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二叛
昔日的光辉战绩
朝中的血雨腥风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新君登基的消息传到淮南后，扬州都督毌丘俭顿时感到心绪难平。
他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当初他被魏文帝曹丕任命为长子平原侯曹叡的文学掾，负责皇子的读书养德。二人在之后接触的几年中建立了超越君臣的深厚友谊。
据《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曹叡继位后，“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因数年的东宫旧交之故，毌丘俭的仕途得以平步青云，官至洛阳典农中郎将，掌管该地的农业生产、民政和田租。
深得天子信任的毌丘俭确实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忠臣，他对于曹叡耗费民力大兴土木的行为敢于直谏。由于二人交情深厚，曹叡不仅没有怪罪他，还将其升任为荆州刺史。
如此厚爱，势必令毌丘俭感激涕零。曹叡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主君，更是一位挚友。如今先帝已英年早逝，毌丘俭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他的后人守护好这片江山。
可是司马师竟然以莫须有的拙劣借口将皇帝曹芳废黜了，要知道曹芳虽然身世不详，但他也是魏明帝曹叡亲自指定的合法继承人。司马师这样肆意妄为，是忠心耿耿的毌丘俭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的胸中燃起了怒火，或许之前好友夏侯玄和李丰被杀时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想到这里，毌丘俭几乎都要立刻下令起兵锄奸了。
但很快，他又逐渐冷静了下来。如今毌丘俭身为封疆大吏，位高权重，而且由于之前有过跟随司马懿出征辽东的经历，司马师似乎对他也是比较信任的。
当初诸葛诞因为东兴大败被调离后，司马师非常放心地让毌丘俭接任了扬州都督一职。之后对阵诸葛恪的新城之战，毌丘俭作为副将也曾临阵立功。
从司马师的角度，他必然是希望保持淮南稳定的，他没有道理主动挑起争端。只要保持现状，毌丘俭的位置就轻易无法动摇。
如今毌丘俭家大业大，儿孙满堂，一旦起兵就不会再有回头路了。家族的荣辱全在他的一念之间，他必须为整个家族的前途命运负责。
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洛阳的信件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这封信是毌丘俭之子毌丘甸所写，当时毌丘甸已经是誉满洛阳的大名士。据《魏晋世语》记载，他在信中写道：“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
意思很简单，您肩负的责任重于山岳，如今国家倾覆在即，若是无动于衷，将来必受天下人的责难。
爱子身在洛阳，一旦起兵的话，他作为反贼之子将必死无疑。可在魏室危难之际，他却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那一刻，毌丘俭思绪万千：他或许会产生一种“有子如此，夫复何求”的欣慰感；又或许会产生一种在大义面前如此瞻前顾后，胆略竟输给一个年轻人的挫败感。
“忧责重山岳，谁能为我檐”（《之辽东诗》），他的心中大概会默念着这首当年征讨辽东时所作的诗句，它与儿子写来的信有异曲同工之妙。想到这里，他终于不再犹豫，决心不惜一切为曹魏社稷做最后一搏。
毌丘俭决意起兵是有资本的，因为他是曹魏后期一流的优秀统帅，其中让他名留青史的就是征讨高句丽一战。
魏明帝后期，辽东公孙渊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公孙渊，字文懿，曹魏太和二年（228年）承祖父公孙度、父公孙康继任辽东太守。公孙渊一面向曹魏称臣，一面同孙吴联系，脚踏两只船。
虽然毌丘俭是文官出身，但曹叡出于信任，还是将他转为幽州刺史，令他率兵出征，而这也是毌丘俭初次领兵。
或许是因为对辽东地区的水文气候等状况不够了解，他被大雨阻挡在了辽水西岸，最后无功而返。
击败毌丘俭后，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建年号“绍汉”，并置百官有司。自此，公孙政权与曹魏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曹叡见毌丘俭不敌，无奈之下只好派出军事上的柱石司马懿，令其率兵四万讨伐公孙渊。而毌丘俭则以副将身份随军，最终一战功成。
这次作战经历让毌丘俭熟悉了辽东这片土地，也为他之后的赫赫战功打下了基础。
消灭公孙渊后，为了杜绝辽东再次出现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司马懿在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屠杀了近万人，“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京观，也就是将成千上万的尸体像砖石一样层层码起来，浇上泥土，筑成高台。既是炫耀武功，也是威慑敌方。
