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坪茶厂。
内坪长坪头下有两万坪左右的平地，一部分属于范家水田，其余是巨石满地的荒碛，为姜家之公产，岳父选定此地建厂乃因其地理位置为大坪三村中心以外，西南邻接苗栗县南庄大东河，东北边是竹东五指山，将来能够吸收上揭二地的茶菁也是考虑的因素。厂地附近有一条源自海拔一五七九公尺的「鹅公髻山」、水量丰富的小溪河，岳父前几年在此开设利用河流运转的水车为动力的小型锯木厂，命名新南制材所，准备收购当地林木制材贩卖，但运输方法未解决，因而业绩不佳。大坪茶厂之建设终于使其发挥最大功能，两层楼厂房完全是木造建筑设计，岳父大量申购五指山国有林木材，用木马拖至锯木厂，按照规格尺码制材，把厂房的建材问题解决了一大半。砂、石、灰浆墙用的桂竹是就地取材于自家林地，其余建筑材料如地基地板、水车沟渠用水泥、屋顶浪花板、门窗玻璃、铁钉螺钉铆钉铁锔铁管，以及补强或锁紧接口等所需钢材，甚至重达几吨的揉捻机、干燥机、石油发动机、发电机等机器都拆卸包装，全以人力担送八公里远路到现场，其辛劳和苦心不难想象，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唯一无法拆卸分解的大水车旋转轴的搬运过程。这个长十二公尺、直径二十公分的巨物重达四吨多，搬运工三十六人，每人负担过重，路况又不佳，所以每一次上肩只能走几十步就停脚，一天行程不到三公里，足足花了三天工夫才走完全程，其间工人到了晚上回家休息，翌晨再往昨日停止处继续前进，行动中之点心、茶水和用膳都有专人担送，岳父说，水车轴搬运期间，他整天提心吊胆，怕的是伤到工人，所幸平安无事，真是谢天谢地。我第一次赴山区看到大坪茶厂的设备规模，尤其是直径十二公尺宽四公尺的巨型水车及其粗而长的旋转轴时，确实体会到昔时工程的难度，岳父做事的干劲及气魄令我倾倒。
人工扛八公里打造出来的大坪茶厂。
商场也有君子之交
岳父与三井农林交易，很难以一般商业行为的常轨来看待，卖方诚心诚意，尽其一切财力物力人力脑力，供应买方所期待之大量而良质的茶叶，买方在其算盘所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卖方所需的援助以及充分的利润，双方互相信赖，合作无间。岳父与岩仓之间，不谈生意条件，专心讨论制茶质量问题，岩仓以制茶技师和买主的立场指导制茶技术，岳父把岩仓的意见积极反映在茶菜处理开始的制造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以及设备之改良或增设。制成的产品，集到一定数量后陆续运交台北三井茶厂仓库，签回送货单，不议价亦不结价（决定价格），后续资金按照电话请求汇入岳父户头，茶季过后的年底，岳父亲自前往三井结账，岩仓桑以适当合理单价通盘计算，每年都有丰足的利润，粗俗的说法就是，岩仓桑包岳父赚钱。不久前我整理日治时代老照片，发现岳父四十一岁照片背面记载茶叶突破百万圆，纯益达成最高纪录八万有余，又创设制材业，业绩辉煌之日文手迹。那个时代（一九四○年）的八万圆足以购买良田三十甲，可知其非同小可也。
岳父与岩仓桑私交甚笃，双方以挚友相许，岩仓桑虽然让岳父获取相当的财富，但他是把岳父当做三井事业上迫切需要的得力伙伴加以扶植，两人间全无私相授受等暧昧关系，除了礼尚往来的御岁暮（日本人为表示一年间的感谢之意，在年终赠送的礼物）以外，并无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送红包之举，有一年岳父在台北川端（现新店溪萤桥附近）钓到十几斤的大鲤鱼，命司机送到岩仓先生社宅（日语：公司宿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根据岳父谈话）。
岳父的嗜好
