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之心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在洛阳城太极殿中，年轻的皇帝曹髦心中焦躁不安，他正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虽然身为天子，但曹髦自登基以来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因为他虽贵为皇帝，但有名无实，国家大权都掌握在大将军司马昭的手中。
自淮南三叛被平定以来，司马昭的威望更胜以往。虽然这些年他屡次推辞相国、晋公和九锡等恩宠，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这是以退为进——真正的权力司马昭是绝对不会交出来的，等时机成熟，他必有更大的图谋。
而不久前发生的郑小同事件更是深深地刺激到了曹髦，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郑小同，著名学者郑玄的孙子，为其父郑益恩遗腹子，由祖父郑玄抚养长大。当时的名士华歆曾评价他：“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著乡邑。”魏文帝时拜郎中，齐王曹芳在位时拜为侍中，高贵乡公曹髦时赐爵关内侯。郑小同曾与同族郑冲为曹髦讲授《尚书》，与郑冲同被赏赐。
据《魏氏春秋》记载，有一次郑小同觐见司马昭，有一封密疏放在案头司马昭未来得及收起来，中间司马昭出去方便，等他回来时才发现自己的疏忽，于是连忙问郑小同都看到了什么。虽然郑小同说什么都没看到，但司马昭仍对他产生了怀疑，并说“宁我负卿，卿勿负我”，最终将其毒死灭口。
司马昭为何如此忌惮郑小同呢？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立场问题。
四年之前，曹魏宫廷中曾进行过一场关于《尚书》的激烈论战，其主题源于郑玄和王肃对“稽古”的不同解释。
郑玄认为“稽古”的意思是“尧同于天”，因此应该顺应天道；而王肃则认为“稽古”是指尧顺从了前世的治国之道，也就是所谓的“法先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王之争。
这个问题看似只是学术讨论，其实背后暗藏着很深的政治意义。
首先郑学和王学在一些领域本身就有不同的理念，比如郑玄在为《周易》所做的注解中说“君臣尊卑之贵贱，如山泽之有高卑也”，这说明郑学把君王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
而据《三国志·王肃传》记载，一次王肃在对朝廷的上疏中提出“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这说明他主张顺应形势，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在他眼里，到了非常时刻人是可以便宜行事的，自然也包括君王在内。
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倒不是因为郑玄是忠臣，王肃有二心，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郑玄死于建安五年（200年），在他一生主要活跃的时期里，大汉朝廷都是权威，而只有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才出现权臣乱政的局面，但那时候他的学说早就定型了。
但是王肃就不一样了，当初他的父亲王朗就是曹丕篡汉的助力者，因此至高无上的天子被打落神坛这种事在他眼里早就见怪不怪了。
如今司马昭就好比当年的曹丕，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也并非不可想象，因此自然要顺应形势。
更何况王肃和司马家还有姻亲关系。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和司马懿结了亲家，他的女儿王元姬嫁给了司马昭为妻，因此他在立场上肯定更加倾向司马氏。
思想在很多时候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对和错并不重要，关键要看哪种理论最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对于司马氏来说，王肃的理论明显是更好的，因为他的理论弱化了天命，于是便也能弱化曹氏的合法性，为自己家族进行禅代提供助力。而郑学却比较适合希望维持统治的曹氏皇族，因此曹髦自然倾向于郑玄。
