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直之计
嘉平三年（251年）四月二十六日，司马懿在洛阳收到了王凌密谋造反的消息，此即对应上一节中所叙述的杨弘和黄华向朝廷告密一事。
当然，这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帝潜知其计”。由此可见，王凌的阴谋其实早就被司马懿看穿了，此事最大的意义是司马懿得到了王凌谋反的确凿证据。
此时的司马懿迎来了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考验，因为能否解决淮南问题，关系着司马氏家族的前途命运。
面对能征善战、老奸巨猾的王凌，尽管司马懿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为了稳妥起见，他也只能亲自出马。
就这样，司马懿以古稀之龄踏上了人生最后一次征程，他率领大军从洛阳出发，沿颍水东下，直扑寿春。
如今王凌已经没有退路，按理说他谋划了这么久，于情于理他也应该负隅顽抗一番。
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王凌居然主动投降了。
他的阴谋策划了大约两年之久，但一朝覆灭，几乎只在顷刻之间。这乍一看令人有些不解，但实际上却也有其必然性。
让我们先把时间轴往前推移，看一看司马懿是如何为他的人生终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的。
就在出兵的同时，司马懿修书一封表达了赦免王凌之意，然后派使者前去劝降。
当年司马懿都督荆、豫二州时，适逢新城太守孟达密结蜀汉意欲谋反，司马懿在发动闪电突袭的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安其心，随后仅用八日便狂奔一千二百里从南阳赶赴新城。孟达见司马懿神兵天降，根本无力抵抗。
在那一战中，司马懿先麻痹对手，使其放松警惕，然后千里奔袭，丝毫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从而一击毙命。这一次，王凌将重蹈孟达的覆辙。
从洛阳至寿春也有千里以上，与当初突袭新城距离相近，不过尽管路途遥远，却不是没有好处。正因为远，所以王凌也摸不清司马懿的态度，他的心中必然充满了疑惑。
距离敌方路途遥远，本是战争中的不利因素，但事情总有两面性，因为可以借此麻痹敌人，并伺机进行突然袭击，这便是兵法中所说的迂直之计。
虽然司马懿已经年过七旬，但他的行军速度比起当年丝毫不差。
据《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丙午，闻太尉王凌谋废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马宣王东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杀”。
朝廷得到王凌密谋造反的确切消息的日期是四月二十六日，而五月初四王凌就自杀身亡了，这之间只有短短八天时间。
要知道王凌并不是一投降就立刻被斩首的，他就擒后还和司马懿有过多次交流，他是之后被押解回京的途中在项县才自尽身亡的。
而司马懿自决意出兵平叛到大军正式出发，同样需要时间，士卒的集结、粮草和兵器的筹备等都必不可少。而东征至少也是数万大军的规模，从调集军队再到出师远征，区区数日的时间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
因此解释只有一个，司马懿不是得到消息后才行动的，他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就和当年闪击孟达如出一辙。当他给王凌写信的时候，大军应该就已经在路上了。因此，杨弘和黄华的告密只是锦上添花，而并未起决定性的作用。
从时间上来看，司马懿这趟行军至多也就花了六七天。
当然，司马懿并未直接赶赴寿春。据《三国志·王凌传》记载，“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由此可见，司马懿行军至百尺后收到了王凌请降的消息，待进至丘头后便停住了，在这里正式受降。
司马懿的行军路线是沿着颍水向东南进发，他先后到达的两个地点百尺和丘头都在颍水之畔。
百尺即百尺堰，据《水经注》记载，“沙水又东而南屈，径陈城东，谓之百尺沟。又南分为二水，新沟水出焉……谷水又东径陈城南，又东流入于新沟水，又东南注于颍，谓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
按照《水经注》的描述，百尺堰是新沟水和颍水交汇处的一处大堰，而新沟水则是沙水的下游。那么作为颍水的支流，沙水、谷水、新沟水水系究竟对应的是现在的哪条河呢？
一种说法认为沙水就是今天的沙河，但这很可能是不正确的。《水经注》说新沟水的一部分谷水向东流经陈县以南，陈县也就是今天的周口市淮阳区一带，而沙河在距离淮阳区西南几十里的周口市市区就已经汇入颍河了。
其实沙水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作蔡水。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黄初五年（224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
