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
司马家的软肋
嘉平元年（249年）冬季的一天，寿春的曹魏征东将军府中，扬州都督王凌正在苦苦思索。年近耄耋的王凌依旧精神矍铄，或许在他看来，自己还没有老。
不过，眼下从洛阳传来的消息却令王凌闷闷不乐，司马懿刚刚拒绝了丞相之职的任命。
在王凌看来，如今司马懿大权独揽，野心昭然若揭，推让丞相之举大概只是惺惺作态罢了。
论资历，他自己同样是四朝老臣，而且跟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交好。可如今竟然让一个后生晚辈爬到自己头上，心中岂能不愤懑？
司马懿眼下掌控朝廷，又夺了夏侯玄的兵权，雍凉地区已经恢复稳定，并完全处于亲司马氏势力的控制之下。其中，南安太守邓艾还挫败了蜀将姜维的攻势，形势对司马懿一片大好，王凌一时间难以找到应对的方法。想到这里，他又感到一阵失落。
就在这时，一名从兖州来的使者重新勾起了他的兴趣。
对方是时任兖州刺史的外甥令狐愚派来的，这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就反司马懿之事交流了。或许此事在旁人看来胆战心惊，但是在野心勃勃的王凌眼中却是极为平常之事。若能得以实施，扳倒司马懿便有了可能。
据《三国志·王凌传》记载，“凌、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
原来王凌和令狐愚早有密谋，由于当今天子曹芳年少，所以太傅司马懿才得以把持朝政，因此他们打算拥立楚王曹彪在许昌称帝，由此拉开了曹魏后期淮南三叛的序幕。
之前的高平陵之变只是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的起点，此时的司马氏集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国内外强敌环伺，司马氏父子三人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在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后的九年中，司马氏父子先后平定了发起于淮南的三次军事叛乱。这一过程是非常艰苦的，司马氏家族也先后失去了两代领袖。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三次重大叛乱都发生于淮南呢？
据《襄阳耆旧记》记载，东吴丞相张悌针对司马氏专权一事说，“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这说明在立场比较客观的第三方人士看来，能够对司马氏的统治造成威胁的事件只有淮南三叛以及曹髦之死。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在地方上除了淮南外，没有一地公开反对司马氏的统治。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而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先来介绍一下曹魏都督地方诸军事的制度。
曹魏的第一个都督是夏侯惇。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与孙权发生了濡须之战。后来双方罢兵，曹操返回北方，而夏侯惇则受命留守居巢，都督二十六军。
曹丕继位后，都督地方诸军事制度有所发展，都督一职也从夏侯惇时代单纯都督军队，开始逐渐朝着地方军政统筹管理的方向发展，部分都督开始兼任州刺史。
在曹丕时代，曹魏先后有七位都督，分别是：以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的吴质，以镇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的曹真，以安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的夏侯楙，以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三州诸军事的曹仁，以征南将军、荆州刺史都督南方诸军事的夏侯尚，以征东将军、扬州刺史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曹休，以及以镇东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的臧霸。
其中益州以及南方当时都不在曹魏的实际控制之下，在那里设置都督，暗藏了曹丕一统天下的野心。
然而随着伐吴之战的失败，曹丕意识到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短期内无法在军事上取得重大突破，因此对外策略开始转向以防御为主。再加上曹仁和夏侯尚去世较早，都督益州诸军事以及都督南方诸军事这两大虚职就被撤销了。
