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师之死
接班疑云
虽然淮南二叛对司马师造成的军事压力并不算太大，但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司马师必须抱病亲征，而文鸯的那次突袭令他本就尚未痊愈的身体继续恶化，终于在乐嘉之战后耗尽了最后的精力。
不久前，司马师对战斗收尾阶段的指挥其实已经属于回光返照了。战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当他从前线返回许昌后，很快就陷入弥留之际了。
而司马师对此已经有所觉悟，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他决定尽快确认接班的人选。
一般来说，在儒家文化中，讲究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按当时的情况来讲，司马师唯一的儿子司马攸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继承人。然而，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点难以实现。
其实司马攸只是司马师宗法意义上的儿子，他是被过继给司马师的，其生父本是司马昭。
司马师与原配夫人夏侯氏先后生了五个女儿，可惜并没有儿子，之后两任夫人吴氏和羊氏也没能为他诞下子嗣。为了避免司马师这一系绝嗣，子嗣甚多的司马昭就将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自己的兄长。
据《晋书·司马攸传》记载，司马攸“少而岐嶷”。他年少时期就异常聪慧，甚至比兄长司马炎更为出色，因此“宣帝每器之”。司马懿对他非常器重，也尽力去栽培他。
王凌叛乱时，年仅五岁的司马攸就被祖父司马懿带去随军“镀金”了，战后还得到了一个长乐亭侯的爵位。
其实一个五岁的孩子能有什么战功呢？这明显可以看出司马懿是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的。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发展，在未来的某一天，司马攸继承司马师的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现在问题来了，司马师的去世对司马氏家族来说太过突然，此时年仅十岁的司马攸根本没做好接过家族重担的准备。
虽然据《晋书·司马攸传》记载，“及景帝崩，攸年十岁，哀动左右，大见称叹”。司马攸已经凭借至孝之举得到了众人的称赞，这也显示出他拥有着超出这个年龄段的成熟，但这仍然不够。
假如司马师已经有王位甚至帝位的话，那这也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即使幼主登基，先王的臣僚在法理上也应该被他所继承。
但问题是司马师的事业刚刚步入正轨，他还远远没走到这一步，此时他的爵位仅仅是从父亲司马懿那里承袭来的舞阳侯而已。
也就是说，司马攸继承司马师的爵位是理所应当的，却无法继承他的权力。
当初司马师刚刚上位时，还要找一个伊陟继承伊尹的先例让自己更有说服力，更别说年仅十岁毫无威信的司马攸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成了继承人的唯一选择。
好在司马师对此早就做了相应的预案，据《晋书·文帝纪》记载，“毌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司马师在出征前让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
这个任命的主要意义是让司马昭兼管禁军，控制好洛阳，同时监视皇帝曹髦，一切宗旨就是保持后方的稳定。因此，即使司马师命在旦夕，他也不必担心朝中的反司马势力能掀起什么风浪。等到他班师回朝，一切问题便都不存在了。
或许司马师本人也没想到，他如今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难以支撑自己返回洛阳的地步了。因此，即使选择司马昭做继承人，他也必须亲自前往许昌完成权力的交接。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漏洞，却让机敏的曹髦嗅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据《魏晋世语》记载，“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这说明司马师这次是带着曹髦一起出征的，待取胜后，曹髦先行返回洛阳。
事实上，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难解释得通。因为如果把曹髦留在洛阳，完全可以让司马昭监视他；而让曹髦随军，司马师本人则可以亲自监视他。既然把曹髦放在眼皮底下监视是如此重要之事，又岂有打了胜仗就让他先行返京的道理呢，这不相当于让皇帝脱离掌控了吗？
裴松之也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他的依据是“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
