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或做慈善事业
为了茶菁价格问题，我至少有两次与岳父激烈辩论的记录。
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我在南投县埔里镇的新设茶厂协助春茶作业，厂长是明治天皇彭水德，技师是彭荣寿。埔里厂设在镇西牛眠山麓。我们的原料区域属于新生茶区，产量有限，因而不得不吸收镇东以及邻乡鱼池、日月潭一带的茶菁，该区大部分是日治时代日本人直营的阿萨姆茶畑，战后由台湾农林公司接收并出租给当地农民耕作，茶农依照租约缴纳实物，其余的茶菁也卖给农林公司鱼池茶场。那个时候的农林公司财务困难，上年度茶菁款未付清，新年度又赊欠，而且收购价格偏低，茶农为了求生存，除了缴纳畑租以外的茶菁不得不另寻出路。埔里镇另有一家叫做东邦的茶厂，该厂在西边小埔社拥有自营茶畑一百甲，制茶能力也不如永光埔里厂，因此我们得到渔翁之利。起初，比较接近埔里镇的红仙水、牛洞、挑米溪附近茶农用脚踏车载运茶菁到厂来试卖，不久出现多位茶菁贩子，在日月潭周边鱼池乡茶区大量收购茶菁转卖给我们，其数量在盛产期远超过我们工厂的制造能力。
廖运潘在埔里茶畑，1955年。
埔里厂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茶菁消化能力是八千斤，勉强一点可容纳一万斤，但连续几日进厂量超过一万二千斤，按照正常加工速度，每日势必剩下二千多斤原料无法处理，而茶菁搁置时间不能太久。前一天进厂的旧原料未处理完毕，新的茶菁又进来，每日累积剩余原料愈来愈多，加工原料的鲜度越来越差，很可能严重损及全季红茶的质量，此一事态迫使我非做出彻底解决困境的决断不可。最简单的方法是停收茶菁一天，但这可能使茶农走投无路，而往后仍要靠他们提供原料，所以此路不通，何况他们也可以把早一天摘下的茶菁混在第二天新摘原料一起送过来，让我们解决累积原料的前功尽弃，我想唯一可行之道是以减少工序的做法消化源源而来的大量茶菁，所引起的质量恶化和步留减低之损失由茶农分担一部分，换句话是要大幅降低收购价格。
当时我们的采购价格是一台斤最高二元一角而农林公司订价为一元五角以下，我打算把价钱降到一元六角，这样茶农大概不会卖给农林公司，茶贩子照样得以谋取一点利益。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一天下午，岳父从北埔搭自用车抵达工厂，满厂到处是茶菁，员工忙得团团转是他老人家最中意看的光景。他兴致勃勃地听取我报告有关春茶作业的情况，但我说到降价的不得已措施时，岳父立即强硬反对并指斥我如此做法会迫使工厂关蚊（变成蚊子馆），我坚持想法说，目前最理想的方法是停止原料进厂一天，以便消化累积原料，然后再收购新鲜茶菁，但此法行不通，次等的办法是依然让原料进来，但为了顺利解决过量的原料而采取缩短制造时间的方法，例如，缩短萎凋时间，甚至不经过萎凋即施以揉捻，原来三次的揉捻次数改为一次，发酵时间也酌量缩短，只要烘干就算制造完成。如此粗制滥造出来的红茶，形状、香、味都不太理想，再制步留的牺牲更大，这一些损失要茶农负担一部分不算刻薄。降价后收不到原料以至于工厂关蚊之疑虑恐怕未必，我搜集了各茶区的情报，判断最近几天茶菁将持续盛产，因此若不采取断然处置，工厂可能被茶菁淹没而产生大量堆肥，其后果全由我们承担，会导致无谓的损失。
我的说法理路井然，岳父无从反驳，但不难看出他心中之不平。埔里的茶菁都是傍晚以后进厂，明治天皇按照我指示宣布翌日起每斤降价五角，几个人合雇一部大卡车满载茶菁进厂的茶贩们纷纷说如此廉价买不到茶菁，声称明日不运茶来并退还借用的茶袋以示言出如山。
