得彭岱的信赖，肯尼迪总统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理曼却对庄莱德“大使”产生偏见，认为他已被国民党掌握，太过倾向接受台北当局的立场。庄莱德在台北“驻节”4年之后，奉调离开；过后不久，哈理曼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晤。蒋介石告诉哈理曼，“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若没有动作，“可能会失去控制”。哈理曼答说，他不怕蒋先生会失去控制，他强调要忍耐，对大陆情势需要有更好的情报。哈理曼离开台北几周，蒋介石要求克莱恩转达另一个口信给肯尼迪总统，如果“国民政府”不能呼应民意压力，尽早有行动对付大陆，会有丧失“对台湾领导及控制”的风险。蒋经国本人也提醒克莱恩，万一蒋介石下台，可能会爆发军事政变，或许就爆发“反美运动”。
蒋经国表示，过去空投进入大陆的突击队一队20人，规模太小。如果要保持成功的希望，空降的突击队每队至少200人，比较有胜算。他要求美方提供5架电子定位的C-123飞机，来执行这些秘密任务。克莱恩回到华盛顿，力陈蒋介石所说。肯尼迪同意了，但是他强调，在双方政府同意条件成熟之前，不得有空投的动作。他也表示，可以拨给两架蒋经国所要求的（5架）特殊C-123型飞机。可是，这次会议中最有趣的一项决定是：彭岱“很坚定地”训令克莱恩，要他告诉蒋经国，新任美国“大使”履任之时，“大使”将接管过去由中情局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
新任驻华“大使”退役海军上将柯克，直到7月才到任。这段时候，蒋经国加紧在山区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并在金门、马祖增加兵力部署。克莱恩回到台北，他、蒋经国和美军成立一个作战规划小组，称之为“四二○”小组，评估“中华民国”政府空降最少200人一队的计划。同一时期，他们同意与蒋经国的“特战中心”合作，再空投9支20人一队的突击队，试图与地下反抗组织取得联系。蒋介石又列出一份清单，要求美方提供16架B-57轰炸机和20～25艘登陆舰艇。
克莱恩在5月17日的会议中向肯尼迪总统报告，大陆当局的控制“正在崩溃中”，蒋介石很难把军事行动推迟到10月以后。克莱恩力促肯尼迪提供B-57，因为要压制中国的伊留申IL28型轰炸机有必要动用，而且台湾的两栖作战部队也需要登陆舰艇。这次会议过后几天，蒋经国交给中情局台北站一份计划大纲：拟派出游击队发动及支援福建及广东的“反抗运动”，然后抢攻登陆台湾对岸4个地方。克莱恩不屈不挠地争取到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的支持，麦康力促鲁斯克和肯尼迪批准美军开始准备空战及两栖作战器材，以便随时支援国民党“反攻大陆”。
柯克终于到达台北履新，进见蒋介石。柯克的意见是，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海、空、后勤支援，蒋介石的计划肯定要失败。他说，美国不能支持“中华民国”“反攻大陆”，也不会暗助台湾跨海进攻大陆。台湾若有“反攻大陆”的行动，势必严重扰乱区域之稳定。他又告诉蒋介石，肯尼迪已经裁定目前的状况还不宜提供B-57轰炸机及登陆舰艇给台湾。9月份这次会谈之后，蒋介石不肯再接见柯克。
柯克旋即因心脏病辞职，新“大使”赖特又是一位退役海军将领，对“反攻大陆”同样带来负面讯息。尽管有这些挫折，蒋介石公开谈话依然宣称要“光复大陆”，私底下亦不断拿出新计划缠住美国人不放。
1963年9月，蒋经国到达华盛顿与美方会谈。他带着蒋介石提议进攻大陆的一封信。这项计划代号“秘龙”，“国军”预备海、空并进，空降许多支100～300人为一队的游击队，以及由海面潜入多支300～500人为一队的部队。它的目标还是与往常一样，意图引发大陆“革命抗暴”。他要求美方提供5架C-130运输机（美方答应提供5架C-123，其中4架已经送达）。答复肯尼迪的问题时，蒋经国表示有把握可以把300～500人的特种部队空降到中共核设施附近。肯尼迪再次强调，必须对中国大陆内部情势掌握更充分的资讯。
然而，接下来几个月，美国政府研判得出结论：中国的核能力不大，只会产生边际的战略及政治冲击，因此，借重“国军”突击队针对深处中国大陆核设施攻击的构想，就此搁置。
（摘自《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文革”期间，苏联与台湾的“秘密外交”活动
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关键人物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就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一位苏联籍记者秘密造访台湾，并受到蒋经国接见。该记者访问台湾的目的，是想了解苏联与台湾联手“除掉毛泽东”的可能性。由于这件事极其敏感，再加上当时的苏联和台湾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外交活动”。活动中，时任台湾“新闻局”局长的魏景蒙和《伦敦晚报》驻莫斯科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是两个关键人物。
魏景蒙是浙江杭州人。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天津《庸报》和上海《时事报》记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专门委员。抗日战争中，他应邀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接见。1949年以后，魏景蒙随国民党到了台湾。
维克多·路易斯1928年出生于莫斯科，1949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因遭遇斯大林“大清洗”而被捕入狱。1956年出狱后，他曾经为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充当翻译，后来担任《伦敦晚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达20年之久。作为新闻记者，路易斯的采访报道经常是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比如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他是西方媒体中第一个得知此事的人。有人说他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还有人说他是双重或多重间谍。
蒋经国会见路易斯
