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孤局中局
曹魏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初一。适逢新年，司马懿在河内郡汲县白屋（今河南省辉县市一带）的大营中迎来了皇帝的使者。
司马懿面对使者下跪，聆听皇帝曹叡的诏令：
“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
最近一直心怀忧虑盼望你能早日回京，到了以后可以直接推门而入与我见面。
皇帝的语气如此急切，还在新年伊始就派心腹加紧送来诏令，司马懿有些吃惊。尤其是诏书的最后三字，他听了直觉头皮发麻。三个月前，他做了一个怪梦，梦中皇帝用头枕着他的膝盖，看着他说：“视吾面。”司马懿闻言低头去看，却发现天子脸色与平时大不相同。
司马懿隐隐觉得，朝中可能出了什么变故。
事实上，在今天之前，他已经收到了来自皇帝的多个诏令，且前后口径不一。上一年年底，他平定辽东，班师回朝。因为带往前线的本是驻扎在京师的部队，他按例要将部队带回京师洛阳复命。但行至河内郡汲县，他却收到皇帝诏书，令其不要回京。
统率大军在外，身处风口浪尖，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他不敢掉以轻心，就暂时驻扎下来，想要弄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没想到现在皇帝又急切地诏他回京。
司马懿已远离朝堂一年之久，他亟须知晓朝中之事。他将皇帝身边的亲信，也就是此次负责传召的使者辟邪唤来询问，却得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皇帝病重！
去年十二月初八，正值壮年的曹叡突然身患疾病。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情急转直下，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不得不开始安排后事。
曹叡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立郭氏为皇后。之前，他赐死毛皇后，中宫之位空缺了一年有余。如今权力交替在即，未来主少国疑的局面在所难免，没有皇后（亦即未来的太后）主持大局是万万不能的。
而第二道命令则更加重要，那就是确立辅政大臣团的人选。
曹叡最初的决定是，让燕王曹宇为大将军，担任首辅，和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组成一个五人辅政大臣团。
纵观这几人的身份，不难发现五位辅政大臣都与曹魏皇室有一定的渊源，甚至说他们都是宗室成员也不为过。
燕王曹宇是曹冲的同母弟，在曹操诸子中地位较高。据《三国志·曹宇传》记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曹宇自幼与曹叡关系密切，曹叡继位后，对他的优待胜过其余藩王。因此，当曹叡需要一个可以信任辅政大臣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曹爽是曹魏名将曹真之子。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曹爽“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于是，曹叡对他“宠待有殊”。可见，曹叡选择他的原因与曹宇大同小异。
而曹肇的来头也不小，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曹魏大司马曹休，他的弟弟曹纂则与曹叡交往密切。
据《曹肇别传》（辑录于《太平御览》）记载，“肇之弟纂，字德思，力举千钧，明帝宠之，寝止恒同”。曹纂与魏明帝非常亲密，几乎形影不离。因此，曹叡和曹肇自然也是极为熟络，而曹肇有“当世才度”，非泛泛之辈，也顺利进入了辅臣大名单。
不过，这三位宗室成员之前要么是闲散藩王，要么是中级武官，都缺乏统率大军对外征战的经验。如今，吴、蜀两大强敌尚在，辅政大臣中不能没有相应的军事人才。于是，曹叡注意到了秦朗。
秦朗是曹操的继子，深得曹操喜爱，曹操甚至曾对宾客说：“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这意味着，秦朗成了实质上的曹魏宗室成员。
此外，秦朗深得曹叡信任。据《魏略》记载，曹叡“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秦朗又是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沙场宿将，他曾参与平定鲜卑叛乱，又以征蜀护军这一实权将领的身份统率两万人马，跟随司马懿在关中同诸葛亮鏖战。因此，他做未来对外征战的军事主官，想必是可以胜任的。
既然秦朗主外，自然要有人主内，于是夏侯献便成了最佳选择。
