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师的功业
领导要敢于承担责任
司马懿和诸葛亮曾在雍凉鏖战数年，如今二位英杰已先后过世。或许他们不会想到，多年后司马与诸葛两家将再次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曹魏太和三年（229年），东吴黄龙元年，孙权称帝，并将都城从武昌（今湖北鄂州）迁回建业（今江苏南京），此举也表明他将对魏攻略的主要方向转到了东线。此时的东吴和蜀汉已经重新修好，相约共同对付曹魏。
为了配合即将发动的攻势，东吴于黄龙二年（230年）在濡须水上游修建了东兴大堤。濡须水发源于巢湖，流向东南，最后注入长江。
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东吴这项工程的目的，是“筑东兴堤遏湖水”。蓄起濡须水上游和巢湖的水位，扩大水域面积，方便东吴水军发挥自己的优势。
针对东吴频繁的动作，曹魏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坐镇扬州的征东将军满宠的建议下，曹魏于青龙元年（233年）在远离施水的合肥城原址以西三十里处修建了新城，并将旧城给毁了。其目的是“引贼远水，择利而动”。
满宠与东吴缠斗多年，深知吴军离了船战斗意志就会减半，“成也水师，败也水师”。因此，他希望将前线战场转移到远离水道的地方，以最大限度削弱东吴的水军优势。
事情果真如满宠预料的那样，东吴在曹魏合肥新城建成后连续两年发动攻势，但均铩羽而归。满宠的筑城之策，确实打了孙权一个措手不及。
青龙元年（233年），孙权亲征合肥。合肥新城距离东吴战船所在的水域太远，孙权在水上停留多日，迟迟不敢下船。他很清楚在强大的曹魏陆军面前，吴军没有什么优势，但又不想无功而返。当他终于下定决心上岸炫耀武力，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时，满宠却突然率伏兵杀出，斩首数百。孙权只好于慌乱之间，匆忙撤回战船。盛怒之下，他下令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但皆不克而还。
青龙二年（234年），孙权号称率十万之众再攻合肥。新城守将张颖等据守力战，孙权久攻不下。尔后，曹叡亲率大军救援。孙权恐惧，只好再次撤退，这也是孙权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攻合肥。
事实证明东兴大堤并未发挥出东吴所预期的战略效果，于是这项工程便被废弃了，“由是废不复修”。
诸葛恪执掌东吴后，北伐计划重新被提上了日程，第一步就是要重新修复东兴大堤。
曹魏嘉平四年（252年），东吴建兴元年十月，东吴太傅诸葛恪征调大量人力重修大堤。这次工程规模更甚以往，大堤向两岸方向延伸，直通濡须水西岸的七宝山和东岸的濡须山。接着，东吴在大堤东西依山修筑两城，其中派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待全部完工后，他们才率军返回。
近二十年过去了，第二代东兴大堤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在魏、吴两国交锋的前沿。
不过，当时诸葛恪很可能还没有完全做好和曹魏全面开战的准备，毕竟他刚刚开始辅政就遭到了另一位辅政大臣孙弘的挑战。
孙弘与诸葛恪素来不和。孙权驾崩后，孙弘担心自己会被诸葛恪惩办，选择秘不发丧，打算伪造诏书，赐死诸葛恪。结果，他的阴谋被诸葛恪知晓。诸葛恪当机立断，假意邀请孙弘一起讨论事情，然后趁机在座席之间把他杀了。
东吴内部政局尚不稳定，诸葛恪还在等待北伐恰当的时机。
可对面的司马师却坐不住了。虽然他希望通过休养生息慢慢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诸葛恪重修东兴大堤之举等同于公然挑衅了。若不做出回应，他将颜面何存？于是，曹魏内部立刻就如何反击东吴一事展开了议论。
首先，扬州都督诸葛诞提出了自己的方略。
据《汉晋春秋》记载，诸葛诞的策略是“使文舒（王昶）逼江陵，仲恭（毌丘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
诸葛诞希望让王昶从荆州方向进攻江陵，让毌丘俭从豫州方向南下进攻武昌。当然这两路人马都是偏师，主要是牵制东吴的荆州兵团，而真正的主攻方向则是东线。
诸葛诞认为，东吴在濡须山和七宝山上的两座城里驻军并不多。因此，魏国可以选精锐兵力速战速决，等到东吴救兵赶到时，就已经将其攻克了。
这样一来，诸葛诞坐镇的淮南战区便是主力，最后建功立业的也是他，算盘打得极为精明。
与此同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和镇南将军毌丘俭也各自陈述了自己的作战计划。据《三国志·傅嘏传》记载，“或欲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
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在长江南岸东吴的领土内作战；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大举进攻，使吴军首尾不能相顾，趁机攻占城池；也有人主张在边境屯田以待时机，等东吴内部生乱时再进攻。总之，意见各不相同，众说纷纭。
