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的功业
三国规模最大的一战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诸葛诞于淮南起兵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司马昭和他的智囊们立刻开始制定应对的策略。
对于诸葛诞的叛乱，其实司马昭早有心理准备。在朝廷下诏征诸葛诞入朝的时候，这个结局就已然注定了。
或者可以说，很可能是司马昭故意逼反诸葛诞的，毕竟目前他都督扬州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根基也没那么深，若是拖得久了任由其发展壮大则危害更甚，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自毌丘俭被平定，而东吴军队也被击退后，曹魏东线恢复了平静，到目前已经两年有余了，这期间曹魏主要的军事行动基本都在西线。
就在一年之前，邓艾在段谷之战大破姜维，一扫之前洮西大败的颓势。经此一败，蜀汉短期内无力犯境，曹魏西线也恢复了平静。因此，这一次司马昭可以投入全部力量解决淮南问题。
经过一番评估，司马昭认为：“诞以毌丘俭轻疾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
诸葛诞一定会吸取当初毌丘俭失败的教训，不再深入冒进，而是会固守淮南，等待东吴援军，进行长期抵抗。
从实力上来看，诸葛诞这几年招兵买马，拥兵近二十万，再加上东吴的援助，总体兵力是当初毌丘俭的三倍以上。
除了兵力有差异，客观环境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战略安排上也应当有所区别。当初毌丘俭只有六万兵力，而且没有外援，一旦打起持久战就是死路一条，而这正是司马师对付他的办法。所以毌丘俭除了孤军深入速战速决没有其他选择，他当时的处境是非常被动的。
而诸葛诞就主动多了，他兵力更强，也有东吴这个强大的外援，和曹魏朝廷的实力差距要比毌丘俭小得多，他有资本打得更保守一些，因为他有长期作战的本钱。
在这种背景下，诸葛诞要是像毌丘俭一样迅速挺进中原，那反而对他不利。因为如果出兵少了就会步了毌丘俭的后尘，而出兵多了则会拉长补给线给对手以可乘之机，所以不如依托寿春坚城主场作战，将战争变成持久战，把上面那个难题留给司马昭。
不过，司马昭虽然准确地判断出了诸葛诞的意图，但这并不能对解决问题起到太多帮助。因为面对一个实力差异不大，且战术上追求稳妥的对手，那就只有比拼硬实力这一条路了。
之前毌丘俭是“寡而速”，朝廷面对的困境是眼前的，因此邓艾第一时间前往乐嘉进行阻击并拖慢节奏是整场战争的点睛之笔；而现在诸葛诞是“多而缓”，朝廷面对的困境是长期的，好处就是眼下并没有受到太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决定从容应对，他利用充足的时间征调了一支在整个三国史上规模空前的庞大军队。
在淮南三叛中，寿春之战是整个三国时期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场战役，其中魏军多达二十六万，淮南军接近二十万，而东吴援军也达到十万有余，三方总兵力达到五十万以上。
这次大战旷日持久，前后进行了足足十个月，无论是从投入兵力的角度还是从持续时间的角度，都已经超过了后来晋灭蜀和晋灭吴的战役。
但魏军并不是在同一时间赶赴战场的，在司马昭完成集结之前，平叛大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出发了，主将正是在淮南二叛中立下大功的王基。
当时王基已经因功升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并兼领豫州刺史，成为地方上的实权将领。
在淮南二叛中，王基所部驻扎的地点南顿就是最接近淮南军大本营项县的，而这次他又成了急先锋。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是时镇南将军王基始至，督诸军围寿春”。王基所部很快就进军到了寿春城下，对其展开四面合围。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魏军先锋和后续部队有些脱节了。据《三国志·王基传》记载，“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当时司马昭的大军驻扎在项县，还没赶赴前线，他怕王基抵达寿春的先头部队有什么闪失，于是命令王基坚守不战。
不过，王基属于战术思想比较积极主动的将领。之前淮南二叛时，他的进军位置就比司马师所要求的更靠前，战术也更加主动。因此，这次他同样有着积极表现的欲望，多次请求主动进攻。
从兵力来看，王基明显是少于诸葛诞的。兵法有言：“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意思就是，只有十倍于敌才能将其包围，若是兵力少于对手则只能避其锋芒，因此在劣势情况下硬要以弱抗强，只有失败一途。
但王基此次竟然包围了对手，并且打算主动发起进攻，这明显违背了兵家之道，他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呢？
王基这么做，自然有其原因，因为他抓住了诸葛诞心理上的弱点。
