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曹魏的政治资源
因粮于敌
高平陵之变结束后，曹爽集团遭到清算，主要成员大多被杀，但有一位犯人却让司马懿生出了恻隐之心。
此人名叫鲁芝，出自扶风大族鲁氏，其先祖有王莽时期羲和（即大司农）鲁匡以及东汉司徒鲁恭，可谓家世显赫。
曹爽掌权时，鲁芝担任大将军司马。然而据《晋书·鲁芝传》记载，“芝屡有谠言嘉谋，爽弗能纳”。鲁芝多有正直的言论和深远的谋略，但曹爽对他并不信任。
后来高平陵之变爆发，危急时刻，鲁芝再次挺身而出。他带人拼死冲出洛阳，赶赴曹爽大营，然后苦劝道：“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见黜，虽欲牵黄犬，复可得乎？”
您身居宰辅之位，一旦获罪，连保全性命也做不到了。便如秦丞相李斯那般，到大难临头之时，再想和儿子牵着黄犬，到故乡上蔡东门逐兔做黄犬之叹也不可能了。他的地位决定他一旦失势，就不可能再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若挟天子保许昌，杖大威以羽檄征四方兵，孰敢不从？舍此而去，欲就东市，岂不痛哉？”
紧接着，他又提出了具体的计划：若退守许昌，以天子之名振臂一呼，谁敢不从？放弃这个机会任人宰割，岂不令人痛惜？
然而曹爽连更加敬重的桓范的话都听不进去，更不要说鲁芝这个小人物了。曹爽最终身死族灭，而鲁芝也受牵连而下狱。
作为曹爽的党羽，鲁芝论罪当死，心存死志的他既不做争辩，也不求赦免。司马懿对此非常欣赏，于是将其赦免。
《晋书·鲁芝传》说鲁芝被赦免的原因是“宣帝嘉之”，但这似乎只是个表象，因为鲁芝与司马懿早有往来，对鲁芝的处理方式也是司马懿集团大方针的一部分。
当初曹真为雍凉都督时，鲁芝曾担任曹真的大司马参军。后来曹真病逝，司马懿接替其位，鲁芝在其麾下担任天水太守。
也就是说，鲁芝与曹爽以及司马懿都有很深的渊源。对司马懿而言，这个昔日的老部下存在着拉拢的可能。
虽然鲁芝在高平陵之变中心向曹爽，但那毕竟是各为其主。而鲁芝本身也不是曹爽的心腹，否则他的计策也不会被曹爽忽视了。司马懿选择赦免鲁芝，目的在于为这类人树立一个榜样，试图将他们一同吸纳进来，为壮大自己的集团打下基础。
司马懿和曹爽以争权为契机，双方都组建了自己的政治集团。虽说司马懿集团凭借发动高平陵之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若说此时司马氏代魏已成定局还为时尚早。后来司马氏父子三人通过三场平叛战争，基本扫灭了国内所有反对势力，这才为代魏立晋做好了准备。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以司马氏为核心的士族集团逐渐形成，是高平陵之变前司马懿集团逐步壮大的结果。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即其他士族默认或支持司马氏逐步夺取最高政权，而相应地他们也将获得一定的权益，比如高级官员的垄断权。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其实士族和寒族的斗争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这一斗争的过程贯穿了整个三国时期。
这两大阶层区别很大，首先士族基本都会修习世传的儒家经典。
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孟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又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由此可见，《孟氏易》和《欧阳尚书》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世传的儒家经典。
而非儒学寒族则不同，比如《三国志·武帝纪》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曹操年少时放荡不羁，不重学业，这明显就不是儒学士族的家风。
这里要注意，所谓寒族，并非指家境贫寒，而是表达与豪门世家相对的意思。而曹氏家族虽非士族，但其拥有的财富资源不可小觑，也不逊色于豪门世家，双方最主要的区别还是在思想文化上。
在不同的信仰下，这两大阶层的行事风格也大有不同。儒学士族自然是重德行，而非儒学寒族的代表曹操则主张唯才是举。
另外，二者的执政理念也不同。《三国志·武帝纪》评价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曹操主张用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思想治国，这点也异于两汉的传统。
俗话说，乱世用重典，法家思想无疑是当时的最优之选，因此在斗争的初始阶段，更加务实的曹氏寒族战胜了代表士族的袁氏集团。