为了避免辖区重复，曹魏再次进行了调整，最终确定了五大都督区，即河北都督区、雍凉都督区、荆豫都督区、青徐都督区以及扬州都督区。一般情况下，都督就成了该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在这五大都督区中，河北都督区在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被消灭后基本就成了大后方，除了备胡之外，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因此，其重要性最低，在这里暂时不做讨论。
其余四大都督区则要直面吴蜀两国，承担着防守第一线的作用。其中，雍凉都督区针对蜀汉，荆豫都督区、青徐都督区以及扬州都督区则针对东吴。后来在伐蜀平吴的战争中，上述地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这四大都督区的稳定对曹魏至关重要，而朝廷也在这四个地区分别部署了重兵。
然而这四大都督区中，只有扬州的淮南发起了对司马氏的抗争，而且先后发生了三次，这就比较值得深思了。因此，我们需要对这四大都督区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人事变动进行深入的剖析。
首先看荆豫都督区，这里是司马懿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他本人就在荆州做过四年的都督。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司马懿从太和元年（227年）开始，直至太和五年（231年）接替去世的曹真转任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他在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的位置上坐了四年之久。
在之后的十年中，都督荆豫二州的是宗室成员夏侯儒。不过，在正始二年（241年）抵御东吴入侵一战中，夏侯儒表现不佳。身为最高长官的他以兵少为由始终怯战而不敢进，放任吴将朱然长期围困樊城。最终，还是司马懿援军赶到，才解了樊城之围。
据《魏略》记载，“时谓儒为怯，或以为晓以少疑众，得声救之宜。儒犹以此召还，为太仆”。
当时朝野上下认为夏侯儒怯战，也有人认为他说兵少是借口，其实是逼迫朝廷出兵。最终，朝廷以此为由免去他都督一职，将其召回担任太仆，而司马懿也借着这次出兵重新将影响力渗透到了荆州。
接替夏侯儒的是王昶，据《三国志·王昶传》记载，青龙四年（236年），朝廷下诏求贤，而“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这说明司马懿是王昶仕途上一个重要的助力，两人渊源颇深。
王昶的身份不止如此，他出身于名门太原王氏，和后来淮南一叛的主角王凌同族。据《三国志·王昶传》记载，“凌年长，昶兄事之”，可见二人关系极为亲密。
总之，王昶属于和司马懿及王凌都有交情的，只不过司马懿掌控朝堂，大义名分在他这一边。在王凌叛乱之前不久，王昶刚刚大败东吴，仕途顺风顺水。因此，这个时候他没有理由跟着王凌作乱，至少也会保持中立的态度。而当王凌败亡后，王昶也就自然而然地彻底倒向司马懿了。
如果说都督的态度有些模糊，那下面刺史的态度就非常明朗了。
为了将影响力渗透到荆州，曹爽曾让亲信李胜担任荆州刺史。只不过李胜未及上任，曹爽集团就彻底覆灭，最终是王基做了荆州刺史。
虽然王基之前受过曹爽的征辟，但正如我们上一节中所说，由于他并非曹爽集团的核心成员，所以司马懿不仅没怪罪他，而且还将其拉拢至己方阵营，并大力提拔。
司马懿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据《三国志·王基传》记载，“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凌复请还”。王基曾两次受王凌招募任其僚属，可见二人关系匪浅。因此，司马懿希望将他争取过来，而最终司马懿的目的达到了，王基后来在平定淮南三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基之后的下一任荆州刺史是鲁芝，他与王基一样，都是司马懿加以笼络的人。对于当初司马懿的赦免，鲁芝想必是感恩戴德，此后坚定地站在了司马氏一方。
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势力在荆豫都督区的影响很大，即使这里算不上固若金汤，但也绝不会成为司马氏的麻烦。
接下来，再看雍凉都督区。从太和五年（231年）上任到景初二年（238年）出征辽东，司马懿在这里当了整整七年大都督。
后来在曹爽专权时期，为了征伐蜀汉，曹爽命表弟夏侯玄担任雍凉都督。这对于司马氏来说是一大变数，但后来的几位都督基本是可以让司马氏放心的人。
首先是郭淮，他是司马懿的老部下，曾长期跟随他与蜀汉作战。
