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日
全家随伴父亲乘机离杭，于十时三十五分抵达栎社机场。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这是父亲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简单经过。
父亲于“引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摘自《向历史交代：蒋经国自述》，曾景忠、杨天石著，华文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蒋经国计除“台独”杀手
廖文毅（1910～1986）是“台湾独立”的最早鼓吹者之一。1947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开始鼓吹“台湾独立”。这时，廖文毅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被通缉，后仓皇出逃。
廖文毅离开台湾后，在香港成立了“台湾再解放联盟”，又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要求“托管”台湾。他的活动得到了美国的关注和支持。1950年又在日本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5年，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 廖文毅自认有资格与蒋介石抗衡。
后来，有个幕僚向廖文毅献计：“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中华民国”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必能名正言顺地成立。
廖文毅连称“言之有理”，于是准备暗杀蒋介石。1961年秋，终于物色到一个名叫郑松焘的刺客，此人精于手枪射击，是当年“台湾警察学校”有名的神枪手，他夸口道：“给我五百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
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从东京飞往台北，立刻邀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一晤。
岳安和与郑松焘是同班同学，关系不错。郑松焘说自己改行做了记者，此行打算对台湾政坛内幕做些采访。
岳安和信以为真，答应提供自己所知内幕。
一连“采访”三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胸，于是找个借口对岳安和说暂停。郑向岳安和借一支手枪说是带着防身。岳安和觉得有些不对头了，报上已公布了蒋介石第二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岳安和决定举报。
接到岳安和的举报后，蒋经国召来“安全局局长”陈大庆，派他去白龙宾馆逮捕郑松焘。不多时，陈大庆打来电话：郑松焘已经离开白龙宾馆，不知去向。
原来，郑松焘察觉情况有变，连夜逃至日本。
蒋经国于是便把暗杀郑松焘的任务正式下达给“国家安全局”。“安全局”派出一支由施丰涛、奇建荣、李铮铮三名特工组成的行动小组，其中李铮铮是当时台湾为数不多的女特工中的佼佼者。
1961年11月29日上午，郑松焘来到地铁站台。奇建荣从侧面走过来，经过郑松焘身边时，漫不经心地把香蕉皮扔在了地上。
这时，传来火车的鸣叫声，郑松焘身旁出现了一个乡下人打扮的年轻姑娘，手里拿着一张纸，一边朝郑松焘鞠躬，一边用日语说：“先生，请多关照！”
郑松焘以为“乡下姑娘”是要问路，刚要回答，不远处的施丰涛忽然叫道：“阿川，你在哪里？”
李铮铮连忙回头，“不料”脚正踩在香蕉皮上，身子往前打了个趔趄，双手冲郑松焘一推。郑松焘猝不及防，一下子就被推进了轨道。就在这时，火车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郑松焘之死，构成了东京的一桩新闻。日本警方对该案进行了调查，但是一无所获。
此后，廖文毅惟恐自己成为下一个暗杀目标，“台独”调子越唱越低。蒋介石闻悉后，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回台湾。
1965年3月6日，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统一战线”解散。1965年5月15日，廖文毅回到台湾，先后担任曾文水库筹建委员会主任、台中港筹建委员会副主任。
（摘自《文史博览》2010年第11期，文：王心文）
蒋经国猝死真相
1990年代，蒋经国三代同堂的合影。前排：蒋经国、蒋方良和孙子、孙女；后排是蒋孝武（中）、蒋孝勇（右）和妻子方智怡（左）
蒋经国的体质本该长寿
