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
司马懿的“制胜联盟”
正始八年（247年）五月，曹魏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太傅司马懿突然称病隐退，不再过问政事。
此时曹爽势力愈发庞大，将郭太后迁于永宁宫以及在禁军中大肆安插自己的党羽等都是不久前发生的事。
曹爽一意孤行，司马懿无法阻止，双方矛盾开始激化，于是便有了称病隐退之事。
由于司马懿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一个月之前他的妻子张春华因病去世，所以或许在某些人看来，此时司马懿心中悲痛与失落交加，已经放弃了与曹爽争权。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司马懿从未真正远离朝堂，围绕在他身边，其实也形成了一个反曹爽的政治集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两年后的高平陵之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恐怕这个司马懿集团历来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多数人认为高平陵之变几乎是凭借司马氏自身的力量完成的。毕竟直到政变前夜，其详细计划才首次为司马懿和司马师之外的第三人所知，而那些司马懿的合作者们似乎也是看到曹爽大势已去后才与之划清界限的。
其实一个以司马懿为核心的反曹爽集团是长期存在的，只不过一直潜伏在水下。
由于曹爽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势必造成许多人的不满，太尉蒋济就是其中一个。
在曹芳继位之初，蒋济担任领军将军（中领军中资深者），是禁军最高指挥官。但随着曹爽对禁军系统的渗透，他将弟弟曹羲任命为中领军，蒋济则被转为太尉。
虽然太尉位居三公，地位很高，但毕竟没有实权，相当于被明升暗降，蒋济心中自然是有怨气的。
当时曹爽集团主持的正始改制以及禁军制度的变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济更是不满，而这时发生的日食正好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古代讲究天人感应，而日食这种灾异天象，被认为代表着人间也出了奸邪，这便为锄奸制造了契机。
据《后汉书·窦武传》记载，陈藩曾对窦武建议：“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这就是一个利用日食铲除奸邪的案例。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蒋济也想效法前人，于是在上疏中说道：“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
国家法度只有闻名天下的当世奇才才能制定，并流传于后世，岂是“中下之吏”可以随便改易的？他将抨击的目标直指曹爽集团。
按照蒋济的说法，何晏、丁谧、邓飏等人自然就是“中下之吏”了，他们所实施的改革也不应被认同。
蒋济不仅与曹爽集团有一定的恩怨，更是强烈反对正始改制，而且据《魏略》记载，“宣王与济善”，二人关系非常友好。蒋济可以在司马懿面前毫无顾忌地谈论贪污受贿之事，而司马懿也只是一笑而过，可见他们的亲密，可以说蒋济是司马氏家族以外反曹爽立场最为坚定的人之一。
除了蒋济这个代表性人物，司马懿集团中还有很多与之类似的人物。
首先是王肃，他是司徒王朗之子，正始年间任议郎。据《三国志·王肃传》记载，当时曹爽专权，重用何晏、邓飏等人，这引起了王肃的不满，于是在一次与蒋济和桓范谈论时政时抨击道：“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
曹爽听闻此事后对何晏等人说道：“你们要谨言慎行，公卿们已经把你们比作前朝的奸佞了。”
弘恭和石显是西汉年间有名的奸臣，又是宦官出身，王肃如此直言不讳，公开指责，势必会触怒何晏等人。
身为吏部尚书的何晏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很快王肃便“坐宗庙事免”。王肃因宗庙祭祀之事被罢免，遭到了曹爽集团的打击报复。
当然王肃那司马昭岳父的身份大概也是他受到迫害的一个原因。
第二位则是高柔。据《三国志·高柔传》记载，“高柔明于法理”。他是一个典型的擅长司法的人才，因此自从黄初四年（223年）开始，高柔在负责刑狱的廷尉这一岗位上任职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但到了正始六年（245年），随着曹爽集团大肆排除异己，加剧敛权行为，高柔也被波及。
当初魏明帝时期，朝廷有着极为严苛的狩猎法度。一次，宜阳县典农刘龟私下在禁区内射猎，功曹张京将此事告发。曹叡盛怒之下，当即把刘龟逮捕并交付廷尉进行审判。不过，他将告发者的名字隐瞒了。
高柔本是执法严明之人，于是他上表请求朝廷提供告发者的名字。曹叡闻言大怒道：“刘龟本该处死，为何一定要知道告发者的名字，难道我是胡乱抓人的吗？”
可高柔却表示：“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
他为了维护国家法度，不惜触怒皇帝，最终得到了曹叡的认可。而曹爽集团偏偏经常破坏法度，自然将耿直的高柔视为眼中钉。
