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山城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我上班至中午提前回家，岳母、丽芝和两个女儿不久前一起乘坐搬家货车抵达红桥之家，随车工人正在卸货中，因为租房面积不大，搬来的家具也不多。房屋前面是客厅兼餐厅约四坪，摆圆桌和十张圆凳子，一张大型单人双层床，颇有转身不得之憾。用板墙隔间的第二室约五坪，放我们家的大型架子床，第三间是木板大眠床约六迭塌塌米大，可容纳五、六人。厨房、卫浴设备在屋外阳台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洋楼相比虽有天壤之别，但一家十人勉强可避风遮雨，处在当时逆境，足以自甘也。约两星期后，北埔好友陈云钦按址来访。他苦笑说，北埔有人散布谣言说你的新居比北埔洋楼更豪华，真是恶劣无聊。我揶揄说，兄台莫非是特地为探个究竟而来，害他怪难为情而连忙挥手否认。
我们搬家的时节刚好是学校年度末，长女蒂玉读完竹东中学初一，茗郁、惠庆小学四年级和二年级。我希望蒂玉插班古亭女中二年级，但该校日间部不收转学生，只好报名夜间部二年级，茗郁、惠庆则转入萤桥小学，各升五年级和三年级。慧美六岁半，显文五岁半，惠琳三岁未满，都未达到学龄，白天仍需要人家照看。岳父的堂侄女姜锦云来舍帮忙半年。
1965年上台北后第一个落脚处——诏安街红桥之家。廖茗郁穿着萤桥小学制服、惠庆三年级、姜惠琳三岁。
寓所布置定贴（妥当）后，我们家无儋石，发现我个人薪水显然无法因应食指浩繁的一家人所费（费用开支），唯一解决之道是多赚钱而且多多益善。丽芝自然想到她手艺高超的车锈，所幸我们家占了地利，萤桥小学近在咫尺，古亭女中也在指呼之间，而两校都人满为患，两间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应该是丽芝源源不绝的主顾客源。
我订做一枚大书绣学号三个字的广告牌竖立在红桥头，丽芝抽闲造访古亭女中教务主任，请学校福利社代收托绣衣件，另外找上厦门街一家文具店的客家人老板娘当她的代理店收发托绣衣件。由于学生每年级的标示有所不同，所以每年升级前必须改绣学号，丽芝电动裁缝车终日运转，忙不过来，但绣学号工资少得可怜，记得是一个字一角，加上电费、绣线、代收发之两成佣金等，除头去尾所剩无几，她却乐此不疲，此乃其独门工夫，无法分担代劳，令人心疼。后来我在罗斯福路二段的清华日语补习班觅得一周三天、夜间两节课的兼课讲师工作，又在成渊中学夜间部每周代教历史六堂课，领取日本人所说麻雀眼泪般的微薄钟点费，我有教师资格，以每节酬金十九元两角计算，对家计略有小补之功。
我们一眷迁北后，岳父母仍留在北埔一段时间，鸣铎哥家眷也还未迁出，听说利用我们搬移空出的横屋饲养非洲大型安哥拉兔，但我尚未有机会回去观看之前，便收歇转业了。
鸣铎哥大概也感觉到家乡不能久居，经友人介绍顶下忠孝东路二段一处市场内小面店，租屋在附近、我台北高商同学李春来住家二楼，李君闻知是我亲戚后，自动减低房租，由于面积大于红桥之家许多，岳父母与他同住，岳母时而帮忙面店，有时在家做家事，但岳父无所事事，后来托故无聊而一个人搬来红桥之家，一者有三个未达学龄的小孙子作伴，二者可到福利社走动或找梅谷先生下围棋打发时间。
一九六五年底，祥富公司相框工厂开始训练工作人员并试制相框及框角样品，以作不久将来投入国外相框市场之准备。某日我赴竹南，在火车上遇到峨眉大茶贩曾木云，从他口中听到北埔乡农会遭到挤兑的消息。木云兄是峨眉石井人，自己耕作茶畑以外，每一茶季在富兴头茶区收购大量茶菁转卖给永光峨眉茶厂，故而有一面之识。他说北埔农会张姓职员盗用公款百万圆自首入狱后流言满天飞，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农会信用雪上加霜，总干事挪用巨款罪行终于败露，导致心慌民众争相提领存款，迫使农会很快就宣布停止付款，听说总干事已经遭到法院拘押，后续发展如何则不得而知。把北埔小镇民众卷入恐慌旋涡的大事，台北报纸只字未提，也许是我未注意到，反正那一天若不是遇到木云兄，我全然不知该来的事情终究到来。我想起清训哥酗酒跪地的往事，认为我们及时觉悟处理债务是正确的措施，如若不然，身为清训哥担保人的岳父之财产可能不足以抵偿永光的全额债务，甚至有被农会超前查封的可能性，从而有亏于债权人之利权，也无从接获法院自动解除破产宣告之判决书。
2012年后永光老同事们仍定期回洋楼聚会。（蔡明易／摄影）
