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治准备废掉王皇后的时候，他曾经带着武昭仪去长孙无忌家做客，舅舅是托孤大臣、当朝宰相，争取到他的支持，事情就好办了。席间，又是送金银珠宝，又是给长孙家的孩子封官，给完好处，终于进入正题了：“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李治换皇后的理由是王皇后没有孩子，如果她被武则天嫁祸杀了公主，李治肯定会提出来，杀公主，这么大的罪，这么好的理由，怎么能不说呢？不正好可以堵住反对者的嘴？
次年十月，正式废黜王皇后，诏书这样写：“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罪名是想要毒死皇帝，也没有提到掐死公主的事情。若有，那是万万不会避而不谈的。有人说，这是皇家的丑事，公之于众的话，颜面尽失。可皇后、淑妃想要毒死皇帝，也是天大的丑事，诏书就没有避讳。
三十年后，李敬业在扬州举起了反武大旗，为了召集更多人造反，骆宾王写下流传千古的《讨武曌檄》，文中痛斥武则天的“禽兽行为”：“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骆大才子骂武则天乱伦，残害忠良，杀害姐姐、兄弟、丈夫、母亲，就是不提她杀女儿，说明当时社会没有这样的说法。骆宾王是当世知名雄文高手，他写檄文，就是要把武则天搞臭，越不是人越好，连杀母亲、杀高宗的话都编出来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掐死亲生女儿，要是他真的听过，肯定会写进去。
种种现象表明，公主之死很有可能不是武则天所为，也不是王皇后所为，只是单纯的夭折而已，没必要小题大做。公主虽然是金枝玉叶，有专门人员照看，但古代医疗水平不强，婴儿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甚至在一千多年后，康熙帝在位时，他好几个子女也是生下来几个月、一年多就夭折了，没有办法的事情。死后十年，小公主被追封为安定公主，谥号“思”，其丧葬所需，等同亲王级别。真是有公主命，却没有福分。
讲完了公主之死疑云，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后宫转向前朝，另一场尔虞我诈的好戏即将开始。年轻的皇帝，老成持重的托孤大臣，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
最后的正面交锋
永徽六年九月，某日退朝，李治宣旨传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李勣入内殿，仿佛有要事相商。这四位可是大唐最有实力的宰相了，新帝登基六年以来，除了褚遂良短暂被贬，基本上一直都身居相位。皇帝会说什么事呢？老江湖褚遂良嗅到了其中的意味，皇帝肯定要谈“废王立武”之事！为了托孤大臣这个集团的利益，他决定打头阵，拼个鱼死网破，说什么都不能让步：“遂良起于茅茨，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不跟皇帝争个你死我活，根本没有脸面去见先帝！
细想一下，矛盾双方都很明确对方的态度，“废王立武”一事，先前李治已经去长孙无忌家跟他商量过了，舅舅不同意。如今旧事重提，顾命大臣就会改变看法了？基本上不可能。那召开这个会议还有什么必要？双方再吵一架又有什么意思？总得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没错，还真有。这时就要把目光投向另外两位宰相了：于志宁和李勣。开这个会，李治就是想让另外两位宰相明确表态，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尤其是李勣，必须表态。李勣是李世民早已明确的托孤大臣，三大名将之一，驾崩前，唐太宗故意贬李勣为叠州刺史，好让李治提拔他，使其感恩戴德，李治照办了。身受两代皇帝大恩，李勣应该会站在皇帝一边。之前没想到用李勣，一来是皇位尚未坐稳；二来是对长孙无忌抱有幻想；三是因为李勣比较低调。现在时机成熟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会议开始后，李治惊奇地发现，只有三个人进来，唯独缺了李。原来李在殿外听到褚遂良想拼命，便称病不来。他是低调的宰相，不愿意卷入政治纷争。只有三个人，李治也没什么办法，就问长孙无忌了：“皇后没有儿子，武昭仪有儿子，现在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你看怎么样啊？”在古代，一个妻子没有为丈夫生下孩子，那是天大的过错，丈夫是可以休妻的，更何况王皇后的确出了问题。结婚多年，她一直不孕不育，武则天就为李治生了孩子，还不止一个。长孙无忌表示褚遂良是他的发言人，褚遂良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褚遂良就发话了，说皇后出身名门，又没有过错，还是先帝给您娶的，“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李治听后很不高兴，皇后怎么没有过错了？她不孕不育，就是巨大的过错。你们是先帝任命的托孤大臣，朕动不得，得顺着你们；皇后是先帝让我娶的，我也动不得。事事拿父皇压我，难道这一生，只能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双方不欢而散。