很快高柔便被调任为太常，离开了他熟悉的司法领域，转到了宗庙礼仪的岗位上。虽然二者都是九卿之位，看似地位相同，算是一种平调，但高柔的权力被削减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位则是少府王观。据《宋书·百官志》记载，少府“掌禁钱以给私养”，也就是说王观是负责管理皇室内帑的官员。
据《三国志·王观传》记载，“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曹爽竟指使材官张达将官用的建筑材料挪为私用，刚直清白的王观无法坐视不理，于是将被曹爽私吞的财物悉数没收充公。
经此一事，曹爽对王观很不满。由于王观管理着皇宫府库内的珍宝，因此曹爽对他“多有干求”，而他又“惮观守法”，对严守规制的王观毫无办法。
为了搬开这块绊脚石，王观同高柔一样被调任为太仆，转而负责皇室御马。而曹爽再也无人可制，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当时“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可见王观被调走后，曹爽肆意妄为到了何等地步。
最后一位则是卢毓，他是东汉时期平定黄巾起义的名将卢植之子。据《三国志·卢毓传》记载，曹叡在诏书中称赞卢毓“禀性贞固，心平体正”，因此深受曹叡信任，被任命为吏部尚书。
后来曹爽集团为专权，使何晏取代了卢毓之位，而卢毓则先后被调任为仆射和廷尉，这便是二人结怨的由来。
但这还不算完，在被调离吏部尚书这一实权岗位后，卢毓又遭到了新一轮的打击。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
何晏等人先是抓住了卢毓下属的一点过失，然后将其查办，并且连皇帝都没有上奏，直接就将卢毓的印绶夺走了。陈寿对此评价说，“其作威如此”，他们的蛮横霸道可见一斑。
这件事是何晏指使，由曹爽的另一位心腹毕轨实际操作的。卢毓所受到的不公激起了众怒，据《三国志·卢毓传》记载，当时“众论多讼之”。许多人为卢毓的遭遇而争辩，何晏等人无奈，只好将卢毓转为光禄勋。
光禄勋在汉代职权很大，据《宋书·百官志》记载，当时光禄勋“掌三署郎（左、右、五官），郎执戟卫宫展门户。光禄勋居禁中如御史，有狱在殿门外，谓之光禄外部。光禄勋郊祀掌三献”。
由此可见，汉代的光禄勋不仅负责宫殿门户宿卫，侍奉在皇帝左右，还在殿门外拥有一座被称为光禄外部的单独的监狱，甚至还负责祭祀的主持工作，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且至关重要的机构。
但到了魏晋时期，光禄勋的地位则被大幅削弱。《宋书·百官志》说：“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又无复三署郎，唯外宫朝会，则以名到焉。”此时的光禄勋已经失去了禁中宿卫之责，而仅仅只能在外宫朝会上露个脸，表示机构尚在而已。
也就是说，卢毓和高柔、王观二人一样，也因为与曹爽集团有矛盾而遭到了架空。
对此卢毓自然是甚为不满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但可以在学术上与何晏等人一较高下。
当时何晏与邓飏写了一篇名叫《冀州论》的文章，而卢毓就此与他们展开了一场论战。虽然《冀州论》主体已经亡佚，但我们仍能从仅存的部分文字中一窥这场学术论战的冰山一角。
何晏在文章中写道：“（冀州）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他认为冀州自古以来少有贤才，远不如徐州、雍州和豫州等州。
卢毓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写道：“除黄帝已前，未可备闻。略言唐虞已来，冀州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他认为除了在五帝之前因年代太过久远无法调查以外，自从尧舜以来，冀州就成了圣贤辈出之地，也是帝王的人才宝库。
这场争论从表面上来看只是学术争论，但其实是两大集团以学术为背景进行的一次争锋。
若想深入理解《冀州论》之争背后的博弈，我们首先就要弄清文章中的冀州指的是哪里。
在曹魏时代，冀州指的是幽州以南、并州以东、黄河以北的一片地区，这也是从汉代十三刺史部制度形成以来始终保持的一个状态。
然而在上古时期，冀州的范围却远比汉魏时期要大。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舜以冀州南北阔大，分卫以西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周人因焉。及汉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旧名焉冀州，历后汉至晋不改”。也就是说，直到舜以前，幽州和并州都是不存在的，最初它们是冀州的一部分。
而同样是汉武帝时期，“初置司隶校尉……北得冀州分河东、河内二郡”，可见冀州南部领土被司隶夺去了。
总之，汉魏冀州远比上古九州体系下的冀州范围要小，而这篇冀州论指的就是上古冀州。
在《冀州论》中，为了体现当地物产丰饶，有“魏郡好杏，常山好梨，房子好绵，河内好稻，真定好稷，中山好栗”以及“河东大盐”这样的描写，而在汉魏区划体系下，河内与河东都是归属司隶的。因此，这个冀州必然指的是广义冀州，也就是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河北省、山西省以及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地区。