茶贩们的装腔作势使岳父坐立不安，把我叫出外面，劝我三思而行，我请他放心，并叫一位工人查点收回茶贩的茶袋。岳父远道而来，应该很疲劳，我建议早一点回旅社休息，但他照例在工厂待到午夜，离去前还问我今日的决定有无缺憾，我说大概没有问题，再者本厂员工连日加班赶工，个个力竭筋疲，万一明日原料不来，让他们轻松一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岳父听我此言拂袖而去，我住在工厂附属的简陋宿舍里。翌晚，平时茶贩进厂的时间未见他们踪影，岳父开始焦躁，大约慢一个半小时，两部老爷货车蹒跚而至，茶贩们辩解说茶袋不足，装袋费时因而来迟，当天原料收购数量比昨日增加了将近三成，单价便宜四角，岳父眉开眼笑，说我料事如神。
翌年，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我驻埔里茶厂一星期督导春茶作业，搭乘运茶卡车返回北埔，晚上十二时抵达北埔茶厂时，意外发现厂内到处堆满茶菁，看报表的数字，当天进厂超过二万斤，前一日的数量也是相差无几，我认为是异常现象。因为北埔除了永光和两家较具规模的茶厂以外，另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无照工厂或茶寮从事生产包种或乌龙茶，那一些业者直接分散在茶山一带占了地利，把北埔地区生产茶菁蚕食一大半，送至永光的茶菁很少超过一万斤，害得全岛最大的北埔茶厂经常原料不足，有时不得不向茶贩收购来自上坪宝山等地区的外地原料，所以按照过去统计，那一个时段不应该有那么多茶菁进厂，我直觉地判断一定是包种茶等大倒市（市价大跌，所谓的茶狗屎现象）。
北埔厂通宵运转，我在二楼萎凋室找到值夜技术员黄子琪，问他原料突然大增的原因，黄不很清楚，但知悉很多茶寮停收茶菁静观茶叶后市。我回家时岳父未睡，我报告埔里厂概况后，随即主张北埔、峨眉、大坪、田美等北部四个厂应该把收购单价同步调低六角。老人家同情茶农的论调依然，各厂必定唱空城计的疑虑不变，即是说他不赞成，因而我不得不费尽唇舌来说服他。我说茶菁价廉值得同情，但其原因在于国际茶价低廉之外，政府汇率之剥削才是元凶，我们在商应该言商，生意有赚也有亏，能赚时不赚，亏损时拿什么来弥补。茶农、茶贩也是看准谁家价高就卖给谁，这是人之常情，只有麻布树排杨兴伯一个人是例外，他的茶菁不多，但无论多少都要亲自拿到永光来。这两天骤增的茶菁本来都不是要卖给我们的，永光茶厂拥有特大生产能力，等于是为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无异于生意上讨价还价占上风绝无仅有的好机会，这一次不降价而盲目吸收原料，立即出现之大量生产所带来的质量和步留的损失，又要我们来负担，所以我们不能行宋襄之仁（春秋时，宋襄公与楚战，公子目夷请攻其阵势未整，公以君子不困人于阨而不听，待敌方布阵后出击而大败，世人笑以为宋襄之仁）来贻误商机。因为有埔里厂去年的实绩，岳父不再反对，翌日各厂原料每公斤调降一元，等于每台斤减六角，但北埔厂进厂数量反而一日超过三万斤，这是建厂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余三厂也占包种茶惨跌之利而收购量大增，这一季春茶完毕，经过再制后很快就全部卖光，我算出春茶毛利超过一百万元。
膨风茶在伦敦茶市卖出好价钱