后来诸葛诞起兵叛乱时，当时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其中提到：“诸葛诞造为凶乱，荡覆扬州。昔黥布逆叛，汉祖亲戎，隗嚣违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吴、蜀，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速定丑虏，时宁东夏。”
意思就是：当年英布叛乱，汉高祖亲征；后来隗嚣与汉朝为敌，光武帝则将其平定；而本朝明帝也曾亲征吴蜀两国，最终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有了以上这些皇帝御驾亲征的先例，这次征讨淮南也要让天子同行。
若是当初曹髦已经跟随司马师亲征过一次的话，司马昭不会不援引这次先例。由此可见，诸葛诞之乱才是曹髦的第一次亲征。
总而言之，在司马师平叛的这段时间里，曹髦很可能是待在洛阳的。
现在负责监视他的司马昭已经离开洛阳前往许昌了，曹髦就得到了一定的自由，也有了相应的运作空间。
司马昭本应带着天子一起前往许昌，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可是他在情急之下却没有想到这一点。
在司马昭赶到许昌后没多久，司马师就撒手人寰了。他在去世前下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赦免了被毌丘俭和文钦裹挟参与叛乱的淮南官兵，并任命诸葛诞接替毌丘俭扬州都督的职务。这样的安排在第一时间稳定了淮南的局面，为不久以后击退东吴孙峻的进攻打下了基础。
司马师去世，他的时代也宣告结束。虽然司马师执政只有短短几年，但对于司马氏家族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这几年的过渡期对家族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是司马师真正为家族的权力之路奠定了基础。
就在这时，曹髦抓住机会果断出手了。
他下了一道诏书，对象是随军出征的尚书仆射傅嘏，其内容是“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司马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
曹髦打算以淮南初平为由让司马昭暂时留在许昌稳定局面，同时让傅嘏率领大军返回洛阳。
这看似平常的诏书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杀机。
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可见在司马师去世后，司马昭立刻接手了兵权。
司马昭此前的职位是征西将军兼中领军，等他赶到许昌后被紧急晋升为卫将军，为权力交接做准备。
在这个时间点，曹髦下达这一诏书其实在情理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当时战事已毕，司马昭卫将军的身份根本没有长期统率大军的权限，而有资格长期领兵的大将军司马师已经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军返回洛阳是很正常的事。
也就是说，曹髦抓住的就是司马昭还没来得及给自己加上合法头衔的这个短暂的窗口期。
现在的局面是，司马昭在外，不能控制皇帝。既然如此，手里的军队就是他唯一的倚仗了。如果他放松了警惕，接受曹髦的命令让大军返回洛阳而自己留在许昌，到时候天子突然下诏宣布他为叛逆，那么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这是曹髦的无奈之举，也是当时他在能力范围内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因为李丰之乱的时候，夏侯玄等有些影响力的亲魏势力已经被一网打尽了，如今他可以倚仗的力量实在太弱了，而且曹髦登基时间太短，就算他有一定的政治权谋，也没办法这么快就培植起忠于自己的力量。
这时候，司马师的突然病逝对他来说是个机会，可以趁着司马氏权力交接的空档进行一次赌博。如果司马昭此时犯了糊涂，曹髦就有可能真的逆境翻盘了。
而且这个策略的好处就是即使没能成功也不会造成不良后果，毕竟曹髦的一切做法都是合理的，不会像曹芳那样想要动手刺杀又临阵退缩，最终激起司马氏那么强烈的反应。
钟会当年曾评价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或许真的有些道理。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问题也恰好出在钟会这里。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早就看出曹髦不简单的钟会此时也在军中。
当时钟会在军中就相当于司马昭的首席智囊，负责为他出谋划策，而钟会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看出问题的不止钟会一人，另一个看出其中暗藏杀机的就是诏书的直接接受者傅嘏。
由于傅嘏在高平陵之变前就明确倒向了司马懿一方，因此他也是司马氏极其信任之人，东兴之战以及淮南二叛之前，司马师都曾向他问计。
《魏晋世语》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记载，说“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这里司马师似乎有临死前将朝政托付于傅嘏的意思。