听说清训哥不久由其族内某有力人士，也即是清训哥挪用公款之始作俑者出面保外就医，几年后落魄而终。当时的存款户多数以三成金额出售存单给借款人，我私人未曾向农会借钱，但替人担保数十万，在袁俊彦先生担任总干事年代，分期付款还清。清训哥出事时，我将其经过向岳父报告并陈述当时如未实时清理永光财务，不久也难免受清训哥拖累而倒闭，后果更惨，应该可谓不幸中之小幸的想法。岳父点头示意而说灶祥好衰（邱灶祥先生是农会理事长，岳父退保后之清训哥的担保人）。诚然，灶祥好衰，听说他的田地全部遭到农会查封，后来如何善了则不得而知。
我事后再思，若是当时我们未及时处理债务而荏苒无方，清训哥出事时，岳父名下财产恐怕无一幸存。倘若如此，永光的债务清理势必无法万全，也就是说受清训哥之累而损及永光债权者利益是完全无意义的事，尔后一般乡亲对岳父之情怀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我相信当时我们敢于当机立断是万幸，不愿搅浊溪水之姜家飞鸟，应该值得肯定也。
最温馨的年夜饭
一九六六年除夕，我万感交集，想起去年此时此刻在新竹郑医院孤坐等钱的情景，回顾当时在家心焦气躁的两位老人家，以及永光办公室无所适从的同事们，我膝头都快要出目汁（膝盖流泪）。而今卸下千钧担，虽然家无儋石尚可安贫乐道。我有可爱的家人，个个聪明健康，自负有过人的思考能力和行动力，我何惧之有？如此自我陶醉一番后，我顿觉到了安心立命的境地。岳父在北埔与鸣铎哥一眷吃年夜饭，红桥之家一桍仔人，客厅兼餐厅围着圆桌，有说有笑有唱，热闹快乐，我一个人欣赏台湾清酒，发现我有生以来，未曾享受过如此温馨的年夜宴而心旷神怡。
红桥之家名字可爱，但缺点也不少，噪音和空气污染非常可怕，而其元凶来自同一个地方。我们住家是背向新店溪堤防道路的二层楼建筑，与我们居住的二楼相连的屋后堤防道路高度相等，离屋后一百公尺处横跨着通往永和板桥的中正桥，来往永和、中和方面的所有车辆二十四小时经过我们屋背道路散发猛烈噪音和大量废气而去。一九六○年代还是老爷车横行时代，噪音和废气之凶猛无与伦比。我们全家人每天洗澡的同时必须洗头发，因为第一次冲洗下来的水一定是染黑的污水，沾染头发的污尘可以用水冲走，但吸进肺部的脏废气则无法排除，长期积存在肺部的乌烟瘴气断非我们惯于享受乡村清澄空气之人，尤其是少年幼儿能够忍受的，我们只好另觅空气干净之地安身。
姊夫是摩托车狂，只要有空闲，他就骑上他的速克达到处跑，有一个星期日，他发现永和街尾不远处有一排新盖双层小房子出售，立刻回头来带我去看，离永和街尾一百多公尺处的田中有一批双层小房子构成一条不甚长的巷子，新编的地址标示永和路三三三巷，建物概况是：土地约二十坪，建坪上下层各十四坪，屋背围墙内空地两坪，屋前竹篱内四坪，浅巷相对两排各五户，业主是自耕农兼小杂货店老板，房子刚刚落成，挂牌吉屋出售一礼拜。大概是景气不好，有人看屋，无人买屋，各户标价九万元。我囊中如洗却看中门牌号码三三三巷一号坐南向北之大马路边第一间，与姊夫二人大战耕田人，讨价还价杀成八万三千元成交，那一天是三月十二日，约定三月底交屋。
衫袋仔无半钱（口袋没有分文）却胆敢非在二周内筹措巨款不可，在当时我家的背景下是谈何容易，但我的算盘超出我的理性。我想，我固定月薪五千元，八万元只不过等于十六个月的收入。我在十六个月间可省下一万六千元房租，加上收回租屋押金五千元，我亲朋好友不乏腰缠万贯之人，只要脸皮够厚，天下应该无难事。在此同时，我想到桃园同学陈君年前资助我十万元之往事，让我重新感念他的友情和气量而铭诸肺腑。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我们搬进永和路新家，地址是台北县永和镇永和路，屋边通往中和乡的大马路自然是永和路，但隔了马路对面路边的杂货店广告牌却写明是中和乡中和路，令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无法了解其所以然。新家楼下有客厅、厨房、洗盥间加上两坪大的小房间，楼上分成三个寝室，虽然格局不大，但比红桥之家强得多。
永和路三三三巷似是海中孤岛，周边大部分是稻田，但沿着马路稀稀落落有其貌不扬、可能是那一带尚属农村时代之兼业小店，离我们家不远有一家馒头店，生意只做一个上午，店内有一部宝贝黑白电视机。当时电视三台的播放时间是清早一－二小时，中午二小时，晚上五小时，家里幼童是傍晚窗外窥视的常客，窗户装有防蚊网，可能是把脸部紧贴网子看，四岁小琳和六岁显文的鼻尖有时沾黑而回。当年屋边马路不是要道，交通量不大，到了晚上青蛙叫声满天下，有一次母亲来舍过夜，第二天早晨埋怨说蛙叫声骚扰她整晚无法入睡，实在有愧她在四湖田舍长大的十八个年头。
