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贵的副茶
一九五五年，永光这一年的业绩全无可取之处，除了夏茶自制粗制红茶二万斤，其中一万磅出口日本，另一万磅熏灼松树根制造烟茶以外，继去年方式，接受美华茶行的委托制造绿茶，勉强赚取公司的维持费用。绿茶的销售出口以及副茶，即不能出口的茶梗、风车尾（茶屑）、茶粉等之处理不关永光的事，但自制红茶（正茶）出口后剩下的副茶必须自理。台北有专门收购副茶加工处理的业者，他们把副茶重复剪筛或靠手工拣剔，拾掇可用部分卖给批发低级茶叶的业者。对他们来讲，色香味等基本条件胜过一般茶厂数等的永光副茶是必争之物，但那一伙人同业间好像有默契似的给价甚低，令我颇感不满。
年约五十，满脸斑白胡须的秃头大汉黄阿财是来自台北的副茶业者。他最担心永光的副茶被同业抢走，有事无事都隔一段时间来我们精制茶厂看看，差不多与他一样肥胖的太太也如影随形地跟在身边。芎林客家人的黄太太说「大箍财」血压高又爱喝酒，所以不得不跟随保护他，但大家都知道阿财哥好色，因而老婆寸步不离。
当时精制茶厂业务由内兄鸣铎掌管，我看副茶出库传票的售价是茶梗和风车尾每台斤二元，茶粉（收集之茶末、茶尘，又称泥粉）才二角，直觉地认为可能另有更好的出路来代替贱卖副产品。副茶里面茶梗之四成是木质化部分，风车尾是老硬茶菁的变身，唯有茶粉是茶菁揉捻或精制剪筛过程中摩擦所形成的纯粹茶叶，却只能卖比火灰便宜的价钱，我认为十分不合理。
我想起书中提到茶叶含有大量茶素（caffeine），是提炼咖啡因强心、利尿、兴奋剂的最佳原料，我很快就查出有人在竹东镇二重埔制造咖啡因而找到了刘锦明。刘出价每斤一元成交，后来他以永光茶粉成分高，提炼咖啡因步留高于别家原料甚多而且产品醇美等理由，自动升价为三元。他说使用我们的原料有事半功倍之效，而炼出的成品每斤一百多元（刘兄说的，但我不相信，听说是五、六百元），所以多付二元不算什么，只是他不说，我也无从得知，老刘算得上是蛮有良心的人。
茶粉找到适当的出路，但数量微不足道，对整体的贡献不大，占生产物二－三％的茶梗才是问题。茶梗原是较老茶菁的蒂头部分，受到加压揉捻后，较嫩的边叶部分脱离，剩下中间叶脉连接叶茎，经过烘干以及剪筛后，茎部脱皮露出木质化的茶头。茶头形状大小与叶脉部分所形成的茶梗相仿，除茎机无法将其识别去除，过去都任其混在茶梗卖给副茶业者。我把茶梗取样三百公克，用手拣选分开茶梗和茶头，得到的重量比是梗六头四，我认为倘若有新机器出现，副茶茶梗的六成尚可再制参与出口茶行列。
这一年三月，我在日本藤枝市三井农林精制茶厂见到他们用最新出品的电极除茎机去除混在茶梗里面的茶头，其构造是先把茶梗充分干燥后，进入快速跳动机，使茶梗和茶头产生阴阳相反的静电，利用不同电极相吸引原理，通过除茎机电极时使茶与头分离。我看其除茎速度慢而且分离效果不佳，必须重复三次以上才能达到目的，经过多次高温烘干的茶叶难以保持香气和原味，我认为不适合用来处理质量较高的茶叶。永光茶梗质量不算高，但香和味必须保持，何况新设备进口不易、价钱不赀，我的唯一考虑是找出第二个刘锦明来高价收购我们的副茶。
在地销售茶梗进帐
那个时节，有一位住基隆的朋友赠送我一磅罐装的走私立普顿红茶（FOP），我在品茶室与永光的红茶FOP（Flower Orange Pekoe）以及茶梗比较，判定永光FOP优于立普顿，茶梗形状不能与其比美以外，色味香都胜于走私货，因而信心大增。我想今后不必把茶梗整批廉价出售，将其分成小包装，以比较高价格在本地和邻近乡镇推销也许是可行之道，因为附近都是产茶地，居民普遍有喝茶习惯而且能判断茶叶好坏。