蒋经国原本身体素质较好。50岁以前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可致命的疾病。60岁前后才在一次检查中发现了糖尿病，而且又是先天性的，在当时并不十分严重。如果蒋经国能够认真对待，他本来可以长寿。然而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好意叮嘱，蒋经国大多采取不以为然的做法，我行我素，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固我不移。蒋经国身边的医生们历来认为，饮食不当是导致其猝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蒋经国最早出现糖尿病的症状应该是在1958年6月，当时他担任“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兼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和“国防部”总政战部的主任等职，这时的蒋经国已经有了接班的趋势。早在三年前，蒋经国就在蒋介石的扶持之下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且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委。蒋介石事实上早已在布置儿子接班的事宜了，如果蒋经国罹患这种并非轻易治愈的痼疾，就将打破蒋的交班计划。于是，蒋介石亲自听取了荣民总医院几位专治糖尿病医生的汇报，并决定亲自着手控制儿子的饮食。
蒋介石为子亲拟菜谱
蒋介石把自己喜欢吃的多菜少肉的菜肴固定在蒋经国的食谱中，希望他能控制体重。
初时蒋经国对父亲为他拟定的几套菜谱照单全收并遵照执行。但时间久了，就无法坚持。因为他早年在俄罗斯生活多年，喜欢吃肉类菜肴和甜品。所以，他不时吩咐七海官邸的小厨房增加肉类菜品。蒋介石初时根本不知此事，后来一直到1973年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糖尿病专家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时，谈到蒋经国的糖尿病治疗仍然没有明显疗效时，蒋介石才知道儿子在饮食上还像从前那样我行我素。为此，蒋介石把儿子召进士林官邸，重新为他修改了菜谱。但虽几次调整菜谱，到头来都无法真正地实现。这让蒋介石很为儿子担心。
1975年蒋介石去世以后，蒋经国再也难以执行父亲在世时的饮食规则。由于饮食不注意，蒋经国的糖尿病已成抬头之势，国民党中央已经为他组建了一支“医疗小组”，具体负责蒋经国的医治工作。这些“御医”没有想到蒋经国居然一改从前遵从医生意见的做法，而是变本加厉地更改了其父为其拟定的素食原则。大鱼大肉可以上桌，大快朵颐的事情时有发生。医生尽管每每都进行劝阻，可是蒋经国却仍然我行我素。某医师因为屡次进谏劝阻而伤了蒋经国的自尊，最终被调离“医疗小组”。此后，谏者越渐稀少，而蒋经国的糖尿病也越来越重了。
过于劳累，亦为猝死之因
据蒋身边的侍从翁元介绍：“1987年下半年以后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愈来愈不行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必须躺在寓所的病床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只要他离开床，坐在椅子上超过10分钟，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体力支撑不下去了。我们曾经私下帮他算过，情况比较糟的时候，蒋经国每天待在床上的时间，实际上已超过22小时。1986年、1987年之交，身体实在不舒服时，蒋经国通常会在寓所里休息一天。所谓休息，就是躺在床上。休息一天之后，蒋经国觉得惴惴不安，他担心媒体又要拿他的健康亮红灯做文章，流言四处散发之后，难免影响国民党政权的稳定。所以，隔天无论身体是否好转，他总是迫不及待又要撑着病体去‘总统府’上班。所谓上班，亦不过在办公室待一个半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体力又吃不消了，总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必须赶紧回七海官邸，上床休息。不上班的日子，除了躺在床上，他根本哪儿都不会想去。”
蒋经国的懒惰，当然是他的身体孱弱所致。
在糖尿病的初期，与晚年的懒惰截然相反，蒋经国是一个好动的人。特别是他在台湾取得了一部分权力以后，更是喜欢到处走动，正是所谓的“事必躬亲”。然而蒋经国的失误在于，他不该不考虑年龄，尤其是在糖尿病晚期以后，仍对医生建议他多休息的意见置之不理。1987年以后，蒋经国的病情转重，每天工作的时间在医生们的好心干预下，不得不一再减少。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蒋经国甚至连下楼吃饭的能力也没有了，在这一时期，他需要有人把饭送到他床前，然后再由侍卫们一口口喂进他的嘴里。尽管如此，蒋经国在某些大事上，还是不改从前养成的习惯，一定要他出面的事情，他仍然硬撑着非去不可。就因为他过于逞强，才造成后来在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睡着了的事情。从此以后，蒋经国才不得不改变国民党中常会必须要由他主持的一贯做法，而改用了中常委们轮流主持的方式。
不过，有些节目，仍然需要他公开地亮相。例如每年秋天的“双十节”， 蒋经国不仅一定要出席，而且还要当众发表讲话。这对于蒋经国来说真是欲罢不能、欲做为难的事情。不过，也有一些可去可不去的事情，蒋经国也一定要去，这就让身边的医疗小组成员们大感不解了。在这一时期，蒋经国的身体已经衰弱到寸步难移的地步，如果他肯听医生的嘱咐，静养也许会延续生命，然而蒋经国的争强好胜性格，又不允许他轻易放弃一次次对身体有害的公开活动。
蒋经国的猝死，在外界不清楚内幕的人眼里，确实有些接受不了，但是在熟悉蒋经国晚年身体和病情的侍卫和医护人员眼中，他的死亡有着一种必然性。本该注意养生的时候，蒋经国往往忽视；本该遵守医嘱不做的事情，他却偏偏要固执地去做。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每天靠打胰岛素维持的孱弱身体，已经到了一推即倒的危险地步。每天打针抽血化验他的血糖值，最后到了耳朵干瘪抽不出血来，血糖值到后来已经降到最低的水平，可是他仍然我行我素，不肯听从医生们的劝阻，做一些体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这应该就是蒋经国自损健康、过早猝亡的教训。“过劳死”虽是现今的医学名词，不过蒋经国已经是实践者了。
