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卒出师
春茶制造开工日是视茶芽发育状态而定，北埔周边茶农配合永光茶厂的作业开始摘茶，茶厂、茶农都要事前做好准备。茶农除了补修或添加茶篓、茶袋以外，耕茶面积较大者需要觅请摘茶帮手；茶厂方面则进行各种机器、器具设备之检修，乃至厂房内外配电、照明等检查、道具用器补充，以及雇用临时工等等。繁忙之际，还必须预备一笔相当数目的资金开销，一九五三年的春茶收购是从四月五日起，永光各厂依例着手整备，但万事就绪只欠东风——永光保险柜空空如也。我每天到北埔茶厂见习技术人员拆卸、清除机器，更换零件，调整传动带等各项工作，吸收一点机器的构造、性能、作用等皮毛知识，我怕妨碍作业，长时间只看不言，技工们默默工作，双方气氛有一点拘束不自在。詹炳针或姊夫时而出现现场，悄悄问我董事长有无春茶相关的指示，岳父赴北几日全无讯息，想必是为制茶合作问题向怡和洋行交涉中，但我不知其详亦未接到任何联络。从过去历史看来，永光是靠董事长个人意志领导而发展壮大的事业体，而今董事长不在公司亦不作任何交代，整个公司好像群龙无首的状态，而当时我的处境更是呒下呒落（彷徨无主），不知如何是好。
四月一日傍晚，岳父回家时表情凝重，有一点憔悴，台北之行看似不如意。炳针和蓝厂长前来请示春茶方针，岳父说：「一切依照往年进行，其他事我会想办法，你们不用担心。」董事长在永光是绝对的权威，用别的说法即是霸道，他们面带疑惑却不敢多言，唯唯而退。我经过一番犹豫后，请问老人家怡和洽谈的结果如何，岳父沉默片刻后说，怡和老蕃牯推三托四，一直以总公司方针未定为借口，不肯答应我方要求，他在台北苦等三天未获响应，担心公司情况因而先返回再作道理。我想春茶开工在即，如此荏苒不决，对公司经营或员工士气都很不利，何况多数债权人正在期待岳父发挥个人才干的当下，我们非漂漂亮亮的表现一番不可。对我的意见，岳父苦笑着说，时不我予，无奈何，然后突然灵机一动似的正色道，好，现在看你的了，明天去怡和，按照你自己的判断跟对方做出个结论。
我毫无自信，所以十分不愿意，以对茶业完全外行为由婉却岳父指派，但他却说内行人行不通，换你外行人试一试，反而能够找到一条可行之道也说不定。我想岳父虽知怡和非买永光茶不可的神话已不复在，但依然矜持，他不屑沦为推销员，向钩鼻仔乞恩——岳父的意思即是说大将不出马，命我这个无名小卒挂帅，可能是他穷极思变，孤注一掷之策，或许想藉此机会考验我的能力，作为判断将来能否交付重任之根据亦不无可能。
第二天，我搭早班巴士出发，十一点多才到达台北，下午上班时间往设址淡水河第九水门附近贵德街的怡和洋行，求见代理总经理诺顿及茶业部经理赫克，我的日本英语完全不管用，由狄克担任翻译。对方仍然提议委托制造，但这一次重新提出制茶数量为十五万斤，取消低限保证，也就是说十五万斤以内，按照实际制造数量支付加工费，超过限量他们不负责等条件，姿势之强硬使我立刻遇到难题。因为对方提出的条件比起原先缩水很多，我若答应，必然使岳父不高兴，但如果商谈不成立，三天后工厂无法如期开工，即使勉强启动，资金无着落将立即陷入困境。我想，永光财务窘迫是众所周知，这是怡和对我们采取高姿势的背景，很多茶业界朋友和北埔周边人士在注视岳父动静的环境下，万一再有差池而失信于社会，很可能损及大局，尤其相信岳父偿还能力而同意免除利息的债权人的反应堪虑，对岳父挽回永光颓势的企图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我想打电话向岳父报告怡和方面的坚持并请示他的意见，但怕老人家固执己见又无打开僵局之道而导致进退两难，几十名员工的生活必须照顾，整备工厂的费用要付，三天后茶叶进厂非付现不可，我断定我们没有逡巡和选择的余地，既然岳父授权于我，我应该顾全大局为优先考虑，于是擅自决定承诺对方条件，当场办完签约手续并且盖上岳父交给我的印信。