搬来永和后，丽芝的车绣不得不歇业，自然打击我们家的生计。有一位同学告诉她，台湾合会董事长张芳燮采用胞妹为正式职员的消息，张是我岳父栽培，资助其选上两任省议员，依此趋炎附势后来当了台湾合会董事长，而他胞妹正是丽芝新竹女中同学。有此渊源，丽芝直接到台湾合会求见董事长，拜托他帮忙求得一个糊口机会，张给她的职位是底薪三百元、靠招揽金额抽佣金的外务员。这是公营金融事业董事长赐给曾经资助他之他口中的大恩人的落魄女儿的恩典。所幸天无绝人之路，丽芝新竹女中学妹夫君蔡万得先生提拔她任国泰塑料公司总经理日文秘书，因而尚可维持一家温饱。
九月，新学期到来，蒂玉升古亭女中三年级，茗郁、惠庆各升六年级和四年级，慧美也入学萤桥小学一年级。四个女儿都要搭公共汽车通学，而上下学必须走住家和南山路之间不算短的田唇路（田埂），尤其蒂玉读夜间部，回程行夜路令我担心。茗郁和惠庆每天一起上下学，有一个下雨天，茗郁先挤上车后发现妹妹没有跟进，眼见巴士就要发动开走，心里着急就跳下车而腿部受伤。此外，丽芝上班国泰塑料公司的距离远，我的通勤用五十CC老爷车卖三千元变成房价之一部分等等，使我考虑重新搬回萤桥的可行性。
祥富公司业务渐见曙光，杨兄委任一位花旗银行退休，与日本人太太留在台湾享乐余年的美国人鲍威尔（Powell）先生负责外销工作后，试验性订单逐月增加，也有美国及日本进口商来台参观工厂并接洽订购，荣土和阿郎很认真摸索并开拓新产品。但随后工作范围及规模扩大，许多前未所见的琐屑问题接踵而至，因此我经常去竹南，出口赶工时甚至不得不留宿几天在工厂。
1967年廖团景、姜阿新两位亲家于厦门街租屋处。
寻屋大师詹梅谷先生很快就替我们找到一间位于厦门街八十二巷内的日本宿舍，二大一小三个房间，屋前、屋左、屋后有空地，而面积较大的后院附有一间四坪大的加盖独立屋，月租一千四百元，房东是当年不算稀有的麻脸外省老太太。九月十六日搬家，那一天，我从永和家出门赴竹南，晚上回来厦门街家睡觉。从此，我们家可节省四个孩子通学车票费用，但多付四百元房租，后来三妹绣兰一眷搬来后院独立屋，分担了月租一百元，减轻了些微我豆腐肩的负重。那正是我家克勤克俭，针头削铁之时代。八十二巷口小面摊，米粉汤一碗五角，无味无香却是我家六个饭鹑仔（很会吃饭的年纪）的最爱，巷口对面店亭下（骑楼）有只卖傍晚到午夜、操北京话的人开的饺子大摊，生意好得不得了。二十元一百个饺子，我舍不得吃，静坐观察六个孩子瞬时把堆积如山的饺子纳入肚子的盖世武功，欣赏养精蓄锐之满足感而心神怡悦无穷。
后排右起廖慧美、姜秀瑾、姜百林，前排右起姜惠琳、廖显文于士林洲美路双溪河。
祥富公司业务后来推进尚称顺利，不必过于操心。我离开祥富公司后，加入一九六七年整顿成立的信新化学公司，并于一九七○独立分设台湾理光化学有限公司。我认为我们营业对象大部分在台北市外围市郊，并无坐落闹区之必要性，因此把理光化学设在士林华荣街。现在华荣街已经变成杂沓混乱的菜市场，但当时是掺杂几家小商店的住家为主的巷子街。房租两千元，房子深邃，有空间供做仓库兼化学药剂调配场。这个时期，我差不多研发出不逊于日本品牌效能的产品近二十种，而以理光之商品名开始拓展销路。
一九六八年我们从厦门街搬到外双溪下游的士林洲美路，即靠近文林路堤防旁边二层楼公寓之楼下。居住楼上的房东陈先生竟然是我台大经济系慢两期的学弟。从北埔迁北算起，这是我们家的第四次搬家。九月新学年起，惠庆从萤桥小学转入士林小学六年级、慧美四年级、显文二年级、满女惠琳满五岁又十个月未达学龄。当时G将赴美求职，岳父母和G将家眷开始同住华光街，由于离我们新的寓所不远，家人全部上班上学后，小琳经常到祖父母家，G将四千金也很疼爱小侄女，所以小琳有时赖在那里好几天不回家。一九六九年，衰运依然作崇我家，丽芝被台大医院院长邱士荣博士诊断为零期子宫癌，必须切除子宫以期万全。邱院长操刀手术约一个多小时顺利完成，住院两星期后安然返家，当时尚无全民健保亦无劳工保险，对我家计是无米兼闰月（屋漏偏逢连夜雨），但丽芝以后平安无事，真是谢天谢地。丽芝在开刀房手术时，外面家眷休息室我一人独坐，忧心如焚，四妹夫叶发万悄悄进来默坐旁边，对孤立无援而心灰意冷的我给予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理光公司承包中油管线清洗工程。
1968年姜阿新夫妇与女儿、女婿及六个孙儿合影于士林洲美路住家旁河堤。
一九七○年，我们一家的劫数似乎未消，年底岳母身体欠安，台大医院检查诊断是罹患淋巴腺癌，对我们全家是晴天霹雳。一年之内，在同一屋子，母女均遭癌症之害，说偶然巧合，也未免太残忍，怨天尤人之余，本来完全不迷信的我突然兴起我家人不宜居住此之牢不可拔的信念。
