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登基
贞观二十三年春天，终南山翠微宫，唐太宗卧病在床，势将不起。李治昼夜不离，头发白了不少。见太子有孝心，李世民特别感动：“你这么孝顺，我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于是让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准备托付后事。得知皇帝即将驾崩，长孙无忌哭得稀里哗啦，不能自已。李世民静静地躺在床上，用手抚摸他的脸颊，看亲家伤心成这样，李世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叫长孙无忌出去，让他先冷静冷静。不久，估计差不多了，又召两人入内，对长孙无忌说：“叹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其尽诚辅之。”又对侍立一旁的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从唐太宗的遗言看，他仍然对李治的性格不是特别放心，怕他登基后，该狠的时候狠不下来，所以临死前都要强调儿子的“仁孝”，真可谓耿耿于怀。“太子仁孝，公辈所知”，我儿子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心里清楚，所以务必要尽心辅佐他，像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一样。接着他又嘱咐褚遂良：“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李治即将登基，长孙无忌是首席托孤大臣，两人万一争权夺利，产生了冲突怎么办？太宗的想法是找人调停，让褚遂良缓和二人的关系，不要让人进谗言，离间舅舅和外甥。
没过多久，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噩耗传来，李治悲痛欲绝。这一年，他二十一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说法，刚刚成年而已。因为是父皇一手带大的，禁不起丧父之痛，他抱着舅舅的脖子号啕大哭，感觉天已经塌了。长孙无忌一边擦干眼泪，一边鼓励外甥：“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之唯哭泣乎！”你爸把江山传给你，怎么就知道哭呢！先帝驾崩于行宫，京城局势很不明朗，充满了不确定性，万一魏王党想铤而走险呢？当务之急是确保皇位的顺利交接。
在长孙无忌的谋划下，翠微宫这边秘不发丧。太子李治在飞骑、旧将的护送下先行回京，皇帝车马、侍从紧随其后，和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进入长安城后，发丧于太极殿，宣读遗诏，新帝顺利接班。登基后，李治首先要调整宰相班子，既然先帝已经确定好核心人选，那就照办：“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太尉是三公之一，一品官，虽然没有什么权力，地位却很高，永徽元年另外两公都是由皇子担任的，长孙无忌的地位已经可以匹敌皇子了。三省六部制总共就三个省，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长孙无忌代理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还管理门下省、尚书省的事情，真是位极人臣，莫大的恩宠。就连长孙无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坚决推辞管理尚书省，李治准奏。
然后是提拔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尚书高季辅兼中书令，他们都是东宫的属官，太子登基后委以重任，十分正常。六月，先起用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后又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左仆射。给李大人升官也是先帝的意思，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突然下诏，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是他早就选好的托孤大臣，为什么要贬官呢？人家立下过大功，又没有什么过错。因为李世民考虑到，太子对李勣没有大恩，自己驾崩后，李勣恐怕不会尽心尽力辅助太子。那怎么让李勣对太子也效犬马之劳呢？那就是先贬他，等太子一登基，再提拔他。这一降一升，李勣自然感激新帝，不就能好好辅助吗？皇帝的小心思，聪明的李勣岂能不知，接到处分后，他连家都没回，直接跑叠州上任去了。现在新帝登基，他果然被火速提拔，全都是套路呀！
新皇上任三把火
