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与大唐名人的恩恩怨怨
李治与玄奘
大唐麟德年间，寿张城中有个叫张公艺的人，他们家已经九代同居，未曾分离。由于家庭和睦，远近闻名，北齐、隋、唐三朝政府都予以旌表，甚至连当朝皇帝李治都知道了。为了一探究竟，李治决定亲自到张家考察参观，学习学习。当被问及九世同居的秘诀时，张公艺二话不说，写了个大大的“忍”字，令皇帝颇为满意。千言万语，尽在一字之中，信息量真是大。同样地，要是你去问同时代的另一位名人，《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问问他：在人生的最后五年里，最最最关键的是哪个字，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藏”。麟德元年春天，一条消息从北方传来：玄奘法师圆寂了。李治听闻噩耗，表现得特别悲伤：“朕失国宝矣。”又说：“朕国内失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民间的反应更大，“京城道俗哭泣，日数百千”，老百姓都情不自禁地为法师的圆寂流下眼泪。送葬时，“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人”，百万人显然夸张了点，但人很多应该没有问题。与民间的积极踊跃相比，官方的表示却是寥寥。李治尽管神情哀伤，真正给出的待遇却不高，具体有这些：报销丧葬经费：“葬事所需并令官给。”允许僧尼吊丧：“宜听京城僧尼造幢盖送至墓所。”妥善保护经书：“玉华寺玄奘法师既亡，其翻经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书例官为抄写；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
主要是以上三条，仅此而已。相比之前去世的其他高僧，没有追赠，没有追谥，更没有一个官员参加葬礼。如果唐高宗真的很认可玄奘，前面提到的荣誉应该一项不少，而且李显也应该去参加葬礼，因为他是玄奘的弟子，至少是名义上的。九年前，显庆元年十一月，武皇后即将临盆。之前皇后已经生下了三个孩子，其中长子李弘、长女安定公主明确是其亲生，次子李贤是不是还有争议。至少经历过两次，但这一回似乎有些不妙，因为担心难产，帝后二人寄希望于玄奘，希望得到佛祖保佑。这可是增强佛教影响力的大好机会，玄奘开出了条件：“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顾听出家。”就是说可以保佑皇后顺利生产，但如果生的是皇子，希望能让他出家，李治当即允诺，毕竟人命关天。
数日后，皇后果然诞下龙子，李治认为是玄奘发挥了作用，高兴之余，同意李显名义上出家，“号为佛光王”。可在他圆寂后，别说李显这个皇室成员了，就连个官员都没来。死后的落寞与归国前十年的荣耀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虽然明知如此，但后来玄奘的弟子在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还得加上一句：“故于亡后重叠降恩，求之古人无比此也。”他们不敢对李治抱怨什么，只能默默“拥护”朝廷的决定。
玄奘作为一个出家人、得道高僧，又是有“海归”背景的专家学者，取经归来后，曾经得到唐太宗的优待与支持，李世民甚至两次请求玄奘还俗，帮他分忧朝政，最后都被婉言谢绝。李治当时还是皇太子，他曾经为玄奘写过《述圣记》，等到贞观二十二年，纪念母亲文德皇后的慈恩寺落成，便以玄奘为上座。迎接佛像入寺当天，李治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往，礼仪非常庄重。在说明建造慈恩寺的原委时，李治想到亡故的长孙皇后，不禁痛哭流涕，场面十分感人。既然对玄奘如此礼遇，为什么玄奘死后却是这番态度？究其原因，是玄奘和一群人关系太好，触犯了李治的忌讳。以下是过去的一些片段：
贞观十九年（645）洛阳仪鸾殿
玄奘与李世民平生第一次见面，“面基”之后，相见恨晚。一番交谈完毕，李世民力挺玄奘，点赞道：“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师您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古代名僧。听了皇帝表扬，长孙无忌颇感认同，附和道：“诚如圣旨。臣尝读《三十国春秋》，见叙安事，实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时佛法来近，经、论未多，虽有钻研，盖其条叶，非如法师躬窥净域，讨众妙之源，究泥洹之迹者矣。”长孙大人紧跟皇帝脚步，实力推崇玄奘，表达了对玄奘法师的高度认可。
贞观二十二年（648）
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奏有言：“臣闻佛教冲玄，天人莫测……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飞光昱日，泽沾遐界，化溢中区，拥护五乘，建立三宝，故得法师，当叔叶而秀质，间千载而挺生……臣等亿劫希逢，不胜幸甚。”
瞧瞧人家这马屁拍的，长孙无忌、褚遂良对唐太宗说：佛教的道理都很高深，一般人都难以理解。就在人们困惑、苦思冥想的时候，圣明的陛下出现了，正因为有您的领导，才能得到玄奘法师这样的高僧，为我们求取真经，答疑解惑。能够跟您生活在一个时代，真是我们三生有幸呀。李世民心里喜洋洋的，忙说不敢当不敢当，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也是大伙的功劳：“此是法师大悲愿力，又公等宿福所逢，非朕独所致也。”