岳母接受钴六十照射治疗以后维持相当时间的宁静。翌一九七一年春，我和丽芝看中石牌派出所附近新盖三层楼建筑之二楼求售，面积二十六坪三房二厅，索价二十万而以十九万元成交，我依然囊空如洗，但蒙丽芝挚友芬吟桑无限期免利息资助十万元，一般银行贷款只能贷到二成八的时代，我台银老同事蔡瑞生担任副经理的城西分行特别融通十万元，使我们很快就搬进新屋，这是迁北六年间之第五次搬家。我们新家同一楼梯出入的隔壁家尚未售出，所以建议当时住在新竹的岳母胞弟詹焕奎舅父夫妻搬来比邻而住，焕奎舅独子柏舟是职业军人很少回家，次女逸美嫁到高雄，长女苑君与夫婿蔡瑞龙住在天母东路，距离不远，照顾二老比较放心。当时焕奎舅父年龄大约六十出头，罹患过小中风又有帕金森氏病，行动和语言都有一点不方便，我家人十个，邻家同一面积却只住焕奎舅夫妻二人，所以岳母借用隔壁一个房间。
岳母之康宁维持大约一年。一九七二年八月某一星期六，岳母右脚小腿突然红肿疼痛而发烧，第二天早上我请住在士林华声街的罗庆钧医师，劳驾石牌看诊岳母症状。罗医师说可能是病菌感染所引起的丹毒症，接了处方笺，我送罗先生下楼梯途中，庆钧哥好像无意中嘟喃的一句日本话：「再発したのでなければいいが！」令我愕然，希望不是再发就好这一句话显然在暗示，他诊断岳母癌症再发。岳母问罗先生怎么讲？我若无其事地答罗先生开了药方，但他说最好住院治疗，慎重以对。
第二天，岳母住进台大医院内科病房，三星期后病情似有好转迹象，主治医师准许出院，但回家疗养几天后再度恶化，因而立刻住进台大医院。上一次是多人杂居的三等病房，这一次是三人一室的二等房，同室关节炎病患何菊妹女士是丽芝新竹女中的裁缝老师。岳母住院先后四个月间，周间白天丽芝看护母亲，晚上丽芝和台北医学院刚毕业而就职马偕医院的长女蒂玉轮流陪伴老人家，星期六、日由经营松山高工学校福利社的鸣铎嫂和女儿们照护病人。
岳母住院期间病情时好时坏，但在医师和护士照料之下，似无特别的病痛是唯一家人感到差可告慰之事。岳母食欲不振，唯独宠我购自延平北路与长安西路交叉三角窗的润饼，每一次看她吃得津津有味，我眼泪都快要掉下来。有一日我去淡水血清研究所看锅炉，归途踏入鱼市场买两条鮸鱼，丽芝煮好送到医院孝敬母亲，后来岳母多次赞扬那一日鮸鱼滋味鲜美，我打算特地跑到淡水购买，但尚未成行之前，岳母已经弃世，为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约十年后，岳父最后一次住林口长庚医院时，晚上十一点多叫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很想吃卤肉饭，我和丽芝立刻跑到士林华荣街夜市，赶上正在收摊的饭摊买到最后一份卤肉饭，赶到林口已经转头一点钟（半夜一时），岳父很高兴，但只吃一两口就吃不下，说等一下还要吃，虽然小事一件，但这是我能为他效劳的最有意义的事。
岳母辞世
这一年冬节（冬至）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所以丽芝煮粄圆为母亲过冬节，读北一女一年级的三女惠庆放学后去看阿嬷（姜家人对祖母的称呼，来自福佬话），惠庆回家说阿嬷食欲好，吃粄圆吃得很开心，还记得冬至是我生曰，并说吃了冬节粄圆就算加了一岁。翌日星期六，丽芝在家接到鸣铎嫂电话告知母亲刚刚过世的噩耗。清早离开时全无异状的母亲突然归天，犹如青天霹雳，使丽芝心慌意乱，先打电话告知我后，立即赶到台大医院，我抵达时，岳母还安祥地躺在床上，蒂玉、红瑾、百塘和其他孙儿也赶来痛哭失声，丽芝为母亲换上寿衣，医护人员送遗体到太平间。岳父决定把岳母送回北埔办理后事。岳父、鸣铎哥夫妻、我夫妻、蒂玉等伴随救护车，蒂玉等孙辈按照习俗，每逢过桥就喊一次阿嬷我们要过桥回北埔去，晚上十时许回到北埔老家，洋楼已属于银行所有，但横屋仍是姜家产业，当时岳父胞弟蔡荣火先生借住。岳母遗体从横屋玄关进入，经八角门通过隔壁第二房横屋之过路间，安置在天水堂姜家正厅。搭公司发财货车的我家子女也差不多同一时间抵达老家。那一天上午天候温暖，所以我衣着单薄，但傍晚变天，气温剧降，我先到钟清水店添加一件毛线衣，尺寸都太小，但别无选择，只好勉强穿上一件以防着凉。钟老太太出来问我懋熙嫂（我岳母）病情如何，我将岳母不治，刚才把遗体运回老家之事告诉她。我话未完，老太太突然泪滴如珠，令我甚感意外，虽然我知道老太太是峨眉乡中兴庄姜礼贵先生胞妹，但与北埔姜家平常少有往来，所以我认为钟老太太性灵善良之外，想必是岳母多年在北埔深受乡人爱戴之自然显露，似乎不无可能。
岳母患病时期，我家生计全靠我夫妻二人的薪水，但丽芝为看护母亲而辞去国泰公司工作，所以食指浩繁的家计十分拮据，所幸台大医院住院费用不算很贵，一方面多蒙亲朋好友以慰问金名义的馈赠，其他不在少数，岳母把身上最后一个宝贝钻戒交给丽芝，命其变卖充作住院之资，但未至动用之前，岳母遽赴黄泉。成为遗物的钻戒，因为焕奎舅母和锦川舅母都说，曾经听过蒜姑（指岳母）说要留给长孙百塘做聘礼之用，所以在岳母七七（去世第四十九日）之夜，由岳父亲手授与百塘。
