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满者，道家之所忌
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初一，亦即曹魏新帝曹芳继位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朝廷突然下了一道诏书：
“太尉（即司马懿）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
意思很简单，太尉司马懿侍奉三朝皇帝，东征西讨，劳苦功高，因此应效仿周公、邓禹之旧例尊为太傅。
将司马懿比作周公和东汉开国功臣邓禹，是对他莫大的尊崇。但是，诏书下达后，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令朝野不安。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表面上看似尊崇，实则是在削权。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诏书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这里保留了司马懿的持节，即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却将录尚书事这个头衔给抹去了。
录尚书事的雏形源自西汉霍光所担任的领尚书事，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权力极大。
东汉建立后，领尚书事被正式改为录尚书事，其权力地位进一步提高。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由此可见，从这时起，录尚书事的实际权力便在三公之上，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与司马懿同为辅政大臣的曹爽就是录尚书事，可现在偏偏司马懿被剥夺了这一头衔，双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
其实在曹芳登基之初，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是有过一段和平相处的时期的。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而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提到，司马懿“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可以看出，曹爽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对司马懿发起挑战，二人还是相互尊重的。
究其原因，大概还是曹爽在资历方面严重不足。
要知道，托孤大臣都是有主次之分的。当初曹丕托孤时，排在第一的就是曹真，他以大将军之职成为首辅。而不久前，曹叡打算以曹宇为首辅时，他同样担任大将军。因此，这次也不例外，担任大将军的曹爽肯定是位居司马懿之上的，这在曹魏算是一个惯例。
另外，在后来曹爽对朝廷的上表中，他也称自己“位冠朝首”，这也是他的地位高于司马懿的另一个佐证。
只可惜，曹爽的客观条件实在是很难服众。虽然他因为得到曹叡的宠爱而步步高升，深得皇帝信任，先后担任散骑侍郎、城门校尉、散骑常侍、武卫将军，掌管宿卫禁兵，但论级别，他终归只是一个中层武官，甚至连在宗室中辈分较高、较有威望的曹宇也比不上。
反观司马懿，作为四朝老臣，他是公认的士林领袖。据《魏晋世语》记载，陈矫称司马懿为“朝廷之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朝野上下对司马懿的评价。
曹爽根基浅，在官职上却凌驾在司马懿之上，他明白这种态势必不长久。面对这种境遇：要么，像他一开始做的那样，尊重司马懿，“父事之”，与其和衷共济；要么，寻求改变，徐而图之。前者不仅对他们两人，就是对朝政，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但权力终究是排他的，曹爽不会甘心一直跟在司马懿后面。那么，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暂且隐忍，步步建功，积累自己的声望与权势，等到了有抗衡之力的时候，再与其争锋。但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司马懿的忌惮，让他夜夜难以安眠。
他的亲信丁谧等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
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诚委之。
司马懿有大志向，又得民心，这样的人怎么能跟他开诚布公地共事呢？
言下之意，面对这样的人，只能是有你没我。
丁谧是典军校尉丁斐之子，与曹爽素来交好，是曹爽集团的智囊。《魏略》说，丁谧“为人沉毅，颇有才略”。曹爽成为首席辅政后，就提拔了丁谧。他先做了皇帝身边的近臣散骑常侍，后又转为尚书。
曹爽对丁谧的提醒深以为然，决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他们的计划是对司马懿“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在给司马懿更加尊崇的地位的同时，剥夺他录尚书事的头衔，从而独霸朝堂。