永徽三年（652）三月
玄奘为安置从天竺带回的佛经、舍利、佛像，奏请朝廷建造佛塔，李治准奏，宝塔落成后，就是长安城有名的大雁塔。塔南有两块碑，碑文内容都是出自实力派人物，分别为李世民的《三藏圣教序》与李治的《述圣记》，而提笔书丹的，正是顾命大臣之一的褚遂良。
永徽五年（654）五月
尚药奉御吕才著书立说，攻击玄奘及其弟子，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持续达半年之久。此事给予玄奘很大压力，他的弟子慧立明确师父的处境后，致书宰相于志宁，渴望得到帮助。于志宁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决定出手相助，在他的影响下，吕才收敛了很多，不敢再大肆渲染。直到后来与玄奘辩论失败，事情方彻底结束。
唐太宗晚年身体不好，自知阳寿将尽；佛教又很强调因果报应，故颇为笃信。玄奘的归国正好迎合了唐太宗的需要，因此常常被请入宫廷当面求教。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派看中了这点，经常在一定场合力挺玄奘，一来是表达对法师的敬佩之情，二来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只要在李世民驾崩前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自己未来辅政大臣的位置就稳了。跟这些达官显贵走得近，玄奘倒也喜闻乐见，中国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教权，要扩大佛教的影响力，世俗权力便是可以借助的对象。要知道李唐皇室出于统治的需要，往往更加推崇道教。跟长孙无忌等人来往过多，在回国前十年倒是好事，可在后十年就相反了，随着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李治决定剪除国舅一党，而玄奘，理所当然地被划入顾命大臣一边。从李治下定决心清洗老臣们那一刻开始，就没有停止对玄奘的监视、打压。显庆元年，李治移驾东都，特意命玄奘同往，居住于宫中。名义上是优待法师，实际上形同软禁，玄奘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只好在屋内翻译佛经。可就连这件事，也很难做好，因为只准随行“翻译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人手不够，效率难以保证。更难受的是，医疗条件也满足不了，有一次玄奘在积翠宫生了病，没有医生救治，甚至还要私自出宫就医，李治闻讯后安排太医救治，心里却很不高兴。
玄奘的高声望也是唐高宗忌惮他的原因之一。显庆年间，玄奘曾经得到皇帝的允许，回到家乡探望亲朋好友。这趟返乡之旅喜忧参半：喜的是他找到了多年未见的姐姐，姐姐嫁给了一户姓张的人家，许久未见，感慨颇多；忧的是给父母扫墓时，发现坟茔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为了报答父母，玄奘上表请求为二老改葬，并希望皇帝能够多给点资助，李治准奏。
改葬父母一事不胫而走，惊动了周边地区，“时洛下道俗赴者万余人”，有上万人特意跑过来，只为一睹大师的风范，玄奘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记得在十几年前，玄奘刚刚回长安时，也是人头攒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有关部门害怕人流量过大，发生踩踏事故，特意要求老百姓在原地烧香礼拜，不得移动。一个与反对派走得很近的人，声望还这么高，这么得人心，李治岂能无动于衷？
自永徽六年以来，随着上层政治血案频发，关系较好的重臣贬的贬，死的死，玄奘的心越来越累。当初萧何被刘邦猜忌，就有人劝他去强买田地、收受财物，把名声搞臭，萧何听从了。等到刘邦回来，看到百姓拦路告状，丞相民怨沸腾，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呀，看吧！丞相就这点追求，放心了。可玄奘不能，他无权无势，还得坚守佛门戒律，不能乱来。为了让李治放心，玄奘主动要求前往少林寺，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他就想好好翻译佛经，结果被李治悍然驳回，并要求他：“勿复陈请”，以后都不要再提这个要求了！想走，没门！此时正是清洗顾命大臣的关键时刻，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玄奘请入少林显然是犯了忌讳的，李治所要的，就是把所有与反对派有关的人牢牢握在手心里，不留下一点产生祸患的可能性。玄奘收到回复后，意识到铸成了大错，“不敢更言”入少林一事，连忙上表坚决服从朝廷安排。尽管碰了钉子，但玄奘并没有放弃避祸的想法。直到显庆四年十月，一个凄凉的冬日，玄奘法师终于成行了：求往玉华寺翻译佛经，李治准奏。玉华寺原为行宫，是唐太宗避暑、疗养的地方，永徽元年废为佛寺，位于今天陕西省铜川市。既然是皇家营造，寺内建筑自然不会差，缺点是地势高，位置偏僻。地势高意味着不适合一年四季居住，海拔越高，温度越低，夏天凉爽，冬日寒冷。这样的环境尤其不适合玄奘，玄奘西行时，翻越的高山雪岭太多，患上了冷病，一直无法痊愈，随着年老，身体越来越差，疾病折磨得越来越严重。跑到玉华寺这么冬冷夏凉的地方，是不利于养病的。位置偏僻则意味着交通不便，服务设施差，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医生难以及时赶到。生活质量低下，肯定比不上京城，但没有办法，形势所迫。也许你要问了，之前唐高宗不同意玄奘入少林寺，怎么现在去玉华寺就批准了呢？因为在三个月前，长孙无忌本人已经被逼死在黔州；至于褚遂良，两年前就已贬死于爱州。曾经帮过玄奘的于志宁，也因在“废王立武”时保持中立而被贬。看看朋友圈里的好友，基本被赶尽杀绝。玄奘一个僧人，掀不起什么大浪，没必要一定在京城，此番“识相”，主动要求去偏僻的玉华宫，身边又有卫士“保卫”，僧侣也换成了朝廷的人，应该相当放心。