杀人之后，朝廷又两次有组织地迁出辽东人口。
这样的釜底抽薪之策确实奏效，但有利就有弊，弊就是严重削弱了辽东地区的实力。
对于身为幽州刺史的毌丘俭来说，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古代，人口是重中之重，三国时期的战争很多都以夺取人口为目标。如今辽东地区出现了真空，于是高句丽便打起了这里的主意。
高句丽源于中国东北濊貊(wèi mò)族的一支。战国时属燕，汉武帝时起属玄菟(tú)郡。西汉建昭二年（前37年）夫余人邹牟建高句丽国，都纥(hé)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西汉元始三年（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同时为加强防卫，又于城北修筑丸都山城（今吉林集安西北）。丸都山城与国内城相距近三公里，相互依存。
当时高句丽的国土横跨现在的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中国辽宁省和吉林省的部分地区，虽然它还远不是隋唐之际的那个东北亚强国，但也颇具实力。
高句丽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公孙氏政权的东部，当初他们和曹魏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在司马懿征讨公孙渊的时候，高句丽国君东川王位宫还曾派出几千人助战。
如今他们共同的敌人已经不在了，辽东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虚弱状态，双方的蜜月期自然也就结束了，于是野心勃勃的位宫开始准备他的侵略计划。
毌丘俭对此早有警觉，他曾写下诗句“芒山邈悠悠，但见胡地埃”（《在幽州诗》），以表示对异族入侵的担忧。
到了正始年间，曹魏内有曹爽和司马懿两派的明争暗斗，外有吴、蜀两国的威胁，一时无暇他顾。高句丽国君位宫见时机成熟，于正始三年（242年）发兵进犯辽东，直逼西安平城（今辽宁丹东九连城）。
西安平城位于马訾水（即鸭绿江）以北，故址在今辽宁省丹东市。今天这里仍然是朝鲜和中国陆路上的要冲地带。
而在三国时期，这里则是连接乐浪郡和辽东郡的枢纽，一旦落入敌手，不仅曹魏会失去朝鲜半岛北部的控制权，而且高句丽还可以随时攻入辽东郡。
毌丘俭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他于正始五年（244年）从玄菟郡出发兴兵讨伐高句丽。
他的策略就是围魏救赵，先不去解救西安平城，而是直扑高句丽国都丸都山城。
毌丘俭选择这一策略的主要原因就是实力不足以分兵。由于辽东地区经过公孙渊之乱后遭到严重削弱，实力大不如前，此时他一共只能出兵一万人。
而高句丽大概是在消灭公孙渊一战中获益甚多，又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实力大增，这次位宫派出了两万军队迎战。
据《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
高句丽军队首先在沸流水（今富尔江）设置防线，被魏军击败后退至梁口（今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一带）。随后再败一阵，位宫退无可退，只好与魏军展开决战。
虽然此战在《三国志》中被略去了，但朝鲜高丽王朝时期的史学家金富轼所著的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却将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据《三国史记》记载，位宫“乃领铁骑五千，进而击之。俭为方阵，决死而战，我军大溃，死者一万八千余人”。
在这场大战中，高句丽出动了五千骑兵，但仍在毌丘俭的方阵之下遭遇惨败，而且全军被斩首九成左右，遭到了覆灭级别的打击。
虽然关于方阵究竟为何种阵法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出毌丘俭在做幽州刺史这几年为了强军做了很多工作。尽管辽东地区实力大减，但他依旧练出了一支精兵。
在三国时期，关于阵法的记录是不多的，其中以诸葛亮的八阵最为有名。毌丘俭能够注重练兵，并在实战中取得奇效，这说明他具备大将之才。
高句丽主力一战皆没，毌丘俭率兵长驱直入。经过数百里艰险的山路，他们终于来到了高句丽都城丸都山城之下。
由于辽东本身的薄弱，此战必须对高句丽予以沉重打击以绝后患，否则假以时日等他们恢复实力卷土重来，辽东还是会受到威胁。于是，毌丘俭下令屠城，斩首数千人。
位宫无法抵抗，只好带着家眷逃跑了，高句丽终于为他们的野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时候，毌丘俭又派手下玄菟太守王颀去北面的夫余国借粮。夫余王简位居一看高句丽对抗曹魏的后果如此惨烈，都险些亡国了，他哪敢不从，于是立刻按要求提供军粮。
得到了粮草补给，又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到了第二年魏军已经完全恢复了战斗力，毌丘俭再次从丸都山城出兵追杀位宫。位宫早就闻风丧胆，一路跑到买沟（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去了。
毌丘俭接着又派王颀追击，很快追上了位宫。眼看位宫就要成为阶下囚了，可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人愿意为他效死。一个叫纽由的部下自请前往魏军营中诈降，伺机行刺魏将。