何晏等人之所以要贬低冀州，很可能是因为在上古九州体系下，河内司马氏就出自冀州。他是在制造一种舆论，即冀州少有贤才，因此司马氏也难堪大任。
相比起来，曹氏宗亲的故乡谯郡则位于豫州，而曹爽集团的核心成员们也没有一位是来自黄河以北的。
针对这一论点，卢毓代表司马懿集团发起了反击。虽然他的故乡涿郡位于幽州，但仍然属于广义的冀州，因此作为反击的先锋，他当仁不让。
这次论战的结果如何，从正始八年（247年）司马懿称病引退一事来看，想必最终还是曹爽集团占了上风。但从其过程仍能看出两大集团斗争的激烈，双方的交锋几乎遍及政治、军事、学术、舆论等领域。
随着司马懿的主动退让，曹爽集团更加为所欲为，从开始阶段仅仅针对司马懿发展到只要是司马懿支持的就要反对这一地步，而这一点从孙礼的遭遇便能看出一二。
孙礼曾是曹爽的大将军长史，但此人刚直不阿，曹爽对他很是不喜。于是，孙礼被外调，先后担任扬州刺史、荆州刺史和冀州牧。
就在孙礼任冀州牧任上时，清河、平原二郡因地界发生了矛盾，长达八年未能解决，于是作为冀州主官的孙礼自然要负责调解此事。
据《三国志·孙礼传》记载，他认为这件事并不难解决，只要“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即可。
所谓魏烈祖，就是魏明帝曹叡。根据当时的地图，应该支持平原郡的主张，而司马懿对此也表示认可。
但是曹爽却不答应，他表示说，“图不可用，当参异同”，公然质疑明帝时期的地图。
此事令孙礼气愤不已，曹爽明显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给不出理由。魏明帝时期距当时只有不到十年，地图岂能有错？于是他抗议道：“案解与图奏而鄃不受诏，此臣软弱不胜其任，臣亦何颜尸禄素餐。”意思就是说，若不能依照地图解决此事，他也没必要继续尸位素餐了。
孙礼的公然忤逆令曹爽勃然大怒，他竟下令判处孙礼五年徒刑。后来经人说情才在一年后将其征召为城门校尉，但没过多久又将孙礼调任至并州刺史，总之是要将这个眼中钉赶出朝廷。
临行前，孙礼前往司马懿的太傅府辞行。见孙礼一脸忿色且一言不发，司马懿问：“你掌控一州，为何心中不快呢？莫非是因为之前两郡争地一事？”
孙礼闻言，痛哭流涕。他表示自己虽然无甚才德，但也不是将官位看得过重之人，并且道出了重点：“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讬，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
孙礼将司马懿比作如伊尹、吕尚那般的贤臣，也将他视为匡正朝纲的唯一希望，还强烈表达出自己对时局的不满和痛心，期盼司马懿能挺身而出。
然而，司马懿的回应却只有一句话：“且止，忍不可忍。”
司马懿当然清楚孙礼遭到打击的原因，再加上孙礼的主动示好，因此他早有拉拢之心。虽然孙礼已经遭到外放，在将来的斗争中可能无法起到直接的作用，但以他那坚定的反曹爽的立场，一定可以被培养为一个潜在的盟友，在斗争结束后发挥其作用。
对于这样的人，当然是要保护起来的，因此他才打断了孙礼，并告诫他要忍耐。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有反败为胜的本钱，而这也是司马懿自己的人生信条。
就这样，司马懿在暗中构建了一个与曹爽针锋相对的政治团体。与曹爽集团年轻化的特征相反，司马懿团结的人多以曹操时代的老臣为主。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较保守，对正始改制比较抗拒，同时对曹爽集团的诸多不法行为感到不满。他们最终凝聚在司马懿这面大旗之下。
虽然司马懿集团在实际权力方面远远无法与曹爽集团抗衡，但这些老臣在朝中的影响力是很广泛的，也为司马懿日后的斗争争取到了很多支持。
然而上述人物终究只能算是司马懿集团的外围成员，其核心成员只有一个，那就是司马师。
之前曹爽还是太过低估他了，如果只靠这样简单的排挤手段就能轻松拿捏司马师，司马懿也不会将渗透禁军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他。在司马懿看来，司马师就是整个夺权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对自己的嫡长子，司马懿异常看重，甚至难得流露出一个父亲温情与慈爱的一面。《晋书·后妃列传》中的一个细节就体现了这一点。
史书说，司马懿的结发妻子张春华年老色衰后，他开始宠爱侧室柏夫人，而张春华几乎连他的面都很难见到。
一次司马懿生病，张春华前去探望，不想司马懿却厌恶地说：“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其冷酷可见一斑。
张春华也是个刚烈的女子，受到丈夫羞辱的她竟然打算绝食自尽。
见母亲想要以死明志，儿子们也纷纷效仿，这才让司马懿有所忌惮。于是，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居然低头致歉了。
只不过司马懿此举并非真心实意，他私下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可以想见，这个“好儿”只能是司马师，可以说司马师就是司马懿最为信任之人，且没有之一。