我要求十万元准备资金，狄克与会计部商量后，请我下午五时回来一趟。那时三点多，我往延平北路三段一个巷子内的洋裁补习班看寄宿在该处学洋裁的三妹绣兰，五时再赴怡和，狄克桌上有五大捆十元钞票，总共是五万元。
怡和是大公司，我很难相信连十万元现金都拿不出来，稍早也可以开出支票让我汇款，狄克叫我离开一段时间，后来只付给我要求金额之半数，显然是要永光认识怡和的钱不再像从前那么予取予求，想到这里，我体会到好像在向他们乞恩似的感受，这是欠缺自家本钱的事业家之悲哀，而很糟糕的是这种悲哀好像宿命似的始终跟随着我的事业生涯。
三井物产若林先生在北埔茶厂揉捻室、背后是36寸杰克逊揉捻机。
富家少爷的财务
当时车班不多，我坐火车在新竹转搭巴士回到北埔时接近十时，岳父听取我报告，只管点头不说意见，我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遵照他指示而做的我这个外行人认为比较合理的决定，我想他即使未完全满意，也许尚能勉强接受，因为起码永光贴出去的「四月五日开始收购茶菁」的通告得以顺利兑现，我代表他所做的商业行为应该是得到他的认可。
翌朝，我把带回的现款送至设在北埔茶厂内的公司办公室，交给出纳姜崇威先生。炳针和崇威叔二人异口同声地问我如何支配五万元的用途，害我不知所措。因为到此为止我只不过是董事长的扈从，不在其位应该不谋其政，但公司渴钱如芒在背而岳父每日晚睡晚起，不知何时才现身。办公室看似迫不及待董事长亲自来指挥的样子，然而他们之所以征求我意见，想必是认定我不妨代理董事长决定不算是很重大的事情之故。为了事务圆滑顺遂，我想我不须考虑太多，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以利公司业务之再生比较要紧。于是我请他们列出最迫切需要支付的款项，炳针答复大约十万元，其中包括糖厂师傅工资未付，北埔茶厂谢厂长垫付机器整修零件费用，积欠员工薪水，未付电费等等。他说糖厂作业昨晚结束，煮糖师傅今日下午返回宝山乡，必须付清工资五千元，谢厂长挪用女儿订婚聘金购买轴承，传动带等机器零件约三千元，电力费六千元已经超过缴期一星期，未付员工薪津三个月约四万五千元，所以五万元尚嫌不足。我判断先付制糖师傅工资、谢厂长垫款、电力费、员工薪水两个月份，其余部分暂缓几天后陆续解决比较合理，并越俎代庖地嘱付炳针和崇威叔遵照办理。
我离开办公室走进揉捻室整备机器现场不久，崇威叔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合作金库台南支库甲存○○号郭秋煌一万六千元，彰化银行埔里分行甲存△△号陈云辉八千元等字样。我不解其意，崇威叔皱着眉头说，董事长命他按照纸条内容汇款出去，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崇威叔话未讲完，我已经跑到办公室。柜台前面有十几个等着领款的煮糖师傅和员工，岳父坐在角落大办公桌抽烟，我气冲冲地站在他面前，岳父大概看到我的脸色不对，先叫我坐下来，然后说这是他答应人家的钱，今天非寄出不可，我问那是什么性质的钱，他说资助两位朋友竞选下届省议员的筹备款，此话使我愕然。