1968年10月中旬，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给魏景蒙发来电报，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希望访问台湾。为此，魏景蒙立刻向蒋经国作了汇报。蒋经国请示蒋介石之后对魏说，他们同意路易斯来台湾访问。
魏景蒙
10月22日下午3点半，魏景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路易斯。这次会面给魏景蒙留下的印象是：“俄国有个计划，希望在毛泽东之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另一个中国则由国民政府统治。”之后，蒋经国同意与对方见面。
1968年10月29日，路易斯终于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对路易斯说：“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泽东……毛垮台后唯一能够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路易斯说：“据我们所知，如今在中国有一个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如果国民党返回大陆后能够容忍他们，那么苏联就会在你们反攻大陆的时候保持中立。”在这次会见中，他们还讨论了未来的联络问题。有意思的是，蒋经国会见路易斯之后，蒋介石还特意召见魏景蒙，向他仔细了解路易斯来访的情况。
魏景蒙两赴欧洲
1969年5月1日，正在罗马的路易斯给魏景蒙打来电话，希望在台北或曼谷会面。蒋经国认为台北与曼谷目标太大，不如把约会地点定在罗马或维也纳。几天以后，蒋经国陪魏景蒙赴台北士林官邸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围绕反攻大陆的问题提出了“五点原则”。为此，魏景蒙在日记中写道：“我这次行动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取)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5月14日，魏景蒙飞抵维也纳并与路易斯共进晚餐。路易斯对他说：莫斯科认为毛泽东背弃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的条款，因此苏联可以做出如下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中国大陆上发生任何形式的争执，苏联都认为那纯属中国内政，与苏联毫无关系。如果形成内战，苏联是决不会支持毛泽东的。”此外，他们还谈到军事合作、交换情报和进—步联络等问题。10天以后，魏景蒙返回台北汇报。
根据双方约定，魏景蒙于当年10月2日飞抵罗马，准备与路易斯再次会面。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预定了旅馆的路易斯没露面。
最后的交往
一年以后，神秘的路易斯再次与魏景蒙联系，要求与他会面。当时路易斯又在罗马定了旅馆，但是为了保密，蒋经国让魏景蒙把见面地点改在维也纳。1970年10月26日，魏景蒙抵达维也纳之后才通知对方地点有所改变。4天后，路易斯来到维也纳。见面之后，路易斯首先为去年的事道歉。他解释说，去年失约与周恩来、柯西金的会谈有关。如果他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台湾方面联系，将会使柯西金处于尴尬的地步。
魏景蒙问道：“这一次你为什么要约我见面呢？”路易斯说：“明年就要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了，这次大会将涉及权力分配的问题。在苏共中央内部，总理柯西金属于鸽派，对北京持温和态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属于鹰派，对北京持强硬态度。如果台湾能够提供情报，证明毛泽东为了对抗莫斯科正在准备发动更大战争，那将有利于勃列日涅夫掌握主动。”路易斯还说：“过去苏联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如今可以做进一步承诺，那就是苏联希望与中华民国联手合作，共同消灭毛泽东。”
10月31日，路易斯草拟了一个双方合作的方案让魏景蒙过目。其中说，台湾在反攻大陆时，苏联可以先用导弹摧毁中共的海防阵地，然后苏联还可以向台湾飞行员提供轰炸机和空军基地，以便摧毁中共设在罗布泊的导弹基地。路易斯还一再强调：美国不会帮助台湾反攻大陆，你们只有在苏联那里才会找到帮助。
随后的事情有点虎头蛇尾：路易斯给魏景蒙来信索取报酬，魏向蒋经国请求后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拿到报酬之后，路易斯就再也没有露面。
（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31期，文：智效民）
美台“断交”谈判与“准联盟”关系的萌芽
从解密文件来看，卡特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决定早在1977年就已开始酝酿。但众所周知，中美建交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5月底，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共同为卡特总统起草了一份“第24号政策评估备忘录”，该备忘录建议总统终止美台“外交关系”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保留美国同台湾的经济、社会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这可能是目前解密最早的一份关于华盛顿同北京建交的方案。