岳父事业如日中天，平时异常的繁忙和紧张，引发他寻找调剂情绪的欲望，他透过日本代理商进口一部美国帕卡德（Packard）高级车，差不多等于三甲田地的价钱。当时日本制汽车未到实用阶段，美金汇率大于日币一倍，所以价钱昂贵，旧新竹州下的私人汽车不超过十辆，而其中两辆在北埔。岳父司机是黄福，另一辆小汽车的车主乃岳父的堂叔姜振骧先生（抗日英雄姜绍祖、电影《一八九五》主角之遗腹子），请年轻貌美的女性司机开车，在当年很少见。岳父的第二部车是道奇（Dodge），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买不到汽油，但帝国石油会社在竹东设有天然瓦斯站，因而改装用煤气行驶。
对钓鱼发生兴趣后，岳父特别雇用一位钓鱼师父，平时在茶厂帮忙，岳父出门钓鱼时，他负责调配钓饵并随身指导技巧。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过这一位人称钓鱼烈的太公望。大约一九五六年春茶季节，我坐载茶卡车从埔里回北埔途中，在台中市绿川边停车用餐，饭后看见一位陌生人站在卡车旁，自我介绍说他叫做阿烈仔，日治时代在北埔受到姜阿新头家照顾，刚才打此经过看到姜先生公司卡车，怀旧之念使他停下来等候我们谈话。他亲切地问起岳父母以及其他多位北埔友人近况，并请我替他向大家问候。
性格上，好胜在一个人是优点还是短处，我想这是很难说的问题，凡事消极，处处退缩的人难以成器，喜欢胜过众人可能是一个人的干劲原动力。岳父十分好胜，肯用头脑，做事积极认真，遇事不输人的性格是他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但从小娇生惯养，少年得志，创业顺利的经历似乎亦造成他好高骛远的小瑕疵。岳父弱冠之年在东京涉足赛马场，他喜欢犬马等大型动物，事业有成后开始养马，进而以马主身分参与赛马。
马廐在工厂左边成90度的位置、白色平房（别人家的）左边。从照片可以看到屋顶，当时当作机器零件仓库之用。
岳父对马着迷，兴之所至，一匹又一匹地买进优良血统的竞赛用骏马，在茶厂附近建一栋马廐收容五匹马，雇用一位名叫马安的专业马夫负责照顾、调教马匹并教导骑术。日本人耕种用马，台湾人用水牛或赤牛犁田，北埔人不谙马性，马安非本地人，想必是养马场介绍来具有专门知识者。良马相当脆弱，容易生病，谢火兄说，跑步过后的马汗如雨下，马安得立即用干布擦拭干净，不然第二天就从鼻孔慢慢垂下像拐杖那么粗而长的鼻脓，可怕而恶心。马安不姓马，不知他姓什么，乡下人喜欢把个人的工作加上名字一起叫，既方便又亲切，北埔挨砻（米）枝、邮便海、观音阉猪数、巡查梁、剃头华、棉被茍、打铁珍、做戏来，都是同一模式产生的通称。岳父养马最初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运动和玩耍，有一次他骑马往大坪工厂，行至途中六股口之道路通过悬崖上面的地点路滑，马蹄踩空跌坐，前脚架在断崖尖端，后脚悬空摇摇欲坠，岳父搂住马脖子，危如累卵。幸亏忠驹拚命抱住崖端不放，让岳父在千钧一发之际能从马背伸手抓住路边草丛攀上路面逃过一劫，可怜那一匹马在岳父获救的剎那间坠落二十公尺深的河碛而死。岳父事后差人将其葬在河床并请道士到现场做法事超渡马魂。
听说岳父骑术不错，很少落马，但大坪路上险遭不测后不敢轻易尝试而专注于赛马。他把骏马轮流送去马场调教进而使其出赛。日本人的竞赛马喜欢用鹰隼、雷光、飞龙、若驹等暗示雄壮善跑的名字，岳父的马却取名红茶、绿茶、乌龙、包种、玉露等，敬业精神虽然可嘉，但无论字面或音律感都不甚高明，听起来令人感觉有跑不快的印象。当时台湾只在台北和台南两地有跑马场，赛期前把马送至赛场，赛马时马主必须到场为马打气，鼓舞骑手，又要赌马票，赛期过后安排马匹返乡等，虽然有人可差，但北奔南走，手忙脚乱，所花费用可观，岳父曾经若无其事地说，他玩马一共享掉三万圆就「适可而止」。记得我们家在一九三九年与堂伯父分家时，我估算父亲的全部财产约六万圆，而这个数字在观音算是上位，由此可知当年岳父之财大气粗（以上有关岳父个人轶事都是我同住北埔期间，听自岳父亲口所述）。