郑小同作为郑玄的孙子，自然是郑学的继承者，这就导致他成了司马昭的眼中钉。
密疏竟有可能被这样一个人看到，多疑的司马昭肯定无法放心，再加上司马昭要压制对其专权不利的郑学，可怜的郑小同就这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然，密奏是司马昭故意摆放在那里的也不是不可能，或许他早就对郑小同动了杀心，此次只是找个借口将其除掉罢了。
司马昭的密疏中究竟写了什么虽不得而知，但在曹髦看来那极有可能是将其废黜的计划，否则司马昭不会因担心泄密而产生那么强烈的反应。
这下曹髦是真的没有退路了。或许在常人看来，即使被废去帝位也不是不可接受，毕竟有前废帝齐王曹芳的例子摆在那里。据《三国志·曹芳传》记载，曹芳被废后，“皆如藩国之礼”。可见，他所受到的各项待遇与普通藩王无异，因此曹髦大概率也会得到善待，更何况他这个帝位本来就是从天而降的。
但在有魏武遗风的曹髦看来，却绝不是如此。据《汉晋春秋》记载，曹髦后来表示“吾不能坐受废辱”，可见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遭到“废辱”。
何谓“废辱”？顾名思义，便是在被废黜帝位的同时又遭到羞辱，而这些经历在曹芳身上都发生过。
曹芳被废后，虽然成了一个富贵王侯，却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正如我们在曹芳被废那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他遭到废黜的四个理由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史书中关于曹芳的一系列恶行都是出自他人之口，这说明史学家并没有给曹芳定性，而是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清代学者何焯评价说：“芳临御数载，非若昌邑始征，若果君德有阙，播恶于众，师何难执以为辞。今称太后之令，发床笫之私，有以知其为诬矣。”
意思是说，如果曹芳真是像西汉的昌邑王一般恶名远播，那司马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废帝的理由，完全没必要借太后诏书在男女关系等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上做文章。由此可见，这些极有可能都是对曹芳的污蔑。
历朝历代被废之君又有哪个能留下好名声呢？权臣们为了彰显自己擅自废立的正当性，自然会把废帝塑造成十恶不赦之人。
在司马家亲信的口中，曹芳成了一个荒淫无度的暴君：他令倡优在宫中裸身嬉戏，自己看得不亦乐乎；又让他们在洛阳广望观公然进行软色情表演，路人见了都不忍直视；又以折磨臣子为乐，用烙铁将臣子烫得体无完肤，等等。
作为曹芳被废一事的亲历者，曹髦对其中的内情自然不会一无所知。虽然他在这件事中是获利者，但也难免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如今司马昭行大逆之举已经迫在眉睫，届时自己的下场和曹芳不会有什么两样。虽然后半生可保荣华富贵，但在史书上却会被塑造成一个昏暴之君，留下千古骂名。这对性格刚烈的曹髦来说，恐怕比死都难受。
数年来，这种压抑的情绪始终萦绕在曹髦的心头，而近来“祥瑞”的出现更是令他焦躁不安。
据《三国志·曹髦传》记载，甘露三年（258年）和甘露四年（259年），顿丘、冠军、阳夏和宁陵县都有黄龙及青龙出现在井中的报告。
虽然群臣都以此为大吉，但学识渊博的曹髦却不以为然，他感叹道：“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
龙是天子的象征，如今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被困于井中，怎能说是吉兆呢？于是，曹髦做了一首《潜龙诗》，聊以自嘲。此诗已失传，《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注引的《汉晋春秋》也只记了此事，未收此诗。
按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的说法，“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可见曹髦所说一点不错，他对自己的结局已经心知肚明了。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曹髦又做了一番尝试。
