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茶厂独立
一九五八年春茶前，永光公司与怡和洋行台北分公司签订制茶合作契约，约定年度产制一百万磅以内之红茶，指定售价、委托怡和向国外销售，由怡和预付官定出口底价之生产资金。这一年的生产销售顺利，但获利有限。鸣铎哥事先得到父亲同意，从春茶开始独立经营峨眉茶厂，而生产之毛茶依然运回北埔精制厂，在其亲自指挥下，按照自己的方针另外精制装箱，但仍以永光名义出口。翌年茶季快要结束时，鸣铎哥在峨眉厂后面空地加盖钢筋混凝土双层厂房设备，以吉豊名义另行登记公司，以便达到从茶菁到装箱出口一贯作业的目的。其实北埔精制茶厂全年生产能力超过二百万磅，处理永光加吉丰双方毛茶绰绰有余，一方面峨眉茶厂面积不大，故而无法设置出口包装场，所以精制完成的产品必须运至北埔再制厂装箱（震动式装箱机）才能出口，峨眉厂增设精制部门毫无意义，在财务全无余裕之情况下，可谓不智之举。
一九六○年起，峨眉厂登记为吉丰公司，用Gabi（峨眉的日语发音）或Susan（狮山的客语发音）的商标向欧洲茶市场进军，同时租用竹东宋高荣茶厂，迅速提高其生产量。可惜一九六一年起东南亚红茶产量逐年递增，世界红茶市场供过于求，使先天处于弱势的台湾茶步入所谓茶土甚至茶狗屎的长年困窘状。永光和吉豊均受重创，尤其后者不自量力的逾分投资，未获其利，即自食恶果，由于其建筑以及增加设备所需约一百多万元完全仰赖高利贷资金，每月利息负担不赀，却遇到茶市不景气，一开始即陷入以债养债的窘境。
一九六一年，永光和吉丰仍然依靠怡和洋行的资金生产红茶，但以全球茶市商情不看好为由，怡和洋行劝告我方减少产量并尽可能降低原料成本，以及压低茶菁收购价格。但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战后来台的国民政府无视于植茶面积全无扩张的实情，滥发制茶工厂执照，使茶厂数剧增三倍、生产能力远超过茶菁的产量，僧多粥少的情形下，原料价格居高不下，故而出口成本相对于国际茶叶行情偏高，自然招来严重的出口衰退，茶土、茶狗屎的阴晦开始笼罩了茶山天空，而且事态看似愈来愈严重。唯有日本三井农林株式会社升任社长的岩仓先生依然对永光制品赏识和爱顾有加，在其十分有限的进口外汇中，照样拨出一万磅红茶出口底价的配额购买永光红茶。十二月初，岳父战后第三次赴日重温老友情谊的同时，收取超过底价双倍以上的巨额差价，并且享受一个月的游览旅行。
客运风云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新竹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假新竹总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股东临时会，当时岳父正在日本东京拜访三井农林会社岩仓一马社长，无法亲自与会而派我出席。常务董事许振干先生主持股东临时会，许派所推荐的候选人自然全数上榜，岳父连任董事，姜家瑞金叔公新任监察人。新任董监事选出后马不停蹄地改在总经理室闭门举行董监事会议，同侪闲人无法窥视会议动静，但不久传出满场一致选姜阿新先生为新任董事长的消息，此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后来推想或许岳父出国前已与当事者达成默契在先，但当时对我来说是事出匆遽，所以为事态之严重而茫然。
姜阿新当选新竹客运董事长，右为夫人，后为许振干总经理。
连任常务董事的总经理许振干先生命我向岳父发送贺电，恭喜当选新竹汽车客运公司董事长之职。岳父年轻以来的结拜兄弟五人，陈鸿增、蔡昆松、林家荣、三位年岁大于岳父而且早年殒落，唯独许振干少于岳父许多（一九○八－一九六三），两人虽非同胞却如兄如弟，年轻到老始终如一。家族来往犹如至亲，丽芝于战前就读新竹高等女学校时寄宿振干叔家，日本战争失利，美机空袭频繁期间，许家子女英宪及淑慎疏散北埔姜家，姜家仍留有不少日治时代振干叔家族在姜家充满亲密而温馨的合照。听说先前意图强行夺取客运公司经营权的某来台外省要员未能得逞而怀恨在心。二二八事件爆发时，许先生受其陷害，险遭逮捕，在星夜千钧一发间脱身走避北埔，岳父不顾一切将他庇护在山区佃户家迨至雨过天晴，平安躲闪了无妄之灾。