夏侯献当时的官职是领军将军，即中领军，是洛阳禁军的最高指挥官。据《宋书·百官志》记载，“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可见，只有中领军中资历较深的人才会成为领军将军，而夏侯献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夏侯献出身不详，但从他的姓氏来看，自然可以被视为曹魏宗室成员。他既然能长期担任这一重要武职，自然是魏室值得信任之人。因此，曹叡将夏侯献吸收进辅政大臣团中，以便保证在关键时刻禁军可以维持稳定，并作为权力交接时期的坚实后盾。
总之，曹叡的构思不可谓不周全——这五位辅政大臣都是与他关系密切且值得信任之人，而且有能力维护国内外军政方面的稳定。
虽然身为五位托孤大臣之首的曹宇在史书中只有短暂的登场，但此人并不简单，就连曹叡可能也低估了他。
《三国志·刘放传》记载：“（曹）宇性恭良，陈诚固辞。”看上去，曹宇对权力似乎并不热衷，然而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表象。
早在景初二年（238年）夏，曹宇就从封地来到了洛阳。或许从那时起，曹叡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于是，他便提前进行准备，为曹宇将来进入朝堂做铺垫。
曹宇被任命为首辅，按惯例自然要假意谦虚一番，否则，他若真的不愿做官，何必等到此时再推托呢？而接下来曹宇瞒着曹叡所做的事则更将他的野心暴露无遗。
辅政集团开始运转后，目光首先就瞄准了带兵在外的司马懿，因为他很可能是当下局面中的最大变量。
曹魏上下众所周知，司马懿深得皇帝曹叡的信赖。
之前，魏文帝曹丕设置度支尚书一职，以管理国家财政支出。曹叡继位后，欲启用司马孚，便问身边的人：司马孚是否有其兄长之风？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曹叡大喜道：“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于是立刻任命司马孚为度支尚书。
从这便可以看出魏明帝时期司马懿在朝堂中的地位。如今，司马懿手握四万大军，实力强大；同时，司马孚又掌握财政大权。兄弟二人如此强势，自然会引起曹魏宗室的忌惮。
如果司马懿在这非常时刻到达洛阳，难保不会生出新的变故，因此曹宇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阻止司马懿回京。
这就是司马懿被阻止回京的背景。
《魏略》记载：“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
所谓西还，指的是司马懿之前曾长期担任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直至受命征讨辽东方才离任。这次让他直接带兵回到雍、凉，官复原职，想必不会引起他的警惕。
然而曹宇等人还是太过乐观了，他们的计划中有一个漏洞，而这让司马懿起了疑心。
据《魏晋世语》记载，“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轵关西还长安。”由此可知，曹宇等人还为司马懿的行进路程做好了规划。他们让他从河内出发，不要渡过黄河南下至河南郡，而是北上经过太行八陉中的轵关陉进入河东郡，然后从蒲坂津渡黄河向西，最后抵达关中。
这样的行进路程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和平时期，从中原进入关中最方便的路线是经洛阳向西，通过崤函道抵达关中。而曹宇不想让司马懿回洛阳，所以才安排了另一条路线。
虽然《魏晋世语》中说，司马懿是收到了辟邪带来的最后一道诏令才怀疑京中有变的，但事实上他很可能早就从这条奇怪的路线中发现了异常。
当初司马懿与曹叡约定，征讨辽东需三百六十日，一年即可班师。他于景初二年（238年）正月出兵，十二月底到达河内汲县。正常情况下，确实如他所想，可以在年内回京。
正是在这里，司马懿收到了第一封诏书，令他心生疑惑。于是，直到次年正月初一，司马懿仍原地不动。因为形势不够明朗，他不愿冒险进京，拥兵在外，明哲保身才是最优选。
司马懿的预感是正确的，此时的洛阳城内正暗流涌动。
曹叡对他死后的布局有一个重大疏忽：五位辅政大臣都是宗室成员，宗室势力独享了所有权力，这势必会引起其他势力的不满。因为权力的分配讲究力量均衡、利益均沾，尤其在未来少主继位的时候更是如此。而第一时间对此局面做出回应的是中书省，也就是皇帝的秘书机构。
中书省是在曹魏建立后逐步壮大起来的。据《唐六典》记载，“献帝时，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此又中书之任也。魏黄初，改秘书令典尚书奏事为中书令，又置监与令各一人”。曹丕将之前曹操设置的秘书令改为中书令，之后其逐渐演变为中书省。
在东汉时期，尚书省是朝廷中枢，但到了曹魏时期，中书省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局面。