尽管如此，司马懿还上了双重保险。据《晋书·文帝纪》记载，“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距之。进帝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司马懿趁姜维进犯，郭淮前去迎战的空隙，将司马昭派往关中，以监督郭淮，从而保证万无一失。
如果说司马氏对郭淮尚有些许疑虑的话，那么他对后面两任都督就绝对可以放心了。其中陈泰是司马懿老友陈群之子。据《三国志·陈泰传》记载，“司马景王、文王皆与泰亲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二人都与陈泰非常亲近。至于陈泰的后任司马望，本就出自司马氏家族，是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堂兄，因此可以说司马氏在雍凉地区的根基比荆州还要牢固。
至于青徐都督区，在淮南三叛期间，先后两任都督胡遵和石苞都是坚定站在司马氏一方的。其中胡遵长期随司马懿作战，从关中到辽东，是司马懿麾下宿将，而石苞则是司马师提拔起来的心腹，因此青徐都督区可以说是司马氏的坚实后盾。
唯独三次叛乱的策源地淮南地区所在的扬州都督区，是司马氏权力的真空地带，是他们从未染指过的地方。在这里，司马氏的势力最为薄弱。
都督扬州诸军事一职，在宗室成员曹休和出身寒族的满宠之后，分别由王凌、诸葛诞和毌丘俭担任（诸葛诞先后有两次任期，在毌丘俭败亡后仍由他出任）。
王凌出自太原王氏，资历很老，年纪比司马懿还大上几岁。虽然他和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关系不错，但毕竟司马朗去世太早，因此之后王凌跟司马氏自然也就疏远了。
对于其他都督区的绝大多数长官来说，司马懿是他们的老上级或者恩主，而王凌是曹魏四朝老臣，最初是由曹操提拔起来的，资历丝毫不比司马懿浅。
当初王凌和司马朗来往的时候，司马懿还是个青年。眼见当年的后辈爬到自己头上，王凌自然心里不平衡。
再说诸葛诞，此人倒是跟司马氏颇有渊源，他的女儿是司马懿之子司马伷的妻子，也就是说他和司马懿是儿女亲家。按说有了这层关系，诸葛诞应该是站在司马氏一方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诸葛诞早年与夏侯玄和邓飏友善，属于浮华党成员，因此被魏明帝免官。后来曹爽专权，诸葛诞凭借这层关系平步青云，因此他算是曹爽集团的余党。
高平陵之变后，由于诸葛诞当时是扬州刺史——淮南地区的二号人物，因此司马懿大概是出于边疆的稳定以及儿女亲家的考虑，暂时没有处理他的打算。
而此人后来在对司马氏的态度上反复摇摆，其行为逻辑令人费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算不上司马氏的心腹成员，顶多是个骑墙派。
参与叛乱的毌丘俭则与上面两人不同，他做过司马懿的手下副将，在辽东立下过功勋，与司马懿应该是有一定交情的。
毌丘俭对司马懿是非常钦佩的，毕竟司马懿本人并没有什么篡逆之举，因此即使他后来发出讨伐司马氏的檄文，文中对司马懿也是极尽称赞。
但毌丘俭骨子里却是个坚定的曹魏忠臣，虽说他对司马懿领导的司马氏集团或许有些好感，但司马氏集团的继承人的一系列行为越过了红线，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促使他走上了与之对抗的道路。
最后再提一下文钦，此人是曹爽的同乡，颇受其器重。据《魏书》记载，“曹爽诛后，进钦为前将军以安其心，后代诸葛诞为扬州刺史”。可见在高平陵之变后，同样出于维稳的目的，司马懿并没有处理文钦。但在司马氏那里，他肯定是无法受到信任的。
以上这四位扬州都督区的高官，要么就是根本不愿受司马懿节制的老资历，要么就是曹爽集团的余党，还有曹魏的死忠者。总之，没有一个是能够跟着司马氏一条路走到底的。
况且，司马懿本人也没在扬州都督区任职过，司马氏在淮南地区的影响力是明显不足的。那么，这里逐步发展为反司马势力的策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司马懿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他又将如何应对呢？
凡举大事，当以人心向背为本。
王凌与令狐愚二人野心勃勃，想要另立新君，而这一阴谋对外宣称自然是为了匡扶魏室。
但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曹芳是先帝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擅行废立之举，与乱臣贼子何异？王凌和令狐愚是真正的野心家，他们的目的是起兵夺权，取代司马懿，做下一个权臣。
据《三国志·王凌传》记载，“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
当时令狐愚虽然身为兖州刺史，却没有待在兖州。为了和舅舅王凌相互支援，他驻扎在豫州和扬州的交界处平阿。