据《汉晋春秋》记载，就在那场剧变的数日之前，扬州都督石苞因公干入朝，当他离开前来向皇帝辞别时，曹髦不仅盛情挽留他，还和他深谈了一整天。
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司马昭的重视，他立刻将石苞召来，询问他留在宫中一整天的原因。而石苞则给出了一个比较含混的答复，只说陛下“非常主也”。
在这一整天中，曹髦和石苞谈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从石苞的后续表现来看，曹髦应该是对他进行了拉拢。因此，他才会隐晦地提醒一下司马昭，同时也是为自己洗清嫌疑。
只可惜曹髦的苦心终究还是白费了。早在二十多年前的青龙年间，石苞曾在长安卖铁，不久后得到了司马师的重用，或许他就是司马师“阴养三千死士”中的一员。石苞就是因为得到司马氏的青睐而平步青云，最终成为封疆大吏。
此刻石苞已经彻底倒向司马氏，他是个务实且利益至上之人，绝不是曹髦这个傀儡皇帝能够轻易拉拢的。
其实曹髦并非不清楚石苞的底细，他之所以要强行为之，主要还是因为在严峻的形势下，他的办法实在是不多了。
之前诸葛诞起兵淮南时，曹髦尚抱有一丝期望，但很快诸葛诞的败亡又将这希望的火苗浇灭了。
淮南这片土地曾多次成为反司马势力的策源地，如今石苞接任扬州都督奉命镇守淮南地区，这自然成了曹髦仅存的希望。纵然万分渺茫，他仍要一试。
当这最后的努力也宣告失败后，曹髦只好放弃了借助他人的力量铲除权臣的想法。
如今他终于明白，作为弱势一方，即使有天子这个名号，但又有谁会甘冒风险倾心投效呢？欲成大事，终归还是要靠自己。
自登基以来，曹髦从未放弃过与司马氏的抗争，无论是思想上的论战还是收买人心的举动，他一系列的表现都不可能瞒过司马昭。图穷匕见的日子终将到来，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天已并不遥远。
与其坐等被废不如拼死一战，这是太祖武皇帝历尽艰辛打下的基业，万里江山岂能葬送在自己手中？
为了魏国社稷，也为了一个帝王最后的尊严，曹髦决心赌上自己的性命。
望着窗外渐深的暮色，曹髦毫不犹豫地俯身坐下，并在一块黄绢上奋笔疾书起来。
司马氏的污点
夜已深了，但年轻的皇帝曹髦仍精神百倍，才华横溢的他一气呵成，写出了讨伐司马昭的诏书。
明日便是与逆贼决战之时，成败在此一举。
曹髦将诏书揣入怀中并走出宫门，他的目的地是太极殿北面的陵云台，在那里他将进行最后的动员。
陵云台是当年魏文帝曹丕所筑。望着那高峻挺拔的楼台，曹髦心中豪气顿生，他心中或许在想：有祖父的英灵护佑，大事必成。
此时两名官员早已在此奉召等候，一位是冗从仆射李昭，另一位则是黄门从官焦伯。
冗从仆射是皇宫禁卫军官，而黄门从官则是皇帝近侍，多为宦官。曹髦在司马昭的监视下，仍于宫廷内部培养出少量忠于自己的亲信，这实属不易。
曹髦虽为傀儡皇帝，但他自登基以来励精图治、收买人心，还是有极少数人愿意为他效命的，而这成了他最后的倚仗。
见部众集结完毕，曹髦登上陵云台。他望着这支略显寒酸的队伍，心中大概会感到有些失望，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支正规军。据《汉晋春秋》记载，曹髦率领的只有“僮仆数百”。可见，这支部队多由宫中的下人组成，而且只有区区数百人。
不过有总比没有要好，事已至此，也由不得他过多挑剔了。
曹髦定了定心神，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讨贼动员，随后分发铠甲武器，静候行动开始的一刻。
突然，远方传来隆隆的雷声。不多时，就下起一场倾盆大雨。
见此场景，曹髦顿时暗道不妙。原来曹髦最初的计划并非直接讨伐司马昭，而是打算在宫中埋伏人手，等司马昭前来参加朝会时将其当场拿下。或许不久前东吴铲除诸葛恪和孙綝两大权臣的成功案例给了他一些启示。
可是如今大雨已至，曹髦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果不其然，等到了早晨，有司请奏更改朝会日期，而曹髦没有任何理由反对。
此时曹髦心中很可能产生了一种无力感，虽然自己趁着夜色集结人手，弄得还算隐秘，但毕竟还是搞出了一些动静，司马昭安插在宫中的耳目不可能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待过了今日，司马昭将对自己更加警惕。
莫非上天也要助贼吗？曹髦拼命压抑着胸中的愤懑。
当年齐王曹芳因过于胆怯，错过了在平乐观阅兵式上除掉司马昭的机会，曹髦告诫自己决不能步他的后尘。