新竹客运公司为创立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的台湾轨道株式会社之后身。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人由日本人改变成中国人。一九四七年元月，国民党政府将全省日本公私营事业及其资产，以及民间企业和私有财产加以接收，新竹客运原来股份的一大部分属于日人所有，因而变成官股，旋于一九四八年元月，政府将全省日台合资经营之汽车客运公司官股出售给民股经营，同年四月完成改组，成立了民营的汽车客运公司，改选陈性、姜阿新、许振干等十一人为董事。以上是新竹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诞生的沿革。
姜、许两家往来亲密而温馨。
旬日后，岳父由日本返国，许总经理伉俪以下新竹客运干部十几位在松山机场迎接新董事长，美丽的游览车小姐向岳父献花，场面热闹而充满温情。从那一天开始，岳父连日至客运公司与总经理及主要干部商议新旧体制利害冲突的实际问题而席不暇暖。
新竹客运总股份三万，陈、许两阵营各执股份三分之一强，但陈派多为陈姓家族，董监席数及担任要职者居多，由于陈某为所欲为易于得逞，故而受其他股东垢病。另一方面，许先生为人端正，做事认真，公私分明，一介不取，深获多数股东及公司同仁之信服和爱戴，不能永远容忍陈派人胡为乱作乃自然之理。最终双方不顾一切正面冲突，两虎相斗必然两败俱伤，倘若善后处理不得圆满，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经过地方有力人士调停，双方达成的条件是陈派完全退出经营。但许派必须以实价的近双倍价码购买陈派全部股份，尔后井水不犯河水，各奔前程。
岳父原有持股一千股，但改组后竟然增至四千股，经岳父告知后，我默默无言。岳父心平气和地对我细说决定大量增加认股的理由。一、身为全部董事一致推荐的董事长，他想要成为最大股东以表示对公司经营之自信及决心。二、自己与许总经理情同手足，许需要协助，他义不容辞。三、高额增资股款将由许总经理代为张罗，你不必操心云云。岳父心意我了解，但非完全信服。
岳父所需增资金额将近二百万，当时无论金融机关或私人借贷的利息都是贵得惊人，我大约推算每月负担之利息金额，顿时感到大难将至的恐惧与无力感。
讵料一九六三年冬日振干叔骤逝，虽然岳父心里曾预感振干叔可能不长寿，但未料想到事情会那么早发生而且来得那么突然，由衷之痛使他茫然自失，默默无言。十二月八日，岳父以姜董事长的身分在新竹市中山堂主持许总经理振干先生公祭，继而选任许先生遗孀许杨金凉女士负起总经理职务之重担。杨女士是许总经理原配去世后续弦的继室，小丈夫十八岁。从此以后，岳父去新竹客运上班的频率显然减少。
土法炼钢卖蒜头粉
一九六二年夏茶结束，六月白茶季未开始的观望期间，有一个外乡人骑自行车、满载大蒜，在北埔大街小巷到处叫卖兜售，龙头前挂一枚木牌写着蒜头一斤一块钱几个大字。我对蒜头价格没有概念，但直觉地认为相当廉价，所以向那个叫卖的福佬哥买一小袋蒜头，真正用意是想要向他探得有关蒜头的知识。我得到的回答是，去年蒜头缺货而价格大涨，所以彰化海岸线农民争相扩大种植面积，以致今年产量大增数倍，此物不能当饭吃，虽然一部分对外输出，但数量有限而且质量要求严格，因而滞销严重，尤其是和美镇、伸港乡情况最糟糕，每一家农户都堆满蒜头网袋而忧心忡忡，如果无法销出，夏天过后将自然发芽，变成废物。想必这一位福佬哥是特别机警而勤快的人，他兄弟三人雇一部大货车，把家里全部存货和三部脚踏车载到竹东近郊、以前当兵战友之农舍寄放，兄弟三人每日分头骑车到处推销，此策深中肯綮，不出十天就把滞销的蒜头出售所剩不多云云，福佬哥的一番话，让我获得天来启示，这也许是实践经济原则，化腐朽为神奇，以最少代价来牟取最大利益的好机会。
我向福佬哥多买五斤蒜头提到北埔厂，请北埔茶厂谢厂长把蒜头切片干燥，然后打碎制成蒜粉。茶厂设有一天能焙干茶叶成品二千公斤的大型自动干燥机两部，却没有试验用的小型干燥机，更无迷你粉碎机。但一星期后，厂长把塑料袋密封的淡黄色粉末交给我，若无其事地说，这是你要的东西，质量是否合格则不得而知。这一小袋约半公斤的粉末就是谢火哥做出来的蒜粉试作品，透过厚质塑料袋尚能闻到强烈的蒜头香味。我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淡黄色粉末如果找到出路，或许可以获取相当的利益，也能给予滞销发芽可能变成废物的蒜头一条生路亦未可知。而我如意算盘的期望寄托于维也纳香肠生产工厂。
维也纳香肠是手指般大小的细长型香肠，当时在台湾未曾看过，但过去两次日本之行，常见在酒吧喝威士忌酒的日本人以此物当下酒菜。我殊途同归，发现其带有强烈的大蒜味而甚合我意，因此遇到卖蒜福佬哥时，立刻联想到东京酒菜，并忖量把滞销廉价的大蒜制成蒜粉推销到欧洲市场之可行性。其实想要销到欧洲并无任何根据，只是因为小香肠号称维也纳，所以推测其可能是德国原产，故而顺理成章地想到欧洲而已。