平阿位于今天的安徽怀远县西，它扼守在涡水与淮水的交汇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以阻挡豫州和徐州方向的兵锋。令狐愚和王凌二人分据两地，互相声援，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这位令狐愚也不简单，他本名令狐浚，出身名门太原令狐氏。据《魏略》记载，“众人谓愚必荣令狐氏”。他年少成名，是家族的希望，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必将光大门楣。
然而，只有令狐愚的族父令狐邵不以为然，他认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
在令狐邵看来，令狐愚任性狂妄，虽有大志但不修德行，将来一定会招致灭族之祸。
这番评价是心高气傲的令狐愚无法接受的。他听到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而愤愤不平。后来令狐愚仕途一帆风顺，于是便跑过来嘲讽令狐邵道：“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愚今竟云何邪？”
意思是，您当初觉得我难成大器，如今又怎么说呢？
见令狐愚如此，令狐邵并没有加以理会，但他心里清楚，这个族侄已经彻底走上了歧途。
于是他私下对自己的妻子说：“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
令狐愚，字公治。公治的性情气度还是和过去别无两样，依我看来，他终究会败亡。虽然不知道能否等到他祸及于我那天，但肯定会连累你们的。
令狐愚对此嗤之以鼻，依然我行我素，然而没过多久，他就犯了一次大错。
当时田豫长期担任乌丸校尉，他采取以胡制胡的手段，设计让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互相攻伐，自己则坐收渔利，并多次出兵且屡获大胜。可以说，有他在，曹魏东北边境的安全就有保障。
令狐愚作为和戎护军，有监察的职责，他为了表现自己，立功心切。据《魏书》记载，“乌丸校尉田豫讨胡有功，小违节度，愚以法绳之”，他因为一点小过失就依法查办了田豫。
曹丕听闻之后非常愤怒，立刻将令狐愚逮捕并免官治罪。当时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浚何愚！”曹丕下令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令狐愚。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令狐愚确实是在履行护军的职责，执行军法，无可指摘。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他的出发点很可能不是为了整肃军纪而是贪功敛权。
贪功本身并非什么大罪过，但前提是要能善后，要能解决自己捅的娄子。田豫是制胡专家，朝廷是要倚仗他安定边境的，对这样的人，一点小的过失并不能掩盖他的功绩。
可令狐愚居然随随便便就把他拿下了，这样肆意妄为，边疆迟早是要出大乱子的。如此不顾大局，难怪曹丕动了雷霆之怒，这也将令狐愚狂妄嚣张的性格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看，他被强行改名还真不算冤枉。
不过受到这次打击后，令狐愚倒没有一蹶不振。后来，他攀附上了曹爽这棵大树，做了大将军长史，成功东山再起，直到被晋升为兖州刺史。
如今曹爽虽然已经倒台，但舅舅王凌官居扬州都督，坐镇淮南，位高权重。此时，令狐愚丝毫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又生出了野心，而甥舅二人也一拍即合。
只不过，当下司马懿掌控着朝廷，如果贸然起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们缺乏大义名分。
这时候如果一定要行动，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利用司马懿背信弃义对曹爽集团杀戮过重这一点，尽量将一部分持中立立场之人争取过来。此外，要尽早囤积兵马粮草，争取长期坚守，以待时局变化。
只可惜他们利令智昏，最终做了擅行废立这个最不明智的决定。
曹芳即使再年少也是合法的皇帝，而楚王曹彪是曹操之子，论辈分比曹芳高了两辈，和帝室这一脉的血缘关系已经相当远了，他哪里有资格做皇帝呢？
而且楚王曹彪的封地在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距离令狐愚所在的平阿足足有千里以上，而洛阳距离白马则要近得多，只有六七百里。一旦起兵，朝廷完全可以抢先一步把曹彪拿下，然后逼迫曹彪宣布和王凌等人决裂。那样的话，王凌和令狐愚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尴尬。
然而王凌和令狐愚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们之所以选择曹彪，只因为一则谶言。
据《魏略》记载，当时东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