当年曹丕的水军是从许昌出发的，而许昌并不在颍水之畔，因此这支水军是通过蔡水进入颍水的。
蔡水即今天的蔡河，蔡河的最下游在汇入颍河前先是东西流向，经过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南部，随后转而向东南汇入颍河，这正好与《水经注》中所描述的沙水、谷水、新沟水水系“东径陈城南”以及“东南注于颍”的记录相吻合。
因此，古百尺堰真正的位置很可能是周口市东南沈丘县附近蔡河与颍河的交汇处。
而司马懿之后到达的第二个地点丘头也颇有意义，丘头和百尺堰相距不远，在沈丘县东南约四十里处。数年后，司马昭将沿着他父亲的足迹来到此地，并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彻底平定淮南。
我们之所以花费不少笔墨分析百尺堰和丘头的具体位置，就是为了体现司马懿行军速度之快。虽然他没有前往寿春，但从洛阳至丘头，也足足有八百里左右。司马懿仅仅花了六七天的时间就走完了这段路程，即使走水路行进速度较快，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急速了。司马懿治军完美诠释了兵法中“侵略如火”这一特点。
据守寿春的王凌得知司马懿神兵天降，转瞬间就杀到百尺堰，心中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
王凌本就是弱势的一方，他的优势只在于起兵的突然性，出其不意。可如今司马懿的来信表明他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王凌反而成了被动的一方，他的机会越发渺茫了。在这样重大的心理压力下，王凌举步维艰，权衡再三，他选择了投降。
王凌之所以会做出这个选择，他的心路历程可能并不复杂。
正如前文所说，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身体状况欠佳，王凌本以为这次司马懿不会亲征，如果统兵将领是其他人，他相信自己可以应付，即使不能取胜，至少守御有余。
若战事旷日持久，天下的局势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在王凌看来，除了东吴这个外援，荆州都督区也是有可能争取一番的。
当时的荆州都督是王昶，我们之前在“司马家的软肋”那一节中分析过，王昶属于和司马懿及王凌都有渊源的，因此他可能会先观望一番。如果王凌能够稳住局面，甚至坚持到司马懿去世，他的立场确实有可能会向王凌倾斜。
可如今司马懿亲自出马，来得又如此之快，这大大出乎王凌的预料。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王凌已经很难再做出破釜沉舟的决定了。
这时候，那封赦免书就成了王凌最后的救命稻草，让他心中生出一丝幻想，认为司马懿要的只是淮南的兵权而已。殊不知曹爽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这只不过是绝望中的自我麻痹罢了，王凌最终在这不切实际的侥幸心理中走向了毁灭。
王凌虽老，但不可否认他确实颇有才干，否则当年曹操也不会对其提拔重用。可惜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谋划过多而行动过少，空有计划却缺乏相应的预案，一旦事态超出他的预期，便只能坐以待毙。
王凌来到丘头，派手下王彧前去请降，并献上自己的官印和节钺，然后又命人把自己捆起来等候发落。
据《魏略》记载，王凌在请降书中写道：“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他希望以一个极其卑微的姿态祈求司马懿的宽恕。
据《三国志·王凌传》记载，“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司马懿一开始似乎还真没有为难他的意思，命人为王凌松绑并加以宽慰，还送还了官印和节钺。
当然，这绝非司马懿心慈手软，他只是在表面上做出一个宽宏大量的姿态罢了。为了平定淮南，他必须斩尽杀绝不留后患。
司马懿这种温和的态度让王凌产生了一种错觉。此时的他心中或许有些庆幸，自己放弃反抗大概是明智的吧，毕竟他和司马家也算是有交情的，想必司马懿看在他去世的兄长面上会手下留情。
想到这里，他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为了进一步试探司马懿的真实态度，王凌乘一只小船靠近司马懿的船队，不料却在距离司马懿座舰十余丈的位置遭到了拦截。
王凌有些窘迫，于是远远地朝着司马懿座舰的方向喊道：“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
意思是，太傅若想召见我，修书一封即可，何必亲率大军来此？
而司马懿的回答很简单：“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
若非大军压境，你又怎会是那种轻易就范之人呢？
司马懿的答复是王凌意想不到的，前后巨大的反差让他一时无法接受，司马懿的冷漠像一盆冷水把他心里希望的火苗浇灭了。