六年的太子生涯总算结束，李治终于君临天下。年轻人血气方刚，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他具体干了哪些事呢？
其一，关心民间疾苦。李治每天都要召见十位刺史询问老百姓的情况，他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问题比较短的，那就当场说出来；一时半会儿说不完的，就写奏折告诉朕，无论怎样，必须让朕知道。永徽二年春天，李治想到去年关中地区发生蝗灾，其他地区的州县也有遭受洪水的，小农经济如此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老百姓肯定有人吃不饱。李治下令开仓赈济，受灾严重的雍州、同州各派郎中一人，代表朝廷慰问。
其二，告诫宗室，提倡节俭。金州刺史、滕王李元婴，骄奢淫逸，游猎无度，多次半夜打开城门骚扰百姓，有时候还把人埋在雪里取乐。李治获悉后，特意敲打他，说你是朕的至亲，朕不能将你法办，但希望你感到羞愧，有所收敛。除了滕王，蒋王也不是什么善类，他们俩都喜欢敛财。有一次，李治赏赐诸王每人布帛五百段，就是不赏滕王、蒋王；给他们什么呢？两车麻。你们两个不是钱多吗？那就用这些麻串钱吧！二王知道后，都非常惭愧。
其三，积极纳谏，从善如流。永徽元年九月，李治外出打猎，可老天爷不作美，下起了雨。李治兴致不减，还想继续，问谏议大夫昌乐谷那律：“油衣若为则不漏？”雨天要穿油衣防水，什么样的油衣效果最好呢？回答：“用瓦挡雨，就不会漏了。”李治明白了言下之意，下令放弃狩猎。永徽二年九月，左武侯引驾卢文操偷盗左藏库宝物，被有关部门抓获，李治认为他监守自盗，应该斩首。谏议大夫萧钧劝谏说：“卢文操的确不能原谅，但也罪不至死啊！”李治没有发火，他很乐意地接受建议，免除卢文操的死罪，并夸奖萧钧：“此真谏议也！”
当时国运不佳，河东地区屡屡地震，尤其是晋州。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晋州地震，压死五千余人；三天后，地又震，李治派使者慰问百姓，免除两年赋税，家里有人遇难的，按人头算，每死一人赐绢三匹。永徽元年四月，晋州再度地震，李治对群臣说：“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古人相信天人感应，有自然灾害发生，肯定是朝廷做错了什么。而且地震的位置也很巧合，晋州，李治当太子前不就是晋王吗？所以李治就要求群臣上奏，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过错需要匡正。张行成就对皇帝说：“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怀疑是后宫、大臣的原因，导致晋州地震，还说震不震完全看陛下的德行。可事实上，两者没有必然联系。话没说多久，六月，晋州又地震了。
其四，对外战争，屡屡获胜。永徽元年，将军高侃在金山生擒突厥车鼻可汗，班师回朝。李治下令设置单于、瀚海两个都督府，封突厥酋长为都督、刺史，管理臣服的突厥人。永徽二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入侵庭州，攻陷金岭城、蒲类县，杀数千人。李治又命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领三万府兵、五万回纥骑兵前往讨伐，结果大获全胜。等将士们归来，有御史弹劾，说以梁建方的兵力，明明可以追击穷寇，但他逗留不前；副总管高德逸奉敕命买马，自己却把最好的骏马取走了。面对这些问题，李治怎么处理？“上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将军们有功，算了吧！但大理卿李道裕不依不饶，接着上奏：“高德逸取的那匹马，确实不同寻常，应该上交。”李治听后很不满意，都说了不追究，你怎么还惦记人家的马呀！难道我说的话在你们眼里一点儿分量都没有？“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
我就不处罚李道裕了，应该好好反省自己。此外，这一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派使者进贡，李治告诫来使：“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
李治真的没有实权吗？
在许多人眼里，李治是个昏君，但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他非但不是什么昏君，还是个虚心纳谏、体恤下情的明君。还有一个观念深入人心，说李治刚登基没有权力，是长孙无忌手中的傀儡，永徽之治不是李治的功劳，都是褚遂良、长孙无忌他们干的。这怎么可能呢？李治能够决定官员的生死，也可以任免、处罚他们，这哪里是傀儡能够做的？身为统治者，手上有没有实权，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他手上有没有兵权。此时的大唐，军队掌握在谁手里呢？明显是皇帝。唐玄宗以前，李唐王朝实行府兵制，这种兵制有一个特点：兵农合一。府兵卫士日常忙于耕作，有需要时才训练、上番，过军事生活。皇帝派将领出征，命令下达前，将领自己都不知道会统帅哪里的府兵出征，起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作用。征调的士兵，来自不同区域，相互之间也能制约。仗打完，将领回朝，府兵回府，双方没有什么关系了。