接到丽芝电话时，慌慌张张赶去台大医院，未及想到遗体送返北埔事，由于星期六下午银行不营业。一时想不出筹钱之策，倒是老人家想得周到，岳父交给我两万元现金命我发落，我在逐渐现身的旧职员中见到钟秀枝，请他保管现金并支应。横屋客厅坐满闻讯而来的亲朋好友，大家商量殡葬事宜。择日一星期后出殡，子孙全员在公厅守灵席地而眠，我有半子之谊，自不例外。期间巧逢寒流来袭，寒气峭厉，孙男孙女十一人静静地陪伴敬爱的阿嬷多日。葬礼在天水堂前广场举行，场面不大却庄严而恭敬。我父亲远自观音来致哀，岳父始终默默，想必哀哀之衷莫之与京（哀伤至极）也。岳母土葬于北埔蔗园坪公墓。约五年后，岳父亲自在尾隘子山岗营造父母清汉公和自己夫妇之茔地，将清汉公婆和岳母骨骸纳入新造寿堂。准备将来自己相偕入土为安。
岳母享年七十二，她之弃世，正逢我们家处于落魄不堪时，岳母少年富家女而嫁为富家妇，而今零落至此田地，对未来之期望仍然一筹莫展之逆境下，她坚忍不拔面对现实，想必期待于我等后代之终究能够排除万难，恢复功力，但未见毫末曙光之前，与世长辞，成为她无限的遗憾，也是我最为不舍和悲哀之痛。
一代茶人落幕
翌一九七三年晚春，长女蒂玉与台湾电力公司协理吴永宁先生三男吴锡斌，在新生南路天主教教会举行婚礼，蒂玉当时刚满二十岁，新娘年轻，新岳父母也不很老，我未满四十五岁，丽芝四十三。女婿锡斌，台北福佬人，辅仁大学英文系毕业，就职于新店卡林塑料公司。我家与辅仁大学有缘分，后来三女之夫黄雍熙、满女惠琳，曾经寄宿我家的四妹绣梅之子叶高树都是辅仁毕业生。
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开播黑白影像，当时从日本进口，唯一规格之十六寸电视机售价四千六百元，差不多等于一般公务员三个月以上的薪水，所以北埔街上拥有此物者寥寥无几，我们家洋楼客厅晚上播放时间，每天都有七、八位常客在欣赏电视节目。隔了七年之一九六九年中国电视公司成立，继而一九七一年中华电视公司开始营业，随着社会经济成长，国内生产的电视机相继出现，规格逐年变大而且慢慢普及在一般家庭，但价格依然昂贵而高居所谓家庭三宝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之冠。因为电视机特殊，大部分都占居客厅之显要所在，从而获得家中重要家具的地位。再者随着电视机的大型化和家具化，木材外壳之采用成为流行，为了保护并加强电视机之存在感，很多人喜欢用覆布盖在上面，电视机制造厂则投其所好并提高广告效果，赠送印有厂商文字的上等绒面覆布成为时兴。
1972年石牌的家变成电视覆布工厂。左起从花莲来访的郑雪娥、岳母詹蒜妹、姜丽芝。
雅典照相馆老板詹绍基先生供应大同公司赠品的大部分，包括每月一万份以上的电视覆布。一九七三年起，石牌寒舍的小客厅成为大同公司电视覆布缝制厂，丽芝是厂长兼缝制工，堂妹姜锦云未婚前一段时间也来当副手和我们一起生活直到出嫁，因而至今和我们特别亲近。
丽芝使用笨重的电动截布机。每日裁布四、五百枚是重劳动，但缝制对电绣练达的丽芝是易如反掌，唯对其本来就不强的视力之负担可谓不小。另外还有位住在附近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年妇人，每隔几天来把裁好的绒面布抱回去加工。作业虽然忙乱，但丽芝为了看护母亲而辞职国泰公司工作以后，不再有其他收入来源，祥富公司相框业务顺利成长后，我辞职另辟蹊径的台湾理光化学公司新事业仍在五里雾中而心劳日拙，因而丽芝这一份收入对我们家计有极大帮助。唯绒面布之加工过程中难免飞散微细绒屑，恐怕对小孩子健康有害，因此工作时间限于白天子女上学时，但无几熟能生巧，加工速度突飞猛进而超过大同公司需求量，所以丽芝经朋友介绍，拿到歌林公司定单，数量不算很多，但自制自销之利润大于代工的收入很多，只是从进料、加工、交货、请款、收帐等附带琐事都要丽芝一人包办而忙得不可开交。
姜阿新夫人（中间）与亲戚在石牌寓所楼下。
我个人不迷信，也不赞同迷信，但未到坚决反对的地步。各人享有信仰自由，而也有迷信的自由。既然多人相信鬼魅魔道之存在，个人为此有所举动，藉以达到心安理得之目的则未尝不是件好事，五、六十年前台湾如此，现在的情形大概也差不了多少。每月旧历初二、十六日，开店或做生意的人每家每户都在门前摆祭品拜鬼神，祈求平安息灾。这个行之有年的习俗，与特种营业者定期付保护费给管区警察或流氓地痞以息事宁人之作为如出一辙，但付给流氓或警察的保护费是被敲诈，拜鬼神是出于自愿，何况事后能原封不动地享用祭品之残汤剩菜（理论上如此），除了廉价的线香纸钱以外，不再有其他牺牲，而换来的是心静意足，也许还能期待「异物」在酒醉饭饱精神爽快之余，暗中帮助发财也说不定，所以这一程度的迷信是无可厚非。