江面上战舰来来往往，营寨里也是灯火通明，但此时此刻却是死一般的寂静，王凌像坠入冰窖一般，感到彻骨的寒冷。
司马懿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你王凌并非真心归降，只是畏惧朝廷兵锋罢了，如今大军压境，后悔也晚了。
王凌也是人老成精的人物，司马懿话中的意思他岂能不知？见希望已经彻底破灭，王凌心中大概悔恨万分，现在所有的底牌都失去了，他已经彻底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这一刻，王凌的情绪彻底崩溃了，他大喊道：“太傅负我！”
而司马懿的回复只有短短八个字：“我宁负卿，不负国家。”
万念俱灰的王凌被装入囚车，由六百名士兵押解回京，阶下之囚的身份让他早已不复昔日大都督的尊严。
待行至项县（今河南沈丘县），王凌忽然看到颍水之畔有一座祠堂，祠堂中供奉的则是曾经的豫州刺史贾逵。
望着贾逵祠，昔日二人把酒言欢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不禁悲呼：“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我王凌对大魏的一片忠心，只有你和神明才能知道啊！
经过一番发泄，王凌胸中的积郁似乎宣泄了不少。如今他已经不想再受这样心理上的折磨了，打算最后试探一次，于是叫人去向司马懿索要棺材钉。
王凌此举大概是表明自己心存死志，若司马懿愿意放他一条生路，应该会拒绝并好言宽慰一番。只不过，残酷的现实令他断绝了最后一丝希望。
手捧着棺材钉的王凌自忖必无幸理，事到如今只求速死以免受辱。他掏出了毒药，对自己的掾属道：“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我王凌年已八旬，如今不仅死在旦夕，竟还要身败名裂了。言罢，便在众人的注视下将毒药一饮而尽。
王凌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不断流逝。
弥留之际，他或许会想到自己的叔父司徒王允。当年王允定计除去国贼董卓，立下不世之功，但最后死于非命。如今自己想要对抗司马懿却一败涂地，步了叔父的后尘，或许这就是太原王氏两代人的宿命吧。
此时司马懿已经到达寿春，正在处理王凌谋反一案的收尾工作，突然听闻对方已经自尽的消息。司马懿或许会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这件事他没打算这么轻易就结束，他要把反对势力一网打尽。
可现在王凌和令狐愚这两个主谋都已死无对证，若想扩大打击范围还需要继续深挖，司马懿令人全力追查此案。很快，证据就将自己找上门来。
司马懿之死
就在司马懿到达寿春后不久的一天，一个叫张式的人突然前来自首，他的出现为这桩谋反案的调查打破了僵局。
虽然王凌和令狐愚这两个主谋双双死去，但此次阴谋中还有一个主要人物仍然逍遥法外，他就是楚王曹彪。只不过现在死无对证，司马懿暂时还没办法处理他。
但现在证据已经自己找上门来了，张式正是当初受令狐愚之命负责和曹彪联络的那个人。
这下证据确凿，曹彪再也无法抵赖，于是被迫自杀。
其实曹彪只是一个被王凌等人利用的蠢人，他本人并没有太大的势力，这一点司马懿是清楚的。但司马懿仍决意要除掉他，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曹彪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势力，司马懿要借这个机会，将它连根拔起。
这个势力就是曹魏宗室，确切地说是近支宗室。
虽然曹魏自曹丕开始就始终在压制近支宗室，但并没有完全将其弃用，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曹叡托孤时，燕王曹宇差一点登上首辅之位。也就是说，曹魏皇室对近支宗室采取的是既利用又防范的态度。
从之前的曹宇到现在的曹彪，这两个人先后成为司马懿权力路上的绊脚石，而曹操和曹丕有那么多子孙，或许他们本人不会有什么叛逆之心，但难免会被其他的野心家利用，司马懿可不想夜长梦多。
以曹爽为首的远支宗室已经被打压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该对近支宗室动手了。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借着曹彪谋反一事，“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司马懿下令将各王公迁往邺城软禁起来，并命人监视，不许他们与外界联系。这样以后再有人阴谋作乱，就不可能采用另立新君这一手段了。
事情到此虽然大致得到了解决，但司马懿仍然要继续扩大打击范围，因为他心里清楚，仅仅打压宗室是不够的，在士族群体中，对司马氏掌权不满的还大有人在，只不过目前并未浮出水面而已。
王凌和令狐愚只是其中的出头鸟而已，为了杀鸡儆猴，司马懿必须做出最严厉的处置，以此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之人。
于是在司马懿的授意下，案子就这样继续查了下去。很快，负责办案的人就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个叫单固的人。