当然这段记录的可信度不高，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评价说：“晋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权重相承，王业基矣。岂蕞尔傅嘏所宜间厕？世语所云，斯不然矣。”司马氏的权力传承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都是非常谨慎的，非家族核心成员绝对无法染指，以傅嘏的地位不可能参与进来。
这一论断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傅嘏无论怎样可靠，对司马氏而言都是外人，司马师只可能把大事托付给司马昭。不过这个记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傅嘏在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地位，他也绝对算得上是核心人物之一。
前面我们分析过，曹髦是有一些政治手腕的。他即位之初就开始收买人心，后来还拉拢过司马望，虽然未能成功，但曹髦并未就此气馁。这次，他选择的拉拢对象是傅嘏。
从表面上看，傅嘏毫无疑问是司马氏的亲信，但他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向司马师献计献策等，基本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非单纯为了维护司马氏的利益。
他最初投入司马懿帐下，主要也是因为曹爽集团的打压，所以在曹髦看来，傅嘏很可能至多算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随波逐流、顺应形势、不明显站队、只求为国效力的人，和郭芝、贾冲那种司马氏的鹰犬之流还是有所区别的。
如果当时钟会不在军中，傅嘏倒是有可能说动司马昭，但钟会在军中且当二人有分歧时，司马昭大概率会选择相信钟会。因为论起与司马昭的个人关系，傅嘏远远无法与钟会相比。
傅嘏最初是司马懿提拔起来的，与司马昭并无私交，而钟会就不一样了。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司马昭与陈骞、陈泰一同乘车，当经过钟会家时，司马昭本来已经呼唤钟会同乘，却没有等他就离开了；等钟会追上来后，司马昭嘲笑道：“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
司马昭似乎是在责备他出门太迟，不想反应机敏的钟会立刻想到了应答之词：“矫然懿实，何必同群。”
钟会表面上是在说自己卓尔不群，实际上他的话中暗藏机锋，短短八个字却包含了另外三人父亲的名字：陈矫、陈群、司马懿。
司马昭听了也不生气，反问道：“皋繇何如人？”
皋繇即上古时期著名政治家皋陶，不过司马昭想问的却不是他的事，他的问题中又暗藏了钟会之父钟繇的名字。
钟会也不落下风，他以“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作为对司马昭的回敬。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钟会的聪明过人，更能感受到他和司马昭那种亲密的关系，竟能以对方父亲的名字开玩笑，这岂是傅嘏可以相比的？
权衡之下，傅嘏选择不去冒险，而是和钟会保持一致，没有建议司马昭接受诏命。
当然，直接抗命也是不合适的，毕竟皇帝诏书中的内容都是很合理的。最终，傅嘏找到了诏书中的一个漏洞，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为了拉拢傅嘏，曹髦直接将这封诏书发给了他，也就是说司马昭完全可以表示自己对此并不知情。
接下来，“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最后几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由傅嘏承担抗命的责任。他向朝廷上表，说自己将和司马昭一起领兵返回洛阳。
至于上表的内容，傅嘏可以说自己缺乏统兵经验或者突患疾病，只能由司马昭来完成。到时候木已成舟，曹髦也无可奈何。
当然傅嘏也不算是完全抗命，至少领兵返回这件事他是做到了，也表明了他们绝无叛逆之心，到时候曹髦对此也完全没有办法。
虽然事情得到了完美解决，但这也给司马昭敲响了一个警钟。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于是火速返回洛阳，给自己加上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头衔，彻底继承了司马师当初的地位。
后来他平定淮南三叛时，吸取了教训，始终将曹髦带在身边，绝不敢放松一丝警惕，因为他知道这个少年天子的厉害之处。
纵观曹髦在位这些年，他始终没有太好的机会夺回权力，这已经算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
曹髦的失误或许就是不该过早地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如果始终示敌以弱，麻痹司马氏兄弟和钟会，这次夺权行动成功的概率或许会大一些。
至此，淮南二叛彻底告一段落。