这一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纽由和魏将同归于尽，魏军一时陷入混乱，位宫也侥幸逃脱。
与此同时，毌丘俭兵分两路，派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进攻高句丽的属国东濊国，东濊国君不耐侯闻风请降。
这一战，魏军向东一直打到了肃慎国边界（今图们江一带），向南则打到了不耐城（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随后，魏军于正始六年（245年）五月班师，其间分别在肃慎国边界、丸都山城和不耐城刻石记功。
20世纪初，当年毌丘俭刻于丸都山城的石碑出土。这一宝贵文物的重见天日，充分证明了三国时期曹魏在东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而位宫在魏军撤兵后才敢返回丸都山城，这时他才发现国都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位宫欲哭无泪，又怕以后魏军再来讨伐，只好迁都到平壤去了。经过这次惨败，位宫郁郁寡欢，一年后就一命呜呼了。
毌丘俭的东征功不可没，不仅彻底打垮了不可一世的高句丽王国，使其数十年一蹶不振，无力再向辽东地区用兵，而且将魏国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国家的东北边疆重获安宁。
毌丘俭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磨炼，为后来在新城之战中击败诸葛恪打下了基础。
如今毌丘俭带着名将的光环坐镇淮南，昔日的光辉战绩和先帝的知遇之恩不允许他坐视司马师肆意妄为而无动于衷，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作为忠臣的司马氏”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天有异象，据《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当时“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
一颗长数十丈的巨大彗星划过天空，出现于东南吴楚之分野，消失于西北。
彗星自古多被视为凶兆，而毌丘俭却大喜过望。在他看来，这或许是司马师的凶兆，对自己来说反而是吉兆，因为彗星起于东南，终于西北，这暗示他从东南起兵必然会大功告成。
虽然毌丘俭决意起兵匡扶魏室，但毕竟是以一隅敌天下，以淮南为根基对抗中原难度很大，因此他必须设法增强自己的力量。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毌丘俭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是内部整合，第二是引入外援，二者可以一并进行。
之前王凌就因为没有完成内部整合，在司马懿大军压境时完全没有抵抗之力。这次毌丘俭吸取了教训，解决了这一问题，消除了内部隐患，而这个隐患指的就是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介绍过文钦，他曾是曹爽的嫡系，但无论是司马懿还是司马师，都没有除掉他的意思，反而让他继续领兵作战。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文钦作为淮南地区的二号人物去牵制一号人物，这个一号人物一开始是王凌，之后是诸葛诞。而文钦确实也如他们所料，和这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好。
毌丘俭做了淮南都督后，也面临这个问题。
据《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文钦“骁果粗猛，数有战功，好增虏获，以徼宠赏，多不见许，怨恨日甚”。文钦非常喜欢搞一些虚报战功以求封赏的勾当，但都被朝廷识破并加以拒绝了，于是他开始对司马师怀恨在心。
文钦这种曹爽集团的余党，因为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没有被清算。其实这已经算是个不错的结果了，若是他选择低调做人，大概率是可以得到善终的，可文钦偏偏选择了走另一条路。
毌丘俭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这一苗头，他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当初新城之战时，新城守将张特就是因为毌丘俭的慧眼识人才得以大显身手。于是，他恰逢其时地向文钦递上了橄榄枝。
《三国志·毌丘俭传》说：“俭以计厚待钦，情好欢洽。钦亦感戴，投心无贰。”从此文钦对毌丘俭感恩戴德，忠心不贰，淮南战区内部的整合基本完毕。
其实毌丘俭也不一定有多欣赏文钦。从文钦与众多同僚难以相处这一点，毌丘俭应该不难看出文钦的问题。而《魏书》也明确记载，文钦性格“刚暴无礼”，很难和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但是毌丘俭为了大业可以忽略这些，只要文钦能为他所用，其他的都不重要。在毌丘俭看来，此人只不过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一枚棋子而已。