一九五九年的夏茶，北埔地区茶山受到浮尘子虫害，不少茶树产生着燃现象，这个茶农劫难却让北埔地方生产不少真正的膨风茶，所谓的着燃笋是嫩芽刚刚萌动即被大群浮尘子吸走叶汁以致失去成长力而即将枯萎凋落，从而呈现赭红色看似茶树着火的虫害茶芽，乃是最高级乌龙茶（又名膨风茶）独一无二的原料。着燃笋价钱固然高出一般行情十几倍，但茶笋短小，比重轻，产量减至最低，故而得不偿失，茶农视其为畏忌，势必设法尽早采摘，以减轻损失，但虫害蔓延迅速，因而北埔茶厂收购原料里面掺有不少轻微着燃的茶菁，未加工前即馥郁芬芳，制品之色、味、香绝佳。我认为这一种逸品之精制作业，尽可能保持其原貌特色为妙。森哥照我的意思，小心翼翼地筛出长条FOP十五箱（约一千磅）和FBOP二十五箱（约二千五百磅），其样品经过怡和洋行送至伦敦茶市参加拍卖（Auction），每磅报价FOP十二美元，FBOP十美元，未几传来照价成交的消息，令我无比的兴奋和自豪，也让岳父大人对我这个初生之犊刮目相看。当时台湾红茶出口价格每磅大约○．二五美元上下，永光产品也不过○．三至○．三五之间，我们从大批制品中抽出精华卖出三十倍高价而不影响其余部分之售价，换句话说，上揭四千磅之所得等于一般红茶十二万磅的金额，这种前无古人，可能后无来者的破天荒成绩由我这个半桶水来达成，值得骄傲，只是碍于当年国民政府美金官价偏低，我们不得不申报官方认定之最低价格每磅○．二一美元结汇，以免损失黑市与官价之差额，这是公然违法，但不得公开宣扬，因而鲜为同业所知，乃是美中之不足。
然而，其余大量夏季红茶售价未必特别高，此乃台湾红茶战后的宿命使然。
开源节流的生存之道
外国产茶年收成平常或歉收可能招致台湾茶金之来临，但一般台湾红茶毕竟在质量上较逊色，所以只能屈就于外国红茶的混合物或增量材，因此出口价格之涨幅相当有限，永光产品以“Hoppo”（北埔的日文发音）商标在伦敦茶市略有名气，但出口数量在整个市场来讲是无足轻重，故而不受重视，“Hoppo Tea”虽然销路和售价都领先同业许多，但其差距与产品质量之差异不成比例，显然对我们有失公平。但在外国人进口增量材的立场而言，先求价廉后求物美是理所当然，此乃永光红茶除了高级品以外难获应有尊重的理由。于是我考虑把过去一心一意想要提高品级的作法，改为收购价廉而质量平常的同业制品当做永光红茶的增量材，以降低出口成本的可行性。我把这个构想报告岳父，他即将前往日本做战后第二次访问旅行，考虑几日后，在松山机场才给我答复，叫我放胆去做。
永光茶厂的招牌复刻产品。
关西镇东昌茶厂老板罗吉垣绰号桶哥与我有一面之识，所以有一天藉台北走山路回北埔之便，在关西停车造访东昌茶厂。当时纵贯公路托美援之福，全线铺设柏油完毕，行车安稳而快速，一般都爱走海线（纵贯公路），但竹东方面的车子必须先走完往新竹市十六公里路程，比起经过九赞头、关西、龙潭再往中坜接上纵贯公路的路线多出十公里，山线弯曲狭窄，路面未铺装柏油而砂尘冲天，但通行车辆少，蒙尘的机会不多，距离短十公里可节省油费之外，沿途山川景色优美是我偶尔取道山线往返的理由。
东昌茶厂是地道的家族工厂，罗氏三房不分家，全体家眷住在工厂后方楼房大宅。桶哥是大房长子，其父及二叔已经去世，三叔健在，但由桶哥当家负责一切内外业务。工厂运转时，一家大人细子总动员参加生产行列，工厂赋闲时，退后各忙家事和农事。关照三十多个人生活的重担落在桶哥双肩，可知他的腰力强韧无比。东昌厂房不小，但建筑简陋而且不具人工萎凋设施，唯机器设备一应俱全。
桶哥说工厂是茶叶传习所毕业的已故二叔罗庆任建造的，可惜叔父四十几岁就病故，所以他才不得不扛起这个重任。他们工厂也有简便的精制设备，这一年春茶应台北贸易商要求精制部分产品，对方仅取BOP形状者，因而留有五千斤茶角（Fannings）库存，我对其质量不满意，无香又无味，这是关西春茶的本质，无可强求，但制造技术方面似无显著瑕疵，我认为我们的产品容易掩盖或弥补其缺点，由于桶哥索价不高，当场成交。
茶角之产生来自茶菁揉捻或毛茶剪筛过程中，老硬茶菁或毛茶筛上（以手工挑拣）是其主要来源，但亦掺有不少嫩叶被挤碎而成者，形状零碎因而茶汤浓厚是其特色。前已细述，我为了使BOP外观比较均匀并让茶汤颜色变成更浓的同时降低成本，把大量碎茶加在BOP里面获得相当的成果，而碎茶是取自茶末之较具粒状者，取走碎茶之茶末近于茶粉，不合茶脚规格，如无适当的安排，可能沦为副茶贱卖，桶哥的五千斤茶角立刻派上用场。关西产品色香味不足但粒状多，永光茶末与其掺合，互补长短，正好两全其美。五千斤等于六千六百磅，我将其凑成一万五千磅，以每磅○．二四美元报价而○．二三美元成交，部分是廉价商品，一大部分是利用低品级茶合堆而成之产品，所以这一批生意做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让我认识关西茶叶的质量，助我领悟利用同业产品拓展更大销路的一丝曙光。
