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曹爽将弟弟曹羲和曹训召来，兄弟三人一番商议，仍摸不清司马懿的真实意图。于是，曹爽决定给司马懿写一封信。
“贱子爽哀惶恐怖，无状招祸，分受屠灭，前遣家人迎粮，于今未反，数日乏匮，当烦见饷，以继旦夕。”
前面曹爽先将自己摆在一个极其卑微的位置上，然后突然话锋一转，提出自己家中无粮，请求接济。
曹爽希望以此来进行试探，如果司马懿并无害他之心，那么一定会满足这一简单的要求，否则大概就凶多吉少了。
司马懿收到信后，立刻表现出很惊讶的态度。随后，他在回信中表示他并不知道此事，因此内心不安，承诺马上送去米一百斛，以及肉脯、盐豉、大豆若干。
曹爽兄弟收到司马懿的回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必然不会被害。然而，他们还是太天真了，根本不懂权变之术。司马懿这招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毕竟直接断绝供给将曹爽等人困死于府中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他原本就没想过给曹爽留下生路，他要在彻底消灭曹爽的同时，也将其钉在耻辱柱上。
就在这几天，司马懿精心布置了一个计划，他将给曹爽扣上谋反之名，从而光明正大地取其性命。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当初曹爽掌权时“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又“擅取太乐乐器”，确有僭越之嫌。
然而这些事还不够置曹爽于死地，唯有牵扯到谋反之罪，才能让曹爽永世不得翻身。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曹爽的把柄实在太多了，如擅取“武库禁兵”就足以令其万劫不复。
至于突破口，也非常好找，那就是黄门张当。
此人并非曹爽集团的核心成员，对曹爽的忠诚度自然也不那么高，而他正好又是负责曹爽与宫中沟通联络的，曹爽那些不法之举与他脱不开干系。于是在正月初十这天，有关部门便以“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为由将其收监。
张当下狱后，司马懿很快得到了他想要的口供。
据张当交代，“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曹爽与何晏阴谋造反，已经开始训练部队，打算在三月起兵。
张当口供的真伪，我们无从探究，也不能轻易下定论，但有一点，他说曹爽已经开始训练部队一事，与他之前擅取武库禁兵可以相互对应，这就坐实了曹爽的谋反之罪。
很快，司马懿便在朝议上为曹爽定了性，他“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因此根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谋反者一定要被诛杀，曹爽集团的悲惨命运就此注定。
当曹爽被收监后，他惊奇地发现负责自己案子的竟然是何晏。
据《魏氏春秋》记载：“宣王使晏与治爽等狱。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
原来这正是司马懿的意思：一方面，作为曹爽的心腹，没有谁比何晏对集团内部的情况更加了解；另一方面，以何晏治曹爽党羽之罪还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曹爽已经众叛亲离，毕竟他的亲信何晏也背叛了他。
而这个任务正好是何晏求之不得的。
曹爽失势后，何晏唯恐自己遭到牵连，于是为此案尽心竭力，大肆查办曹爽的党羽，为的就是免遭诛杀。
不过之前司马懿特意交代过，与谋反案有关的共有八家。可何晏查来查去，也只为曹（爽、羲、训）、丁（谧）、邓（飏）、李（胜）、桓（范）、毕（轨）、张（当）七个家族定了罪。
司马懿见状平静地说：“凡有八族。”
何晏闻言连忙进行清点，但他数来数去都只有七家。突然间，何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惊恐地问道：“岂谓晏乎？”
何晏猜对了，司马懿根本就没有放过他的打算。如今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只有死路一条。
待司马懿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何晏万念俱灰，但司马懿却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令何晏写好对曹爽一党处置意见的奏疏。
据《魏末传》记载，司马懿还特意补充了一句，“宜上君名”。何晏听后，惊得笔都握不住了，直接掉在了地上，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最终他也落得与其同党相同的下场，遭到了夷三族的严酷处置。
其实何晏本有机会自救，他曾经得到过一次预警。
去年年底，何晏曾请著名相士来府中为自己占卜。当时管辂曾提醒他道：“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