此前一年的一九五四年夏天，我淡中同学达摩大师蔡垂茂、阿呆廖清泉、蒋介石何四海等三人突然来北埔找我推销上市不久的新产品塑料袋。我首次看到新产品样本并听取使用要领，认为其用处一定很多，尚未想出用途之前，先给他们捧场订购相当数量大小口径的现货暂置仓库，这次正好派上用场。
我请接任蓝金辉厂长的钟林森，把茶梗整形一番，用四寸口径塑料袋做二百公克包装的茶梗样品分给所有员工带回试饮，请他们向亲朋和左邻右舍推荐说，永光红茶梗一斤包装只卖十元。说也奇怪，北埔一带出产红茶多年，一般居民却很少喝过红茶，想是乌龙、包种历史悠久而且用手工也能自制的关系。红茶与乌龙茶本来就相近，同样是发酵茶，所以一向嗜好乌龙茶的乡人应该容易接受红茶，何况以青心种茶菁为主的北埔厂出品红茶具有乌龙茶同一系统的香气与味道，我相信我的尝试并非无的放矢。我们使用六寸口径塑料袋，包装一斤（六百公克）红茶梗摆在北埔茶厂贩卖，起先销路不如预期的好，但闻名而来的居民逐日增加，不少员工以优待价买回馈送亲戚朋友，销售量日益递增，我们又以每包七元的批发价交给北埔、竹东几家杂货店代销，我自己每年购买一百斤寄回观音让父亲的杂货店零售，水磜村人林炎生到了收冬季节就批购三百包以上送至南投县国姓乡一带行商，后来也有机关学校采用永光茶梗，我们北埔及埔里两厂产品剔出的茶梗全部在本地消费掉，此事不能算化腐朽为神奇，但每年能为永光多增加几万元进帐。
寻找罐装红茶的通路
岳父创立茶业公司开始生产红茶的翌年，即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适逢台湾总督府开基四十周年纪念日。为此，总督府自十月十日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在台北举办为期五十天的台湾产业博览会。岳父租用一个摊位宣传北埔产红茶并贩卖四盎斯（ounce，一盎斯约为二八．三五公克）罐装红茶。当时内销罐茶是三井红茶的天下，初出茅庐的岳父不敢奢望能与三井、三菱等老牌相颉颃，主要目标是想要对外宣扬自古出产乌龙、包种的北埔地方如今开始制造红茶而且是良质红茶。在这个意义上，岳父似乎达到目的，因为此举成为后来与三井农林合作的开端，但听说罐装红茶的销路不甚理想（谢火师说）。我住北埔期间，岳家存有博览会出品剩余之一百多罐，乡人相信陈年老茶有消痰化气和止咳之神效，岳母应亲朋恳求分赠出去，如今只留有几个值得纪念的八十高寿罐装红茶而已。
台湾始政40年博览会，是以北埔茶业组合参展的。
1935年秋天的台湾始政40年博览会。
自从投入茶业以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走进茶庄、食品店或杂货店就会留意有没有贩卖红茶，得到的答案是偶尔遇到装在玻璃瓶秤量零售的店以外，从来未曾看见任何方式的包装红茶商品。我认为此事意味着喝红茶的人不多而嗜饮者都向零售店购买散装红茶。
红茶这个玩意儿原本就是东洋的产物，但日本东京贸易商明治屋在二十世纪初，绕远从英国进口立普顿红茶后，饮用红茶的嗜好才逐渐渗透在日本人饮食习惯中，三井农林于一九二八年在台北开始生产罐装红茶，以三井红茶商标贩卖，使其普及全国（后来改名日东红茶）。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败战后十年外汇极端缺乏的日本，看到三井农林各种罐装红茶的畅销情况，认识红茶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牢不可拔的地位。
1953年推出的永光绿色罐装红茶。许教授在垃圾堆发现，20年后送回的礼物。