只不过淮南的动乱不会到此为止，在此战中一无所获的东吴不会善罢甘休。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将卷土重来，并与淮南新的叛乱势力勾结在一起，对司马昭发起挑战。
而这件事的达成，则需要一个人从中穿针引线。
战端再起
毌丘俭败亡后，文钦投奔东吴孙峻。
文钦初来乍到，在江东缺乏基础，为了站稳脚跟，他希望做出些贡献以证明自己。
不过，文钦在大败之下逃亡，手下部曲想必也所剩无几。即使他想立下功勋，大概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想了个别的办法。
既然单凭自己的力量在战场上难有作为，不如利用之前在曹魏仕官期间的影响力，拉拢一些立场亲魏的地方势力共抗司马氏。这样一来，东吴就又有机会从中渔利了，于是文钦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雍凉都督郭淮。
在文钦看来，此人是有一定可能被拉入反司马阵营的。
虽然郭淮在正始年间的曹爽伐蜀之战中表现消极，颇有配合司马懿而不愿与曹爽合作的倾向，后来夏侯玄被调回朝中后，他又接替了雍凉都督一职，这一切似乎都显示他的立场是亲司马氏的。
但郭淮和司马氏的良好关系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郭淮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还是引起了司马懿的猜忌。
就在郭淮得到提拔的同时，司马懿又任命陈泰担任雍州刺史，进而操理民政。陈泰是曹魏司空陈群之子，与司马师兄弟过从甚密，是毋庸置疑的司马氏党徒。
当然，在陈泰上任之初，司马懿可能只是将其视为防患于未然的手段。但随着事情的发展，陈泰终究还是慢慢发挥出了他的作用。作为雍凉地区的二号人物，陈泰对郭淮进行了牵制，军事上与郭淮共同筹划，使得郭淮的军政权力明显大不如前。
嘉平元年（249年）姜维北伐，司马懿做出了让司马昭坐镇长安与陈泰配合进行抵御的安排。司马昭名义上是抗击姜维，实则是为了防范郭淮。嘉平二年（250年），司马氏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明升暗降。
由于郭淮之妻是王凌的妹妹，因此在王凌之乱中，她遭到了牵连，应当连坐而死。最后在郭淮的苦苦哀求下，司马懿才赦免了她。
从表面上看，司马懿是对郭淮施加了恩惠，但据《魏晋世语》记载，当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而当郭淮之妻将被押走时，他们“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由此可见，在雍凉地区任职三十余年的郭淮人望之高，在关中一带的力量之深厚。
郭淮救妻之事引起了司马氏更深的猜忌，虽然司马懿不久之后病逝了，但接替他掌握大权的司马师依然未放松对郭淮的警惕，之后郭淮已经没有可以值得称道的军事表现，颇为低调。
或许是文钦对自己的判断太过自信，他在对东吴的降表中写道，“前与毌丘俭、郭淮等俱举义兵，当共讨师，扫除凶孽”，对自己的价值进行了夸大。
不过文钦的愿望注定难以实现了，因为郭淮在正月三十日乐嘉之战激战正酣之时就已经病逝了，他本人的想法我们将不得而知。而逃亡路上的文钦对此却并不知情。
尽管文钦未能给东吴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但孙峻仍对他非常礼遇，封其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
或许有人认为，虽然孙峻给了文钦这一系列的头衔，但是所谓的幽州牧、谯侯等却有些华而不实，毕竟幽州和文钦的故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此时都是魏国的地盘。
难道东吴只想给文钦一个表面上的优待，而实际上却不予重用吗？其实倒也不是。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会文钦往，（孙峻）乃帅众将钦径至寿春”。可见在进攻寿春期间，就让文钦参战了，孙峻是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力量来培养的。
对于文钦这样已经没有退路的降将，其实还是可以重用的。因为归降东吴标志着他已经自绝于曹魏了，除了死心塌地为东吴效命，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与此类似的还有逃亡到蜀汉的夏侯霸，刘禅对其也是非常厚待，拜其为车骑将军。要知道，车骑将军在蜀汉可是无论功劳和资历都很深的名臣邓芝担任过的职务，绝不是那种有官无权的闲职。
而夏侯霸也是不负众望，之后和姜维一起全程参与了大破魏国雍州刺史王经的洮西之战，重创了魏国雍州军团，也算是对蜀汉尽心尽力了。
由此可见，厚待降臣并加以重用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
文钦在淮南任职多年的经历也是他的一大优势。虽然此次东吴攻略淮南的行动最终铩羽而归，但淮南对东吴的重要性却从未改变。待时机成熟，东吴必然会再度出兵，届时对淮南情况非常熟悉的文钦就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了。
正因为如此，孙峻才会对文钦如此重视。