日本政府的统制经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开始的中日战争连续四年多未解决，日本又偷袭夏威夷珍珠港而引发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力在这四年间显著衰退，尤其市面上的工业产品逐日减少，但对农产品的影响有限，台湾茶业主要市场在日本国内、满洲，后来扩展到华北一带，因此岳父的事业依然平稳成长。但是大战开始后，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由国家有计划的管理生产与分配之所谓统制经济，为此强制各地域的同业实施合并，例如，由散在州下各地的所有汽车货运业者用其经营的卡车投资成立新竹运输株式会社，乃是现在的新竹货运前身，岳父自营之新南运送店两部卡车交给新竹运输，换取二百股股份并被选为监察人，公学校退休老师许金德在新竹运输当总务课长，默默无闻，战后接收该公司，自任董事长。并以此为踏板，出任省议员、省议会副议长，最后担任工矿公司、士林电机董事长等要职。
一九四二年，岳父依照新竹州厅指示，统合竹东郡下亦即竹东、北埔、峨眉、宝山、芎林、横山、五峰、尖石等各街庄所有茶厂，成立竹东制茶株式会社并担任社长，新会社设址竹东，业务对象依然是三井农林，除了生产红茶以外，岩仓先生委任岳父收购包种茶，岳父嘱各地家庭茶寮把成品用茶袋打包运至仓库，拴上竹东制茶的标签，原封不动地运交三井，为公司赚取不少利益。
太平洋战争开战不到一年，日本败象已现，运输补给兵员、武器弹药、粮食的船只频频遭受美军潜艇攻击沉没，民船被军方征收殆尽，茶叶等次要商品失去输出管道，三井仓库堆满茶叶亦徒呼负负。政府要求茶畑转作食用植物，竹东制茶几十个厂的机器沉默无声，唯有焙茶机全力烘干军用干燥野菜，赚取加工费，勉强维持开销。我在淡中念书时，在学寮餐厅吃过干燥高丽菜，日本兵有干燥高丽菜和干燥茄子可吃，这些很可能都是岳父公司的产品。
太平洋战争开战不久，台湾总督府受海军马公镇守府之托，下令新竹州厅征收大量上等杉木，农林课木村技师在州下山林无法找到适当的来源，因而想起早年指导好友姜阿新先生造林的往事，特地来访岳父并亲自走入四十二份造林地视察，认定岳父养育十七、八年的杉木成绩甚佳，质与量都能符合海军的要求。日本于一九三八年公布国家总动员法，使政府拥有统制运用全国人以及物的资源之广泛而绝对的权限，印刷在红色明信片的一纸召集令状能叫一个壮丁出征沙场，献躯卖命，何况祭出为了国家这一句正义凛然的理由来征收民间财物更易如反掌。总督府按照统制价格付钱，但培育杉木三十年，使其成为电线杆甚至棺木用材的原先计划无法实现，对岳父是一大打击。木村桑深知岳父的感受，劝他以国家为重并许诺为他向政府争取金钱以外的补偿，岳父虽不称心，但别无选择，只好忍痛把四十二份杉林交给海军处理。木村桑果然言而有信而且神通广大，不久帮岳父争取到竹南郡山区三个林班原始林的伐木权，这是一般木材业者个个垂涎三尺却无法取得的金矿，如果经营得法，保证能够为岳父带来难以估计的财富，倾注心血的制茶事业因战争挫折，不得不以干燥蔬菜代工勉强维持公司收支而闷闷不乐的岳父立即心花怒放，为新的事业全力以赴，席不暇暖。
永光竹南木行员工与董事长合影，前排左三起廖运潘、姜阿新，右一是姜阿新的胞弟蔡荣火。
岳父在竹南街通往头份的公路旁觅地三千坪设立竹南木行，着手山场事业兼营制材所。他选择竹南镇，想必是考虑将来运输木材利用铁路之便，以及适于当做山场原木的储存场或转运站等条件所做的决定。山场木材的出口在南庄红毛馆，该地经过南庄、狮头山、三湾、珊珠湖，头份至竹南约三十公里，公路畅通，路况良好。从红毛馆储材场仰视，三十六林班好像就在眼前不远处，但实际上必须爬行陡峻的羊肠小道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那个看来不高，其实是超过二千公尺的原始林。山场伐木作业所需集材用发动机、搬运用铁轨、轻便平台车、空中缆车，以及钢缆、粮食等重物全靠人力搬运上山，工作人员之辛劳难以言尽。战时一切资材入手困难，尤其是大批钢索无处可觅，如无此物，整个砍伐设施工程无法进行，木村桑仁至义尽，出面向海军交涉出让，海军无法出售或馈赠，但允诺以贷与（借用）方式提供所需钢索。