公司正在起死回生的紧要关头，五万元虽然不多，但对那个时刻的永光的确有关键性作用而岳父却不顾自己难局，欲把得来不易的资金泰半送给别人玩无聊至极的选举，我直性的头脑无法领会他老人家的想法。当然永光是他的永光，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以往可能无人敢谏诤，大家都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他的事业日新月异的二十年间似无大碍，但现今情势不同，岳父天生聪慧，年纪已过半百，社会经验也丰富，只是难免有富家少爷的傲骨，在如此逆境里仍欲保持无谓的虚荣而不惜糟蹋宝贵的资金，害得无米之炊的出纳先生焦头烂额而无所适从。
这一些事情的经纬唤起我的使命感，我改变旁观者缩手缩脚的态度，毫无忌惮地直指问题的核心，我抑制感情，尽可能用冷静的表情和口气表述看法并且要求岳父收回成命。岳父对我突如其来的反驳似乎感到意外，但并不生气，他叫我不用担心，他还奈得何（还撑得住），我说我相信他奈得何，但显然无法解救目前燃眉之急。岳父理亏，但仍然命我把钱汇出去，我不再反对，指示炳针依照董事长意思处理，所剩金额则按照缓急顺序酌量分配暂度难关，不足部分待董事长设法筹措。这个小插曲使我无意中扮演以炳针为首的永光职员之直接上司，亦担任承奉董事长命令行事的负责人角色，我的永光公司总经理职位是如此自然形成的，岳父可能顾恤鸣铎兄立场，从头到尾不曾给我正式派令，我的职称是职员们随便叫出来的。
投入制茶实作
一九五三年四月五日，春茶作业如期起工，我正式置身茶业界，因为必须以最快速度脱离外行人的范畴，所以每日抽出一定时间在作业现场观察学习制茶的各个工程，有时参与实际工作。春茶接近尾声时，大致能够理解制造绿茶之要领。扼要地说，绿茶制造方法是先用高温破坏茶菁的氧化酵素来阻止单宁氧化，以保持绿茶该有的绿色，再以揉捻使茶菁形成捻卷状后加以烘干，在此过程中使其产生绿茶特有的香、味。
怡和洋行派来一位茶师名叫高源美，新北市深坑人，台湾总督府茶业传习所出身，名目上他是来协助永光提高制茶质量，实际任务是观察我们制茶进度作为拨款的指针。高先生集计永光各厂每日进厂茶菁资料报告台北，怡和根据其报表酌核导出资金，但茶菁的生产并非按照顺序慢慢来，如果天候良好，满山嫩芽齐发，怡和汇出的资金常常就会缓不济急，买茶菜付现金是岳父最爱，因此遇到如此情景他就暴跳如雷，高源美马上闪避到吕宋加拉巴（北埔口头语：非常远的地方，吕宋Luzon是菲律宾群岛中的一个大岛，加拉巴Calapagos Islands为太平洋中的火山群岛）去，老人家怒目相向，订约当事人的我只好往台北跑。有一个下午从台北回来先到公司，遇到岳父为了怡和汇款不多而大发雷霆的场面，我马不停蹄地又折回台北，以便翌日一大早向怡和要钱。后来岳父赞扬我做事有魄力、肯负责，我却大喊倒霉，卖茶菁的茶农不急着领款，岳父反而替他们焦急，他的这个脾气一直不变，非常不利于公司资金的调度。
怡和船舶部马熙伟、翻译张国敏、台北贸易商与秘书江东英（左起）。
茶农从天亮开始采茶，中午和傍晚时间送到茶厂来，工厂启动，岳父如鱼得水，每日午饭和晚饭后来厂，在磅秤附近坐镇观察收茶实况。茶菁收购价格是依行情视质量而定，北埔茶厂厂长谢火兄是永光老茶师，北埔地方公认的制茶权威，他茶菁一抓，立刻能判定单价，茶农皆臣服，几乎无人抗议，但在旁的老板有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不平之鸣。阿火，打起一点（算高一点），这个干涉常常害阿火哥气得面都乌忒（黑掉）一半。