司马师一时也不好做决断，于是去请教尚书傅嘏。
傅嘏，字兰石，北地郡泥阳县人，曹魏后期重臣。傅嘏出身当地有名的世家大族，是西汉义阳侯傅介子之后、曹魏尚书傅巽之侄，父亲傅充曾为黄门侍郎。弱冠之年，傅嘏就以学识渊博、能言善辩知名天下。
傅嘏本与司马氏并无太深的渊源，但在正始年间，有一次傅嘏对曹爽之弟曹羲说：“何平叔（何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
傅嘏认为何晏是个小人，巧取好利，不求务本，担心曹氏兄弟与他接触会受到不良影响，而朝政也会因此而日趋衰败。
不想这番话传到了何晏耳中，于是怀恨在心的何晏利用自己吏部尚书的身份找借口将傅嘏罢官了。
后来，傅嘏在家闲居时又得到起复，被拜为荥阳太守。或许他已经对曹爽一党深感失望，因此没有赴任。
就在这个时候，司马懿因为欣赏傅嘏的才能对他伸出了橄榄枝，征辟他为从事中郎。
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由此可见，从事中郎并不是朝廷直属官员，而是三公或者同级别将军幕府的属官。而具体到傅嘏这里，就是司马懿太傅府的从事中郎。
傅嘏拒绝朝廷太守的任命而去做司马太傅府的从事中郎，说明他已经决心投入司马氏的阵营。
之后曹爽集团覆灭，傅嘏也因为之前亲司马氏的立场而得到高升，担任河南尹。任职期间，傅嘏对官员知人善任，对百姓以德行教化，官吏百姓在他的管理下逐渐安定。此后迁尚书，从而一步步迈进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因此，司马师才会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向他问计。
面对东吴之事，傅嘏胸中早有应对之策，西晋宗室、史学家司马彪的《战略》详细记录下了傅嘏的论述。
首先，傅嘏指出当年吴王夫差和齐闵王威震天下，但最后不免身死国灭，可见善始而不一定善终。
其次，傅嘏又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孙权与当年的夫差和齐湣王类似，之前击破蜀汉吞并荆州，但很快因杀戮忠良引发国内动荡，最终盛极而衰。
现在诸葛恪执掌东吴，如果能改变孙权时期穷兵黩武的暴政，那么东吴还是可以苟且于江东的。
在傅嘏看来，王昶等人提出的这些主动出击的策略都是常用的战术，只有“施之当机，则功成名立”，而“苟不应节，必贻后患”。
这些策略只有在合适的时机才能发挥作用，若是时机未到强行实施，则必有祸患。在对敌情了解有限的情况下，强行出兵进行军事冒险，绝非稳健之策。
接下来，傅嘏提出了七条具体的对策：
“夺其肥壤，使还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
总结下来就是：第一，要夺取东吴肥沃的土地，将其逼至贫瘠之地；第二，军民和睦，不许劫掠百姓；第三，在边境地区施行怀柔政策，招抚前来归降之人；第四，设置情报网络，并阻止敌方间谍；第五，敌军退守之后，其在当地的警戒网络必然会遭到削弱，那么我方就可以在此长期深耕了；第六，通过屯田使军队可以利用当地的物资储备，不用分出兵力进行运输；第七，及时探知敌方情报，一旦有战机，能迅速做出出兵的决断。
只要能做到这几点，不出三年，敌人自然土崩瓦解，而我国则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坐享胜利。
傅嘏担心自己的计策不被采纳，又说道：“当初樊哙想用十万人出征匈奴，幸亏为季布所阻止，才避免一场大败；而李信妄称二十万人可灭楚国，结果丧师辱国。”
《孙子兵法》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攻城是最下之策，有必胜的方略不用，非要兵行险着，实在令人忧虑。
公平地说，傅嘏提出的都是很好的建议，因为曹魏虽强，但当时并不具备灭吴的实力。再看东吴，孙权虽刚刚去世不久，内部不稳，但是吴国实力尚存，伐吴时机并不成熟。当务之急是严明法令，训练士卒，固守城池，做好伐吴的准备工作。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曹魏在综合国力上的优势会日益明显。
傅嘏这段话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
两国相争，强者恒胜，弱者恒败。这是因为强势一方有资本与对手拼消耗，而弱势一方的容错率太低，走错一步就会万劫不复。
弱国想抗衡强国，就得加重徭役，横征暴敛。时间久了，不必开战，它就会自行崩溃，这就是弱者的悲哀。
二十多年后，晋国都督荆州的羊祜就是利用这种策略成功拖垮了东吴，傅嘏可谓高瞻远瞩。
可惜傅嘏的话没能打动司马师。
这并非司马师没有远见，而是他刚刚执政不久，在威信上远不如自己的父亲，如今诸葛恪正在挑衅，若是毫无作为，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在他看来，主动退缩的恶劣后果比军事冒险更令人难以接受。另外，当时已经入冬，如果拖到第二年，东吴水军趁着汛期水涨时主动出击，那魏国就更加被动了，因此不如速战速决。
魏嘉平四年（252年）十一月，司马师下令三路出兵南征，他基本采用了诸葛诞的方略，只是在细节方面稍微做了一下修改。