玄奘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为了能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迫切希望有个清静的环境翻译佛经，玉华寺虽然条件欠佳，但政治形势已经由不得他挑三拣四了。在翻译《般若》前，玄奘曾经对弟子说：“然《般若》部大，京师多务，又人命无常，恐难得了。”世事无常，京城是非之地，不宜再留。故玄奘此番北行，名为译经，实有避祸之意，好比蜀汉末年姜维屯田沓中一般。四年后《般若》翻译成功，玄奘还对弟子说：“向在京师，诸缘牵乱，岂有了时。”隐晦地说出长安城里纷乱的政治形势，要不是来了玉华宫，少了许多尔虞我诈、党派纷争，不知道哪年才能把经书翻译出来呢！
《般若》梵文本有二十多万颂，翻译起来“压力山大”。刚开始，弟子们请求退而求其次，删节局部内容，玄奘同意了。可在半夜时分，怪异的事情出现了，玄奘经常做噩梦，时而梦到有人在翻越万仞高崖，时而又梦到与野兽搏斗，每次梦醒时分，玄奘都吓得汗流浃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玄奘思索再三，认为此事必有蹊跷，肯定与翻译佛经有关，看来呀，还得老老实实翻译完整版的《般若》。于是将此决定向众僧讲明，请大家多多谅解。没想到做出改变后，还真能奏效，等玄奘再次做梦时，剧情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只见梦中诸佛菩萨眉间放光，神采照人，心情特别舒畅。因此，玄奘坚定了之前的想法。虽然干得热火朝天，但有一点要注意，就是繁重的工作让玄奘身心俱疲，他隐隐约约感觉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一天，他突然对僧人托付起了后事：“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
“一言不合”就说后事，众僧都很惊讶，一边拭泪一边说：“和尚气力尚可，尊颜不殊于旧，何因忽出此言？”感觉法师气色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呀，怎么突然就说自己要圆寂了呢？玄奘回答道：“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你们不懂。转眼就到了麟德元年，正月八日，有一个来自高昌的弟子，法号玄觉，慌慌张张找到师傅，说自己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吓死了：“见有一浮图端严高大，忽然崩倒。”玄奘听后并不吃惊，安慰道：“非汝身事，此是吾灭谢之征。”大意是别害怕，与你无关，这是我即将死亡的征兆呀。到九日晚，玄奘不小心在屋后绊倒，破了些皮，之后身体越发不好，病情加重，卧病在床。摔倒应该不是主因，考虑到玄奘已经频频预感时日不多，当是体内顽疾发作所致。二月五日后半夜，慈恩寺僧人明慧在佛堂诵经，他抬头时，发现有白虹四道从北向南横亘，到慈恩寺方止，皎洁分明。天象预示着什么呢？突然，他联想到如来涅槃时，有白虹十二道从西方直贯太微，明慧大胆猜测，难道是玉华寺的玄奘法师要出事？天亮后，他向众僧说起此事，大家都很纳闷，直到玄奘死讯传来，人们都佩服他的预感。
朝廷方面并非没有作为，玄奘发病后，检校翻经使人许玄备上奏朝廷：“法师因损足得病。”唐高宗看到奏疏，派医生前往救治，因为玉华寺离长安有一段距离，又比较偏僻，等医生赶到时，玄奘已经圆寂。要是在长安，不说能救回玄奘的生命，至少能及时治疗。
后人如果想了解法师的生平事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该书系玄奘弟子慧立撰写、彦悰补作。但在慧立生前，他根本不敢把这本书公之于众，只是藏之于地穴，直到圆寂前，方命弟子将初稿取出。其中的原因，是书中内容涉及很多宫廷政治、皇室秘闻，较为敏感。再联系玄奘晚年的艰难处境，实在是不方便将书稿公布，否则会有政治风险。
李治与亲妹妹新城公主
“生居苏杭，死葬北邙”，这是许多古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一千三百多年前，初唐时期的中国人，最想安葬的地方应该是九嵕山。贞观十年，李世民发布《九嵕山卜陵诏》，其中有言：“佐命功臣，义深舟楫……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如有薨亡，变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九嵕山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是唐太宗昭陵所在地。有资格陪葬皇陵的，主要是功臣、与李家关系密切的亲戚以及德行功劳显著者。