我不迷信，丽芝则更番，她不只不迷信，甚至对这一方面几乎近于无知。我们于一九六五年迁居台北，一直从事一些小生意度日，但初二、十六不拜门口，几年后的某一个月旧历初二或许是十六，丽芝不知道受到什么高人指点，突然开始拜起门口来，由于祭拜行事都在我上班时间为之，所以我只能从晚餐菜肴获知当天是旧历初二或十六亦即她拜门口的日子而未尝看过她祭拜礼节如何。大约过了半年，有一个假日刚好是丽芝拜拜之日，我始得观察她的仪式程序并知道其与众不同。她把小桌子搬到阳台，摆上三牲祭品、酒一瓶、酒杯三个，蜡烛一对，以量米筒装米而成的代用香炉等，一切就绪后点燃线香，拜三拜插在香炉后离开去忙她的家事。线香快要烧完时，丽芝出现，很快就把桌上的东西端走，手急眼快，整个过程好像摆摊子商人做完生意收摊子似的那么熟练而干脆利落。我没有看到丽芝请神（邀请神鬼享用祭品并听取祷告）因此质疑，她说她不会请神，所以省略那一道手续。这等于是请客又怠慢客人，甚至于客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被邀请。我对丽芝讲解这个道理，问她祭拜的对象是何方神圣，她答说不知道。丽芝说朋友告诉她，台北生意人每逢初二、十六拜门口求平安，自己也看每家商号都在店头摆设供物祭拜，因而入境随俗起来。她认为大家同日同时举行拜拜，享用者应该不请自来，所以不请神大概也无大碍。我说，你既然不知道拜的是神或是鬼，贵客莅临又不打招呼，倘若贵客因此而不来或者如无神论所说真的无神鬼，妳煞费苦心，摆了一大堆东西在拜的只是空气而已。我夫妻为此大笑一番，从此不再随声附和，以上是我家拜门口礼俗之起头至结尾的始末。
一九七二年夏天，理光公司由华荣街搬到中正路三八三号，位置在新光纺织公司斜对面，以台湾理光化学有限公司名义正式申请理光牌之商标专利登记，开始推销自己开发的各种化学表面处理剂，包括除锈剂、防锈剂、铁材表面皮膜剂、除碳剂、除漆剂、清锅剂、水垢清除剂、流出油分解剂等三十项商品，自信质量上能够拮抗日本制品。我们在各地设置代理店，基隆万阳公司、台北百业公司、中坜盛泰兴、台中巫先生、斗六杨清霖、高雄朝禾企业公司等。其中万阳、百业、盛泰兴比较活跃，其余销售有限，但尚能持之以恒，细水长流。
右起卢招女士、姜阿新、姜丽芝。
中年失偶是人生之大不幸，我在北埔期间多次听岳父说过这一句话，岳父七十二岁失偶，同样是人生之大不幸，只是他遇到大不幸却贵人尽显（卜者称命中将不缺乏扶助他的人），少岳父二十岁的卢招女士不忘昔日恩情，出自本心地接纳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诚心诚意服侍他迄止岳父人生之最后一刻。我很早就耳闻卢女士此人之存在，岳母自然更早察破此事，但我家人从来未曾见到岳父母二人为了这个问题争吵的场面。岳母住院期间，岳父时常晚间携带补品探望岳母，岳父眼睛不好，暗夜走路不安全，卢女士一定随行但不敢进医院，留在大门外石阶长时间等待，我忘记哪一个女儿告诉我，送阿公到医院大门遇见一位女士在等候阿公一起回去，不知她是何人，我心里有数，但只能推说不清楚。长期陪伴母亲的丽芝说，母亲知道补品是从哪里来，还察觉自己来日不长，自己走后父亲有人照顾，故而比较放心，岳母心地光明，可谓几达神仙中人之境界。
这一年盛夏，忘记何人发起策画以姜家眷族为中心的三日二夜梨山花莲之游。是日上午七时，参与者集合在台北车站广场内公路局西站，搭新竹客运公司游览车。我家一眷抵达停车场时，岳父先到立在车旁，我见到岳父身边朴素行装的秀丽中年女人，那一天是我首次与卢招女士见面，她大我五岁，当年五十，从此我与丽芝以日语老太太称呼她（日语おばさん「小母さん」是对年长女性的亲善称呼，战后来台外省人将其当做女佣人的代名词使用是错误用法）。岳母去世后，我家子女时常赴西门町老太太家看祖父，所以亲密如故，以福佬话阿妈尊称她。
旅行之成员以岳父为中心，因为是暑假期间，在学眷属居多，鸣铎哥一眷、我夫妻和子女、G将锦川舅全家、姜家三房烘枢叔、蔡瑞龙一家等一共三十几人。在台中昼食时，大里初中教师陈胜福加入旅游行列，游览车行横贯公路，当晚宿梨山宾馆，第二天经天祥赴花莲车上，正在旅行社当助理导游而准备考导游执照的鸣铎哥沿途实演观光导游。他口若悬河，从中部横贯公路建设工程之艰险说起，进而对展现眼前千变万化的山明水秀赞赏得天花乱坠，可惜全是日本话发言，五十岁以下占多数的成员全是鸭子听雷（听得莫名其妙），但他们的掌声却比熟谙日语的老年阶层热烈很多。
晚餐接受岳母胞妹蜂妹姨、女婿文嵩姊丈和雪娥姊之招待，蜂姨和书（蜂姨独生子）夫妇也来，在一家高级海鲜店桌开三席，欣赏台北难得一见的海错珍味（山珍海味），饭后大家住进饭店休息，但书余勇可贾而心诚意敬，留蜂姨和娥姊夫妻在饭店陪远来稀客聊天，邀请我和G将（锦川舅是书之舅父）、鸣铎哥、烘枢叔、陈胜福等雄兵猛将，冒雨冲出去闹区一家小酒馆，继续喝二次会（来自日语之外来语，一般是指宴后移席别处延续之小宴）。郑书曾经在永光公司北埔糖厂任职数载，因而北埔旧交不少，往昔的回忆甚丰，话柄特多，谈西说东，不知喝了多少酒。