想到这里，曹髦终于下定了决心，既然天不助我，那便自助。趁司马昭还未反应过来的这段窗口期，直接出兵讨伐，他一定会猝不及防。于是曹髦又召来三位近臣，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据《汉晋春秋》记载，待三人前来，曹髦丝毫不加掩饰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由于心态过于急躁，曹髦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太轻信他人了，这次计划泄密最终令他的决死反击功亏一篑。
受命前来的三人分别是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侍中王沈。当听到天子竟要亲自讨伐大将军司马昭，而且毫无玩笑之意时，他们心中顿时像掀起了惊涛骇浪。
要出大事了！
曹髦选择这三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身为散骑常侍的王业是天子近臣，他长期陪伴在天子左右，在曹髦看来应该是可靠的。
而尚书王经当年在洮西大败于姜维，损失数万精兵，之后他便被免去了雍州刺史一职。随后，他就被召入京师，仕途看上去一片黯淡。他只有紧紧跟随曹髦，才有可能东山再起。
至于王沈，则是曹髦最为看重的。当年此人因为受到过曹爽的征辟而被免职，虽然后来再次得到起用，但从他的经历来看算不上是司马氏的心腹。于是，曹髦在继位后没多久就开始拉拢他，多次召他入宫进行探讨。
据西晋傅畅《晋诸公赞》记载，曹髦对王沈非常尊敬，称呼他为“文籍先生”（类似“活字典”的意思），可这位“文籍先生”又是如何回报他的呢？
听了曹髦的话，王沈和王业分别闭口不语，唯有王经开口劝道：“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
当初鲁昭公贸然讨伐权臣季孙氏，失败后丢了国君之位，为天下耻笑。如今司马昭专权已久，朝野上下都是司马昭的人，而您力量薄弱，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如此草率行动，必然会生出大祸，不如从长计议。
可曹髦却对此嗤之以鼻，他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讨贼诏书扔在地上，义正词严地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朕意已决，死有何惧？何况这并非必死之局！
曹髦说罢，也不理愣在原地目瞪口呆的三人，直接推门而出。他将前往永宁宫，打算取得郭太后的懿旨，以获得大义名分。这样，一切准备工作便完成了。
见已经无法说服皇帝回心转意，经过短暂权衡后，王沈和王业迅速做出了决定。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能坚守节操的人终究只是极少数。于他们而言，在利益乃至身家性命面前，道义又算得了什么呢？
二人正想离开，却见王经一动不动，他们便招呼王经一起去向司马昭报信，可王经却拒绝了。这位败军之将曾因自己的无能葬送了数万将士的性命，这一次他将用崇高的人格和过人的勇气洗刷自己往日的耻辱，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再说曹髦，他在取得太后诏书后，便提起宝剑登上战车，带着仅有的几百人出发了。虽然他的力量与司马昭相比过于悬殊，看似是以卵击石，但有魏武遗风的曹髦却并非鲁莽之人，他有着周密的计划。
如今曹髦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杀出宫去，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为了迷惑司马昭，曹髦决定不走寻常路。
当初曹髦进京继位时，走的是皇宫南面的阊阖门。阊阖门是皇宫正门，出此门后便是洛阳城的中轴线铜驼街，继而直达外城的宣阳门。
而阊阖门东面的司马门在魏明帝时期因为宫门旁的阙台垮塌，造成了数百人伤亡，后来也没再修复，因此其重要性便不及阊阖门了。
曹髦当年在进入阊阖门后，便遇到了宫内的第二道门止车门。止车门，顾名思义就是到了这里所有车辆都不能继续通行了，车上人员只能下来步行。而过了止车门，再往北一直走，便可到达曹魏皇宫的核心太极殿了，这也是进出宫最常走的一条路线。
那么，曹髦的最终目的地司马昭的府第又在哪呢？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乘黄）署东有武库署，即魏相国司马文王府，库东至阊阖宫门是也”。到了北魏时期，出了阊阖门往西走，不远处就可以到达武库署，而这个武库署正是当年司马昭府第的旧址。
也就是说，曹髦若想讨伐司马昭，最便捷的一条路线就是经过止车门和阊阖门出宫，这样便能在第一时间对司马昭发起进攻。