（摘自《蒋经国死亡之谜》，窦应泰著，团结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蒋经国挑选接班人之谜
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前往马祖巡视，与同行的“政务委员”李登辉（左一）、周书楷（左二）、“海军总司令”宋长志（右二）、及作者张祖诒（右一）合影
在1983年年底以前，蒋经国确定将以本省籍人士为接班人。 现任“副总统”谢东闵年岁已高，也没有太多可信度。另一方面，蒋经国对“台湾省主席”李登辉的好印象则与日俱增。李登辉和蒋经国一样，也是技术官僚出身，而且也透着不是有野心抓权的形象。
蒋经国正在沉思他的最后抉择之际，有一天早上他读到李登辉在省议会与议员辩论，驳斥“台湾独立”理念的稿子。李登辉向省议会报告说，中国从来没有摒弃台湾，台湾也绝不能忘掉中国。蒋经国非常高兴，当场交代一名高级助理邀请李登辉到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常会”作报告。
蒋经国要他发表简短演讲，“鼓励鼓励”他。李登辉在“中常会”上就省政作了简短的报告。他坐下后，蒋经国很难得地在这种场合做出评语：“李登辉同志的表现非常好。”会场上大家—听，都晓得李登辉将会是新任“副总统”。
李登辉获得提名为“副总统”后不久，“安全局”发现他年轻时，在1945～1946年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那段往事，赶紧把这一令人惊诧的情报报告给蒋经国。蒋经国耸耸肩，“那也没有办法”。蒋经国必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与苏联共产党有更长久的效忠关系。
但是，强硬派的情治及“总政战部”型的人士对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一点也不起劲。蒋经国自己的一些家人也不认为接班问题已经解决。他的两个儿子孝武、孝勇，弟弟纬国和蒋夫人，现在转移到关切党的主席若不归蒋家人，是否可交给忠心的外省人。他们认为，“党主席”才是抓住实际大权的关键。这时候，长久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孙运璇却中风，此后一直没能康复重回政坛。蒋经国挑选忠于蒋家的奉化同乡，曾留学哈佛及伦敦政经学院的俞国华（70岁）担任“行政院长”。
这一年，眼科专家发现蒋经国视网膜退化，必须再次开刀。手术之后，蒋经国的身体健康急速走下坡路。病，使得蒋经国加快培养李登辉接班的准备工作，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国事。不过，李登辉从来没进到他的卧室，那是外省籍亲信才能进去的地方。蒋经国考量到李登辉与军方毫无渊源，指示“参谋总长”郝柏村多跟李登辉谈话。郝柏村遵令去做，与李登辉建立起交情。蒋经国又安排李登辉代表他，向政战学校毕业生演讲，以及出席若干大典。为了展现李登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蒋经国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访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危地马拉。蒋经国也告诉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他希望李洁明能与李登辉多接触、多了解，“不要有别人在旁边”。李洁明和李登辉很快就结为好朋友，有一次两家夫妻相偕环岛旅行了3天。
可是，接班问题并没有止息。台湾及国外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一旦蒋经国殡天，李登辉只会是有名无实的“虚君”。在后蒋时代，掌控国民党才是关键，许多人依然认为这一部分将由蒋家人或军人接班。少数观察家甚至继续看好蒋孝武，因为他姓蒋，“当变动时期来临时，可以增加几分安定”。
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呼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8月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交代秘书长马树礼制止。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他更是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出现主政的问题，答说：“既不能，也不会。”过后不久蒋经国派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
（摘自《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出版）
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
1988年1月13日，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去世。