其中，西路王昶和中路毌丘俭的作战安排都没有变化，只是东路不是按照原计划挑选精兵突袭，而是足足集中了七万大军。
或许司马师对诸葛诞不太放心，而他又要坐镇朝廷不方便亲自出征，于是就把东路军总指挥的位置给了弟弟司马昭，让他统率征东将军胡遵和镇东将军诸葛诞一同伐吴。
听闻曹魏大军南下，诸葛恪这边反应很快，以四万人迎战。
只不过，魏军还是更快一步，胡遵已经命人修建了浮桥。魏军通过浮桥先行抢占了东兴大堤，并对濡须山和七宝山上的东西二城发动了攻势。
随着时节步入深冬，天气越发寒冷。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时天寒雪”，恶劣的天气似乎已经不适合继续展开作战行动了。
或许正是这样恶劣的天气让胡遵产生了松懈的情绪，他误以为吴军无法来援，于是竟然在军中办起了酒宴，殊不知自己将要大祸临头。
就在魏军酣饮之时，东吴冠军将军丁奉率领的三千精兵即将亮出锋芒。丁奉对众人说道：“诸位，立功封爵领赏，就在今日！”他命令士兵脱去沉重的铠甲，仅戴头盔保护要害，裸身带短兵器出击。
很快魏军就发现了他们，看到来人都赤裸着上身，装备也不完整，都大笑不止，没有立即整军对敌。结果，丁奉率领这支尖刀部队攻上了大堤，大破魏军先头部队。
丁奉这边杀得正热闹之时，吕据等人的援兵也赶到了七宝山的西城，并对堤上的魏军发动了两面夹击。
东兴大堤上的魏军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再也无力抵抗，争相涌向浮桥，想要尽快返回岸边。不想新的灾难又降临在他们的头上，浮桥不堪重负，被彻底压坏。大量魏军士卒走投无路之下，被冰冷的濡须水吞噬了。魏军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沉没在水中，溺死者数不胜数。
曹魏在这场东兴之战中遭到惨重的失败，损兵数万之众。《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东吴缴获了海量的战利品，“资器山积”，可见曹魏损失之大。而毌丘俭、王昶听闻这一战况后，也纷纷烧毁营盘撤兵了。
大败的消息很快传回洛阳，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为避免动荡，司马师主动承担了责任。
他说：“我不听公休（诸葛诞），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同时，他撤销了总指挥司马昭的侯位，也算给了朝廷一个交代。此外，念及东兴之役死者众多，司马师下令丧礼从简，守丧期间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
其实即使采用诸葛诞的主张用精兵奇袭，也无法取得成功，因为以七万重兵都无法攻下东西二城，仅以少量精锐部队同样没有希望，无非是失败的时候损失小一些罢了。
况且这场战役的前线指挥是胡遵，东路军总指挥是司马昭，也确实怪罪不到诸葛诞身上，所以司马师才会这样说。或许这是一种拉拢吧，因为司马师若是在揽责时说，“我不听傅兰石（傅嘏），以至于此”，会更合理一些。
而祸不单行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并州也发生了动乱。
据《汉晋春秋》记载，“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
当时雍州刺史陈泰请求让并州出兵与他一起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然而因为沟通不畅，新兴、雁门两郡的人以为要到远方去服徭役，结果惊恐万分，都反叛了。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司马师像对待东兴之战一样，也没有推卸责任。他表示：“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司马师自己主动将失败的责任承担了下来。
这就是司马师的领导艺术，作为朝廷的决策者，他必须承担责任，若是一味推诿，迟早会众叛亲离。
司马师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己的威信，但得到了属下的信任。这让群臣都知道他是可靠的，这便增强了曹魏上下之间的凝聚力。《汉晋春秋》说，经此一事，“魏人愧悦，人思其报”，这并非虚言。
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说得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如果作战失败却声名远扬，那么失败也是暂时的，最后终将获胜。这样的话，即使失败一百次都无妨，何况只有两次呢？司马师虽然连遭挫败，却收买了人心，可谓得偿所失。
司马师掌权后没多久，就遭遇了这样的重大挫折。而对面的诸葛恪在获此大胜后，则尝到了对外征伐的甜头，被东吴皇帝孙亮加封为丞相，进爵阳都侯，领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于是，他更想乘胜追击，反击魏国。
就在这紧要的关头，蜀汉内部也发生了变故，对三方博弈的态势造成了直接影响。
姜维北伐
