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滨海小村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出生在桃园观音塘背老屋。当时属于日治时代，按照日本的年号是昭和三年旧历九月十日，稍微长大以后我必须牢记这个旧历日子，因为自己要提醒母亲，才能得到两个煮鸭蛋，而其他兄弟姊妹也可以各分享到一个，以示同庆。可惜我们大部分都没注意到旧历的日子，所以常常日子过去才想起来，只有顿足捶胸的份。
父亲在观音的店于一九三○年改建为两层楼，成为当时观音的最高建筑物，我们这一房人从塘背搬出来到观音街上住，我的记忆就从此时期开始隐约出现在脑海里。阿公的去世对我们家带来很大的冲击，加上台湾总督府采取汉医递减政策，汉药店牌照不准传世，为了维持所需的收入，父亲只好扩张杂货店的生意。于是乎，布匹、烟酒、石油、糖果、南北货、金炮烛、棺材，甚至于卖猪肉都变成我家的营业范围。在阿公去世后的十年间，由于父亲做生意及雇人开垦海埔新生地的努力，家里的财产由十三甲增加到三十甲之多。
荣源商店，即廖家的杂货铺，1941年淡水中学校川村良明老师来访观音学生廖运潘及谢万协。
五分埔阿姨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淡水中学校毕业考上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时，先寄宿在安叔家一阵子，不久搬进现在中山北路一段八条通新埔阿姨的家，当时的地址是大正町一丁目二之五番地。那是标准的日式宿舍，室内有八个榻榻米的房间两间和三个榻榻米的小房间，以及厨房、厕所和玄关，两个榻榻米大的玄关后来成为我的书斋。
住新埔街五分埔的阿姨，其实是母亲少女时代最要好的朋友。外公因为买棕（做蓑衣的棕料）前往五分埔，获知五分埔腰缠万贯的詹文光先生有意续弦，便自告奋勇前去拜访詹先生，结果一撮而合，阿姨嫁给詹先生成为他的第三任太太。詹文光先生的第一位太太生了两女一男后去世，第二位太太生了两个女儿后也撒手归天，阿姨生二子，大儿子詹梅谷后来成为我姊夫，小儿子詹锦川是我念高等商业学校时的早一届前辈。当时，住在宿舍的人，除了主人詹锦川桑以外，有竹东人何智谋和何智光昆仲。锦川桑的侄孙辈詹德镇以日语叫锦川桑为G将，这个称呼很适合少年老成的锦川桑的风格，所以大家都跟着德镇君叫，久而久之，G将就成为锦川桑的外号。
初闻姜阿新之名
随着战后社会秩序的慢慢恢复，一般社会活动也趋于活泼起来，这一个时期开始，由乡下来台北办事而未克当天返乡的亲朋偶尔会到我们宿舍来借宿，使我认识了不少新埔、竹东一带的长辈和朋友，其中不乏地方的名人、巨贾。日本式房屋的一大特色在于全面积能够用做睡床，夏天只要有大张的蚊帐，冬天如有足够的被褥，我们不算大的宿舍尚可容纳不少宿客。
暑假开始不久，邱家伯父阿重伯来访观音家。阿重伯在南投水里坑开集贤旅社兼营山产买卖，此行目的是要求父亲资助他一笔钱来向北埔姜阿新先生标购造林地杉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姜阿新的名字。父亲允诺阿重伯的要求，我不知道后来伯父标购杉木的详情如何，但我们家新房子和赠送给表哥陈盛明兄盖在中坜河畔同一规模的新家所需福杉圆木、杉板，全数都来自北埔姜家大坪造林地。
暑假过去，新学期开始后，宿舍的住客渐多，其中包括姜阿新先生夫妻。当时我对他们的认识有限，只知道姜先生是位家住竹东郡北埔庄的大地主兼制茶业者，夫人是G将的异母大姊。尔后偶尔来借宿的人之中，姜先生的部属居多。
惊鸿一瞥
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宿舍时，在玄关看到两双女人皮鞋，屋子里面有一老一少，姊夫的大姊蒜姑我认得，她替我介绍留长发、穿浅蓝色衣服的少女是她女儿丽芝，然后告诉女儿我就是阿潘舅。当时我怯生，尤其毫无与女生对话的经验，因而觉得十分尴尬而不知所措。没有多久，她们家的自用车来把母女接走，我和丽芝的初次见面，时间不到十分钟就结束。所谓的惊鸿一瞥莫过于斯矣。
新竹女中时期，前排中为姜丽芝，前排左一为姜绍祖孙女姜秋兰，后排左一是表妹詹苑君。
说客阿姨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某一个下午，新埔的阿姨突然来我们家作客。英姊嫁给她儿子梅谷后，应该以亲家母称呼才对，但我们都没有改口，母亲仍然叫她阿娘姊，我们兄弟姊妹照旧尊她一声阿姨。在我的记忆里，阿姨除了英姊订婚时以外，似乎未曾来过观音，她的破例光临令我难免有一点奇异的感觉，但晚餐后我照样前往海边西瓜田执行防盗任务而喝酒如仪，谈天说地如常，三更半夜酒罄话尽，卧在沙地，熟睡如泥。