第二天又说起此事，褚遂良改口了，说换皇后也可以，但应该换个名门之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商人出身的官员，家族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太低贱了！再说她以前侍奉过先帝，天下人都知道，你身为皇帝，娶这么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后妈，以后史书怎么说呀！如果武则天只是当个昭仪，那没事，我们不管；如果要当皇后，那必须考虑门第，否则会被笑死的。褚遂良越讲越激动，一个劲地叩头，扬言道：“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笏板就是上朝时拿的板子，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是：“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干了！”李治听后勃然大怒，以辞职要挟，简直是跪着抗旨啊！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赶快派人拉出去。武昭仪坐在帘子后面，也是暴跳如雷，大喊一声：“为什么不宰了他！”见火药味十足，长孙无忌连忙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褚遂良是托孤大臣，不能用刑。
看到“急先锋”褚遂良这么拼命，与他一个阵营的韩瑗也不甘落后，他劝谏李治不要“废王立武”，声泪俱下，李治不置可否。第二天又谏，把武则天比作褒姒、妲己，红颜祸水。另一位宰相来济也是差不多的态度，李治都予以无视。长孙一派反应激烈，尤其是褚遂良，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出来了，嚣张到了一定境界，以为皇帝不敢动他。双方彻底撕破了脸。
四位宰相，两个反对，一个装聋作哑，还有一个匿不露面。李治赶紧召见李勣，既然爱卿不愿意加入群聊，那我们私聊吧，这回总得表态了。李治说：“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褚遂良是顾命大臣，他不同意，您看这件事就算了吗？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乍一看，李立场中立，但仔细一想，绝非如此。皇后是一国之母，母仪天下，人选怎么能说是家事呢？李勣让李治自己看着办，如果李治先前没有表态过，李勣这样说，确实可以划入中立派，关键是李治早就表过态了呀。有这个前提，李勣还说陛下自己看着办，就等于同意立武则天。所以说，李勣实际上是支持李治的，只是表述上不是很直白，这也正是他为官数十年，屹立不倒的智慧之一。有他的支持，宰相队伍出现了突破口，前面的许敬宗、李义府，都是小角色，分量不足，李勣是宰相，也是托孤大臣，他的三言两语促使皇帝下定最后的决心！
李治不再犹豫，可以大胆开干了。他要利用军权清洗政府高层，把不听话的宰相全部赶走，换上完全支持自己的人。
十月，下诏：“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废后的决定下达不久，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书出现了。
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正如褚遂良所言，武昭仪曾经是先帝的才人，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李治娶了自己庶母，该如何向天下解释？《立武昭仪为皇后诏》阐述了这个问题，说武媚娘是父皇赐给他的，就像汉朝的王政君一样。有一次，宣帝让皇后选五位宫女送给太子，太子刘奭就选择了王政君，宣帝驾崩后，太子继位，是为汉元帝，王政君很快被立为皇后。李治发布这样的诏书，就为自己立武昭仪增加了合理性，说明这是有先例可循的。
紧接着，次年正月，发生连锁反应，废太子李忠为梁王，立嫡长子李弘为太子。
