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魏略》记载，“及宣王奏诛爽，住车阙下，与丰相闻，丰怖，遽气索，足委地不能起”。在司马懿的威势之下，李丰吓得趴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了。
后来司马懿去世，司马师接替父亲掌权，当时朝廷中书令一职空缺，有人跟司马师推荐了李丰。
中书令为三国魏黄初初年置，是中书省长官之一，掌收纳章奏，草拟、发布皇帝诏令。
李丰得到消息后，开始暗暗盘算。中书令虽然算不上什么显赫的高官，却是天子近臣，权力极大。当年身为中书令的孙资竟能矫诏篡改皇帝的旨意，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李丰想到自己与皇室有姻亲关系，理应依附曹芳。而且，此时曹芳势单力孤，若自己倒向他，那就是雪中送炭，于是就接受了任命。
不过久而久之，李丰又感觉有些不对了。当初既然没有选择站在司马氏一方，如今便很难得到其真正的信任。
据《魏书》记载，“丰自以身处机密，息韬又以列侯给事中，尚齐长公主，有内外之重，心不自安”。天子和司马师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明摆着的了，这时他皇亲的身份反而会使他得到司马师的猜忌，当年那令人心悸的恐惧感再次涌上心头，他越发感到不安。
李丰思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试图发动一场政变，搏一场富贵。
不过政变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光靠自己及亲属肯定是不够的，于是李丰便开始拉拢盟友。除了前文提到的光禄大夫张缉，他还选择了太常（掌宗庙礼仪）夏侯玄、黄门监（掌黄门宦者，呈递章奏）苏铄、永宁署令（掌永宁宫诸事）乐敦、冗从仆射（宫中侍卫的主官）刘贤这几个人。
以上人选还是很有讲究的，李丰自己担任政变集团的首脑，而夏侯玄作为宗室中最有声望的人则担任精神领袖。
至于张缉，一方面作为天子岳父，他与曹芳是最为亲近的，因此在立场上必然倾向于曹魏。
另一方面，据《魏略》记载，张缉之父“（张）既世单家”，说明他和李丰一样出身寒族。
而且，“缉与李丰通家，又居相侧近”。李、张两家是世交，经常一起走动，因此绝对值得信任。
为了拉拢张缉，有一次李丰趁张缉生病的机会，命儿子李韬前去探病。
见时机成熟，李韬先将周围的人屏退，然后对张缉说道：“韬尚公主，父子在机近，大将军秉事，常恐不见明信，太常亦怀深忧。君侯虽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与韬家同虑者也，韬父欲与君侯谋之。”
我虽身为驸马，父子二人皆在天子近前，但大将军却不信任我等，而太常（夏侯玄）也深以为忧。您虽然是皇后之父，却也不能确保自身的安危。如今我们两家立场相同，我父想和您共谋大事。
张缉一下就明白了李韬的意思，他沉默良久，然后回答道：“同舟之难，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祸及宗族。”
他清楚政变事关重大，一旦失败，将有族诛之祸，但张缉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
张缉本是个颇有眼光的人。据《魏略》记载，不久前他曾预言“诸葛恪虽得胜于边土，见诛不久”。后果如其所言，只不过他没能看清自己的命运。
而后面三个人中，黄门监苏铄是皇帝曹芳的亲信，永宁署令乐敦是郭太后的亲信，而冗从仆射刘贤则负责宫禁宿卫，这样就张开了一张针对司马师的大网。
这个安排看似声势浩大，其实存在很大的隐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参与者过多，难保不会有人泄密。政变的关键在于隐秘，如此大张旗鼓岂不是唯恐别人不知道吗？而高平陵之变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知情者极少，直到政变前夜，详细知情者也只有司马懿和司马师二人。
但李丰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安排。
李丰的第一步计划是引入外援。当时他的弟弟李翼任兖州刺史，于是李丰暗中指使“（李）翼求入朝，欲使将兵入，并力起”。也就是让李翼请求入朝觐见，同时私下带兵入京，从而合力起事。
然而这个方案纯属异想天开，刺史带兵入京与谋反无异，朝廷怎会应允呢？果不其然，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