至于另一个“引入外援”的目标，毌丘俭也在同步进行中。他希望拉拢豫州都督诸葛诞和兖州刺史邓艾，如果能成功的话，豫州和兖州可以作为起兵的前沿阵地，直接对司马氏所控制的洛阳造成威胁。
然而这项工作的进展却相当不顺利，诸葛诞是非常懂得利害关系的，他不会为毌丘俭火中取栗。
当年诸葛诞因浮华案遭到贬斥，想必他对曹叡及其继承人没有什么感情。另外，诸葛诞和司马氏也有姻亲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之子司马伷。在这一阶段，他并没有与司马氏为敌的动机，后来双方反目成仇另有原因。
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面对毌丘俭的邀请，诸葛诞立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将毌丘俭派来的使者斩首，并昭告天下与毌丘俭及文钦势不两立。
而邓艾作为司马懿提拔起来的老部下，更不可能去和司马氏对抗，同样在第一时间斩杀使者以亮明自己的态度。
至于引东吴做外援的方案，文钦可以这样做，诸葛诞也可以，但毌丘俭不行。因为此时他最大的号召力就是曹魏忠臣的旗号，他不可能与敌国勾结，这会破坏起兵的正义性，所以现在他只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了。
或许有人会对上面的论述表示反对，因为据《晋书·景帝纪》记载，“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作乱，矫太后令移檄郡国，为坛盟于西门之外，各遣子四人质于吴以请救”。这里明确表示毌丘俭和文钦在起兵时，各派四个儿子去东吴搬救兵，顺便做人质。
这段记录在《三国志》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最初的来源应该是《魏晋世语》。
而《魏晋世语》的说法和《晋书》又有所不同，《魏晋世语》的记载很简单，只说“俭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吴”，根本没有提到“人质”和“求救”这类字眼。
也就是说，毌丘俭送儿子去东吴做人质很可能是《晋书》对这段历史进行的艺术加工。
另外，这种说法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说明主流史学界对此也是不予采信的。
《晋书》的这种笔法非常拙劣，连春秋笔法都算不上。
那么，为什么《晋书》要用这种拙劣的笔法呢？
这是因为要在以司马师为主角的这篇传记中突出他的正义性，毌丘俭不是号称大魏忠臣吗，怎么能私通敌国呢？所以他是叛逆无疑，讨伐他理所应当。
事实上，毌丘俭让儿子毌丘宗去东吴根本就不是搬救兵。因为长子毌丘甸身在洛阳必死无疑，所以他这是想为家族留下一个火种。
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还可以从东吴加入战局的时间上找到一些佐证。据《三国志·三少帝纪》记载，“二年春正月乙丑，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可知毌丘俭起兵的时间是在正月十二。
而《三国志·三嗣主传》则说，“闰月壬辰，峻及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率兵袭寿春，军及东兴，闻钦等败”。说明东吴方面孙峻收到消息出兵已经是闰正月初九了，中间足足经过了近一个月之久。
结果当吴军赶到寿春的时候，主要战斗早就结束了。当时诸葛诞已经攻下寿春严阵以待了，而最后东吴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损兵折将。
如果毌丘俭在起兵之前或者同时就派毌丘宗等人去求援，东吴完全没有道理白白浪费宝贵的战机。从后续发展来看，东吴确实打算从曹魏这次内乱中分一杯羹。
因此结论就很明显了，《晋书》是在故意抹黑毌丘俭，妄图将这位忠臣良将钉在叛逆的耻辱柱上。
之前毌丘俭在幽州刺史任上练就了一支精兵，这支部队曾在击溃高句丽的大战中大放异彩。毌丘俭被调任为扬州都督后，他也不会无所作为，而是继续练兵，如今手上这几万淮南劲卒就是他最后的倚仗了。
不过在起兵之前，为行动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是重中之重，毕竟自古讲究师出有名。于是毌丘俭假称接到太后诏书，奉旨讨伐逆臣司马师。
毌丘俭最早是文官出身，作为一个出色的文学家，一篇直击灵魂的檄文是少不了的。他大笔一挥，一篇名作便一蹴而就。
这篇檄文在文采上自然是上上之选，在内容上也是极具杀伤力，因为它准确地抓到了司马师的弱点。
司马师意图谋朝篡位昭然若揭，但这件事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做成的，他领衔的司马氏家族及其身后的相关利益者已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
但是毌丘俭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檄文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司马师一人。
这篇檄文很长，但核心内容是下面这一段：