不过，尽管曹操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他也不可能将士族一网打尽，毕竟士族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早就根深蒂固了。
曹操若想取得天下，仅凭提拔寒门中的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对士族势力采取了既抑制又合作的方针。
由于寒族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逐渐壮大的曹氏集团的发展需求了。于是，曹操开始逐步吸纳士族中的一些人才，其代表人物就是荀彧。
相应地，士族中的佼佼者也乐于参与进来，并借此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这就是两大阶层合作的本质，而司马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曹魏势力集团的。
不过，随着合作的深入，士族的底蕴就开始展现出来。在曹魏政权内部，以宗室成员为主的寒族势力日益凋零，而士族的势力日益壮大。
一方面，是有影响力的宗室成员包括皇帝普遍寿命不长；另一方面，很多寒族从第二代开始逐渐士族化了。
首先，第二代寒族本身的起点就比其父辈高了一个层次。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们接触的圈子也是更高级的。而且，士族们所崇尚的那种骄奢淫逸的所谓名士风流，比起曹操倡导的勤俭之风，对他们来说也是更有吸引力的。
也就是说，寒族在取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后，受到周遭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会渐渐演变为新的士族。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另外，由于利益关系，这些新晋士族在政治上大多也会更倾向于传统士族。
贾逵和贾充父子就是一个例子。据《魏略》记载，“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袴”。可见，贾氏虽然也算河东大姓，但还达不到士族的标准。而到了贾逵这一代，或许因为家道中落，又或许因为出身旁支，家境贫苦。
这样的出身与寒门无异，因此贾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被曹操重用的寒族人才。
据《晋书·庾纯传》记载，“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庾纯祖上是低级军官，而贾充祖上是管理市场的小吏，二人于是互相讥讽，而这也证明了贾氏门第算不上太高。
但是到贾充这一代，他在政治上已经完全融入了士族的圈子。而且，他又与司马氏联姻，其女贾褒及贾南风分别嫁与司马攸、司马衷，位高权重。贾充在政治立场上完全倒向了司马氏，成为西晋开国元勋。
又据《魏书·刑罚志》记载，“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贾充受命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制定法律，而且他之前在司马昭立储之争中，又根据儒家嫡长子继承制全力支持司马炎。因此，可以认为河东贾氏从贾充开始就已经完全演变为新的士族了。
按《魏末传》的说法，由于贾充劝诸葛诞支持司马氏代魏，于是遭到对方的怒斥，“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意指他不配做贾逵之子，这清楚地表明了贾充身上发生的变化。
因此，整个曹魏上层就是在不断地士族化。到了高平陵之变前夕，朝廷九卿以上的高官以及地方刺史级别的大员中，除去曹魏宗室成员外，绝大多数都出自大小士族，非士族出身的大约只有太尉蒋济、太仆王观和并州刺史孙礼。
自从官渡之战后，士族、寒族两大阶层之间维持了数十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
士族若想形成一个合力，与曹魏寒族政权进行博弈，则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代言人。这一次司马懿接过了袁绍的使命，开始走到历史的前台。
不过，也不是说这个时候士族就都倒向司马懿了，毕竟当时他在和曹爽的对抗中还处于劣势。
而此时曹爽集团也和曹操时代以寒族为主导有了很大不同，曹爽集团中的士族成员不在少数，比如邓飏（东汉名将邓禹之后）、毕轨（东汉典农校尉毕子礼之子）等人都身居高位。
甚至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属于宗室近亲的夏侯玄和何晏，他们的言行举止也与豪门士族无异，推崇名士之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曹爽集团也不是那么被士族所排斥。