既然是功臣宿将、皇亲国戚的墓地，自然不允许老百姓随便涉足，就连动了一草一木都要被严惩。仪凤元年，大理寺奏右威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请将其除名；李治接到消息，认为除名太轻，特命斩首！狄仁杰一看，怎么能严打呢？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呀，否则规章制度还有谁去遵守？引用张释之的典故，坚持劝谏，“固执不已”，经过一段时间，李治方醒悟过来，免其一死，改流放岭南。砍一棵柏树，还不是有意的，处罚尚且如此严厉，要是被抓到发掘昭陵，千刀万剐估计都不够吧。官府不想让人们知道皇陵的情况，越是隐瞒，老百姓的好奇心反而越强。在神秘的昭陵陪葬墓中，究竟埋藏着哪些秘密呢？
昭陵陪葬墓大约有二百座，主要分布在陵山前的丘陵坡地上，一般来说，墓址离唐太宗本人的玄宫越近，生前的地位往往越高，至于随葬品，那当然更加更丰富了。在距离昭陵陵山一点五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被当地村民称之为“八抬轿墓”的墓葬，此墓封土呈覆斗形，有石虎、石人、石羊护卫，墓碑在封土南约四十米处，已经断成两截，这是谁的墓呢？仔细一看，上面没有任何字迹，仅在碑身侧面隐约可见线刻花纹。这不是无字碑，它原本是有字的，只是经历千年，文字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经考古调查，墓道口距离地表零点二至零点三米，走进去以后，感觉墙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咦？这是什么？好像东西两侧墙壁上画着青龙、白虎？这就对了，青龙是东方之神，白虎是西方之神，把它们画在这里，既有标识方向的作用，也有护佑墓主人出行的意思，为什么画的是青龙白虎，不是朱雀玄武呢？看看墓道走向便一清二楚了，如果陪葬墓是东西走向，那么墓道口的北壁、南壁上自然就会出现玄武、朱雀了。
顺着墓道往下走，先看到墙上绘有朱红大门，门朝北开，大门南部站有两个持剑门吏，他们穿着黑靴，拄剑，应该是看门的，因为壁画有残缺，无法看出身上完整的衣着，似乎是长袍。出了大门，又看到好多人物，他们个个浓眉大眼，长须髯，红唇，身穿圆领淡绿、浅褐或白色紧袖长袍，腰束黑带，脚蹬黑靴，腰斜挎剑，围绕在马匹、轿子、牛车旁边。这是还原墓主人生前出行的场景，在他或她活着的时候，就坐着轿子或者牛车，同时接受前后仪仗的保护。在一般人心目中，好像古代的达官显贵出门都是坐轿子，然而，在初唐时期，牛车是士人普遍的交通工具，至于轿子，则是年老有病的重臣方有资格使用，所以级别相对较低的大臣墓中，只能见到牛车图，却看不到轿子图。比如李的儿子李震，生前仅官至梓州刺史，要不是有个好爸爸，还没资格陪葬昭陵。因为官阶不高，他的墓中只有牛车图。
离入口越来越远的墓道尽头有一个过洞，洞口上方画着阙楼，因为年代久远，壁画大部分已经脱落，在洞口东侧壁画上，一位宫女立于卷帘栏杆中，面东而坐，头梳单髻；西侧残存壁画则绘有窗棂、卷帘，通过洞口，就可以看到天井。唐人事死如生，在他们看来，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死去，只是永远地睡着了，整座墓葬就是死者的阴宅，既然是住宅，当然就得有大门、有天井、有厅堂了。现代人大都住楼房，许多人不知道天井是什么了，其实天井就是房与房围成的露天空地，一个墓葬，天井越多，意味着房子越多，墓主人生前的地位越高、待遇越好。长乐公主墓有五个天井，李勣墓少一点，四个，天井数量能够反映出等级差别。
在第一个天井的两壁，好像画着兵器，只见两壁上各有红色戟架，隐隐约约放置有六根黑色戟杆，杆子上部，还有彩色飘带迎风飘扬。门列棨戟被唐人视为地位高贵的象征，属三品以上专享福利。初唐时路过某个大户人家，如果看到门口摆了戟，不用多说，那绝对是有权势的。例如《旧唐书·张俭传》云：“俭兄弟三院，门皆立戟，时人荣之，号为‘三戟张家’。”张氏兄弟三人混得不错，门前都立了戟，人们干脆给他们家取了个绰号：“三戟张家”，认为是很荣耀的事情。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也提到了戟：“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高官出行也用戟来做引导的仪仗。当然，门前有没有戟是一回事，有几根戟又是另一回事，一般昭陵的墓葬都是十二根戟，这座墓也是如此。
剩下的天井、过洞同样绘有壁画，主要以执物侍女为主，这些女子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为墓主人的亡魂服务。有的手持方盒，那是装首饰用的；有的拿团扇，随时供死者赏玩；还有侍女拿着卷轴，可能墓主生前爱好阅读，有成为学霸的远大理想。进入甬道前，还可以看到一群侍女在烛光的掩映下，拿着果盘、胡瓶、敞口盆等物件，她们在做什么呢？她们在伺候主人就寝呢，按照墓主生前习惯，他/她要在睡前洗漱、吃果品、更衣，走完这些程序，再进入甜美的梦乡。如今主人去世了，甬道后面停放棺材的墓室，便相当于生前就寝的房间。
通过之前的壁画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身份高贵，而且很有可能是女性，因为壁画上以侍女为主，反映宫廷贵妇的生活。像薛仁贵曾经的上级郑仁泰，他墓葬的壁画就有很多武士图，毕竟人家生前是武将。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墓志铭能够做出权威的回答，志文共三十五行，满行三十五字，楷书，虽然志石表面有损毁现象，但通读残存文字，依然可以判断出墓主人的信息……