从战争的开局来看，诸葛诞的形势算是相当不错了，他提前积蓄了实力，也排除了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又找到了外援。在准备工作方面，他做得比王凌和毌丘俭都要好。而且，他对整场战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制定了比较合理的策略，这也是他能坚持得更长久的原因。
但随着战局的发展，诸葛诞却犯了糊涂。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任何一个作战计划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
虽说最初的计划是依托寿春坚城做长期抵抗，但是目前王基孤军深入，这是一个凭借优势兵力将其击溃并取得开门红的好机会。但是诸葛诞竟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依旧抱着原定计划不放，眼睁睁看着王基完成了包围圈。
或许是他对新招募军队的战斗力信心不足，因此不敢进攻。但是他居然连尝试一下都不愿，这会不会太过保守了呢？
而这恰恰给了王基主动发起进攻的机会。
当年司马懿都督荆、豫二州时，曾发动过一次平定孟达的战役。当时司马懿仅用了八天就从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到达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四十里渚水北岸），奔袭千余里，到达的必然只是先头部队。司马懿在主力没有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孟达出城迎战，他没有休整而是立刻发兵攻城，从而震慑住对手，给自己争取了时间，最终大获全胜。王基应该就是效仿的这个战例。
此外，就是粮食问题。诸葛诞在寿春囤积了大量粮草，足以支撑一年，而当初的孟达也拥有可以消耗一年的粮草，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他们的保守心理，因为粮多而有恃无恐，不急于交战。
所以说，王基成功地将战争延伸到了心理博弈的层面。他准确地抓住了对手心理上的弱点，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成功争取了时间。
不过，还没等王基取得进攻的授权，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东吴的援军赶到了。
当时孙綝已经消灭了吕据和滕胤，成了东吴的实际执政者。东吴政局暂时恢复了安定，对外征伐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
恰好诸葛诞在这个时候遣使来降，于是孙綝立刻任命他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东吴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允诺诸葛诞在击退魏军后，依旧是寿春的主人。
与此同时，孙綝命文钦、全怿、全端、唐咨、王祚众将率领第一批援军三万人先行出发。
当时王基虽然包围了寿春城，但是包围圈没有那么严密，城北的八公山正是包围圈中的薄弱之处。
文钦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在淮南地区任职多年，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因此抢得了先机。
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咨、钦等从城东北，因山乘险，得将其众突入城”。文钦和唐咨率军翻过八公山进入了寿春城，和诸葛诞会合。
以王基的军事才能，他为何会露出这个破绽呢？
大概有如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水文地理方面的因素。据《水经注》记载，八公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这座山上没有植被，是一座光秃秃的土山，而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八公山上没有水源，因此才会寸草不生。
既然如此，王基就没有可能在八公山上驻军了。毕竟他本来兵力就不甚充足，很难单独抽掉部分力量为八公山上的驻军运送补给。
其次，这有可能是王基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放东吴援军进城，因为这支援军在城外的威胁反而会更大。
东吴的三万援军虽然不多，但如果始终在周围虎视眈眈，无形中会给王基造成很大的压力。
如果将其放进寿春城内就不一样了，在解除外界威胁的同时，还能加速寿春城内粮草的消耗。多了这三万人之后，本来够二十万人吃一年的粮草，现在只够二十三万人吃十个半月了，而这场战争也恰好进行了十个月左右。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因为东吴出兵太过仓促，第一批援军只是少量部队，后面的援军还在路上，要是等他们合兵一处，那就很难对付了。
现在把第一批援军放进城，让吴军两部分兵力难以集结，到时候等司马昭主力赶到，就可以专心对付后面的援军了。以王基的眼光和智慧，他做出这种精妙的部署并不意外。
这时候东吴将领朱异率领的第二批援军即将到来，兵力也为三万人，已经抵达寿春以南约一百里的安丰城（今安徽淮南市安丰镇一带）。