另外，曹爽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征辟了不少士族子弟担任自己的幕僚。虽然他们没有进入曹爽集团的核心决策层，但这至少说明了他的态度，即有意与士族合作。
本节开头提到的鲁芝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出自河东裴氏的裴秀、太原王氏的王沈和王浑、颍川荀氏的荀勖、范阳卢氏的卢钦，他们都担任曹爽的大将军掾，而出自陇西辛氏分支颍川辛氏的辛敞则担任大将军参军。
其中例外的，大约只有从事中郎王基，此人寻常出身。至于从事中郎郑冲，虽然《晋书·郑冲传》说他“起自寒微”，但他“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能受到如此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的籍贯是荥阳，因此他大概率和豪门世家荥阳郑氏有些关系，至少是其家族旁系。
士族将子弟派往曹爽阵营中，未尝没有分散下注的心理，比如卢毓本人虽遭到曹爽集团的打压而支持司马懿，但其子卢钦仍做了曹爽的幕僚。毕竟对于这些豪门世家来说，家族的延续往往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他们的心理，司马懿是了解的。以当时司马氏集团的实力，莫说代魏，就是保住当下的权势都如履薄冰，因此他必须让集团尽快壮大起来。而这些被曹爽征辟的士族子弟本就不是他的心腹，只是曹爽集团的外围成员，对曹爽的支持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司马懿可以很轻易地将其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这样一来，赦免鲁芝的价值就完全体现出来了，这相当于是司马懿主动向他们递出了橄榄枝。为了仕途的发展，他们便自然而然地聚拢到司马懿身边。
因此高平陵之变后，这些被曹爽征辟的士族子弟和曹爽一党核心人物的结局截然不同，司马懿只是在短时间内对他们进行了象征性的免官处理。没过多久，他们就纷纷起复，重新得到高官厚禄。
通过这一手段，司马懿基本接过了曹爽集团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和那些并不是曹爽集团核心成员的士族们达成了妥协，逐渐把这些态度偏中立的家族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中。在之后魏亡晋兴的过程中，这些家族也大多成为司马家的助力。
兵法中有“因粮于敌”的策略，就是从敌人那里夺取粮草，既省去了长途运输粮草的负担，也削弱了敌人。司马家将曹魏人才转化为自己的联盟，则是政治上的“因粮于敌”。
如果说曹叡托孤时，司马懿意外成为辅政大臣是司马氏集团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关键节点，那么高平陵之变就是第二个。从此以后，司马懿作为集团第一代领袖，逐渐承担起凝聚整个士族集团并带领其前进的任务。
不过，此时司马氏集团尚属于初创阶段，内部还不够稳固。除了核心成员，其余的士族们或许只是暂时屈从，不一定会全力支持司马家。将来若是局势有变，也难保他们不会反戈一击。
此时的外部环境也是危机四伏，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力量颇为强大。对于司马懿这样老成持重之人而言，他必然会小心翼翼地应对。
总而言之，高平陵之变后的司马氏集团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其实力远未达到后来的程度。这一集团能够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改朝换代，凭借的是他们祖孙三代四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正是这些胜利，让他们得到了儒家士族阶层的鼎力支持。
而对于司马懿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古稀老人来说，他真正的目标只能是趁自己活着的时候，尽量为家族扫清障碍。
名士夏侯玄
曹魏嘉平元年（249年），朝廷突然召征西将军、雍凉都督夏侯玄回朝，担任大鸿胪。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对曹魏雍凉地区的权力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当初曹爽让夏侯玄接替赵俨担任雍凉都督，其目的就是为接下来征伐蜀汉做准备。没想到此战却成了一个笑话，朝廷上下耗资巨大却铩羽而归。作为军中仅次于大将军曹爽的二号人物，夏侯玄声望大跌。
据《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夏侯玄“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夏侯玄长期在禁军中任职，初来乍到的他本就在雍凉地区毫无根基，再加上此次大败，他这个雍凉都督的位置便没那么稳固了。若非曹爽的支持，恐怕夏侯玄已经在雍凉待不下去了。