曹爽自己不便出面，就让弟弟曹羲上表朝廷。最初本想以司马懿为大司马，但朝廷考虑到，曹魏两任大司马曹休和曹真先后“累薨于位”，恐有不吉，于是便任命司马懿为太傅，这便是景初三年这次政治风波的由来。
根据历史记载，当曹爽率先出击时，司马懿的姿态是“力不能争，且惧其祸，故避之”。
曹爽在名义上是首辅，司马懿不能与之争。更重要的是，曹魏终究是曹家人的天下，司马懿再劳苦功高，也只是外臣。在曹爽没有明显过失以至于招致皇帝和权臣反对的时候，司马懿是没有与他争夺的条件的。
他能做的，就是暂且后退一步，静观其变。他不仅自己退，连他的弟弟司马孚也跟着后退。据《晋书·司马孚传》记载，曹爽开始专权后，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就“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
司马孚当时官居尚书令，是尚书台主官，掌全国政务。当曹爽行使他最在意的录尚书事职权时，两人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司马孚选择跟着大哥一起往后退。
既然你要争，那朝堂就让给你好了。
但是，司马懿并没有准备退出这个舞台。在曹爽致力于控制朝堂时，他把目光转向了外部的战场，这也是他最擅长的事情之一。
当时正值三国鼎立，曹魏若想打破这个格局，就需要在吴、蜀之间先选一个下手。按照司马懿的规划，应以先吴后蜀为佳。当初曹叡刚刚即位时，曾就此问题向司马懿咨询，司马懿便提出了这一观点。
如今，东吴太子孙登刚刚去世，孙权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升级，惨烈的二宫之争正在酝酿之中。见东吴内部不稳，司马懿便开始全力准备与东吴的作战。
正始二年（241年）夏，司马懿在樊城附近的三州口之战中大破吴将全琮、朱然等，斩获万余。两年后，司马懿又主动出击，焚毁了诸葛恪在边境一带囤积的粮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同时，司马懿又潜心于实务，在淮北修筑水利工程，进行大规模屯田，这些利国利民之举为他积累了大量的声望。
司马懿常告诫子弟：“盛满者道家之所忌。”
骄傲自满是大忌，因此要“损之又损之”，谦虚再谦虚。当面对曹爽在朝堂发起的竞争时，他避开了锋芒，转而在对手没有注意的地方积累实力。这既是退让，也是务实不务虚。
反观正春风得意的曹爽，就没有这样的觉悟了。见司马懿有所退让，他更是变本加厉起来。为了彻底压制司马懿，自己独霸朝堂，他开始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
曹爽知道，以自己的声望，朝中的元老重臣们基本不太可能依附于他，他开始从其他群体中寻找目标。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曹爽在排挤司马懿的同时结党营私，他“以晏（何晏）、飏（邓飏）、谧（丁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毕轨）司隶校尉，胜（李胜）河南尹”，又以夏侯玄为中护军，开始组建自己的班底。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属于一个被称为“浮华党”的团体，在曹叡时代曾遭到打压。
据《三国志》载，太和四年（230年）二月初四，朝廷下诏，“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浮华党中的主要成员，如何晏、夏侯玄等十五人，皆被免官罢黜。
他们的罪责，主要就在“浮华”二字。
“浮华”的说法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发展，其含义也有所变化。
《汉书·杜周传》中有这样一句话：“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所谓“博习之徒”，指的就是在才学上博而不精之人。而浮华既然与博习并列，含义应该也与之类似，指华而不实之人。
但到了东汉时期，浮华一词在含义上逐渐有了变化，开始与察举选士产生了一定的联系。
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延光元年（122年）八月，朝廷下诏说：“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可见，当时朝廷的态度是浮华之士不可举孝廉，而这里的浮华之士已经不再是指才学上博而不精之人了。
曹魏名臣王昶曾写过一封《诫子书》，其中提到“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这非常直观地解释了在与察举选士产生联系后浮华一词的真正含义，即结党。
为了得到被举荐的资格，一些士人不再重视对自己德行的培养，而是用一些虚伪的手段相互勾结，形成朋党，从而博取名望。
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这方便他们对舆论进行操控，直接对朝廷的人事及行政造成影响。
这便是东汉以来形成的浮华党，他们并非如字面意思一般，仅仅是一种崇尚奢靡的生活风气，而是实实在在地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对皇权形成了挑战，因此二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
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曹操曾表示自己想要“破浮华交会之徒”。可见，曹魏统治者对浮华人士素来有所警惕。