据《通典》记载，“魏置中书省，有监、令，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可见，中书省分得了尚书省的部分权力。
在具体执行方面，中书省和它的前身秘书令一样，主要负责“典尚书奏事”，也就是一个决策机构，而尚书省则是一个执行机构。
而这也不是绝对的，《唐六典》还载：“魏中书典尚书奏事，若密诏下州郡及边将，则不由尚书。”可见，中书省成员不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有参与决策的权限，还能直接与各州郡及统兵大将联系，权力极大。
之所以费了如此多的笔墨来介绍曹魏时期的中书省，是因为这个机构在魏明帝去世前夕的政治风暴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此时掌管中书省的，是中书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二人早在黄初年间就担任此职，成为天子身旁的亲信已经近二十年，以至于朝中早就有人对他们的专权不满。比如，蒋济曾就此劝谏明帝，“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但未能奏效。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刘放、孙资二人与五位辅政大臣素来不睦。据《汉晋春秋》记载，“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因此可以推断，曹叡没有选择他们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去世后，辅政大臣团会发生内讧。
然而，任何一股势力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刘放、孙资手握大权，怎肯轻易放弃？届时，曹宇等人掌权，他们必将遭到清算。
据《魏晋世语》记载，夏侯献和曹肇对刘放、孙资弄权一向不服气，他们在宫中看到有一只鸡飞到了树上，于是相互议论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
摆明就是指桑骂槐，讽刺刘放、孙资是鸡，只不过飞上枝头才变成凤凰，而且这份辉煌也不会长久。
而偏偏这番话被刘、孙二人听到了，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阴图间之”，试图离间分化辅政大臣集团。
只不过，曹叡病危时期，曹宇等人始终侍奉在皇帝身侧，二人只能暂且隐忍。
但随着曹叡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刘、孙二人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景初二年（23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嘉福殿内，辅政大臣曹宇、中书监刘放等陪侍在曹叡床边。天子的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已是气若游丝，大行在即。
曹宇需要去准备接下来的事情了。他暂时起身，离开了皇帝的身边。或许是觉得大局已定，他没有注意到还陪在一旁的刘放。
盯着曹宇远去的背影，刘放知道自己等来了最后的机会。
巧的是，曹宇刚走没多久，曹叡的身体居然有所好转，又恢复了意识。
刘放决心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空隙，他立刻派人叫孙资前来谋划。但孙资到后，却建议不要轻举妄动。这或许与他谨慎的个性有关。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孙资的评价就是“勤慎”。
看孙资还在犹豫不决，刘放再也忍不住了，说道：“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意思是，再不行动就要任人宰割，死无葬身之地了，还有什么不能轻举妄动的呢？
说罢，刘放径直走到曹叡的病床前，跪伏在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
陛下万一不测，将把天下托付给谁呢？
这是明知故问。
曹叡闻言，答道：“卿不闻用燕王耶？”
之前不是已经托付给燕王了吗？
刘放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刻抛出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
他首先摆出了先帝曹丕的遗诏，藩王不得辅政。据陈寿在《三国志·武文世王公列传》中的评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可见，曹魏藩王有名无实，长期受到朝廷的压制，更不要说被委以要职了。刘放抓住了这一点，就有了打击曹宇等人的历史依据。
接下来，他又开始从道德方面攻击曹宇等人。