在大陆与台湾处于事实上的准对抗状态下，白宫宣布同北京建交对美台联盟关系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为消除台湾方面的不满，卡特于12月16日致电蒋经国：“美国在为维持台湾居民的和平、繁荣和福祉而建立新安排方面将随时准备（与台湾）进行充分的合作。”但是台湾当局并没有“原谅”卡特政府的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蒋经国随后发表措辞强硬的“抗议声明”，称：“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度重申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以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美国政府决定与台湾当局分道扬镳，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强烈不满。12月18日，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紧急会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对美方的这一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并要求美国政府改正这一错误决定。不过台湾当局意识到，卡特总统在电文中关于“建立新安排”的表述显然是暗示：美国希望通过某种形式将未来的美台关系固定下来，这使处于孤立与被动局面的台湾当局看到了一线希望。随后卡特总统决定派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前往台北，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探讨中美建交后美台双方如何建立经济、文化和其他关系。
12月29日，蒋经国会见克里斯托弗一行，并提出未来美台关系发展的五项原则。1、美台关系保持持续性；2、美方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和国际人格；3、美方保证台湾的安全；4、在法律上规定美国今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5、台北与华盛顿之间必须互设政府间代表机构。这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现实性、持续性、安全、法理及政府关系。不难看出，蒋经国提出的这五项原则完全是台湾当局的“一厢情愿”，它与美方提出的“建立美台非官方关系”的目标相差甚远，最后克里斯托弗的台北之行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从1978年12月底到1979年2月，美台双方就未来关系发展的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会谈的地点转移到了华盛顿。此轮会谈的重点是美台双方互设代表处的问题。由于双方立场相差甚远，到1979年1月上旬，双方经历了数轮会谈后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中美建交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中美此时已互派大使，美国政府不想在建交之初就给中美关系设置障碍，结果让苏联有机可乘，在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动荡弧”地区展开攻势，于是在美台华盛顿会议上不断向台湾代表施加压力。经过一个多月的僵持后，台湾代表无奈作出让步，同意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两个非官方机构来处理美台之间的事务。尽管美国在台协会声称主要从事慈善、教育、科学、文化和其他活动，是“美台关系走向非正式关系的下一个步骤”，但又宣布它将履行原来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实际上将台湾看做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79年1月16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宣布：美国在台协会的预算同前大使馆类似，每年约200万美元。它的任务是实施美台之间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所有协议。这样，美国在台协会便具有了“大使馆”的某些功能。
在美方的多次施压下，台湾当局原则上同意美国将美台关系限定为非官方关系，但是就美台互派的常驻机构，台湾代表仍坚持要求将其定性为政府机构，双方最后同意：今后如果美方在公开场合称美台关系是非官方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非政府机构，台湾方面不提出异议；如果台湾方面在公开场合称美台关系和上述两个机构分别具有政府关系和政府机构的某些特征，美国方面不提出异议。从这种表述来看，“断交”后的美台关系显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1979年2月15日，台北正式宣布成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它与“美国在台协会”相对应。尽管台湾当局对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做法仍然耿耿于怀，但对于美台双方通过谈判后互设机构、延续双边关系、继续执行除《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所有协议等一系列安排表示接受。互设代表处是美台“断交”后美国政府对美台政治关系所作的第一步安排，它使美台安全合作关系由公开逐步走向秘密，由联盟关系转变为“准联盟”关系。
（摘自《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沈志华、唐启华主编，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宋楚瑜回忆：亲历蒋经国改革之路
宋楚瑜与蒋经国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做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地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做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
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
