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之路
青头鸡，青头鸡
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大将军司马师上疏郭太后，申请废黜皇帝曹芳。
朝野震动！
此前司马师虽然大权独揽，嚣张跋扈，肆意杀戮异己，但毕竟有所收敛，至少是恪守臣节的。
可是一旦废除皇帝，性质便大不相同了，摆明了是乱臣贼子的行径。
远有董卓废少帝刘辩，近有王凌密谋废曹芳立曹彪，虽然后者未能成功，但同样让他背负了永远也难以洗刷的污名。
既然如此，司马师为何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行此篡逆之事呢？要知道当时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并没有被肃清，司马氏的处境也远没有后来那么理想，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废黜皇帝并不理智。
事实上，李丰之乱后，司马师并没有马上采取针对皇帝的报复。他的计划是先铲除皇帝身边的人，敲打一下他。如果皇帝有所收敛，那自然皆大欢喜。
司马师选择的目标是张皇后，也就是张缉的女儿。二月，李丰等人事败被杀；三月，司马师就动手废黜了皇后，另立奉车都尉王夔之女王氏为后。
这算是一个常规操作，毕竟张缉谋反，作为反贼之女，肯定是不能再做皇后了，将其废黜有理有据。
据《晋书·景帝纪》记载，“三月，乃讽天子废皇后张氏”。司马师请求废皇后的时候，史书中用了“讽”这个字，这就很有讲究。讽是委婉劝说的意思，说明司马师没打算立刻和曹芳决裂，还是希望他自觉一些。
其实这个提议对曹芳来说并没那么难接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如他所愿。
当初曹芳的第一任皇后甄皇后病逝，他希望立自己宠爱的王贵人为后，然而郭太后却不同意。为此，曹芳和太后之间产生了许多不愉快。最终，在拉锯了半年后，这件事以曹芳妥协而结束，但他对于郭太后中意的张皇后颇为冷淡。
如今王贵人终于成功上位，也算了却了他的一个心愿吧。
就这样，曹芳接受了司马师的建议，而被废黜的张皇后的结局则悲惨至极。
后来毌丘俭起兵时，在檄文中列举司马师的罪状，其中提到“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这里的母后指的就是张皇后。
另外，后来文钦也给郭淮写过一封信，劝他共同起兵讨伐司马氏，其中提到了司马师“放主弑后”。
虽然毌丘俭和文钦都是司马氏的敌人，但他们没有道理在这件事上信口开河。若是张皇后没有被杀，其谎言便不攻自破。
张缉已死，张氏一介废后，势单力孤，将其幽禁即可，为何要将其杀害授人以柄呢？
关于这一点，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注解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针对张皇后的结局，胡三省指出：“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曹）操之有以教之也。”
可见，司马师杀张皇后与曹操杀伏皇后的意图相同，其一是敲打曹芳，其二是震慑其他有异心者。
无论是《三国志》还是《晋书》，对张皇后的结局都语焉不详，这大概是史官在为司马师刻意掩盖。如果曹芳就此偃旗息鼓，司马师大概会像当年的曹操那样不把事情做绝，只不过没过多久又生出了一个变故：皇帝试图对司马昭下手。
从嘉平初年开始，司马懿就安排司马昭担任安东将军，驻屯许昌以拱卫洛阳。后来在王凌之乱中，司马昭负责都督淮北诸军事，掌握了一定的兵权。
一年前，姜维进犯，司马昭被调往长安坐镇。在他的指挥下，陈泰成功逼退了姜维，司马昭再度回到许昌。
就在曹魏发生内乱之时，陇西郡的守狄道长李简给蜀汉发去蜀汉请降，姜维觉得这是一个出兵的好时机。
于是嘉平六年（254年）夏天，姜维卷土重来，直扑陇右。
上一次姜维北伐被迫撤军，跟粮草不济有很大关系，但是这一次李简承诺将狄道的物资全数奉上。而陇西郡的郡治襄武是从南安和天水方向进入陇西郡的必经之地，如果魏军想要夺回狄道，非要经过襄武不可。蜀军在接受了狄道的投降后，立即将襄武团团围住以待魏军。
襄武一战，魏军惨败而归，讨蜀护军徐质被蜀军斩杀，情况十分危急，于是朝廷打算再次征调司马昭前去抵御。
这个安排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没想到这次差点出了大事。
司马昭从许昌带兵前往长安，中间肯定要经过洛阳，结果朝廷安排了一次皇帝阅兵的活动，地点就在洛阳城西的平乐观。
平乐观也叫平乐馆，这个地点的选择还是很有讲究的，六十多年前，汉灵帝曾在此地阅兵。
当时黄巾军余部有死灰复燃之势，关中又发生了王国之乱，但此次阅兵几个月后，这些叛乱都被一一平定了。这次朝廷在司马昭出征前也选择在平乐观阅兵，或许就是想讨个吉利。