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在司马懿看来，只有司马师才能肩负起带领家族前进的重担。
后来高平陵之变那天清晨，司马师以充分的准备和绝佳的执行力赢得了父亲的赞赏：“此子竟可也！”也许在这一刻他会觉得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功并不是赢得权力，而是培养出了一个可以继承自己事业的好儿子。
如今面对曹爽打压的困境，司马师丝毫不气馁，既然在明面上无法与之竞争，便转而在暗中行动。
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司马师自行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
作为司马懿集团的核心人物，司马师的一举一动自然是受到曹爽集团严密注意的。训练数量如此众多的私兵，一旦被抓到把柄，势必将涉嫌谋反重罪。
但司马师却巧妙地避过了对手的监视，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成功组建了一支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队伍。
或许后来曹爽认为司马师经过自己的压制已经不足为惧，掀不起多大风浪，于是才敢于放心带着弟弟们离开洛阳前往高平陵，可正是这个错误的认识使他走向了毁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司马师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呢？
其实历来大家对此感到诧异的原因无非两点：第一，司马师如何藏匿这支队伍的行踪；第二，司马师如何对这支队伍进行指挥，并保证每一个人的忠诚。
所谓“散在人间”，就是隐藏在民间。比如《后汉书·王郎传》中，王郎在檄文中说“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司马师手下的三千死士却不太可能都是来自民间各行各业的平民，因为要是这样的话，他根本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管理。
所以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三千人只有部分来自民间，是基层人员。司马师并不会直接与他们对接，而是任命了一些中层亲信，通过他们对整个组织进行控制。
至于这些亲信，必然不会是来自民间的了，他们可能是司马师在禁军系统中的下属。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中护军主管武官选拔，虽然在曹爽的严密监视下很难掌握实际兵权，但对于禁军内部中低级官员的任免还是有权力的。
据《魏略》记载，之前几位中护军在任时“不能止货赂”，说明当时禁军中乌烟瘴气，受贿成风。
但司马师上任后，“整顿法令，人莫犯者”。这种不正之风被一扫而空，而司马师便可借此在禁军中培养自己的亲信。
比如，西晋开国功臣石苞就担任过司马师的中护军司马。司马师很可能提拔了一批像石苞这样有才干且忠心耿耿的亲信，通过他们来指挥基层人员，最终形成一个架构严密的组织。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三千死士”才能做到“一朝而集”。
而曹爽对此似乎并未加以重视，在他看来，司马懿年老多病，已经没有威胁了。
据《魏晋世语》记载，曹爽与自己的兄弟们多次出城游玩，完全没有一丝警惕。
对此桓范表示了强烈的担忧，他说：“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
意思是，你们兄弟总揽朝政，又统率禁军，若是一并外出，一旦有人关闭城门则大势去矣。
至于这个关闭城门的人，虽然桓范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有能力、有胆量这么做的人只可能是司马懿了。
虽然曹爽对此并不认同，但桓范的提醒无疑还是让他心中产生了些许疑虑。毕竟司马懿多年前曾有过装病的经历，甚至还骗过了曹操的耳目，于是他决定再派人试探一次。
高平陵之变
正始九年（248年）冬季的一天，太傅司马懿的府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便是新任荆州刺史李胜。
这件事很不寻常。自正始八年（247年）五月司马懿称病隐退一年多以来，他似乎已经彻底远离朝堂，不问政事了。除了孙礼出任并州刺史前的那次探望，大概他的府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了。
而李胜不仅是政坛新贵，更是曹爽面前的红人。这次他受曹爽的委托，是来进行一次试探的，而这将决定司马懿的命运。
听到这个消息后，躺在病榻上的司马懿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初他不想为曹操效力，曾经装病整整七年，不露一丝破绽。人生如戏，绕了一个圈，他好像又回到了原点，这次他又将故技重演了。
这对司马懿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因为一旦被李胜看出端倪，就会招致曹爽的疯狂打击。