或许司马昭考虑到之前文钦的援军能翻越八公山进入寿春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他做出了新的部署。据《三国志·王基传》记载，“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司马昭下令让王基将军队调往八公山防守。
这个命令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司马昭的战术水平，与其父兄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本来王基已经布置好了防线，也完成了包围圈，诸葛诞并不敢轻举妄动。这种局面下随意调动军队，一旦让诸葛诞看出什么端倪，和东吴内外夹击，王基可就凶多吉少了。毕竟诸葛诞和文钦都是实战经验颇为丰富的将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
王基接到命令后大概会感到很头疼，于是他立刻上书解释，好在司马昭还算是从善如流，这才取消了这个荒唐的军令。
此时，司马昭大军也已经集结完毕，并顺利抵达前线和王基会合。至此，魏军的总兵力已经多达二十六万人，在实力上超过了对手。
司马昭本人坐镇距离前线不远的丘头，此时他的心中或许感慨万千。因为丘头对于司马氏来说是个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当年司马懿就是在这里逼降了王凌。如今他自己统率大军，沿着父亲的脚步，即将彻底平定淮南，在功业上将超越父兄。想到这里，他更加意气风发。
但新传来的情报却破坏了他的好心情，两名将领李广和常时不肯出战。
这件事很可能令司马昭非常不快，因为在他看来，此二人大概率是曹魏的同情者，因此才会消极作战。于是，司马昭决心重拳出击，对这类人进行震慑。
很快，司马昭就传令将此二人斩首示众。
而对表现突出的典型，司马昭则加以褒奖，这就叫赏罚分明。比如庞会和路蕃二人，他们本是诸葛诞的下属官员，但没有受其胁迫反司马氏，而是突围出来回归朝廷。因此，司马昭进封庞会为乡侯，路蕃为亭侯。经过一番安抚过后，军心终于稳定了下来。
这一次司马昭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是带着皇帝和太后一起出征的，这样就不给曹髦任何运作空间。
而且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当年汉高祖平英布，光武帝平隗嚣，魏明帝亲临长安对抗诸葛亮，三次都取得了成功，因为天子亲临前线，可以激发士气。
虽然魏明帝那个例子有点牵强，但司马昭所说大体上也都是事实，所以曹髦虽然聪明，但是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反驳，只好乖乖跟他一起出征。
如今包围网已经彻底完成，魏军也修筑了坚固的防守阵地，寿春城内的淮南军在错失了战机后已成为瓮中之鳖，诸葛诞终于为他的保守付出了代价。除了做困兽之斗，他们目前能施展的手段确实不多了。
但由于魏军大部分兵力都在围城，相应地可以自由调动的机动兵力就不多了，因此战局到了现在这一步，威胁最大的反而是城外的东吴援军了。
东吴援军主将朱异并非泛泛之辈，当初他跟随朱然攻破樊城外围，又在庐江击败过文钦，也算是江东名将了，但是这次他遇上了更强硬的对手。
围点打援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一名叫郭玄信的朝廷使者正要外出，他向典农司马（掌屯田事务）求两名驭手，对方便分配给了他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车马行出十余里后，郭玄信便与这两名少年攀谈起来。结果二人的言行举止令他大为称奇，于是预言道：“子后并当至卿相。”
这两名少年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邓艾和石苞。当初他们也许并不相信郭玄信的话，比如石苞就表示：“御隶也，何卿相乎？”
但事实证明，郭玄信说的是对的。真正的英才不会永远被埋没，他们终有在时代的浪潮中建功立业的机会。
邓艾和石苞两人后来的命运同司马氏紧紧交织在了一起，他们分别受到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二人的青睐，建功立业而位极人臣，最终告别了卑贱的出身。
在之前的淮南二叛中，邓艾立下大功，从此踏上了一代名将的传奇之路。而这一次的淮南三叛，该轮到石苞大显身手了。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出身寒微。作为在司马师秉政时期被提拔起来的心腹，石苞其实早就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的实力了。
据《晋书·石苞传》记载，当初东兴之战魏军惨败，而“苞独全军而退”，主帅司马昭指着他的节钺称赞石苞道：“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事后，石苞因功被封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
而此次平定诸葛诞之乱，石苞将率领他的青州军踏上淮南战场。
当得知东吴第二批援军即将赶到后，司马昭立即做出了相应部署，命令石苞率军前去阻击。或许是石苞之前的优异表现给司马昭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一次司马昭便把最艰巨的打援任务交给了他。