将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的，如果要调动府兵，首先需要有皇帝的敕命，然后兵部传达到地方一级，州刺史、折冲府共同核对，确认无误才能发兵，刺史来自行政系统，折冲府属于军事系统，彼此牵制。除了府兵，唐朝还有募兵，可是募集士兵也需要皇帝的命令，没有旨意，私自募兵达到一定数量，会被治以重罪。
当御史弹劾梁建方，李治可以“释不问”，说明他有处分将领的权力；百济朝贡，李治说：“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若没兵权，岂能说出这样的狠话？长孙无忌是宰相之首，他拥有的是行政权，作为皇帝的舅舅、托孤大臣，他的权力可以对皇帝形成牵制，但盖不过皇帝，因为他没有军队的支撑。这一点从长孙无忌的结局就能看出来。当李治连下诏书，长孙无忌的党羽贬的贬、死的死，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后来诬陷他谋反，连申诉的机会都不给，最终长孙无忌惨死黔州。如果长孙无忌手握兵权，李治没有兵权，后者如何能扳倒前者？过程又怎能如此轻松？未动一刀一枪，连场政变都没有发生。长孙党除了劝谏、上奏、哀求，一点像样的反抗都没有，几乎是任人宰割。
那李勣手里有没有兵权呢？当然也没有，李将军虽然长期为将，且立有赫赫战功，但这个时期，他的职务是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左仆射他自己要求解除了），文职，并没有兵权。这是唐朝对待武将的一种方法，叫“出将入相”，你立了战功，就任命你为宰相，既可以起到激励作用，又可以解除兵权，一举两得。所以说，李在军中有威望是真的，但要说兵权，他真没有。兵权一直掌握在李治手中，大权也是一样，许多决策看似与他无关，实际上没有他点头，是不可能完成的。十几年后，李治任命李勣为行军总管，率领薛仁贵等人讨伐高句丽，因为有皇帝的任命，李勣才获得临时的兵权，最终荡平朝鲜半岛。其实在当太子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经让李治抓军队了，比如这篇《命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诏》：
皇太子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地惟储副，寄深监抚；兼统禁旅，实允旧章。宜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以下，并受处分。
唐太宗是靠玄武门之变上台的，玄武门屯营，可以说关系到皇帝的身家性命。他让李治掌管左右屯营军务，是为了锻炼他的军事能力，也是为了太子即位后，能够牢牢地掌握这支部队，防止野心家策反。要是太子登基之前从来没接触过，那危险系数就比较高了。除了军队，在李治监国期间，李世民曾让他处理所有军国大事。比如，征讨高句丽时，唐太宗御驾亲征，前线军务繁忙，国内大小政务不可能全部由皇帝处理，故出发前，他交权给了李治，《命皇太子监国诏》说：“其宗庙社稷百神，咸令主祭；军国事务，并取决断。”战争结束后，太宗归来，想要专心养病。李治又一次得到监国机会，这次的职权说得更清楚了：“而皇太子治令德远彰，所有机务，可令决断；百辟卿士，咸宜受其节度。朕当亲调五药，暂屏万机。”我好好养病，军国大事，全部交给太子决断。
为什么让李治处理所有国家大事？因为当皇帝以后，工作就是这样，不可能永远只是处理部分朝政的。提前练练手，积累经验，以后就不会手忙脚乱。既然掌握兵权，监国期间，李世民又已经让他管理所有朝政，李治不可能是傀儡。
正当李治带领群臣开创永徽之治，一场谋反案突然爆发，牵扯出大量高官和皇室成员，让整个长安都动荡不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房遗爱谋反案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李治坐上龙椅，当上了领导，原来对他太子之位有过威胁的魏王、吴王及其党羽应该都会被清算，谁让他们站错了队呢？这个过程从贞观末年就开始了，诛杀刘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褚遂良无中生有，诬陷刘洎，告发他有废黜李治的野心，李世民听说后，竟然对马周的做证置若罔闻，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赐刘洎自尽。他何尝不知案情并不明朗，可就是这么做了，目的是减少将来新帝登基的不确定因素。太宗驾崩后，对自己两位兄弟，李治倒没有立即下毒手，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都给提高了待遇，李恪拜司空、梁州都督，司空是正一品的高官，荣誉官职，没什么实际权力。至于前魏王李泰，他压根就不在长安，早就被赶到均州好几年了。