懿有大功，海内所书，依古典议，废师以侯就弟。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师辅导圣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亲宠，授以保傅。护军散骑常侍望，忠公亲事，当官称能，远迎乘舆，有宿卫之功，可为中领军。
简单来说，就是明确司马氏家族成员大多都是忠良，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和司马望等人皆是如此，只是出了司马师这个逆贼。
这些自然并非实情，司马孚、司马昭和司马望的名字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废曹芳的上表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在这里，毌丘俭只针对司马师一人，而避免针对整个司马氏家族，目的在于防止与其有关联的诸多势力联起手来对他们进行绞杀。
此外，毌丘俭很可能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期望。前面我们曾提到过曹髦试图拉拢司马望一事，他的想法应该和毌丘俭如出一辙，目的就是试图在司马氏家族内部制造一个裂痕，在无形之中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由于朝中不乏对曹魏持同情态度、看不惯司马师霸道行为的人，一旦司马师处境不利，他们也有拥护司马孚和司马昭另起炉灶的可能。
另外，毌丘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指名道姓地向司马师发起挑战。
这就造成司马师必须亲自应战，否则便会威信扫地。而当时他因患眼疾刚做了个手术还在康复期，这时候抱病出征，说不定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就一命呜呼了。
据《三国志·傅嘏传》记载，“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司马师不必亲自去，派司马孚去就可以，毕竟上次新城之战他的指挥就非常完美，但是傅嘏和王肃却劝他必须亲自去。对此，司马师有些犹豫不决。
傅嘏不愧是司马家的智囊，他的理由一针见血，“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
意思很简单，现在毌丘俭发出挑战了，锋芒毕露，如果不敢应战，首先气势上就输了一筹。之后，其他将领若是能取胜便罢，若是不能就更加威信扫地，到时候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何去何从就很难说了。
毌丘俭战功赫赫，手下又有数万精兵，若司马师亲自前往的话，凭借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调集大军以众击寡尚可一战，换了别人还真是没有足够的把握。
由于淮南战区实力强大，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单独与之对抗。若想平定淮南，除了中军之外，必须辅以其他州郡的兵力。而除了司马师，一般的将领是没有资格指挥这样一支军队的，几乎无人可以胜任。
这下司马师别无他法了，事到如今，他只能抱病东征了。为了家族的未来，他只能拼尽一切。
毌丘俭一切准备就绪，将淮南的将领、官吏等悉数召集到寿春城内，在城西立坛祭天，歃血为盟。在留老弱兵马守城后，他率领五万多淮南精兵誓师北上，直逼项县（今河南沈丘县）。
从寿春北上进攻洛阳，沿水路进军是最为便捷的，反之从洛阳东征淮南也是如此。
其中从淮水转入颍水是最佳线路，而项县就是颍水之畔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沿着颍水逆流而上的必经之路。当初王凌在被押送回京的途中，就是在项县服毒自尽的。
如今毌丘俭率领的淮南军士气正盛，若他突破这一地区，其兵锋距离许昌就只有不到三百里了。如果再败一阵，连许昌都落入其手的话，毌丘俭势必将威震中原，那么各地正在观望的刺史以及都督们恐怕就真的要动摇了。
司马师的军事经验毕竟比不过其父司马懿，暂时还无法效仿他那侵略如火的作战风格。要是出征的话，军队少了没有把握，军队多了集结起来势必得多花时间。最终为了稳妥起见，司马师调集了十几万大军。
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他的军队在正月二十五日才集结完毕，比毌丘俭慢了整整十三天。
这样一来，司马师就失去了开局阶段的战机，主动权则落到了毌丘俭手中。
这次战役与之前的新城之战有所不同，因为司马师没有那样的坚城依赖，形势看起来并不乐观。
那么，司马师为何敢于这样镇定自若慢慢地调兵呢？
因为前线有个他最值得信任的人。
坚壁不战，挫其锐气
就在毌丘俭率领淮南劲旅北上中原的时候，第一个做出反应奔赴前线进行阻击的就是邓艾。
对于这一带，邓艾再熟悉不过了。他在写下著名的《济河论》之前，专门进行了实地考察，从陈县、项县一路巡视到了寿春。
经过仔细的考察，邓艾得出一个结论：淮河两岸有发展成巨大粮仓的潜力，也是将来南征的一个后勤基地，但前提是要开凿河渠，引水浇灌。
《济河论》的具体内容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其中的主要方案都得到了司马懿的认可，并于正始二年（241年）开始施行。
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经过邓艾主持的河道疏浚以及屯田等工程的加持，从中原前往淮南的水道异常畅通，而当地的粮草储备也极为充沛，这就为日后曹魏淮南战区实力的壮大打下了基础。