在曹叡统治时期，浮华党又有了抬头的迹象，以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司马师等人为首的浮华人士组成了“四聪”“八达”以及“三豫”等群体。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年纪较轻，父辈大多是曹魏功勋老臣，自身又有在政坛取得一定建树的追求，希望对朝政进行一定的变革。
只不过，这种诉求是曹叡并不想看到的。
据《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曹叡“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可见，曹叡的青少年时期经常陪伴在曹操左右，这让他受法家影响的程度很深。《魏书》说，曹叡“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就是最明显的体现。
曹叡继位后，自然将重视刑名法术的为政思想延续下来。因此，他很自然地与希望变革的浮华人士产生了冲突。
另外，浮华党中大多是热衷玄学的清谈人士，而曹叡偏偏“口吃少言”，这就更加显得他格格不入了。
矛盾就这样不断积累，终于在太和四年（230年）爆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曹叡在对浮华党进行打击时，是刻意把握了尺度的，因为他们的父辈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这说明曹叡此举或许只是在针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威胁消除一些隐患，而没有将矛盾扩大化，只要将这股势力打压下去目的就达到了。
在之后的八年中，被罢黜的浮华人士遭到了持续的打压，直到曹叡去世，他们也没能在政坛上有任何建树。
如今少帝曹芳继位，曹魏皇权开始衰弱。这样一来，浮华党东山再起的阻力已经不在了，而曹爽正好需要收买人心以组建效忠于自己的政治团体。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于是一拍即合。
不过，这并不是说原浮华党成员全部都投靠曹爽了，除司马师注定不可能与他为伍外，刘放之子刘熙、孙资之子孙密、卫臻之子卫烈都没有参与正始年间的政治斗争。
据《魏晋世语》记载，此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他们的玄学造诣是不及他人的，只因父辈地位显赫才被允许加入这一团体，合称三豫。“豫”，即参与，这里有忝列其中的意思。
当然，这三人没有加入曹爽阵营，可能与他们父辈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从曹叡托孤一事可以看出，刘放和孙资在立场上偏向司马懿，而卫臻对曹爽也颇为疏远。
据《三国志·卫臻传》记载，曹爽曾对卫臻示好过，希望以他代理尚书令，从而接过消极避祸的司马孚的权力，同时还想跟他联姻，结果都被卫臻拒绝了。
卫臻一向政治嗅觉敏感，注重明哲保身。当初他就极力避免卷入曹魏立储之争中，这次他自然也察觉到了形势的紧张，于是拒绝了曹爽的拉拢。
但浮华党中其余人士应该大都加入了曹爽集团，除了在中央任职的诸人外，诸葛诞也在曹爽的提携下重新复出，担任扬州刺史这一要职。
另外，曹爽集团很多成员的身份还有另一层属性。
其中，何晏是曹操的养子；夏侯玄是宗室成员，也是曹爽的表弟；毕轨与曹魏皇室有联姻；而丁谧与桓范则是曹氏的同乡。
由此可见，曹爽一党的成员大多是年纪较轻的后起之秀、因浮华案经受打击者、宗室或皇室姻亲，以及曹氏家族的乡里人士。至于曹爽希望拉拢卫臻，也是因为他父亲卫兹当年和曹操颇有渊源，曾在曹操起兵时大力资助，与曹氏乡党类似。
总之，以浮华党成员为基础，再加上大司农桓范，以及曹爽的弟弟曹羲和曹训，基本构成了曹爽集团的骨干。
以上这些人在利益和情感上都有支持曹爽的基础，能够将他们聚拢在一起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可见曹爽并非泛泛之辈。
结党营私是曹爽攫取权力的第一步。随着众人聚拢在他身边，曹爽必然会与功勋老臣们发生冲突。在此背景下，曹爽集团为了增强自身影响力，又激起了新的波澜。
元老派和少壮派
正始四年（243年），曹魏朝堂上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辩论，两位参与者分别是司马懿和夏侯玄。
事情的起因是司马懿就时政问题询问夏侯玄的意见，随后夏侯玄作了一篇《时事议》，而双方则就此展开了唇枪舌剑。
在这篇文章中，夏侯玄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
第一，地方和中央在官员选拔上要各司其职；第二，应对目前的地方行政区划进行变革，具体来讲，就是将目前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废除郡一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第三，改革奢侈的服饰制度，提倡朴素作风。
对于夏侯玄指出的问题，司马懿承认“大指如所示”，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司马懿也表示“皆大善”。但紧接着司马懿话锋一转，说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正是“一相承习”，因此“卒不能改”，“当待贤能然后了耳”。意思就是，这些改革要等以后有了贤臣当政时才能施行。
两人的这次讨论被记载在《三国志·夏侯玄传》中，有近两千字的篇幅，这在以吝惜笔墨为特点的《三国志》中是不太常见的。
两人的这次争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争论背后牵扯出了“正始改制”的斗争事实。