我把蒜粉的一半分装成十个小塑料袋当作样品，嘱台北办事处詹锦川先生（G将）寄出给欧洲各地食品进口商试探反应，没想到很快就有三家客户向我方要求报价。接到来自G将的好消息，我思考少量试作品无法算定正确制造成本，质量亦难以代表大量生产的制品标准，所以决定购进一定数量原料来进行实际制造试验，藉以决定标准质量并搜集各种试作数据以算定产品之直接及间接成本。但我们必须事先解决生产过程以及相关的生产机器问题。生产过程，我考虑分成：切片、干燥、粉碎等三个步骤。关于切片机，我认为寻找适当的现成机器可行，倘无现货亦可要求铁工厂打造一部，由于切片的目的在于将原料切薄，使其方便烘干，只求切片功能有力快速，不需顾及切片的形状好不好看，所以应该不难找到。
事实上，后来我们在市面上买不到适合我们使用目的的现成货或中古品，只好与埔尾赖铁工厂老板商量，请他按照我们使用目的设计制作一部切片机，结果价廉而物美，完全符合我们需求而且零故障，只是锋刃的材质硬度稍差，所以停机磨砺频率较高。干燥过程似无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制茶的干燥设备，最后的粉碎工程看似比较麻烦。起初我考虑采用研磨机把经过干燥的蒜片磨碎，我先用家里做粄用的磨石做实验，马上发现不可行，因为蒜头本身含有不少油份，磨碎的蒜头尚未成粉末前先挤出蒜油，使磨石上下座黏着卡住无法动弹。此事给我的冲击可谓不小，因为我已经证明一般研末机可能对蒜片不管用的事实。我问阿火哥蒜粉样品是用什么道具磨成粉的，他回答是把汉药铺的铁撞臼和「研槽」交替使用而成。这个答案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总不能用玩具般的器具来达成大量生产目的。我碰到很大的难题，为思考解决之道，一整天坐立不安。
我的思绪是在探讨如何不挤出蒜油而把蒜片打碎成粉的方法，但门外汉的临阵磨枪徒劳无功，我把难题丢给阿火哥，火哥也想不出好办法却告诉我说，他曾经见过红毛泥工厂（台湾水泥公司竹东厂）把结块的水泥成品透过长大滚筒与大小钢珠一起滚转粉碎的过程，我直觉反应认为此法或许能帮我们解决窘境。我迫不及待地骑五十CC本田机车到新竹向卖旧五金的古物商廉价购得大小尺寸的报废滚珠轴承（ball bearing）一堆，将其载回拆开取出钢珠，然后把适量干燥蒜片和钢珠一起放进装茶铁罐，将其握在掌中，以尽可能的快速摇晃滚动，半小时后把实验品倒出来看，蒜片泰半变粉，其余是碎屑，我认为此法可行的同时，相信在精制茶工厂闲置多年的八部绿茶着色机这一下终于有了复出的机会。
取名绿茶着色机的八角型滚筒，其实并非染色用的机器，而是把筛切整形分类完成的各级绿茶添加一些滑石粉，在滚筒内滚转，藉滑石粉的滑性及绿茶之间的摩擦，为绿茶制造光滑亮丽外观，是增进卖相之绿茶精制过程中最后一道润饰工程的机器。但一九五七年春季绿茶停产后，不再有用武之地而退隐在精制厂仓库角落。
我们先把一部滚筒机搬来北埔茶厂接上动力，另一方面再向蒜头哥买二、三十斤蒜头，动员几个闲人手工切片，使用干燥机热风烘干，经过若干时间完全散热后，放进滚筒内与磨光的钢珠一起滚转，每隔一定时间停机观察其粉碎程度，并研究决定粉状的筛目（一英寸长的纱网之网目数，例如一英寸长有二十个网目就叫做二十目，能通过这个纱网的粉粒叫做二十目粉状）。试作阶段很顺利，我们按照试验资料细算成本，附上正式样品向德国买家报价每公斤单价二．二美元FOB（Free on Board，船上交货、离岸价格），对方还盘（Counter offer）二元成交一万公斤，总价二万美元。买卖成立后我立即指示精制茶厂人员将仓库内的其余七部滚筒机全部搬到北埔茶厂、安装在揉捻室，另一方面命台北联络处徐元制赴万华地区专门买卖报废机器零件的五金行搜集大小粒钢珠一百公斤。翌晨，我乘车长驱直入彰化县临海蒜头产地伸港乡及和美镇，找到一位张姓中盘商，以一公斤一元五角单价，购买其一万公斤存货并约定翌日运至北埔茶厂交货。成交价格一元五角等于每台斤九角，比福佬哥叫卖价格只便宜一角，但质量略胜于叫卖哥，所以我认为价格尚属公当。赖铁工厂制作之切片机试车通过后，我们实时开始蒜头切片作业，将蒜片撒布在二楼萎凋室萎凋棚进行约摄氏四十度的热风干燥，几天后滚轮机安装完竣，钢珠到货即日开始制粉。蒜片进行干燥期间充满蒜头香味，滚筒运转时钢珠敲击声相当热闹。
永光公司大量收购大蒜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各地，因滞销而愁闷不堪的蒜农或囤积现货苦无出路的中盘商等纷纷找上门来求售。我们选购四万多公斤，北埔茶厂的所有空间堆满了装蒜的网袋。差不多两个月后，我们制完一万公斤成品，每二十公斤装入厚质塑料袋，再以五褶厚纸箱包装出口。当时外汇政策已经改为活动汇率，每美元值新台币四十元，而我们蒜粉每公斤直接成本不到售价的四分之一，毛利超过三十万元。对茶业受到前所未有打击的永光财务给予一服（日语：一帖）清凉剂。