这个过程包含了李世民的一片苦心，借贬谪之名，行保护之实，希望爱子远离是非之地，“所以两全之耳”。太宗死后，按理来说，在外的王爷都应该回京奔丧，可是朝廷明确规定李泰不准回长安。“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濮王泰不在来列。”这是唐太宗生前有所交代，竭尽所能保李泰一条命，怕他回到长安，就见不到第二天升起的太阳了。长孙无忌也乐意他不回来，万一回来了，联络以前的魏王党，出什么乱子呢。从太宗驾崩到李泰去世，李治非但没有加害哥哥，还于当年十二月，“诏濮王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又送珍宝，又送衣服的，提高了李泰的生活质量。
李泰能善终，第一，得益于父皇生前的安排，李世民明确表示想保他。第二，他本身就是个有罪之人，远在地方，受到严格监视，威胁确实不大。第三，房玄龄、岑文本已死，健在的余党都贬了官，掀不起什么大浪。第四，新帝登基后，他没活几年就去世了，要是活到后面，能不能善终也是未知数。
永徽三年十二月，李泰死于郧乡，高宗非常大度，下诏追赠其为太尉、雍州牧，谥曰恭，予以厚葬，宽容自己的对手可以赢得臣民的尊重。昔日的魏王去世了，但当年魏王党的残余人员就没这么好的结局了，纷纷迎来自己的末日。突然有一天，前宰相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告发弟弟房遗爱和弟媳高阳公主，并说：“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说是怕他们给房家带来灭族之祸。一听有这么严重，李治就派长孙无忌查，果然有重大收获，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等人阴谋造反，确凿无疑。我们不妨看看是哪些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官二代，魏王党成员。史书记载：“（李）泰潜有夺嫡之意，诏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心腹。”房二公子收了李泰的重礼，被李泰视为心腹，此人有勇无谋，一副学渣、公子哥的德行。李治即位后将其赶出长安，贬为房州刺史。房州在今天的湖北房县，经济水平不高，远离繁华的京城，他自然有不少怨言。高阳公主，唐太宗之女。因为出生于皇室，平日养尊处优，加之又被李世民溺爱，长大后得意忘形，成为问题少女。成家后，脾气依然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按照规定，房遗直是房玄龄长子，理应由他继承公公的爵位，高阳公主对此很是不满，吓得房遗直主动请求让爵。李世民知道了前因后果，教训了高阳公主一顿，从此不再溺爱。没多久高阳公主又闯了祸，竟然跟玄奘的爱徒辩机和尚私通，李世民听后勃然大怒，下令把辩机腰斩。父皇驾崩时，身为女儿的高阳公主没流一滴眼泪，如今丈夫又被贬到地方，对朝廷有多不满可想而知。
柴令武，官二代，开国功臣柴绍之子。与房遗爱一样，是个驸马爷，他娶的是巴陵公主。此人也是魏王李泰的心腹之一，担任过太仆少卿，爵位襄阳郡公。永徽三年年底，他“除卫州刺史，托以主疾留京师求医”，借口巴陵公主生病，暂时留在长安，没有去卫州上任，可见也被当权者踢出了京城。
李元景，爵位荆王，官职司徒，唐高祖李渊第六子。对于李渊的儿子，人们熟悉的是前四个：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真实的李玄霸十六岁便英年早逝，可怜的他要是在地下读到《说唐全传》，肯定会泪流满面，同时感叹一句：“哥从未在江湖，江湖却一直流传着哥的传说。”五子李智云可能就更陌生，他与前面四位哥哥出生时间相近，也是早早离世，没什么可说的。本以为李渊一辈子只有五个儿子了，结果当皇帝后，不仅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也迎来了生儿育女的第二春。从五十二岁开始，他竟然又生了十七个儿子。其中荆王李元景就是这一波的头苗。名义上，李世民排老二，他排老六，相差不大，可实际上，他比李世民小了将近二十岁。那为什么房遗爱、高阳公主想立他为皇帝呢？因为李元景是当时资格最老的皇子了，高祖皇帝第六子，前面五个已经去世，他就是最大的。关键是李元景本人也有意愿，他曾经梦见自己手握日月，能握日月，不就是冥冥之中，预示着最高权力嘛。
薛万彻，驸马。原来是李建成部下，玄武门之变时曾扬言杀进秦王府，李建成败亡后，薛万彻逃亡终南山，被李世民招降。贞观年间东征西讨，屡立战功，迎娶丹阳公主。唐太宗晚年曾评论道：“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为什么榜单中没有李靖、尉迟敬德？因为他们都已经年老，不大可能再上战场了。等到贞观后期，要选择一个军方人物辅佐太子，李世民果断选了李勣。薛万彻落选不仅仅因为党派问题，还由于他做事不靠谱，表现大起大落，“李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薛万彻居功自傲，盛气凌人，管不住那张蠢蠢欲动的嘴，多次在军中妄议朝廷，表达不满，这样的人岂可托付大事？因为他是魏王一派的，所以要整他；又因为他打仗有一套，所以更要整他，威胁有点大。贞观末年他被除名流放边疆，遇到大赦方才回京。永徽二年，起用为宁州刺史，而当初跟他同为名将的李勣已经身居高位。仕途不顺，他怎能无动于衷？