彼时何晏位高权重，但这并不是依靠他的德行，而是因为他是大将军曹爽面前的红人，所以别人都畏惧他。他要小心谨慎，多行仁义，如此，高而不危，方能长守富贵。
虽然当时何晏听后似乎若有所思，并表示过了年还要找机会再召见管辂，但他很快就将这番金玉良言抛诸脑后了。不知道何晏死前会不会想到不久前管辂的话呢？
至此，曹爽集团彻底覆灭。他们本就缺乏执政经验，过于激进的改革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自身行为又颇多授人以柄之处，再加上不止一次在对外战争中失败，更是让自己威望尽失，最终在不断的失败中走向了灭亡。
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被处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曹爽心腹，他们在曹爽失势后为其殉葬也在情理之中，但其中一人还是有些与众不同，他就是桓范。
与曹爽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桓范也是从曹操时代起便开始出仕的老臣，在建安末年加入了曹操的丞相府。
另外，桓范不是浮华党成员，于仕途上也没有遭受过挫折，在魏明帝时期他曾担任都督青、徐诸军事，深受重用。
据《魏略》记载，曹爽掌权后，“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他是因为桓范与自己是沛国同乡才对其特别敬重，而这大概是曹爽与桓范唯一的交集了。其实他们二人并没有那么亲近，桓范也称不上是曹爽集团的核心成员。
正因为如此，司马懿才在发动政变后请桓范出任中领军，为的就是拉拢这个曹爽集团中相对边缘的人物。而桓范一度也有接受司马懿示好的打算，只不过最后还是动摇了。
曹爽放弃抵抗返回洛阳时，桓范也一同随行。待队伍行至洛水浮桥北时，桓范见到司马懿后立刻下拜，而司马懿则回应道，“桓大夫何为尔邪”，颇有讽刺的意味。
不过曹芳回宫后马上下诏令桓范官复原职，而这必然是司马懿所授意，莫非他不打算处置桓范吗？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表象罢了，桓范虽非曹爽心腹，但他仍无法幸免于难。
只是桓范与何晏、邓飏等人不同，并未深度参与曹爽集团的种种政治行动，单纯以证据并不确凿的涉嫌谋反为由诛杀一名元老重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过，司马懿很快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当初桓范矫诏骗开平昌门时，为了拉拢曾为自己故吏的守将司蕃，对他说道：“太傅图逆，卿从我去。”正是这句话要了他的性命。
很快司蕃便来自首，为了撇清与桓范的关系，他将当时桓范所说的话全都供了出来。
这下司马懿终于抓到了桓范的把柄，他问左右道：“诬陷别人谋反，该当何罪？”
主审的官员回答：“按照律法，应自受其罪。”
最终，桓范也成了这场血腥政变的牺牲品。
其实司马懿一定要取桓范性命，是因为他作为曹魏元老在朝中影响颇大，又在关键时刻与自己背道而驰。
此时的司马懿虽不一定已经生出谋朝篡位之念，但如今大权独揽，生出一定的野心，想成为继曹爽后的下一个权臣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对立场上亲曹氏的元老重臣桓范，非杀不可。
不过司马懿却不想过早暴露自己的野心，此时的他已经位极人臣，如果太过张扬反而不美。因此，一个月后当朝廷封他为丞相时，司马懿选择了推辞。
曹魏自曹丕以来便不再设丞相，如果司马懿打破这一惯例，岂不是公开宣示他将要沿着当年曹操和曹丕的路走下去了吗？
据《汉魏春秋》记载，司马懿在辞让丞相的上疏中写道，“况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这便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如果他不推辞，旁人将如何看待他呢？
因此到了这年年底，当朝廷又为司马懿“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时，他再次选择了辞让。
只是此番司马懿除逆有功，又不得不加以封赏，因此在嘉平二年（250年），朝廷给了司马懿立庙于洛阳的特权。
其实在当时虽没有关于私人立庙的明确禁令，但国都内一般只能有天子之庙。
据《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去世后，有人提议为诸葛亮“立庙于成都”，但遭到了刘禅的拒绝。原因很简单，“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成都只能存在一个宗庙，即昭烈皇帝之庙。
后来经过折中考虑，最终选择在诸葛亮长期驻军的汉中沔阳为其立庙，而这件事便是臣子不可立庙于国都的一个佐证。
然而司马懿最终还是得到了这份殊荣，虽然终其一生他未行篡逆之事，但此庙毕竟是家庙。洛阳之内两家之庙并立，这预示着司马氏已经朝着代魏的目标走出了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