乌云蔽日
八月中收到出口日本的红茶一万磅和高级乌龙茶一千磅的信用状，但膨风茶只能备足六百磅，由于出口底价未规定高级乌龙茶项目，所以两种产品都以红茶底价每磅○．二一美元计算，结汇金额为二二二六美元，汇率一比四十折算新台币约九万元。我推算实际价款，以过去交易红茶单价○．五○美元计算，应为五千美元，而高级乌龙茶单价每磅三十美元估计为一万八千美元，总共二万三千美元，即是说我方留在日方之溢价有二万多美元，折合新台币八十万元，而此一金额等于岳父呕心之作——北埔洋楼，当年抵押给银行金额的两倍之多。
这一年晚秋的一日，突然接到侨居日本东京的合舅的国际电话说，仄闻三井农林岩仓社长月前中风病倒住院，现在略见好转返家静养的消息。进一步打听得到的结果是说，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但不能言语，有待后续医疗云云。我即用电话向三井茶业部长斋藤先生问候社长病况，斋藤却含糊其辞，似有难言之隐的样子。此事对我们是晴天霹雳，除了岳父与他之间的友谊之外，万一岩仓社长无法再起，我们将失去将来台、日贸易正常化时的最大最有利于我的贸易靠山，甚至今年夏季出口两批上等茶叶的结算恐怕有触礁之虞。
左起姜鸣铎、青木先生、陈阿合先生、姜阿新、廖运潘。
因为当时日本外汇非常缺乏，故而管理甚严，进口业者为活用其有限的外汇配额，采取低价结汇而寻找其他管道补足实际价格之差额的手法，是多年来双方公开的秘密。我不清楚对方所采取的手段，但推测是用特别会计即是日语所谓的里金（里がね-uragane，在商业交易，除了正式付款以外私下收受的金钱）支付是十拿九稳的。现在仍然时有日本各级自治体都、道、府、县、市、町、村等自治行政团体积蓄被检举的报导，企业团体盛行斯道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名为里金，其支配必须谨慎，不能光明正大而为，所关联的人愈少愈好，而且不能为人所知为原则。过去我们唯一的接触人岩仓桑得重疾而且不能说话，万一无法痊愈，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乱如麻，意气消沉。我将此事报告岳父，老人家脸色遽变，不发一语，他的心事，我思过半矣。
岩仓桑尔后的病况并不乐观，公司让他离职，我们只能祈求苍天保佑岩仓桑康复。如若不然，我们的帐款问题恐怕解决困难。闻悉岩仓桑病倒当初，我有意到日本了解详细情况甚至如果允许就把帐款收回，但当时申请出国手续繁杂费时，况且必须交易对方发行的招聘状及在日生活保证书方能提出申请，所以岳父认为应该静观岩仓桑病情之推移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很少有自己主张的鸣铎哥也表示同样的意见，我本身也并非有确实的胜算和自信。此外我正在着手摸索新的产品，即与蒜粉同样，利用罐头工厂拒绝收购的洋菇原料，或农家供应量一时超过工厂收容能力而不得不廉价抛售的洋菇原料来制造脱水洋菇的计划。
如火如荼生产洋菇干
一九六○年代台湾全岛洋菇产量约五万吨，台湾人食用洋菇的习惯尚未普遍化，依赖廉价劳力和稻草生产的洋菇原料绝大部分供应罐头食品工厂制造洋菇罐头外销欧美市场，为国家赚取高额外汇，也为农家入冬闲置劳力提供充分利用的机会。另一方面，栽植菇床材料以农业副产品禾杆为主，菇季过后的废菇床是理想的有机肥料，所以洋菇栽培盛行，对当年政府伤农的经济政策下的台湾人来说是一大福音。
罐头工厂收购洋菇是以质量分级定价，其判定标准和价格由政府有关机关决定并拒收不适合制造罐头的原料，亦即所谓的不合格品或等外品，其比例主要依气温变化而异，我估算只要是一％，其总量可达五十万公斤之多。如果将其制成洋菇干，单纯以十％制造步留计算，可获五万公斤产品。如若成功将是利他又利己，我寄予很大的冀望，但并无多大的信心。因为前已说过，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产品的灵感是来自一本《マッシュル－ムの栽培と加工》的黄色书皮海贼版日本书最后一页末尾的几行字：「听说犹太民族自古以来，有以洋菇干做浓汤食材的习惯。」这几行几乎不甚可靠的记述，后来竟成为我们公司停产茶叶后的主要经营费用财源，可惜我们计划申请专利未成功，第二年全岛各地即有人模仿我们的作法生产竞销，因而利润大减。但这个废物利用的产物尔后多年为台湾赚进不少外汇，对全岛菇农福祉有莫大的贡献。