由此可见，本案的要犯都是些失意的皇室成员，一个皇子，一个公主，三个驸马，为了求生，也为了追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们走在了一起。如果房遗爱不谋反，也会被李治杀死，因为他是魏王党的人，一定会被清算的。这批人有几成胜算呢？高阳公主、薛万彻，极度缺乏政治智慧，意气用事。房遗爱、柴令武，两个娇生惯养的官二代，能力平平。房州刺史、卫州刺史、宁州刺史，三个市长，多大点的官，能有几兵几卒？李元景贵为司徒，位列三公之一，可这在唐朝只是个荣誉头衔，级别高，没什么实际权力。分析一遍，能否成事可想而知。
后来许敬宗跟李治谈及此事，说：“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显然看不上房遗爱这帮人，认为成不了大事。但胜率归胜率，既然查出来了，就要处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李元景、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赐自尽。他们被杀没什么好奇怪的，本来就是造反，且是魏王党的人。孰料事情没完，还有几个人也躺枪了，其中就有吴王李恪。
长孙无忌知道，在太宗剩下的皇子中，吴王李恪是庶长子，次序上有一定优势。当初李世民还有过改立吴王的想法，使长孙无忌如芒刺在背，一旦李恪上位了，重用的人八成不是自己，因此长孙无忌一直在找机会铲除李恪。房遗爱入狱后，得知长孙无忌有这个想法，感觉活命的机会来了。如果把李恪拉下水，说他是同谋，不就是重大立功表现嘛，没准能获得宽大处理。遥想十几年前，纥干承基已经被判了死刑，结果供出李承乾谋反一事后，非但没有被杀，还封了官，这回也可以试试，反正没有其他办法。
看到房遗爱的证词，长孙无忌如获至宝，当即把李恪逮捕，判自尽。但房遗爱并没因此获得宽宥，李治召见房遗爱时，房遗爱告诉皇帝他为什么揭发李恪：“但臣告吴王恪，冀以赎罪。”李治说呵呵，答道：“且告吴王反事，无乃晚乎。”早不说，现在才说，一切都已经晚了，你乖乖上路吧。高宗对房遗爱没什么留恋的，对李恪也没什么留恋的，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当年父亲在玄武门杀大伯，留下了恶名，如今我要杀哥哥，后世会怎么看我呢？我可是位“仁孝”的君主呀！于是流下鳄鱼的眼泪，哭着对群臣说：“朕欲从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礼一句话就把李治驳回去了：“陛下虽申恩，不可天下之法。”王子犯法，与百姓同罪！朝廷不能法外开恩，袒护皇室成员，要坚决按照制度办事，公平公正。见目的达到，李治“不情不愿”地准奏了。几个月后，“含泪”将崔敦礼提拔为宰相。
李恪：大唐王朝最悲情的皇子？
对于谋反人员活命一事，皇帝到底能不能做主？我们先回顾一下唐太宗时的两个例子。太子李承乾谋反，铁证如山，唐太宗问群臣该如何处置太子，群臣面面相觑，缄默不言，良久以后，通事舍人来济说刀下留人，唐太宗听从了这个建议，将李承乾迁往黔州安置。等到给太子党的侯君集量刑时，李世民又想通融通融，群臣反应是“以为不可”，李世民也只好和侯将军告别。谋反不论放在哪朝哪代，都是灭族的大罪，如果不杀鸡儆猴，总是法外开恩，可能会有更多皇族成员铤而走险，这对专制皇权、对皇帝的威信是极为不利的。但还有一点，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权在法上，绝对权力面前，法律简直微不足道，皇帝想放儿子一条活路，是理亏了点，但大臣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承乾还是能活命的。
视线再回到房遗爱谋反案，案中李恪本没有参与造反，却被无缘无故牵连进来，判自尽。同样躺枪的不只李恪一人，还有驸马执失思力、江夏王李道宗，他们涉案的原因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看他们不爽。可这两人的命运就完全不同，执失思力“坐交房遗爱，高宗以其战功多，赦不诛，流巂州”，李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流放而已，执失思力还是高宗亲自改判的，理由是战功多。其实他们俩都不该被牵连进来，对皇权没什么威胁，但长孙无忌要排除异己，李治需要给舅舅一个面子。最后双方妥协，不杀，但要流放。
可见李治跟李世民一样，掌握最高权力，只是免死一事本身理亏，所以量刑时，大臣们的态度就很关键了，如果群臣强烈要求，不给任何回旋余地，就算李世民也无能为力。其实流放也不见得多好，去那么偏远、落后的地区，道阻且长，环境艰苦，能否活着回来都是问题。李道宗在前往象州的路上就去世了，执失思力身体好，撑过了这几年，后来还被起用。