记得日治时期在大稻埕或城内（现博爱路、衡阳路一带）的吃茶店竖立店外的广告牌价目表有咖啡三十钱、红茶二十钱等标示，当时的感想是谁肯花那么多钱来喝一杯不饱又不醉的东西，可是没多久市面出现代用咖啡，听说销路不错。所谓代用咖啡是把龙眼核炒焦打碎之赝品，可知进口杜绝后，喝咖啡上瘾的人不少。战后在高级食品店稀稀落落出现走私进口的咖啡罐头，但未曾看到偷渡进来的红茶。我念大学四年级时，偶尔为了欣赏古典音乐上台北中山堂前的青鸟纯吃茶，咖啡、红茶价格一律三元，喝起来有切肤之痛（当时切仔面一碗只卖五角）。战后十年间，台湾社会动荡，民众生活不安逸，咖啡、红茶等非必需品很难被一般家庭接受，我加入茶叶界的时候，仍然停留在吃茶店或高级餐厅专卖品的阶段。
客家口头语说，有人做戏就有人看，我想把岳父二十年前的企画重整旗鼓，制造罐装红茶供给内销，如果计划和推销得宜，饮用红茶的习惯或许可缓缓地进入一般家庭也说不定，我同时考虑一起推出大众惯于饮用的乌龙和包种，藉以引导民众饮用罐装茶的习惯，以利罐装红茶之推广，此一构思如能成功，亦可有效运用农隙期剩余人员及闲置设备，可获一石二鸟之功。
岳父原则上同意我的想法，但不赞成一并贩卖罐装乌龙茶或包种茶。他说永光以红茶起家，制造技术和质量全岛无匹敌，我们应该全神贯注推广红茶销路，以免追二兔而不得一兔。当时精制茶厂仓库存有埔里新厂未取得执照前试作的阿萨姆红茶、经过精制之BOP二千磅，我请姊夫詹梅谷先生参考日东红茶的图案，设计印制永光红茶商标，订购白铁皮四盎斯罐，首先制造罐装红茶五百打。岳父对罐装红茶表现异常的热心，亲自参与制造，甚至直接下手贴标头或包玻璃纸（赛璐玢Cellophane，擦水就可黏合）外装。
商品，尤其新产品之推销必须先用宣传广告打开知名度乃是做生意的初步知识。宣传广告必须投入大批资金才能收到效果也是常识。但永光财务依然拮据，我只能暂时仿照贩卖茶梗的方式，派人造访竹东几家食品店打听有无经销永光产品的意愿。竹东一家糖果店和两家食品店、北埔萧瑞荣杂货店开始卖永光红茶，但他们只当做罐头礼品盒里面的衬饰，因而除了逢年过节略有成绩以外，平时销路不佳，我认为这是乡下人比较不惯于饮用高级红茶之故，所以很想在大市镇寻找多家经销店，靠其较大的销货能力，即使只当做礼盒的点缀，也能扩大相当的销售量，这是我穷极思变的如意算盘。
一九五六年春茶，永光公司与台北华茶公司合作生产绿茶，永光担任制造，华茶负责调度资金及外销。春茶季结束，永光收取制造费用，华茶计算银行利息后，所剩利益折半，但数目不大。夏茶以降再度接受美华茶行委托制造绿茶，北埔厂照例生产红茶二万斤供作输出日本和熏制烟茶之用。埔里厂从春茶开始生产，由于该地区茶产地大部分是新茶畑，产量不大，但鱼池乡承租农林公司茶畑的茶农，把部分茶菁用铁马运过来，让我们能够正常运转。
茶厂运转期间，每逢旧历初二、十六是做牙（打牙祭）的日子，厂方援例出钱派一名女工准备三牲等祭品敬伯公（拜福德正神），晚餐由在厂员工一起分享拜过伯公的鸡鸭肉等其他简单的菜肴，以祈求作业平安。食物不算丰盛，但有肉有酒，兴之所至，有时山歌涯天，在生活质朴单调的当时，能给员工片刻享乐时间，尚不失为劳务者的小小慰藉。我上任后，利用旧历八月十六日做牙之便举办赏月会，北埔厂和精制厂员工及总公司董事长以下所有职员集合在北埔厂前庭，赏月饮酒，那个时期茶季接近尾声，进厂茶菁有限，傍晚差不多已经收工，所以大家都尽欢而散，尔后年年如此。这一年中秋，我被迫前往后龙外埔海边掌海（国民兵海防勤务），观赏明月的黄金时段，孤孤凄凄地站在坟墓荒地怨天尤人，想到此时此刻家乡同事们正在茶厂广场尽心畅饮的场面，又想起家里大小望眼欲穿地等我回家，我归心似箭，美丽的满月徒然引起我的悲伤。