这一年夏季开始，我陆陆续续采购东昌产品，其夏茶质量比春茶良好，尤其关西栽植黄柑种居多而其特色是茶渣红，我本来就不太期待关西茶的香和味，只要制造过程按部就班，不偷工减料而不具异香怪味等缺陷，我认为可以掺进永光茶当做合堆之用，至于掺入比例多少则视双方实际质量而定，我的愿望是不损及Hoppo Tea质量甚至不影响售价的原则下，藉关西较廉产品来降低输出成本以增加我们的利润，而夏茶出口成绩不错，大致能达成我的目标。六月白制茶开始不久，关西另一家大厂锦泰茶厂老板之一的罗庆炽来访，推销他们的红茶。我之所以称庆炽兄为老板之一是因为他们也是家族茶厂，老父健在被尊为老头家，膝下四子担任实际工作都是头家之故，这一家族企业老板们的注册商标是秃头，在他们广阔的厂房内，一眼就认得出老板在何方。
一九五九年茶季结束，永光公司制茶及输出相当顺利，总合自营厂北埔、大坪、田美、埔里，加上关西东昌、锦泰、宏光三厂制品，我们的出口量约占全台湾输出总额的十分之一，在出口价格来讲，夏茶六月白特殊高级茶以外的普通品级红茶也是差强人意，年末结算成绩辉煌，把所有负债清偿尚有不少剩余，岳父命我发给员工六个月奖金，但我认为永光仓廪未实，尔后茶市景气未卜，故而建议减半，岳父准我意见，下令会计各人发给年终奖金三个月。
永光当年发放三个月奖金，不但对员工家计有相当的帮助，对长年萧条的北埔市曹，也不无小补。
喜获一男
一九六○年二月八日，丽芝分娩第五胎，终于获一男婴，内兄膝下有百塘、百林两个男儿，岳家不再有承嗣问题，所以我征求岳父同意，将儿子归于廖姓，按照我们塘背武威堂辈份排列（国泰民安逢景运，文经武纬振家声），取名显文。我长女蒂玉出生满月之日，岳家举办了盛大酒会，鸣铎兄长女红瑾和长子百塘诞生时也是一样，但后来内兄次男百林与次女幼瑾，或丽芝相继生下茗郁、惠庆、慧美都不做任何庆祝活动，乃是依据物以稀为贵之原则，显文满月宴客二十席，除了上述原则外，也充分显示当年尊男轻女之风炽。贵宾很多来自廖家亲朋，难得出远门的大姑妈说显文很像我小时候，家住平镇的父亲堂妹「娇尸姑」菊妹也特地来向我道喜。
廖显文，于洋楼花园。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家第六个孩子，五女惠琳在竹东彭祖信妇产科医院出生。之前五个子女都在打早（清晨）诞生，唯独她是下昼头（下午）降世。丽芝怀孕第六胎时，岳父母期待她再生一个男孩来冠姜姓，以达到其早期愿望，但事与愿违，生下的又是女婴，二老有一点失望，我夫妻体谅老人家心意，为满女冠姜姓。丽芝自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十年间生六个子女，是时我虚岁三十五，丽芝三十三。
选举恩怨何时了
一九六○年底第五届县议员选举，北埔、峨眉选区名额二名，北埔乡二人，峨眉乡一人参选结果，何礼杞最高票当选，北埔乡另一候选人姜焕蔚先生同时上榜。何兄是永光公司董事长秘书，自一九五五年开始担任北埔乡民代表主席，这一年获得董事长同意资助全部竞选费用，并动员所有人脉辅选，使其登上新竹县议会议员宝座，从此一帆顺风，自第五届连任四届议员，在第八届任期剩下一年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猝然去世。