这一点司马昭也能想得到，如果他有所防备，在阊阖门以重兵堵截的话，以曹髦这点微末的实力很难有所作为，而他想把事态扩大化的目的也无法达成。
于是曹髦想到了另一条路线，在皇宫东西两侧还有两个大门，东面的叫云龙门，也叫东止车门，西面的叫千秋门，最终曹髦选择了云龙门。
虽然绕了远路，但只要能杀出宫去，一切皆有可为。只可惜，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信任的人出卖了。
司马昭很快就收到了消息，震惊之余，他立刻做出了周密的部署。
虽然王沈和王业二人已将曹髦的计划全部泄露了，但为了稳妥起见，阊阖门不得不防。况且在司马昭看来，阊阖门守将非常不可靠。
当时阊阖门掾守名叫满长武，是曹魏名臣满宠之孙。淮南三叛时，满长武之父满伟随军到达许昌后，就开始称病不出。满长武借机前去探病，结果等到战争结束后，父子二人才归队，这明显说明其立场有重大问题。
于是，司马昭便派弟弟安阳亭侯司马幹出兵阊阖门。司马幹是满长武的姑父，想必有了这层关系，满长武会加以配合。
但司马昭还是想错了，当时满长武心向曹魏，对带兵前来的司马幹说：“此门虽近，但大将军（司马昭）很快会亲自赶到，你可从东掖门入宫。”
东掖门是皇宫东侧的一个小门，在云龙门以南，走东掖门入宫势必会延误不少时间。司马幹虽将信将疑，但最终没有和满长武发生冲突。
等事后司马昭责问司马幹为何来迟时，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在司马幹参军王羡的推波助澜下，司马昭一怒之下命人将满长武杖责致死，而另一位守将孙佑则被废为庶人，这是后话。
至于云龙门，则是重中之重，司马昭在这里安排了弟弟司马伷和贾充两批人马。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司马昭是不敢亲自露面的，天子已经和他公然决裂。到时两军对阵，若是士卒在天威震慑下临阵倒戈，司马昭则大势去矣。如今他只能靠手下人了，只要能将天子堵在宫城内，一切就都还好说……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七，注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的洛阳城见证了三国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
当时曹髦率数百人进兵云龙门，正好碰上第一个赶到的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懿第五子，司马昭的异母弟）。司马伷的部众战意本就不高，加上被天子的威严所震慑，于是纷纷四散而逃了。
紧接着曹髦将迎来下一个挑战，等过了贾充这一关，他将成功杀出皇宫。
此时的贾充心情极为复杂，可以说这是他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贾充是原豫州刺史贾逵之子，虽然父亲去世时他尚且年幼，但仗着父亲的荫庇，他的仕途还是走得顺风顺水。
据《晋书·贾充传》记载，贾充“能观察上旨”，且“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可见，此人善于钻营且没有节操，而这成了他官运亨通的法宝。
高平陵之变后，贾充敏锐地意识到曹魏皇权弱势已成，于是便转投司马氏门下。到毌丘俭起兵淮南时，贾充已经成为司马师的亲信，担任参大将军军事。当司马师伤重不治时，又命贾充监诸军事，可见此时贾充已经步入了司马氏的核心圈子。
到了司马昭掌权时期，贾充被任命为大将军司马，继续为司马氏积极出谋划策。当他因诱导诸葛诞支持司马代魏而遭到对方痛斥时，虽然被骂得哑口无言，但后来依旧我行我素，可见贾充已经彻底出卖了自己的良知。
到了这一步，贾充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如果不能跟着司马昭一条路走到底，他不仅将彻底身败名裂，而且整个家族也会遭到清算。
而这一次司马昭将重任交付给他，便是一次重大考验。如能顺利解决，自当一飞冲天；若是出了什么闪失，也就没有以后了。
想到这里，贾充打起十二分精神，率领麾下部队迎了上去。
在滂沱大雨中，云龙门的南阙之下，一场恶战开始了。一时间剑影飞舞，血光冲天。
虽然曹髦亲自擂鼓助威，但无奈手下僮仆只是仓促武装，战斗力极为低下。而身为中护军的贾充所率领的禁军皆是精锐部队，曹髦的杂牌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很快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曹髦深知此时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只见他抽出天子宝剑，驱车径直杀入敌军阵中。