当年他对阵诸葛亮时，有一次和蜀汉使者会谈，司马懿不仅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反而套出了蜀军的机密，得知了诸葛亮身体状况恶化的宝贵情报。而这一次，李胜一样落入司马懿的算计之中。
由于来访这件事是不可能提前告知司马懿的，所以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他的即兴表演。但司马懿似乎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一天，他未雨绸缪，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司马懿让两个侍女搀扶着出来接见季胜。他想要更衣，却把衣服掉在地上；又指着嘴说口渴，等侍女端来了粥，他却难以下咽，粥从口边流出，沾满了前胸。
见此情状，李胜不禁说道：“如今天子年幼，天下皆仰仗司马公，而大家都说您风疾复发，没想到竟严重到了这般地步！”
司马懿缓了半晌才慢慢回答道：“我年老病重，命在旦夕。你出任并州刺史，并州靠近胡地，要多多加强戒备。你我恐怕无法再相见了。”
李胜解释说：“我是回乡任职，不是去并州。”
司马懿则继续佯作昏聩状说：“你刚刚到过并州？”
李胜见司马懿头昏耳背，言辞错乱，只好耐心解释说：“是荆州而非并州。”
司马懿这才露出明白过来的神色，感叹道：“我年老耳聋，思维混乱，没听明白你的话。如今你回乡任职，正好大显身手建立功勋。如今你我即将分别，日后恐难再见，我将二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托付于你，使之与你结交，望你不要弃之而去，这便是我最后的心愿。”说着竟哽咽哭泣起来。
李胜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于是连忙答应下来，随后便急匆匆地去向曹爽复命了。
司马懿的演技着实精湛，他在言行中表现出言语不清、听力障碍、上肢麻痹、无法进食等状态，这都是明显的中风症状。
古代没有输液技术，中风患者若难以摄入食物则必死无疑。李胜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断定司马懿命不久矣。
于是他对曹爽说：“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
意思是说，司马懿只剩下一口气了，他形神分离，已经不足为虑。
不过在表面上李胜还得装出悲痛的样子，虚伪地说：“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
从那一刻起，曹爽一党便再也不将司马懿视作威胁了，而他们的悲惨结局也就此注定。
随着正始十年（249年）的新春到来，洛阳城内，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嘉平元年（即正始十年，这年曹魏改年号为嘉平）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树木，昏尘蔽天”。
正月初四这天，洛阳刮起了猛烈的西北风，只见屋顶被掀起，树木被摧折，沙尘遮蔽了天空。
管辂精于占卜，这种异象在他看来“为时刑大臣，执政之忧也”。他认为这对执政者大为不利。
由于不久前管辂曾拜见过何晏，他的名声自然也传到了曹爽耳中。既然作为曹爽同党的何晏很重视管辂，那么管辂的意见也得到了曹爽的重视，毕竟他就是管辂口中的执政者。
这些年曹爽骄奢淫逸，实在是有负先帝重托，因此他担心会不会是曹叡在借诡异的气象表达自己的愤怒呢？
大概是为了能够心安，也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个好气象，曹爽决定拜谒魏明帝所葬的高平陵。一场席卷整个洛阳的血雨腥风即将到来。
正月初六，曹爽兄弟带着皇帝曹芳与文武百官一同出发前往高平陵。
司马懿不想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已年逾古稀，光阴的流逝让他不能继续再等待了。他已经隐忍了一辈子，这一次他将爆发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起事的前夜，司马懿终于将具体计划和盘托出。司马昭听后，紧张得夜不能寐，而司马师却安然入睡。虽然司马师是政变计划唯二的知情人之一，但面临生死大事却如此坦然，这种心理素质着实不凡。
等到第二天清晨，司马师调集军队镇定自若，队伍齐整，他所招募的三千死士片刻间便集结完毕。司马懿见状，大加赞赏，感叹道：“此子竟可也。”
虽然曹爽外出，洛阳空虚，但摆在司马懿面前的难题还有很多，他必须谨慎应对。
首先就是大义名分的问题。为了师出有名，司马懿必须得到朝廷的支持。
可如今曹芳正在曹爽的控制之下，司马懿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控制身居永宁宫的郭太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便是司马懿聚兵司马门的原因。司马门是王宫的外门，这样一来待部队集结完毕，便可第一时间进入宫城。
这个任务便交给了司马昭。据《晋书》记载，他在政变中负责的事就是“帅众卫二宫”。
所谓二宫，一般指的是皇帝与太子。不过此时曹芳年幼尚无子嗣，因此二宫指的自然是郭太后了。司马昭率军护卫郭太后，实际上是逼她下旨，让这次政变具备一定的合法性。