曹爽集团成员以政坛新贵为主，他们资历尚浅，亟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集团中的骨干大多又是前浮华党成员，他们早在魏明帝时代就有变革之心。于是，他们试图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史称“正始改制”。
这是一场相当蹊跷，在历史上留下众多疑点的政治变革。首先，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曹爽集团确实发起了一场运动。
比如，后来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时给曹爽的信中说道：“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
《汉晋春秋》也留下了线索，曹魏重臣王凌的儿子也说曹爽等人“变易朝典，政令数改”。
不过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败乱国典”的细节，没有列举他改制的具体措施。以至于有学者一度质疑正始改制的真实性。但正如上文证据显示，正始改制确实改变了不少成法。
可能因为曹爽集团最终失败，他们主导的正始改制也人亡政息，因此其具体内容并不为人所知晓。或者正始改制并不全是曹爽集团成员出于私利才发起的，其中也有一些对社稷有益之政，只不过这些内容被史官们刻意隐去了。
不过幸运的是，夏侯玄为辩论所作的《时事议》在《三国志》中被保留了下来。虽然陈寿出于晋朝人的身份立场，不得不对一些内容表达得比较隐晦，但一个优秀史学家的职业素养还是让他通过间接手段记录下了真实的历史。我们可以借此一窥正始改制的全貌，从而了解整个改革大致的内容框架。
据《宋书·五行志》记载，“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蚀之。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转改法度”，说明正始改制的高峰期是正始八年（247年）前后。但事实上，改革早就在筹备中了，正始四年（243年）夏侯玄和司马懿的这场辩论就是正始改制的前奏。
夏侯玄提出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调整官员选拔制度，让地方和中央在官员选拔上要各司其职。这就涉及调整自魏文帝曹丕以来就敲定的九品官人法。
据《魏略》记载，“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曹丕让陈群制定九品官人法，每郡设置一个中正官。
中正官依据家世、品德、才能等因素对本郡人才进行等级评判，通常被称为定品，具体则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然后朝廷依据中正官的定品结果为各地选拔的人才授予官职。
最初，中正官的权力只到郡这个级别，而到了正始年间，情况则发生了改变。
据《傅子》记载，“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曰：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也就是说，司马懿在成为辅政大臣后调整了原先的制度。
这里的“除”不是废除，而是整顿之意，即司马懿在郡中正的基础上又新设了州级别的大中正，而原先的郡中正则被称为小中正。
司马懿的这个举动，本质上是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完善和强化。相比郡中正，州中正掌管一州人物品第，权力更大。担任该职的人选地位和声望也就更高，这有助于增强这个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但这却不是曹爽集团想要看到的，因为这个制度主要维护的是世家大族的为官特权。
我们知道，中正官非上品不能担任。
《晋书·陈頵传》记载，一次扬州刺史解结问僚属道：“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可见在魏晋时期以三品士人为中正官不是正常现象，至少要二品才可以。
而九品官人法中家世这一因素又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能被定为二品的士人必然出自高门大姓。
另外，中正官都是由本地人担任的。据《通典》记载，“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可见中正官虽然大多是由京官兼任，但他们所担任中正官的地点一般都是自己的故乡。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世家大族成员在担任中正官后，自然会推举本族以及关系密切的家族中的后辈，这些后辈身居高位后又会担任本地中正官，从而对当年的恩主进行回报，最终形成一张绵密的利益关系网。如此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而曹爽集团中少有世家大族成员，多是像夏侯玄、何晏这样虽然与曹魏宗室有关，但功勋和威望都有限的少壮派。而司马懿亲近的，恰恰是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元老派，比如太尉蒋济等。