数年后，高平陵之变爆发，曹爽集团彻底覆灭。虽然夏侯玄身在雍凉逃过一劫，但失去了来自中央的支持后，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司马懿的动作相当迅速，在诛灭曹爽一党后，立刻开始行动。他召夏侯玄回京城转任大鸿胪，而让自己麾下旧将原雍州刺史郭淮接任雍凉都督的职位，继任雍州刺史的则是司马师与司马昭的好友陈泰。
夏侯玄的新职位是大鸿胪，据《宋书·百官志》记载，“大鸿胪，掌赞导拜授诸王”。可见，这是一个掌管礼仪的官员，虽然也是九卿高位，但显然无法与掌控西北军政大权的雍凉都督相比。司马懿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剥夺夏侯玄的兵权。
不过司马懿的行动这样激进，他就不怕逼反夏侯玄吗？精明了一辈子的司马懿当然不会这么冲动，他对夏侯玄非常了解，有把握能让他屈服。
夏侯玄虽然在军事领域并不擅长，但也并非庸才。之前，曹爽集团进行的正始改制就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虽然有些激进，但不得不承认，正始改制的相关政策是完全针对士族势力的，因此才会遭到那么强烈的反对。
只不过当时曹爽集团正处于强势期，司马懿无力公开与之对抗。因此，他对正始改制表示，“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他在假意对夏侯玄的政治观点进行肯定的同时话锋一转，认为一下子完全改变过来比较困难，等到大贤执政时再变革不迟。
夏侯玄是个耿直之人。《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夏侯玄觐见魏明帝曹叡，当时坐在他身边的是毛皇后的弟弟毛曾。
据《三国志·毛皇后传》记载，当时毛皇后正是得宠之时，而毛曾作为外戚自然也是“宠赐隆渥”。
不过，毛氏家族的门第似乎并不高。当年曹叡继位时，不肯立王妃虞氏为皇后，而一定要立宠爱的毛氏，结果虞氏不满地说：“曹氏自好立贱。”由此可见毛氏家族社会地位不高，至少不可能是士族。
这自然令夏侯玄很是看不惯。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蒹葭是常见的水草，而玉树是传说中的仙树。可见，毛曾的粗鄙是全天下的共识，名扬天下的夏侯玄怎么可能正眼看这种人呢？夏侯玄以跟毛曾同席而坐为耻，且“不悦形之于色”。
此举令曹叡很是不满。要知道毛曾作为外戚，他所受的恩宠都是天子给的。夏侯玄蔑视毛曾，实际上就是蔑视天子，再加上他浮华党领袖的身份，于是遭到了贬官处理。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夏侯玄耿直的心性，而且他有理想，有节操，不屑去虚与委蛇。因此，他对司马懿的说辞嗤之以鼻。他表示：“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
夏侯玄认为司马懿有伊尹、周公之才却不作为，他对此无法理解。这几乎是已经明明白白在指责司马懿尸位素餐了。
客观来说，夏侯玄的说法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司马懿毕竟是他的姻伯父，对长辈说这样的话就显得有些失礼了。但夏侯玄为了心中的正义，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他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视自己的名声高过生命。
这样一个人，在面对司马懿咄咄逼人的攻势时，他将如何应对呢？
此时，夏侯玄有三种选择：第一是逃亡到蜀汉，第二是起兵讨伐司马懿，第三是认清形势乖乖接受新的任命。不过，对于夏侯玄这种重节操、重声名的人来说，他选择了第三种。
当朝廷的诏命传来时，最先感到危机的是夏侯霸。夏侯霸是夏侯渊之子，论辈分是夏侯玄的从父。如今曹爽集团覆灭，以夏侯玄与曹爽的关系，到了洛阳肯定是凶多吉少，夏侯霸非常担心会牵连到自己。
另外，据《魏略》记载，“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夏侯霸与前雍凉地区二号人物郭淮关系不睦。此前有夏侯玄的庇护，他可以高枕无忧。如今夏侯玄即将进京，福祸难料，郭淮很可能会趁机打击报复，于是他动了叛逃至蜀汉的念头。
据《魏氏春秋》记载，当时夏侯霸强烈建议夏侯玄随他一起逃亡，可夏侯玄却说：“吾岂苟存自客于寇虏乎？”
夏侯玄当年连曹叡的面子都不给，对令他不齿的外戚毛曾不假辞色，这样骄傲的夏侯玄又怎么可能为了保全性命去敌国苟且偷生呢？
见夏侯玄心意已决，夏侯霸无奈之下只好自己踏上逃亡之路。为了躲避追兵，他选择了最为艰险的阴平道。
然而阴平道的艰险超出了夏侯霸的预期，所携带的粮食半路上已经用尽，夏侯霸一行只好杀马充饥并步行前进。可没走多久，他的腿就受了伤，只好停下休息并命手下前去探路，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幸好蜀汉方面听说此事后及时派人接应，夏侯霸这才脱险。