李恪临终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他似乎只看到了长孙无忌在台前陷害自己，没有看到李治在幕后决策；也许，他不敢骂李治，要是骂了，几个小孩都活不成。但想想君臣关系，预料到长孙无忌不会有好的结局，因为他是元老重臣，地位很高，难免和皇帝发生冲突。
说到李恪，许多人还是非常熟悉的，但误解也颇多。他似乎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两唐书作者眼里，李世民有两个儿子能力最强，李恪是其中之一：“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而且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读了这些语句，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认识：如果立吴王为太子，怎么样都比“昏懦”的李治强。千百年来，许多人看过两唐书给出的史论，都认为李恪确实是这样的人。但如果仔细观察，分析与李恪有关的史实，你会发现，李恪远不如两唐书作者说得那么好，甚至资质平平，劣迹斑斑，只是被后人有意拔高了。史书说李恪有才，什么才呢？“文武才”。这个说法非常笼统，跟没说差不多。古代对人才的要求，主要就是在“文”和“武”两个方面。那李恪的才能到底有多好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除了“善骑射”一项，史书上几乎只字不提，这是不大合情理的。因为李恪是皇子，地位高，又担任过几个地方的刺史，不是个默默无闻的小百姓，要是他真有才能，不仅仅自己能够看到，其他人同样也可以看到。然而，史书中除了笼统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才能记录。编撰史书的人忘了记？不会的，因为在同一本书、同一篇传记，其他王爷有哪些才能，获得过哪些表彰，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文学、艺术方面，魏王李泰、鲁王李灵夔、汉王李元昌比较有代表性。史书说，李泰擅长写文，是个文艺青年，唐太宗知道后，恩准其开文学馆，召集学士，著书立说。贞观十五年，《括地志》编撰完成，李世民高度重视，赏赐有加：“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汉王元昌和鲁王灵夔擅长艺术，李元昌“少好学，善隶书”；李灵夔“少有美誉，善音律，好学，工草隶”。至于李恪，没有文艺方面的相关记载，说他编过什么书，擅长哪种书法，要是有，不会不记。
在为官方面，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高祖第十子徐王李元礼、十三子郑王李元懿都表现突出，有明确记载。贞观十七年，李慎“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同年，李元礼“转绛州刺史，以善政闻，太宗降玺书劳勉，赐以锦彩”。总章年间，李元懿“累授绛州刺史。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高宗嘉之，降玺书褒美，赐物三百段”。
由此可见，如果皇子具备做官方面的才能，造福乡里，惠及一方。无论是上层还是基层，都不会视而不见。作为皇帝，他会下发玺书予以鼓励，赏赐物品，而老百姓则会看在眼里，并用立碑这样的实际行动表达感激之情。反观李恪，同样在地方当过官，时间还不短，却从来没有获得皇帝的褒奖，或者百姓的认可。要是他政绩突出，李世民、李治怎么可能不赏？难道还故意针对他不成？所以说，李恪治理地方的能力并不突出。
说完“文”的方面，我们再说说“武”的方面，受社会风气、家族传统的影响，初唐时期，有多位皇子爱好打猎，擅于骑射。而李恪的武才，应该就是《新唐书》说的“善骑射”，至于什么兵法谋略、行军作战，未见于记载。更有甚者，说“李恪是太宗唯一会打仗的儿子”，李恪从来没上过战场，也没有写过军事方面的著作，如何得知他最会打仗？简直匪夷所思。
综上所述，李恪的才能只有骑射这一项比较拿得出手，其他方面的能力，特别是文才，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故“有文武才”明显是过誉了。对于这样一位皇子，李世民是不是很看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李恪才能平平，而且有重大劣迹，曾触怒过李世民。据出土的李恪墓志记载，李恪在齐州刺史任上，“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宰司申切责之旨”。因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没忍住，做了些违法乱纪的事情，遭到责备。