从人才选举的具体操作上讲，曹爽集团更有反对司马懿设置州中正的理由。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是曹爽集团的何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职位将人才选拔、官员任命的人事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一般的操作是先由中正官发现、评定人才，然后才是吏部根据这个评定授予官职。在只有郡中正的时候，吏部或许还可以质疑，甚至批驳郡中正的评选，但在司马懿改革后，州中正的身份威望更高、权力更大，评定也就更加权威，吏部的制衡就相对弱了一些。
这种冲突在夏侯玄的《时事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夫官人用才，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
选官用人，是国家权柄所在。因此，官职授予应该掌握在台阁这里，也就是尚书台。更具体来说，就是应该在吏部尚书手中。
那中正官是做什么的呢？
“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
中正官仅仅考察士人的言行举止，客观地进行定品，而没有对其进行提拔或贬职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明其分叙，不使相涉”。
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
假如尚书台越了界，对人才的评判可能与实际不符，将会给投机钻营之人制造门路；而倘若地方手伸得太长，那就是让地方和下级官僚控制本该是中央才有资格的选人用人权力，是所谓“天爵之外通”。
“机权之门”说得比较含蓄，地方和下级官僚对选举插手太深，会导致政出多门，纷纷扰扰。实际上还是忌惮世家大族把握选人用人权力。相比郡中正，州中正的设置让世家大族的势力渗透到了一州之内，加强了他们对地方的人才控制。
在夏侯玄看来，这些都会干涉到吏部的权力。
曹爽的弟弟曹羲则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提出了反对意见：“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
意思是说，一个州的范围很大，州大中正很难对州中人才有全面的了解，最终还是得去郡里询问，从而导致州大中正进行定品还得依据各郡提供的信息，因此这一职位的设置是没有必要的，郡中正完全可以胜任。
夏侯玄和曹羲的话都说得很漂亮，他们的举措也有助于提升中央的权力，对曹魏来说是有利无害的。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当时掌握朝政，所谓的“中央”本质上就是曹爽集团。
在反对州中正的同时，他们还通过了另一项改革以加强中央权力：废除郡一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直接改为州、县二级。
在秦朝，地方上只有郡和县二级，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汉朝。虽然汉武帝时期创立了十三刺史部制度，但当时的刺史不是比郡更高一级别的地方行政长官，而只负责监察所在地域郡太守以及同级别的国相。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各地烽烟四起，地方上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单单以郡为单位对叛乱势力进行打击已经不现实了，于是出现了州牧一职，即一州的最高长官。至此，刺史部成为历史，从而发展成了真正的州。
曹魏建国后，天下仍处于长期战乱中，尤其是边境地区，所面临的吴、蜀两国的军事压力非常之大，因此州这一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是必须保留的，想要裁撤就只能裁撤郡。
夏侯玄认为，“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如果郡所管理的只是大方向的问题，那和州也没什么不同，因此不必重复，从而撤除郡守这一层，只派任州刺史即可。
正所谓“若省郡守，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
夏侯玄希望朝廷的政令可以直达县这一级单位，这样使得管理更加扁平化，在加强朝廷权威的同时对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势力进行压制。
至于夏侯玄提出的第三点，改革奢侈的服饰制度，提倡朴素作风，则只是一个附带的理由。
总之，正始改制虽然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两大集团进行权力博弈的产物，不能因为西晋延续旧制速亡就过于高估其意义，而是应该站在利益纷争的角度去看待。
另外，曹爽集团成员自身的不当行为更是给正始改制涂上了一层负面的色彩。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
曹爽的衣食住行都与天子无异，宫中珍宝也被其随意拿到府中放置。他不仅妻妾成群，还私自将先帝的才人、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共三十三人蓄养在家中，以供取乐。
他还建造了一座地下室，用丝绸装饰四周的墙壁，简直可以说是一座地下宫殿，他与亲信何晏等多次在里面饮酒作乐。
他们虽然提出要杜绝奢靡浪费，但实际上自己却奢侈无度，根本不能以身作则。王广评价他们“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确实非常贴切。曹爽集团成员大多只是空有理想却缺乏实践的空谈家罢了，不愧“浮华”之名。