之前曹爽为了专权，将郭太后迁至永宁宫，实为软禁，二人关系必然不睦。如今司马懿起事正是针对曹爽，想必郭太后心中并不反感。再加上郭太后之弟甄德先后娶了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女儿，郭氏与司马氏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挟制郭太后，是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走的第一招妙棋。即使曹爽以天子之名宣布司马懿叛逆，他也可以以太后的名义与之抗衡。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迅速控制洛阳城了。
正如我们在“对禁军系统的争夺”那一节中分析的那样，曹爽已经掌握了禁军中绝大多数力量。这次去拜谒高平陵，他肯定会带走其中的大部分。因为在他的两个弟弟中领军曹羲和武卫将军曹训随之一同出城后，洛阳无人主事，留下太多禁军就等于便宜了潜在对手。
只不过曹爽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他这样的安排给了司马懿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在洛阳城内，司马懿应该是有绝对优势的。除了司马师暗中招募的三千死士，以他中护军的身份，想必能控制洛阳留守的少数禁军，而司马懿和司马孚的府中应该也有少量家兵。这样合计下来，司马懿能够调动的总兵力预计在五千人左右。
虽说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但用人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实际部署起来仍然显得捉襟见肘。
除了控制宫城，司马懿还必须守好洛阳各大城门，防止城中的人出逃并向曹爽报信。但洛阳城太大，仅让自己的亲党守城是不现实的。因此，大概率只能依仗原本的城门守军，只是不能将政变的实情告诉他们。
如此一来，城门处的防备势必会出现疏漏。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司马懿在不久后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是后话。
另外，司马懿也不能困守洛阳，因为一旦曹爽回师，当皇帝曹芳出现在洛阳城下时，洛阳守军慑于天威倒戈投降也并非不可能，他们的态度必然是摇摆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马懿做出的部署是屯兵洛水浮桥，阻止曹爽回军。如此一来，将曹爽阻挡在洛水对岸，便可高枕无忧。司马懿可以将守卫浮桥的士兵全部安排成自己的人，这样就能勉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则是部队的武装的问题。以死士和家兵为核心的部队，是很难与曹爽麾下的正规军相抗衡的，因此将他们以朝廷的制式装备武装起来是必需的。
此时，曹爽的部队很可能武器也并不充足。据《汉书》记载，当年西汉执金吾毋将隆曾上奏说：“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可见按照传统，只有朝廷出征时才会发放兵器。
后来，桓范曾对曹爽说：“许昌别库，足相被假。”他希望曹爽率军去许昌进行武装，足以证明曹爽所带的禁军只是一支仪仗队。
如能抢先武装起来，便能在未来的斗争中占得先机。虽然按他的规划，和曹爽兵戎相见是万不得已的，但司马懿不得不做万全的准备。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队夺取武库。
曹爽对此并不是完全没有防备，他将自己的大将军府设在通向武库的必经之路上。大府中还设有高楼，楼上驻有弓弩手，任何可疑之人从门外经过都会遭到射击。
据《魏晋世语》记载，当司马懿率军经过大将军府门前时，见此情状惊惧不已的曹爽之妻询问帐下督严世道：“大将军在外，如今有兵作乱，该当如何？”
严世回答道：“夫人勿忧。”随即登上门楼，持弓便欲射击，司马懿也迎来了最危险的时刻。
然而司马懿却镇静自若，他很可能早有准备，否则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呢？
只见守将孙谦在严世身后拉住了他，并说道：“天下事未可知。”就这样“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孙谦连续阻止了三次，司马懿最终安全通过。
这个孙谦有可能是司马懿安排好的内线，倘若他只是想左右逢源，一旦严世不听劝，司马懿的结局必然凄惨。
至于其他地方，比如曹爽及其亲信的府第，虽然将其攻占后能达到控制人质的效果，但那样一来，必然要花费更多时日。如今司马懿必须和曹爽抢时间，因此好钢还得用在刀刃上。
把有限的兵力集中于武库、宫城和洛水浮桥这样的关键地点，足见司马懿部署的周密以及他对全局的把控。他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绝非偶然。
待一切部署全部实现后，司马懿便以郭太后的名义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了解释。
在奏书中，司马懿先指出“二祖亦属臣以后事”。他摆出了自己托孤大臣的身份，“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申明匡扶社稷是他的责任。