因为没有接班规划，所以蒋经国留下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局面。政府权力，部分掌握在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部权力，基本由党秘书长李焕统领；至于军方，最高的负责人则是参谋总长郝柏村。形式上，领导权应该由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接手。“副总统”这个职位位高而权不重，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基本上完全与接班无涉。
但有鉴于当时蒋介石去世，“副总统”严家淦当天就宣誓接任“总统”。大家共识援例让李登辉立即就职。
但蒋经国去世，空缺的还有国民党“主席”的位子，也就是中央权力所在。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宋美龄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表白希望暂缓选任“党主席”的接任者。李焕收信大惊，不敢自己处理，急忙联络诸中央常务委员，商量对策。这批环绕蒋经国周围的国民党“大佬”，怎么可能愿意看到蒋经国尸骨未寒，宋美龄就表露出操控局势的野心呢？于是，大部分中常委同意推举李登辉为新任党主席。
所有人都将李登辉视为最佳、也是最无威胁性的过渡人选。除了蒋经国的大力拔擢外，李登辉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在党内没有派系，不曾任职中央部门，也没有地方势力基础。大家的盘算是，暂时将权力寄放在李登辉手上，挡住宋美龄的非分之想，其他可以再徐图打算，人人都还有机会，也就没有人会强烈反对了。
可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估李登辉了。李登辉上任没有多久，就开始了他游移于多角权力间的合纵连横。他拥有的，是“总统”与“党主席”的双重人事权。为了表达李焕在推举他当上“党主席”过程中的功劳，李登辉首先将和他最无渊源、在党内也最缺乏派系后援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换掉，让李焕接任。
李焕转到行政部门，留下来的党秘书长位子，就由在推举李登辉一事上也有大功的宋楚瑜接任。先是透过宋楚瑜，接下来全面介入下一次的党中央委员及中常委选举，李登辉逐步握有了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再下来，李登辉又演出了一次出人意外的权力奇袭。在李焕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他从“行政院长”职务上换下，取而代之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郝柏村。
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对军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表面上看，军人在台湾政治结构中，取得了空前最高的地位，反对党激动地大张“反对军人干政”旗帜，从议会到街头，发动了多次抗议活动。然而实质上真正的效果，却是松动了郝柏村多年在军中的控制，让李登辉有机会“分而治之”。
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长”，让出军权的关键时刻，台湾军队处于奇特的情况中。第一，往常对军队价值信念掌握最紧密的政战系统，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第二，政战控制松脱，军队的封闭性质也随之大幅降低，外面的种种骚动开始直接影响了军队内部。台湾军队快速经历了一场“社会化”过程。
加速台湾军队“社会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原本随蒋介石渡海来台的一代凋零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在台湾长大的新生代。此时他们陆续迈入而立之年，成为军队的中坚干部。他们没有上一代那么清楚“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信念，同时和部队中的义务役官士兵关系密切，没有上一代那样的隔阂。义务役人员，又占军队人数绝大多数。他们入伍从军两到三年，就离开回到社会岗位上了。一批批的义务役人员，因此也就不断带进来最新的社会价值与社会观念，无从阻挡。
利用这个机会，李登辉借由升迁将领的选择，改变了军队的领导生态。与其说李登辉刻意重用本省籍军官，不如说他专注选择受到“社会化”程度最深的人，予以拔擢。毕竟那个时候，在军中特殊结构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本省籍的高级军官人选可供“重用”，但是即便都是外省籍，却明确有了应对与社会脉动的不同距离，所产生的不同派别。
李登辉开启其端，陈水扁后来继续执行的原则，是依照几个条件来拔擢军事将领。第一，少用具有强烈中国认同的人，多用表现台湾本土认同的人；第二，少用死忠拥护国民党的人，多用具备改革想法的人；第三，少用坚守传统部队信念的人，多用表现出较高弹性的人。
正因为没有那样明火执仗在军中搞省籍分配，所以这样的改变并未引来强烈的反弹。领导层人事架构逐渐改变，李登辉也就有办法将原本“郝系”的势力逐渐排除在外。
台湾军队一步步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也就一步步“社会化”了。李登辉从来没有办法对国民党旧势力真正放心，因而军队的忠诚由“党”而“国”，对他来说，是有利于巩固权力的好事。