“公主讳字，陇西狄道人。高祖太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之女，皇帝之□母妹”，原来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之”和“母”中间残缺一字，应该是“同”字，因为后文中有“以永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改封新城长公主，增邑三千户”字样，据《新唐书》记载，新城公主确实是唐高宗李治的亲妹妹，李世民最小的女儿，与李治同父同母。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新城公主”并非最初封号，从贞观十六年到永徽三年，她的封号是衡山公主。贞观七年，公主在皇宫降生，这一年李世民三十四岁，大唐帝国蒸蒸日上。生于帝王家，公主确实过着富足的生活，不论是出行还是饮食，都有一大帮人伺候，这从之前的壁画也可以看出。可随着年龄增长，不幸的事情很快便发生了，三岁那年，长孙皇后病逝，看着哥哥李治痛哭失声，三岁的她还太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十岁那年，父皇带着她奔赴魏宅，看望病重的宰相魏征，为了安抚魏大人，李世民当场指婚，宣布公主成年时，将嫁给魏家长子，并对魏征说：“公强视新妇。”魏征病得很重，无法下床谢恩。不出意外的话，五年之后，公主就要和一个叫魏叔玉的男人相伴一生了，不知道她有没有过思想准备，毕竟当时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特别是在皇家，政治色彩非常浓厚。
结果说变卦就变卦，几个月后，由于魏征有结党嫌疑，李世民突然宣布取消婚约，此举对魏家影响很大，因为没能娶到公主，“顾其家渐衰矣”。又过了六年，公主十六岁，确确实实到了出嫁年龄，李世民再次做主，决定把女儿嫁给长孙无忌从父长孙操的儿子长孙诠，亲上加亲。平心而论，这段婚姻的政治色彩也很鲜明，贞观二十三年时，李世民的风疾越发严重，活不了多久了；而太子李治的辅政大臣，正是长孙无忌，把女儿嫁入长孙家有笼络的意思，向外人展现李家、长孙家的亲密关系。
婚姻是终身大事，自然要选良辰吉日，正准备办喜事，意外又发生了，贞观二十三四月，李世民驾崩于翠微宫，国丧期间，举国同悲，在这个时间点结婚显然说不过去，既然事已至此，那只好推迟了。翌年，永徽元年正月，有关部门建议公主驸马当年秋天成婚，但于志宁不同意，他觉得应该“俟三年丧毕成昏”。为表孝道，李治最终同意了于志宁的意见，先为父皇守孝三年。
二十岁，人生美好的年华，公主与长孙诠总算成婚了，婚后二人琴瑟和谐、夫妻恩爱，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此时的长孙家深受朝廷器重，可谓春风得意、炙手可热。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正如杜甫所写：“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李治与元老重臣的矛盾日益激化，双方从暗斗变成了明斗，围绕着“废王立武”，两方最终摊牌，在政治斗争中，长孙无忌失败了。驸马长孙诠身份特殊，与宰相韩瑗、长孙无忌关系密切，自然会受到冲击。显庆四年五月，整人的决定下达了，长孙诠因涉嫌与长孙无忌“谋反”，被贬往穷山恶水的巂州，处分下达后，李治仍不收手，他要做的，是把核心政敌赶尽杀绝。等长孙诠到达巂州，县令二话不说，将其乱棍打死。
丈夫在政治斗争中被迫害，公主是什么态度呢？墓志上说：“虽外遵大义，不登叛人之党；而内怀专一，无亏字□之□。”表面上跟着哥哥走，心里却站在丈夫一边，政治倾向与长孙家一致。“兰泽靡加，尘弥□□之镜。”所以在丈夫死后，公主受到沉重打击，连梳妆都没有心情了，镜子上布满了灰尘。
李治亲手毁了妹妹的幸福，但也无可奈何，谁让你生在权力高于一切的帝王家呢。为了让小妹的生活重归正轨，李治又安排了一门亲事，公主的第二任丈夫，是奉冕大夫韦正矩。不知是爱屋及乌，还是为了补偿小妹，在很短的时间里，新驸马连续升官，速度堪比火箭，要是放现在，可以写本《韦正矩升职记》了。然而，新城公主并不买账，她与长孙诠关系很好，内心对韦正矩是排斥的。夫妻关系闹得很僵，坊间甚至有驸马对公主无礼的传言。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公主患了病，身体大不如前，“而汉浦销光，无复仙娥之影；洛川沉步，空余神女之词”。龙朔三年二月，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公主突然病发身亡，年仅三十岁。李治闻讯，忧伤过度。本来就对妹妹有愧疚之情，难以接受噩耗，忧伤之余，迁怒于驸马，下令司法机关严查，在审讯过程中，韦正矩百口莫辩，难以自明，最终被处死，酿成了冤案。韦正矩的官职都是靠公主获得的，皇帝又这么在乎公主，借他一颗脑袋，他也不敢杀人，但是为了平息李治失去妹妹的无名迁怒和愧疚，也只能借他脑袋一用了。为了表达哀思，李治“废朝不举，有越常伦，往饰终，用超恒制”，特意提高丧葬规格，以皇后之礼安葬了妹妹。
墓志读完，唏嘘不已，公主虽生于皇家，享一世荣华，却有两段悲剧的婚姻，一个糟糕的结局，人生在三十岁戛然而止，真心不长。记得冰心曾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经足够了。”若新城公主泉下有知，恐怕会倾向于前者。过了甬道，便是墓葬的尽头——墓室了。墓室的石棺床上清理出若干腐朽棺木和棺钉，木棺早就被破坏了，形制不明。仰视顶部，有一幅天象图，从东北角至西南角，有一条宽三十厘米的白带，象征着银河。东侧檐椽上方有黑褐色的太阳，里面有一只三足乌；至于月亮，则在西北处。绘这么一幅图是在告诉人们：李家的皇权、墓主的亡魂，必能与天地同辉。