当初单固的父亲单伯龙是令狐愚的朋友，于是令狐愚便征辟单固为官。
不过起初单固并不想接受，便称病推辞了。不想令狐愚坚持要征辟单固，送的礼物越来越贵重。
虽然单固仍想拒绝，但在母亲的劝说下他答应了。于是，单固便做了令狐愚的兖州别驾，并逐渐成了他的心腹。这是正始年间的事情。
后来令狐愚突然去世，单固也就顺势辞官了，但没想到过了一年多，大祸还是找上了他。
由于司马懿在全力追查王凌、令狐愚谋反一案，令狐愚之前的属官自然成了调查对象。于是单固便被传唤至寿春，对于这个重要证人，司马懿决定亲自审讯。
将单固带上来后，司马懿问道：“卿知其事为邪？”
单固连说不知。
见单固有意隐瞒，司马懿也不再兜圈子了，说道：“且置近事。问卿，令狐反乎？”
既然说不知，那便提醒他一下好了，就是最近的事，令狐愚谋反，可有其事？
单固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虽然令狐愚已死，但他仍不愿出卖旧主，坚决不承认令狐愚谋反一事。
但对司马懿来说，这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单固不说，自然有人说，这个告密者叫杨康。当初他是令狐愚的治中从事，同单固一样深受其信任，对令狐愚和王凌的密谋所知甚多。只不过论起忠诚，杨康就远无法与单固相比了。
当初令狐愚病重时，杨康曾到洛阳公干，结果他竟将秘密全都泄露了，这便是除了黄华和杨弘以外的第三个人证。
根据杨康的供词，单固对令狐愚谋反一事有着深度参与。证据确凿，司马懿不再留情，直接将单固下狱，终日严刑拷打，前后有数十次之多，但单固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
于是，司马懿只好把杨康找来和单固对质。见到昔日的同僚出现在这里，单固才明白一切，他知道自己继续死硬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冲着杨康破口大骂：“老庸既负使君，又灭我族，顾汝当活邪！”
老贼，你不仅背叛了令狐使君，还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不久后，单固得到了与母亲相见的机会，母亲宽慰他道：“你本不愿为官，是我坚持要你去的，你身为令狐刺史手下官吏，自当如此，即使因此家门衰落，我亦无恨。”
单固听了母亲的话，自始至终都没有屈服，直到走上刑场的那天。
而杨康自以为有功，还在幻想得到封赏，但叛徒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由于他的供词前后多有矛盾之处，司马懿也下令将其斩首。
行刑之日，单固和杨康一同被押赴刑场。看着失魂落魄的杨康，单固怒骂道：“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你的下场我早就猜到了，若令狐使君泉下有知，看你死后如何有面目去见他！
随着单固和杨康被杀，司马懿终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全部供词。至此，王凌和令狐愚谋反已经成了铁案。司马懿雷厉风行，下令将此二人开棺戮尸并暴尸三日，所有与此案有关联者皆夷三族。一时间杀得人头滚滚，令人胆寒。
当初令狐邵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太原令狐氏因令狐愚的野心从此一蹶不振。但不得不说此人还是有点人格魅力的，即使当了反贼，还是有单固这样的忠臣义士为其殉葬。
此外，他的悲惨结局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据干宝《晋纪》记载，后来的西晋名将马隆“讬为愚家客，以私财更殡葬，行服三年，种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马隆利用此事进行了一次行为艺术，他自称是令狐愚的门客，用自己的财产为他送葬并服丧三年，从此名声大噪。
再说回王凌，他的儿子们一个也没有幸免。毕竟当初蒋济还评价说，王凌的儿子王广才干胜过其父，司马懿又怎会留下后患呢？
可惜王广空有才干，眼光又长远，无奈还是成了父亲野心的牺牲品。
处理完这些事，司马懿班师还朝，他带着无上的荣光返回洛阳。
曹芳再次任命他为相国，但司马懿依旧推辞了。
出征归来后不久，司马懿就身患重病。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到贾逵和王凌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忽然，这二人化身为厉鬼，面目狰狞。司马懿惊惧而醒，大为厌恶，而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对自己的身体，司马懿是心中有数的，毕竟在出征淮南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应该就不是很好了。这或许也是他一定要除掉王凌的一个原因，毕竟这老贼比自己寿数还长。
不过司马懿虽然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但他一点也不糊涂，还能清醒地做着一系列人事安排。
对于淮南这块是非之地，司马懿选择了诸葛诞接任都督一职，毕竟此人和自己是儿女亲家，让他坐镇淮南应该会比较放心吧。