对于曹爽集团的意图，司马懿心知肚明。此时，司马懿在朝堂上正处于战略收缩阶段，因此他立刻表示认同夏侯玄各项政策的合理性，但同时话锋一转，提出“当待贤能然后了耳”。
从正始中期的政治形势来看，司马懿自然是无力阻止曹爽的，正始改制正式上马。
不过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正始改制从最初酝酿到最后大体实施花了四年左右。
急功近利的曹爽集团显然无法等待这么久，他们需要一个更快速地增强自身影响力的途径。眼见司马懿在战场上不断建功，他们也按捺不住了。
曹爽的破绽
就在正始四年（243年）左右，曹爽和司马懿两大集团就改革一事进行辩论后不久，曹魏朝堂上发生了一次重大人事变动，原中护军夏侯玄突然被转任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这一任命极不寻常，宣告了曹爽集团在对外政策上的转变，一场规模宏大的伐蜀之战正在酝酿之中。
近些年，司马懿在与东吴的交战中屡立功勋。与之相较，曹爽就逊色多了。因此，曹爽的亲信们立刻动起了心思。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众人都劝曹爽发动伐蜀之战，目的是建立功勋，增加威信，从而提升整个集团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邓飏等人的话令曹爽不禁想起一段尘封的往事。十几年前的太和四年（230年），其父曹魏大司马曹真鉴于诸葛亮连番北伐，上奏朝廷建议“数道并入”，对蜀汉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
得到魏明帝许可后，曹真立刻着手准备，当年八月大军正式出发。无奈天公不作美，大雨连降三十余日，魏军在秦岭的险峻山路中进退两难，最终无功而返。而这次失败的南征也令曹真大受打击，数月后便郁郁而终了。
彼时的曹爽刚刚出仕不久，只是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父亲当年的失败想必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些执念。如今，他大权在握，是时候再度征蜀汉为父雪耻了。
确定目标后，时任征西将军长史的李胜在正始五年（244年）初，提出了骆谷之役的作战计划。
李胜的父亲李休曾在张鲁统治汉中时期任征北将军司马，李胜对汉中的山川地理情况比较熟悉。曹爽让他做夏侯玄的助手，更有请他为将来的军事行动进行参谋的目的。而对于李胜个人来说，如果能在此战中顺利建功，也确实是一个邀宠的良机。
或许在李胜看来，此时伐蜀时机非常有利。
根据可靠情报，就在正始四年（243年），原本驻扎在汉中的蜀汉实权人物蒋琬突然离开前线，南下去了涪县。在此之前，他在汉中经营六年。此番南下或许与他日渐病重有关。
对曹爽集团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出兵时机。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说明他的兵力有六七万人。
而按照《三国志·王平传》的记载，“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可知魏军总兵力在十万以上。
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六七万人可能只是曹爽的前锋兵力。
如此兴师动众，在他们看来，想必即便不能消灭蜀汉，至少也得把汉中拿下来。
然而蜀汉虽小，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它不仅拥有山川之利，还有十万大军，绝非可以轻易消灭的。
即使到了蜀汉灭亡前夕，在那种动荡的局面下，曹魏也是抓住了姜维的部署失误并依靠兵力的碾压才取得成功的。
然而镇守汉中的王平可不是姜维，论起防守能力，他在蜀汉将领中是首屈一指的。而曹爽的亲信们虽说并不都是碌碌无为之辈，甚至有些人颇具才智，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具有军事才能的，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软肋。
当战争真正打响时，胜负难以预料。
那么司马懿对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态度呢？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司马懿是不愿与蜀汉交战的，在上一节中我们曾分析过，他的战略是东吴优先。
一方面，大概是司马懿曾与蜀汉激战数年，对于蜀军强大的战斗力印象极为深刻；司马懿当年在卤城之战中曾与王平有过交手，此人的厉害他亲眼见过，因此，司马懿很可能认为在蜀军占据地利的情况下很难取得突破。
另一方面，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司马懿肯定也是不希望政敌建功立业的。
那么这样一来，他只需要坐等曹爽出丑就可以了。然而司马懿却没有这么做。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帝（司马懿）止之，不可”。他还是出言劝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司马懿知道曹爽对此战寄予厚望，必然不会听他的建议。既然结果不会改变，那么就此博得一个深谋远虑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而曹爽等人未必不知道司马懿的想法，但他们贪功心切，完全忘记了自己毫无军事经验的现实。