翌日清晨，我回家吃早饭时，母亲告诉我说，阿姨有事跟你商量，我吃过饭即到新房子二楼见阿姨。阿姨开门见山地说：「阿潘，你给我女婿姜阿新的女儿招赘好不好？」由于事出突然，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形下，我一时无法回答如此重大问题。据阿姨说，她女婿家财万贯，事业规模庞大，包括茶业、糖业、林业、交通业等，但膝下只有一男一女，将来恐怕无法继承他的事业加以发扬光大，因而想要一位得力的助手。她外孙女丽芝气质高尚，性格温驯，毫无千金小姐的傲气，例如到外婆家时，她肯跟佣人一起干活，甚至筛堆肥之类的粗工也难不倒她，如果你能和她结婚，算是你的福气云云。
我沉默良久，阿姨性急，一直催我表示意见。其实当时我没有任何想法，甚至可以说对事态的把握都如在五里雾中。我对丽芝确有好感，但未有进一步的感情发展。在如此情况下突然提起婚姻，难免有一点奇怪、不自然的感觉。经过思考后，我对阿姨说，我一定要念完大学，若有缘分，再等两年我大学毕业后再谈不迟。阿姨说如果你愿意，我女婿可以负担你念大学的学费，我没有答腔，觉得阿姨伤了我小小的自尊心，于是结束了和阿姨的秘密会谈。
据阿姨说，姜家财产包括良田一百多甲、山林近千甲、茶工厂好几家，另外有糖厂、制材所、新竹客运公司六分之一股份、富甲旧新竹州等等。但当时我自命不凡、异想天开，陶醉于自己到美国去开拓前途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我对阿姨的劝诱无动于衷。同时，我还考虑到鸣铎兄的问题，鸣铎兄是丽芝的哥哥，但非亲生，如果我成为姜家赘婿，他的感受如何将是一个大问题。总之，我当时年轻，丽芝也只不过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尔后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
新埔詹家，由左至右为詹苑君、詹梅谷、G将詹锦川、姜丽芝、廖锈英、廖运潘，中间坐着的是外婆吴娘妹。
插班台大经济系
同年十月一日午前十时，我抵达法学院，在布告栏看到我们这一批经济学系三年级插班生的录取名单，包括我等一共十四名、是从八十多名应考生中脱颖而出者。当年的台湾大学分成法、医、文、理、工、农六个学院，法学院在徐州路原台北高商校址，医学院在中山南路台北帝大医学部旧址，其余四个学院集中在大安区罗斯福路四段一号台北帝国大学原址而称为大学本部（台北帝国大学创校于一九二八年）。法学院设有经济、商业、法律、政治等四个学系。按照过去商业专修科的学制，我们学习的内容属于商业系统，唯碍于商业学系是那一年刚刚成立而我们有资格插班三年级，因而只好将就归属于经济学系。
廖运潘（左一），与台大经济系同学蔡瑞龙、吕荣茂、刘世汀（左二起）。
这一年初冬，从前同宿在八条通宿舍的何智谋结婚。当天是星期六，我放学后，和姊夫一起南下新竹，于东门城边姊夫二哥焕奎先生家与在永光公司竹南木行上班的G将会合，这是我首次到新竹市。丽芝是新竹女中高三学生，寄宿在她焕奎舅家。我们一行人搭乘通车不久的内湾线火车往竹东，刚好是学生下课时间又逢星期六的好日子，只有四节且不甚宽大的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厢两边长椅已经坐满乘客，我们只好站在一起，任凭施工不精的铁路摇晃颠簸。车行未几，和旁边几个穿新竹女中制服的女生悄悄私语的丽芝突然转身过来问我她们正在争论的焦点：《罪与罚》作者是不是托尔斯泰？当时在我的人脉小圈里，我是大家公认的文学青年，而且身穿诘襟（つめえり，大学生制服、不折围颈的高襟）又佩逆三角形蓝底白字的台大徽章，威风凛凛得一塌糊涂，想必这是丽芝抛开两位舅舅，把质疑矛头指向我的理由。但很糟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罪与罚》是谁写的书，甚至连书名都未曾听过。我虽然若无其事地答以不确知，但羞赧之念令我无地自容，非常后悔自己读书的范围太狭窄。