阿火哥每日收购几百位茶农的茶菁，为避免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烦冗应对，他的权威性不容侵犯，否则无法把大量原料在短时间内纳入工厂生产行列，所以阿火哥对董事长的示意总是相应不理，因而招惹老人家不满，也难免得罪一些茶农。阿火哥曾向我诉苦说，所有当老板的人莫不想尽办法压低原料价格，唯有我们董事长与众不同，莫怪人家说懋熙哥做事业只是为了嗜好而不是为了赚钱。
实际上，当时茶菁价格确实偏低，不仅是茶菁，大部分台湾人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全部都如此。政府利用耕者有其田条例，向放领田地的农民收取稻谷，以低价折算新台币付给被征收土地的地主，再以高价肥料收夺农民余粮，以相对的廉价食米供给军队和公务员等等，长期把稻谷价格抑制到最低，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农村生活贫乏乃是粮贱伤农的结果。市价四十元的美金汇率硬性固定为十五．五五元是对外销农产品的另一个伤农手法，出口一美元货物应该换回四十元，但台银只付不到一半价值的十五．五五元，因此茶菁、甘蔗、菠萝、香蕉、粮食等价贱乃是自然的结果，岳父常同情农民的下意识感情，想必就是他常违背追求利润原则的根源。但这是身为一个经营者的禁忌，我们不是慈善团体，如果不赚钱就无法生存下去，岳父当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但尽量高价收购原料的理想似乎一直是他的潜在意愿，看到茶农肩担装满茶菁的茶袋在茶厂门口大摆长龙，岳父就精神怡悦，心直口快地交代收购人员尽量高价收购，据我尔后多年的经验，茶菁单价一旦提高，除非茶市惨跌，否则在同一茶季内几乎不可能再降回去，因此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怡和职员来访洋楼，左一为姜崇焘。
我首次参与的春茶作业是怡和洋行的委托制造，但岳父绝无慷他人之慨的狭窄心怀，高价收购似乎是他追求的理想。我们当时经营五个茶厂，一天进厂茶菁三、四万斤，一季春茶累计茶菁超过一百万斤，平均价格若差一角，全体差额便是十万元，以当年货币价值算来是很大的数目，有一天我拿这个试算数字给岳父看，试图委婉地修改他的理念，他立刻察觉我的意思，不悦地说你太精明了，我的意图受挫，从此阿火哥与岳父之间的小摩擦换我来承受。
春茶开工后，炳针离职转往永光林业南庄营业处担任蔡荣火先生副手，姊夫梅谷接他的职务，主要是担任会计，公司内外事情包括人事、总务、文书、公关等大小事务都在董事长秘书何礼杞先生协助下，由我主导，所以除了重大事情请示岳父以外，一般琐事径行决定并无大碍。茶业方面，岳父、再制厂蓝厂长、北埔厂阿火哥等其他多位同事都是我的实务老师，我很诚恳而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也涉猎多种茶叶相关技术书或论著来充实所需专业知识，以减少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之讥评。