但一个月的掌海苦役结束返乡后我才知道，大家以我不能参加而且这一年是润年，有两个中秋为由，把赏月会挪后一个月，改在润八月十五举行。润月中秋的月华一样亮，但阳历十月山城的气温相当低，户外用膳不大适宜，只是我们不想破坏赏月气氛，依照往例把酒桌摆在前庭。大概是这一年的秋天来得早，开宴不久，多人嫌太凉，特别是不喝酒的女工无法忍受，所以中途把酒席移到茶厂走廊继续喝酒赏月，但宴会未完又有人喊冷离席，只好再把酒桌搬入厂内大厅，从此看酒不看月，嗜酒的北埔人表现本来真面目，个个生龙活虎地开始把盏，董事长不胜酒力退席后，划拳、客家山歌通通出场，菜罄酒竭而后已。那一年赏月虽然受到气温影响而一波三折，但我领会同事们对我的爱戴，乃是我最惬心的一次聚会。
首度赴日了解日本茶业实况
一九五五年，过了二十八岁的旧历新年不久的三月，我第一次出国前往日本。春茶即将开始的紧要时期离开岗位显然不甚恰当，但去年十一月初开始办理的出国申请，经过各层主管单位多种关卡冗长而缓慢的公文往返和申请人的各处东奔西走，到了这一年二月中旬才拿到最后一纸符令——警备司令部发行的出入境许可证，倘若无此令箭，台湾人民休想越出雷池一步，也不能进入自己国门，甚至无法购买台湾通往国外的唯一航空管道——民航局经营的民航空运队（CAT，中华航空公司前身）的飞机票。当时最大型四引擎螺旋桨飞机只能载客四、五十名，而且赴日班机每周只有两三班，所以购票又是一个难题，碍于必须早去早回，我不得不忍痛购买头等票。票价七千八百元等于当年一般公务员一年多的薪水，普通票也要五千元以上。
廖运潘和三井茶业部长岩仓一马，于东京银座。
三月三日星期一下午，我拜访设址日本桥三井二号馆的三井农林会社茶业部，岩仓部长把茶叶课长斋藤祯夫介绍给我，然后带我到社长室，向社长致意。年事已高的社长曾经长期在台湾支店服务，对台湾的现况十分关心，他表示有意大量使用我们公司的红茶，可惜碍于日本外汇拮据，所以暂时无法如愿，为此深感遗憾，我对社长表达谢意，并期待日本国力昌盛以利恢复自由贸易。
我百忙中抽空来日之目的，除了与三井农林会社业务上的接洽并处理一些帐务的同时，也想要了解日本茶业实况，作为台湾茶业的参考和借鉴。此外，始终挥之不去对台湾茶业现况以及未来的不安，使我随时随地都在用心寻觅可能改善永光公司事业体质的新事业。为此，我来日后每天看报纸广告栏，意图在推销广告中寻找适合引进台湾或由台湾输出日本的商品，日常参观百货公司时也不忘目光如炬地物色值得我们借镜的东西。
来日后第一个周末，我随岩仓先生赴日本最大产茶地静冈县，参观三井农林会社的茶叶精制工厂并考察茶园和多家民间粗制茶厂。我们从东京车站搭午后开往大坂的东海道线快车，傍晚抵达静冈县藤枝市，下榻藤屋旅馆。藤枝是德川幕府时代江户（东京）通往京都之干道东海道的宿场町之一（古时德川幕府在总距离六百公里的东海道沿途设置宿驿五十三处，又称宿场供旅人住宿、休息，后来发展为商业聚落而称为宿场町）。三井农林的茶叶精制厂设在这个小都市内。
藤枝市是挟着旧东海道、由东向西延伸之细而长的市镇，藤屋位于街道中心附近，是旧宿场旅笼屋（客栈）的后代，侥幸免于战火烧毁的木造两层楼房虽然老旧，但良质木材结构看似十分坚牢，日本人长年不断的磨擦工夫，把柱子、栏杆、地板、楼梯磨成黑亮，充分表现出该旅笼屋历史悠久。
第二天星期日，我随岩仓桑到三井农林藤枝茶叶精制厂。茶厂面积不小，精制用机器规模却不大，主要作业是三井农林在国内销售的广告牌商品日东红茶的制造包装，虽然是假日，包装部门照常上班赶工。那个时代的包装作业仍旧以手工操作为主，纯白工作服清洁整齐的几十个女作业员排坐在很长的皮带传送机两旁，以熟练的动作按照顺序分工处理包括秤量、装罐、封盖、贴商标、装箱等过程。罐装茶依质量高低装成白罐、红罐、青罐，另外有铝箔纸包装叫做德用品之比较廉价的一种商品，各级罐装又有大中小之分，小的一五○公克，中的三○○公克，大的四五○公克即一磅装，据说小包装最畅销。