但是吉利没讨到，反倒差点酿成大祸。据《魏晋世语》和《魏氏春秋》记载，当时曹芳身边的亲信为他出谋划策，说要在阅兵仪式上趁着司马昭请辞的时候将其斩杀，然后“勒其众以退大将军”。意思就是迅速掌控这支军队，讨伐司马师。
虽然史书中记载此事的主谋是许允，但对于这种说法，裴松之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许允此年春与李丰事相连。丰既诛，即出允为镇北将军，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追杀之。允此秋不得故为领军而建此谋”。
李丰案发后，许允改任镇北将军，随后因被弹劾而流放边疆，不可能再以原来中领军的身份为皇帝出谋划策了。
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根据《魏略》记载，许允在秋天就被流放了，而冬天死在路上。这次皇帝阅兵发生在九月，这已经是秋天的最后一个月了。从时间角度来看，许允不太可能再以中领军的身份留在皇帝身边了。
另外，从性格来看，许允是个瞻前顾后的人，之前在李丰事件中他就表现得非常不果断，因此他基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胆识制订如此破釜沉舟的计划。
那么，是否说明针对司马昭的袭击计划就是子虚乌有的呢？
其实也不是。
因为这件事并非孤证，《魏晋世语》和《魏氏春秋》两部作品中都有相同的记载，这足以说明此事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至于裴松之找到的矛盾之处，说明为皇帝出谋划策的更可能另有其人，《资治通鉴》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资治通鉴》几乎照搬了《魏晋世语》和《魏氏春秋》的记载，唯独把许允这个名字去掉了。
现在真实情况就很清楚了，曹芳身边确实有不安分的人给他出了主意，而曹芳也是有一定兴趣的，他“已书诏于前”。既然曹芳把诏书都已经提前写好了，说明计划早已定下。
而这个计划又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大将出征前天子前来阅兵，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流程，而司马昭几乎也不会想到自己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诛杀。
如果斩首计划成功，这时候曹芳拿出诏书宣告司马氏为叛逆，那么司马昭手下的兵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就转而效忠天子了。
平乐观距离洛阳非常近，待控制军队后，接着火速进攻洛阳。这么短的时间内，司马师很难提前得到消息。猝不及防之下，他被迅速消灭亦未可知。
就算未能攻破洛阳，曹芳也可以撤到许昌，然后下诏各地将领勤王，这是当初桓范给曹爽提出的方案。
按照毌丘俭后续的表现，想必他是会起兵响应的，毕竟司马师目前还不具备当初司马懿那种众望所归的地位。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终于到了阅兵的那一天，司马昭按规定前来辞行。曹芳这时刚刚用过膳，或许酒足饭饱后他突然觉得就当个傀儡皇帝衣食无忧也还不错，又或许是因为不敢承担失败的严重后果，总而言之他在关键时刻居然临阵退缩了。
这时候旁边的亲信伶优云午看天子胆怯，于是连忙唱道：“青头鸡，青头鸡。”
所谓的青头鸡，应该就是提前约定的一个暗号。青头鸡就是鸭，鸭和押谐音，意思就是提醒曹芳立刻在诛杀司马昭的诏书上画押。可惜曹芳依旧无动于衷，一次大好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政变这种事开弓没有回头箭，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如此优柔寡断，难道临阵退缩就能蒙混过关吗？
司马昭就这样逃过了一劫，而很快他就发现了天子的计划，于是立刻带兵进洛阳报告给兄长司马师。
此事彻底激怒了司马师，上次的李丰之乱他已经忍了，只是废黜皇后以作警告，没想到皇帝还是这么不合作。既然这样，此人就决不能再坐在天子之位了，否则不知道还要生出什么变故。
朝廷在平定李丰之乱后，曾在诏书中说：“周勃之克吕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过之。”意思就是，司马师平乱的功绩连周勃除诸吕和霍光诛上官桀都难以相比。
然而周、霍二人可不是只会匡扶社稷、铲除奸佞，他们可是废黜过皇帝的。当初的诏书果然一语成谶，司马师将沿着二人的脚步走下去。
做好废帝的决定之后，司马师雷厉风行，立刻去见了郭太后。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魏永宁太后”。这里再次用到了“讽”这个字，说明这件事并非完全是郭太后受到了逼迫，而是她和司马师达成了某种协议。