然而千年后，当人们再来审视这幅天象图，感受到的却是满满的讽刺。说好的与日月同辉呢？怎么才一千多年（甚至更短）就坚持不住了？是呀，靠封建专制维系的特权怎么可能与日月同辉？权力丧失的那一天，就是任人宰割的时刻。
李治与程咬金
在李治权力交接的斗争中，一位武将的调离也是唐高宗的关键手笔，他就是人们熟悉的程咬金。那么史实中，程咬金是个什么样的人？李治为什么要调走他？他的结局究竟如何呢？
中国章回小说中的程咬金是下面这种形象的：双眉剔竖，两目晶莹。疙瘩脸横生怪肉，邋遢嘴露出獠牙。腮边卷结淡红颜，耳边蓬松长短发。粗豪气质，浑如生铁团成；狡悍身材，却似顽铜铸就。真个一条刚直汉，须知不是等闲人。
程咬金在大唐这出历史大戏中出场时，地位非常卑微。比如，在《说唐》中，作者交代，他的父亲叫程有德，早逝；母亲程太太，“与人做些生活，苦守着”，明确告诉你，他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没有任何背景。程咬金本人，虽然跟秦叔宝一起读过书，但只是个学渣，一个字都不认得。长大以后也不学好，跟着几个无赖一起贩卖私盐，因为动不动跟人打架，大家都怕他，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程老虎”。按照法律规定，卖私盐是犯法的，程咬金免不了和官府发生冲突，很快，祸从天降，在一场冲突中，打死了巡盐捕快。
官府获悉消息，差人捉拿，为了不连累兄弟，程咬金主动跑到衙门自首。主审官敬他是条汉子，没让他立即偿命，一直拖着。没过多久，转机来临了，杨广登基，大赦天下，程咬金顺利出狱。出来后，母亲向他诉苦：“说也可怜，自从你入牢之后，做娘的指头上做来，每日只吃三顿粥。”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为保险起见，程太太建议儿子做个良民：“我有一条旧布裙子，你拿去当几十个铜钱吧。不要贩私盐，买些竹子回来，待我做几个柴扒，拿去卖卖，也可将就度日。”“吃三顿粥”“将就度日”，从这些字眼可以看出，程家生活的困难，糊口艰辛。程咬金敢于直言，和欺压百姓的官府作对，并揭露专制统治者的虚伪面孔。比如，他和尤俊达做生意，光天化日之下，劫靠山王杨林进贡皇帝的一十六万两饷银，要是一般人，哪里敢做这样的事情。后来罗成被万箭穿心，程咬金吐槽道：“你太平时节，将我们打发回家，自耕自种，反乱之际，又来寻我们，今日不管你唐家事了。”这句话读起来感觉没什么文化，但话糙理不糙，战火纷飞，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朝廷把你当回事，千方百计地请你，等天下平定了，便赶你走人，真是“有情有义”。所以程咬金虽然做的都是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但老百姓依然喜欢他，因为在当时的现实中，官民是严重对立的，在强权面前，百姓想反抗，但又不敢反抗，程咬金的所作所为，正好反映了人们的心声，既然做不到，臆想下总可以吧。
程咬金还是员福将，运气特别好。《说唐》第二十七回，众好汉入城，正在帅府摆筵席，突然听到震天响声，原来是教军场演武厅后震开一个大地穴。大家看了，不知里面有什么，就想派个人一探究竟。抓阄后，程咬金极不情愿地下去了，没想到竟然获得了杏黄龙袍、碧玉带、无忧履，还有一个宝匣，匣中有一张纸，上面写着：“程咬金举义聚兵，为三年混世魔王，扰乱天下。”四十六回，程咬金被徐茂公赶出军营，重新落草，本是件忧伤的事情，孰料在打劫时，意外截获了尉迟恭押运的粮草，如此一来，他不光能够重回唐营，还立了大功；五十五回，军师李靖命令程咬金取盖世雄首级，可程咬金不知对方下落，又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打不过对手，于是跑到土地庙中休息，万万没想到，盖世雄也跑到土地庙睡觉，鼾声如雷，把躲在神厨底下的程咬金吵醒了，就这样，程咬金擒住了睡梦中的盖世雄……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程咬金形象，但如果看了两唐书，以及昭陵留存的墓志、墓碑，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史实与小说差距极大，看完后，心目中的程咬金形象被彻底颠覆了。
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人物，他先名咬金，后改名知节，根据出土的墓志，还有他的墓碑来看，程咬金非但不是底层庶民出身，相反，他生于世家大族、官宦人家。他的曾祖程兴，北齐兖州司马；祖父程哲，北齐晋州司马，虽然只是中层官员、地方官，不是什么宰相级别的显贵，但在任职的州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程娄，济州大中正，稍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程咬金的父亲，就是他们州的中正，能担任中正这样官职的人，一般都出身于当地的世家大族，寒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除了从祖辈的官职进行判断，我们还可以通过程咬金擅长的武器进行分析，程将军用什么武器呢？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是板斧，在小说中，全名叫“八卦宣花斧”，重六十四斤，系尤俊达所赠，但在史实中，程咬金用的是马槊，《新唐书》说他“善马槊”，这马槊有什么门道吗？还真有。在古代，打造一根马槊需要经过复杂的工序，耗时三年，成功率仅为四成，可以说是费时、费力、费钱，绝非底层武将有机会使用，程咬金可以娴熟地使用马槊，家境自然差不了。建安末年，曹操南征，“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手中拿的就是槊，真是贵族兵器，人生赢家。