眼见自己的计划倒在了第一步，李丰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备用计划。
到了二月的时候，照例百官将朝拜贵人。于是李丰打算趁着曹芳御驾亲临，各门都有守卫的时候，当场斩杀司马师。
其实这个方案不全是李丰一人拟定的，据《魏略》记载，“丰为中书二岁，帝比每独召与语，不知所说”。李丰与曹芳私下多次见面，而交谈内容则是绝密。这说明此事背后真正的主使者是曹芳，而目标直指司马师。
这时精神领袖夏侯玄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李丰毕竟资历有些浅，因此按计划在政变成功后，让夏侯玄取代司马师担任大将军一职。
据《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这里说李丰心向夏侯玄，希望让他辅政，但这很可能只是表面现象。
原因很简单，李丰虽然心向曹魏，但从他一贯的表现来看，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他不可能会冒着被灭族的风险给别人做嫁衣。
《魏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李丰定下计划后，同党苏铄问道：“陛下傥不从人，奈何？”
苏铄担心曹芳不配合。
李丰却淡定地回答：“事有权宜，临时若不信听，便当劫将去耳。那得不从？”
若是天子不答应，那就将其劫持，由此可见李丰的野心。
或许在他看来，即使是曹芳，也只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此人野心真是大得惊人，如果政变能成功，到时候别说是夏侯玄，就是曹芳也只能任其摆布。
而此时的夏侯玄心中正惴惴不安，其实他对自己的结局早有觉悟，之前他还跟好友许允说：“此人（司马懿）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司马师）、子上（司马昭）不吾容也。”也就是说，他清楚司马师早晚会对他下手。
这时，李丰派儿子李韬前来向夏侯玄摊牌。这对夏侯玄来说是一个转机，因此他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据《魏晋世语》记载，当时夏侯玄对李韬说，“宜详之耳”。他希望了解一下具体计划，但对方却讳莫如深。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李丰就是在利用夏侯玄，否则的话就应该把计划和盘托出，这样遮遮掩掩根本没法取得对方信任。
夏侯玄最终在恐慌不安的情绪中乱了方寸，犯了和当初楚王曹彪一样的错误，选择了消极应对，并期待坐享其成。
从李丰的言行举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值得相信，既然如此，那就要立刻和他划清界限。夏侯玄本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一旦和李丰扯上干系，就百口莫辩了。
据《魏氏春秋》记载，“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指司马师）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由是恶之。汝来，半坐迎之。泰初后至，一坐悉起”。
之前司空赵俨去世，司马师兄弟前来参加葬礼，座上的客人有数百人。司马师来的时候只有一半的人出迎，而夏侯玄晚到，所有客人都越席来迎接他。可见，夏侯玄此时虽然没有实权，但他在百官中的声望依然不减。
然而夏侯玄终究为其名望所累，他让司马师感受到了威胁，葬礼上发生的这一幕更加坚定了司马师想除掉他的决心。但司马师不可能胡乱杀人，总得找个借口才行。而夏侯玄对待李丰谋反一事犹犹豫豫，没有和李丰划清界限表明态度，恰好给了司马师动手的理由。
何况李丰的人品不端已经不是秘密了，那可是像恶鬼一样的人，这种人掌握大权难道会比司马师更好吗？
出于安全考虑，夏侯玄此时就应该立刻举报李丰，那样司马师就没有了针对他的借口。况且从事后来看，司马师也只有一年多的寿命了。这是夏侯玄可以选择的出路，只可惜这时候他已经当局者迷，没有看清形势。
再说回李丰，此人野心虽大，却志大才疏。据《傅子》记载，傅嘏曾评价李丰，说他“饰伪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权利，若任机事，遭明者必死”。
意思就是，李丰虚伪多疑，仗着有些小聪明就热衷于权力，但其实只能庸碌无为，如果让他处理机密大事，必死无疑。