曹魏嘉平五年（253年），蜀汉延熙十六年，正月初一的这天，蜀汉大将军费祎的府中充满了一片祥和喜乐的氛围，全府上下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岁首大会忙碌着。
费祎，字文伟，江夏郡鄳县（今河南省罗山县）人。据《华阳国志》记载：“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
费祎出身江夏，是蒋琬之后荆楚集团的领军人。诸葛亮死后，费祎任后军师（丞相府重要僚属），不久便代替蒋琬出任尚书令。延熙六年（243年），蒋琬病重，他向刘禅推荐费祎升任大将军，并录尚书事。延熙七年（244年），费祎率军击退曹爽，被封为成乡侯。延熙十一年（248年），费祎出屯汉中。
据《蜀书·费祎传》记载，“（延熙）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
延熙十四年（251年）夏，费祎回到成都，听到相士说成都不可能会出宰相。于是，入冬后，有些迷信的费祎自请出镇梓潼郡汉寿县（位于今四川省广元市）。果然没过多久，到了第二年，即延熙十五年（252年），朝廷就允许他开府了，这也意味着费祎成了众臣之首。
岁首大会前，费祎或许幻想过自己即将像当初的诸葛武侯一样登上相位了吧，心情一片大好。
只不过费祎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他的这个愿望注定无法实现了。
盛大的岁首大会开始了，费祎与来宾尽情欢饮，很快便感到一股醉意上涌。
这时，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原来是左将军郭脩。此人名字存在争议，《三国志·蜀书》中作“郭循”，而在《三国志·魏书》中作“郭脩”。
郭脩本是曹魏将领，三年前在一次战斗中被姜维俘虏。他投降蜀汉后被树立为先进典型，从而受到重用。
据《三国志·费祎传》记载，费祎“宽济而博爱”。
费祎平时待人既宽厚又博爱，即使对方是降将，他也对此毫无戒备之心。
然而眼前的郭脩却毫无征兆地从怀中掏出一把利刃，径直向费祎刺去。
电光石火之间，费祎倒在了血泊中。这位在蜀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重臣，竟死于刺客之手。
这就是蜀汉历史上著名的费祎遇刺案，其真相也成了千古之谜。
而费祎之死也直接改变了蜀汉的政局，甚至对蜀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魏西部边境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显著增大。
此前，蜀国内部对于北伐就一直存在着费祎与姜维的路线之争。
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不同于姜维在北伐上的激进态度，费祎只同意有限度的北伐，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反对以倾国之力进行北伐。
据《汉晋春秋》记载，费祎曾对姜维说过：“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很显然，费祎之言，姜维没有听进去半分。
费祎遇刺后，以“武侯遗志”的继承者自居的姜维便成了脱缰的野马，一时间无人能制。他指挥下的蜀汉军队重启了中断将近二十年的大规模北伐，蜀魏两国的对抗程度明显升级。
因此，根据谁获益谁动机最大的原理，姜维确实有可能是费祎遇刺的幕后黑手。
不过，费祎之死的真相扑朔迷离，我们无意在此对费祎遇刺一案进行深究，而是想重点关注它对于魏蜀两国关系的影响。
果不其然，就在费祎去世后的短短三个月，姜维就率领数万大军出兵伐魏。蜀军从石营（今甘肃西和县北石堡镇）出发，经董亭（今甘肃武山县西南），直逼曹魏南安郡郡治豲道（今甘肃陇西县渭水东岸一带）。
这次北伐蜀国并不是孤军奋战，很有可能是吴、蜀两国相互配合展开的一场协同作战。因为在姜维出兵一个月前，东吴太傅诸葛恪就率领二十万大军对淮南发动了攻势，这对于刚刚遭遇东兴大败的曹魏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是姜维掌握兵权后首次筹划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役，虽然和当年诸葛亮一样都是以夺取陇右为作战目标，但二人的具体作战思路却有些分别。
当初夷陵之战蜀国失利后，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跨荆、益二州两面出击的策略随之宣告失败。为了继续这一计划，诸葛亮必须寻找可以取代荆州的侧翼战场，于是陇右就成了他在北伐期间的重要目标。
虽然后来诸葛亮在陇右取得了一定战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在该地站稳脚跟，后期只能将目标投向关中。在与司马懿反复拉锯后，诸葛亮最终于五丈原（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含恨而终。