据《晋书·石苞传》记载，“及诸葛诞举兵淮南，苞统青州诸军，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简锐卒为游军，以备外寇”。这说明司马昭为石苞增了兵，他手下的战斗序列除了青州军外，还有州泰的兖州军和胡质的徐州军。
这条记载有值得商榷的部分，因为胡质早在嘉平二年（250年）就已经去世了，而且他也没做过徐州刺史，他曾担任的官职是荆州刺史。
不过，胡质的儿子胡威倒是做过徐州刺史，但那是魏元帝咸熙年间（264—265年）的事，彼时离淮南三叛被平定已经过去六七年了。
因此，这里应该是《晋书》的一个笔误，这位徐州刺史应该是车骑将军胡遵之子胡奋。他正好做过徐州刺史，而且从后来胡奋所部斩杀敌酋诸葛诞立下头功来看，此人极有可能就是胡奋。
司马昭军队虽多，但是要包围总兵力与之不相上下的淮南军，任务仍是非常繁重的。所以，他无法抽掉太多兵力与东吴援军朱异所部交战，只能挑选部分精兵分配给石苞。
那么，石苞的对手情况如何呢？
据《三国志·孙綝传》记载，“朱异帅三万人屯安丰城，为文钦势”。东吴的第二批援军便是由朱异率领的三万人，当时他们已经抵达寿春以南约一百里的安丰城。
朱异，字季文，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东吴名将朱桓之子。当初东兴之战时，朱异率水军捣毁了魏军浮桥，为之后的大胜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朱异的军事指挥才能不逊于其父，他将给石苞带来很大的挑战。
此时，朱异已经从安丰城出发，继续北上进兵阳渊。
据《水经注》记载，“施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阳渊”。施水就是今天的南淝河，由西北方注入巢湖，而施水在注入巢湖之前分流，没有注入巢湖的河流名为枝水，向北注入阳渊。
而《水经注》又说：“肥水东北又合阎润水，上承施水，于合肥县北，流径浚遒县西，水积为阳湖。”
向北注入淮水的支流肥水还有一条支流名为阎润水，这条河正好和施水的支流枝水交于阳渊（阳湖）。
这样一来，长江与淮水的水道就彻底连上了。由于诸葛诞已经降吴，之前合肥一带的防御肯定会向东吴开放，东吴水军可以直趋寿春城下。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率大军水陆并进南下合肥，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因此，吴军就可以从长江一线进入濡须水，过巢湖后进入施水，再经枝水到达阳渊，随后北上进入阎润水、肥水一线，最终抵达寿春。如此水陆并进，想必是水师发达的东吴军队的首选方式。
不过朱异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向西去了安丰，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今天的安徽寿县以南有一大一小两个湖泊，大一些的叫瓦埠湖，小一些的叫安丰塘。但是在古代，西起沘水、东至淝水的广大区域之间有一片大湖，被称为芍陂。
芍陂是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蓄水灌溉工程，对楚国郢都周边的农业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虽然在汉代以后，由于地质变化以及人工围垦等因素，水域面积有所减小，但也远比今天的要大。
之前朱异所部的驻扎地点安丰大约就在芍陂以南，而这就可以在战术上迷惑魏军，使其难以判断吴军的进军路线究竟是芍陂东岸还是芍陂西岸。
不过此计却被石苞看穿了，他一下就判断出吴军的进军路线只能是芍陂以东，毕竟远离了水道后，东吴军队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于是，石苞命兖州刺史州泰前去阻击。这位州泰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其资历比石苞更老，是当初司马懿在都督荆、豫二州时被提拔起来的，历任新城太守、兖州刺史、豫州刺史。
州泰的军事履历也非常丰富，他善于用兵，早在司马懿征讨孟达时就担任过先锋，后来在任新城太守期间又有过大胜东吴的经历。遇到了他，朱异注定会迎来一场艰难的战斗。
最终，朱异在阳渊遇到了以逸待劳的州泰，随即为其所败。随后州泰乘胜追击，吴军损兵两千。
听闻前线出师不利，孙綝随即亲率大军进兵镬里（今安徽巢湖北岸），令朱异督丁奉、黎斐等，领五万兵马再次出击。
对比当时双方的形势，淮南军和东吴联军其实并不是占劣势的一方，他们不仅总兵力更多，而且有近十万的吴军主力在外，对围城的魏军威胁性是很大的，因为司马昭也不知道东吴援军什么时候出现。
可是，淮南军和东吴这两股势力的主帅却接连犯错：诸葛诞是在优势期不敢出击，痛失好局；孙綝则是没有集中兵力出击，而是选择分批次增兵。
如果说诸葛诞是当局者迷，倚仗着兵多粮足而又坚城在手，因此过于求稳，那为何孙綝也如此糊涂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谈到。
此时，朱异的五万人马还是走芍陂以东的水路北上。芍陂以北有一条河流名为黎浆水，黎浆水注入淮水的支流肥水，而在黎浆水以南有黎浆亭，朱异的五万大军就屯驻在这里。
不过要想达到直逼寿春的目的，吴军必须突破寿春以南的最后一道防线——黎浆水，而石苞不可能让吴军轻易得逞，这注定又是一场硬仗。