洋菇栽培的温度以摄氏十七到二十度为宜。在北埔，一般都在十月下旬播种，十二月初开始采菇，收获期视气候温度之变化而定，大约三月上旬以后，随温度之提高而结束，洋菇生产期间大约一百天。
我直觉地认为使用洋菇不合格原料制造洋菇干可能带来新的商机，可惜我未尝见过洋菇干，对其制造技术亦一无所悉，甚至对将来可能成为我们推销对象的犹太人，有多少人口都没有概念。但是从战后日本的报纸看过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犹太人六百万之报导，推估其潜在顾客人数应该不少。关于洋菇干的制造技术，我指望鬼才彭荣寿的灵心慧性有所作为。
约一星期后，荣寿向我提示一小撮看似香菇干模样的东西，据他说是山上采收的杂菇经过简单的手作干燥箱烘干八小时做成的样品。他说干燥工程似不成问题，但产品能否受到顾客赏识则不得而知。我认为应先于洋菇产期之前赶紧寻觅一定数量的洋菇原料来实际操作制造，以确定产品质量、制造技术以及各种原材料、加工成本等以利开始推销行动。当时洋菇产地遍布中南部农村地带，所以我利用电话向各地，尤其是海拔较高地带的农会或乡公所，打听有关洋菇生产状况，特别是最早采收的产地，不久，探悉南投县鹿谷乡的冻顶最早能在十一月初有部分菇农开始生产洋菇。
获得更详实信息后，我请魏世金开董事长座车，星夜由北埔出发，早上七时到达冻顶，直接造访事先取得联络的林姓菇农家，以当时罐头工厂收购价格双倍价码收购林家以及附近几家的产品总共约五十公斤，为保持其鲜度，立即北返，中午赶回北埔。荣土召集几个闲人，把水洗干净的洋菇原料按照原来形状切成圆扇形薄片，运到萎凋室一角事先用防火蔗粕板隔成、用通气管引入焙茶干燥机热风的小房间，将其撒开在萎凋架上，开始试做洋菇干。荣土与我寸步不离干燥室边，每隔半小时进入室内详细观察原料之变化。荣土是最优秀的茶师，他把长年焙茶的经验和技术应用在烘焙洋菇，但这是前人未曾尝试的领域，所以特别谨慎，稍有疑虑即找我交换意见以期万无一失。经过八小时，洋菇烘干得变成微黄白而轻飘飘的洋菇干。我们把干燥机关闭，使干燥室热度下降，让制品自然冷却。
负责外销业务的台北办事处詹G将，将洋菇干样品小包装寄交德国、瑞士、法国等欧洲各国贸易商或食品厂商试探反应，邮资花费约八千多元，超过当时我三个月薪水。我们望穿秋水等待回音，很快一个月过去却石沉大海。其间，各地菇农陆陆续续开始采菇，全岛罐头工厂起工制造洋菇罐头，我们接受洋菇合作社拒收或由菇贩收集运来的等外品（大部分是外观不整、颜色不佳、形状过大或过熟者）制造洋菇干。产季初期的等外品较少，但发菇周期巅峯时段的产量激增而超过罐头厂日产能力时，厂方只能限量收购，多余的洋菇经菇贩按照等外品价格运到我们工厂来兜售。销路尚未打开前，我虽然略有迟疑，但眼见菇贩走投无路，我们若是不接受，那一整车洋菇将成废物而损失惨重，我决定全部收购，因而我们的产品不出一周就堆积如山，令我焦急万分。
洋菇产期开始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得到来自西德一家贸易商的要求试购报价两公吨洋菇干的电报。洋菇干的生产步留约为一比十，就是说一公斤洋菇需原料洋菇十公斤。我估算洋菇干制造成本每公斤大约新台币八十至一百元之间，当时政府外汇政策已有改进，美元汇率定为接近市价的一美元换新台币四十元（市价四十一－四十二元），所以我请G将向客户报价每公斤五美元FOB很快就接到成交电报，一周后接到洋菇干二千公斤、单价五美元，总共一万美元的信用状。
一星期后，我们用较厚的塑料袋每袋装十公斤洋菇干，再装入五褶层硬纸箱共二百箱，从基隆港装船输出西德，成为台湾国际贸易史上第一桩洋菇输出贸易。可惜尔后一个多月未见任何来自国外贸易商或食品商的订单甚至接洽。尽管我嘱咐北埔厂谢厂长把收购洋菇原料数量控制到某一程度，但洋菇采收周期的巅峰时期前后几天的原料却由中南部洪流般地流入北埔。这里是全岛所剩唯一的最后希望，我若是置之不理，他们束手无策，唯有任其暴殄天物一途，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当天让其全数照收，条件是价格折半，以补我方因制品质量下降，甚至废弃部分原料遭受的损失。愁眉苦脸、来自中南部的菇贩们喜笑颜开，我们以每公斤三元单价，一天的收购量多达五千至八千公斤，换来阿火哥的臭脸，因为原料数量超过北埔厂干燥能力太多，而且翌日的进厂量在不可预料之数。我骑虎难下，而阿火哥可能以为我脑筋有问题了。