从后面的发展来看，这个抉择可以说是半对半错，因为诸葛诞既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又带来了新的麻烦，这是后话。
做完这一切，司马懿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回想自己这波澜壮阔的一生，他自建安后期开始崭露头角，之后屡献妙计，名扬天下，终于在明帝初期以托孤大臣的身份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兵权。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司马懿东征西讨，斩孟达、拒诸葛、平公孙、诛曹爽、擒王凌，司马氏的基业就此初创。他已经为司马家族的崛起奉献了一切。
在司马懿人生的最后一刻，我们还是应该对他做一个合理客观的评价。
如果说他早有不臣之心，那自然是不确切的。景初二年（238年）春，司马懿受朝廷之命率军征讨割据辽东的公孙渊。途中经过故乡温县时，司马懿宴请故乡父老，当时他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
遭逢际会，奉辞遐方。
将扫逋秽，还过故乡。
肃清万里，总齐八荒。
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司马懿并不以文学见长，这首《征辽东歌》是他一生中唯一留下的作品，虽然在这首诗中司马懿表达了“肃清万里，总齐八荒”的豪迈志向，但他最终仍以“告成归老，待罪舞阳”来进行收尾，而这也正是司马懿内心的真实写照。或许在当时的司马懿看来，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随后功成身退，告老还乡，那便是最大的愿望了。
只不过司马懿没想到的是，他最终在机缘巧合之下被卷入这时代的浪潮，一步步成为后世人们眼中的奸诈之徒。
其实在司马懿刚刚去世时，各界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就连司马氏的敌人毌丘俭后来在讨伐司马师的檄文中对司马懿也是大加赞扬：“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讬之任。懿戮力尽节，以宁华夏。又以齐王聪明，无有秽德，乃心勤尽忠以辅上，天下赖之。”
毌丘俭将他定义为国之柱石。
可到了后世，司马懿的风评却逐渐变差，这又是为什么呢？
总的来说，司马懿遭到恶评的原因主要就是，司马氏篡魏导致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以及他对政敌杀戮过重，这让他的形象从一个劳苦功高的四朝老臣逐步变为奸诈残忍的阴谋家。
其实这样的评价是不客观的，司马懿这一生为曹魏尽心竭力，若说他完全没有谋逆之心，那恐怕也不尽然，毕竟身居高位，难免会多些别的心思。曹操最初也只是想做个征西将军而已，他的野心也是随着自身地位的提高一步步扩大的。
不过身为臣子，本身是否有野心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他没有付诸行动，就可以被认为是忠臣。是否篡逆其实也就是一步之差，司马懿始终没有跨过那一步，这一点和曹操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真正的逆臣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一个擅自废立皇帝，一个更是公然弑君，这是他们永远无法洗去的污点，但让司马懿为子孙未来的行为承担责任恐怕就没有道理了。
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那跟司马懿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晋末动乱是司马昭立储的后遗症。
而背信弃义和杀戮过重，这确实是司马懿身上的污点。不过毕竟人无完人，对一个臣子来说，只要大节不亏，对国家有功，这就足够了。
因为一个污点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是不公平的。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的末尾处引用了一句古谚：“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名臣可以分两个档次，一种是普通的治世名臣，一种是救世的千古名臣。司马懿显然够不上后一种，可他却明明有这种才干，这才是司马懿最大的问题。
之前在夏侯玄正始改制那一节中我们曾讲到，他评价司马懿空有伊尹周公之才却不能发挥。虽说有些无礼，却也是事实。
论才能，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的顶级人才，可身处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他虽身居高位，却只愿意顺势而为而不去试图做些改变。
司马懿选择了随波逐流，他只愿意做士族的领袖而非改变时代的先驱。从这一点来看，曹操做得反而比他要好。