紧接着，他列举了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僣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的种种罪状。
但这并不是最有杀伤力的，随后司马懿笔锋一转，突然指出曹爽勾结黄门张当“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责曹爽有谋逆的嫌疑；二是明确了曹爽与郭太后的矛盾，使其只有与司马懿合作这一种选择。
最后，司马懿表明了自己的行动是奉太后懿旨。他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免去曹爽及其兄弟的兵权，让他们仍可“以侯就第”，以示自己没有更多野心。
如此一来，政变不仅具备了合法性，还不会因为太过剧烈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这只是表面说辞罢了。
到此为止，司马懿基本已经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前些年，在与吴、蜀两国的对抗中，他清楚地看到了曹爽集团的致命弱点，他们不擅长军事，也不敢打硬仗。曹爽及其党羽中虽然也不乏有才之人，但他们终归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大风大浪。如今突遭变故，他们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之下，极有可能无所适从。他们看似强大实则软弱，根本不敢挺身一战。
司马懿一生看人极为精准，狡诈如孟达，智慧如孔明，狂妄如公孙渊，他都准确抓住了他们的弱点，最终战胜了对手。这一次，他也将曹爽看得很透彻。就在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司马懿却遭遇了一个重大危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人。
俗话说，种善因，得善果。此时，曹爽并未完全失败，当初对桓范的礼遇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
司马懿知道桓范的才能，于是打算拉拢他，让他接替曹羲做中领军。
作为一个聪明人，桓范自然知道，在这件事上真正的叛逆之人是司马懿。出于理智，他并不看好曹爽，毕竟全族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他所做的抉择。因此，他一度想要接受司马懿伸出的橄榄枝，但后来其子的劝阻还是令他改了主意。
据《魏略》记载，当时他的儿子提出“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这让桓范犹豫了起来。
思来想去，桓范觉得儿子言之有理，司马懿没有掌控皇帝确实是一大隐患，最终他决定一搏。
司马懿兵力不足的弱点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当时城门守将司蕃是桓范故吏，于是他得以出城，随后一路向曹爽大营赶去。
眼下曹爽正惶惶不可终日，除了在伊水之南安营扎寨，毫无作为。
他的人生太顺利了，所以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此时无所作为是最不正确的，因为司马懿是有所准备的，对方已经拿出了太后的诏书并宣示天下，久而久之曹爽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叛逆。
面对如此局面，曹爽应该以曹芳的名义发出诏书，宣布司马懿谋反。这样，他才能让自己拥有大义名分，但他竟然连曹芳都没通知。
这时候救命稻草来了，桓范冒死前来点醒他，让他不要绝望，因为事情大有可为。
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曹爽身居高位，一旦失败就绝不可能善终，不该抱有幻想。目前的出路就在许昌，而成事的关键在于皇帝。因此，桓范建议曹爽“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
许昌是朝廷故都，武器兵马都是充足的。到了那里，以天子名义下诏勤王讨伐司马懿，必然应者众多。而且他还带着大司农的官印，可以凭此征调军粮，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桓范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案，大概是因为曹魏的质任制度。
所谓质任，就是兵将出征时，要将家眷留在后方作为人质。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对此总结说：“魏制，凡遣将帅，皆留其家以为质任。”
当时曹爽手下禁军的家眷都在洛阳，必然被司马懿所控制，因此这支部队已经不可用了，他们军心已散，失去了反攻洛阳的能力。他们必须去许昌重新招募军队，才有和司马懿抗衡的可能。
桓范给出的方案确实是当下的最优解，也让司马懿遇到了潜在的大麻烦。
当初桓范刚刚出逃的时候，司马懿就表示过担忧，但蒋济却认为无须多虑，因为“驽马恋栈豆”。在他看来，曹爽是一匹劣马，贪恋马厩里的饲料，因此肯定不会接受桓范的建议而会选择投降。