大量收购原料之举，让我们立刻面对两个大问题，一是生产能力，二是销路问题有待解决。自从试作样品经过实际生产的一个多月以来，我对洋菇干生产过程中的观察和摸索相当谨慎细致，我能够把握过程中可行或不可行之细节，因此对大量生产的可能性，我直觉自己有七成的自信。但周遭同事好像都无法相信，只是不敢明言而已。岳父默尔而息，想必心中忐忑，倒是岳母坐立不安，悄悄地跑去五指山灶君堂求神问卜，回来告诉我说，神明旨意洋菇干生意不甚乐观，我不迷信，但对洋菇干本无十足信心因此深知只许徐步而行，不宜操之过急。不过我胆敢决断接受中南部菇贩的大量原料并非盲目行事，因为我在前几天接到台北一家贸易商来函表示，其国外客户有意以每公斤三．五美元单价采购洋菇干三千公斤。希望我方能照价提供产品，由于对方出价过低，而且或许接到我方提供的样品和报价的国外买家，想要经过素有商业往来的台湾贸易商买我们的产品，以期交易上的方便和安全亦未可知。倘若如此，我们极可能失去一家直接交易的客户而且售价的降低势必削减我们利益，并且影响到我们自销的市场价格。我认为暂且静观态势，不宜轻举妄动因此未回复。
然而，及时处理用四方形竹篮堆积如山的原料洋菇是燃眉之急。本应召集阿火哥及荣土等其他技术干部研讨对应之策，但我认为事不宜迟而且全部人员对这类工作毫无经验，恐怕会盲人摸象而延误处置、影响原料鲜度，损及制品质量。所以我当机立断下达指令一、派几个人回家呼唤左邻右舍赋闲妇女约五十人，嘱其携带小刀、小垫板、矮凳子到北埔茶厂来做切洋菇工作，工资以重量计算每公斤两角。二、把厂内四处的八块大门扇洗干净，用出口茶箱做脚搭成枱子摆在工厂内空间或廊下，让来厂妇女切洋菇。三、把切片的洋菇撒开在二楼东侧萎凋室的萎凋棚，楼下两部大干燥机全开吹热风，东西两侧萎凋室各两台大排风机慢速运转，使热风微速通过各段萎凋架，以提高洋菇的干燥效果。
中午过后，陆陆续续来了几十个临时工，由于当时北埔少有副业可做，切菇是老少合宜的轻松头路，而且来去自如全无拘束，所以人数越来越多，后来甚至超过百人，其中不乏切菜老手老太太，大家七手八脚、七嘴八舌、热闹异常，为当时一般不松融（宽裕）的山域妇女的肚兜子带来可观的临时收入，也让平均收入不高的田庄家计添加了不少活水。
洋菇外销市场尚未顺利打开，首批装船输出的两千公斤以后，一段时间不再有新的注文（订购，源自日语，至今客语和福佬仍以各自的发音沿用），亦无潜在客户接触或询价，眼见北埔茶厂存货满仓，未付洋菇款日增，我难免有一点坐立不安的焦虑感。
洋菇干一役从头到尾出自我一人的主意而辱蒙岳父之完全信赖和支持，我不能让他老人家担心以致动摇军心，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保持冷静，故作自信满满，一切掌握在我的神气。我认为我们先前装船二千公斤洋菇的质量无问题，因此当时我相信并期待买主西德汉堡鲁威斯比公司（Ludwig Spi Co.）收到现货后，很可能给我相当数量的订单，只是台湾至欧洲海程遥远，等待现货到达西德，本岛洋菇生产季节所剩不长，因而恐有坐失商机之虞，一方面我们已有自销实绩和满大利贸易公司向我洽购的事实，对洋菇干外销市场之将来好像见到一丝曙光，所以我认为不该胆小懦弱、半途退缩而废。不过面对逐日增加的产品和源源而来的洋菇原料，我忧虑万一无法顺利获得后续订单而漫无止境继续生产，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经过深思熟虑，我北上造访满大利公司李老板讨价还价，最后以每公斤四美元单价成交三千公斤洋菇干而把库存产品的一大半装箱运至基隆港交货。不料，几天后德国和比利时两家贸易商的洽购函接踵而至，需求量多达数万公斤，可惜洋菇采收季节所剩不多，我不敢贸然允诺，仅能接受提供一万公斤订货，因此为廉售满大利公司而少赚的三千块美金大钞令我大捶心肝。
这个洋菇产季，也是永光公司创造洋菇干出口的第一个产期，我们总共生产一万五千公斤，全部装船完毕，虽然获利不少，但若是国外客户注文提早一个月，我们的利润可能超过双倍以上，真是天不从人愿，唯有徒乎负负也。在此一产期，全岛大小罐头工厂，尤其是菠萝罐头工厂，利用菠萝采收空隙期制造洋菇罐头外销顺畅而获利甚丰。另一方面，在生产洋菇的菇农来讲，过去被当作废物看待的等外品找到畅销之路，也大大加强了他们的生产意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谓功德无量，不可不知也
一九六三年，继去年以来的茶土甚至茶狗屎时代，全岛各地许多茶厂产品滞销严重，永光公司靠银行高利贷款生产的红茶十余万斤仍在精制工厂仓库待价而沽，使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却偏偏这时台湾全岛兴起洋菇产业的狂热。这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台湾农民在国民政府贱粮政策下，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因而想要利用农闲时谋求副业收入的意愿十分强烈而且普遍。这一种风潮在新竹县下自然也不例外，随后建设洋菇罐头制造工厂的必要性亦勃然兴起。