其实我们可以从文钦在东吴得到的几个具体官职上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我们来看都护，这在东吴是个实权官职。据《三国志·宗室传》记载，孙权曾将堂弟孙皎“迁都护征虏将军，代程普督夏口”，可见孙皎以都护的身份成了夏口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再看镇北大将军。一般来说，镇北大将军是由资历深厚的镇北将军来担任的。据《三国志·宗室传》记载，当初孙权称帝后，将宗氏成员孙韶任命为镇北将军，而孙韶“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卒，得其死力”。这说明镇北将军是在前线统兵的实权官职，更不要说镇北大将军了。
至于假节，拥有这一头衔者可以诛杀违反军令之人，因此也是为了统兵之便。由此可见，孙峻对文钦的定位就是要他做统率军队对抗曹魏的急先锋。
按说作为一名降将，初来乍到却被破格提拔已经有犯众怒之嫌，就应该团结同僚、低调做人才是，可是文钦却不一样。
据《魏书》记载，“钦虽在他国，不能屈节下人，自吕据、朱异等诸大将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他又犯了当初在曹魏扬州刺史任上的老毛病，仰仗着上面有支持，就跟同僚的关系搞得水火不容。
其实以文钦这种作风，尽管到目前为止都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但那只是因为他有一定的利用价值而上层有人愿意保他罢了。以前这个人是曹爽，现在则成了孙峻。
可倘若有一天这个来自上层的支持者不在了，他将如何自处呢？文钦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而最终他也死在了这上面，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现在文钦在东吴的地位还是非常安稳的，他心里清楚孙峻重用自己的目的，也明白自己在东吴的唯一意义就是领兵伐魏，于是便积极劝说孙峻北伐。
恰好孙峻也正为前次的失败而耿耿于怀，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东吴太平元年（256年），即曹魏甘露元年八月，孙峻发动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北伐。镇北大将军文钦、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都参与了此次出征。
然而此时东吴内部政局不稳，这次北伐很快就变成了一场闹剧。
当初孙权病逝之前，选择了五位托孤大臣，分别是诸葛恪、孙峻、孙弘、滕胤和吕据。
没想到孙权刚刚去世，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惨烈程度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火并。此时诸葛恪和孙弘已死，斗争的下半场即将拉开序幕。
当时孙峻和滕胤在石头城为诸将饯行，而这天夜里孙峻竟突然病逝。临死前，他将权柄托付给了堂弟孙綝。年仅二十五岁的孙綝升任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总领江东朝政。
东吴朝廷的当家人死了，这次北伐自然也就不了了之。领兵出征的诸将闻讯，纷纷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吕据等人不满孙綝的继任，要求封滕胤为丞相，希望以此分割孙綝的权力。孙綝没有理会他们的诉求，转封滕胤为大司马，让其代替刚刚去世的吕岱驻守武昌，意图将他赶出朝廷。此举无疑激怒了滕胤，他正好和吕据一拍即合。
最终，率兵在外的吕据回军建业，试图与滕胤里应外合，密谋除掉孙綝。不想孙綝反应迅速，让从兄孙虑在江都阻击准备回师的吕据，双方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孙綝下令让其他参与北伐的将领一起围剿吕据，因此对于文钦来说，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由于之前的靠山孙峻已经去世，他必须尽快找到新的支持者。而吕据和文钦关系恶劣，绝不可能站在他这一边，所以孙綝就成了文钦唯一的选择了。
除此以外，车骑将军刘纂和前将军唐咨也站在了孙綝一边，共同讨伐吕据。
这位唐咨值得一提，他和文钦一样都是从魏国来的降将，也同样在东吴手握实权，官至前将军，封侯、持节。
而唯一没有明确表态的朱异则在一年后被孙綝找了个理由杀害了。
由于吕据得到的支持太少，势单力孤的他很快便穷途末路。十月，吕据在新州被擒获，他不愿降魏，最后只好自杀，之后被孙綝诛灭三族。而滕胤在失去外援后，也不出意外地遭到覆灭。
孙綝从兄孙虑不满自己的待遇较孙峻时期有所降低，故而联合另一员战将王惇蓄谋反抗孙綝，亦被孙綝发觉并铲除。
孙綝经受住了考验，以杀戮手段各个击破，除掉了大大小小的政敌，暂时稳住了东吴的政局。
东吴的政变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文钦降吴后接受的第一次考验。他这次的选择又做对了，不仅巩固了他在新贵孙綝身边的地位，同时又除掉了和自己关系不佳的吕据。可以说，这是一箭双雕，他在东吴的仕途也越来越顺。
不过还是那句话，文钦在东吴缺乏根基，他存在的意义只有领兵北伐，这也是他唯一的出路。
另外，坐镇淮南的诸葛诞和他关系又非常不好，所以于公于私文钦都是最期待北伐的那个人。
但命运就是如此神奇，当北伐的机会终于到来时，文钦却发现自己将非常戏剧性地和曾经的仇敌站在了同一阵营里。
时也，命也。