正始五年（244年）二月，曹爽正式出征，三月大军云集长安。
曹爽选在春季出兵是很有讲究的。当年曹真八月伐蜀，结果遭遇了延绵月余的大暴雨。这次曹爽充分吸取了教训，避开了雨季。
而关于进军路线，曹爽也和当年曹真多路分兵不同，他选择集中兵力，全军都走傥骆道南下。
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攻势，蜀汉方面早就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当年诸葛亮屯驻汉中的时候，曾经修筑过汉、乐二城。汉城也叫西乐城，位于定军山附近，而乐城则位于汉中盆地东部的城固县一带。这两座军事要塞一西一东，保卫着汉中的安全。
其实汉、乐二城地势并不算险要，起不到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但是它们临近河流，补给便利，不容易被敌人攻破。
如果魏军拿不下这两座城，那就无法继续进军，因为放任敌军在后方活动将难以保障自身粮道的安全。这就是二城存在的战略意义。
听闻曹爽大军已经深入骆谷之中，汉中诸将主张固守汉、乐二城。他们的理由是蒋琬在涪县驻有重兵，可以固守待援。
而王平不以为然，他认为固守待援非常危险，因为涪县太远，距离汉中足有上千里，援兵到来至少要一个月，根本来不及。
王平并不担心汉、乐二城的城防挡不住魏军。事实上这两座城还是非常可靠的，在后来蜀汉亡国的一战中，它们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王平真正担心的是魏军围而不打，本方只有三万人不到，兵力远逊于对手。如果魏军分出几万人牵制汉、乐二城，其余兵力则一口气攻占金牛道上的重要关隘关城（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那样蒋琬就无法从涪县前来支援了。到了那个时候，汉中迟早会成为曹魏的囊中之物。
在众将当中，只有护军刘敏和王平的意见一致。由于百姓和粮米遍布在田野里，而魏军来得太快，来不及坚壁清野。如果采取守城战法，等魏军进入汉中盆地，这些资源就都要资敌了。
根据当下的战局，王平制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他命刘敏和杜参军（杜义）率先锋守住从傥骆道进入汉中盆地的必经之路兴势山，他本人则作为后援。
兴势山在今天陕西洋县北，正好扼守住傥骆道的南端出口。守住这里，汉中可保无虞。
有了王平这样的安排，基本可以万无一失了。
遥想当年，职位尚且卑微的王平曾于街亭和卤城两度让曹魏名将张郃颜面尽失。
如今他已身为汉中都督，而这一次也将成为他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对王平而言，张郃尚且不惧，何况曹爽！
天真的曹爽终将在这场硬碰硬的对决中充分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魏军就这样在崇山峻岭之间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快要进入汉中盆地了，可是还没等出骆谷口，却发现蜀军早已在此严阵以待了。
据《三国志·刘敏传》记载，刘敏“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这将蜀军的兵容之盛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曹爽见对方兵力甚强，心中已然生出畏惧之念，只好按兵不动。
其实这只是蜀军先锋刘敏的障眼法，他的兵马至多不到三万人，是故意虚张声势弄出兵多势众的假象来的。
此时，曹爽没有立刻进攻，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因为蜀军最希望的就是拖时间，以等待后方的支援。
这就又暴露出魏军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情报工作的不足。如果他们能确认蜀军主力其实在后方，而汉中前线只有不到三万人的话，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准备不足，从作战计划的提出到大军出征仅仅用了一个月左右。虽然调集的兵力足够强大，但在情报工作方面显然有所缺失，对敌情掌握不够充分。
另外，曹爽等人本身没有作战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方的虚实其实发动一次进攻稍作试探就知道了，可他却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在曹爽被阻挡于兴势山不得寸进的时候，蜀汉后方的援军已经准备上路了。
当时蜀军主力在涪县，由大司马蒋琬统率。按说应该是由他领兵到前线去支援的，可是蒋琬身体本来就不好，到了涪县后病情越发严重，已经无法带兵了。
这段时间蜀汉正处于权力过渡的阶段，费祎身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和蒋琬基本已经平起平坐了。正因为蒋琬感觉自己时日无多，才给了费祎提前走上前台的机会。
随着由费祎率领的蜀军援兵开赴前线，兴势山防线变得更加牢固，曹爽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了。
曹爽这次发兵十余万，比当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时候兵力还多。彼时曹操因为补给问题无法继续和蜀军消耗而选择退兵，如今曹爽的问题只会更严重。
十几万大军的消耗仅靠关中一地是无法维持的，需要周边羌、氐等少数民族的支援，这也是魏军常用的手段。当年司马懿和诸葛亮在陇右争锋的时候，郭淮就从羌、氐处征粮以解燃眉之急。