这个时期正逢日本战败后的复兴期，各种工业原料、石油或粮食等物资必须仰赖国外供应，但出口商品却不多，因而外汇需求非常迫切，日圆对美金汇率固定为三六○圆对换一美元，相当有利于出口，政府严格管制外汇并想尽办法奖励输出产业。在茶业方面来讲，一般日本人生活尚未稳定，绿茶消费量大不如战前，政府鼓励业者设法将其输出国外或改为制造红茶供作外销。岩仓桑言，日本茶原料不适于制造红茶，可能因为品种、气候、土质等关系，发酵过程不理想，制造出来的产品，色、香、味俱不佳，茶汤色薄、无香、味淡、无一可取。发酵过程中的茶叶不变红而接近乌黑，看起来很像堆肥，所以业者嘲讽为堆肥红茶，想要外销恐怕难上加难云云。
岩仓桑邀我在品茶室泡他们以贫乏的外汇输入的印度、锡兰、爪哇、台湾等各地红茶，品茶台上也有几盘日本红茶的样品。来自南洋的红茶质量固然不错，我们永光的红茶是北埔厂特选青心乌龙和青心大冇两种茶菁制造的夏茶产品，别具一格。日本红茶则如岩仓桑所说一无可取，名副其实的堆肥红茶。我说日本红茶虽无特色，但似无很大的缺点，能否作为增量材（日语：等于客语堆底茶）之用，岩仓桑笑而不答，颇有天机不可泄漏之貌。
岩仓桑到厂后，陆陆续续有制茶业者来访，在会客室与岩仓桑洽谈生意。日本的春茶从五月初旬开始生产，他们是来推销去年的库存或是预售新年度产品则不得而知。
下午，住静冈池新田村的制茶业者开车来接我们去参观静冈县茶业试验所，以及号称东洋最大产茶地牧之原的多处茶园及制茶工厂。据茶业试验所所长言，该试验所成立七十多年来培育茶种超过一万种，其中不乏相当优良的茶苗，但只适合制造绿茶，战后业界迫切要求能够生产良质红茶的品种但仍在摸索中，目前交配出几个新品种，其中命名红誉者较有希望，已经把茶苗分送给各地茶农试植并期待有良好的成绩。样品橱摆放了采用红誉茶菁在实验室使用超小型揉捻机制作的红茶样品。所长带我们到品茶室，一位女职员泡几个红誉样品供我们品评。虽然是初出茅芦，但在茶厂两年间的实际经验让我学到了一点皮毛，我认为新产品味薄色淡而欠缺香气，唯一可取之处是茶渣较红，不带堆肥般的乌暗色，倘若大量生产仍能保持同一水平，可以当作拼堆之用，亦即可当调整品级或增量材之用。离开试验所后，我向岩仓桑报告我的感想，岩仓茶业大师只管点头而未表意见。两年后，三井农林在九州岛最南端收购大面积土地种植红誉茶苗，并在枕崎建设规模不小的红茶制造工厂。
日本最大茶叶产地静冈县，平原上一望无际的大面积茶园和硕大茂盛而整齐的茶树排列令人叹为观止。在台湾，无论平地或山冈，只要有些些平坦且能引进滴水的土地就辟为稻田，茶树大部分种在陡峭的山坡地，一般副业性的茶畑经营几乎不注重肥效管理和水土保持，所以茶丛瘦小难以旺盛。相反的，日本茶园在平原或缓和的坡地，专业茶农的耕耘施肥和周全的剪枝整容及除草，使茶树发育成枝粗梢旺的蓊郁大茶丛，之前，我一直无法理解台湾茶菁单位面积产量为何达不到日本四分之一，及至亲眼见到静冈茶产地一排又一排的长垄大茶丛立即释然，茶丛大四、五倍，产量也多出四、五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茶厂规模不大而且都是生产绿茶的设备，包括蒸气杀青机（日本不用炒锅杀青）、改良型望月式揉捻机、电热或柴油烘干机等等，其生产能力一天可能不超过茶菁三千磅，大致上都是把自家茶园出产的茶菁制成粗制茶卖给茶叶精制厂商为原则，由于茶厂生产能力和原料数量相配合，日本茶产地并无恶性抢购原料或粗制滥造等事情，而这却是永光公司战后所面对最棘手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丽芝在洋楼居室分娩了第三个女儿，她是我夫妻头一个在家生产的婴儿，助产士是北埔最老牌产婆老罗先生娘，就是丽芝挚友罗月慧女士A将尊堂。三女面貌相似长女蒂玉，但密致黑亮的头发与蒂玉出生时的日本武士式发型大相径庭。岳父替她取名惠庆，有一点男孩名字气味，想是岳父冀望丽芝早日举子之自然显露，后来我发现中华民国有一位著名外交家叫做颜惠庆。