在此之前，我并非完全不接触外国文学，只是我过去的印象里，翻译出来的东西少有文采，甚至往往难免有不太顺畅的叙述，加上外国人名尤其是俄国人名字冗长，容易成为阅读上的困扰，因而不无敬而远之的倾向。唯如今竟然碰上如此窘态，试想作为一个堂堂台大学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次周，我不顾繁重的功课压力，抽空到新公园博物馆地下室的省立图书馆办理借书证，首先借出的当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顺便也借了雨果的《钟楼怪人》，从此开始到毕业为止的将近一年半，我持续利用省立图书馆，将其珍藏而尔后想必少有人问津的旧日文版托尔斯泰全集、杜斯妥也夫斯基选集、大仲马全集、雨果全集几乎全部读完。这一段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可惜七十年后的现在，我对那一大堆著作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三剑客》，雨果的《悲惨世界》、《钟楼怪人》等内容仍旧能够隐约记得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竹东一带人士素以嗜酒闻名，当天喝的是添加红曲酿熟的私制米酒，芳醇可口，但后劲很强。我遇到不少以前来过宿舍的谋助桑医专同学和鸣铎桑朋友。喜筵的欢欣气氛令一群年轻人酒脾大开，酒杯献酬此起彼落，很快就使我进入飘飘欲仙的陶然境界。我手执酒杯，到最上座向新婚夫妻和主婚人二老敬酒祝贺，在附近见到姜阿新先生和他叔父姜振骧先生等人在座。我不认识同桌人士，但个个西装笔挺，仪表严肃，看似颇具社会地位的模样。我从上位老者开始一一把盏，轮到姜阿新先生时，他以略带酒意的语气向邻座的振骧先生介绍我，然后改用日语说：「我想把女儿嫁给他，」并问我：「你意下如何？」在当时我与丽芝之间的婚姻问题尚无丝毫进展的前提下，姜先生如此郑重宣言，令我大感意外，我随即以多谢先生美意作答，但突如其来的冲击令我情绪翻腾，久久难以平静。我很想找丽芝谈心，但场内已经凌乱狼藉，始终看不到人。宴毕，我步出公会堂，丽芝和她母亲站在寒风中，说里面空气太闷先出来透透气，不久她父亲和哥哥也来，坐上自用车回北埔，姊丈和我本来打算搭夜车返北，但他姊夫亦即姜阿新先生劝我们在北埔住宿一晚，并叫车子到家后马上折回来接我们。坐在公会堂前条凳等车约四十分钟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姜先生对我说的那一句话。
这个阶段，我对丽芝的感情已经慢慢滋长成形，我的家人和比较接近的朋友也好像在注视我们之间的进展，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丽芝对我的看法。从她过去的态度或言行判断，我认为她对我稍有好感，但由于相处机会不多而且她还是一个高中学生，所以我不敢奢望他对我有任何深切的感情。在此之前，有一天听说曾经是鸣铎兄的家庭教师却不务正业，专教鸣铎兄打架的新埔人陈茂生来宿舍借宿。陈桑说丽芝和他搭同一班火车北上，姊丈问丽芝何事来台北，陈桑答以她上北会晤男友，姊丈说她男朋友在哪里，陈桑以唱代说，说坐在我旁边喝茶者便是。然后对我说，你最好不要娶她，我问他理由，他却突然把头上的乞丐帽拆下猛摔在地板，跳起来屁股着地坐在破帽上。我看得出，他的动作是在演出日谚「把屁股压在丈夫身上」，亦即老婆当权欺压老公的意思。我虽然不喜欢他开这种玩笑，但从他谈笑里，我洞察出丽芝周围好像有人在谈论我和她的结合。如今直接听到她父亲提起此事，对我自然是喜出望外，但苦于不知丽芝对我的看法，也没有相处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我所获得的结论是一切还要看我和丽芝之间感情的进展，如果她不能接受我，纵使得到她父母同意亦是枉然。
抵达北埔姜家时，大家都疲劳困惫、酒气冲天。姊丈、G将和我躺在八张榻榻米的日式房间，他们很快就鼾声大作，唯我回想傍晚姜父对我所言，一直无法入眠。
姜家正在大兴土木，在原有古老伙房屋南边新盖一栋规模雄伟的双层洋楼，铁筋混泥土的外部结构已经完成。翌日清晨起床不久，丽芝带我们通过工地，到她们家卡车车库改造成临时厨房兼餐厅的宽敞木造建筑物，姜先生夫妇和鸣铎兄在那里等我们吃早餐。未几，要往新竹购物的姜家自用车开过来，姊夫和我搭便车到新竹，改乘火车回台北。辞别姜家时，蒜姑和丽芝邀我旧历新年再访，我满口答应，从此我接近丽芝的机会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