台湾光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军投降，台湾脱离日本支配而走出另一个纪元，但岳父事业的茶业处于半休业状态，伐木业尚未就绪，虽然已知蒋介石政府将取代日本台湾总督府，但对新政府的认识模糊，因而依过去日本人对中国政府及官吏的评判，在排除异民族压制的喜悦中，难免内藏着某种恇恍的隐忧。蛰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于九月一日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陆军上将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官。陈仪于十月二十四日率领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干部搭美国军机来台，翌日二十五日上午在台北公会堂（现台北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地区降伏式，接受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之投降，随即宣布台湾再度成为中国领土，所有土地及住民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下，并订定是日为台湾光复节。终战时，在台日本人数，军方十六万六千人，民间三十二万二千人，总共四十八万八千人，除了行政长官公署留用之技术人员、教师等二万多人以外，全部在翌年四月二十日以前遣回日本，三井农林被接收，与其他日人经营的茶业、菠萝、水产、畜产等多家企业合并成立省营台湾农林公司，岩仓桑被留用，但他在新机构已无往日光彩亦无心久留，因而自动请求归国，一九四七年初离开台湾，返回九州岛故乡。
庆祝台湾光复的北埔街景。
英国客人来访洋楼，最右边是怡和洋行翻译张国敏，摄于茶金时期。最左是《中华日报》主笔林世璋先生。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同时，断绝与日本的关系，台湾的经济从此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环，由过去半个世纪依附日本的地位变为附属中国经济的形态。当时中国经济经过八年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内战而极其疲惫，近于崩溃边缘，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物价不断的上涨也反映在输出台湾的商品价格，因而直接带动台湾物价上升。一方面，陈仪来台后，把过去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以一对一的比率改为台湾省营台湾银行发行的台币，台币与中国通货法币的汇率采取非常不合理的固定制，使台湾经济受到重大损失。国民政府来台不到半年就使台湾经济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美国哈尔赛机动舰队舰载机群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首次攻击台湾以后，空袭不曾间断，茶叶成品无销路，全岛一百家茶厂全部停工，竹东制茶处于半休业状态。终战的同时，台湾总督府依据统制经济政策下达的同一业种合并命令失效，岳父迅速解散竹东制茶株式会社，把所属茶厂归还原业主各自经营，从此进入茶业界的战国时代，岳父于翌年一九四六春季起，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把他最拿手的茶业做得轰轰烈烈，气焰万丈。
鲍鲁顿先生是怡和洋行台北分公司总经理，他年轻时代一直在东洋勤务，喜欢台湾，在阳明山购屋定居，一九六○年代退休后也不回英国，与他的台湾太太持续住在台北，他是中国通、老台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荷开战，鲍鲁顿即被日本政府监禁集中营三年九个月，终战后不久恢复原本职位，负责重振台湾分公司停顿多年的茶业、贸易、船务代理等各部门业务，而在这百事待举的环境当中，他最重要的课题是设法为枯竭多年的英国茶叶市场供应大量红茶。