在史料中，程咬金的出身跟小说截然不同，作者把他写成一个卖私盐的、卖柴扒的，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因为看小说、听评书的，主要是贩夫走卒、劳苦大众，如果照实写，说他出身于世家大族，从小衣食无忧，读者就会想了：“官后代”的世界我们不懂。要是把程咬金也写成底层百姓，早年丧父，母亲守寡，手上没什么文凭，为了混口饭吃天天跟官府玩捉迷藏，读者便会发现：原来当朝国公，曾经也过着和我们一样的苦日子呀。改编过后，不知不觉，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使人物形象更容易被接受。而且，从底层的贫贱到上层的富贵，契合了老百姓想要飞黄腾达的梦想，尽管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真的只是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程咬金的正妻又是谁呢？是不是裴翠云？当然不是了。那是谁呢？估计说出来，你听都没听说过。据墓志记载，程咬金先后有两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孙氏，小程知节大约十岁，父亲是个县令，“降年不永，先归厚夜”。贞观二年，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一岁。第二任妻子出身于名门望族——清河崔氏，“贞淑之姿，婉顺之德，作嫔君子，琴瑟斯和”。夫妻二人关系良好，显庆三年十二月病故，享年六十七岁，根据卒年推算，她只比程咬金小三四岁。至于程咬金和她们是怎么认识的，秀过多少次恩爱，有多少妾，因为资料有限，我们无从知晓。
隋炀帝统治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面对动荡的局势，程咬金利用掌握的资源，“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他最初率领的部下只有几百人，目的仅是捍卫家园，保证自己亲人、财产安全。生逢乱世，自幼习武，骁勇善战，时代给了程咬金超越父祖的机会，“公慨然长愤，有切瞻乌；鸠集雄豪，思树名绩”。他第一个投靠的是李密，李密对程咬金还是很器重的，把自己一部分最精锐的部队交给他指挥。与王世充交战时，程咬金统领内马军，和李密一起驻扎在北邙山上，单雄信统率外马军。王世充袭击单雄信部，李密派程咬金、裴行俨支援。战场上，裴将军一马当先，被流箭射中坠马，程咬金见状，连杀数人，带着裴行俨撤退，敌军紧追不舍，用槊刺伤程咬金，咬金回过头，竟然把对方的槊活生生折断，力气大得惊人。李密败亡后，程咬金效力于王世充，同样，王世充很善待他，“接遇甚厚”，但程咬金很有眼光，看出王世充不是明主，他对秦叔宝说：
“王世充这个人，器度浅狭，又非常迷信，哪里是能够平定天下的君主呢？”在唐军攻打洛阳的战役中，程咬金和秦叔宝等人投奔大唐，王世充知道他们的武功，没有派人追赶。李世民听说程咬金向来骁勇，引入幕府，任命他为左三统军，在平定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的过程中，作战勇敢，“每陈先登”，因功封宿国公。
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李建成决定剪除秦王羽翼，下诏外放程咬金为康州刺史，如果计划成功，顺利将李世民手下猛将悉数调走，秦王府的实力必然大大削弱。随着形势日益严峻，程咬金向李世民表忠心，并催促他赶紧发动政变：“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李世民以为然，事成之后，给予程咬金重赏：“赏绢六千匹、骏马二匹、并金装鞍辔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
进入贞观年间，除了平定铁山獠的叛乱外，程咬金基本上没有再出征过。他在地方、中央都担任过职务，在地方，曾任泸州刺史、幽州刺史，在中央，当过右武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为了笼络功臣，李世民赐程咬金实封七百户，“令子孙代代承袭”，封其第二子程处亮为东阿县公，迎娶清河公主，程李两家实现了政治联姻。在这里顺便提一句：程咬金的儿子，处默、处亮、处弼、处嗣、处寸，都是“处”字辈的，继承他爵位的是长子程处默，并没有什么程铁牛，那只是小说虚构的人物。而且贞观十一年，程咬金由宿国公改封卢国公，不是鲁国公，可能因为读音相近，所以产生了错误。
贞观后期，君臣二人皆垂垂老矣，可李世民对程咬金越发信任，“其后，追授左屯卫大将军，于北门检校屯兵”，任命程咬金为左屯卫大将军，掌管北门外的屯营兵。对于玄武门的防守，李世民看得很重，毕竟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让出身秦王府的程咬金负责，充分体现了对老将军的认可。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崩于翠微宫，皇帝死在首都之外的行宫，太子也不在京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长孙无忌和李治商量后，决定秘不发丧，等太子先回到长安城，再发布李世民的死讯，在这个过程中，率领飞骑士兵护送太子回城的将领，正是程咬金。新帝继位，人心不稳，年过六旬的程老将军又在左延明门外宿卫百日，震慑有非分之想的人。