降太子忠为梁王诏
昔泰伯高让，载昌姬宗，东海之藩，克隆汉祚。故能业传端委，胙锡龟蒙，飞茂实于前英，播清虚于远叶。皇太子忠，分景扶木，禀庆天津，早加宠树，礼绝群后。比因朝见，屡陈?挹，论嫡庶之分，辨贵贱之礼，以贵则皇后有子，以贤则不敢当仁。前后数四，情辞恳恻。义高旷古，道迈前修，宜遂雅怀，以成厥美。可封梁王，食邑二万户，持节都督梁、洋、集、璧四州诸军事梁州刺史，仍别食二千户。赐物二万段，甲第一区。梁州仍置都督府。
皇后、太子已经易主，李治接下来就要收拾这些老臣了。之前抗争最为激烈的是褚遂良，所以先拿他开刀，其实在李勣表态后不久，对褚遂良的清算已经开始了：贬为潭州都督。潭州是今天的湖南长沙，褚遂良一下子从权力中心被赶到了长江以南。一年后，韩瑗上书为褚遂良求情，希望皇帝能够放过他，被李治悍然驳回：“遂良之情，朕亦知也。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不把皇帝放眼里，朕不能饶了他。眼见皇帝不听自己的，韩瑗主动请求辞职，回归乡里。李治同样不允许，朝廷又不是你家开的，想走就走啊，偏要留着你，等时机成熟，一起收拾。
过了一段时间，刘洎的儿子上书为父亲鸣冤，当年刘洎被褚遂良陷害而死，如今褚遂良已经获罪，希望皇帝能为其平反，此事得到李义府大力支持。如果刘洎平反成功，相当于又给政敌增加了一项罪名，不是挺好的嘛。可乐彦玮一席话让李义府算盘落空：“今雪洎之罪，谓先帝用刑不当乎！”刘洎是先帝杀的，要是给刘洎平反，恐怕对先皇的名声不好。听说对父皇不利，高宗只好将此事搁置。
褚遂良的神奇谋反
贬谪仍在继续，显庆二年三月，任命潭州都督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桂州在今天的广西桂林，属于岭南地区，当时的岭南是蛮荒之地，一般只有犯人才会去，让褚遂良去桂州当官，整他的意图很明显了。事情还没完，七月，许敬宗、李义府告发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桂州都督褚遂良图谋不轨，理由是三人认定桂州乃用武之地，准备由韩瑗、来济做内应，褚遂良当外援，起兵造反。李治闻讯，立即做出处理：贬韩瑗为振州刺史，贬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得入朝；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爱州又是哪里呢？爱州在今天的越南清化一带，当时越南北部也是大唐领土。这么一来，离长安就更远了。
褚遂良都六十多了，长途跋涉，哪受得了折腾，于是上书朝廷。一来为了表忠心，说明自己没谋反；二来是为了求饶。说当年我为了拥立你，可没少出力，后来你父皇病逝，我们几个又帮你坐稳皇位，陛下都忘了吗？最后：“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李治看了以后，依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你褚遂良真是可以啊，居庙堂之高，利用资历倚老卖老，威逼皇帝；处江湖之远了，又用资历求饶，托孤大臣了不起啊！李治已经受够了。第二年，褚遂良死于爱州。
其实贬褚遂良的罪名真是莫须有，桂州离长安这么远，褚遂良又没带过兵，在那里举事怎么可能有胜算？编得也太不靠谱了，一般人都不会信。可李治就是信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昏庸？智商低？绝对不是，基本常识李治不可能不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就是他授意的，皇帝想要整这些人，许敬宗只是提供了借口而已。李治跟武则天、许敬宗、李义府有一个分工，如果是要整后宫的反对派，就由武则天找理由；如果目标是大臣中的敌对派，就由许敬宗他们负责找证据，哪怕捏造都行，反正要师出有名。李治总不能说：他自己做了调查，发现反对派有问题吧，皇帝深居皇宫，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事，骗人也得骗得像点，否则不好跟臣民解释。