自秦汉以来，人们普遍对这种谶言深信不疑，比较有名的有“亡秦者胡也”“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当然还有最著名的“代汉者当涂高”。
当时白马县传说出现了一匹妖马，而乘骑者是朱红色的老虎，偏偏曹彪小字朱虎，恰好和谶言对应上了。
或许王凌和令狐愚认为这则谶言是个吉兆，又或许他们是想给自己的行动找个借口，求个心理安慰。总之，他们听说此事后欣喜异常，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就要到了。
二人大概认为这就是上天的意思，因此决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于是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令狐愚派手下将领张式第一次前往白马拜访曹彪。
据《三国志·王凌传》记载，“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二人在这之后建立了频繁的联络。
当然，张式并没有说得太过直白。据《魏略》记载，张式对曹彪说：“使君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张式的表达虽然隐晦，但“彪亦阴知其意”，而且回答道：“谢使君，知厚意也。”由此可见，虽然令狐愚没有明言，但是曹彪已经心领神会。
至此，王凌、令狐愚和曹彪三人组成的叛逆集团正式成立。
那么，在这一阴谋中，曹彪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曹彪的立场非常值得一提，当年他与曹彰、曹植二人非常亲近，三人曾经一同去洛阳参加一个叫作“会节气”的祭典活动。后来到了临别之际，曹植还专门为他写下名篇《赠白马王彪》，二人关系可见一斑。
可是没过多久，曹彰就不明不白死在洛阳，虽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是曹丕所为，但想必曹彪对此一定有所怀疑。
到了魏明帝时期，曹彪的处境还是不甚理想，他曾受到曹叡的打击，于太和六年（232年）被削减了封地。虽然两年后朝廷借着大赦的机会为他恢复了封地，但朝廷对近支宗室如此猜忌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曹彪对曹丕一脉皇室应该是没什么感情可言的。
总而言之，谋反这件事对曹彪来说是没什么心理负担的。王凌想立他为帝，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可以坐享其成的好事。曹彪以一个投机者的心态，选择加入这场阴谋。
不过，有一点他却没想明白，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世上岂有这种不用付出只求回报的好事？若他的行动力真的够强，那就应该尽快找机会转移到寿春去，至少封地白马这个地方是不能待了；而如果他不想承担风险，就应该立刻向朝廷举报王凌和令狐愚的阴谋，以规避自己的责任。
可是曹彪既不愿放弃机会又不想积极行动，最终等待他的必然是与王凌、令狐愚二人一样，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王凌身边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当时他的长子王广在洛阳，此人颇有才学。
王凌派手下舍人劳精将自己打算起兵一事告知王广，没想到王广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废立大事，勿为祸先”。
之后，他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据《汉晋春秋》记载，王广认为，“凡举大事，应本人情”。
也就是说，若举大事，要以人心向背为根本，之前曹爽一党骄奢淫逸，又多次擅自改变旧制，因此大失人心。
“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
即使他们权倾天下，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便会在顷刻间瓦解，而天下人也不会同情他们，这就是失去人心的结果。
“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
如今虽然司马懿心思难测，但他未行篡逆之举，而且处处与曹爽相反，他任用贤能，恢复旧制，以此收买人心。而且父子兄弟几人掌控兵权，因此是不可以轻易撼动的。
总之，王广的核心观点就是：曹爽一党看似强大，但因为失了人心，一旦形势不利，立刻就会树倒猢狲散；而司马懿却不同，他不仅没有失去人心，而且还掌握着兵权，无法轻易对付。
王广这番话颇有深意，他对司马家的野心是持有一定戒心的，毕竟他清楚司马懿心思难测，他不希望其父轻举妄动并不是要对司马懿示弱，而是要从长计议。