由于邓艾对淮南地区的水文地理情况了如指掌，因此毌丘俭起兵后，他立刻就洞悉了对方的策略，并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邓艾对战局看得很透彻，他清楚自己的首要目标就是把淮南军阻挡在项县以东，决不能任凭他们进兵许昌。于是邓艾在将毌丘俭的使者斩首以后立即出兵，火速进军颍水一线并修建浮桥渡河，然后抢占乐嘉，在此严阵以待。
过人的军事天赋让邓艾一下就抓住了整个战局的关键，他选的这个阻击地点非常合理。
乐嘉位于河南周口市商水县东部，在颍水西畔。这个地方距离下游淮南军屯驻的项县还有一百多里。
目前邓艾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只能固守待援，所以不能与淮南军靠得太近。而这个距离对方大军行进至少得两天，所以他们目前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再靠后一点可以吗？同样也不行，因为他身后的地形水系更加复杂。
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黄初六年（225年）三月，曹丕“行幸召陵，通讨虏渠”。
为了在征讨东吴时便于调集粮草，曹丕于是在汝水和颍水之间开通了讨虏渠。
这条讨虏渠就在今天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以东，连通汝水和颍水。如果被淮南军突破到这一线，那么邓艾只守颍水就不够了，因为淮南军可能会向西转到汝水一线，这就是邓艾必须渡过颍水后进行防守而不能停留在颍水东岸的原因。
这时候司马师的大军也已经出发了，他知道毌丘俭的厉害，所以不敢轻敌。于是他下令召集天下各地兵马前来会合，并在陈县和许县一带的郊外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以壮军威。
不得不说，司马师给了毌丘俭足够的重视，与当年垓下之战天下诸侯围剿项羽颇为相似。
而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司马师找到了以最小代价击败毌丘俭的关键。
正元二年（255年）闰正月初一，毌丘俭的两名部下史招、李绩前来向司马师请降。此二人究竟和司马师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司马师之后的反应推断，他们很可能透露了一个关键情报，即淮南军内部军心不稳。
这时，司马师或许回想起出征前光禄勋郑袤的一番话，更是坚定了他的想法。
据《晋书·郑袤传》记载，当时郑袤说：“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亚夫之长也。”意思就是，淮南军虽然善战但不能持久，若是坚壁不战挫其锐气，就能像当年周亚夫挫败吴楚叛军一样克竟全功。
这一方案深得司马师之心，再结合毌丘俭叛将带来的情报，很快司马师就制定了以坚守不战为核心的策略。
可诸将对此却很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本方兵力占据优势，应该主动进攻才对，为何反取守势呢？
对此司马师解释道：“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且俭、钦欲蹈纵横之迹，习仪秦之说，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史招、李绩前后瓦解。”
他直接指出了淮南军外强中干的事实，淮南将士本无叛乱之意，都是被毌丘俭和文钦胁迫的，而他们拉拢外援的企图也未能实现。如今史招、李绩来降，说明淮南军内部已经出了问题，这就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
紧接着，司马师又道：“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且俭等欺诳将士，诡变万端，小与持久，诈情自露，此不战而克之也。”
困兽尚且思斗，如果此时强行进攻，虽仍能取胜，但是损失必然不小。淮南将士只是被毌丘俭等人蒙骗裹挟了，如果坚守不战，待真相大白，很快他们就会不战自乱。
随后司马师做出如下部署：
一、邓艾率军在乐嘉前线拒敌，争取诱敌深入。
二、王基率许昌驻军进兵距乐嘉不远的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威胁淮南军的侧翼。
三、胡遵率青、徐诸军进军谯（今安徽亳州市）宋（今河南商丘市）之间，准备截断淮南军的归路。
四、诸葛诞率豫州军南渡淮河上的安风津渡口（今安徽六安市霍邱县），直扑毌丘俭的大本营寿春。
五、王昶率荆州军北上，准备支援中原战场。
六、司马师的指挥部设在后方的汝阳，掌控全局。
司马师的部署深得兵法之要，虽然他的硬实力胜过毌丘俭，即使正面对决也是赢面极大，但没有必要承受无谓的损失。因此要先抢占要害之地，然后坚守不战消磨对方锐气，使其陷入被动，最终待其在绝望中覆灭。
其实司马师做出这个部署，与王基的智慧也是分不开的。在这场战争中，他是另一个大局观非常清晰的人。
最初司马师根据坚守不战的方针，让进军中的王基所部停下来。而王基却建议应该主动前进，否则“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那样气势上就输了。而且“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如果放任淮南军掳掠百姓，那就会失去人心。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如果“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若是拖得久了，东吴也出兵的话，那么很可能淮南就要拱手相送了，届时中原危矣。