按说郭太后的崇高地位是建立在皇帝的基础上的，废了曹芳对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她为何会轻易答应呢？
其中大概有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李丰谋反案中，他们有一个同党叫乐敦，此人的职位是永宁署令。听这个官职名称就知道他必然是太后的人，也就是说郭太后和谋反一事也脱不开干系。
但是事后司马师并没有处理郭太后，除了他当时不想扩大事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郭太后和司马氏有点沾亲带故，她的从弟甄德先后娶了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女儿。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姻亲关系，司马师才没有和郭太后决裂，反而最终实现了合作。
第二个原因则是郭太后与曹芳之间存在矛盾。从当初立皇后一事开始，二人之间就开始有了嫌隙，之后二人的矛盾逐渐深化。
《魏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适逢郭太后之母郃阳君去世，而曹芳则视若无睹，仍然在御花园中与伶优寻欢作乐，而不去问安；清商丞（管理后宫事务的官员）庞熙劝他前去宽慰太后，仍遭到了曹芳的拒绝。
郭太后闻后大怒，一气之下杀掉了曹芳宠爱的张美人及禺婉。这令曹芳愤愤不平，他说道：“太后横杀我所宠爱，此无复母子恩。”
此语肯定传到了郭太后耳中。如今她与曹芳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若是将来曹芳掌握大权，自己的处境就很难说了。
既然如此，还不如与司马师合作，这样自己的地位可保无虞。
很快，郭太后便按照司马师的意思下诏，表达了曹芳不堪大任的意思。其中理由有四：第一是不理政事；第二是宠幸奸佞；第三是沉迷女色；第四是不敬尊长。
这几个理由看上去冠冕堂皇，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每个人都有权力欲，曹芳自然不可能不想亲政，但总揽大权的司马师又岂能轻易允许呢？
至于曹芳宠幸的所谓奸佞，恐怕也是反对司马师的如李丰、张缉等人。
而沉迷女色和不敬尊长则更是子虚乌有，曹芳只不过宠爱的是郭太后不喜的女子而已，而不敬尊长则是由于二人关系不睦。
总之，这封诏书就是司马师和郭太后联手炮制出来的莫须有的东西，实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很快司马师与他的同党们便联名上奏，最终决定了曹芳的命运，他被废为齐王。
曹芳就这样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而丝毫没有反抗之力，他为自己不久前的怯懦付出了代价。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对曹芳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司马炎称帝后，封曹芳为邵陵县公，他活到四十二岁去世。不得不说，福祸难料。
废曹芳一事就此告一段落，司马师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然而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曹芳毕竟是天子，即使他是个傀儡，但依旧有着尊崇的地位，也是天下人心中的神明。
傀儡皇帝虽然总是有夺权的企图，但是这没有关系，将其软禁起来命人监视即可。因为废黜皇帝会授人以柄，相当于突破了底线，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给了反对派名正言顺的借口。
要知道论起实力和威望，当初曹操已经远胜于现在的司马师了，而他都不敢擅自废掉汉献帝。
而司马师就因为曹芳连续两次策动针对司马氏的政变，就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操之过急而做出了不理智的事情。
其实司马师应该做的是继续保持曹芳的傀儡地位，并加以提防，然后慢慢积累功勋提升威望，逐渐得到公位乃至王位，再另起炉灶建立属于自己的晋国，走曹操那条路线。
而操之过急的他，不久之后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只不过目前说这些还为时尚早，国不可一日无君，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合适的继位人选，下一个傀儡皇帝又会是谁呢？
曹操的血脉
司马师在谋划废黜曹芳时，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新君的人选。