李登辉执政12年，到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输掉中央政权，军队和国民党的关系，已经切割得差不多了。政党轮替过程中，军方始终不曾是个令人担心的变量。虽然陈水扁代表的民进党，在军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但是到那个时候，军中已不存在任何观念或组织去煽动反对、阻碍政权交接了。
民进党上台，军方将领升迁选择握在陈水扁手中又达8年，国民党的残余影响更稀薄了；另一方面，基于几十年的历史背景，不管陈水扁如何翻云覆雨，8年毕竟还是不可能让这支“国民革命军”“台独化”或“民进党化”。
至此，虽然漫长，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独断操控军队，这是让绝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
（摘自2010年10月24日《东方早报》，文：杨照）
张安乐：“江南案”中“无辜”的那个人
张安乐
揭“江南案”内情
1984年时，张安乐（白狼）已定居美国，曾任竹联帮“总掌法”、帮派二号人物的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企业管理学，远离台湾竹联帮已有八年，但又不吝啬招呼往来的兄弟，在洛杉矶的住所成为竹联帮成员的落脚点。
台湾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带领帮派成员吴敦、董桂森潜入私家车库枪杀流亡美国的台湾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之前，董桂森就落脚在张家。
事件被美媒体曝光后，台湾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将陈启礼、吴敦抓捕入狱。董桂森在巴西落网，被美国政府引渡至纽约审判。在美国坐镇的白狼为营救陈启礼，向美国电视台公布一盒录音带，表明陈启礼一行受雇于台湾情报局。致使台湾与美国关系陷入僵局，并暗指幕后主使是蒋经国之子蒋孝武。蒋经国在台湾朝野的逼问下，不得不公开澄清“蒋家人不会接班”，埋下日后宫廷派政客、军方实力派、财经官僚各方人马恶斗的原因……
心向大陆
今年62岁的白狼暂居深圳。他依旧记得“江南案”发生后两天，陈启礼带着吴敦与董桂森回到他在洛杉矶的住所，陈启礼把白狼引到小屋，讲述了来龙去脉。白狼只接了一句：“小心被灭口！”陈启礼便拿出了引起轩然大波的“证据”录音带。刺杀江南行动为什么要瞒着白狼？白狼没有直接回答，他手一指书房：“这些告诉我。”
狭促的小书房里存放着几百本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秘闻：《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白狼每天研读，已近十年，自诩对两党的见解少有人能及，评点几代党派领袖时最推崇邓小平。他自称从年轻时便心向大陆，也许因此，陈启礼没有将刺杀江南的计划和盘托出。
2004年，白狼遥控在台湾创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担任“总裁”，倡导“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到目前，“中华统一促进党”已在台湾发展党员约三万人，台湾各地设立党支部约三十个，其中竹联帮的成员约占百分之二十。
有多少倘若
“倘若我没有混兄弟（加入帮派），倘若没有‘江南案’，我最多不过是个大学教授，那还不如我现在能做的多。”
有多少倘若，就有多少命运的偶然性。倘若董桂森和吴敦没有去打靶，他们也不会卷入“江南案”。也居住在深圳的兄弟张梦麟说，起初陈启礼安排的杀手并非上述两位，可到了美国一看，原定人选疏于练习枪法不佳，不足以成事，就在事前一个月组织了几次郊区打靶，靶场上，陈启礼相中了董、吴二人。
倘若董桂森没有逃离台湾又被引渡至纽约受审，他也不会客死狱中——联邦法庭判处董桂森20年监禁，服刑不满5年，他在狱中被一个无期在身的马来西亚人杀死。陈启礼与吴敦在台湾服刑6年后获释，陈启礼流亡柬埔寨，2007年死于胰腺癌；吴敦投身电影业，两岸娱乐圈有名的“干爹”，“签下”周杰伦，监制过电影《大灌篮》、《刺陵》等。
有说法称，陈启礼将录音带委托他人，而不是白狼。白狼不愿详谈这“兄弟旧事”，张梦麟略做解释：“当时大家在美国，多少有点求安稳求自保的意思，狼哥作为精神领袖，主动承担，可谓围魏救赵，‘义所当为’。”“义所当为”也将白狼引向命运的转折点——录音带公布后，美国联邦法庭判处他15年监禁，从35岁到45岁，他在美国联邦监狱待满10年；1996年出狱返回台湾，遭遇清剿黑社会的“治平扫黑案”，又被通缉25年；继而逃往深圳，离通缉到期还有11年。
“倘若我是个眷村子弟”
1948年，白狼出生于南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祖籍山西洪桐县。1949年大年初一，全家开始逃难，起初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母亲临时改变主意，把行李都扔下火车，改乘驶往海南的轮船。那艘船后来停在了台湾。
因为父母不是军官，白狼一家没有住进眷村，而是挤进台北一家供奉着“保山大帝”的庙中。庙门隔了两个世界：庙里大陆“难民”天南海北鱼龙混杂，又因为命运相似互相照应；庙外台湾“本省人”排斥他们，挑衅事件时有发生。白狼在淡江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已加入了竹联帮。
“如果在眷村，有这么一个会读书的，村里其他兄弟会保护他。可惜我只能自己加入帮派，混兄弟”，白狼说。
白狼在竹联帮中一直做到“总掌法”的位置。他尽可能扩大竹联帮的影响，帮助出身贫寒的聪明孩子上大学，这些孩子将来就可能是律师、检察官，甚至也可能是法官。“有一些兄弟，混兄弟混得很一般，后来也当上少将了”。