一九五三年春茶开始第二天，新竹县茶业同业公会假竹东镇长春茶行召开理事会，理事长宋燕谋先生年约六十，他是上坪茶厂主人，在长春路拥有小型再制厂兼营茶叶零售店，公会设址理事长茶叶店内。岳父名列常务理事之一，但派我代理出席开会。我认为理事会不应该派人代理出席，他却说无妨，你只管听人家讲话，不必发言，大概无人抗议。开会通知十时，十位理事慢一个小时才到齐，会议半小时结束。理事长致辞说，日治时代农政机关和制茶业者通力合作指导茶农，采茶只采芯部和芯边二枚嫩叶，以利制造良好茶叶，同时保护茶树元气，可惜战后情况一年不如一年，茶农和业者都只顾眼前而忘了根本，于今采收一芯四叶极为普遍甚至一芯六叶也不在少数，致使制茶质量大不如从前，茶树整年发芽量以及寿命都大打折扣，希望全体会员一心一意为改善采茶风气努力。第二件是今年外国买气不强，所以茶菁价格应该控制在每公斤二元五角以下，以保持合理的利润。老理事长所言条理井然，但语气无力。
我几天后发现，在制造能力远超过原料供给量的所谓卖方市场里，宋先生的演讲根本是空谈，想必是他以理事长身分敷衍场面的说辞，也就是讲话无精打采的原因。会议时间只花三十分钟，但理事会在镇上新白宫酒家的午餐会却费时两个小时，理事成员全是中年人而个个酒中仙，席中有一位浓妆小姐陪酒唱山歌助兴，大家心情愉快之余互相敬酒猛灌黄汤。我首次参加这种宴会，无法与他们同乐，默默坐在一旁，猛吃客家名菜炒粄条。有一位叫做惠比寿（日语：七福神之一）的老伯伯看我喝了几小杯就面红耳赤，竟然以从事做茶行业必须从喝酒开始学习的歪理对我说教，并开玩笑说要训练我喝酒。他问我能喝多少，我答以不清楚，顶多一瓶，他嗤之以鼻，为了逞强，用大杯装满红露酒，要我跟着他干杯，两个人连续喝五大杯时，惠比寿老伯伯好像觉得不对劲，问我顶多一瓶是什么酒，我说威士忌，他马上跑去厕所吐剑光（北埔话：酒醉呕吐）。
当时，永光旗下的工厂有北埔、大坪、峨眉、软桥、横山等五个粗制茶厂，和位于北埔口的再制工厂。粗制工厂制成的粗制茶必须经过再制才能变成商品。再制是指整形分级，使用各种网眼的筛机、剪切机、除梗机、风选机等机器，把茶叶分成多种品级以便待价而沽，此为正茶，其余的碎末、风车尾、茶梗、茶粉等属于屑茶或副茶。正茶供作出口，屑茶是廉价品，大部分在岛内销售。
北埔一带的春茶大概从清明时节开始采收，数量逐日增多，大约榖雨时分达到最高潮，以后逐日减少，五月上旬差不多收工，为期仅一个月，但产量却占全年度的四○％。山区的四月是雨季，一九五三年降雨量特别多，对茶农、茶厂都甚为不利。茶芽不断伸长，如未及时摘下就变成老叶，因而不得不冒雨采茶，工作不方便又不舒服，淋湿的茶菁叫做水菜，缺少香味、纤维较硬，重量也增加，因而不受买方欢迎，茶厂收购水菜通常扣重一成，卖方一定唉唉叫。我做过试验，水菜的制品质量不理想，尤其是红茶的香气不足，汤色较淡，所以春雨不停时，茶厂人员只有望天兴叹的份。
粗制工厂成品以一卡车为单位运交再制工厂，那个时代的卡车虽然都是一九四○以前出厂的日本丰田或日产决战型三吨老爷车，但由于其原始设计目标是置于中国大陆战地之用，所以构造单纯而坚韧，装载六吨煤炭走山路尚可胜任，只因粗制茶比重轻而体积大，装满货台的重量大约是三千斤亦即一．八吨而已。再制工厂每日再制三千斤粗制茶为原则，春茶前半段大致顺利，晚上九时以前可以做完，但到了后半段，随着粗制茶的叶质粗老化，筛剪和除梗工作必须重复多遍，风选机负担加重几倍，因而不得不把未处理完毕的半制品留待翌日完成，所以再制进度就缓慢下来，但员工每日工作时间大致固定，这一点与粗制厂依当天进厂原料多寡决定操作时间，有时傍晚收工，有时连续多日通宵达旦的情况大不相同。鸣铎兄对再制工程产生浓厚兴趣，每天在再制工厂上班，向蓝先生学习再制技术以及品茶方法，在这一方面颇有心得，两年后蓝厂长离职时，他自信满满地对父亲扬言，靠他的再制技术每年能净赚一百万元盈余，并自荐负责再制工厂业务。