目前东吴兵多，石苞没有急于交战。毕竟对方是五万人马，在己方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一口气击溃敌军还是很难的。石苞决定诱敌深入，分而击之。
朱异果然如石苞所想，命任度、张震二人挑选六千人组成敢死队，在黎浆亭以西六里处架设浮桥，趁夜色渡过黎浆水，并修筑营垒，准备做滩头阵地。
石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之前吴军有五万人，他不敢轻举妄动，而现在对方已经分兵，先锋只有孤军六千人了，此时正是一举将其击溃的大好时机。
前文说过，石苞统率的都是被仔细挑选出来的精兵，战斗力可不容小觑。石苞和州泰两人随即率军奋战，大败东吴前部兵马。朱异见形势不妙，只好先撤到一座高地上休整。
见无法速战速决，朱异打算先拿下一座据点以便长期作战，目标选择了五木城。
五木城的具体地点无法考证，姑且认为是寿春南部的一座小城。
据《三国志·孙綝传》记载，“异复作车箱围趣五木城”。可见为了攻下五木城，朱异命人制作箱式战车对五木城进行了围攻，大概是为了抵挡弓弩的射击。
但是吴军的作战计划仍未能成功，石苞和州泰发动了一次突击，朱异又吃到一场大败。
吴军连败两阵，士气受挫，但很快一个更大的打击就将袭来。
之前朱异大军驻扎在黎浆亭，而粮草辎重则囤积在都陆（在今安徽六安西）。
东晋史学家干宝曾写过一部《晋纪》，这部作品目前已经失传了，但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做的注解中保留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据《晋纪》记载，“都陆在黎浆南”。由此可见，吴军的屯粮地都陆应该就在大军驻地黎浆亭以南不远处。
这个安排本身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吴军毕竟长期被阻挡在合肥以南，对寿春一带的山川地理形势不甚了解，而唯一熟悉地形的文钦目前却不在军中，魏军正是抓住了吴军的这一弱点。
之前，泰山太守常时称病不出战被司马昭斩首示众，其后胡烈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位胡烈和胡奋一样，都是车骑将军胡遵之子。当初胡遵在东兴为吴军所败，这下胡烈有机会替父亲报仇了。
胡烈率奇兵五千人经过一条不为人知的小路迂回到吴军背后，对都陆发动了奇袭，将东吴粮草辎重焚烧殆尽。
这下朱异是彻底没机会了，只好返回镬里。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此时，孙綝发布了一道命令，让朱异领兵三万继续出战。
这个命令无论怎么看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吴军已经接连战败，士气低迷，任何一个正常的统帅都应该尽快止损，让其班师回朝。就算要继续打，那也得孙綝亲自带队全军出击，这样才可能有一丝机会。
之前五万人都战败了，这次派三万人又有何用呢，这不是去白白送死吗？孙綝虽然军事能力不高，但也没道理做这样的蠢事。
其实，这与当时东吴的政局息息相关。
当初孙峻让文钦、吕据、刘纂、朱异、唐咨几人领兵北伐，结果因为孙峻的猝死戛然而止。在随后发生的吕据叛乱事件中，这几个领兵大将里只有朱异没有明确表态，其他人都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孙綝，因此特立独行的朱异必然会招致孙綝的嫉恨。
这一次，孙綝就是要让朱异陷入两难：接受命令，则必败无疑，那么就会以军法处斩；他若不愿应战，那就是抗命，会被直接处斩。
由此可见，此时的孙綝其实已经放弃寿春了，他真正要的是朱异的性命，意图铲除异己。
当时陆抗（陆逊之子）已经看出了情况不对劲，便劝朱异别去见孙綝，可朱异不听。他面见孙綝，直言士兵缺乏粮食，不能进军。结果孙綝大怒，当场将朱异杀害。
后来孙綝返回建业，只让弟弟孙恩去救寿春。但这支救兵一直没有什么动作，直到诸葛诞败亡，也没发挥任何作用。
其实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吴军连战连败，又发生了内讧，早就无心再战了。据《三国志·孙綝传》记载，“綝既不能拔出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这就是吴军状态的真实写照，以这样一支部队去救援寿春明显是无法指望的，孙恩做出发兵相救的姿态顶多就是为了鼓舞淮南军的士气罢了。
目前诸葛诞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看起来似乎突围是他唯一的生路。但事实上，诸葛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慌张，因为他手里还有最后一张底牌，而这也是他敢于放弃外围据点龟缩在寿春的真正原因。
示敌以弱
孙綝杀死朱异后撤兵是在甘露二年（257年）九月，等于战争刚开始三个多月，诸葛诞的外援就断绝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而司马昭针对这种情况也做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
在司马昭看来，“异不得至寿春，非其罪也，而吴人杀之，适以谢寿春而坚诞意，使其犹望救耳。若其不尔，彼当突围，决一旦之命”。