到上世纪80年代初，竹联帮已经发展为台湾最大帮派，成员逾10万人，核心成员达2万人。并企业化管理，成立“韬略集团”，下有20多家企业，把持了超过一半的政府工程，陈启礼担任“董事长”。就在竹联帮最为鼎盛、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白狼决定去美国。
“我那时候就坚信，中国的未来在大陆。怎样接触大陆精英？我到美国去与他们一起上学。”拿到淡江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的白狼，申请了美国的旅游管理学，后转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企业管理学。
最艰难的时光
“我这一生最艰难的时光……”白狼沉吟一会儿，“是在美国刚刚入狱的时候。”
起初入狱，他受不了同监犯人的眼神——美国监狱中，最受歧视的罪名是娈童、污点证人、贩毒，这都是不光彩的罪名，很容易“被搞掉”。
但是他的沉静气质帮他接受了这一切，多年以后，在回顾往事时，听上去还像是“享受”这段经历：住在两人一间的牢房，内有洗手间，早餐可选咖啡或茶；每天十点打一个小时网球，之后拿着书在院子里边散步边看，几年之后，还当上了监狱图书馆管理员。董桂森在另一处狱所服刑，迅速用桀骜和勇猛征服了狱友，还掌控了监狱棒球队，搞地下赌球，两家监狱的狱警闲聊，说起白狼是董桂森的“大哥”，都没人信。
十年牢狱生涯中，白狼拿到了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位，最叫他遗憾的有两点：他服刑时监狱取消了硕士课程；花了太多时间读英文书，如果能够读中文书，效率将更高。而在内心，这漫长的岁月又带给他什么？他意图光复中华传统。“竹联帮毕竟只有暴力意味，却没有赏罚力，没有公权力。”而“中华统一促进党”有这样的可能性。
在深圳的一次宴会上，白狼宣布说：“老母亲已经走了（此前与他住在深圳），我的孝道已尽。今年准备回台湾。”他想结束遥控，亲自统领“中华统一促进党”。可通缉令还有11年才到期，回到台湾不是又要进监狱？“我在监狱里都能照应监狱外的人，还会怕再进监狱吗？”
（摘自《美文》2010年第12期，文：困困）
台湾新竹清华建校始末
1948年冬季，中共先头部队进入清华园，就在中共军队进抵清华校园前一天，校长梅贻琦以进城洽公的名义，悄悄挥别了他服务了20多年的“水木清华”，追随蒋介石南撤的知名文人寥若晨星，梅贻琦是其中顶有分量的一位。
1949年6月，南京、上海已相继解放，梅贻琦从广州经香港，辗转奔赴法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此行的另一目的，是要去美国确保清华基金，这笔巨额的教育经费源于俗称的庚子赔款。
“复校”初衷
1954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作了一场题为《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演讲。随后，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了《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议》，打算把部分无关宏旨的原子科技转移给台湾，心心念念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忽然想起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
蒋把清华“复校”、“原子能和平用途”乃至原子武器制造这些概念想法勾联在一块，虑及兴建原子炉需要较多经费，便让有清华基金为后盾的清华大学在台“复校”，作为台湾原子科学研究的先驱。
蒋介石于1955年11月命时任“教育部长”张其昀通知梅贻琦兼程返回台湾（在此之前，梅氏很少到台湾），筹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其真正目标是梅贻琦手上掌控的那笔为数不小的清华基金。蒋介石志在秘密制造原子弹，至于清华大学“复校”事宜，却不期然成为研发原子弹过程中的“副产品”。
蒋介石当初没有料想到，研发原子弹之计划有如南柯一梦，反倒是为日后台湾科技人才的培育与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
原子科学发展任务
在蒋介石力邀梅贻琦定居台湾之前，梅的好友叶公超就知道梅贻琦有一个酝酿已久、可惜力有不逮的心愿：“……梅先生沉吟了许久，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很想弄一个长期的科学计划出来，不过清华的钱太少了，任何长期的科学计划都不够。这一点，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梅贻琦想搞“长期科学计划”的心愿，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一个“各取所需”的合作关系由此成形。
1955年12月16日，梅贻琦主持了“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指出清华大学“复校”之前，将先设置原子科学研究所，地点选择在台湾新竹，学校的建筑与日常费用将由政府拨付，图书设备费用则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1956年，新竹清华大学“筹备处”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季招考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所研究生。梅贻琦在政府大力资助之下，延聘了物理学大师吴大猷博士前来讲学。同时应聘来台的还有袁家骝博士（袁世凯嫡孙）、邓昌黎博士等大师级师资阵容。第二年，又陆续迎来小谷正雄、李德曼、刘易等国际知名物理学权威助阵。随后而来的中外学术泰斗，犹如过江之鲫。这不仅印证了梅贻琦在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影响力，也说明了昔日“水木清华”余荫所及，形成遍地开花的效果。