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的军事进攻方针发生了一些变化。鉴于诸葛亮在关中和陇右用兵多次，曹魏对这两个方向的防备变得严密，于是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提出了顺汉水东下取东三郡（即房陵、上庸和西城三郡的统称）的策略。不过由于蒋琬旧疾复发，身体状况堪忧，再加上朝廷反对，这个计划最终并没能实行。
等到了费祎执政时期，大规模北伐更是彻底停止了。
如今姜维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机会，他可以大显身手了。
当初诸葛亮的主攻方向是天水郡，而姜维此次把目标转移到了更西面的南安和陇西二郡。
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截断曹魏凉州和雍州的交通要道，而其关键点就在于南安和陇西二郡。这也是为日后蜀军蚕食凉州打下基础，和当年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截断陇山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将进攻重点向西转移，一方面可以避开曹魏重点防守的天水郡一带，另一方面还可以延长曹魏关中地区援军的行军距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据《晋书·文帝纪》记载，此战姜维“扬声欲攻狄道”。可见，姜维是在“声西击东”，做出攻打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县）的假象，而真实目标却是南安郡。
此时，继上次的东兴之败后，司马师已经无法承受新的失败了。面对汹涌而来的巨大军事压力，他连忙咨询与傅嘏并列的另一位参谋虞松，问道：“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
由此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紧急，司马师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应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
虞松，字叔茂，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人，弱冠时就有文才。据《魏晋世语》记载，虞松是司马氏故吏，早年间曾跟随司马懿远征辽东，讨伐公孙渊的檄文以及得胜后送至朝廷的捷报都出自他手。
自辽东归来后，司马懿征辟他为太傅掾。在曹爽和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过程中，他毫不动摇地站在了司马懿一方，那一年虞松才二十四岁。也正因为如此，虞松才能和傅嘏一样，成为司马氏的亲信智囊。
见司马师前来问计，虞松知道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于是分析道：“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
诸葛恪兵力虽多，若顿于坚城之下，求战不得，届时师老兵疲，只有撤退一途，因此诸将主张不急于进攻是正确的。而姜维虽然出动大军响应诸葛恪，但劳师远征，只能在当地求粮，可见他无法在陇右长期扎根。
蜀军本以为我们会将主攻方向指向东线，而西线自然空虚，这时令关中诸军赶赴陇右增援，出其不意，蜀军必然撤兵。
虞松这一席话令司马师茅塞顿开，于是他重新起用弟弟司马昭，以他暂领征西将军，坐镇长安，指挥这场战争。
之前司马昭因东兴大败遭到了惩罚，被夺去了侯位，而按照此前的分析，姜维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因此这对于司马昭来说是一个手到擒来的戴罪立功的机会。
一开始，如临大敌的雍州刺史陈泰认为应尽快占据狄道以逸待劳。
但司马昭已经得到指示，知道姜维只是在虚张声势，便对陈泰说：“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谷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若实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扬声言出，此欲归也。”
意思是说，姜维出兵羌胡，将胡人收为人质，之后又聚集粮草，修建粮仓，然后又转道行军至此，正是想要了结塞外羌胡诸部之事，作为之后进犯的资本。如果他真的想要攻打狄道，岂能大肆宣扬，这不是泄露军机吗？如今扬言出兵，其实已经是打算班师了。
陈泰闻言，立刻就领会了其中的关窍，对于如何应对姜维已经了然于胸。
由于魏军从关中匆匆赶来，虽然能在天水得到一些兵力上的补充，但毕竟长途跋涉，不是以逸待劳的蜀军的对手，贸然求战绝非上策。
一般情况下，在作战时应秉持两个主要原则：一是实现自己的作战目标，二是阻止对手实现作战目标。根据实际情况，二者酌情选择即可。
陈泰的目标是击退姜维，但这个目标短期难以实现，因此他选择退而求其次，以阻止姜维攻克南安为主。由于姜维是客场作战，所以陈泰在时间上占据着优势，他只要拖下去就行了。
陈泰的具体方案就是将目标放在姜维的补给线上，当然他没有直接去截断姜维的粮道，因为那样还是会和对方爆发战斗，于是陈泰采取了“威慑”战术。