李治认可了韩瑗、褚遂良等人荒谬的“谋反”，并予以处理，你永远都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五十多年前，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宰相虞庆则戡乱成功，班师回朝，路经潭州临桂镇，对地形发表过一番评论：“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大意就是此地易守难攻。没想到这十七个字竟成了谋反的证据，最终被隋文帝诛杀。虞庆则并没有真准备谋反，只是那番话恰好契合了文帝的猜忌心理，五十多年后来济等人以同样的理由被贬，都是套路啊。现在褚遂良、韩瑗、来济都被赶走了，唐高宗陆续起用杜正伦、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为宰相。杜正伦原本辅佐李承乾，因为泄露了李世民说的话，被外放谷州刺史，再贬交州刺史，太子被废后，干脆就流放了，后来尽管起用，只是在地方任职，难有出头之日；现在李治将他召回长安，杜正伦不得不拜谢天恩，紧密团结在李治周围；辛茂将史书记载得很少，后人了解得不多；任雅相原来是个武将，这回出将入相；卢承庆曾经被褚遂良整过，现在拨乱反正，委以重任。环顾诸位宰相，已经没有长孙无忌的人了，剪除完羽翼，只要等待时机，就可以对舅舅下手。
赶尽与杀绝
显庆四年四月，机会终于来临。洛阳人李奉节告发韦季方、李巢结党营私。李治接到报告，命许敬宗、辛茂将审问，许敬宗急于查案，动了刑，韦季方不堪拷打，自杀未遂。许敬宗因此上奏：长孙无忌、韦季方预谋残害忠良，大权独揽，发动叛乱；现在阴谋败露，韦季方畏罪自杀。李治听罢，故作惊讶：“怎么可能？我舅舅肯定是被小人离间了，他是皇亲国戚，怎么会谋反？”许敬宗答道：“臣始未推究，反状已露，陛下尤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言下之意是，赶快借这个机会把长孙无忌收拾了吧，省得夜长梦多。然后解释为什么要赶紧下手：“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还有：“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一来长孙无忌为相多年，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只要他还在，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二来他处境堪忧，可能狗急跳墙。
李治又担心长孙无忌谋反的理由不充分，难以让人信服，便让许敬宗再去找找。第二天，许敬宗果然带来了满意答复。他说经他调查，长孙无忌因为韩瑗、柳奭等人被贬，太子李忠被废，心里十分害怕，所以日日夜夜跟韦季方策划造反，走上了不归路。李治心里很满意这个答案，说得过去，能堵住悠悠之口，除了谋反，也没有更好的罪名能致舅舅于死地了。然后影帝李治又哭起来，流出鳄鱼的眼泪，这个哭不是哭给自己看的，也不是哭给许敬宗看的，是哭给一旁动笔的那个史官看的，毕竟是舅舅、曾经的功臣呀，要是杀了他，将来可是要上史书的，如果不表现得悲伤点、无辜点，而是很淡定，甚至笑逐颜开，后人肯定得说他冷酷无情。原话是：“阿舅果尔，我决不忍杀之，若处分与罪，后代史书道我不知和其亲戚，使至于此，天下将谓我何。”
尽管杀舅舅一事，涉及名誉问题，但这也难不倒博古通今的许敬宗，他立马搬出汉文帝杀薄昭的典故，说你看汉文帝杀了舅舅薄昭，后代不照样称他为明君嘛，所以后人的评价与你杀不杀舅舅没有必然关系，你怕啥。接着又催促李治赶紧动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听完许敬宗一席话，李治哭完了，也放心了，障碍都已扫除，终于可以付诸行动，为了这一天，他等了好几年了。李治遂下诏削夺长孙无忌官职、封户，发往黔州安置。史书中有一句“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成为后人指责李治昏庸、听信谗言的证据。其实是李治有意为之，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的党羽都被清洗了，手上又没兵，造反不就是自寻死路，说他造反就是为了清洗他，如果真的给他当面申诉的机会，李治、许敬宗一派编织的谎言很有可能被说破，多尴尬，还怎么给他定罪？
长孙无忌这个老臣终于落马，李治给这个集团的末日审判也同时来临。处理结果如下。
长孙无忌：先送往黔州安置，后派袁公瑜逼其自尽。常州刺史长孙祥与长孙无忌有书信往来，处绞刑；长孙恩流放檀州；长孙诠流放巂州，由县令奉旨杖毙。近亲流放岭南为奴，并籍没全家。
褚遂良：虽已病故，尤不能宽宥，削夺生前官爵。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于半道被杀。
韩瑗、柳奭：已经被贬多时，现除名。七月，命御史到振州、象州抓捕他们，戴枷锁押送回京，后又改为就地处决。等办案人员到达时，韩瑗已死，为了验明正身，办案人员发掘坟墓，开棺验尸。柳奭直接被杀。近亲发配岭南为奴。
来济：先贬台州刺史，后贬庭州刺史。龙朔二年，抵御突厥入侵，战死沙场。
于志宁：整个过程保持中立，没有支持哪一方。但在李治眼里，只有两类大臣，一类是明确支持他跟武皇后的，另一类是没有表态支持的。中立和反对都属于后者，所以免除于志宁宰相职务，贬为荣州刺史。麟德元年，转华州刺史，退休，七十八岁寿终正寝，结局还好。