然而，真正让台湾当局关注的，是新竹清华大学肩负的原子科学（或者是原子弹研发之学术支持）发展任务。为了让美国原子科技雨露均沾，惠及所有的公民营企业，新竹清华大学原子炉的土木工程交给毕业自清华大学的建筑师张昌华设计；原子炉机件装置时，由“中国石油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分别派员操作，使之成为早期台湾工业界与学术界齐心合作之成功典范。
回顾梅贻琦生命最后三年，几乎都在忙碌于清华大学“复校”的事务，而该校核子工程学系事务，又占了其中相当比例。
台湾通识教育之典范
梅贻琦之后，新竹清华大学继任校长迄今已有13位，都是学有专长的俊彦之士。
1956年“复校”初期，办学重点是原子科学，其后陆续扩展至理工领域。上世纪70年代起，新竹清华又大力拓宽人文学科领域，树立了台湾通识教育之典范。
清华自有历史以来，向是中国最具学术权威与传统的大学府，新竹清华大学犹如从故都北平飘散于南方的一株风信子，在祖国南疆茁壮成长，与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永远交互辉映着耀眼的荣光。
（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15期，文：王丰）
美丽岛事件始末
被查封的高雄分社外围观的群众
1979年12月10日，台湾党外人士借世界人权日在高雄市举行群众大会。当晚党外人士和群众手持火把，沿中山一路向新兴分局前大圆环方向前进，遭大批宪警拦阻，随后发生一场严重的暴动事件。
由于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知识水平提高，对政治上层逐渐形成冲击，带来分权的压力。此外，在台湾的历史条件中，由于“反攻复国”政策逐渐失去现实性，只具象征意义，省籍问题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资源上的合理分配亟待解决，因此本土精英形成主要反对力量，本土意识渐成主要反对意识形态。
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成立，由黄信介任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施明德任总经理，姚嘉文、林义雄任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任总编辑，其成员几乎涵盖所有本土反对精英。8月间，《美丽岛》杂志发刊，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此一充满异议色彩的政论刊物，立即受到高度的注意，销量激增。该社旋即在全省各地广设分社，吸收热忱青年，并借由集会、演说等活动传播政治主张。不久，《美丽岛》杂志社发展成初具规模的政团，与执政当局在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迅速激化。
12月初，《美丽岛》杂志社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请在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大会，未获同意，该会决定仍照原定计划集会。12月9日，《美丽岛》人员驾车广播，号召民众参加翌日集会，遭警方制止扣留，双方发生摩擦。10日下午6点左右，《美丽岛》人员及群众三四百人，各持火把出发游行，由施明德以扩音器指挥，黄信介带队。行进至新兴分局前，遭到大批宪警拦阻，周围民众则越聚越多。8点15分，施明德、姚嘉文等人进入新兴分局与南警总部副司令张墨林少将、市警局督察长黄其昆等人协调，提出希望撤走宪警，以便外围群众得以进入。张墨林等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游行群众遭到包围，进退无路。《美丽岛》领导人回到车上指挥群众企图突破封锁线，双方遂发生三次较大的冲突。由于宪警遵照上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示，以致在木棍、铁条、砖块交加之下伤情惨重，共有180余人受伤。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宪警遂施放瓦斯，进行镇暴，使事件逐渐平息。然而经过此一示威暴动之后，主要街道已成一片疮痍。
13日清晨6点起，在迅速完成部署后，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为首的安全首长，下令调查局、刑事警察局、宪兵司令部等部门组成的15个小组，同时在各地展开逮捕行动。三个多小时内，一共在台北、高雄、桃园、南投、基隆等地逮捕了14名《美丽岛》骨干人员。
1980年2月，“军事法庭”审理美丽岛事件，检察官指控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等人密谋推翻当局。由于牵涉人员甚多，这项审讯受到国际传媒和美国政府、国会、人权组织的高度关切。审讯不仅提供执政者与反对者信念与力量冲击的舞台，也造成当局与国际传媒的紧张关系。“新闻局局长”宋楚瑜以强烈的语气指出《新闻周刊》片面听信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的说法，也指责美联社记者的错误报道，并取消其法庭的采访权。4月18日，“军事法庭”宣布判决结果：施明德处无期徒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处12年有期徒刑。后黄信介改判10年，其余六人为8年。