所谓“威慑”，就是充分展现出自己对对手的威胁，但轻易不会与之交战，目的只是让对手的作战计划受到影响和延误。
陈泰对于进行威慑的地点的选择非常讲究，他从天水郡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出发，沿着渭水逆流而上，将大军驻扎在洛门（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西）。
洛门在汉末三国时期叫作落门聚，是渭水上游河谷中一个比较大的居民聚集地。
从洛门出发再往西三十里左右就是武城山了，这里是姜维进攻南安郡的必经之路，也是姜维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后来姜维与邓艾在段谷大战之前，邓艾就提前占据了武城山，让姜维攻占南安的计划落空。
这次陈泰虽然没有进攻武城山，但是其驻地距武城山只有一天的路程。这就给了姜维极大的震慑，因为一旦粮道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护粮道，姜维自然会抽出部分兵力进行防守，但这势必会导致前线的兵力不足。
倘若姜维放弃南安，转攻洛门，恐怕也并非上策。因为洛门距离曹魏重兵防守的天水郡郡治不远，随时能得到支援，也不是轻易可以攻破的。
很快，蜀军的粮草开始告急。姜维无奈之下，只好撤兵，正如虞松所料。
不过西线的蜀军只是小患，曹魏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围攻合肥新城的二十万吴军。五月，吴军抵达合肥新城，并将其围得水泄不通。
据《晋书·景帝纪》记载，“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当时朝廷上下考虑到淮南地区水网密布，都建议应该分兵守卫各水路口岸。
可司马师却说：“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
他认为诸葛恪志得意满，建功心切，肯定会将全部力量集中在合肥新城。这样势必无力分兵，那么青徐之地也就不足为患。而水路口岸又很多，分兵驻守的话，兵力少了守不住，多了就难以集中兵力打败敌人，因此不必分兵，最后果如其所料。
至于主将人选，也需要有所考量。司马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他的三叔太尉司马孚出场。
司马孚作为司马懿的胞弟，在司马氏集团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早在当初高平陵政变期间，他就被兄长司马懿委以重任，和司马师一同率军控制司马门。
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孚作为家族中威望最高的人物，往往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这次新城之战由他出马就是明证。
司马孚虽然军事才能不如其兄长司马懿，但他也是颇有见识的。
据《晋书·司马孚传》记载，当初司马懿与诸葛亮交锋期间，司马孚基于巨大的军事压力，提出了“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以及“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两大策略。
司马孚认为应该在雍凉地区组建常备军，并且在蜀军的主要进攻目标上邽附近进行军屯。
这两项建议得到实施后，“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可见效果非常明显。
这次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出征，与诸葛恪的兵力旗鼓相当。大军一路东下，进驻寿春。
当时众将求战心切，都希望立即进攻解新城之围，但司马孚提出了反对意见：“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
进攻方要想取胜就会消耗大量人力，现在双方势均力敌，因此只能用计，不能力争。
兵法有云：“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争地则无攻。”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新城就是这个“争地”，现在吴军包围新城，占据有利地形围点打援，强行进攻只会正中对手下怀，因此不如等待战机。
司马师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
在司马师看来，诸葛恪大军深入，久攻不克之下，已经到了死地。兵法有云，“死地则战”。现在急于求战的是吴军，魏军应该避其锋芒，使其顿于坚城之下锐气尽丧。
待敌军士气消磨殆尽之时，再大举反攻。这一战术是很常见的，但它有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可以依托的坚城。