春茶原料慢慢减少的四月下旬，怡和委托制造数量将近满额，我要求狄克提高委制额度，但未获诺顿同意，因此，依据四月二十五日为止累计的茶菁采购数量、单价、制造步留（日语：原料与成品之比率）等计算往来账目及委制加工费。几天后，高源美雇用卡车，把再制完工的正茶和副茶全部运往台北，彼此间的委托制造契约至此完结，但春季采茶尚未结束。
茶季接近尾声，采收的茶菁比较粗老，大部分茶寮关闭，我们持续制造，虽然资金短缺，进厂原料尚能保持相当数量，制茶质量较差，唯单价低、步留高，所以成本便宜。五月上旬停工时，未付茶菁款十数万元，库存粗制绿茶三万斤，春茶成绩算得上差强人意，但库存之处分和接踵而至的夏茶制造方针又成为我们实际而重大的课题。
三井农林岩仓茶业部长访台
这个时期（一九五三年五月初），日本三井农林株式会社茶业部长岩仓一马先生应岳父之邀来台访问两周。战后日本缺少外汇，严格限制民众出国，岳父寄出台、日间往返飞机票并保证负担在台湾一切费用，故而能够顺利成行。岩仓桑于一九四七年初返日后仍不离本行，他纠合以前在台湾的部下多人，在故乡九州岛开垦山地种茶，过了一段相当艰辛的生活。日本败战使三井农林丧失在台湾的全部财产，而这一部分占其产业的八十五％，剩下十五％是北海道的山林和畜牧业，因此无力收容从台湾回国的全部人员，这是岩仓桑计划重新开创茶业的理由。战前三井农林在国内红茶市场称霸，战后虽然失去台湾的茶畑和红茶来源，但茶业是该会社重整旗鼓的唯一途径，为此不得不三顾茅卢，请岩仓桑上京担任茶业部长重任。
战后的1953年，三井岩仓来访北埔洋楼。
日本农林省鼓励业者在国内生产红茶，但其茶菁质量不适合制造红茶，日本国产红茶之色、香、味都不合格，制造过程彷佛农家做堆肥，因而有堆肥红茶之称。一九五二年起，日本政府实施外汇特别配额办法，对红茶包装贩卖业者分配小额外汇，允许其进口红茶作为国产红茶拼堆提高质量之用。岩仓先生应邀来台，除了视察战后台湾茶业概况以外，研究如何活用有限的外汇进口大量良质红茶也是重要目的之一。
当时的台湾尚无观光饭店，岳父全程陪岩仓桑住平常只有一个职员徐元制看管的永光台北分公司三楼，随伴他走动各地，其间也来北埔与我们相聚几日并参观工厂作业，或往关西等地会见昔日同业友人。岩仓桑想善用其不多的外汇配额买我们的红茶一万磅。与往昔一样，不谈单价，岳父与他的商谈几分钟就有结论。当时台湾主管外汇的外贸会把美元公定汇率定为十五．五五元，这个价位差市价太多，所以一般出口货物都尽量用低于实际单价结汇，把差价留在国外，然后设法将其套汇进来，虽然是非法行为，但大家心照不宣，行之有年，因此官方对各种输出物资设定出口底价，规定结汇价格不得低于底价。例如红茶底价每磅美金二角一分，台湾每年出口一千多万磅红茶，在官方文件上的单价一律是二角一分，我们曾经出口一批单价十二美元的红茶，结汇价格仍是二角一分，既不合理又不实际，政府损失大量外汇，商家被迫违法又吃大亏，这是国民政府头脑僵化的官僚长期把持最敏感的贸易政策的恶果。岳父把卖价任凭岩仓桑决定，我向岩仓桑说明台湾外汇制度，请他开二千一百美元信用状当作一万磅红茶的公开代价，三井可节省贫乏的外汇配额，永光可减轻结汇损失而两全其美。岩仓桑十分满意，邀请岳父明年赴日游览顺便收帐。我们北埔厂夏茶特地为三井制造一万多斤红茶来再制一万磅红茶BOP（Broken Orange Pekoe），我评估其合理单价是每磅四角，翌年早春岳父访日，岩仓桑交给他日币一○八万圆，等于是三千美元，加上底价二千一百美元，总共五千一百美元，也就是说岩仓桑算给我们的单价是五角一分。