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红茶消费国，根据日本茶业组合一九三九年报告，英国本国每人每年红茶消费量九．八磅，乃全球之冠，爱尔兰七．七磅次之，加拿大三．六磅，荷兰二．九磅，日本人习惯喝绿茶，红茶每人消费不到○．一磅。依此可知英国人对红茶嗜好之深，每年的进口量超过五亿磅之多。
矮个子的狄克．张国敏是怡和洋行台湾分公司茶业部副理，他是早年怡和台北分公司广东人买办的第二代，在台湾长大，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返台进怡和服务，所以他能说广东话、北京话、上海话、福佬话、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中日战争发生后，日本政府表面上对一般在日华侨未采取显著的压迫行动，但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军方集中监禁敌国侨民的同时，长期为英国公司服务的狄克也遭到池鱼之殃，以间谍嫌疑被捕，终战后获释，成为鲍鲁顿得力助手。
茶虎旋风
南洋产地茶园长期荒废，恢复原来的生产力需要相当长时间，全球茶叶供需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平衡，欧美茶市需求迫切，茶业的黄金时代于是出现。台湾客家人产茶地带素有茶金茶土茶狗屎俚语，而一九四六年开始的三、四年间正是茶金年代，不问质量好坏，只要是茶叶就有人要而供不应求，茶农、茶厂、茶商均沾其利，笑口常开。当时全岛最大制茶业者是接收多家日产企业，包括三井农林、东横产业、成冈茶业、鱼池地方之持木、茂木、中村农园等成立的省营台湾农林公司茶业分公司，但这种由外行人管内行人所造成的管理不善企业令人侧目，因此鲍鲁顿按照岩仓形式，自动找上门来造访岳父，要求无限量供给产品并许以资金的支持。这是最合岳父胃口的条件，多多益善、愈大愈好是岳父一贯的行事作风。终战第二年起的四年间，他在台湾茶业界卷起姜阿新旋风，除了属下茶厂全力生产之外，利用茶菜贩子大量抢购最大产茶地关西茶菁市场的茶菜，在龙潭一带租借多家茶厂参加生产行列，一方面配合事业范围扩张而大量采用新进职员，购买卡车八辆载货并搬运因为贬值而不得不用茶袋包装的大量钞票，纵横穿梭远近茶叶产地，气焰之炽无以复加。有一次永光卡车从台北满载袋装台币现钞经过竹东时，多位竹东人士放鞭炮表示赞扬，传为佳话。
姜阿新。
战后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海军工员、或从中国大陆及南洋遣回的台湾日本兵或军属军役有数十万，但日本人返国后的遗缺大部分被来自大陆的外省人呼朋引类占去，尔后又有大批大陆人士蜂拥而至，因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岳父事业迅速扩展，对北埔僻壤失业青年给予不少工作机会。其间，岳父也确实赚了不少钱，他用茶业部的利润，在台北重庆南路台银正对面购买三层楼店铺设置台北分公司，柯子湖厂迁移扩建二重埔厂，新建北埔总厂、软桥茶厂之外，全力推行三十六、七林班山场伐采并且陆续出产原木，其中的椎木（日语）大量用在建设二重埔、软桥以及北埔茶厂，精选桧木、乌心石等上等高级木材用于自宅洋楼建筑。
一九四八年秋，怡和洋行总行招待岳父到香港，赠与一纸高额港币支票，作为岳父协助其台北分公司茶业部达成辉煌业绩的酬劳。由此可知，怡和洋行过去几年间获利惊人，岳父在那一次出国购买的浪琴牌金表，三年后送给我当做我与丽芝订婚的纪念品。