在司马懿离开人世前，他还有最后一件大事要做，那就是继承人的安排。
作为一个权臣，如果没有优秀的继承人，那么他就只有篡位一条路了，否则死后一般都会被反攻倒算，西汉的霍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幸运的是，司马懿的继承人司马师有充足的能力。
当初高平陵之变前夜，司马师安然入睡，鼾声如雷，从这点就能看出他的不凡，这份心理素质世所罕见。而政变之日，三千死士更是如臂指使。
有子如此，夫复何求，司马懿终于可以放心地去了。而司马师将带领家族继续向前，直至巅峰。
继承人司马师
嘉平三年（251年）八月初五，司马懿病逝于洛阳，时年七十三岁。
朝廷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天子曹芳身着素服亲临吊唁，一切规格都依照当年霍光的旧制，并追赠他为相国、郡公。
司马懿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据《晋书·宣帝纪》记载，他在生前就授意弟弟司马孚向朝廷表达自己的遗愿，即“辞郡公及辒辌车”。
推辞郡公的意图大约与他生前推辞丞相的任命类似，目前强敌环伺，司马氏的权力并没那么牢固，因此不宜过度暴露野心，只有低调再低调。
那么，辒辌车又是什么呢？据颜师古为《汉书》所做的注记载，“辒辌本安车也，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翣，故遂为丧车耳”。因此辒辌车是专门用来送葬的丧车，当年霍光去世后就是用辒辌车送葬的。
朝廷特意赐予辒辌车，虽然是一种荣耀，但相应的葬礼流程会更加繁杂，与司马懿薄葬的主张不符。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在遗命中要求自己死后“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其中明确规定不起坟，不树碑，不更衣，不设随葬品，总之就是一切从简。
目前司马氏正处于权力交接的动荡期，这是整个家族最虚弱的时候，自己死后的哀荣并不重要，最关键的则是家族的稳定。因此，司马懿才会如此竭力避免节外生枝，一切可有可无的流程都将被省去。
如今有关司马懿葬礼的诸事已毕，该轮到司马师接过家族的重担了。
对一个政治集团来说，第一代创业者的才干固然重要，但第二代继承者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旦缺乏优秀的继承人，整个集团就会迅速衰落，历史上这种二世而亡的例子屡见不鲜。
然而司马氏却是幸运的，因为司马师足够优秀，他带领家族成功度过了权力交接期间最危险的那几年。
司马师成为司马懿的继承人一事并无争议，但关键是如何让司马师合理合法地接过权柄。
当初曹操去世后，曹丕能够顺利继位，那是因为当时曹操在名义上已经不单单是汉臣了，他早就进位称王，有了自己合法的家业，所以曹丕继承的是曹操魏王的王爵。
而曹操手下主要的班底也都已经转为魏王臣子，曹丕将他们接手过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目前司马氏的情况却不一样，由于司马懿去世之前谢绝了朝廷郡公之封，因此他到死也只拥有舞阳侯的爵位。
爵位可以继承，但是官职并不能继承，司马氏是无法名正言顺地交接权力的。
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而擅自行事，或许在实际操作上并不困难，但这对司马氏的名声是一种损害，毕竟当时朝廷内外反对司马家的人也不在少数，司马氏还不能太过肆无忌惮。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从史书中寻找可以效仿的旧例就可以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活动中想要打破规制的一种常见操作。
当初刘备进位汉中王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法理依据，便效仿了两汉之交时的旧例。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群臣在推举刘备为王的表文中提到：“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可见当时刘备援引的是东汉初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对抗隗嚣的先例。虽然这个例子略显牵强，但好歹算是对世人有了个交代。
因此，即使像当年的刘备那样，挟汉中大胜之余威独霸西南，也同样不能为所欲为，一切行为都需要找到让人信服的理由。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难不倒熟读史家经典的司马家智囊团们，他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先例。