可问题是曹爽这次急于求成，走了路途最近却远离羌、氐的傥骆道，而傥骆道是穿越秦岭的几条路中路况相对最差的，因此粮草根本供应不上。如果他走陈仓道攻打武都，或许情况会好一些。
傥骆道的山路波折难行，又值夏季临近，酷暑难耐，牲畜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
大量被强征而来的胡汉民夫苦不堪言，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当时“民夷号泣道路”。他们在路旁放声痛哭，那惨状令人不忍直视。
魏军面对的外部环境如此恶劣，而对内曹爽也很难凝聚军心。
《三国志·郭淮传》记载，“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
郭淮预计形势不利，先行退兵，因此没大败。
这个“辄”字用得相当玄妙，它有多种解释，可以理解成郭淮认为形势不妙，于是就撤兵了，但理解成郭淮擅自撤兵也是可以的。
郭淮撤兵有对实际情况的考虑，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一开始就对这场战争没有太大的热情。
当初夏侯玄做了大都督以后，或许因为曹爽这边也没什么可靠的战将，因此雍凉战区的主要将领没有大面积更换。军中仍留下不少之前司马懿都督雍凉时的老班底，其中能耐最大的就是郭淮了。
从当年定军山战败后收拢士卒力挽狂澜开始，郭淮已经在西北任职二十多年了。论起对雍凉军务的熟悉程度，没人比得过他。正是因为这一点，曹爽才任命郭淮为先锋，指望他能建功。
可惜曹爽只能失望了，因为郭淮是司马懿的人，他大概率是出工不出力。
一个先锋尚且如此，战事怎么可能有进展呢？可以想见，这也是曹爽在费祎援军到来前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碌碌无为的另一个原因。
其实曹爽军中不愿作战的不止郭淮，另一个人的分量更重，那就是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他以征蜀将军的身份担任夏侯玄的副手。
据《晋书·文帝纪》记载，一天夜里，蜀将王林发动了一次夜袭，可司马昭却“坚卧不动”。这里虽然想要表达的是司马昭的镇定自若，但面对敌袭表现得如此消极，说明杀敌建功或许根本就不是他的主要任务，遭遇败绩甚至还是他喜闻乐见之事。
第二天，司马昭就去找夏侯玄建议“宜亟旋军，以为后图”了。而且，他说得有理有据，此时蜀军“据险距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形势的确不妙，夏侯玄尽管不愿接受，但也无法反驳。
紧接着，司马懿的信也到了，父子二人对夏侯玄轮番轰炸。
据《汉晋春秋》记载，司马懿在信中提到：“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
这里司马懿举了曹操当年在汉中战败的例子，连武皇帝都在汉中无所作为，何况是你们呢？这下夏侯玄只好接受战事失利的现实，随后将情况报告给曹爽。
此时曹爽正焦头烂额，参军杨伟也劝他撤兵，但是当初力主发动战争的邓飏不甘心失败，还在劝曹爽继续坚持，二人就此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其实曹爽何尝想轻易放弃，毕竟声势搞得这么大，最后无功而返的话，颜面何存？于是曹爽动起了增兵的念头。
然而随着曹爽连连受挫，朝中对战争持续下去的信心也越来越不足。据《三国志·钟毓传》记载，钟毓劝曹爽“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应该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
曹爽无功而返后，钟毓“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钟毓遭到打压，很可能就是曹爽在发泄自己的愤怒，对钟毓拖后腿的行为进行报复。
曹爽毕竟不是个愚蠢之人，即使以前缺乏作战经验，这次带兵出来数月之久，多少也能明白一些战场上的事了。若粮草难以为继，大军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尽管不情愿，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司马懿等人说得没错。残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撤军，只不过想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傥骆道上，有三座小山，分别称作沈岭、衙岭和分水岭，合称三岭，后来姜维北伐关中的时候就曾在沈岭驻扎。就在曹爽准备撤退的这段时间，费祎已经领兵走小路直插魏军之后，在这三座岭上设置了防线，这下曹爽有大麻烦了。
傥骆道本就狭窄难行，又被对方据险设防，魏军在巨大的求生欲下拼死力战，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曹爽这才顺利逃出生天。
此战魏军失败是无可争议的，而关于其损失程度则众说纷纭。
按照《三国志·曹爽传》的记载，“爽不悦，乃引军还”，似乎说明他只是退兵回去了，并没说遭遇失败。
可是按照《汉晋春秋》的记载，“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崄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可见魏军损失极其惨重，其中辎重部队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