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潮流在变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的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国民党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关于江南案，说实话，这事经国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新闻报道扯到了台湾，他下令彻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统自作主张，搞出了毛病。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党外人士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地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另个案例是陈水扁。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有次陈水扁要发动“4·19”包围“总统府”，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透过他找到陈水扁的台大老师、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然后一起到陈水扁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陈述利害后，陈水扁答应取消游行。这成为多月以来第一个没有游行的星期日。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举例来说，因为军中待遇不高，早期坚持提早退伍、自谋生活者，只能领取一次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后来很多不是经商失败、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不好还得政府补助。于是有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除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我衔经国先生之命，半夜10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
一早，这边经国先生也撤了“退辅会”主委的职务，并调整了老兵的生活补助金额。
内部转型 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5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地抓，也不能一味地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
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14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
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21期）
蒋经国：从“太子”到无产阶级一员
1930年10月间，蒋经国病愈出院，他的去向成了问题。按理说，他是军政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应该分配他去当军官或去机关当干部。可是苏共对他还是不放心，权衡后，派他到莫斯科城郊一个重要工业设施——狄那摩电厂当见习生。共产国际的用意是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
1980年代，蒋经国、蒋方良这两位富态而慈祥的老人，一对恩爱的老夫妇。两个人充满着“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恩情
小蒋开始真正体验苏联的工人生活了。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8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45卢布。
小蒋是十分刻苦的人，他除了天天上班，兢兢业业地完成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工业制造。莫斯科有一所工人技术夜校，晚上他就到这所学校学习工程技术。可是靠厂里那点可怜的工资，连皮鞋也买不起，哪里还谈得到缴学费买书。有一天，他看到厂里工人要学军事知识、受军事训练，就自告奋勇地向厂里管军训的领导介绍自己的学历，意思是看厂里可不可以让他这个军校毕业生发挥一技之长，挣点业余收入。两天以后，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让他担任业余教师，给工人讲军事课。这样收入就多了一些，帮他解决了上学、买书、补贴生活等紧急需要，但也使得他每天精疲力竭。从学校回家时，常常坐在电车上就睡着了。
1931年2月18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记述了他在狄那摩电厂紧张生活的一天。
头天晚上，他由工程夜校回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家，已经是12点钟了。面包店早已关门，没有领到面包。他这天6点钟就起床了，要比平时早起一小时，希望今天早上能领到新的面包。
当他冒着风踩着雪跑到面包店时，“莫道君行早，已有早来人”，店门外已经有十多个人等在那里了，店门还是紧紧关着。过了20分钟，店内的职员出来对大家宣布：“今天没有面包！”虽然兜头泼来一盆冷水，大家听了都很平静地散开了。
小蒋走到电车站去等车，等了15分钟才来了一辆电车。可是车里已经坐满了人，再也挤不上去。天气非常寒冷，晶莹松脆的雪一团团地落下来，落在紧裹着身子的衣服上就冻住了，手足差不多冻到不能动的地步，他一面跺脚一面抖落身上的雪。5分钟后，又来了一辆16路电车，倘使再挤不上去，上班就要迟到了，小蒋很焦急。可是这辆电车也已客满，出入二门都已立满了人。当他要挤上去的时候，开车的人对他幽默地说：“汽车不是橡皮做的呀！”
不管车是不是橡皮做的，他还是拼命地挤上去了，到厂的时候已是7点45分了。
他是第18车间的工人。第18车间和第14车间开展对手赛，第四组与第二组竞赛，蒋经国和工人彼得洛夫竞赛。竞赛成绩每月公布一次，成绩优良的可得红旗及其他奖品，成绩恶劣的则将其名字挂在黑板上示众，这要算是最耻辱的惩罚。总结上月工作成绩的时候，他们的车间得到红旗。车间内部的成绩，亦以他们第四组为最优，每人奖皮鞋票一张。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气氛之下，人人都不愿落后，一分钟都不敢偷懒。
还没有到中午12点，已经两天没有领到面包的小蒋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是还得忍耐着。休息的汽笛一鸣，他们都飞快地跑向食堂。