惠庆诞生，我们房间人口略嫌稠密，岳母建议我一桍人搬到老屋里院的房间住，丽芝与我也有此意，于是岳母请泥水匠刘辉师和木匠金水师，把双连间土砖屋彻底整修一番，翌春旧历年过后迁入我们亲子五人的新窝。房间虽然不能与洋楼的富丽堂皇相比，但素净整洁，空间宽阔，甚合我意。老屋前院原先高耸着一棵一九三○年岳父纪念丽芝诞生种植的福州杉，两年前树根遭到白蚁蛀食开始枯萎，岳母委托制材厂将其锯成木材，这一次装修工程全部派上用场而物归原主。后来四女慧美和儿子显文也在这个老屋房间降世，五女惠琳在竹东彭妇产科医院出生，惠庆是我家唯一在姜阿新洋楼诞生的孩子。
惠庆和LULU在洋楼花园。
永光蔗田变成北埔初中
一九五八底，永光公司北埔糖厂结束营业，十二月中旬点燃糖灶蔗粕开始煮糖，月末煮糖师傅把最后一锅糖膏拨入糖糟耙散后，北埔糖厂完成了使命而步入历史。
北埔糖厂创立之宗旨，与其说是为了赚钱，毋宁说是为了扶植耕作旱田或山坡地的农民，间接亦有救助失业人口的潜在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海军工员、军需品工厂技工或从中国大陆及南洋战地遣返的台湾日本兵或军属军役等有数十万人，但在台日本人返国后的各级机关学校、日产公私营大小企业的遗缺大部分被国民政府接管，接着又有大批大陆难民蜂拥而至，因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家住乡间的农家子弟返乡帮忙家业，但耕地面积不变而劳动人口遽增，导致劳力过剩。北埔乡地势山岳重迭、平地少，水田仅有六百甲而且是山冈看天田（无灌溉系统、全靠雨水耕种的水田）居多，如无大面积贮水池或充足的雨量就无法种稻，制糖原料甘蔗耐旱力强，适合种在旱田，甚至可以利用斜度不大的山坡地开辟蔗田，有助于解决剩余劳力的问题。地方人士彭水德、萧瑞荣、姜重烇、陈汉清等人向岳父商量建设糖厂，奖励乡人栽植甘蔗。企划成熟后，岳父把种植椪柑的一甲半柑园废除，建设北埔茶厂的同一时期，在建厂用地内的边缘角落盖了占地三百坪的北埔糖厂，并与北埔、峨眉、宝山农民订定负责代工制糖契约，以鼓励乡人栽种甘蔗（当时叫做甘蔗契约栽培）之外，糖厂本身在埔屋村租赁两甲多田地种植甘蔗，一九四七年初冬开始生产乌糖（黑糖，又称红糖）。
姜阿新座车停在北埔糖厂前。前排左起姜幼瑾、廖慧美、廖惠庆，后立者是巫秀美小姐。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埔糖厂开工制糖，安排原料、绞蔗（榨蔗）、烧火等工作，其他大小杂务一切由处于闲月的茶厂员工担任，唯有煮糖工程属于特殊技能，必须另请高明。家住宝山乡的煮糖师傅卢传宝带领一批子弟兵前来上阵，蔗石开始运转，蔗汁送入糖锅，烧火间灶孔点燃蔗粕，甜蜜的蔗糖清香很快就弥漫厂房并且慢慢地飘溢扩散至整个北埔街，令人感觉初冬的小山城格外温郁和祥。糖厂日产量依原料甘蔗的含糖度而异，平均大约是一百斤稻草袋装四十包、亦即四千台斤左右，年产量又依植蔗面积之增减有所消长，我记得大概是二千至三千包之间，唯有一九五二年三湾铜罗圈糖厂机器故障，将其契约甘蔗委托我们加工，因而增加到五千包。但一九五三年北埔乡发起建立初级中学而公推岳父为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选定永光蔗田为校地优先候补，岳父慨然放弃耕作权，让乡公所将其收购，率先出钱以外，捐赠大批桧木建材使北埔初中顺利诞生，但北埔糖厂从此不再有直营蔗田，大大地减少了乌糖生产量，牺牲可谓不小。