其实蒋济所说并无根据，曹爽毕竟掌权十年，品尝过至尊权力滋味的人都是极端自私的，自己的权势和性命才是最宝贵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舍弃，包括家人。
这时候司马懿的担忧才是最有道理的，这也是他比蒋济高明的地方。司马懿和曹爽的交锋，实际上就是心理层面的博弈。
作为一名心战高手，他很清楚曹爽这类人的心理诉求，他最想要的是权势，其次是富贵，底线是性命。
之前稳坐钓鱼台，是因为司马懿料定曹爽不敢和他交锋，曹爽会觉得一旦正式开战，战败的后果比投降严重得多。投降虽然会丢掉权势，但能保住性命，甚至富贵，尽管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但是桓范不愧是司马懿眼中的“智囊”，他的价值胜过千军万马，他已经跟曹爽将利害剖析得明明白白。
曹爽并不愚蠢，桓范给出的方案他一定是动心了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司马懿要想赢得最终的胜利将困难得多。
司马懿清楚桓范出逃是个巨大的威胁，他不会像蒋济那样盲目乐观。已经走到这一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为了赢得胜利，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让许允、陈泰和尹大目去告诉曹爽，对他的处理仅仅是免官，并以洛水为誓。
其中许允和夏侯玄交好，陈泰是司空陈群之子，出身名门，让这两个人去劝曹爽，他们在感情和身份方面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而尹大目则是曹爽的亲信，再加上以洛水为誓，曹爽最终还是动摇了。有这么多人担保，不由得曹爽不信。
曹爽的心路历程大概就是这样，在他的三个期望中，保住权势是一，保住富贵是二，保住性命是三。
在第一阶段，他的心中是恐惧的，他惧怕与司马懿交战，毕竟自己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这时候投降在他心里是首选，因为能保三争二。
在第二阶段，由于桓范的到来，曹爽内心逐渐明朗。他明白了一个事实，投降大概率没有好下场，抵抗反而有一线生机，甚至自己还有优势。所以，这时候他心中应该是更倾向抵抗，因为投降可能连三个期望中的底线都达不到。
在第三阶段，随着指洛水为誓，曹爽的心理又起了变化。此时，抵抗交战虽然可能争一，但也可能连三都不保，而投降大概率能保住二。他这样盘算着，最终走向了死亡。
这一点，曹爽自己说得明明白白。据《魏氏春秋》记载，他表示，“我不失作富家翁”。可见只要能令曹爽有了一定的安全感，他就不愿冒任何风险。
曹爽的反应令桓范痛心疾首，他痛哭道：“曹子丹（曹真）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意思是，曹真英雄一世，却生出你们这样蠢笨如猪的儿子。我就要被你们牵连灭族了。
然而这只是桓范绝望之下无力的嘶吼罢了，曹爽的心理已经完全被司马懿所拿捏。
那么我们来试想一下，倘若曹爽听从桓范的意见去许昌下诏勤王，最后将鹿死谁手呢？
其实最终胜利者基本仍然是司马懿，曹爽一边缺乏擅长军事的人才。这时候，曹魏比较善战的将领如郭淮、邓艾、孙礼等都是亲近司马懿的人。
曹爽这几年倒行逆施，大失人心，即使他控制着皇帝，恐怕也会有很多人作壁上观，不愿支持他。
而司马懿的风评一直都是很好的，比如：孙礼认为司马懿“齐踪伊、吕”；王凌之子王广也说司马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给予其高度评价；即使是司马氏的敌人毌丘俭，后来他发动叛乱的时候也只是斥责司马师，对司马懿则是大加夸赞。
由此可见，在舆论方面，司马懿有着明显的优势。
司马懿凭借出色的心战手段以及兵学思想取得了这场持续十年的艰苦斗争的最终胜利。他巧于观察，找到了曹爽集团的致命弱点，从而处处占据主动；他妙于伪装，以出色的演技骗过对手，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他长于谋划，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略，一击致命；他精于人心，准确拿捏住曹爽的心理变化，戏之如同小儿。
曹爽集团作为政治斗争失败的一方，即将迎来凄惨的结局。
洛水之誓
放弃抵抗的曹爽就这样交出了兵权，以武安侯的身份回到了昔日的大将军府。或许在这一刻，他心中是庆幸的，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毕竟保住了富贵，司马懿当初答应他的让自己“以侯就第”已经实现了。
然而曹爽很快就遇到了新的麻烦。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府第的四角处被修筑起几座高楼，上面有人日夜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对方的眼睛。
原来就在曹爽回府后，司马懿暗中征调了八百人，将曹爽府第团团围住，并筑起高楼进行监视。
这令曹爽烦闷不已，他手持弹弓来到后园中，可还没等他射击，楼上之人便大声喊道：“故大将军东南行！”
这下曹爽彻底认清了现实，自己根本无力反抗，于是只好返回屋内。可司马懿的态度又让他疑惑起来，他将自己软禁起来究竟意欲何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