当初夏侯霸有个从妹夏侯氏嫁给了张飞，生下两个女儿，两姐妹先后成了蜀主刘禅的皇后。
因为这层关系，夏侯霸在蜀汉得到了厚待，后来他作为大将屡次参加与曹魏的战争。
试想一下，如果夏侯玄也一同逃亡，以他在曹魏朝中的地位，必然会成为比夏侯霸更适合被树立为典型的归降者。他不仅可以在蜀汉得以善终，而且更能享受荣华富贵，甚至以他对雍凉地区的熟悉，或许还能被委以兵权，参加北伐战争。
但夏侯玄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
而起兵讨伐司马懿同样不成，因为如今司马懿掌控朝堂，大义名分在他的手中。夏侯玄作为宗室成员，又是享誉天下的大名士，一旦成了叛逆，那么他多年来苦心打造的人设就会崩塌，这是爱惜名声甚于生命的夏侯玄绝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样一来，夏侯玄就只剩下第三种选择了。他决定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无论此去前途如何。
那么，夏侯玄决心接受任命前往洛阳就表明他当时死志已决了吗？其实也不是，毕竟他也不是个蠢人。司马懿了解夏侯玄，同样夏侯玄也非常了解司马懿。
早年间，司马懿和夏侯玄的父亲夏侯尚颇有渊源。当初曹丕还没即位的时候，两人同为曹丕的亲信，想必是有不错的私交的。
后来曹操去世，就在曹魏权力交接的重要时间点，二人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而《三国志·夏侯尚传》则说，“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可见二人同时受命护送曹操的灵柩前往邺城。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曹丕即位后肯定要大力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而护送曹操灵柩这件事毫无难度，相当于是白捡的功劳，因此肯定要委任给自己的亲信。夏侯尚和司马懿经过这次合作，关系更加密切了。
很快，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成年了，于是二人决定联姻。
司马懿选择与夏侯尚联姻，是因为可以同时结好曹真，曹真的妹妹德阳乡主正是夏侯尚的夫人，这个联姻属于一举两得。
总之，夏侯玄和司马懿两家是世交。夏侯玄很可能认为自己并没有和曹爽走得太近，而是长期在地方任职，再加上自己的父辈和司马懿交情深厚，如果他接受司马懿的要求放弃兵权，解除对司马氏的威胁，对方很可能就不会太过为难自己。
不过有人可能会说，在司马师的夫人夏侯氏去世后，两家关系的纽带已经不在了，尤其夏侯氏还是被司马师毒杀的，两家很可能早已决裂。
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据《晋书·后妃传》记载，“后（夏侯氏）知帝（司马师）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234年），遂以鸩崩”。
要知道这一年，司马懿还在关中与诸葛亮鏖战呢。而司马师更是受浮华案影响遭到曹叡的打击，只是一介白身。这时候夏侯氏就看出司马师有不臣之心，是非常不合理的。夏侯氏之死或许另有隐情，两家大概率也没有因此而结怨，他们真正走向对立面是正始年间的事。
夏侯玄对司马懿的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司马懿在之后的日子里确实没有除掉他的意思，这也是两个相互了解的人默契的体现。但可惜夏侯玄算漏了一点，那就是司马懿的寿命。
当时夏侯玄四十一岁，正常来看，他至少还有十几年寿命。而司马懿已经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还能保夏侯玄几年平安呢？
司马懿虽然杀伐决断，但有些时候也是会念旧情的。司马师就不一样了，从他日后掌权时的表现看，此人心狠手辣的程度更胜其父。
两年后，司马懿病逝，夏侯玄终于醒悟过来，并感到了一丝担忧。
侍中许允与夏侯玄交善。此时他对夏侯玄表示，太傅已死，你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夏侯玄却感叹道：“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
夏侯玄清楚，能够保全他性命的正是司马懿，至于司马师和司马昭，才是真正容不下他的人。
这一次，夏侯玄的判断又对了。很快，他就卷入了一桩新的阴谋，并死于非命。当然，这是后话了。
至此，司马懿基本解决了雍凉问题。此后，雍凉地区对司马氏来说，再也构不成实质上的威胁了。
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司马懿很快又将迎来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