朱异虽战败，但并无大过，孙綝将其杀死只不过是把他当作替罪羊，来安抚寿春城内的官兵，让他们能保持斗志继续抵抗。若不是这样，那就该拼力突围。
“或谓大军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他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三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笃定我军不能长期围城，于是尽量想办法减少粮食消耗以待时局之变。总之，情况不外乎这三种。既然如此，那就用诈迷惑敌军，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于是，司马昭在维持包围圈的同时，派老弱士卒去淮北筹集军粮，然后将军中口粮改为每人大豆三升，制造出缺粮的假象。
据《晋书·文帝纪》记载，“钦闻之，果喜”。可见，寿春方面已经中了司马昭之计。
而接下来，司马昭又“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
他示敌以弱，并放出假消息，说东吴的援军就快到了，这令诸葛诞等人更是放松了警惕。于是，他们“益宽恣食”，完全没有减少粮草消耗的打算了。
司马昭虽然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能力不及其父兄，但他在心理战方面确实值得称道，颇得司马懿的真传。
诸葛诞之所以对司马昭放出的情报信以为真，究其原因是双方在情报方面是完全不对等的。淮南军对城外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他们能查知的恰好是司马昭想让他们知道的，这就是放弃外线防守的恶果。
巨量的粮草储备本是淮南军的优势，但由于诸葛诞做出了魏军不能持久围城的判断，从而没有对粮草使用加以管控，在二十余万兵力的消耗下，存粮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这时，石苞、王基等觉得时机已到，应该发起总攻了，但司马昭觉得暂时还不用着急。在他看来，“诞之逆谋，非一朝一夕也，聚粮完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钦既同恶相济，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
诸葛诞谋划了这么久，又与东吴勾结，自然是有所倚仗的。若急于进攻，一旦受挫，而东吴援军又至，届时内外受敌，形势将对他们大大不利。
“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戮。吾当以长策縻之，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
如今诸葛诞、文钦和唐咨三名叛将齐聚城内，正是将其一网打尽的好时机，因此不如围三阙一，故意给吴军增援的机会，然后以机动兵力断其粮道。如此一来，待击破吴军后，寿春守军便成了瓮中之鳖。只不过，司马昭还是有点保守了，因为东吴援军肯定不会来了。
还没等魏军发动进攻，诸葛诞自己倒有些坐不住了。此时寿春城的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容乐观，东吴援军连影子都没有，而城外的魏军阵地却岿然不动。
这时诸葛诞的两名手下蒋班、焦彝出来劝谏，他们认为孙綝杀死朱异然后回到江东，名义上是再次调兵，但其实都是借口，东吴援军不会再来了，所以不必指望了。现在趁着士气尚存可堪一战，应该尽快突围。虽不能击败司马昭，但至少可以保全有生力量。
不过文钦却另有看法，他的意思是城内不仅有淮南军，还有三万吴军，而吴军亲属都在江东，即使孙綝不想救援，被围官兵的家属又怎会答应？而且，魏国连年征战，已是强弩之末。如今围城将近一年，却丝毫不见破城的迹象，对方很可能就要发生内乱了，因此坚守比突围更稳妥。
他们究竟谁说的对呢？
这个很难讲，应该说各有各的道理。上策和下策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冒进和保守之分。
从结果来看，诸葛诞选择了坐以待毙，最终兵败身死，但这并不能说明蒋班、焦彝就是对的。因为诸葛诞后来也确实如他们所说出城交战了，不过依然没有成功突围。
而文钦所言其实也有一些道理，因为这年年底虽然寿春城内的粮草已经消耗过半，但还没有到见底的地步，也就是说城内守军仍然有资本耗下去。
因此，现在诸葛诞面临的选择就是，究竟要把主动权留在自己手里还是交给上天？
而在他看来，后者才是他最大的倚仗。
据《晋纪》记载，“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寿春一带每年都会有大雨，届时淮河水位暴涨，便会酿成洪灾，淮南地区也会变为一片泽国。
诸葛诞在淮南地区任职多年，对当地的水文气象自然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当他看到司马昭在城外平原上修筑阵地准备长期围攻时，立刻大喜过望。在他看来，“是固不攻而自败也”。因为等雨季到来，魏军不就不战自乱了吗？
粮草储备再充沛也终有用完的一天，那不是长久之计，而淮南的雨季才是诸葛诞最后的底牌。他坚信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司马昭肯定会吃这个大亏，这才是他敢于放弃所有外围防线而龟缩在寿春城中的真正原因。
所以说有了这层考虑，诸葛诞根本就不用犹豫，他肯定是不会支持蒋班和焦彝的。