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及宣帝薨，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商代名相伊尹去世后，他的儿子伊陟接任相国，最终成为一代名臣。不得不说，这个例子找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这样一来，司马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过司马懿的权柄，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这个抚军大将军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当初魏文帝时期，司马懿也曾出任过抚军大将军，这个二品的官职距离三公还是有些差距的。
但真正厉害的是录尚书事，这个头衔才是司马师掌控朝政最强有力的倚仗。
自东汉中后期幼主迭立以来，录尚书事基本就是辅政大臣的常见配置，司马师虽然名义上还不是三公，但实际上凭借录尚书事这个头衔，就可以掌控整个朝堂。
当然司马师也不会长期担任抚军大将军，第二年年初他的官衔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跃升。
据《晋书·景帝纪》记载，“魏嘉平四年春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此时司马师已经被封为大将军，同时又得到了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头衔。
所谓都督中外诸军事，顾名思义就是统领曹魏的中军以及外军，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当然司马师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权力，各大军区还是有相应的都督的。
但不管怎么说，司马师在名义上成了曹魏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再加上他以录尚书事掌控朝政，可以说已经将军政两个领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国家的实际决策者。
那么，司马师治国的水平如何呢？事实证明，他不仅军事素质过硬，治国理政也相当出色。
据《魏略》记载，早年间蒋济做中护军的时候索贿成风，当时民间有歌谣说：“欲求牙门，当得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司马懿后来问起这件事，蒋济却毫不掩饰。虽然其中有二人关系密切的因素，但从中也能看出买官卖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但司马师上任后却一改歪风邪气，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司马师“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他论功行赏，公平公正，绝无半点徇私。就这样，禁军在他的整顿下面貌焕然一新。他也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一部分坚决忠于司马氏的力量，这股力量最终成为高平陵之变时的一大助力。
关于用人，司马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主义，只注重能力，其余一概不问，这点和司马懿有所不同。
比如他所看重的石苞，不仅好女色而且品行不端，这让司马懿很是不满，因为这种行径是出身名门且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的司马懿无法接受的。
但司马师却像是司马氏家族中的一个异类，他不赞成父亲的看法。据《晋书·石苞传》记载，当时司马师对父亲说：“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
石苞虽然行为不端，却有大才，而对于有才能的人不该拘泥于这些小节，因为品行良好的人不一定有经世济民之才干。
事实证明他的眼光非常精准，后来石苞在司马代魏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司马师的这种用人理念和当初曹操所提出的唯才是举非常类似，在司马师看来，“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
管仲虽奢靡僭越，但齐桓公在他的辅佐下九合诸侯，齐国终成霸业；而陈平虽然盗嫂贪污，但他六出奇计，辅佐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这就是最好的两个例子。而石苞虽比不上此二人，但也算人才了，因此必须纳为己用。
司马师的观点有理有据，最终让司马懿所信服。
当然司马师敢于这样用人，也是源于自信，他有信心控制好各种各样的人才。
当初司马师在曹爽的大力压制以及严密监视下，仍能阴养死士三千，数年不出一点差错，这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需要极强的领导力和人格魅力。这一次司马师将把这一能力充分发挥到治国理政之中。