王基的意思其实和司马师定下的坚守不战的大方针并不相悖，他曾说：“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
这点其实和司马师考虑的一致，他也看出了淮南军的弱点。只不过王基的策略是更加主动点，做出相对积极迎敌的姿态，但前提仍是避而不战。
于是司马师同意他进兵濦水（在乐嘉一带汇入颍水的一条支流）一线。不过王基觉得还不够，他希望前进到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因为那里有一座大粮仓，足够大军四十天之用，绝不能拱手让给敌人。依照兵法，无论哪一方占据南顿，它都会是个受益无穷的“争地”，王基势在必得。
虽然司马师还是希望贯彻既定战略，没有答应王基的请求，但王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他自作主张进兵南顿，而司马师对此也默认了。
如今淮南军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由于他们是弱势的一方，所以利在速战，必须尽快打出一个亮眼的战果以争取中立势力的加入。
淮南军被阻击在项县长期没有进展，战斗逐渐演化为持久战，他们的劣势就逐渐显现出来了。因为无论是拼兵力还是拼物资，他们都不是朝廷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淮南军怎么可能放过眼皮底下的南顿粮仓呢？
正如王基所料，毌丘俭也盯上了南顿。幸亏王基有先见之明，抢先将其占领，使得毌丘俭夺取南顿的计划没能成功，只好返回项县。
战局至此，彻底陷入了僵持，但司马师已经布下了一张巨大的包围网，淮南军完全处于进退两难的危险局面之中。
虽然毌丘俭是个能征善战的将领，但只是强在练兵和临阵指挥，在大局观方面就差一些了。也就是说，他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其实郑袤在司马师出征前，就对昔日的同僚毌丘俭做过这样的评价，“昔与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他犀利地指出了毌丘俭的弱点，其善于谋划却不能通达事理。
此时，淮南军面对的形势已极为严峻。正如司马师之前做出的判断那样，淮南军内部出现了问题。而造成此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淮南军将士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他们的家眷都在中原。
据《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淮南军许多将士因家属在北，思乡心切，出现了大量的士兵叛逃。客场作战的淮南军反而成了非常不利的散地作战，而《孙子兵法》有云，“散地则无战”。所谓散地，是指在家附近作战，士卒恋家，军心容易溃散。
但毌丘俭没打算坐以待毙，因为他还有最后一张底牌，就是他亲自征发并训练过的淮南本地精兵。
毌丘俭决定主动出击，目标还是驻守乐嘉的邓艾。当初淮南军的战略安排是：毌丘俭负责防守大本营项县，保障后勤；文钦领兵在外，主要负责作战。这一次，该轮到文钦上阵了。
文钦虽然骁勇善战，但整场战役中表现得最亮眼的却不是他，而是他的次子文俶，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文鸯。据《魏氏春秋》记载，“钦中子俶，小名鸯。年尚幼，勇力绝人”。
此时司马师感觉战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邓艾示敌以弱引诱文钦来追。文钦果然中计，他并不知道司马师已经悄悄率领其麾下的中央军开赴前线了。
等文钦发现中了圈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文鸯却临危不乱。他认为司马师的军队也是刚赶过来的，可以趁其立足未稳将其击败。
于是，文鸯和文钦将兵马分为两队，准备夹击司马师。
夜半时分，文鸯率兵杀到司马师营地附近，大呼司马师的名字。本来这是为了鼓舞士气而震慑敌军之举，但没料到差一点改变了历史。
据《魏氏春秋》记载，文鸯的来袭导致“军中震扰”，而这势必大大震慑了主帅司马师。
司马师的眼睛刚做了手术，没彻底康复就带兵出征。本来觉得大局已定，但这次突袭令他大惊失色。而这一惊不要紧，结果眼睛伤口迸裂，连眼珠都流出来了。
换了一般人恐怕早已疼痛难忍，但是司马师不是一般人。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司马师“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
为了避免伤情泄露，他心一横拿起被子就把自己的头蒙住了，就这么咬着被子硬挺，连被子都被他咬破了。最后也真叫他挺过去了，周围的人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为什么司马师拼了命也要隐瞒这件事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一旦泄露出去，就有可能导致极为可怕的后果，也就是夜惊。