此前之一九五六年，岳父堂弟姜崇焘先生出马竞选北埔乡长，对手是彭派魁首彭瑞凤先生。岳父出钱出力，以压倒性票差赢得选举，使崇焘叔稳坐两届八年的乡长职位。由于法令限制只可连任一次，如若不然，崇焘叔极可能乘势一直连任下去也说不定。岳父对姜乡长和何议员之大力助选是因为两位都是自家人而义不容辞之故，但长时间对其他多位选举人之援助，我认为是他天生的正义感使然。日本败战时，岳父对国民党政权抱着莫大期待，以为从此脱离殖民地枷锁成为一等国民，因而对来台接收的国民党人殷勤有加，投入巨资参与国民党创办的《中华日报》。一九四八年国民党举办全国立法委员选举时，积极纠合客家乡亲，扶翼半山黄国书当选，成为黄后来当上万年国会议长的基点。
与一般台湾人一样，岳父没多久就对占居全台湾官衙高官及公营事业干部的国民党人普遍性贪渎、分赃、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等等非为乱作大失所望，继而愤慨，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统治时代之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逐渐趋于后来的党外倾向。一九五一年秋，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成立省议会时，岳父带着党外意识参选的同时，资助永光台北分公司总务课长张芳燮竞选而双双当选第一届省议员。岳父当省议员后接触国民党大小干部的机会更多，了解国民党人之内幕更透彻，眼见台湾人议员趋之若鹜，自知孤掌难鸣而淡出政界，尔后出钱出力后援具有党外倾向的候选人。
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局部性地方自治的一九五一年起，岳父最早支持的是第一届新竹县长朱盛淇。朱先生参选第二届县长期间，我们家每日门庭若市，餐桌客满，投票当天午餐炒米粉、煮咸菜猪肉汤，不分敌我无限量供应投票人，此景在尔后许振干先生竞选省议员时重演。这是岳父比较明目张胆的助选活动，至于其他党外候选人如郑鸿源先生（县长，落选）、林维洲先生（县长，落选），何礼栋先生（省议员，当选），陈木枝先生（乡长，当选）都有量力而行。
嗅到洋菇干新商机
一九六○年初，北埔邮局实行乡下邮局极罕见的人事异动，在北埔勤务多年的本地人绰号「邮便海」之陈阿海老局长奉命调台北市松山邮局，而苗栗县通霄人萧正直先生来北埔接任新局长职位的同时，带来洋菇栽培新技术，为长久以来无法利用农闲劳力从而缺少副业收入的山城带来一缕新的光芒。一九五○年代后叶以来，偶尔听到本岛中南部农村有人试植洋菇而慢慢成为时兴之说，我较早时期也在日本杂志读到战前少数农家利用陆军骑兵联队之厩肥（马粪）栽培洋菇相当成功的记事，而对此一新兴产业持有浓厚的兴趣。
洋菇合作社。
洋菇人工裁培始于十九世纪初之法国，经过欧美各国一个世纪以上的改良，其栽培技术在一九三○年代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一九六○年代已经有相当的产量，而其九成以上是属于农家副业。台湾农工业在日治时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五十年间突飞猛进，战后脱离日本版图后仍然直接或间接受到日本技术的嘉惠，洋菇栽培亦不例外，萧局长担任通霄一家菌种场代言人，获得彭清钦老先生、陈天赐、黄阿福、叶国土等地方热心人士及北埔农会产业推广人员的协助，成立北埔洋菇生产合作社，积极推进洋菇栽培的同时也推销菌种。
我未曾参与洋菇生产合作社活动，但对此新兴农产加工业兴致勃勃，依例在台北书店购得一本洋菇栽培与加工为名的日文山寨版，一气呵成读完。对其内容不求甚解却注意到整本书的最后两行字跃然纸上，给我天外飞来的启示。那两行大意是据说犹太人古来就有吃洋菇干的习惯，这几个字后来让我找到一个商机，虽然未发大财，但对公司财务不无小补，更重要的是能化腐朽为神奇，对台湾菇农的收入给予一点贡献。