“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
陛下刚病，曹肇、秦朗他们就放肆失礼，与皇帝您的才人，以及侍候疾病的人嬉笑。这不仅有淫乱宫闱的嫌疑，也是对您的大不敬。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托付国家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刘放很快点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
“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
曹宇等人拥兵自重，隔绝内外。太子幼弱，恐怕早晚被他们控制。大好江山，祖宗基业，恐怕要落入他们手中啊。每想到这里，臣子我就感到痛心疾首。
这一下触动了曹叡的神经。若真如刘放所说，曹宇已经控制了宫中对外联络的途径，那就真的大事不妙了。毕竟太子幼弱，曹宇矫诏另立旁人也并非不可能。
想到这里，曹叡已经动了罢免曹宇的心思，问道：
“谁可任者？”
那应该托付给谁呢？
见此，刘放和孙资知道该进行第二步计划了。
曹宇等五位宗室所构成的辅政大臣集团，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分。
其中对刘、孙二人最为敌视的就是曹肇和夏侯献，当初他们公开讽刺过二人，丝毫不掩饰心中的敌意。
而曹肇和夏侯献又是曹宇最信任的，有重大事件时，他似乎会倾向于优先与此二人进行商议。
不久前极力阻止司马懿回京，让他经轵关陉前往长安的那封诏书，就是夏侯献发布的，其中必然有曹宇的授意；而这次曹叡病重，曹宇和同党们商议对策，他第一时间出去找曹肇，却把曹爽留在了皇帝身边。
由此看来，孰亲孰疏，一目了然。在曹宇眼中，曹爽和秦朗明显不及曹肇与夏侯献。
针对这一点，刘放、孙资二人准备施行分化瓦解之策，从内部对宗室集团进行打击，这便是《汉晋春秋》中所说的“阴图间之”。
眼下被曹宇疏离的曹爽就在皇帝一旁，他成了刘、孙二人最好的拉拢对象。
一方面，曹爽虽然也出自名门之后，是宗室亲贵，但毕竟资历尚浅，而且他与刘、孙二人并无直接冲突，让他辅政产生的威胁并不大。
另一方面，曹爽和皇帝私交甚笃，不将宗室成员全部排除在外，而是留下一个与曹叡亲近之人，这也更容易使他接受。
而对于曹爽来说，他本就不是曹宇最信任之人，如今若能取曹宇而代之，自然是他求之不得之事。
至于秦朗，他毕竟是外姓人，而且并不在场，因此便不做考虑了。
总之，曹爽就是那个最关键的突破口，只要能将他拉拢至己方阵营，大事便成功了一半。因此，刘放直接切入正题，完全不避讳一旁的曹爽，他相信曹爽一定不会拒绝的。
不过，只让曹爽一人独揽大权是不行的，这不仅不符合刘、孙二人的利益，曹叡本人也不可能接受。于是，他们立刻补充道：“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
曹叡闻言，表示赞同。
以上是《汉晋春秋》中的记载，而《魏晋世语》则说，二人先劝说曹叡尽快召回司马懿，然后再推荐曹爽。虽然顺序不同，但结果无异。
只有《三国志·刘放传》中的说法不同，其记载的是曹叡主动提出以曹爽代替曹宇，而刘、孙二人表示赞成。
比较起来，还是《汉晋春秋》和《魏晋世语》更加可靠。毕竟曹爽在五人团体中排名靠后，即使拿下了曹宇，也轮不上他，只有刘放和孙资的建议才能起到这个效果。
不过，有一点让人疑惑的是，刘放、孙资为何如此积极推荐司马懿辅政呢？
由此便产生了一种接近阴谋论的观点，即刘、孙二人可能是司马懿留在朝堂中的耳目。
其实这种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了，刘放与孙资确实和司马懿有些渊源不假，但此时的司马懿还没有这么大能耐，能将皇帝身边的亲信重臣收至自己麾下。
二人早在曹操时代就开始在中书省的前身秘书系统任职。作为皇帝身边的顾问，他们已是三朝元老，在朝堂中足以形成一股单独的势力。司马懿与他们至多是合作关系。
据《三国志·刘放传》记载，“景初二年，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放方城侯，资中都侯”。在讨伐公孙渊一战中，二人分别因参谋之功封侯。可见，他们在立场上和司马懿是一致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司马懿在朝中的政治盟友。
不过，二人却有着一些先天的劣势。据《三国志·辛毗传》记载，“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然而，与之结交的恐怕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看重的也是他们亲信权臣的身份，对其不满的同样大有人在。除了辛毗外，前文中所提到的蒋济便是如此。可见，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刘、孙二人深知自己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成为辅政大臣自然是奢望了。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