他最初选定的对象是彭城王曹据，于是便命郭太后从父郭芝前去交涉。
当时郭太后和曹芳都在场，郭芝毫不避讳地说道：“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竟然完全不加遮掩。
曹芳心知大势已去，不敢反抗，于是便默默离开了。毕竟后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他只能任人摆布。
郭太后却很不高兴。尽管上一节我们分析过，曹芳被废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符合她的利益的，她对此应该并不排斥，但郭芝如此无礼的态度还是触犯了她的权威。
见郭太后神色不悦，郭芝又道：“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
郭芝先是公然指责郭太后未能好好管教曹芳，随后又说司马师兵权在握，透露出浓厚的威胁之意，这充分显示了司马师的蛮横霸道。
郭太后心中更加不满，于是提出：“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
没想到她的这个要求没有得到许可，郭芝拒绝道：“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
意思是，有什么好谈的，还是先把玺绶拿出来吧！
在司马师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度下，郭太后选择了屈服，而曹芳也在不久后被废。
可接下来当司马师再命人来请玺绶准备册立新君时，郭太后又提出了反对意见。
既然她在废曹芳一事上已经与司马师达成了一致，却为何不愿配合到底呢？
其实原因就在这位新君的人选上。
彭城王曹据是曹操之子，其生母为环夫人，虽然他本人知名度不高，但他的同母兄长正是大名鼎鼎的曹冲。
史书中没有留下曹据生卒年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史料做一个大致的推断。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据被封为范阳侯，而他的兄长曹冲作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三岁因病夭亡之前是没有封侯的，多年之后才被追封。那已经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事了，距离曹冲早夭已经过去将近十年。
即使曹操因爱屋及乌而厚待曹据，但他也不太可能在比其兄长更小的年纪受封。也就是说，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据至少也得十三岁了。那这样算来，四十多年后的嘉平六年（254年），他大概快接近六十岁了。
那么，司马师为何要选这样一位老人呢？
或许他认为曹据年纪大了，更加稳重，更加识时务，不会像年轻气盛的曹芳那样总是不受管制。
但这是郭太后难以接受的，据《魏略》记载，当时她这样说道：“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且明皇帝当绝嗣乎？”
在她看来，一方面，曹据年纪大，论辈分算是她的叔辈，而这就很不合适了，叔叔当皇帝，侄媳做太后，辈分就完全乱了。
另外，曹据从血缘来看，离当今帝室已经比较远了，如果立他为君，相当于曹丕和曹叡这一脉就绝嗣了。
于是郭太后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吾以为高贵乡公者，文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其详议之。”
郭太后主张立东海王曹霖之子曹髦，理由是曹髦乃魏文帝的长孙，又是魏明帝的侄子，在血脉上和当今皇室最近。
同时，郭太后还有些私心。据《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明帝即位，以先帝遗意，爱宠霖异于诸国”。当年曹叡对曹霖这个弟弟恩宠有加，两家关系想必也是极好的。
这样来看，曹髦作为曹霖之子，和皇室接触应该不会少，甚至可以推测，他很可能就是郭太后看着长大的。
有了这样的渊源，郭太后和曹髦的关系肯定会比曹芳要好得多，因此她这个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马师就这个方案和群臣探讨了一番。太后的理由很充分，他无法反驳，而且对方已经答应他废黜曹芳，展现出了合作的态度，他理应有所退让。毕竟当时司马氏集团所面对的形势并没有那么明朗，暂时还需要郭太后的配合，于是司马师不再坚持己见。
只不过后续的发展表明司马师还是想得过于简单了，这个少年天子将会在几年后给司马氏家族制造出一个天大的麻烦。