时间静静流逝，程将军越发苍老，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永徽末显庆初，随着与长孙无忌等人冲突越来越激烈，李治已经下定决心铲除他们，但想要拿下这帮仕宦多载的元老重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成功，必须确保军方的绝对支持，在朝堂上，军方代表人物李勣站在皇帝一边，说“废王立武”是皇帝家事，不应干涉，这样的表态非常好；但程咬金呢？他掌握了玄武门的屯营，如果这位老将不愿意合作，甚至倒向了长孙无忌一边，必将给这场政治斗争增添许多不确定性。想到这里，二十多岁的皇帝感受到了压力，他现在要做的，是把程咬金撤换掉，而且是越快越好，时间长了，夜长梦多，万一局势又发生了转变呢？可问题是：程咬金有资历，有能力，是先帝信任的老臣，平时没有什么过错，虽然一把年纪了，身体又特好，实在是找不到撤换他的理由，如之奈何？突然，一个边关的情报传来，李治眼前一亮。
显庆二年，程咬金突然接到诏书，朝廷决定任命他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这时，程将军已经六十八岁，年近古稀之年，在当时，这个年龄绝对是高寿，而且在此之前，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程咬金没有上过战场。久疏战阵，年龄又偏大，怎么还让他这样的老将出马？军中条件不比京城，要是有个闪失，也不好收场呀。李治的想法是派他出征，迫使其离开京城，如此一来，自然无法掌握玄武门的屯营。既然是皇帝的旨意，程咬金不能抗旨，领军出征。八月，大军与葛逻禄、处月两部落在榆慕谷交战，唐军“大破之，斩首千余级”，与此同时，副总管周智度也在咽城取胜，斩首三万级。等到十二月，进军至鹰娑川，和敌军四万骑兵相遇，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兵横冲直撞，追奔二十里，西突厥大败，缴获的军马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眼看战役就要大获全胜，身为行军总管，程咬金不仅可以凯旋，还能获得封赏，回京之后，就要回到玄武门的工作岗位了。但李治铲除长孙集团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这该怎么办？就在唐军准备乘胜追击，消灭敌人时，副大总管王文度对程咬金说：“今兹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当结方阵，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之策也。”劝程咬金坚守，不要再主动出击。随后，王文度又假传圣旨，说皇帝认为程咬金恃勇轻敌，不能再统率全军，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王文度。因为唐军只知固守，不能速战速决，士兵们疲惫不堪，马多瘦死。
苏定方见情况不对，认为此事必有蹊跷。他对程咬金说：“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遣军副专其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非表以闻。”苏将军的意见是先把王文度抓起来，再派人回去核实，查明皇帝到底有没有下过这道诏书。从军事的角度看，苏定方的想法明显是正确的，唐军确实需要出击，不应该采用王文度的策略；但程咬金拒绝听从苏定方的建议，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事不仅仅要从军事角度考虑，更要站在政治角度，王文度这个副手，就是李治安插的。你要真派人回去核实，把皇帝的计谋戳破，以后还能安享晚年吗？
班师后，朝廷追究责任，做出如下处理：王文度矫诏，按律当死，特除名；程咬金逗留多日，未及时追杀敌军，减死免官，没过多久，起用为岐州刺史。程咬金见自己被贬，又一把年纪了，岐州刺史有什么好当的，主动要求退休，李治准奏。王文度假传圣旨，贻误战机，致使大军蒙受损失，竟然没被斩首。是呀，他完成了皇帝交代的任务，为程咬金顺利制造罪名，拉其下马，李治谢他都来不及，又怎么好意思过河拆桥呢？五年后，苏定方平定百济，王文度以左卫中郎将的身份出任熊津都督，没错，李治没有让他赋闲太久，再次委以重任。至于程咬金，只能在家安享晚年，聊度残生。
麟德二年，程咬金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朝廷追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赐绢布一千匹、米粟一千石，陪葬昭陵，仪仗鼓吹，送至墓所往还，“丧葬所须，随由官备，仍务从优厚”。
程老将军生涯最后一战，是其晚年落寞的开始，也是苏定方辉煌的开端，自平定颉利以来，苏定方闲置二十余年，此战过后，李治多次派他出征，“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赏赐珍宝，不可胜计”，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经历同一场战役，同为老将，两人一上一下，令人唏嘘。