洋菇生产合作社成立之后，有不少农家响应，接受推广人员之指导，在第一期水稻收割后，开始启动栽培菇床堆肥之调制，所需材料主要是稻草，先把稻草切成二十公分长，用水充分洒湿后堆积加硝石灰二％液，以后每隔五天翻堆一次稻草，再陆陆续续添加硫铵、尿素、过磷酸钙、碳酸钙等金肥（日语：用钱买的肥料），半个月后堆肥制造完成。
这一阶段工程在炎热气候下进行，相当辛苦。然后就是把堆肥以二十公分厚度摆在菇舍内木架之分段式竹床上，以备后续洋菇菌种下种等作业，其间，菇舍消毒、室内换气、温湿度调节、防虫防疫等工作十分烦杂，洋菇栽培并非一蹴可几的家常便饭。我时常偷闲走访就近作业现场，断断续续观察本身都不太纯熟的菜鸟菇农堆肥调制的过程，菇舍设施、消毒作业、菇床布置、菌种定植、覆土、洒水、湿度、温度调整、防病虫害、发菇过程，甚至采菇要领、菇床管理等等，把长时间学习的知识连贯起来，不知不觉中我也变成纸上谈兵的洋菇栽培半可通。洋菇发育的适温是摄氏十七度到二十度，在北埔方面，十二月到三月期间正是采菇期，头一年虽然经验不足，但收成可算差强人意，新鲜洋菇初见于菜市场以外，洋菇生产合作社联系中部罐头工厂收购北埔洋菇，让菜鸟菇农发了一点小横财，也让洋菇生产合作社人员士气大振。
一九六一年夏，眼见上一年度新试菇农的成绩，及合作社之鼓吹推广，乡中跟进种菇者渐增，农家禾埕忙于堆积稻草或翻堆洒水加肥，促进发酵制造堆肥的光景到处可见，十二月产期到来后，经常有中部罐头食品工厂的小货车来载运洋菇生产合作社收购的新鲜洋菇。这一年度听说合作社靠菌种、肥料、消毒、杀菌药剂等之销售，获得相当的利益。其间，中南部多家大小罐头工厂销售欧洲各国的洋菇罐头大受欢迎而供不应求。
一九六二年，洋菇栽培勃兴到了狂热的地步，北埔洋菇合作社成员认为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罐头制造工厂，但建厂工程缓不济急，众议推荐常务理事彭清钦老先生造访我岳父，交涉租用永光公司闲置的北埔糖厂，并以象征性的廉价租金，与洋菇合作社签定为期一年的租约。
加入制茶事业以来，我一直痛感公司组织的茶厂经营与绝大多数家族形态的茶厂营运方式相比绝对不利，最大原因在于前者基本员工是全年雇用，而后者基本员工之大部分或一部分是不必支薪，只负担生活费和零用钱的家族成员为主，两者人事费用差距尤其在每年五个月的闲置期为大。因此，我一直在寻思足以填补冬季闲置员工薪资，以及公司开销的额外收入之道。但公司财务长期以来并不富裕，几乎无余力增加设备投资，所以我的思考方向限于利用现有厂房及机器设备，以及空闲人力甚至技术力，以廉价而丰富的原料来生产少有竞争从而附加价值高的新产品之如意算盘。
为了顺应上述方向，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干燥蔬菜，在各地蔬菜盛产期的产地价格暴跌时，大量收购过剩蔬菜，利用制茶干燥机加工干燥，再将产品输出到缺少蔬菜的国度。我们公司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曾经有把茄子、番薯片、高丽菜等其他多种青菜烘干交给台湾食粮营团做为军粮的经验，所以设备、技术都不成问题。这个设想在一年后，先以蒜头粉、蒜头片，后以洋菇干等产品，让我梦想成真。
洋菇合作社获得岳父同意后，立即着手企划整备工厂，采购制造罐头最起码必备的锅炉、封罐机、脱气箱、高压杀菌锅、蒸汽锅、冷却槽等机器设备，勉强赶上原料洋菇采收期。取得工厂执照生产洋菇罐头二千五百箱之配额，并悉数经由贸易商外销欧美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