众将士见天子亲自上阵，无一人敢触犯天威，于是纷纷后退。
曹髦见状大喝：“放下武器！”
众人纷纷弃械，贾充的部队几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之前曹髦所料一点不错，这次行动并非必死之局，直到此刻他仍有胜算。
可就在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刻，突然有一人从旁里杀出，径直冲到曹髦的车驾前。
此人正是太子舍人成济。
只见成济举起兵器便刺向曹髦，待其猝不及防之际，利刃刹那便穿透了他的身体。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七，高贵乡公曹髦崩于洛阳，年仅二十岁。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只有雷霆暴雨仍在继续，似乎想要洗去这场杀戮留下的遍地血污，而那阴沉晦暗的天色似乎昭示着上天也在为这名少年英主的死感到悲哀。
成济为何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弑君呢？
让我们把时间推移到片刻之前，看看都发生了什么。
此刻贾充既不敢上前亲自与天子厮杀，又不敢转身逃跑，他的政治生命正悬于一线。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身边的成济问道：“事态紧急，该当如何？”
贾充闻言顿时计上心来，此人是个莽夫，正好可以一用。
关于后面的事，纵观各种史料，虽然记载差异不大，但细节上还是略有出入。
根据《晋书》和《汉晋春秋》记载，当时贾充回答道：“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
而根据《魏末传》的说法，贾充对成济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
相比起来，还是《晋书》和《汉晋春秋》的记载更加可靠。以贾充的狡诈，怎么可能当众授人以柄呢？
此事对司马昭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以他的本意肯定不会想要弑君，就算杀也会暗中鸩杀，绝不可能公然行此大逆之举。
自古以来，权臣欺凌天子之事虽多，但天子公然反击的却少之又少。等真的发生了，司马昭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只好把这个苦差事交给贾充。
贾充深陷其中，也是无可奈何。他只好耍了个心机，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命令，却又有极强的暗示性，同时完全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加上正好赶上成济这样的莽汉，终酿成大祸。
公然弑君，丑行见鄙于天下。
为了消除弑君带来的恶劣影响，司马家第一时间展开了危机公关行动。先是司马昭对陈泰说道：“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接着司马孚奔赴现场，抱着曹髦的尸身大哭，说什么“杀陛下者臣之罪”。
然而，这些拙劣的表演根本无法骗过世人。
首先看司马孚，此人作为司马氏集团中的元老，却在魏晋禅代的过程中始终以曹魏忠臣的身份自居。
当初曹芳被废出宫时，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臣属前来送别，其中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孚。他痛哭流涕，悲不自胜。
后来曹奂禅位时，司马孚哭得不能自已，拉着曹奂的手假惺惺地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司马孚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他是司马氏危机公关的负责人。谋朝篡位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事，还是需要司马孚这样的人来为诸多丑行遮羞。
而司马孚这番表演还真给他留下了好名声，比如《晋书·司马孚传》评价他“安平立节，雅性贞亮”，甚至到了明代，还有史学家李贽认为“如向雄、司马孚者，皆松柏也。可敬，可敬”。