若论起此时朝中最德高望重且功勋卓著的老臣，除了司马懿便是满宠了。只不过，满宠是酷吏出身，在朝中名声远不及司马懿。据《资别传》记载，“征东将军满宠、凉州刺史徐邈，并有谮毁之者，资皆盛陈其素行，使卒无纤介。宠、邈得保其功名者，资之力也”。可见，满宠是长期遭受弹劾的，于是司马懿便成了唯一的人选。
不过，曹爽似乎对这份突然从天而降的大礼完全没有准备。当曹叡问道“堪其事不”时，曹爽竟然满头大汗，根本不知如何应对，一时间气氛尴尬至极。
刘放见状，只好悄悄踩了一下曹爽的脚，随后对其耳语一番。曹爽这才反应过来，回答道：“臣以死奉社稷。”就这样，曹爽勉强过关了。接下来，曹叡命刘放起草诏书，召司马懿回京。
然而，此时曹叡已经病入膏肓，他的思维也逐渐陷入混乱，又收回了之前的成命，不让司马懿前来。但没过多久，又对刘、孙二人说：
“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
这一刻，曹叡的逻辑思维已经崩溃，开始前言不搭后语了，因为此时曹肇根本不在宫内。
当时，曹肇的弟弟曹纂正担任曹宇的大将军司马，此人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由于曹宇不称上意的传闻很可能已经传开，见曹宇和曹肇竟一同出宫，曹纂当即大惊失色——这种敏感时刻怎能出宫，一旦生出变故，悔之晚矣！于是，曹纂劝他们立即返回。
但刘放和孙资怎么可能允许他们再进宫呢？正好天色已晚，二人便宣诏宫门处，不得放曹肇等人进宫。
不过，曹宇一方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夏侯献。作为禁军最高指挥官领军将军，他有能力打开宫门。或许正是在他的授意下，曹肇最终成功回到了曹叡身侧。
见到皇帝后，曹肇“泣涕固谏”。然而，此时曹叡已经大限将至，再也无力与人争执，便命曹肇取消之前的敕令。曹肇在听到曹叡的口头承诺后，竟再次离开了，这也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见曹肇离去，刘放、孙资再度返回，又劝说曹叡收回成命。而曹叡此时已经顾不得臣子们在说什么了，总之一概答应下来。
不过，刘放终究还是比武官出身的曹肇高明多了。这时无论皇帝说什么都作不得数，关键是要有皇帝的诏书。
此时的曹叡已经被弄得身心俱疲，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会，于是便以困倦为由拒绝了。
刘放却不管那么多，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据《汉晋春秋》记载，当时“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刘放竟然爬上床榻，抓起曹叡的手强行写了一份诏书，曹叡无力阻止。
这封诏书写完后立即被公示，曹宇、曹肇、夏侯献和秦朗被罢免。至此，大局已定，曹叡也只能接受现状。
决定曹魏命运乃至历史走向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本来司马懿没有染指大权的可能，但历史却在这里悄然转折，司马懿借此契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天后，曹叡的使者辟邪见到了司马懿。在这三天里，司马懿从汲县行至白屋，仅走了数十里路程。他如此拖延，就是为了等一个确切的消息。如今，辟邪的到来让他对朝中情形已经了如指掌。于是，司马懿不再迟疑，一夜间驰车四百里赶回洛阳，也见到了曹叡最后一面。
司马懿径直走到御床前，含泪问候皇帝病情。曹叡拉着司马懿的手，又看着曹芳，以后事相托，并于当日崩逝。
迷雾重重的魏明帝托孤一事终于尘埃落定了，司马懿和曹爽成了最大的获益者。虽然其中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同时也充满了必然性。由于曹魏宗室成员中的杰出者不断凋零，这一集团已经逐渐无力保持昔日的荣耀了，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自然需要其他势力去填补，新一轮的竞争在所难免。
曹芳继位后，司马懿升迁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而曹爽则在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基础上又加侍中，改封武安侯，食邑一万二千户。两人各自统兵三千，共同执掌朝政。
然而，这貌似和谐的局面却注定无法持续太久，权力是排他的，司马懿和曹爽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激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