毫无疑问，美丽岛事件在台湾战后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象征经济发展牵动的参政意识、信息的流通，均使政治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受此事件冲击后，台湾知识分子，尤其是本土知识精英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集结更加迅速。美丽岛事件后，其辩护律师尤清、苏贞昌、陈水扁、谢长廷，家属许荣淑、周清玉、黄天福等人旋即填补空当，成为下一阶段反对运动的主要角色，在上世纪80年代持续通过选举、群众活动、办杂志等形式，扩展其影响力，冲击政治和社会体制，并孕育新的价值观念。
1990年5月，当局发布政治“特赦令”，施明德获释。到了1990年代末期，美丽岛事件的相关人士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上颇为可观，许多人在“国会”和地方位居要津，并直指执政中枢的目标。在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价值中，美丽岛事件终于获得全面平反。
（摘自《岁月台湾：从1900～2012》，秦风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陈纳德帮蒋介石打官司赔了50万
“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
1949年发生于香港的“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事件，距今已有60多年。围绕“两航”飞机的归属问题，中国政府与美国民航公司打过一场官司。民航公司的创始人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女士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一事件鲜为人知的内幕。
陈纳德想要收购飞机
突如其来的“两航”起义，令焦头烂额的台湾当局雪上加霜。蒋介石面对剩余的70余架飞机，向香港当局提出管制“两航”财产的要求，但他又意识到，按照英国的法律，新中国有对“两航”财产的控制权，香港当局接受蒋介石要求的可能性不大。怎么办呢？蒋介石想到了他的好朋友陈纳德。
二战结束后，陈纳德创办了一家民用航空公司，在美国临时注册，自己担任了董事长兼总经理，总部设于上海，在香港、东京和曼谷设有分部。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节节败退，陈纳德也把总部迁到了台湾。蒋介石的想法是，让民航公司将剩余的70余架飞机全部收购，陈答应了蒋的要求。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将“两航”“财产”“出售”给民航公司，陈纳德宣布民航公司拥有“两航”财产的控制权。这一举动，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陈纳德见中国政府态度如此强硬，怕得不到“两航”财产，便以中国的国家财产为标的提起诉讼。此举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香港法院迫于美国的压力，宣布“管制”“两航”财产3个月。
卖了股票也要打跨国官司
1950年2月底，香港地方法院判决“两航”公司的产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台湾当局出售无效。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很不甘心，要求陈纳德上诉到英国枢密院，陈纳德答应了。当他咨询了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后才知道，上诉费用大约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此，董事们一致反对，他们说：“你若要援助蒋介石，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们不参与，也不反对，但费用请你自己筹集。”
陈纳德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不顾夫人陈香梅的反对，将自己民航公司的股票转卖给其他董事，凑足了50万美元。同时，他呼吁美国政府出面，给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蒋介石夫妇也召见陈纳德，说：“官司一定要打，律师费请你先想办法，以后政府一定还给你。”
1952年，英国枢密院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将飞机及其他财产判给民航公司。陈纳德赢了官司。
被赖账
香港当局通知民航公司：作为一家美国公司，民航公司只能将“两航”飞机运回美国，不能运往台湾。这一消息使陈纳德如雷轰顶。3年来，所有飞机一直停放在启德机场，风吹日晒不说，机内零件丢失严重。这些飞机运往台湾尚可派上用场，如果运回美国，不仅运费很高，而且在美国只能当废铁处理。而不运走又不行，每月支付的机场租金难以承受。陈纳德最终还是决定运回美国，为此，他又支付了一大笔运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