1954年夫人陪姜阿新赴日收帐。
开发新客户
台湾茶树发芽，从四月初开始至十月之间大约有五个周期，一般以春茶、夏茶、六月白、秋茶、白露来加以区别。一季茶的采收期间大约一个月，产量则春茶占全年度之四成，其余各季是大同小异，但每年各季茶的产期和产量都不尽相同，依气象天候之推移而异。这年（一九五三年）五月上旬春茶完工时，各厂未付茶菁款以外，工资、薪水、电费、杂费等必须付现之金额也不少，我想出售未加工之粗制茶，征求蓝先生意见。蓝先生把现场粗制茶拼堆、采取两小袋标准样品交给我，介绍台北中盘商王添禄，并建议我访问华茶公司唐季珊。
台北华茶公司来访，第二排左二起是廖运潘、唐季珊、姜阿新，前排右二是唐夫人和公子。
翌日北上，先到北门附近王先生之小加工厂兼住宅而未遇，我把一份样品交给他家人并请其转告库存量后，按址前往延平北路巷内之华茶公司，发现该公司是日治时代专门放映古装武侠片的电影院第三世界馆、经过改修的再制茶厂，唐先生在三楼品茶室见我。人称老乌狗（福佬话：黑狗，爱时髦的风流男子）的唐季珊先生当年五十八岁，中等身材，全向后梳型（All back）的头发乌黑，西装笔挺，口操略带广东腔的北京话，他对我十分客气，想必是沾岳父之光，看过样品后很快就按照我提示的单价成交每斤八元的五千斤粗制绿茶。我留宿台北一夜，翌日会合运茶卡车赴华茶公司交货顺便领回货款，唐先生说希望往后能与我们公司合作制茶，他的冀望三年后成为事实。唐先生年轻时是上海出名的花花公子，与演艺界女人的花边新闻不断，几年前电影公司以他与民初名影星阮玲玉的故事拍成电影，由张曼玉、秦汉、梁家辉、吴启华主演，片名《阮玲玉》，一九九一年上映时拿下十几项国际大奖，张曼玉并得到柏林影展最佳女主角。
我把一批粗制茶交给华茶公司的第二天上午，蓝先生打电话要我到再制工厂，有一位凸眼珠、半秃头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等我，他就是我两天前造访未遇的王添禄先生。王携带三罐一磅装的绿茶样品，分别是珍眉、寿眉和珠茶。他说某家洋行欲以五：三：二的比例向他购买十万磅，他自己无此能力，有意让给我们承包，他要收取二％佣金。对王提示的价位是否合算，符合样品亦即依照样品制造之难易，交货期限等重要问题我近于无知，因此我请蓝先生和鸣铎兄到值夜室听取看法。蓝先生认为价位虽然不算很理想，但质量要求不高，我们可以买进关西方面廉价产品做堆底，因此有利可图。我盘算，春茶库存二万五千斤成本便宜，夏茶较好茶菁制造输出日本的红茶，粗老而廉价的原料添加大量糯米粉制成绿茶，不足部分买进关西的茶叶填补似乎能够应付得宜，对我的分析，蓝先生认为合理，鸣铎兄亦赞成，我用电话找到在台北陪伴岩仓桑的岳父，向他报告洽谈内容和我等的看法并征求他的意见。岳父以不屑过问零细生意似的口吻说，你们年轻人决定就好，于是我对王先生表示接受他的生意，但提出交货期限两个月，交货地点永光再制工厂，付款条件为签约时四成，一个月后三成，交货时三成等附带条件。翌晨我赴北，王先生带我到位于馆前路的永兴洋行签约，王先生做我方履约保证人，我收到四成价款支票。