曹髦继位已成定局，对他来说可谓闭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时曹魏那形同虚设的皇位已经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了。
正元元年（254年），曹髦继承了皇位，同时他也必须肩负起曹魏最后的希望，尽管这个希望是那么渺茫。
曹髦在位几年的一系列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因为他既有成年人的老道，又有少年人的冲劲。《三国志·三少帝纪》说曹髦“夙成”，也就是非常早熟，这个评价很是中肯。
正元元年十月初四，曹髦抵达洛阳近郊。就在他到达城外的玄武馆行宫时，群臣上奏请他住在前殿，但曹髦认为那是先帝旧居，自己还不是天子，住在前殿于礼不合，因此转住西厢房中。
之后群臣又请求用天子的车驾前来迎接，但曹髦再次谢绝。
第二天，曹髦进入洛阳。当时群臣在西掖门南边跪拜迎接，而曹髦则下车答拜。迎宾员对他说：“按照礼仪可以不必答拜。”但曹髦却回答：“吾人臣也。”意思就是，现在我还是臣而不是君，因此要回拜。
后面就要进入宫城了，到了止车门，按规定官员必须下车步行，而曹髦也下了车。
左右见状，立刻劝道：“旧乘舆入。”
意思是，按照旧例，前来继位的新皇可以乘车进宫。
可曹髦却表示：“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
意思是，我被皇太后征召，却不知要做什么。
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目前的身份还不是君王，于是非常低调地步行去拜见郭太后。
据《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曹髦正式登基后立刻下令：“大赦，改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
除了大赦天下，曹髦还下令削减了车马、服饰、后宫用度以及其他奢靡之物。
之后，曹髦派人到地方巡视，慰劳官员百姓，又对参与废立天子之事的官员加以封赏，以安其心。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那就是收买人心。曹髦一继位就立刻开始打造一个有道明君的人设，尽力争取群臣中中立者的支持，使那些对曹魏持同情立场的人成为潜在的盟友。虽然他的一系列行动略显得有些急躁，但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天子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不出意外，曹髦的表现引起了司马师一定的警惕。据《魏氏春秋》记载，一次朝会结束后，司马师询问钟会：“上何如主也？”
意思是，当今圣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呢？
钟会回答说：“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意思是，天子的才学可比肩陈思王曹植，武略更是可比魏武帝曹操。
司马师听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那么，钟会的说法是否属实呢？
首先，才同陈思这点倒是并不夸张。据《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曹髦“少好学”。他自幼好学，登基后又经常和人讲经作文，探讨《周易》《尚书》和《礼记》等，在才学方面很是出众。
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又有《高贵乡公集》四卷，亡”。可见曹髦还留下了很多著述，在南北朝时期还在流传，只不过在隋代亡佚了。因此，他的才学即使比不上曹植，也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而“武类太祖”这一点就有些令人困惑了，曹髦毕竟是个少年，又没有上过战场，如何会有武略呢？或许，钟会所指的应该不是他的军事才能，而是胆略和权谋等。
前文我们提到，曹髦在位期间经常和臣子探讨学术问题，这些人当中就有司马望。
这位司马望在司马氏家族中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的生父是司马孚，但早年间被过继给他因病早逝的大伯父司马朗了，继承的是司马朗一脉的香火。
如果说司马孚的立场尚待商榷，但司马朗身为曹魏忠臣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因此，以曹髦的立场来看，司马望的背景是清白的。
据《晋书·宗室列传》记载，“义阳成王望，字子初，出继伯父朗，宽厚有父风”。司马望有其父司马朗之风，因此在曹髦看来，这个人是值得争取的。