工人在工厂饭堂每天可以买一餐午饭，但是必须要有饭票，否则有钱亦是买不到的。饭堂中挂着两条口号：“忍耐，艰苦——为兴国之道”，“不劳动者，不得食”。
散工之后，开全体工人大会讨论“第一次五年经济计划”。有12个工人发表意见，11个赞成，只有他一人反对：“我并不反对五年经济计划，但是我不愿再饿肚子了。”
他唱的反调引起一阵议论，有两个女工上台反驳他，其中一位说：“天下人谁不愿吃好东西？吃饱肚子？难道我不想吃肉、吃鱼吗？外国人说：‘俄国比从前贫穷了，人民生活比过去苦了。’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生活比从前苦，但是国家并不比过去穷。我们现在并不是没有面包、鱼肉、牛油，是将这许多食品运到外国去换工厂机件了。假使现在我们无限地消费，那么国家一定不会强起来。我们是为了明天的快乐而吃苦，在我们的苦中含有甜味。”
这位饿着肚子的女工讲出的一番朴素爱国的话，深深烙印在蒋经国的脑中，终身不忘。
吃完饭已经7点50分了。小蒋还要赶快走到工业夜校去。本来可以乘一站电车，但他舍不得花钱所以跑去了，到学校刚好8点整。上完夜校回到住所，已经12点钟了。风雪扑打着窗户，使他感到又冷又累又饿。
回忆这一天紧张而充实的生活，小蒋在台灯下深有感触地写道：“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磨炼，没有经过劳动生产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
刻苦的学习，辛劳的工作，使蒋经国在厂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好感和信任。不到一年，厂里的生产管理部门就向上级建议：提升他担任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厂里虽然把报告送上去了，却没有获得上级部门的批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认为，像蒋经国这样的人决不能担任工厂任何一级的领导职务，无产阶级决不能让“反革命”的儿子掌握一点权力。他建议叫工厂撤销推荐，把蒋经国继续留在厂里当工人。蒋经国对当不当副主任并不太在意，他仍旧天天上班，有时间就去夜校学技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经国的思想没有变化。经历如此残酷的苏共党内斗争，经过如此恶劣环境下的劳动体验，苏联共产党的美丽理想和他生活中接触到的阴暗现实，难免不在他的思想领域里蒙上阴影，发生尖锐的冲突。
他毕竟是个“有国民党本质的共产主义者”。
（摘自《绝地蒋经国：1925～1937》，郭晨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蒋经国记述1949
蒋氏父子批阅家谱
蒋经国去世已20多年，岁月的沉淀，大量原始档案的公开，尤其是近年入藏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对公众的开放，使这位渐行渐远的历史人物的本色，愈加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此书为大陆学者辑录其日记及相关回忆，汇编而成,《危急存亡之秋》是蒋经国在祖国大陆期间的最后一部日记，记载了1949年这一年中，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败退的过程，其中具体记述了蒋介石“引退”至蒋氏父子最后撤离大陆的种种情况。
元旦
今天是中华民国诞生38年纪念日，又是元旦，我们住在首都南京，此龙盘虎踞之地，已临近兵火的边缘。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父亲对其引退后可能发生之情势，曾作如下之分析与判断：
一、 共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
二、 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共党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
三、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
四、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党加以收买，使彼等屈服投降。
五、对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
六、李为共军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
七、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
八、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
父亲作此对局势与其进退之分析，一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进固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退亦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其奋斗方法虽不同，而奋斗之目标则一。故此时考虑引退，并非欲在恶劣环境之下脱卸革命的仔肩，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要“另起炉灶，重建革命基础”也。
父亲虽在原则上决定引退，但仍须考虑引退之技术、方式，以及时间等问题。盖引退必须出之主动，且不过于突然，否则将打击士气，震撼人心，更不利于国家及军事矣。
上月二十四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电呈父亲，主张“与共党谋和”。李宗仁、甘介侯辈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彼等并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上月三十日，白再发通电主和；河南省主席张轸，同日要求“总统毅然下野”。在此种威迫胁持之下，以父亲生平抱负、人格及个性，无论如何，决不能接受，纵欲忍让为国，亦不能即时引退也。
父亲因一面计划答复白崇禧等，一面发表文告，申述政府对和平的立场与具体的方法，并谓：“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
二十一日
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已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