在钢丝上走了一辈子却始终安然无恙的文钦终于要迎来他人生的最后一战。
逼反诸葛诞
与逃亡至东吴的文钦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的，正是扬州都督诸葛诞。在攻克寿春夺下首功后不久，诸葛诞就重新拿回了当初因东兴战败而丢掉的职位。
不过这个位置坐得久了，诸葛诞的心中却越发感到不安。
诸葛诞本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不久前又在平定毌丘俭的作战中立有大功，按说司马昭应该对他非常信任才对。
然而诸葛诞其人的成分却有些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此事。
从出身来看，琅琊诸葛氏虽然算不上什么豪门士族，但也绝非寒门。这一家族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其先祖诸葛丰曾官至司隶校尉和光禄大夫，虽然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恢复诸葛丰时期的显赫，但东汉末期也出了泰山郡丞诸葛珪和豫章太守诸葛玄，算是一个中小士族。
不过，诸葛诞的出身却并不明确，据《吴书》记载，“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由此可知，诸葛诞是诸葛亮和诸葛瑾的族弟。
所谓族弟，就是同高祖的兄弟，因此诸葛诞和诸葛亮以及诸葛瑾这一支在血缘关系上还是有些远的；而其父祖皆在史书中毫无记载，这说明这一支在仕途上并无什么建树，很可能是白身。
诸葛诞偏偏又效力于曹魏，没有同族兄弟照应，他能获得的来自家族的资源想必是比较少的，能取得后来的地位主要靠的是个人奋斗。
诸葛诞刚步入仕途的时候，只是以尚书郎的身份担任荥阳县令这样的小官。《魏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尚书仆射杜畿乘船试航，突然狂风大作，船体倾覆，诸葛诞和杜畿都落入水中。随行士兵见状，赶紧划船来救诸葛诞，可他表示“先救杜侯”。
其实先把诸葛诞拉上船再救杜畿也不迟，但诸葛诞既然这么说了，士兵只好从命，于是就没再管他。令人无奈的是，杜畿最终还是溺水而亡了。
而诸葛诞自己漂到岸边，本来已经气绝了，但后来又苏醒了过来，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大难不死。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诸葛诞的性格，他是个敢于拼搏的人，为了个人的前途可以赌上一切，在他眼中权势比性命还重要，而这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不管怎样，诸葛诞经过这次事件后，还是因祸得福。虽然杜畿已死，但他身后还有豪门京兆杜氏存在。诸葛诞在危急关头的表现想必会得到京兆杜氏的感谢。虽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杜氏对他之后在仕途上的发展有影响，但可以想见二者很可能还是有些联系的。
很快，诸葛诞就进入了中央，并逐步升到御史中丞。
在这期间，诸葛诞又结识了夏侯玄、邓飏等人，与他们相善，逐渐声名鹊起，前途一片光明。
但随着曹魏浮华案的爆发，诸葛诞也被划入了浮华一党，遭到魏明帝曹叡的厌恶，最终被罢官，迎来了人生的低谷期。
直到正始初年，诸葛诞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御史中丞。虽然史书中并没有说他这次崛起是因为依附了曹爽，但不太可能完全没有关系。诸葛诞大概是利用了之前的人脉资源，夏侯玄和邓飏作为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估计为他在曹爽面前美言了。
而另一方面，诸葛诞还同司马懿结了亲事。也就是说，在正始年间两大集团的斗争中，他处于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属于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派，这也让他躲过了正始末年那场巨大的政治风暴。
不过，凡事总有利弊。虽然在高平陵之变后的几年，诸葛诞得到了司马氏的部分信任，但由于他之前左右逢源，和曹爽一党多多少少有些联系，所以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司马氏真正的嫡系。
这几年，朝廷连续在淮南地区作战，可见司马氏解决淮南问题的决心之大。当初司马氏肯用诸葛诞，是希望把他当作一把尖刀，让他去讨伐明面上的敌人。他也不辱使命，在新城之战和淮南二叛中都立下了战功。
可是现在诸葛诞却发现，司马氏曾经的敌人已经先后败亡，自己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他回想起两位昔日好友——夏侯玄和邓飏，如今与他们已阴阳相隔，而他的两位前任王凌和毌丘俭也是先后身死族灭。每次想到司马氏父子对这些人的残酷手段，以及自己虽位高权重，却远算不上司马氏完全信任之人，诸葛诞都感到不寒而栗。
诸葛诞反复思量了许久，最终下定决心，打算展开自救行动，不想坐以待毙。
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诸葛诞“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为了自保，诸葛诞不惜以重金收买人心。他几乎将淮南积蓄的钱财花了个精光，最后收买了数千名死士为他效命。