他并不反对与司马懿为敌，只是反对贸然出头，尤其反对擅自废立。因为这会让自己在道义上落了下风，失去大义名分后，根本无法和掌控朝廷的司马懿对抗。
王广这段阐述，仅见于《汉晋春秋》。裴松之虽然将其收入注解，但表示过怀疑。不过，《资治通鉴》还是加以引用了，说明这段记录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由此可见，王广的眼光非常长远。
据《魏氏春秋》记载，蒋济曾对司马懿评价王广：“凌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在蒋济看来，王广的才干胜过其父王凌，他的判断确实非常中肯。
蒋济的评价还真不算过誉，可惜这番金玉良言王凌丝毫没有听进去，他已经被野心彻底蒙蔽了双眼，而这最终也害死了王广。
当初蒋济对司马懿夸赞王广后马上就后悔了，他对身边的人说：“吾此言，灭人门宗矣。”他知道司马懿一定会斩草除根，即使身在洛阳的王广并未直接卷入谋反事件。
王凌一意孤行，一场血雨腥风迫在眉睫，但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变故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令狐愚死了。
志大才疏，招祸之源
令狐愚的一生是可悲的，他志大才疏，有着与自己的能力及德行不相匹配的野心，最终只会害人害己；但同时他又是幸运的，至少能够得以善终，没尝到家破人亡的苦果，只不过他的死给舅舅王凌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在王凌的计划里，令狐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曹彪所在的白马距离寿春比较遥远，所以和楚王曹彪联络一事便由距白马更近的令狐愚负责。如今令狐愚已死，王凌便很难先发制人将曹彪掌控在自己手中了。对他来说，局面变得非常被动。
按理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换成旁人差不多就知难而退了。王凌作为扬州都督统率重兵，任职至寿终正寝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充分的证据，司马懿基本不可能人为制造动乱，否则就会逼反王凌，这对于当时的司马氏集团来说弊大于利。
但王凌不是一般人，他并不服老。在他看来，司马懿大概已经年老体衰，无力亲征，而司马氏的其他人皆不足为虑。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高平陵之变后的第二年，司马懿的身体状况开始下降，于是“以久疾不任朝请，每有大事，天子亲幸第以谘访焉”。
此时的司马懿已经大权独揽，没有装病的需要了，由此可见他是真的快要油尽灯枯了。
或许正因如此，王凌才做出了上述判断。于是，他打算继续进行这场豪赌，而且他还找到了将这场赌局坚持下去的理由。
据《三国志·王凌传》记载，嘉平二年（250年）五月的一天，发生了“荧惑守南斗”的天象。见此情状，王凌表示：“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王凌认为这预示着有人会因此一步登天，而这个人自然就是他自己。
此时的王凌大概已经被野心蒙蔽了双眼，做出了这种完全反常识的判断。
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由此可见，所谓荧惑，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的火星。
接下来《史记·天官书》中又说：“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意思就是，要通过荧惑所在的分野来对该地区的命运进行占卜，而不幸的是，荧惑的出现偏偏主凶，预示着悖乱、杀戮、疾病、死亡、饥荒、战争等灾难的发生。
南斗则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据《大明一统志》记载，“《禹贡》扬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根据《禹贡》九州的划分定义，“淮、海惟扬州”，即淮水以南到东海之滨皆属扬州。因此，王凌所处的淮南无疑在斗分野范围之内。
这样一来，结论就很明显了，“荧惑守南斗”根本不是什么吉兆，而是预示着扬州将有大凶之象。
不过王凌却不管这么多，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甚至专门找了一个懂占星的人来问策。
据《魏略》记载，“详疑凌有所挟，欲悦其意，不言吴当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凌计遂定”。
这个叫浩详的人还真不是骗子，他确实是懂占星的。不过他已经看出了王凌的心思，为了取悦他，故意把东吴将有国丧一事隐瞒了下来，反而哄骗王凌说吴楚之地将有王者诞生，结果王凌听后谋反之心更加坚定了。