可此二人却似乎并不了解诸葛诞的真实想法，还在继续劝说，弄得诸葛诞对其动了杀心。结果二人一看形势不妙，就溜出城去投降司马昭了，这是甘露二年（257年）十一月的事。
到了十二月，城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彻底动摇了寿春守军的根基。
话说这次救援寿春的行动，江东全氏出了很大力气，全怿（全琮子）、全静（全琮孙）以及全端、全翩、全缉（全琮从子）等几名宗族将领都带兵出征了。
而全怿留在建业的两个侄子全辉和全仪恰好在这个时候惹上了官司，他们因为恐惧就携带家眷和部曲投奔曹魏了。
究竟是什么事情能令全辉和全仪举族叛国投敌呢？
要知道此时大量全氏将领正在前线作战，东吴朝廷于情于理也不该在这个时候对留在江东的全氏成员逼迫太甚，毕竟当年汉武帝收捕在前线作战的李广利家眷导致其兵败投降匈奴的前车之鉴他们不可能不知。
其实这跟东吴的政局有很大关系。自孙权统治后期开始，东吴政坛就出现了一个隐藏在幕后却能量极大的人，她就是孙权的女儿孙鲁班。由于她嫁给了全琮，因此被称为全公主。
据《三国志·妃嫔传》记载，“峻素媚事全主”。可见，就连孙峻也是在全公主的支持下上位的，说他是全公主扶植的傀儡也不为过。
不过孙峻死后，孙綝却没有和堂兄一样依附全公主，而是走向了她的对立面。由于全氏家族是全公主最大的支持者，因此孙綝打算借此机会重创全氏，这样就能打击全公主了。这样看来，逼反全辉和全仪一事的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孙綝，他早就将寿春城内的三万吴军抛弃了。
此事引起了司马昭身边的智囊钟会的关注，他以敏锐的眼光从中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献计让全辉和全仪给寿春城内的全氏家族成员写一封密信，就说东吴朝廷怪罪他们久战不利，要诛杀全氏家眷。
此计准确地抓住了全氏诸将的心理弱点，因为孙綝和全公主不和对他们这些内部人士来说应该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被围了几个月，早已惶惶不可终日，如今又得到即将被清算的消息，他们顿时战意全无。很快，全端和全怿就率领几千名部下出城投降了。
这对寿春守军士气的打击是巨大的，蒋班、焦彝的投降毕竟只是个人行为，但这次是更大规模的投诚。
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数千吴军的投降导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可见此事对寿春守军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到了这个时候，诸葛诞是真的有些急了。如今粮草已经接近用罄，城内守军的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而魏军的包围圈似乎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
至于他期盼已久的暴雨更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虽说淮南多雨，但凡事总有个例外。据《晋纪》记载，“及大军之攻，亢旱逾年”。甘露二年（257年），淮南一带发生了罕见的旱情，超过一年都没有下雨。
俗话说，自助者天助之。危机终究是要靠自身解决的，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上天垂怜的话，想必上天也最终会抛弃他。
形成如今这样的局面，这只能怪诸葛诞自己，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如果说，当初他打得主动一些，或许结果就不是如今这样了吧？
诸葛诞就在这种极度焦虑的心态中迎来了甘露三年（258年）的元旦，此时他已经没心思过节了，再不突围就真的要命丧于此了。
据《晋书·文帝纪》记载，“诞、钦等出攻长围”。这年正月初七，诸葛诞决心拼死一搏，力争突出重围。
司马昭不仅将寿春城围得水泄不通，还命令负责围城的王基、陈骞在城外修筑了坚固的围城工事，诸葛诞注定面临一场苦战。为冲出重围，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建造了大量攻城器具。
面对淮南军发动的决死突围，魏军居高临下用投石车和火箭进行还击，将对方的攻城器具悉数破坏。经过五六天的激战，寿春守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但依旧没能打破包围圈，只好退回城内。
接下来，寿春守军的日子变得更加难过。由于粮草消耗殆尽，大量士卒出城逃亡，前后多达数万人。
战局的恶化让文钦很是焦急，将近一年的大旱也让他始料未及。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妙招”。
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记载，“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他建议把北方人都放出城去，只留下吴军坚守，这样就可以节约粮食，以便继续消耗下去。
其实文钦的建议有一定的道理，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时诸葛诞近二十万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本地人，而是淮北人。这个数量高达十几万之多，而淮南本地人只有四五万。