夏茶的茶质和天候适合制造乌龙茶而产量不多，因而茶菁价格较高。但我指示各厂压低价码收购中级茶菁，甚至鼓励横山厂吸收大量关西茶叶生产绿茶，唯独命北埔厂以较高价格选购青心种制造红茶。制造红茶的原理是破坏茶叶细胞，促进酵素发酵作用，使其产生红茶特有的芳香和滋味后加以干燥而成，其过程是先把茶菁撒在萎凋室的萎凋棚上使其散消四成水分，然后把凋萎而软化的原料放进复动式杰克逊（Jackson）揉捻机施以充分的揉捻，揉捻过的半成品摆在发酵室让其发酵后，倒入热风干燥机烘干，上述步骤都是决定制品良窳的关键，尤其发酵程度的判定甚为重要，发酵不足留有不成熟的草腥味，过度者香、味俱退，岳父讥其为茶尸而特别畏忌。永光各厂占二楼全面积的萎凋室都有热风设备，吸入干燥机余热缩短凋萎时间，揉捻室由三至四部杰克逊揉捻机所构成，发酵室设有调节湿气和温度的喷雾装置，烘茶室各有两部大型全自动热风干燥机，机器设备齐全，堪称全岛红茶制造厂的楷模，制造红茶才是永光的本业，所以我全神贯注研习技巧，几年后便能够掌握其全盘关键。
按照签约样品生产十万磅出口绿茶，估算需要九万台斤粗制茶，我们打听到台北茶市低迷，行情滑落，县内存货不少，蓝先生认为收购现货比自制更有利，所以我们走遍县内较具规模的茶厂，最后向竹东宋高荣、横山徐能金、关西郑昌楼等同业买进总共两万多斤粗制茶，交货时蓝先生与我同往卖主工厂仓库验收，让我增加不少见识。其间我每日抽空到再制厂见习再制工程，试图初步了解再制理论，在此我注意到除梗机的性能足够应付自制茶，但对买进来的枝骨猬起之货色效果不彰，重复处理过的茶梗（stalk）中依然掺有不少正茶，正茶价位是茶梗的十倍，相当可惜。我着眼于木化茶梗不吸水的性质，先把蒸气灌进带有正茶的茶梗中，使正茶吸入水分后倒进水中，两者比重不同，茶梗浮上，正茶下沉，沉下的正茶迅速捞起，依照包种转制的要领使其重生，我用此法，在二千斤茶梗中收回七百斤正茶，听说非洲人把绿茶放入茶罐里煮，然后加糖和薄荷喝，反正煮过的茶有味无香，用我发明的方法收回的再制品占全出口量一％不到，对整体质量无影响，但究竟不是正轨的作为，故而只用一次，下不为例。
专注于开发茶业新客户时的廖运潘（中间）。
那年夏茶作业顺利进行，七月初旬永兴洋行的契约绿茶依期交货后，再制厂着手再制红茶。当年一般出口红茶依其形状、大小分为FOP、BOP、OP、F（FOP=Flower Orange Pekoe，BOP=Broken Orange Pekoe，OP=Orange Pekoe，F=Fannings），但是岩仓桑指定买BOP，蓝先生把FOP也剪断成为BOP规格。北埔厂夏茶生产约二万斤红茶，再制成品BOP一万三千磅以外尚有OP八千磅和F三千磅，这个时期只有永光制造良质红茶，所以有人闻香而来。彭权有先生、横山乡人，他和几位茶业传习所同学在中坜开一家美华茶行，拉拢协和洋行买办卢某合股，专门承包协和洋行的出口绿茶，但本身不备工厂，即是一种中盘商。
彭先生与蓝先生有同学之谊，有一日带了一罐烟茶样品访问蓝先生，要求我们按照样品制造，据说是要卖给伊朗的烟茶一万磅。样品是OP形状，但比OP稍小，带有强烈的烟焦味，彭先生说是红茶OP熏松树烟味而成者，喝起来恶心难忍，但竟然有人欣赏此物，这个世界真的无奇不有。蓝先生以OP八成，BOP二成的比例混合，刚好与样品形状相符，我们估算所需松树的成本和熏烟的工资后提示价格而当场成交，成为永光与美华尔后断断续续合作关系之伊始。熏制烟茶不难，我们利用赤糖工厂的现有糖灶构造，把糖锅换成大型焙笼，在烧火灶孔闷烧松木树头，不到二十天工夫就大功告成，比蓝先生原先拟定的一个月缩短很多。岳父好像在冷眼旁观我们漫无原则，听天由命的生意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全无挑剔的空间，只要人家愿出高价，我打算连镬嬷笃（从前农村大家庭用生铁铸成的大炒锅之锅底中央突起部）都肯敲下来卖给他（客家口头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