其实占星的结果一点不错，一年多以后孙权病逝，而淮南也即将在王凌的野心下招致一场兵祸，只不过这一切都不会被野心勃勃的王凌所知晓了。
如今起兵一事已然敲定，但在具体计划方面，王凌还需从长计议。想要在和司马懿的对抗中取得最终的胜利，难免要在战场上与其一决雌雄，这是避不开的，毕竟曹爽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作为一名沙场宿将，王凌自文帝曹丕时代起就长期活跃在战场上，到此时已有近三十年了。军事经验丰富的他深知扬州都督区只是曹魏的一个军区，仅仅以该地的力量对抗中央，确实力有不逮。
之前有令狐愚的兖州部队作为外援，现在外甥死了，这部分兵力也就没法指望了。王凌思来想去，决定采用釜底抽薪之计，让朝廷主动调兵来淮南以弥补自己兵力的不足。
这个计策看似异想天开，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其关键就在于必须有第三方配合，而这个第三方就是东吴。只要东吴有北上犯境的迹象，那么请求朝廷出兵支援前线就是理所应当的，他的目的也就可以达成了。
本来指望东吴进犯是有可能的，因为王凌可以主动挑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双方实际上进行了交锋，无论哪一方是始作俑者，都有向朝廷求援的理由。
然而不巧的是，此时东吴的国情并不允许他们发动对外战争。曹魏嘉平二年（250年），东吴赤乌十三年，东吴的朝堂正在进行一场惨烈的政治斗争，即历史上著名的二宫之争。
孙权为了削弱儒学士大夫，扶植鲁王孙霸对抗士人们支持的太子孙和，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而这场政治风暴给东吴内部带来了严重的动荡，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陆逊和朱据两位丞相先后因此而死。
最终，东吴这场争储大戏在这一年八月落下了帷幕，以太子孙和被废为庶人、鲁王孙霸被赐死而告终，孙权的幼子孙亮则登上了储君之位。
内部斗争如此激烈，东吴想必是难有精力挑起边衅了，而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间接帮了王凌一个大忙。
这个人就是前将军，庐江太守文钦。
文钦的人生充满了波折，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经历了三起三落。
作为曹氏谯郡的同乡，文钦本应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但他不幸在建安末年卷入了当时影响巨大的魏讽谋反一案。文钦被下狱后，本应判处死罪，是曹操念其父亲文稷有功才将其特赦，他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在曹丕时代，文钦未得起用，直到曹叡时代才出任五营校督和牙门将。
然而文钦的仕途刚刚有了起色就遭遇了新的打击，据《魏书》记载，“钦性刚暴无礼，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辄见奏遣，明帝抑之”。文钦的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为人刚硬暴躁，傲慢无礼，又不能奉公守法，多次遭到弹劾，因此被曹叡打压。
到了曹芳时代，文钦又得到了机会，被任命为庐江太守，可文钦上任后又犯了老毛病。
文钦所在的庐江郡与王凌所在的淮南郡相邻，他本应与长官王凌和睦相处，但二人关系却闹得很僵。
没过多久，王凌就向朝廷弹劾文钦，他“奏钦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
按照文钦以往的所作所为，王凌所言应该是可信的，最终文钦被调走了。
然而王凌虽然级别更高，但他却对文钦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文钦后台极硬。
前面章节中我们曾分析过，曹爽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是曹氏乡里人，比如桓范，而文钦也以这一身份成为曹爽拉拢的对象。
文钦在成功攀附上曹爽这棵大树后，没过多久就成功重返淮南，再次担任庐江太守，而且“贵宠逾前”，这下王凌更拿他没有办法了。
曹爽之所以没有让文钦在朝廷任职而是让他返回庐江，大体是出于防范王凌的目的。王凌多年来一直在豫州、扬州一带任职，正始初年又做了扬州都督，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股尾大不掉的势力。曹爽对此比较忌惮，而针对这一点，谋士丁谧做出了相应的谋划。
将和王凌素有矛盾，同时又是自己人的文钦派往淮南，日后若是王凌图谋不轨，这枚提前布置好的棋子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牵制作用了。
曹爽一党倒台后，司马懿大权独揽，他在接手曹爽权力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淮南这个重大隐患。因此，司马懿虽然除掉了丁谧，却把他的政策保留了下来，继续让文钦牵制王凌。