尽管如此，李恪没有收敛的迹象，依然我行我素。不久，调任安州都督，任内“数出畋猎，颇损居人”，“坐与乳媪子博簺”。“博簺”是赌博的一种形式，所以说李恪是个问题少年，打猎的时候踩踏居民庄稼，无聊的时候与乳母的儿子赌博。赌也就赌了，保密工作还没做好，偏偏让父皇知道了。李世民闻讯大怒，罢免李恪都督一职，降安州刺史，削封户三百。之后的十二年，直到太宗皇帝驾崩，李恪一直在地方当刺史，封户始终没有恢复。综观太宗诸子，这段时间李恪的待遇，也就仅仅好于李承乾这种犯过大罪的皇子。
了解了这些情况，再看看唐太宗向长孙无忌提议立李恪为太子的对话，就会感觉非常突兀。如果李世民真的想立李恪，非常重视他，李恪的官职、封户不会长时间保持在低水平；当初立李治，因为李治与李承乾、李泰一母所生，且为人宽厚，不会对同母兄弟大开杀戒，若是换了“英果”的李恪，又怎能确保嫡子们的安全？更何况，李恪只不过是个庶子，立他于制度不符，经历过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很希望按制度办事，杜绝兄弟相残的悲剧，所以提出立李恪，只是针对李治拒绝充实东宫，就事论事，权且一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否则，他不会只跟长孙无忌商量，应该像当初立李治一样，与群臣慎重讨论了。
有人说李世民不立李恪，是因为长孙无忌代表关陇集团，在他的胁迫下，李世民不敢立，这是说不过去的。从后面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长孙无忌手中没有军权，一个没有军队支持的文官，如何胁迫得了李世民？要是有军队支持，显庆年间李治在收拾他的时候，过程岂能如此轻松，连个政变都没有发生过？再说整个贞观年间，长孙无忌一直活着，没有长孙无忌点头，李世民就不能批准决策，那李世民岂不就是个傀儡皇帝？这可能吗？明显是不可能的。
还有人说李世民之所以不立李恪，是因为他的母妃是隋炀帝之女，若唐太宗驾崩，李恪上了台，肯定会复辟隋朝，给隋炀帝翻案。这就更不切实际了，如果当初隋朝得人心，天下又怎会揭竿而起，龙椅又哪轮得到李家来坐。一个人心尽失的前朝，李恪就算真去复辟，谁会支持？再说这个理由根本没有史料依据，完全是后人的猜测或者臆想。李恪身上流淌着隋唐两朝皇室的血液，高贵的血统会不会给自己加分呢？答案同样是不会，因为在立储问题上，李世民早有打算，那就是坚决贯彻嫡长子继承制。一个皇子，能否成为太子，主要考虑两个因素：生母地位、出生顺序，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候选人是李承乾，其次是李泰、李治，李恪作为庶长子，他想成为太子，除非三个嫡子都死了，否则轮不到他。而且在长孙无忌反对他当太子时，应该也把这个原因加进去，说吴王跟前朝有关系，不应该立。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明显谁都没把两朝皇室血缘当回事，换句话说，人家根本不看重这个东西。
对于像李恪这种与皇位基本无缘的庶子们，李世民早有安排。贞观七年，任命李恪为齐州都督时，李世民曾对侍臣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派李恪这些庶子到地方当官，不是我这个当爹的狠心，而是想让他们远离京城，早点绝了夺位之心，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不要重蹈兄弟相残的覆辙。若唐太宗真的在意李恪的血统，因此对他高看一眼，哪里舍得将他外放，至少应该像对李泰、李治那样，留在身边，给予善待，尽心培养。
太子人选尘埃落定，李世民发现，在自己死后，三个人的命运恐怕不妙。哪三个人呢？就是李泰、李恪、长孙无忌，李泰险些被立为太子，又恐吓过李治，虽然自己留了话，可李治真的会放过他吗？李世民跟长孙无忌商量过立李恪，虽然没有成功，但长孙无忌已经对李恪产生了看法，新帝登基，他和李治肯定会对李恪下手；至于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大臣，与新皇帝的冲突难以避免，没有军权的长孙无忌，势必会成为失败的一方。此情此景，好比李世民是个医生，面前坐着三位病入膏肓的患者，该如何给他们开药呢？李世民是这样做的：李泰、长孙无忌，“药不能停”；而李恪，已经“放弃治疗”。
唐太宗想保李泰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特意下旨，自己驾崩后，李泰虽然是皇子，但不用来奔丧，生怕他来了就回不去了；保长孙无忌，李世民临终时嘱咐了褚遂良，让他提防小人，缓和舅舅与外甥的冲突。李恪呢？不仅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李世民还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诫。”明明白白告诉他，燕王刘旦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你要是小心谨慎，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要是图谋不轨，马上就会没命。