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整的是一出离间之计。一旦成功的话，就可以在司马氏家族楔入一颗钉子，也能在司马氏家族中制造分裂的隐患。
可惜曹髦还是操之过急了，如果说他继位前后种种收买人心的举动还不算太过明显，但公然拉拢司马望无疑会引起司马师的警惕，更何况司马望很难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背离司马氏阵营。
据《晋书·宗室列传》记载，“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望虽见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司马望并非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那样的乱臣贼子，他不愿深度卷入这场政治旋涡中。眼见天子对自己越发亲近，他越发不安，为了避嫌，于是请求出镇地方。
总之，从上面这些事例来看，钟会对曹髦的夸赞或许有些过誉，但大体还算符合事实。曹植是大才不假，但他自控能力太差，不仅情绪外露，而且又爱饮酒误事，否则也不会在争储的关键时刻连续犯下大错。
而曹操虽然在军事以及谋略方面水平很高，但那是他中晚年以后的事了。在他政治、军事生涯的早期，其性格里冲动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讨伐董卓和张绣的时候，他都犯过大错。
而曹髦虽然有雄心，也有些谋略，但行事过于冲动急躁，他和年轻时代的曹操倒是有几分相似。
钟会认为曹髦类似于这两个人，说明在他看来，曹髦是个虽然有胆识、有才干，却是个锋芒毕露、不懂得内敛的人。或许这也是年轻人的通病。
至于司马师所说的社稷之福，从表面上看确实也没错，因为皇帝英明神武自然江山稳固，然而这仅仅是社稷之福，而不是权臣司马师之福。
因此，司马师的真实意思应该是，他听了钟会的话反而放心了。
曹髦最大的错误就是过早地显示出了自己的抱负，他曾经与群臣就少康和刘邦孰优孰劣进行辩论一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刘邦是创业之主，而少康作为夏朝第六代君主，是中兴之主。
在曹髦看来，少康出生时，夏已经灭亡了，他虽然身份卑贱，但依然能大施德行，号召旧部恢复祖宗基业，延续祖宗的祭祀，这难道不是要有极大的德行才能做到的吗？
而反观汉高祖，则是趁着秦末大乱，倚仗权术、智谋和武力才成就一番基业，一举一动都违反了圣人的品德法度。汉高祖作为儿子，屡次让父亲陷入危难之中；作为君主，却诛杀功臣；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他去世之后，诸吕作乱差点导致国家灭亡。
这样看来，如果汉高祖处在少康的年代，不一定能复兴大禹的功业。
因此，曹髦得出了“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的结论，其论述也使得“群臣咸悦服”。
不过，在赢得一场辩论的同时，曹髦却为自己制造了一定的隐患。
少康与刘邦孰优孰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人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寓意。曹髦想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也想做中兴之主。
既然要中兴，那么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式微。当时曹魏蒸蒸日上，在实力上并没有式微，只不过是曹魏皇室在权力上式微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是曹髦真的做了中兴之主，那司马师这样的权臣将何以自处呢？
可见曹髦还是有些过于急躁了，如此口无遮拦公开表达志向，这肯定会刺激到司马师。
或许曹髦确实文武双全，假以时日就是下一个曹操亦未可知，但他目前毕竟还不是“完全版”的曹操，他还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成长。
然而，曹髦这些突出的表现势必会引起司马师的高度警惕，而对方是不会给他成长的机会的。
司马师怕的不是“年轻版”的曹操，而是“年轻版”的司马懿。如果曹髦足够隐忍，故意示弱，那才是司马师最担心的。不过，当曹髦没能瞒过钟会的时候，他就完全暴露了。
如今曹魏政局已归于平稳，司马师也大权在握。
这三年来，他先是挫败了吴、蜀两国的协同进攻，紧接着又粉碎政变，废立皇帝，他的威望已经大大提高。
那么，司马师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吗？
并不是。
他这次冲动的废立之举不仅激起了一个人的怒火，而且还成为一场大乱的导火线，也最终让司马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