幸运的是，合肥新城确实靠得住，守将张特仅凭三千人马成功阻挡住了吴军的攻势。当时吴军前后猛攻了三个多月，新城也成了强弩之末，守军伤亡过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张特见形势危急，心生一计，派人去见诸葛恪，并转达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们已经快撑不住了，但是守军还有很多人不愿投降。我得慢慢甄别慢慢劝说，所以请您先收下我的印绶作为信物，暂缓攻击，给我一晚上的时间。”
随着夏季的到来，吴军因水土不服发生了大规模瘟疫，将士疾病多发，非战斗减员已经极其严重。下属整日向诸葛恪上报疫病的消息，弄得他勃然大怒，以为是将士们为了避战故意欺骗他，声称要将他们斩首。此后，便再也没有人敢说了。
疫病加上连续数月的苦战，东吴军早已锐气尽挫。听闻新城传来投降的消息，这对诸葛恪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自然喜不自胜。他竟然没看出这是张特的缓兵之计，只能说诸葛恪是被自己的急功近利冲昏了头脑。
而张特这边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拆毁房屋将之前城墙的破损之处全部修补完毕。等到第二天，诸葛恪翘首以待的开城请降的情景并没有出现，而魏军已经休整完毕，再次严阵以待。
诸葛恪自知中了计，气得暴跳如雷。想退兵吧，以他的性格又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人，于是只能继续进攻了。
而诸葛恪对属下日益严苛，导致他人心尽失。镇南将军朱异见新城久攻不下，建议应该快速返回豫章，袭击石头城，不出数日就可以攻克。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还被诸葛恪夺去了兵权。
更为致命的是，都尉蔡林多次献计，诸葛恪都没有采纳，大失所望之下他骑马出逃，投奔了魏国。
这下吴军疫病横行的消息便走漏了。司马师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战机，命前线魏军出击，以文钦为先锋，毌丘俭为后援，对吴军发动了总攻。
这场新城之战，曹魏上下齐心，最终大获全胜，斩首过万。
司马师和司马孚战略目标明确，对形势判断也极为精准，而前线将领张特也是智勇双全，魏军取得大胜实至名归。司马氏叔侄三人通过密切配合，终于度过了这次重大危机。
诸葛恪遭遇新城大败后，东吴群臣和百姓对他大失所望，生出怨恨之心。但诸葛恪并未吸取教训以身作则，反而惩处朝中官员，以高压的手腕来维持统治。更荒唐的是，他命令部队整装待发，试图进攻青、徐二州。
不久后，东吴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在政变中死于非命。东吴政局再度陷入混乱，一时是难以进犯了。
不过，这并不表明司马师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在朝廷内部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当中。
刺杀司马师
曹魏嘉平六年（254年）二月二十二日，大将军司马师的府上即将发生一桩血案。
原来就在不久前，司马师得到消息，李丰正在暗中密谋发动一场针对他的政变。
司马师准备将中书令李丰请来，对其兴师问罪。
面对这项重要任务，舍人王羕主动请缨，他表示：“丰若无备，情屈势迫，必来，若不来，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谋泄，以众挟轮，长戟自卫，径入云龙门，挟天子登凌云台，台上有三千人仗，鸣鼓会众，如此，羕所不及也。”
王羕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他认为：若李丰没有防备，猝不及防之下只能就范；若是他敢反抗，自己也能当场将其制服。
但若李丰已经有所警觉就麻烦了，届时他率兵通过云龙门入宫，挟持天子登上凌云台调动宫中的三千禁军，那样事态就无法控制了。可见，王羕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
不过，司马师对形势做出了精准的判断，他认为李丰还不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这时候动作太大反而会打草惊蛇，不如让王羕试一试。于是，他便让王羕驾车前去请李丰。
果不其然，李丰没有任何反抗，就跟着王羕到了司马师府上。
见李丰已经落入圈套，司马师不再做任何掩饰，当即对其进行斥责。
李丰一看大势已去，干脆放弃了幻想，不再抵赖，反过来斥责司马师道：“卿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灭耳！”
意思是说，你父子二人乃奸邪之徒，社稷将因你们而毁于一旦，只可惜我势单力孤，不能够将你诛灭！
司马师闻言大怒。
据《魏晋世语》记载，司马师“使勇士以刀环筑丰腰，杀之”，也就是命人用刀把上的铁环将李丰活活捶死，可见他的残忍。
一年前，司马师击退了吴蜀两国发起的联合攻势，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如今他在曹魏大权独揽，如日中天，李丰为何要冒险发动政变呢？
这还得从当时曹魏朝堂上的局势说起。
在汉魏那个时代，皇权之下通常有四股势力，分别是朝臣、宗室、宦官和外戚。