虽然傅嘏和李丰关系不佳，但他还真没有故意抹黑李丰。他确实不堪大任，并没有司马师那种训练三千死士如臂指使的能力。他们想要政变的消息很快就走漏了，于是便有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李丰被当场格杀后，司马师立刻下令逮捕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并押送给廷尉监管。经过审判，众人皆夷三族，只有李韬和齐长公主的三个儿子因是先帝血脉才得以免死。
李丰政变集团就这样覆灭了，而夏侯玄不得不为其殉葬，他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这位大名士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据《三国志·魏纪》记载：“（钟）毓以其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谋反）事相符，流涕以示玄。玄视，颔之而已。”
夏侯玄下狱，廷尉钟毓奉司马师之命连夜撰写供词，以便“与事相符”。夏侯玄也只是“颔之而已”，未加辩驳。
《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一次夏侯玄正靠着柱子写字，当时天降大雨，一道雷电正好击中他靠着的柱子，只见夏侯玄对自己已经烧焦的衣物毫不在意，他神色不变，照写不误；而一旁的宾客和随从都跌跌撞撞，站立不稳，由此可见他对生死的淡然。
夏侯玄被逮捕后，经受了严刑拷打，始终不吭一声。据《世说新语》记载，夏侯玄“临刑东市，颜色不异”。最终夏侯玄在东市被处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神色不变、风度不减。
此时的夏侯玄会不会为当初的决定而后悔呢？或许凭他那份从容的态度，应该是不后悔的吧。
最后，再来说说本次事件中的边缘人物许允，他的情况有些特殊。
许允，字士宗，高阳（今河北省保定市）人，官至中领军。据《魏略》记载，“允字士宗，世冠族”。他和李丰不同，是士族出身，这或许是他的立场有些暧昧的原因之一。
许允虽然和李丰及夏侯玄等人关系密切，但他并未深度参与政变。从他后续一系列的表现来看，此人既算不上完全的曹魏忠臣，也不是司马氏的拥护者。他的立场是比较模糊的，可以说是士族中对曹魏持同情态度的人。
李丰一党密谋期间，有一身份不明之人趁天未亮将伪造的诏书交给了许允家看门的人。诏书中说：“以玄为大将军，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许允阅后，立刻将其烧毁，而且没有报告给司马师。
这诏书的真伪不得而知，即使是真的，许允也会仔细思量一番。他大概是出于不想惹祸上身的心态选择了消灭证据，但对司马师隐瞒此事又表明他内心深处或许对政变心存侥幸。
李丰等人事败，许允这才感到后怕。他想前去面见司马师，出门时忧虑而徘徊不前。
司马师得知后，戏谑道：“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怱怱乎？”
意思是，我捉拿李丰等逆贼，你为什么要这样慌张呢？
司马师对许允的心态已经心知肚明，此人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是立场不坚定，所以决不能留。
后来镇北将军刘靖去世，朝廷调许允去接任。他闻讯大喜，以为可以幸免于难。不过，他的妻子阮氏是个有眼光的人，表示他高兴得太早了。
果不其然，临行前曹芳诏命宴会群臣，许允坐在皇帝身边。临别时，许允失声痛哭，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司马师的嫉恨。
很快，朝廷以擅自发放官物的罪名逮捕许允，于当年秋天将其流放至乐浪郡（汉武帝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许允最终死在路上。
至此，一场还未实施的阴谋就这样被司马师扼杀在了摇篮里。不过虽然几名主谋都被诛杀，但司马师心里明白，这件事和皇帝曹芳绝对脱不了干系。
曹芳想要杀他，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值得过于愤怒的事情，毕竟司马师大权独揽，威凌主上。但他心里清楚，只要曹芳还在一天，潜在暗处的野心家或者忠义之士就有重新聚拢，围歼司马家的可能。
斩草除根，即使是皇帝，也不能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