据《魏略》记载，“曹爽诛后，进钦为前将军以安其心”。可见，司马懿此举也是稳定文钦的一种手段。意思就是告诉他，尽管你曾是曹爽党羽，但朝廷不会追究。
可令司马懿没想到的是，文钦后续的一系列动作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帮了王凌。就在东吴二宫之争结束后不久，不安分的文钦打算搞出点大动作，他要对东吴发起诈降。
据《晋书·郑袤传》记载，郑袤对司马师说文钦“勇而无算”。这个评价确实贴切，因为说到诈降，东吴才是此中行家。
从赤壁之战的黄盖到石亭之战的周鲂，东吴曾两次用诈降之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验如此丰富，东吴怎么可能会轻易中计呢？
果不其然，东吴偏将军朱异一下就识破了文钦的计策，他立刻上报孙权，而东吴也提前做好了防备，文钦见状只好作罢。
不过，这次诈降行动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却成功刺激到了孙权。这一年冬天，在立储之事尘埃落定，朝局恢复平静之后，孙权立刻发兵北上，派遣十万大军进驻堂邑、涂塘。
堂邑和涂塘都位于今天南京市江北的六合区，都在古涂水（今滁河）附近。东吴十万大军沿着涂水北上。到了嘉平三年（251年）正月，吴军已经封锁了涂水河道。
但问题是，涂水并不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而是东西向的。溯涂水向上游进军，并不能越过合肥防线。
因此孙权选择这条路线说明他并不一定是真想北伐，而更有可能是用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军事行动来提升自己的威望，解决之前因争储导致的政权不稳的遗留问题，同时也好震慑一下蠢蠢欲动的文钦。
不过，这对王凌来说已经足够了。据《三国志·王凌传》记载，“凌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
十万人规模的军队是很庞大的，毕竟当初石亭之战陆逊手下也只有九万人。这对曹魏来说自然是如临大敌，王凌作为淮南最高军事长官，有充分的理由请求朝廷调派援军，而只要援军到了他的手里，就不可能再交回去了。
王凌这时或许还在沾沾自喜，以为令狐愚的死虽然让他被迫推迟了起兵的时间，但得到机会骗来一支兵马，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过他的算盘虽然打得响亮，却没那么容易如愿。因令狐愚之死时间拖了一年之久，这个时间足够司马懿的情报机构洞悉王凌的全部计划了。
但是王凌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边调兵遣将，一边请求朝廷出兵支援，结果朝廷并没有应允。
表面上看，司马懿这样做有打草惊蛇之嫌，他似乎应该假意答应以麻痹王凌。其实不然，王凌位于前线，对敌情更加了解。从东吴的进军路线来看，对方必然不是真心实意大举北伐，这一点王凌应该心知肚明。因此，他的注意力还是主要集中在朝廷方面。如果司马懿答应他，却始终不派兵增援的话，反而会让王凌心生警惕。
也就是说，朝廷直接拒绝这一姿态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反应。
而王凌这时候也难以确定朝廷的态度，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虽然开局不利，他也只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备用计划就此派上了用场。
王凌派手下杨弘去见新任兖州刺史黄华，将计划和盘托出，希望黄华能够配合他迎立楚王曹彪。
在他看来，黄华就是令狐愚的替代者。可是兖州刺史这个位置多么重要，司马懿不会不清楚，他怎么会派一个不可靠的人去呢？
这位黄华出身凉州士族酒泉黄氏。建安年间，黄氏一门与酒泉太守徐揖结怨，全族大部被杀，而黄华则逃过一劫。后来，他发起叛乱，也旋即被平定。
不过黄华却并未遭到严惩，归降后的他得到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最终官至刺史。
一方面，以一个得到赦免的昔日叛将的身份，得到今天的地位实属不易，而作为当年的幸存者，黄华自然没必要拿身家性命去冒无谓的风险，王凌这次真是找错人了；而另一方面，王凌的使者杨弘也出卖了他。
能被委派传递这样机密的消息，杨弘绝对是王凌的心腹，但偏偏是他最信任的人选择了背叛。
杨弘的背叛只是一个缩影，王凌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篡逆之举已经弄得人心尽失，他的手下会寻找一切机会脱身而避免为他陪葬。
很快，杨弘和黄华就把王凌的阴谋告知了司马懿。这下有了确凿的证据，司马懿终于可以出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