在汉末的一系列动乱中，宦官势力就首先出局了，十常侍（东汉灵帝时期操纵政权的十二个宦官）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在朝堂中有话语权的宦官了。
第二个出局的则是宗室，他们在曹魏立国以后处于逐步衰落的进程中。
首先，近支宗室始终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曹丕自登基以来，对近支宗室都是采取压制的政策，严禁宗室进入权力中枢。曹氏子弟一旦成年立即就要去封地，而曹丕只给他们一百多老弱残兵作为护卫，并禁止他们私下随意走动，与软禁无异。曹丕还在地方上设立监国谒者监督侯王，以制衡他们的权力。此外，曹丕执政期间，各诸侯王迁徙封地相当频繁，其目的就是避免他们与当地豪强产生过于紧密的联系。曹丕去世后，曹叡大体上延续了曹丕对宗室的政策。
在魏明帝末期，近支宗室的代表曹宇曾有异军突起的可能，但短短几天即被罢黜。等到王凌之乱后，近支宗室纷纷被司马懿软禁在邺城，他们也就彻底失去了重返朝堂的可能。
而对于远支宗室，曹魏则始终是加以重用的。不过无奈的是，在魏文帝和明帝时期，远支宗室中以曹真、曹休和夏侯尚为代表的几位核心人物纷纷离世，而第三代领军人物曹爽也无力扛起这面大旗，最终在高平陵之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此，曹魏宗室势力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了。
这个时候，处于权力核心的两股势力就只剩下朝臣和外戚了。在司马师当政时期，这两方势力是极其不对等的。
确切地说，外戚也是朝臣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凭借和皇室的姻亲关系得到重用，不被清流所容，两者也就逐步走向了对立面。尤其在东汉期间，这是很常见的事。
到了曹魏时期，虽然曹丕和曹叡基本不太重用外戚，但外戚的存在有其价值，他们不会放弃为重返政治舞台而努力。
如今机会就来了。作为司马师控制下的傀儡，曹芳必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而单凭他一人根本无法与司马师抗衡，重新起用外戚是他为数不多的可以选择的手段。
外戚的代表人物就是李丰，虽然他也是朝臣中的一员，但他同时具备外戚的身份。他在立场上天然倾向于皇权，而这就给了曹芳以操作空间。
李丰是曹魏卫尉李义之子。据《晋诸公赞》记载，“严幹字公仲，李义字孝懿，皆冯翊东县人也。冯翊东县旧无冠族，故二人并单家”。由此可见，李丰虽然出自九卿高官的家庭，却是寒族出身，明显与司马氏有所区别。
其实说李丰是外戚并不太确切，因为他和曹芳关系比较远。他的儿子李韬是魏明帝的驸马，也就是说李丰在名义上是曹芳的姻伯父，只能算有一点沾亲带故，类似于司马懿和夏侯玄的关系。
真正的外戚是光禄大夫张缉，此人是凉州刺史张既之子，也是曹芳的皇后张氏之父。于是李丰也将其吸纳进反司马集团，而曹芳则可以通过他们去联络朝臣团体中对曹魏持同情态度的人，尽最大可能与司马氏对抗。
那么，以李丰为首的反司马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呢？
据《魏略》记载，李丰年少成名，他十七八岁时“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后来随军到许昌后更是“声称日隆”。
或许是为了让年轻的李丰不要太过骄傲，其父李义将其禁足在家，命他跟宾客断绝来往，但李丰依旧声名远播，连东吴降臣在被问及“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时，都回答说：“闻有李安国者是。”
这引起了曹叡的兴趣，他感叹道：“丰名乃被于吴越邪？”于是将时任黄门郎的李丰先后提拔为骑都尉、给事中，还让他的儿子李韬做了驸马。
然而李丰本人名不副实，没什么能力，只是担任永宁太仆，之后也没有被重用。
到了正始年间，情况有所改变，当时司马懿和曹爽两派的争斗日渐白热化。或许曹爽一派出于拉拢李丰的目的，将其晋升为侍中、尚书仆射。
但据《魏略》记载，“曹爽专政，丰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李丰的态度非常暧昧，绝不轻易站队，而是在两大集团之间左右摇摆。
当时有一封谤书提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意思就是，李丰虽然表面上无欲无求，但实际上暗中有所图谋，就像是一种叫游光的恶鬼。
除此之外，为了明哲保身，李丰还经常以生病为由消极怠工。
当时曹魏的制度是“疾满百日当解禄”，也就是说患病满一百天就会被开除公职。结果李丰每次都是休息几十天再返回岗位，随后继续称病，就这样混了数年之久。
此时李丰身为三品高官，儿子又是驸马，两个弟弟李翼和李伟则都是郡守，可以说内外并重，在朝中和地方都很有势力。或许他自忖有些本钱，所以想要待价而沽，这大概是李丰不明确站队的主要原因。
然而政局发生了突变，随着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一党被迅速一网打尽，李丰这时才感到了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