第二天上午，由书向导年轻人游览花莲市内，岳父、老太太、锦川舅伉俪、鸣铎哥夫妻、丽芝和我坐游览车至花莲市郊吉安乡文嵩姊丈家，黄家多年来在此地经营运送店（台湾铁路局花东线吉安站火车运输代理店），住家是日本人留下的宏大日本建筑，我完全未料到我三女惠庆后来会成为花莲黄家的媳妇。
回程之苏花公路多处仍然保持日治时代开辟当时的原貌，路窄弯曲而陡峻，行车险象环生，乘客个个提心吊胆，借用日语的表现是掌中一直捏着汗（手に汗を握る）。花莲之旅，无意或有意中给岳父公开他与卢招女士关系的机会，岳父尔后之生涯有所寄托，减轻我们精神上、经济上之负担，使我们能有养育子女和生活的余裕，在当时我们家最惨淡之逆境中，老太太无异是我们的救星。从此开始，岳父的老太太家与我们家眷，以及姜家亲戚间之互动逐日热络起来，长长短短有见烘楷叔兄弟、文澜哥、文海哥等多位亲族来访。
老太太的家在西门町巷内的第一间，本来是日本宿舍，后来与建商合建两栋高楼建筑而分配到第一栋六层楼建物，虽然每层面积只有十七坪，但位置当市（热闹，适于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一楼租给著名牛肉面馆的月租就足够生活而绰绰有余，老太太膝下二子都已成家并有稳定职业而分别住在四、五楼各自生活，虽无血缘关系，但对岳父恭敬有加并以多桑称呼老人家。
岳父有三个孙子八个孙女，最大的蒂玉已经结婚以外，其余都在上学，所以无法常去陪伴祖父，唯有念建中及北一女的百塘、惠庆利用下课之便，常去看阿公，惠庆甚至高三那年长住他家，老太太对来访的孙子辈不分彼此给予照料，使孩子们每每有宾至如归之温馨。蒂玉结婚翌年十一月生长男吴祚豪，岳父欣慰之余，难免叹息说，我都做阿太了（曾祖父）可惜妳们阿嬷没有这个福气。
女婿吴锡斌在美商卡林公司，从基层做起，几年后累升总经理而极其繁忙，住家也搬到乌来花园新城，但每年多次抽空开车带家眷陪祖父和阿妈四处游览，蒂玉是岳父第一个孙女，相处时间最长，情感想必特别浓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次男乐驹诞生后，照样拨忙扶老携幼游山玩水，以慰阿公之心灰意冷。
一九八○年秋，蒂玉一家移民加拿大多伦多，我夫妻陪岳父赴桃园机场送行。手执拐杖，茫然目送孙女一家走进登机门之岳父凄凉孤寂的背影，令我情不自禁，至今难忘。
蒂玉进而后出吩咐我说，阿公年事已高，万一罹患恶性疾病，务必立即知会她，她一定排除万难回国服侍阿公到最后一刻，千万不可拖延到临危时刻才通知。很不幸，两年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六弟运范发现岳父罹患肝癌且确诊剩下不多的日子，蒂玉旋即举家返台，女婿事业在身不久须赶回加拿大，蒂玉和两个幼儿留在我们天母家约半年光景，住院期间，鸣铎哥家族和我家人尤其是蒂玉尽量长时间陪伴老人家，为竭尽孝道而无憾。岳父病情时好时坏，反复在林口长庚住院和返回西门町家养病后，终于于七月二十日归天，享年八十二岁。
姜阿新长孙女姜蒂玉移民加拿大前邀请亲友聚餐，姜阿新坐着，前方为姜蒂玉，右为姜丽芝。
后记
重返洋楼
廖惠庆
离乡
一九六五年家里出事时，我念北埔小学二年级，由于学期还没结束，爸爸先上台北租好房子后接妈妈和其他姊弟安顿，茗郁姊和我留在北埔随着祖母及伯父母一起生活，每天依旧上学并过去洋楼后方谷仓改成的厨房吃饭，幼小的我们感觉到家里不寻常的气氛，经常去野外采鱼腥草晒干想换些零用钱，从来没有的寂寞和不安让我们非常想念爸爸妈妈。
有天晚上许久不见的爸爸突然回来。快乐重聚的父女三人在老屋并排躺着讲个不停，在近年看到日本卡通《龙猫》时总让我想起那晚的场景和心情。当时期待上台北和家人相聚的快乐占满心头，完全没想到隔天早上就要离开出生成长的老家及亲友，也没去学校和老师、同学道别，我照爸爸吩咐只带点衣物。除了琴谱也带了满满饼干盒的宝物，里面是死党姜文光给的大小弹珠，我爱玩的圆纸牌，兆辰叔特别赠送我的珍贵磁铁两个，吾友秀晖送的美丽贝壳。
我永远记得与久违的家人重逢的情景，几个月不见，三岁的小琳长大许多，从红桥的那一端冲出来，真是可爱极了。我的饼干盒摔落打翻，心爱的大小弹珠满地乱跳，耳中传来当时蒂玉姊整天反复百听不厌的《窈窕淑女》电影插曲，当时听不懂英文，只觉得音乐非常好听。和家人团聚令我们非常快乐。