司马师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也就三四年的时间，但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在他执政期间，“四海倾注，朝野肃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足见司马师的能力。
当时曹魏内部刚刚经过高平陵之变和淮南一叛两次动乱，而外部又有吴、蜀两国虎视眈眈，可谓强敌环伺，危机四伏。
司马师的威望远比不上父亲司马懿，因此他这个时候接过重任，绝非可以轻易控制局面，毕竟当初同为功勋二代的曹爽做辅政大臣时，没过几年就弄得天怒人怨。
其实司马师早年间跟何晏以及夏侯玄他们一样，也是个崇尚浮华且喜爱清谈的世家子弟，但最后却成为这样出色的治国之才，看来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真是怎么夸大也不为过。
司马师的仕途并不顺利，据《晋书·景帝纪》记载，“魏景初中，拜散骑常侍”。景初年间（237—239年）已经是曹叡在位的末期了，此时司马师已经年过三旬，以他的出身，这是很不正常的。
不过结合他的交际圈子，此事就很容易理解了。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他曾与夏侯玄及何晏走得很近。
这样看来，事情就很明显了，司马师长期不得出仕，极有可能与我们之前提到的浮华案有关，他遭遇的也极有可能是终身不得录用之类的严厉处罚。而史料中之所以没有相关记录，大概率是因为后来西晋官方为他遮羞，刻意隐去了这段经历。
就这样在曹叡的打压下，司马师长期无官可做赋闲在家。没过多久，他又遭到了一个打击，妻子夏侯氏去世了。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晋书》中有关夏侯氏被司马师鸩杀一说颇有可疑之处。两人育有五个女儿，感情自然是深厚的，她的死或许另有隐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司马师已经从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世家子弟变成了一事无成的鳏夫。
但这一系列挫折并没有击倒司马师，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强。后来曹叡病重，他被解除禁锢后，原先那个热衷于高谈阔论的富贵公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心机深沉的中年人。
随着司马懿与曹爽两大集团冲突的爆发，司马师也遭到了打压，他只能继续蛰伏，但这对司马师来说已经算不上什么打击了。
正始年间的十年隐忍进一步磨炼出他坚毅不拔的性格，终于等到高平陵之变一鸣惊人，从此一飞冲天，成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当时朝廷内部的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曹爽集团被消灭，但剩下的文武百官多种多样，并不是在立场上完全倾向司马氏的。
他们之中，有的出身豪门士族，有的出身寒门单家；有的德才兼备，有的只是空有名声；有的是司马氏的亲信，有的却与其有嫌隙。
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如何安排他们，并使之发挥最大的作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司马师却处置得井井有条。
他以“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最终达到“朝野肃然”的效果。
这时又有人提出建议，要改变现行制度。司马师则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隐患，当初曹爽是怎么失去人心的，他如何能不吸取教训呢？于是，他回答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
不知古今，遵循上天的法则，这是《诗经》中讲述的道理。旧的规制是应当遵循的，除非有战事，否则不能轻易改变。
这才是大智慧啊！动乱刚刚平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这时候不宜做什么变革，顺其自然才是最优选。这样浅显的道理却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所谓的改革家们所不明白的。
至于后半句，则阐述了一种战时体制的先进思想。治国需要张弛有度，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国家迟早是要崩溃的。
在和平时期尽量无为而治，在面临战争时则转为战时状态，这才是治国以“霸王道杂之”的高超境界，文武双全的司马师真可谓是三国时期最被低估的人才之一。
不过，整肃国内并不是司马师的唯一目标，此时的东吴已经度过孙权去世后的短期动荡，逐步回归常态。野心勃勃的太傅诸葛恪也急于证明自己，魏、吴双方两位辅政大臣的较量即将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