在当时的情况下，淮北人就是个巨大的定时炸弹，他们士气低落且思乡心切，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而偏偏这个群体占据守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当初毌丘俭北伐的时候，这批人就是如此溃散的，而淮南本地人则相对会好得多。
至于东吴人，由于是在异国他乡作战，即使突围也很难回到故乡。兵法云，“死地则战”。他们除了死战到底，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因此是可以令人放心的。
如果遣散北方士兵，既能排除不稳定因素，提高军队凝聚力，又能节约粮食，确实是个渡过难关的办法。但关键是，这一方案只能由诸葛诞提出，而不能由文钦说出口。
在诸葛诞看来，本来他在兵力上占绝大多数，自然也有话语权，现在文钦要把他的主力遣散，那岂不是把自己变成光杆司令任人宰割吗？再加上二人关系一向不睦，诸葛诞很难不怀疑文钦的动机。
其实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可以考虑，即遣散所有淮北士卒，只留下淮南士卒和吴军守城。
首先，淮南兵是诸葛诞亲自招募的，还是本地人，忠诚度会胜过淮北兵一些；其次，淮南兵在兵力上比吴军多一倍，诸葛诞仍然能在兵力上压倒文钦以掌握话语权。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粮草的消耗速度。
不过文钦太过急躁，只想一步到位，这就彻底激怒了诸葛诞。
文钦一贯做事不计后果，不顾形势，得罪了太多人，之前有曹爽、孙峻等人的关照，可这次冲动的言行终究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被诸葛诞所杀。
文钦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文鸯和文虎因为在小城领兵而逃过一劫。二人听说父亲被杀，打算带人回去报仇。士兵们或许觉得以寡击众没什么希望，便不愿从命。文鸯、文虎无奈，只好出城投奔曹魏。
这时有人建议司马昭杀了此二人，毕竟文鸯还是间接害死司马师的凶手，但司马昭却想利用他们施行攻心之计。于是，便赦免了他们，并封其为关内侯。
同时，司马昭令人在城下大呼：“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
意思是说，连文钦这个反贼的儿子都能被赦免，你们还怕什么呢？
这下，守军存留的最后一点战意也被磨灭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盼望早日城破以便投降了。
司马昭见攻心之计奏效，立刻下令全线出击，四面猛攻，不到一天就将寿春城攻破。寿春守军士气全无，根本不敢抵抗。
诸葛诞自知势穷，只好带上少量亲信出城逃亡。但为时已晚，小股兵力在大军搜捕面前完全无可遁形。很快，诸葛诞就被胡奋所部追上斩首，并被司马昭夷三族。
说来也巧，就在寿春城陷落的这天，久违的大雨倾盆而下，魏军的营垒全被大水冲毁。诸葛诞坚持了近一年，终究还是倒在了终点线之前。
诸葛诞落得这个悲惨的结局算是咎由自取，他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都比较拙劣。一方面，他对于整体战局的把握趋于保守，不敢抓住时机主动出击；另一方面，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甚至杀害盟友，严重削弱自己，无异于自取灭亡。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还有不少心腹愿意给他殉葬。
当初诸葛诞花费巨资，收买了数千名死士，其中有数百人宁死不降。他们齐呼“为诸葛公死，不恨”，时人比之田横（秦汉之际的齐国君主，以信义深得部下拥戴）。
再说吴军的几名将领，其中文钦已死，全氏诸将早已投降，剩下的唐咨、王祚等人也只好请降，随之投降的还有剩下的一万多名东吴士卒。
当时有人劝司马昭坑杀降卒，但司马昭没有答应，他认为应善待降卒以示宽大。而唐咨本是魏将，早在曹丕时期就降吴了，这次他也得到了赦免，而其余东吴降将也都被授予了官职。
东吴方面见司马昭没有为难投降的官兵，也就没有追究那些官兵留在江东的家属，这个结果算是皆大欢喜。
之前我们说过司马昭的军事能力不算超群，但他有个优点，就是从善如流。战后司马昭也做了相关检讨，他承认当初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下达了全军转移八公山的错误命令，全靠王基据理力争，力挽狂澜。
可是刚刚检讨完，司马昭马上又开始犯糊涂了。他想携着大胜之余威轻兵深入，用唐咨等降将的名义招降他们的家人和以前的部属等，甚至要一举灭吴。或许司马昭看到东吴在这次寿春之战中损失了数万军队，觉得对方已经元气大伤，自己有可乘之机吧。
但这个想法却完全不现实，大军苦战将近一年，对国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这时候别说轻兵深入，就是打一次大规模的南征都不可能灭吴。要知道东吴虽然损失大，但曹魏的损失更大。
南征需要淮南地区做后盾，可如今淮南刚经历近一年的战火，其间先是大旱又紧接着大涝，这对淮南地区的破坏太大了，短时间是无法恢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