廖运潘在洋楼南门前，铁门内是水梨树和车库。
无暇气馁的穷途末路
一九六四年三月，永光洋菇干收冬，四月初起春季茶芽满山齐发，但国外红茶市况对台湾依然不利而前途越发暗淡。以生产红茶为主业的永光公司而言，这是危急存亡之关键。此事对全岛二、三百家茶厂的冲击都没有两样，但我已说过，绝大多数茶工厂是家族企业，规模不大，尚可做副业，改行另谋别途或暂且忍饥耐寒以期后图。但永光公司必须固定按月支付数十名员工薪津，向银行借贷之制茶资金，投资客运公司以及罐头公司股金利息惊人，倘若无法想出生财之道，我们将陷入走投无路的处境。而当务之急在于设法把日蚀万钱的公司开销转嫁到别的新事业上。这是何等艰巨的事，但我无暇气馁，日夜思考并觅寻解决之道而东奔西走，席不暇暖。
洋菇干是我们创始而获利不少的商品，我自然将其列为第一考虑延续开展扩大的项目。然而想要达到目的的积极作为不用说是再接再厉地对外拓展外销之路，消极方面的重点应该是对内排除竞争和减低生产成本。以第一年外销成绩以及后段客户洽购之踊跃看来，我判断外销不成问题，但第一年对我未构成威胁的岛内竞争之勃兴恐怕难以避免。本岛商界素有台湾无三日好光景的忌惮，我们制茶业界深痛其痼，因此我必须尽力杜渐防微，以绝后患。关于这一点，岳父多次提醒我，不可让外人入厂窥探洋菇干制造过程，以防制造技术泄漏。
岳父之言，我唯唯诺诺，其实口是心非。因为发现并推展台湾洋菇干的商品价值确实是我们前无古人的成就，但其制造过程实际上只是应用制茶技术的烘干方法，实无惊人或值得傲人之处，可以说没有什么制造上的特殊秘诀，所以只要谙练制茶的人，靠其自己的经验来推想或访寻我们工厂几十个工人的任何一个，或者向从事修理或改造北埔茶厂机械的铁工厂老板探听实况等等，都不难掌握洋菇干的生产方法，况且我们工厂二十四小时作业，为了人员及原料或成品移动方便，前后四处门扇不分昼夜随时大开，所以岳父下达严防外人窥伺之指示，实际上成效不大。
我想我们的产品如果能享受专利权，即有一劳永逸之功，但请教专利事务所会计师之回答令人悲观。他说制造商品的新式机器设备申请专利可能获准，但固有商品或机器类不可能取得专利权，我肤浅的如意算盘随即云散烟消于绝望中。于是，我判断下年度洋菇产期中、后起洋菇干生产者崛起将难避免，等外品或次级品洋菇原料抢购可以预见，从而原料价格之低廉恐怕不能期待，甚至数量之确保亦不乐观。为此，我决定公司本身参加栽培洋菇行列，早冬禾（第一期稻作，第二期稻叫「慢冬禾」）。这里「冬」之称呼是指收成期而言，故慢冬禾之收成亦称收冬。收成后，我们尽力向农家购买多余的稻草，在盛夏炎阳下的北埔茶厂广场制造大量菇床用的堆肥。从大坪造林地伐采桂竹，利用广阔的茶厂发酵室搭建菇床，并将制造就绪的堆肥摊铺在菇架上。晚秋播种，十二月初开始收成。
在北埔市场口经营布店的吴进先生带头，由永光公司提供三百坪场地搭盖菇寮，经营种菇事业而生产之洋菇全数由公司收购。此外，我未曾停止寻找台湾岛内出产，适合烘干供作外销之产物，并试制多种样品交给台北联络处詹先生作为拓展外销之用。但反应并不理想，唯有接到中东阿拉伯客户购买生姜干和姜黄干各两吨的订单。姜黄（turmeric）为生姜科多年草，郁金之近缘种，根茎可作药用及黄色染料，又有大黄和二黄之分，大黄以药用及染料为主，二黄又可作调味料之用，乃咖哩粉的主要原料。二黄不辣，咖哩粉之辣味应来自其他调味料，而我们客户订购的是二黄。生姜原料来自台东山地，二黄则出产在嘉义县中埔乡僻壤，两处原料都是我亲自跋山涉水寻找采购回来。产品制造过程无问题，但原料产地遥远运费不赀，粗俗东西无利可图，因而不再接受交易。
陷入以债养债的泥淖
一九六四年，洋菇干生产结束，单就洋菇干而言，获利确实不少，但整个公司机构庞大的经营费，和逐年递增的高额负债投资新竹客运、一九六二年制茶资金、国泰及永泰两家罐头工厂、造林地伐草工资之高利负担有加无减。虽然去年起断断续续把红茶库存亏本求售，但无法阻止因银行及民间高利所衍生的债台高筑而逐渐步入以债养债的窘境。当时银行利息十五％以上，民间利息超过三十％，永光公司似乎重蹈一九五○年覆辙之穷途末路而不能自拔。
有一段时期，为了公司财务问题，我夜里睡不着，整晚辗转反侧，昏昏沉沉，室内挂钟嘀哒声刺耳难堪，我只好每晚睡前让钟摆停下来。岳母从丽芝口中获知此事，向我笑着说七后生八后生就睡唔忑，老来时怎葛煞？（年纪轻轻就睡不着，年老时怎么办？）我看她皮笑肉未笑，岳母是由衷地为我担心。