但是，到了一九五○年，茶金时期已经过去，南洋一带茶产地完全恢复生产力，甚而有超越本来产量之势，全球茶市供需量趋于稳定，逐渐出现买方市场价格疲软的倾向，亦即茶土时代来临了。茶金时代确实为岳父带来可观利润，在茶业界亦获得「茶虎」的美名，但让他背上很大的包袱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人事方面，随着事业扩张而雇用所需人员之外，预估将来之发展而延揽不少人才，把茶业部门固有的弱点更加严重化，亦即，茶厂作业时间七个月却必须负担十二个月包括茶厂、运输、管理各部门，以及台北分公司的人事其他费用。终战前与三井农林合作时期甚至茶金时代未曾察觉的问题，在茶土时期成为切肤之痛。当年台北分公司成员有总经理黄焕智、经理黄盛藩、总务课长张芳燮、会计课长黄又锭、课员詹梅谷、贸易课长张彬茂、课员詹锦川、雇员郑万生、小厮徐元制等如此阵容，却几乎未曾为公司做出任何业绩，而仅止于联络处及北埔总公司或竹南木行出差人员宿所的功能，该处设有厨房，请专人供应膳食，经常有食客，董事长来台北住宿时即千客万来，添加公司不少负担。
姜阿新与夫人在洋楼。
茶土时代来临
作业七个月却要负担一整年费用是农产加工厂的宿命，把闲置期间的费用反映在作业期间的生产成本是理所当然。制品的直接成本由原料费与加工费所构成，其中，加工费变动不大，原料费则以供需关系而定。一般来讲，农作物供给受到天候气象的影响，产量无法固定，茶厂方面之需求则必须考虑茶市行情及本身生产能力之限制，理论上茶菁价格是取决于供需双方之平衡点，亦即茶菁减产，茶市看好时原料费大涨，茶菁增产超过茶厂收容能力而茶市又不佳的时候，茶菁价格必然惨跌，在茶菁价格涨跌之间应该也潜藏着茶厂闲置期间间接费用的考虑因素，换句话说，茶厂非保持合理利润不可。
终战前茶价稳定，茶农与茶厂双方的生产能力差不多维持均衡而相安无事，但战后经过三、四年茶金时代，在国民政府农政单位采取放任政策，植茶面积未增加的情形下，滥发建厂许可，使日治时代全岛一百家的茶厂增加为三百家，造成僧多粥少、恶性竞争的局面。台湾的茶厂大部分是个人经营，家族成员便是工厂员工，茶厂生产期间临时雇用不足的劳力，茶期过后即解雇，是惯例，但岳父从他创业至茶金时代，除了茶期增雇的临时工以外，有多数长期职员再加上战后新增员工，过去负担这些巨额人事费用以及其他经常支出尚有余剩，每年还能发放相当可观的年终奖金的永光财务，随着茶金时代的终结，很快就出现了警讯。
岳父于一九三六年继承家产后，每年定期有二万圆以上的粜榖收入，这个数字等于四十位老师年收的总计，信誉优异，借贷不难。当年地主租榖分成两期收入，遇到临急需要大数目时必须借贷，但金融机构需要三担四保，既麻烦又难堪，所以宁愿多付一点利息向私人告贷，俟收成时期再粜榖偿还，姜家多位员外似乎都有此习惯，因此一掷千金面不改色，岳父也不例外。
岳父自弱冠年华直至不惑，从事各种事业一贯以借贷获取所需资金，所幸他贵人显（命里注定能得到有力人士的协助），后盾扎实，借钱造林由老父担待，创设茶厂获得三井农林大力后援，战后茶业混乱时期得到怡和洋行全面支持，一切顺利，尤其台币大贬值反而给他带来许多利益，所以他把借债看做寻常，甚至在国民党政权脆弱的财政架构下是有利可图的行径。为了避免币值惨跌蒙受损失，民众手中不敢保持现金，一般都换成容易保存或脱手的商品，不然就是把钱寄在钱庄，以获得高利来弥补损失。
当时地下钱庄吸收资金的日利高达二％，亦即存一○○万元一个月后连本带利一六○万元，两个月后变成二五六万元。我记得姊夫说永光向民间借钱的日利是六角，折算月息十八％，本金一百万一个月付十八万利息，在物价天天波动的时期看似相当合算。岳父新建或改建茶厂，投资林班伐木设施以及建设运木道路，建筑洋楼并且收容大批冗员，到了货币改革时，累积债务推算二百亿，折算新台币约五十万元。这个债额可谓不小，但以当年岳父财产来讲并非可怕的数字，处分台北店和一家茶厂或五分之一造林地便能够摆平。可惜岳父坚信国民政府财政必败，他先把利息逐步减低为月息六％，企图以茶厂利润和林班木材收益来抵偿债务，但新台币不按照岳父如意算盘遽贬，每个月三万元固定支出等于一百个员工薪水，这一年茶市开始低迷，对竹南木行获利的期望亦未达理想，岳父陷入以债养债的窘境。
一九五○年，台湾茶业开始不景气，究其因是台湾茶业固有之先天条件不足，是世界茶市恢复正常时必然显露的现象。首先，以主要产茶国单位面积一公顷的产量而言，日本为二六五八磅，印度一一七八磅，锡兰一○四一磅，爪哇一四一三磅，台湾只有五七五磅（《日本茶业要览》，一九三三－三七年五年平均，缺中国大陆数据），亦即诸产茶国的单位面积产量几乎都是台湾的一倍以上，除了日本以外之生产工资也比台湾低廉，因此其他国家的茶叶制品成本低于台湾许多。在茶叶质量方面，日本茶不适合做红茶故而不成问题以外，南洋各产地大部分种植阿萨姆等所谓的大叶种最适于制成红茶，其制品色、香、味均佳而十分投合欧美人嗜好，台湾红茶除了永光茶和鱼池方面阿萨姆茶以外都无法与其匹敌。如前所述，台湾茶叶产量只占全球产量之一．二％，此事意味着只要气候良好等原因造成全球产茶量增产一．二％以上，台湾茶就可能被排除。失去贸易保护和日本市场的台湾红茶就是如此弱势，一九五○年的台湾茶市正是面临这种处境，外销前途暗淡，利息负担沉重，一般茶商、茶厂都不得不把存货削价求售。