高履行：其父高士廉是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履行当时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因为和长孙无忌关系过密，贬为洪州都督，后又转任永州刺史。
赵持满：凉州刺史，史书记载他“多力善射”，是个当将军的好料。可是在官场上，能力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特别是在站错队的时候，能力越高，威胁越强，死得越快。赵持满的从母是韩瑗正妻，舅舅是驸马都尉长孙诠，尽管他在外地，可能没有参与长安城里的政治斗争，但因为这层关系被宣判了死刑。赵持满被诏进京，下狱，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处死，暴尸于城西，迫于政治压力，亲戚都不敢收尸。
从这份清单看，李治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柳奭处罚最重，对来济、于志宁力度较轻。前面四个人，不光把他们本人“杀绝”，还把家属也“赶尽”，发往岭南为奴；对后面两人，只是贬谪，官还是可以做的。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长孙无忌是敌对派的领袖，褚遂良反抗最激烈，柳奭背叛李治，反复无常，韩瑗跟长孙无忌有亲戚关系。来济只是个从犯，没有什么特殊的，李治以前还在东宫，来济当过太子司议郎，多年来提出过一些好意见，所以不是很恨他；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来济齐名的兄弟来恒，非但没被牵连，后来还当上了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一言不发，贬谪了事，没有伤人性命。
那么这场斗争是不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火拼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认可这种观点：关陇集团在唐初已经不复存在。既然都消亡了，李治与长孙无忌的政治斗争自然与其无关。其实朝中大臣的集团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关陇、山东都是地域集团，那么应该按照籍贯划分，可是许多朝臣的籍贯很难确定，因为人是会迁徙的。比如，前几代住在陕西，最近几代又迁到了江南，你说此人到底属于关陇还是南方？更有意思的是：王皇后是山东人，李治要废了她；褚遂良、来济籍贯在南方，却积极支持长孙无忌。可见，他们的政治立场与籍贯没有太大联系，关陇集团成员的划分根本没有标准可言。
还有观点称武则天打败了关陇集团，结束了他们垄断中央政府最高权力的时代，此后，山东集团开始陆续被重用。可是考察隋朝大业末年跟随李渊起兵的功臣，以及太宗时期任命的宰相，关陇集团都不是主力。贞观年间，李世民自己任命的宰相有二十二人，其中来自山东的有十一人，关中的六人，南方的五人，山东占了半壁江山，关陇集团并没有呈现出绝对优势；任职时间最长的房玄龄、魏征也都来自山东地区。再说，李治身为皇帝，被划入关陇集团，他联合山东势力打压自己所在的集团，岂不是让君主更加孤立？于志宁属于关陇集团，为什么不帮助长孙无忌对抗皇帝，反而装聋作哑？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也属于关陇集团，长孙无忌为什么还要整自己人？因此，理解为亲政新帝与托孤老臣间的政治斗争比较稳妥。
又过了十六年后，唐高宗四十七岁，久病不愈。上元元年九月，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由长孙无忌曾孙长孙冀袭爵赵国公，准其曾祖父归葬昭陵。多年过去，李治总算宽恕舅舅了。至于褚遂良、韩瑗的子孙，都是通过李治遗诏放还本郡，换言之，只要李治还活着一天，他们的子孙就休想翻身。
神龙元年，武则天遗令：追复韩瑗、褚遂良、柳奭等人官职。唐玄宗开元元年，柳家后人柳涣担任中书舍人，他向李隆基上奏说：显庆三年，我的堂伯柳奭和褚遂良等五家一起蒙难，后“虽蒙遗制荡雪，而子孙亡没并进”。家里人都死光了，只剩下曾孙柳无忝，依然流落在岭南龚州，希望陛下能派人把他放回原籍。玄宗准奏，敕令柳奭归葬，柳无忝重新获得入仕的机会，后来官至潭州都督。
半个多世纪后，柳奭总算魂归故里，坟头草想必也很高了。随着长孙无忌等托孤大臣退出历史舞台，李治也将迎来三十多年皇帝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将站在东岳之巅，向世人宣告大唐的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