梅谷舅公经营的萤桥小学福利社简直就是小孩子的天堂，除了满柜糖果、棒冰外，还有秀珍姐煮的大锅米粉汤，有趣多变化的萤桥小学校园令我们流连忘返，河边及中正桥下的溜冰场也是首选的去处。离开繁荣的诏安街搬到中和路是段快乐的日子，因为当时附近都还是田野，上下学走路去坐5路公交车时，稻田竹林和青蛙昆虫是熟悉的乡下环境，采集大水沟旁长满的过猫回家炒来吃，及捞沟中的大肚鱼给我们很多乐趣，我和二姊放学经过永安市场口袋如果凑够零钱，偶尔会奢侈地买臭豆腐来吃。但是台风淹水要跋涉上学就较困难。
爸爸在太原路工作的祥富公司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暑假爸爸每天骑摩托车上班，顺便载我去中山北路一段、美国大使馆巷内刚从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姜喜美姑姑家借钢琴，结束后我自己走去林田桶店旁小舅公家玩或坐45路公交车回家。当时个子小的我就坐在爸爸的摩托车前座，这段时间大概是成长过程中和爸爸最常亲近的时间了。喜美姑姑那年暑假去意大利留学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地方可以弹钢琴，直到再度租屋搬家到厦门街82巷时，四年级的我开始每天放学后坐公交车13路到北门附近文澜伯的姊夫何礼栋医师家借钢琴。记得下车后要经过杂乱的中央市场，冬天湿冷，有时可以买一枝煮玉米放在口袋里取暖。到现在我还留着当时戴的小小红色毛线手套，也很怀念煮玉米，之后也曾向巷口的曾妇产科借琴练习，但傍晚是曾家孩子们看卡通的时间，因此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发出声响。幸好不久我们再度搬家到士林洲美路，我改坐车去新生北路妈妈最要好的朋友芬吟阿姨家练琴。六年级转学士林小学后，妈妈不知从何打听，租到一位郭老师家的钢琴让我练习。可惜那段时间我沉迷于乒乓球，因此不太用功练习，真是辜负了妈妈的苦心。
不断尝试各种工作的爸妈
住双溪河畔的洲美路时回到郊区，我们除了抓萤火虫及屁股垫块板子在河堤上滑草之外，天天到河里游泳、捞蚬、抓鱼虾螃蟹，我们经常串门子到松山工农伯父伯母经营的福利社住几天，或者邀堂兄姊弟妹过来玩，搬到士林时家里还没有冰箱，但有一天回家时竟然发现屋里多了部钢琴。虽然是二手旧琴，但原装进口山叶琴声音非常好，令我欣喜若狂。从此我不必再跋涉去借琴，也更加用功练习了。
有危机意识的妈妈在家中发生变故前就开始在北埔卖桶装瓦斯，帮新娘化妆外开班授徒教车电绣花，批发小学合作社糖果。上台北后更是没见妈妈闲过。由于爸爸的收入不够而六个小儿嗷嗷待哺，妈妈起先在门口挂牌收学生制服电绣学号，一边仍推销产经日文翻译资料，一年半后新竹女中好友帮忙，介绍她去担任国泰产物保险日文秘书，这是份稳定的工作。祖母生病之后，妈妈回家开始做大同歌林电视覆布，替外销洋娃娃梳头发绑辫子等家庭代工，后来有机会去了日本观光客很多的北投中华陶瓷公司做销售员，不久有一位亲戚介绍妈妈去新光纺织厂教日文，妈妈很高兴地去上课，原本以为教自己从小熟悉的语言应该很有把握，没想到除了读写说之外还必须要讲述文法，这是颇头痛的事，因而第一次的日文教学生涯落败，听说学生跑光光。痛定思痛之余，妈妈买了一张书桌放在客厅，桌上摆满教材，每天孜孜不倦地研究日语教学法。几个月后，爸爸去中山北路邱永汉日语书店买书时看到招考的告示，妈妈去应征竟然考上日文老师。据说妈妈是当时永汉教室中唯一的台湾籍老师，诸多工作中最后的永汉日语虽然辛苦，但应该是持续最久且最喜欢的工作。
爸爸在最落难的时期为了繁重的家计曾身兼四职，白天在祥富公司上班，清晨和中午利用休息时间替产经数据社翻译日文，星期一、三、五晚间在罗斯福路清华补习班教日语，星期二、四晚上和星期六下午、星期日整天在成渊中学夜间部教公民。离开祥富公司后如同在北埔最后几年那般不断地动脑筋尝试各种生计，曾经家中堆满刚砍下来的一棵棵小圣诞树，有时则是满坑满谷的螃蟹兰。最后苦读研发出清洗锅炉的化学药品，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独自经营理光化学有限公司，养育一群子女长大成人并完成学业外，把北埔时代被牵累的四家金融机关之债务及承接旧事业体信新化学时的巨额借款清偿并购置栖身之地。记得爸爸在家里做实验调制配方，经常会从大铁桶冒出白烟或水蒸气来，我们租来的房子及后院都是准备装药品的空塑料桶，成了弟弟妹妹玩游戏盖房子有趣的玩具。有一年三个弟妹同时念私立大学，加上庞大的借款利息，妈妈教书加公司收入仍入不敷出，很幸运地正好有好朋友通报，爸爸竟考上国防部日本《大东亚战争史》套书翻译，花庞大的时间心力将数百万字的日本文言文译成中文，除了爬格子用稿费撑起了沉重的开销负担，意外的收获是练就了一身书写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