一九四九年中共宣布成立新中国后两个月的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台湾，翌年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纷争声明，表明美国不干涉中共进攻台湾，袖手旁观国民党政权自生自灭，但六月二十五日爆发朝鲜战争，不久中共介入，美国改变态度而声明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以防中共进攻台湾的同时阻止台湾方面乘机反攻大陆，此事亦影响到台湾茶业界的形态。因为中共与美国处于敌对关系，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其他本来向中国大陆进口绿茶的非洲和中东方面法国殖民地改向台湾购买，其价格高于原来出口红茶的售价，因此台湾茶业界一时兴起绿茶热，各茶厂纷纷另起炉灶，加装炒锅、望月式揉捻机、滚筒式干燥机等设备，永光六家茶厂新装绿茶制造设备付出可观的经费再加重岳父的负债，可谓雪上又加霜。
红茶与绿茶的基本差异在于发酵或不发酵。同样的茶菁，加热杀青揉捻干燥而成者为绿茶，把茶菁揉捻促进发酵后干燥便成为红茶。因此绿茶保留茶菁的绿色，红茶则因酵素发酵而呈现黑色，在发酵过程所产生的味和香也与绿茶完全不同，英文黑茶（Black Tea）是由其外观而来，我们称之为红茶是指其泡出来的茶渣和茶汤而言。红茶所注重的茶汤色、味、香必须靠茶菁的天然条件和周全的制造过程，但销售非洲的绿茶主要重视外观而不排斥使用添加物，因此在揉捻过程掺入大量煮熟的糯米浆，藉其黏性使茶叶形状紧缩，精制的最后工程是把绿茶放在滚筒里加上滑石粉一起长时间滚转，使其外貌变得光滑亮丽。因此，虽然永光红茶的质量是一般茶厂望尘莫及的，但用旁门左道之术制造出来的绿茶却与永光绿茶相去无几，没有区隔。此事对茶菁价格偏高地域的永光茶厂也构成不利的因素。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之间，永光生产绿茶也是受到怡和洋行的支援，但在伦敦茶市举足轻重的怡和，对非洲市场似乎不甚活跃，态度相当保守，不像红茶交易那么积极。当时台北长安西路出现一家法商系统的协和洋行，双并三层建筑的三楼设置办公室，一、二楼装设绿茶精制机器，收购粗制绿茶加工输出以外，亦向岛内具有外销能力的茶厂或茶商发出大量订单和信用状，由于其要求质量不很高，对永光的茶业产生犹如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s Law，货币学用辞），劣币驱逐良币般的打击。
一九五一年春茶季前一个月的三月四日，我与丽芝结婚，十七日陪伴新婚妻子南下任职地高雄，我们离开北埔后应该是岳父苦斗恶战的开始，茶业不顺遂，伐木业不理想，他不得已陆续把田地卖出，出售伊湾窝造林地杉木，甚至割爱部分造林地来弥补收支不平衡。但十一月第一届台湾省议会议员选举，他不仅自己出马，还支持张芳燮参选，虽然双双当选，但岳父债额遽增，正如北埔人所说的呒米兼润月。翌年，一九五二年，茶业依然获利有限，利息负担逐日加重，虽然大量缩减人员，保留派遣竹南的两部卡车、其他的出让，又把自己名下田地一百多甲的大部分卖掉，新竹客运股权让给拜把兄弟许振干先生，甚至期待带来巨富的山林伐木，包括竹南木行的经营权四分之三释出亦无法挽回颓势，到了茶季结束的十月，仍然不足二百五十万元。
岳父错估国民政府新台币改革的决心，认为其必定旧病复发而重施故技，三年后本来限定二亿元的发行额突破了七亿，物价指数上涨五．五倍，可见岳父的判断并非完全错误，只是其贬值速度赶不上利息，尤其是当年高利和复利孳生之快乃是他的悲剧所在。