诸葛诞收买人心的手段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这些死士也为他尽忠到了最后，但是此事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毕竟招募死士在任何时候都是朝廷最为忌讳的事，而他又不具备司马师那种阴养死士三千而长期不露形迹的本领。
因此，诸葛诞在增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也招致了当权者的猜忌。无论之前司马昭如何看待诸葛诞，但如今必然是对其异常警惕了。
不过诸葛诞之前的结论都是出自他的推测，其实他也摸不清司马昭的真实想法。不到万不得已，诸葛诞也不想和司马昭彻底决裂，于是他决定做个试探。
当时正好有个机会。曹魏甘露元年（256年），即东吴五凤三年八月，东吴丞相孙峻在降将文钦的劝说下发兵北伐。虽然这次北伐很快就因为孙峻的突然去世而中止，随后东吴内部又发生了动乱，但这给了诸葛诞一个借口。
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诸葛诞在这年冬天“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他希望朝廷发兵十万增援淮南，并在淮水畔筑城以抵挡东吴。
这一计策是当初王凌曾用过的。如果朝廷真的派兵前来，那么诸葛诞肯定会将援兵全部收至自己麾下，他与朝廷抗衡的资本就更多了；如果朝廷借口拒绝，则说明司马昭很可能已经不再信任他了，那他就要早做打算。
不过孙峻死后，孙綝和吕据、滕胤之间发生了内讧。这一重要消息不可能瞒过曹魏的情报系统，因此朝廷“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
东吴刚刚发生内乱，肯定无暇北顾，以淮南目前的兵力足以抵挡，因此诸葛诞的试探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不过，诸葛诞连续的异动让司马昭有些坐不住了。他决定也试探一下诸葛诞，于是派出了自己的亲信贾充到寿春。
早在司马师时代，贾充就已经成为司马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了。当初司马师病重回到许昌之际，就是由他代为掌兵的。这次由贾充出马，相当于是司马昭和诸葛诞直接对话了。
贾充前往寿春，与诸葛诞谈论着时事话题，看上去气氛一片和谐。贾充突然话锋一转，问道：“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
这大概是司马氏首次表达出代魏的志向，虽然对象只有诸葛诞一人，但也相当露骨了。这说明在司马昭看来，诸葛诞已经成了司马代魏的最后一个障碍，只要他不反对，就再也没有任何阻力了。
诸葛诞却闻言大怒道：“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
你如此大逆不道，简直枉为贾豫州（贾逵）之子。我世受皇恩，怎能眼睁睁看着社稷江山易主？若天子有难，必当以死相拼。
诸葛诞的反应大概是贾充没有想到的，或许他本以为诸葛诞只是想割据自保。若非如此，他岂敢轻易诣寿春？万一对方直接起兵作乱将其斩首祭旗，岂不万事皆休？
既然诸葛诞反应如此激烈，自然就没有沟通的必要了。之后，贾充没有再发一言，趁诸葛诞还没动杀心便急忙回洛阳复命了。
诸葛诞表现得如此大义凛然，我们就可以将其认定为曹魏忠臣了吗？显然不能如此草率。我们在分析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立场时，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
若说诸葛诞是匡扶魏室的忠臣，那么一年前毌丘俭和文钦起兵时，他为何会扮演出兵镇压的急先锋这一角色呢？毕竟当时司马师擅自废立，大义应该在毌丘俭这一方。
事实上，若不是诸葛诞奇袭寿春成功，毌丘俭恐怕也不会这么快就兵败身死。一个忠臣如此积极地镇压志同道合之士，这恐怕很难有合理的解释。
可能也有人会说，诸葛诞因为和文钦关系恶劣，所以才不可能与文钦的盟友毌丘俭站在同一阵营。
这个解释也说不通，因为后来诸葛诞自己起兵时，他接受了由文钦率领的东吴援军作为盟友。
此外，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诸葛诞认为毌丘俭和司马师实力悬殊，而且毌丘俭为了名声不愿向东吴求救，因此他最后肯定是死路一条；诸葛诞不愿意给他陪葬，只好暂时服从司马氏，等将来自己因功坐上扬州都督的位置后再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匡扶社稷。
这种说法也有很大漏洞，他要真是那种深谋远虑之人，就不该轻易对贾充表态了，而且还放他返回洛阳，那样无疑是把自己的意图给暴露了。
所以只有一个解释，诸葛诞不是什么曹魏忠臣，而是一个投机者。他的目的是割据一方，但前提是朝廷要对其信任并不加节制。无论是曹氏掌权也好，还是司马氏掌权也罢，总之不触动他诸葛诞的利益就行。
司马氏的野心，诸葛诞未必不知。如今司马昭已经明摆着将自己视为最大的威胁了，诸葛诞心想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因此，他站在曹魏一方发起了反击，而怒斥贾充之举也能为自己以后起兵增添大义名分。