创业以来赖以生财的红茶事业遇到空前劫数，而且看不到丝毫起色的征候。蒜头原料倒地价不再，我唯一的期待系于所创始的洋菇干。按照上年度实绩，洋菇干的纯益高达四成，倘若新产期产销条件不变而且产销量能扩大为五十吨，单纯计算获利可达到十万美元即四百万元新台币，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财政枷锁解决了一大半。但新产期之产销条件是否照样有利于我则全无保障，例如：洋菇干仍然在欧洲市场受欢迎而且售价维持原价；岛内洋菇原料产量丰收，从而等外品数量不缺；不再有第三者洋菇干生产工厂出现来抢购原料等；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要件。然而这一些要件能否庇荫我乃未知之数，但我们只好把死马当做活马医，别无选择余地。
为了新年度洋菇干生产顺利，我认为有必要筹措一笔资金以利周转，但此一时期的公司形象已经接近告贷无门的地步，所剩唯一可想到的财源是大坪造林地。我早于一九五三年以来，为大坪造林及护林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经过十年孜孜不倦的经营，二百四十甲造林地之广叶杉五十万株及美洲湿地松五万株已经亭亭耸峙，可惜树龄尚幼，离伐采尚须大约五年岁月才可成长到理想的材积。
我们大坪造林地分为伊湾窝造林地及兴新造林地两部分，伊湾窝大部分种植广叶杉约二十万株，而兴新植广叶杉三十万株及美洲湿地松五万株，桂竹十余甲。这一些林木产物中唯有伊湾窝往时伐采过后蔟生之萌蘗，于十年前施行打杉耳处理过成长较快的部分，大概可以用来换钱。我即赴伊湾窝实地踏查，决定伐采萌芽更新杉木约八千株，估计材积一千六百石（一百材为一石，一千六百石等于十六万材），可净得约五十万元。
洋菇产期开始的十二月中旬，我指定伊湾窝内几处杉木伐采预定地，命造林地巡回员詹木添、大坪茶厂厂长彭阿兴、会计罗兆源进行伐木作业。伊湾窝的窝底有岳父三弟蔡荣火叔经营之大坪煤矿采炭的矿场，所以窝内（客语窝字是指洼地或没有贯通的狭谷）车道保养良好而伐采区都离道路不高处，集材不难，一般大规模伐木作业是采用包工制度，但伊湾窝作业容易，所以我们雇工把伐采造林完毕的木材拖下堆积在车道两旁。
把伐采木依其用途或树高切断成适当长度的杉木造材作业，必须具有瞬时判定最有利的切断长度之慧眼。一般木材从底部算起十二尺为准，切口则无从选择，直径四寸－四寸半算是良材，作为屋梁或搭脚架之用。全长十八尺之杉木，可锯成六尺材和十二尺材，底部六尺材切口大、材积大，可做木板材之用，但单价略逊。也可取十六尺材，十六尺以上木材切口加算五分，即四寸直径算四寸半。两种造材方法，哪一个比较有利之判断有赖多年的经验。我虽非造材高手，但见识多年，可谓略知皮毛，所以我对伊湾窝伐木材积之估计相信十拿九稳。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的洋菇生产，由于受到去年度好景气之刺激，栽培面积扩大不少，从而原料增加显著，可惜我的忧惧不幸成真，台湾全岛不知出现多少家洋菇干生产者来抢购等外品洋菇原料，以致我们不愁国外销路却苦无充足的原料供给，而且收购单价居高不下。为了获取足够原料，不得不采购二级品，即是可供制造切片洋菇罐头的合格原料，因而直接成本增高是必然之势，洋菇干的获利自然不如去年。
我于一九五三年四月接任永光公司总经理十多年来身经百战，精神上无时无刻感悟到背负千钧重压，几乎没有稍为弛缓的日子，尤其公司财政极端拮据，我经常被迫搬东篱补西壁，甚至针头削铁（岳父惯用。可能是他的独创谚语）来突破难关而力尽筋疲。
岳父是成长于富豪家，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从事事业即加入日本财阀三井农林保护罩下高枕无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年，托伦敦茶市仓廪枯渴所带来红茶市况空前活跃之福，并靠其大规模完善的生产机构而一飞冲天。加上田租三千石之高额年收，多年来成为其事业发展的后盾。岳父五十岁以前人生行迹一路顺风，万事如意，算得上是非常幸福的人。
我想因为如此，本质上十分节俭的岳父观念里好像有钱财得来容易的潜意识，他举债不手软，忽视高利负担，对投资报酬率不均衡以及还债计划的过度乐观令我心寒。起初我几次反对其不可行而以数字说明理由时，他总是有听没有懂，有时说我过于精打细算，有时嫌我保守小器，甚至自夸过去多次遇到财政劫数都有惊无险的经验来反驳我的小心眼。我知道他以前的财力和靠山扎实，时代背景也有所不同，但不敢损他锐气而忍气负重，只是心中忐忑始终拂拭不去，成为我如影随形的长年累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