岳父曾经一度视为金矿的竹南木行山场伐木事业辜负他的期待，历年来投入大批人力物力却未见获利，原因不在岳父错估林班价值，而是由于管理不善、漏洞百出所致。此事从岳父释出七十五％股份，换人经营后立即改观，三年内盈余超过六百万的实绩，可以得到最确切的证明。后来我综合串联当年参与过竹南木行作业有关人士无意中吐露的只言词组，以及外界的批评和传闻，梳理出竹南木行业务杂乱无章的梗概。
深山伐木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把粗大笨重的原木运下山来，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开凿道路通行卡车，但此法成本过高，维护山路困难，最可行的是利用山头之间的标高落差架设悬空索道，视距离或地势之需要分成几个据点，把原木挂在缆车，运转发动机依次滑行下山的方法，这些机器操作由公司员工担任，但伐木、制材、集材，依照原木位置和距离，可能用木马、轻便车或者使用蛮力拉上的石油发动集材机，而此等粗野作业全靠人力并按照原木材积计算工资，由工头包办。伐木时应该把树木的接地部位锯断，如此才能得到最大材积，但工头无法监督广泛面积的山场，何况下包给原住民的条件是锯一棵树多少钱计算工资，所以他们采取最轻松的姿势，站着锯断立木，把直径大、材积多的根株部分留在原地。工头放弃离集材地点太远或地形上不容易集材的立木也不难想象，集材时断索或木马拖运中滚下山谷的大量原木置之不理等等，在无人负责监督的山场蹧蹋掉的原木不知有多少。
这是永光的损失，却有人因此发大财，因为第一个伐木区三十六、三十七林班作业结束时，竹南人张先生和阿荣叔以意思意思的代价取得残材处理权，把残留在偏僻地区的大量立木砍下，凸出地上数尺高的木材根部锯断，滚落谷底的原木拉上，荣叔靠这一些收入就足以把岳父的经营权的二十五％买下来，后续的三十八、三十九林班开采完结时，荣叔、傅鼎云、江顺平三位股东个个变成大财主。悬空索道最后抵达点是红毛馆集材所，这里设有管理站，安排原木载运事宜，可能是事务处理者杜撰或者是管理放纵，卡车搬运途中把原木整条滚下交给接赃人之事亦多有所闻。
锯木厂制材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原木边材锯除，使其成为方形，以便按照所需规格锯成商品。边材视其厚薄长短等形状，可制棺木或锯成宽度较窄之木板或小规格产品，物尽其用后所剩支离破碎的废材叫做薪炭材，卖给人家当柴火。听说竹南木行的薪炭材必须靠关系才能买到手，因为其中往往夹有不少尚可制成木材成品的边材，现场人员与外面商人勾结，把厚肉长条的边材当做薪炭材出售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太平洋战争时很多房屋受到空袭破坏，或被划为都市防空空地区域而遭到拆除，战后百万以上大陆人闯进台湾来，以前盖屋最重要的材料是木材，所以当年木材尤其是产量有限的桧木、椎木、枬木等高级品一直是最畅销商品。
据接下竹南木行经营权三位股东之一的岳父胞弟蔡荣火先生大千金秀云说，她未出嫁在南庄家当父亲助手时，每天有买高级料子（原木）的各地木材厂送定金找上门来，他们不敢奢望买现货，只恳求按照顺序配售原木给他们，所以家里保险柜经常塞满钞票。但永光主宰竹南木行时就没有如此光景，据我一位亲人说，要买竹南木行桧木，非透过特别管道不可，其间有金钱之授受是合理的怀疑。总之，竹南木行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交出，岳父倾注心血的事业变成如此下场，想必是心如刀割，但他必须负用人不当之责，竹南木行主持人每日搭十时半快车从新竹通勤，下午三点半火车离开竹南，他在任多年却未曾到过林班现场半次，岳父只以自己人之理由托付重任而不顾其他以致痛失金矿，实在值得惋惜。以上是我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下旬所理解的岳父所面临之惨淡经营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