永光蔗园成为北埔初中时的景况。
姜阿新协助建校的北埔初中。
北埔糖厂产品有其绝对性的优点，颜色非常漂亮，几乎接近淡黄色而且味道特别清甜，所以名声好，当销头（销路好），我推测那是因为甘蔗生长在瘦地而且使用堆肥的关系，我曾经在竹东和中坜看到多处杂货店贴有「本店贩卖北埔乌糖」的广告纸条。可惜一九五四年以后糖价低迷，黑糖十五％的重税却不能减免，使蔗农慢慢失去种甘蔗的意兴，因而进厂甘蔗逐年递减，我们估算一九五八年的产糖不超过一千包，因此决定这一年生产完毕后，把糖厂关闭，北埔街从此不再有飘荡的蔗糖甜香。
若以生意人的立场来讲，北埔糖厂从开始就没有经营的价值，第一，设备过于简陋，生产效率太差。第二，缩水变成三成半的加工酬金再扣十五％货物税，剩下不到三成。第三，糖厂必须负担电费、燃料费、包装费，机器、器具、工具消耗、工资（五位煮糖师傅的工资特别高）等，除头去尾根本无利可图。
当年北埔巷间有一句谜语，两个人相遇，问起生意做得怎么样或打牌输赢如何时答称永光的糖蔀（糖厂），谜底是赚绞。客语绞字与玩同音，即是说没有赚钱，只赚到玩的机会，以永光经营糖厂不赚钱，只是绞甘蔗玩一玩来比喻徒劳而无功。实际上岳父在事业处于巅峰的时代投入一个他完全外行而且微不足道的小小落后事业，我深信他主要的动机是想要帮助地方产业，根本没有把赚钱放在眼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永光制糖本身虽然不获利，但在那个长期不景气时代，对地方经济或多或少带来润泽是不争的事实，永光董事长当时之用心良苦，乡人不察，竟将其当做讽刺材料。
廖慧美（后）和姜惠琳在洋楼。
全家福。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六日午前九时，四女慧美在老屋新卧房降世，产婆阿田嫂为婴儿接生。阿田嫂四十出头，高大而强健，她是北埔派出所警员李阿田先生夫人。阿田哥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曾经是观音派出所巡查，所以我七、八岁时就认识他。尔来二十几年，换了一个朝代，他仍是一个中华民国巡查，他为人老实，做事认真而稳健，但做了四分之一世纪警察都不能升迁而雌伏在故乡，除了他是台湾人以外，我想不出其他任何理由。婴儿头圆面圆眼睛大而圆，头发密而黑，容貌最像丽芝。埔里茶厂依照往年三月初开始作业，但丽芝产期接近，我无意久留在外，只能随运煤车往埔里，在工厂过夜，翌日搭载粗制茶车回北埔，所以分娩时，我能在旁陪伴娘。连生四胎女儿，丽芝有一点沮丧，我安慰她说生男生女都是一样，我不在乎，妳也不必难过，何况妳哥哥已经有两个男孩，相信老人家也不会介意。我生第三个女婴时，几个朋友用你是好心人或不必担心，多生几个总会碰到男孩之类的话来揶揄我，但这一次无人对我说风凉话，想必是大家判断我一定很失望，所以不忍开玩笑，怕伤到我的心，这是以凡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断无重男轻女的观念，即使有人说无聊话，我也能坦然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