李恪是燕王旦，杀他的霍光又是谁呢？李世民有安排，他对褚遂良、长孙无忌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总之，李世民暗示得很清楚了，李恪已被抛弃，刽子手已经找好，李治太年轻，没有什么功劳、威望，恐人心不服，处死“谋反”的李恪，就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新帝登基后，再度起用李恪，封司空、梁州都督，不久改封安州刺史，司空是三公之一，官衔一品；另一位王爷，荆王李元景，被封为司徒。李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李元景是高祖皇帝现存的庶长子，李恪是太宗皇帝现存的庶长子，地位相对较高，给他们封官，有笼络宗室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点，叫作“捧得越高，摔得越狠”，李恪在皇族、官场的地位很高，日后以谋反的罪名杀死他，可以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无论你官职有多高，地位有多重，只要谋反，最终的下场肯定很惨，试想李恪这样的人都因谋反而死，其他人谁还敢以身试法？谁还敢藐视年轻的皇帝？
过了几年，房遗爱谋反案爆发，眼见机会来了，负责审理此案的长孙无忌果断将李恪拉入。《大唐新语》记载：“高宗即位，房遗爱等谋反，敕无忌推之。遗爱希旨引恪，冀以获免。”房遗爱之所以会举报李恪，是因为长孙无忌以及背后唐高宗的授意，可惜他被利用了，举报结束后，李治判处李恪自尽，却没有给房遗爱免死，理由是“无乃晚乎”，做的太慢了，不符合皇帝的心意。
处决完房遗爱、李恪等人后，史书还记载：“上御观德殿，陈逆人房遗爱等口马资财为五垛，引王公、诸亲、蕃客及文武九品已上射。”处决房遗爱、李恪等人后，李治带着王公贵族、文武官员来到观德殿，参观从房府、吴王府、荆王府等地查抄的“战利品”。看到这样的行为，你认为李治杀李恪等人到底是违心的还是有意的？
李恪死后，他的子女也受到牵连，李恪有一女被封为信安县主，据她的墓志记载，父亲遇害时，年仅五岁的她“桂苑幽居，陪奉献陵，多历年所”，被朝廷以守陵的名义幽禁多年。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信安县主什么时候嫁人呢？竟然是三十七年后的永昌元年，武则天统治时期。换句话说，出嫁当天，县主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年龄在古代，已经是剩女中的剩女了。
说完女儿，我们再说儿子，吴王李恪有四个儿子，都被流放岭南，长子李仁，后改名千里，武则天时才将他赦免召回，如果李治真的同情李恪，想要保他，怎么在长孙无忌倒台后，不将吴王的儿子召回长安，不让信安县主适时嫁人？若真心认为人家的父亲是冤枉的，凭什么让后代也跟着受苦？李治没有这样做，说明他心中并没有多认可李恪，当日流下的泪水，主要是出于作秀的需要。那会不会是李治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把李恪的事忘了呢？并没有，因为在案发六年后，显庆五年，李治下令追封李恪为郁林王，并为之立庙。怎么在这个时间点追封？因为长孙无忌集团刚刚被清洗了，李恪又是长孙无忌的政敌。给舅舅的政敌追封，不就可以给舅舅增加一个罪名：滥杀无辜、祸害宗室。李恪临终前，不是大骂过长孙无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吗？现在把搞死李恪的责任全部推给死去的舅舅。告诉天下百姓：当年吴王含冤而死，都是长孙无忌干的，现在朕给吴王追封，总算“沉冤昭雪”了！按理说，既然给李恪平反了，就应该顺理成章，把更无辜的子女也赦免。但李治没有这么做，不是他不能，而是压根就没有这个意愿。
看完整个过程，可以明白，李恪之死虽然是李治动的手，但这个基调在太宗时期就已经奠定。李世民反感李恪做官时的胡作非为，给的待遇低，且不重视他，明知道长孙无忌会对他下手，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活生生将李恪的死亡作为李治树威的工具。李治杀李恪，只是沿着先帝设定好的路线行事，日后将其追封，并为其立庙，没有将子孙赶尽杀绝，已经算是仁慈了。一千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品读李千里墓志，对前两句话应该不会有什么疑惑了：
王讳千里，字仁，陇西成纪人也。神尧皇帝之曾孙，高宗天皇之犹子；实长吴嗣，别封郁林。
提了神尧皇帝李渊，提了高宗李治，影响力最大、最能够给脸上贴金的太宗李世民却没有提，其中蕴含的情感，尽在不言中……
李恪死了，但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开始崭露头角，那就是武则天。要了解她，我们首先要了解唐朝的后宫，她是从后宫飞出来的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