何为夜惊？将士们在战场上长时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这时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可能引起大面积骚动。尤其是夜里，大家沟通不畅，情况将更加严重。
夜惊导致军队溃散的案例很多。当初董卓死后，吕布使李肃前去讨伐他的女婿牛辅。虽然牛辅击败了李肃，但不幸的是“牛辅营中无故大惊”，最终部队溃散，牛辅也被部下所杀。而石亭之战期间，曹休的部队也发生了“军夜惊，士卒乱”的状况，最后遭遇大败。可见，夜惊造成的后果何其严峻。
这时司马师全军都被文鸯震慑住了，要是再传出主帅重伤昏迷的消息，将士们以讹传讹之下，很可能导致全军陷入混乱之中。到那时，他们遭遇的就注定是一场灾难了。
但是司马师还是挺住了，他用自己惊人的意志力度过了这次开战以来最大的危机，成功稳定了军心。
不过这些文鸯并不知情，他鼓噪了一夜，始终不见父亲文钦按约定赶来，大概是被邓艾的军队纠缠住了吧。文鸯兵少，抵挡不了已经重整好的魏军的冲击，无奈之下只好引兵撤退。
文鸯在撤退途中才遇到姗姗来迟的父亲，文钦见战机已失，也只好跟着撤退了。
这时司马师的病情有所缓和，于是下令追击，但诸将回应道：“钦旧将，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意思是，见敌军不败而走，他们担心有什么阴谋。
司马师却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
他认为文鸯的部队锐气已丧，自然要撤退，因此追之无疑。只不过，司马师还是有些低估十八岁的文鸯了。
文鸯见追兵跟得很紧，便对文钦说：“不先折其势，不得也。”说罢，他带着十几个亲卫杀了个回马枪，追兵被打得四散奔逃，文鸯从容撤退。
司马师不甘心，派左长史司马琏率八千骑兵左右包抄，如鹤张双翼一般掩杀而来，乐林则率步兵紧随其后。
然而，这次看似势在必得的进攻却成就了文鸯的名声。这一刻他简直如霸王附体，《资治通鉴》这样写道：“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逼。”
文鸯单枪匹马闯入数千骑兵之中，斩杀一百余人，然后突围而走，前后反复六七次，如入无人之境，而魏军被其震慑，根本不敢上前。
不过，一个人的勇武终究难以改变整个战局。随着司马师的主力赶到战场，淮南军便开始支撑不住了，阵线频频被魏军突破。
只见官军箭如雨下，在连续的打击下，淮南军终于全线溃败。
见大局已定，司马师这才松了一口气。可这时他身边有个人差点又制造了一些意外，这个人就是尹大目。
之前高平陵之变时，尹大目作为曹爽心腹曾被司马懿派去送劝降信，结果司马懿背信弃义杀了曹爽，这导致他在立场上无法真正认同司马氏集团，而是心向曹氏。
这时候司马师的伤情已经瞒不住了，尹大目看出司马师很可能是回光返照，肯定撑不了多久了。于是，他自请去劝降文钦，而实际是想去通风报信。
不过尹大目虽然“心实欲曹氏安”，但可惜胆子太小，不敢讲得太直白，只说：“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
他想隐晦地告诉文钦，司马师已经命不久矣。只不过，这模棱两可的话文钦并没能领会，反而怒骂尹大目助纣为虐：“汝先帝家人，不念报恩，而反与司马师作逆；不顾上天，天不祐汝。”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文钦，毕竟当年曹爽为司马懿所诓骗，尹大目算是间接的帮凶。尽管尹大目实际上心向曹氏，但在旁人看来，他已经改换门庭成了司马氏的鹰犬。
就这样，淮南军失去了最后的机会，文钦只好率领残兵退往项县。而历史就是这么玄妙，司马师在乐嘉之战结束十二天后病逝。若文钦能领会尹大目的言外之意，依托项县再坚持一下，或许战局将大有转机。
纵观乐嘉之战的全过程，毌丘俭始终处于被对手牵制的状态。从开始被阻挡在项县，到后来陷入重围，他都没能掌握战局的主动权。
毌丘俭在辽东时期指挥的部队规模都不大，而新城之战时他也不是主帅，所以在指挥大兵团的能力上，他是难以和经验丰富的司马师相提并论的。
其实在以弱抗强的情况下，弱者唯一的机会就是抓住强势一方没有完成集结的窗口期将其各个击破，也就是说必须在局部形成优势。
具体到乐嘉之战中，司马师征调来的各地军队并不是同时到达并形成合围的。据《三国志·王基传》记载，司马师“乃令基居军前”，可见王基的部队就是突前的。
而邓艾驻防的乐嘉虽然距离王基所在的南顿不远，但他的兵力也不是很多，否则也不会一直采取守势，所以他并不一定有能力支援南顿。
如果毌丘俭的战略眼光能再敏锐一点，早点发现南顿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诱饵争取在野战中以优势兵力击溃王基部，这样先声夺人第一时间打开局面，或许后面的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了。
不过我们也不能太过苛责毌丘俭，毕竟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战事。司马师能调集的资源远远超过他，而毌丘俭的自尊又不允许他求助于东吴，这飞蛾扑火般的抗争终究是一个死局。
英雄末路
就在文钦兵败逃亡的时候，驻守在项县的毌丘俭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如今战局已经彻底崩溃，毌丘俭只好先撤出项县。
一直以来，毌丘俭在这一阶段的表现遭到了很多诟病，甚至有人认为是他沉不住气过早逃亡，最终导致全军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