诸葛诞之所以敢如此嚣张，主要是因为这两年曹魏在雍凉地区连续和姜维发生了两次大战，而东吴也对其虎视眈眈，他认为司马昭暂时没有能力征讨淮南，于是便放心摊牌了。
贾充返回洛阳后，立刻将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司马昭进行汇报。他说：“诞再在扬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观其规略，为反必也。今征之，反速而事小；不征，事迟而祸大。”
贾充认为，诸葛诞在扬州很得人心，以后必然会和司马氏为敌。现在讨伐他危害不大，而且能速战速决。要是拖得久了，等他成了气候，就很难处理了。
司马昭闻言，陷入了沉思。在他看来，诸葛诞自然算不上什么亲信，之前尚有利用价值，但如今毌丘俭和文钦一死一逃，诸葛诞在淮南这一敏感地区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但问题是，司马氏目前并没有公开篡逆，只是在与诸葛诞的私下沟通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名义上司马昭还是魏臣。这样的话，诸葛诞的一系列言论就无可指摘了。毕竟他明确表示，只有在天子有难的时候才会起兵，而不是现在。
如今淮南经过将近两年的发展，实力已经基本恢复到毌丘俭之乱以前了。诸葛诞在这期间招兵买马，结交死士，明显实力大增。
曹魏连年征战，国力受损，若再起战事，朝廷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不到万不得已，司马昭也不想和诸葛诞兵戎相见。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
甘露二年（257年），司空卢毓病逝，司马昭便下令征诸葛诞入朝接替空缺的司空之位。如果诸葛诞答应了，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不答应，那就是抗命，朝廷就有合理的借口讨伐他了。
诸葛诞收到诏令后，感叹司马昭下手竟如此之快，他会如何应对呢？
一方面，他想到有类似经历的好友夏侯玄入朝后不久便死于非命，这个前车之鉴他不可能不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这道任命名义上是将他从二品征东将军升为一品司空，但三公在当时只是徒有虚名罢了，二者在实际权力上不可同日而语，可谓明升暗贬。
诸葛诞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在朝中做个闲职蹉跎一生必然不是他的追求。要知道当初他可是为了前途敢于搏命的，如今司马昭想夺走他的都督之位，就相当于夺走了他的一切，更何况受命入朝也不能保住平安。
起兵抗争吉凶难料，应诏入朝生死未卜，怎么选都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诸葛诞当然不怕赌，既然同样是赌，为何要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呢？
因此，诸葛诞注定不会接受司马昭的任命。
看出这一点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钟会。当时钟会正在家守孝，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去见了司马昭，并表示诸葛诞必定不会从命。
他为什么能看得这么准呢？
大概是因为他和诸葛诞骨子里就是同一类人吧。
之前我们分析过，若想以淮南为根基对抗中央，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是整合内部，二是引入外援。
这两点，王凌都没有做到，因此顷刻间覆灭；毌丘俭只做到了一半，所以坚持了相对长一些的时间；而诸葛诞则吸取了他们的教训，这两点他全都做到了。
先说内部整合，这里特指的是淮南地区的二号人物扬州刺史。在文钦逃亡后，接替他的是右将军乐进之子乐綝。
虽然诸葛诞在扬州拉拢了很多人，但乐綝却不在其中。诸葛诞亲自带兵发动了一次闪电突袭，成功击杀乐綝，完成了斩首行动。
紧接着，诸葛诞开始联络外援。之前毌丘俭因为要保住曹魏忠臣之名，不愿外结东吴，而内部求援又屡屡碰壁，最后陷入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诸葛诞是个实用主义者，没那么多顾忌，果断派长史吴纲和幼子诸葛靓去东吴求援。
就这样，甘露二年（257年）五月，声势浩大的淮南三叛就此拉开了序幕。
由于诸葛诞是亲身参与过平定淮南二叛的，因此他对战争有着很深的感悟，对毌丘俭的失败看得是明明白白。
虽然毌丘俭主动出击，但在司马师坚壁清野的战术下根本无计可施，同时他又断了自己的后路，最后只能是大败。如今自己有东吴这个外援，完全可以倚仗寿春坚城长期固守，以减小淮南兵力上的劣势。
诸葛诞敢于在兵力和物资双重劣势的情况下制定长期作战的策略是有一定资本的。当时他聚集了淮南、淮北的十几万人马，又在扬州新招募了四五万人，总共接近二十万大军齐聚寿春，而城内囤积的粮草也足以支撑一年。
虽说这二十万人在数量上可能有些水分，其中究竟有多少可战之兵尚属未知之数，但不可否认这是一支极为庞大的力量，再加上坚城在手，诸葛诞认为自己稳如泰山。
现在诸葛诞已经出招了，这也是司马昭在掌握大权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他将如何应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