不过，他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一世，终究还是能从史书中找出矛盾的地方。要知道请求废黜曹芳的诏书上的署名可是以司马孚领衔的，当时司马师资历尚浅，需要司马孚这样的四朝老臣出面。
或许有人会说，会不会是司马孚被逼无奈呢？
很遗憾，以司马孚当时的资历和声望，只要他自己拒绝，是没人可以逼迫他的，即使是司马师也不行。
据《晋书·司马孚传》记载，“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不敢逼”。
这下事情就很明显了，既然爱惜名声，不愿意做叛逆之事，那为何要署名呢？由此可知，司马孚大概率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至于司马昭，则可以说是个真小人。没过多久，他就暴露了自己真实的嘴脸。
在郭太后的诏书中，她将责任全部推给曹髦，说他“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还编造出曹髦意欲毒害她的谎言，最后提出应效仿西汉废帝昌邑王刘贺的旧例，将曹髦废为庶人，并以民礼葬之。
郭太后与曹髦历来关系较好，如非必要，她没有理由故意污蔑曹髦，这大概率是司马昭的意思。
除了受到司马昭胁迫，郭太后此举的另一个目的大概是想切断自己和此事的联系。毕竟曹髦起兵时曾去拜见过她，她是否为曹髦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的授权我们不得而知。如今曹髦已死，她必须避免让司马昭起疑心。
后来以司马孚为首的群臣提出应按王礼安葬曹髦，但他们的上表中却污蔑曹髦“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将他定性为一个自取灭亡的暴君。
等到了六月十五日高贵乡公被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水、涧水之畔时，事情又变味了。
据《汉晋春秋》记载，当时下葬的队伍只有“下车数乘”且“不设旌旐”。
这哪里是以王礼安葬？
可见这一切都是司马氏统治集团自导自演的丑剧。
对于曹髦来说，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为了祖宗基业，也为了自己的名誉，赌上性命发起这决死的反击，但最终还是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然而天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送葬队伍引起了百姓的围观。当他们得知棺椁中正是之前被弑杀的天子时，纷纷“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千载之后，人间自有公论。
虽说“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但朝中到底还是有些忠直之士的，比如陈泰就表示“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
当司马昭表示不可后，陈泰没过多久就郁郁而终了。
最终，司马昭也没有处理贾充，而是把成济当成了替罪羊。成济不甘心认罪，和兄长成倅光着上身爬到屋顶上破口大骂司马昭。一时间丑态百出，最后他们被军士乱箭射杀。
在司马昭给郭太后的上疏中，他提出应将成济的“父母妻子同产皆斩”。但据《晋书·荀勖传》记载，这个判决最终打了折扣，“成倅刑止其身”，只有成济、成倅兄弟成了弑君的替罪羔羊。
司马昭拼命保下了贾充，但他以为就可以这么轻松过关吗？
虽然出于情理和利益，司马昭都没有下令弑君的动机，贾充看似是下达命令的人，但这件事司马昭必须负最大责任。
因为这次危机得以解决，最大的受益者便是司马昭。贾充于国虽有大罪，但于司马昭却有大功。
在当时的局面下，如果不动手弑君，无人可以阻挡曹髦冲出皇宫，毕竟将士们已经慑于天威纷纷放下武器了。
等曹髦率众冲到城中振臂一呼，洛阳守军何去何从犹未可知，而此时司马昭还藏在府里不敢现身，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古有晋灵公遇弑，虽然动手的是赵盾的弟弟赵穿，但太史董狐却坚持记录为“赵盾弑其君”。理由无他，赵盾才是领袖，而领袖不能只享受权力，同时也要承担责任。
曹髦之死宣告了最后一支反司马势力的覆灭。无论此事给司马昭带来了多大的危机，但曹魏再也没有能与司马氏抗衡的力量了。
至此，魏晋禅代终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